黄灿然:余光中诗作音乐性差 强求押韵致硬伤凤凰文化讯(魏冰心上海报道) 12月5日,主题为“诗歌的音乐与诗人的感受”的讲座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没有对谈嘉宾和主持人助阵,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戴着一顶棕色毛线帽子上台,打开事先准备好的pdf课件,通过朗诵具体诗作,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对诗歌中“技术”和音乐感受力的认识。下着雨的上海晚上较往常寒冷,满满一屋子的读者热情不减。
技术不同于技艺,它包含感受力、原创力、萌动和信任感
讲座一开始,黄灿然引用谢默斯-希尼的一段话表明自己对诗歌鉴赏的态度:“我认为,技术是不同于技艺的。技艺是你可以从其他诗歌那里学到的。技艺是制作的技能。它可以在《爱尔兰时报》或《新政治家》的比赛中获胜。它可以施展而不指涉感觉或自己。
我愿意把技术定义为不仅包含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格律、节奏和文字肌理的把握,还包含定义他对生命的态度,他对他自己现实的态度,它包含发现摆脱他正常认知约束并袭击那不可言说之物的途径。”
在黄灿然看来,谢默斯-希尼所说的“技术”可被细化为以下四种标准:感受力(sensibility)、原创力(originality)、萌动和信任感。随后他列举了几首诗来阐明这几项标准,他笑称这些当晚所选的诗歌算是诗歌中的“中产阶级”,即具有很好的、能让大部分人觉得舒服和喜欢的品味,但这品味未必是最稀缺和最高级的。
第一首是诗人吕德安的《父亲和我》。黄灿然先请读者看诗的最后一小节,“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示意/父亲和我都怀有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他指出如果单看这一小节无法判断其是否是一首好诗,需要从前面的词句来建立我们对诗人的信任感。“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明喻,能让小小地建立信任感,但这信任感并不牢靠,因为“时光”是被用得很滥的词,这个明喻可能是诗人偶然写出,也可能是真的具备这种生活体验才写下。接着向下滑动鼠标,黄灿然找到了他认为的全诗精华所在,“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极具画面感的描写能让读者在心中构建出肩头一高一低的想象,似乎还带着向前走的动感,此时算是完全建立了对整首诗的信任感。
诗人沃伦的作品《白昼的方式》被黄灿然用来说明诗歌中的感受力、原创力和萌动,其中最能体现诗人高度的是“我听见沼地的枭鹰整夜呼唤,而远处汽车的前灯扫过房间。”诗人王寅的《花卉的时间》和诗人沃尔科特的《“飞翔”号纵帆船》也是这方面的佳例。
光中的《雨声说些什么》是音乐性差的样本
在阐述诗歌中的音乐感受性时,黄灿然称诗人余光中的作品《雨声说些什么》是音乐性的差样本。排比的单调地运用以及纯粹为了押韵而使用的“湃湃”“江海”等词被视作是诗中的硬伤。与之对比,诗人多多的《居民》则创造了“意料不到的音乐”。黄灿然指出,《居民》中的排比是变换的,而“他们划桨,地球就停转/他们不划,他们不划/我们就没有醒来的可能”一句中的“他们不划,他们不划”则可以制造出意象与音乐性完全相反的出色境界。
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卡西斯的日出》是既能体现诗歌技术和音乐性的作品,在黄灿然看来,整首诗从最初的沉闷过渡到明亮,随后有着触电一样荡漾的基调,十分精彩。
作为一个在翻译的同时也写诗的人,黄灿然还拿出一首冗长而混乱的投稿作品《搬家》作为例子讲述写作过程中应当如何完成删减,即保留诗歌中最锐利、最难以割舍、最能体现生命经验的部分,删去从其他诗人那里学来的、作为工具随意堆放的部分。
在读者提问环节,黄灿然坦言相比诗歌创作,翻译更考验一个人的文学知识水平,为了翻译一本著作,他常常要看20-30本相关的研究资料,相信在场的人里面他应当是使用Google进行搜索最多的人。![](http://y2.ifengimg.com/a/2015/0708/icon_log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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