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38，《北斗星村》、《瓦西里柯的故事》、《友伴》
　　
　　穆萨托夫：《北斗星村》
　　
　　穆萨托夫的代表作《北斗星村》发表于1948年，1949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通常都会介绍到中国来，而获奖名单中比较少见的少儿题材作品一般会成为追捧的对象。《北斗星村》也不例外，几年内至少出了三个完整的中译本（《小北斗村》，张毕来译，光明书局，1951；《斯托沙里农庄》，西夷译，中华书局，1954），一时成了五十年代深受少年读者欢迎的热门读物之一。这部作品描写几个性格各异的集体农庄少年的生活，他们怎么度过战争和战后的艰苦时期，他们如何帮助大人生产劳动培育优质小麦，如何在老师和长辈的教育下，德智体全面健康成长，小说也写了他们的游戏和友情，描绘了大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这些苏联农村少年的心灵就像北斗星那样璀璨夺目，苏联少年的生活就像布满星星的天空那样美丽动人。
　　
　　《北斗星村》发表后，作者收到了很多小读者的来信，纷纷要求告诉他们北斗星村集体农庄在哪里，他们要去访问北斗星村，看望那几个可爱的孩子：珊卡、玛莎、费吉亚……这大概是对作者艺术成就的最高奖赏了。作者穆萨托夫是苏联非常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成人，当过乡村教师、新闻记者，他的作品大多以熟悉的乡村生活和集体农庄为背景，代表作除了《北斗星村》外，还有《大地春回》（又名《伟大的春天》，鲁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描写1929年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少年儿童同坏分子斗争的故事。《山上屋》（滕砥平、蒋芝英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描写一所农村中学八年级同学组织丰产队深入集体农庄从事科研生产的故事。此外，当年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小说《山岗上的篝火》署名穆萨托夫（与恰奇柯合著），是不是同一个穆萨托夫尚待确认。
　　
　　董谦柯：《瓦西里柯的故事》
　　
　　苏联文学有一个长期处于边缘的流派，很多人称之为浪漫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普里什文、亚力山大.格林、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卡维林、伊凡诺夫这些谢拉皮翁兄弟大多也属于这一派。他们的作品关注大自然、艺术、历史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擅长描写爱情、幻想、冒险、神秘，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这些特征注定使他们远离主流，得不到当权者的欢心。喜欢他们的人固然很多，效仿的人却很少，因此当我在董谦柯的小说《瓦西里柯的故事》中发现那非常熟悉的浪漫主义流派风格时，自然欣喜不已。
　　
　　《瓦西里柯的故事》讲述八岁的集体农庄小男孩瓦西里柯和他来自城里的朋友伊果尔，两个小朋友如何帮助建设水电站的大人、如何做好事保护集体农庄的安全，如何在美丽的大自然里嬉戏玩耍，情节很简单，主题也很主流，值得一说的是作者散文诗一般的文笔－－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俯拾皆是，衬托着苏联儿童的天真可爱和微妙的心理活动，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整篇小说娓娓道来，轻松幽默，简直就是一篇绝佳的抒情散文，很有浪漫派前辈的风采。作者奥列斯.董谦柯（1902～1954）是乌克兰人，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资历很老但作品不甚出名。这一部《瓦西里柯的故事》不知如何被长江文艺看中出版，让我们领略了苏联文学界的深不可测――真正的高手往往在官方搭起的文坛以外。而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沙里淘金的滋味也是很美妙的。
　　
　　卡赫斯：《友伴》
　　
　　《友伴》讲述爱沙尼亚加入苏联前夜，一群刚刚升入中学的来自不同的阶级少年的学校生活，他们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当局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少年和资产阶级少年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小小的列强环饲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剧变之前稀奇古怪的社会面貌，此外还描写了在爱沙尼亚这个独立的国家里，地下联共（布）党员的活动，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爱沙尼亚无产阶级人民热切要求加入苏联大家庭的赤子之心。如果回到五六十年代，站在当年小读者的角度，《友伴》还是很好看的，故事写得精彩，跟苏联其它地区的小说相比颇有不大一样的异国情调。书中描写的那些爱沙尼亚的左翼阶层很有意思，他们热烈的向往苏联，热烈的赞美斯大林，渴望投入斯大林的怀抱，比如地下党领导“陌生人”和舅舅的谈话非常有趣：“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什么幻想，而是完完全全的现实。要到这个现实的环境里，总共不过200公里的路程。”“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国，我们并不孤单……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支柱……莫斯科……斯大林……” ，等等。
　　
　　早年我看苏联的书籍、电影，关于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历史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即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是自愿亡国、欢欣鼓舞地加入苏联的，后来了解到事实似乎不一定如此。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两个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小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940年夏初，希特勒在西线动手连连获胜，苏联则在东线出击，试图构筑一条未来防御或者进攻德国的战线。在经过一连串准备活动后，苏军于1940年6月15～17日开进三国，推翻了当地国家政权并建立了亲苏政权。一个多月后，三国光荣地“加入”了苏联。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三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持什么态度？是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者？还是像两年前的捷克民众那样冷漠地看着入侵者的坦克？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雪茫攻防战》，描写一群爱沙尼亚青年学生在一战后独立时期参与抗击布尔什维克红军的故事，虽然只是一种视角和观点，但也足以颠覆早年留下的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与苏共亲如一家的刻板印象。回过头再审视《友伴》的真实性，恐怕就不只一个问号了。
　　
　　（《北斗星村》，芳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瓦西里柯的故事》，子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友伴》，苏学铭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
　　

