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怕死吗? ——鲁迅晚年书信读后(二) 吴志翔 陈丹青说鲁迅怕死,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他很容易紧张,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躲进租界。他也极谨慎,一般不跟陌生人随便见面,尤其不轻易邀请人到家里。多在内山书店见面。书信里也注意不泄露家庭住址。对某个人见过几次,觉得其可靠,才会有直接来往。在那些糟糕的岁月里他不得不有所提防。1927年初清党之际,他人在广州,有谣言说他去武汉了,他本来是早就决定离开广州的,但因了这样的谣言,他就呆在广州丝毫没动。因为他认为,一旦他离开广州,则可能被杀掉,只要死在广州以外的地方,借口或罪名都是现成的。他把那段时间死守在广州的状态称为“斗鸡”,两只鸡互相死盯着,却一动不动,相持了一段时间,鲁迅说趁他们一个不留神,人已经到上海了。他提起这段经历还略微有些得意于自己逃命的策略。 鲁迅“怕死”,一点不假。汪精卫、陶成章、秋瑾、蒋介石、陈其美这批人都是搞过暗杀的,甚至连素有长者风范的蔡元培有一段时间也极力主张暗杀,还谋划制造炸药之类。但鲁迅没有进入过真刀真枪的实战状态。曾经受命回国刺杀某满清大员,临时动摇,退却了。 所以鲁迅深知自己身上那种知识分子思想太多的毛病,他也几乎很少把改变社会现实的希望寄托在文人身上。知识分子,写写字是可以的,也经常会在嘴上嚷一些英雄主义的话,但真要自己上战场却不容易。他之所以跟瞿秋白、冯雪峰这些人亲近,大概就因为他们都是提着脑袋在工作,比他本人要勇敢。 其实鲁迅见过朋辈、学生辈的死太多了。用他写给台静农信里的话说:“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 他对于统治者早已没有一点信任。他向来不主张游行示威,认为那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但也只是觉得没有用而已,他没想到政府真的会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所以他说,虽然他内心早已很阴暗,虽然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但还是没有想到,人心之恶会是那样触目。他的确“心里受伤,永不痊愈”。他愤怒到无话可说。 李大钊是他的朋友,清党之前被绞杀了,鲁迅并无什么慷慨激昂的文字,只是默默地为他编了《守常文集》,写了个简短的纯粹技术性的前言。瞿秋白是他的朋友,离开上海后被枪决了,鲁迅并无什么慷慨激昂的文字,只是默默地为他编了《海上述林》上下卷,上卷出版于其生前,下卷生前编定,但出版于鲁迅去世以后。有人主张在序言里写点什么,鲁迅坚决反对,还是不着一字,只有一个技术性、非人格化的前言。刘和珍、柔石等人被杀,鲁迅并无什么慷慨激昂的文字,但是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些沉痛的名篇,还有那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的朋友杨杏佛被杀,鲁迅并无什么慷慨激昂的文字,也没有出席杨被杀后的集会(蔡元培宋庆龄等自由大同盟成员都出席了),但是他参加了杨杏佛的出殡,并且出门时未带家里钥匙,以示其赴死之决心,他也写下了那首“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怕死”。但他是珍视生命的。尤其做不到像有的将军那样,能够安然地驱使别人去牺牲。对他来说,有些青年读了他的文字以后,神经变得敏感了,投身于革命,结果却被杀,这种情形都让他极度受不了,会强烈自责也参与了酿制“醉虾”的过程。如他自己所说,清党以后他整整一年没写什么东西。他被吓坏了:“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310204) 鲁迅“怕死”。但他又是漠视生命的。信里写道:“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1933年在写给台静农的信里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在文章里,谈到“死”的话题,是毫无忌讳的,如“这回的病大概不会马上死掉”之类。而他去世前几个月有过一两次很沉重的病,几乎送命,中间有些日子差不多人事不省了。有几封信是许广平代笔的。但只要能动笔,他就会亲自写信。有封信里说:“为了疲乏和受寒,骤然气喘,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他却还在只有三言两语的信里谈书稿事:“校对还是由我自己办。每篇的题目,恐怕还是用长体字好看。”稍好以后又在信里说“其间几乎要死”、“今年两次大病,不死者幸耳”这些话。 去世前不久,鲁迅一直在筹划到乡下或日本就医疗养的事情,但一者脱不开身,二者其间事情也麻烦(如日语翻译、看护之类,因为他身体虚弱,全家到日本的话如需要他翻译,就不是疗养而是耗命了),三者后来病势转沉重,迁移对他身体有害无益。所以虽然他在信里不断地流露出“要离开上海”、“要到乡下(日本)去”这种意思,在去世前两天(10月17日)还在信中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但他终于没有成行。 鲁迅文章和信里都提到过,当美国医生诊治其病,发现病状凶险,如果同样的病发在欧美人身上五年前就死掉了。听到这个结果,他说有“爱我者为之下泪”,那个女人其实就是史沫特莱。最后几个月,鲁迅对生死的态度确实很淡然,有点像在谈某株植物长势如何。有时候觉得不会马上死,有时候觉得好不了多久。他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仍有种活下去、也工作下去的生命意志。他写过没有任何欲望的状态,从濒死状态中恢复过来后要许广平打开电灯“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几十年间“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写东西时坐在一个圆凳上伏案,如果靠在躲椅上说话或看书报,就算是休息了,重病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不工作的闲散“也是生活”。读到他最后日子里写下的《死》、《这也是生活……》诸篇,读到他去世前五个月致曹靖华信里的话:“这回医好以后,我可真要玩玩了。”不免心下怆然。 (10月27日晚于办公室)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4302792[/lastedittime]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