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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楼
发表于 2012-3-2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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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以及他的作品
(2012-01-27 1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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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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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7年,韩寒之前说我生于1958年,那是他把她妈妈的年龄记成我了。小学中学都在村里念的,中学当时只有四年,叫做中一中二中三中四,没分初高中。读好四年中学后就在村里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拼命复习,但理科外语都不懂,只得报考文科类的,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好像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1978年初入学。进校后,在学生名单上看到了好几个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作者,感觉以后要在这里和这么些同学一起度过几年的学习生涯很荣幸的。但事实上正经的课都没上过一节,第一个星期只是开会学习劳动之类,还有新生身体复查。结果是GPT100多一点,肝功能不正常(当时指标40以下算正常),于是就住进了师大后门那儿的肝炎隔离病房。住进去后检查的范围更大,还查出是澳抗阳性(就是现在的大三阳小三阳之类),被定性为乙型肝炎。以后每隔一些时间查一次,一直没有全部正常。最后10个月后,好像是1978年12月份,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同时抽了三份血样,分送华山医院等三家医院检验,三份结果完全不同,一份正常,二份不正常。于是,被认为还没痊愈,就被退学。因为大家都谈肝色变,我在病房里也很识相,不出去接触人,所以还没来得及认识一个同学就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乡亭新公社(乡和镇的叫法是后来的事)。
因为多少算考取过大学了,所以回来就到了亭新公社的文化站工作。当时的文化站和现在的文体中心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就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所做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为公社机关服务,比如开会拍照,并自己冲印贴在公社门口的画廊里,布置会场等等。文化站里的上级业务指导对口单位是县文化馆和县文化局。 县里每年对各公社(乡镇)有业务考核指标,比如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等等。为了应付这些考核,或者说是工作吧,各个公社乡镇就得组织人员进行创作。组织者自己当然也得写。这个时期,硬着头皮学写故事、表演唱、小散文等等。金山有故事创作演讲的传统,县里也经常组织培训等。后来就陆陆续续的写了些故事及散文等东西。发表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上海的故事会、故事大王及外省市的一些故事刊报刊上。因为我到文化站后就开始学写些小东西,但又感到自己的名字太过普通,就取了个笔名叫韩寒,当时韩寒还没有出生,但实际上没怎么用到,只在一二个小豆腐块上用了一下,后来觉得舍不得,而且本来发表东西又比较少,所以就决定把这个笔名作为我未来的儿子或者女儿的名字。所以1982年儿子出生后就叫韩寒了。
韩寒出生那年国家又开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因为受英语和理科的影响,也只能选择了文科,当时还是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专业的考试。自考每年考两次,每次最多可以报考4门课,大专在10门课左右,但还好工作时间比较空和自由,所以看书的时间比较多,晚上也是差不多全部时间花在读教材背题目上,当时也还不会打麻将,也没其他娱乐活动,电视机也只一个黑白14英寸金星吧。我每次报的4门课一般都能通过2门,分数大都是60分多一点那种,只够及格,最高也只考过70几分吧。所以考了两年半,就完成了华东师大中文专业专科10门课程的学分,拿到了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专科考过后,本科阶段还要考近10门课,觉得一些课太难了,像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等等,所以后来就不考下去了(但韩寒多次在采访里把我说成是本科,因为他对这些专科本科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概念)。但说实话,这种考试真的只为考试而考试,所学10门课在工作中根本用不到的,考过后也很快就忘掉了。
但这个文凭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后来1985年文化站转体制时派到了用场,成为我转成事业单位编制的一个有利条件,户口又迁出农村到城镇,户口在当时的中国决定着好多东西。后来直到1994年底,当时时兴办区县报,金山也要办一份金山周报。当时文化局的一位领导调到县委宣传部筹办这份报纸,他觉得我去做这个工作也合适,就把我调了过去。当时的金山报4、5个采编人员,采编合一。甚至划版样、校对都是自己负责,一周一期。期间也还评了个编辑还是记者的中级职称。我一直没有入党,因为我没想过要进官场混,也自知没能力在官场混。在金山报时后来要提一个副主编,部领导决定民选,大家无记名投票,我被大家暗算。后任的宣传部长对我说,可惜你不是党员,是党员的话一切都好办。甚至还想有意“培养”我入党。我一笑置之。再后来我觉得我没义务付出那么多去负那个责任,就辞去了副主编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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