何毓玲

深有同感！我们这一代是看着苏联电影、读着苏联小说、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我们对苏联的向往是根深蒂固的。
我家先生由此自学俄语，考上俄语文学专业，到苏联留学4年。
我带女儿去莫斯科探亲，专门去了第聂伯河、涅瓦河、波罗的海等地。至今我每个星期天还去景山公园外国歌合唱团唱苏联歌曲，莫斯科电视台还来录制节目在苏联播放过。

老木匠

　　39，若干文革前出版的少儿小说
　　
　　《初恋》（阿塔洛夫著，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56），高中学生恋爱的故事，描写几个少男少女纯洁高尚的爱情和友情，以及战后苏联青少年的生活实况，还写了学校当局、教师、家长对于学生恋爱不同的态度。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中学生的爱情都不在鼓励的范围内，因此这类小说比较少见。
　　
　　《畏友》（日阿里科夫著，洪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讲述几个顿巴斯地区孩子的经历，从十月革命前一直写到到内战时期，以少年的视角反映那个戏剧性的嗜血年代。关于那几年的历史，我们长期以来可以看到的大多是一面之辞，另一方的说辞很少看到。到如今时过境迁，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比如邓尼金的回忆录――就算印出来，读者也不会很多了。
　　
　　《到远方去》（卡乌罗夫著，吴一之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1905年革命后的肃杀时期，两个哥萨克孩子不畏艰险到远方去寻找被沙皇流放的革命者父母并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作者卡乌洛夫是老红军、上校工程师，这部出自业余作家的童年回忆录不事雕琢，很有真情实感。
　　
　　《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叶迈契斯著，礼长林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又是一部以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为背景的作品，以几个海参崴少年的经历讲述革命消息传到远东地区后当地的反应，以及外国干涉军队的入侵，他们参与游击队进行的艰难的抗敌斗争，其中还穿插描写了两个中国人的活动，和伊凡诺夫的《铁甲车》相映成趣。
　　
　　《古堡》（别里雅耶夫著，屠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青少年在革命岁月里的成长经历（从1905年革命到1922 年内战结束）是很多苏联作家钟爱的题材，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雾海孤帆》（卡达耶夫）、《学校》（盖达尔）以及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堡》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几个乌克兰无产阶级少年在十月革命以及内战时期的生活，主题、背景、故事内容与《钢铁》的前半部很类似，好看程度不相上下，名气则远远不及。《古堡》三部曲的第二部《凶宅》（屠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第三部《滨海城》（未见中译本）讲述这几位少年长大以后在建设年代的故事。
　　
　　《白特迷尔的金碗》（杜吉涅兹著，王汶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描写吉尔吉斯共和国集体农庄少年的幸福生活，他们积极参加建设集体农庄的创造性劳动，在劳动中培养兴趣、获取快乐、健康成长。此外还写了美丽如画的天山景色。天山脚下的吉尔吉斯草原蕴育了不少天才作家，比如著名的艾特玛托夫。
　　
　　《阿尔泰的故事》（伏隆柯娃著，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讲述边远的阿尔泰地区一群少先队员的学校和课余生活，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努力学习，立志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笔调轻松活泼，寓意深刻，很有诗情画意。
　　
　　《是，这样坚持下去！》（谢亮庚著，王梦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卫国战争期间，海军的后代维佳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维佳所在的扫海艇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从伏尔加河上的海军舰艇上观察战斗进程相当别致，有身临其境之感。
　　
　　《他们有祖国》（萨姆桑诺夫著，山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描写卫国战争期间被法西斯掳往德国做苦工的苏联青少年的故事，他们在德国集中营、法西斯地主庄园服苦役的悲惨生活和抗争，他们在法西斯匪徒以及随后而来的美帝国主义的折磨下，依然心向祖国，保持了苏联人的荣誉和品格。这一类题材也是不多见的。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们》（扎雷契娜雅著，董其昌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一部国际主义题材的作品，描写二战机器一群法国的少年－－伊娃娜和她的伙伴们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的故事，战后又加入到反对法国当局殖民主义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行列中。苏联儿童文学中这类国际题材的作品还有不少，价值如何就见仁见智了。比方说苏联官方一向声称要保卫世界和平，在文学史书上还有专门章节论述苏联作家为和平而斗争的作品，但战后不久即策动朝鲜内战，还把中国拖下水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不知他们标榜的“和平”二字从何说起。
　　
　　《西玛怎样变成一个好孩子》（达尔塔可夫斯基著，黄瑶英译，正风出版社，1956），一本很不错的少先队小说，叙述一个娇生惯养的西玛怎么从一个不听话、调皮捣蛋、撒谎成性的小女孩转变成好孩子，这本书把苏联少先队员的学校和课余生活写得丰满动人，洋溢着健康明朗的童真风味。
　　
　　《游击队员廖尼亚》（柯罗尔柯夫著，高长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描写卫国战争期间敌后游击队小侦察员廖尼亚的非凡事迹。卫国战争期间涌现出很多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并在战争年代打击法西斯表现杰出的少年英雄，战后出了不少描写他们事迹的文学作品，比如前面说到的《小儿子的街》、《萨沙.契卡林》等。比较而言，这些作品似乎比我国的类似作品要有趣一些。
　　
　　《源泉》（戴慈著，路绍楹译，光明书局，1954），描写莫斯科少年丰富多彩而又充满艺术和科学气质和趣味的日常生活，在苦闷的年代读这类书籍很容易“中毒”，而这类描写苏联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作品一直是我偏爱的类型，当年对苏联的向往只是基于纸面的美好想象，至今也不清楚苏联时期这些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他们的真实生活到底什么样。
　　
　　《一个女教师的笔记》（维格多诺娃著，徐克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在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优秀作品出自优秀教师之手，如前面提到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一个女教师的笔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好书，讲述作者作为一个青年教师的工作实践，她如何在教学中和学生们建立亲切友好平等的感情，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如何建设优秀的班级。这类从真实的教育第一线结晶出来的作品不论对少年儿童还是中小学教师来说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小说看也很有意思。
　　

老木匠

《初恋》倒正好是在中学的时候看的，大家偷偷的传阅，感觉很神秘。

《他们有祖国》有过电影的，小学的时候看过，整个故事比较沉闷，宣传的意味太大。

老木匠

　　40，《伏尔加河上》、《一年级小学生》、《沙沙日记 夏令营日记》
　　　　
　　普里列查叶伐：《伏尔加河上》
　　　　
　　普里列查叶伐，通译作普里列扎耶娃。1903年出生，教师出身的作家，在大学受过文学和教育学专业训练，做过15年教师。3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题材多与她熟悉的青少年生活有关。在苏联儿童文学史论著中，她的描写青少年学校生活的中篇小说《同志们和你在一起》(杨寿均译，作家书屋，1953)受到高度评价：“从头到尾都在培养读者极有价值的同志情谊、对学校的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美国的保卫者－－在美国的旗帜下作战的黑人士兵却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过活），以及对伟大苏维埃祖国的自豪感（苏维埃国家已在世界上肯定了这样一条法律：‘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教导读者不要追求便宜的荣誉，教导他们了‘消除人们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私 有者的感情、狭隘的利己主义，这部小说还讽刺了生活行为上的无原则性”（《苏联儿童文学》，格列奇什尼科娃著，张翠英、丁酉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伏尔加河上》发表于1953年，是普里列扎耶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继续深化了《同志们和你在一起》的主题，讲述一个散漫无章、无组织无纪律无秩序的七年级班级怎样在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努力下转变成为一个优秀模范的班级，写了杰出的教师、优秀的学生，以及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家庭、城市生活、工厂、有灵感的创造劳动的人们、故乡秀丽的风景、美丽的大河伏尔加”，广泛探索了苏联青少年的心理活动和性格成长，苏联教育模式的优越性也渲染得恰到好处。对我国少年读者来说，可以从中观摩苏联青少年激动的、活泼的、乐观的、创造性的集体主义校园生活。
　　　　
　　普里列扎耶娃还有一部《玛莎的青春》（白琳、周爱琦译，光明书局，1955）也写得很不错，讲述一个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在卫国战争期间的学习、工作和感情生活，很有布尔乔亚言情味道。在普里列扎耶娃创作生涯的后期，主要成果是一系列关于列宁生平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后出了若干中译本，主要有《列宁的一生》（彭卓吾译，北京出版社，1986））、《列宁的故事》（胡曙中、孙梅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不平凡的一年》（彭卓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列宁的一生》（陆永昌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
　　　　
　　施瓦尔茨：《一年级小学生》
　　　　
　　很多五十年代的小朋友们大概都还记得这本可爱之极的小书，记得封面上那个瞪着大眼睛神气十足的小女孩马鲁霞，丁玲同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前言，热烈地向小朋友、教师和家长介绍这部让她“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极有趣味”的好书。顾名思义，《一年级小学生》讲述刚刚上学的小女孩马鲁霞一年的生活，她的进步、快乐和烦恼，许许多多生动好玩的事情，描写儿童心理细致入微，生动感人，此外还刻划了热心教育工作的苏联教师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光辉形象。丁玲同志这样总结《一年级小学生》的内容：“这本书告诉我们，苏联孩子们怎样正确地过集体生活，怎样爱人，这样听奶奶妈妈的话，怎样有礼貌，怎样帮助同学，怎样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它启发我们的小学生怎样用思想，去思索一切所碰到的事。……启发人们对生活有更可爱的理想，而又以美好的理想来使自己生活得更愉快些。”
　　　　
　　其实严格而论，《一年级小学生》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只是叙述方式和小说别无二致，读起来跟小说一样；它的篇幅不长，可一口气读完，像盛夏的冰棍那样凉爽宜人。作者施瓦尔茨生于1896年，1958年去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23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一位经历过沙俄时代的老资格作家，从薄薄的一册《一年级小学生》可以看出此老的艺术功力相当了得，而此老兼擅小说和戏剧创作，剧本似乎更胜一筹，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以下这些：《两兄弟》（王石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雪女王》（任溶溶译，青年出版社，1952）、《我们的工厂》（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两颗枫树》（叶小铿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奥列克辛：《沙沙日记 夏令营日记》
　　　　
　　奥列克辛，通译作阿列克辛；《沙沙日记 夏令营日记》又译作《三十一天 沙沙日记》（邱陵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一本超级可爱的作品，描写苏联少年儿童、少先队员的夏令营生活，以日记体记载少先队员沙沙从1946年7月15日到8月14日一个月的经历，从驶往夏令营的火车上结识新朋友开始，到驶回莫斯科的火车上开夏令营总结会议结束。如果说我在前文多次说到“苏联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这本《沙沙日记》所描写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生活确实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幸福”。
　　　　
　　关于苏联人民的休闲生活，邱陵先生在《译者的话》中这样介绍：“苏联的工人、职员和儿童，都有享受斯大林宪法第一一九条所规定的休息权。每逢夏季，他们有的到苏联南部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大人住休养所，儿童进夏令营。夏季休养机构的设备非常完善，经常有体育和娱乐活动。这是苏联的人民和儿童在幸福生活中最愉快的一个时期。夏季休养机构，都是最好的建筑物，有的是从前的贵 族、地主、资本 家的寓邸别墅，有的是新建的新式房屋。生活在里边，简直是生活在真正的极乐世界中！”苏联儿童的夏令营生活是怎么过得呢？五十年代初出过一本《苏联少年先锋队夏令营》的专著（雅洪托娃编，郭一民、高长荣译，青年出版社，1952），详尽论述了夏令营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去夏令营之前的准备工作、夏令营的设备、夏令营生活的组织、政治教育工作、文化和群众工作、体育、观察大自然、行军生活、少年技术家、劳动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等等，充满魅力的营火晚会、林中宿营、狂欢节、歌舞剧演出等等活动，让我这个童年时代从来不知夏令营为何物的人大有白活的感觉。
　　　　
　　在《苏联少年先锋队夏令营》里，还有一份供各年级同学假期阅读的书目，其中我听说过或者读过的书只占三分之一。书中另一份供苏联儿童假期观看的电影目录，绝大部分闻所未闻。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五十年代的苏联小说可以看到，而绝大部分苏联电影再也看不到了，当年可以看到而且翻来覆去反映的苏联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寥寥几部而已，这也是我当年由衷羡慕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的原因之一。
　　　　
　　《三十一天 沙沙日记》的作者阿列克辛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生于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学系，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从五十年代至今，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除了《三十一天 沙沙日记》之外，还有一部《中队齐步前进》（邱陵、叶冬心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也深受当年小读者的欢迎。文革后他的作品一直在出，从八十年代的《前天与后天－－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蒋望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七楼广播电台》（王昌茂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鼓手的秘密信号》（昌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两个同学的通信》（昌茂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冒名顶替》（王志冲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小谢瓦奇遇记》（吴泽林译，北京出版社，1987）到最近几年的《可怕事件》（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4）、《我的哥哥吹黑管》（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3），版本众多，篇目多有重复，
　　　　
　　阿列克辛的作品轻松幽默，故事性强，尤其擅长写冒险小说，塑造机智勇敢的苏联少年形象，非常好看。《三十一天 沙沙日记》是他的早期作品，还不算老到，以致引起苏中学界中人的批评：“恶劣性格不痛不痒地轻易就改正过来，夸口的变成了谦逊的，放荡不羁的变成了守规矩的，一切误会冲突也同样轻易地就解决了，错误也同样轻易地改正，破裂的关系很容易就恢复过来。”“作品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没有生活，或者生活贫乏，才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臆想，而用概念来写作，以致写成公式化、一般化的作品。原来生动复杂的生活，给简单化了，这不是很明白吗？”（《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陈伯吹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这些批评或许不无道理，但无关痛痒。对我而言，在这部作品里可以了解苏联少年儿童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夏令营生活，在那个蒙昧的年代里可以神往一番社会主义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足够了，知足了。
　　　　
　　(《伏尔加河上》，左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一年级小学生》，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沙沙日记 夏令营日记》，邱陵译，上海新亚书店，1952）

老木匠

　41，《小家伙》、《小星星》、《永远在一起》
　　
　　李克斯坦诺夫：《小家伙》
　　
　　战争爆发后，在德军的闪击攻势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工业企业从危险地区撤退出来，最初三个月撤退了大约1360个大型企业。由于适龄的青壮年大多参军去了前线，撤退到后方的工厂面临人手不足的严峻挑战，为了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飞机、坦克、大炮以及各种轻装备、弹药、军服、粮食等物资，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一些少年经过短暂的训练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这些少年活跃在车间、矿山、工地、农田，为了战争的胜利辛勤劳动，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小家伙》描写的就是这些战争期间的少年劳动者，主人公叫柯斯嘉.马雷歇夫，外号“小家伙”，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刻苦的学习，掌握了高超的复杂的技术，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工人，而且组织他的同伴们共同进步，探索革新技术，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小说详尽描写了柯斯嘉及其同伴们的成长经过和大后方人民用忘我的劳动支援前方的爱国激情，后方人民艰难的日常生活和和不畏艰险的高昂斗志、富有诗意的精神生活也写得生动感人。
　　
　　作者李克斯坦诺夫生于1900年，十月革命后开始他的记者生涯，1930年后长期在乌拉尔地区从事新闻工作，非常熟悉这一代的工厂企业和风土人情，特别是战争期间大批工厂撤退到了乌拉尔，这里成了大后方的工业中心，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题材。李克斯坦诺夫的重要作品大多是以乌拉尔地区的工人阶级为背景，比如描写乌拉尔矿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事迹的《第一个名字》》（白琳译，光明书局，1954）和描写矿山工程师为苏联探寻矿藏的《绿宝石》（郝今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写得最好的还是《小家伙》，这部作品在苏联儿童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声誉。
　　
　　瓦西连柯：《小星星》
　　
　　苏联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瓦西连柯的作品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中篇小说《小星星》最为杰出。这部作品描写技工学校的几个学生的学习生活，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动脑筋，勇于创新，掌握了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且在集体生活中互相帮助，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共同提高了思想道德品质。这是一本写得很优美的小说，把苏联少男少女的学校生活渲染得极为动人。
　　
　　瓦西连柯生于1895年，1966年去世。十月革命后在工会和教育部门任职，他的作品主要为青少年儿童题材，文革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瓦西连柯作品相当多，这些作品篇幅都不长，印制精美，很受当年小读者的喜爱。当年的小读者们如果不记得瓦西连柯这个名字，不知下面这些作品可否勾起他们的童年记忆：《家庭会议》（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胆小鬼》（汤觉宇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最有意义的一天》（阎童译，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小鬼》（平子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魔匣》（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绿木箱的故事》（于少文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
　　
　　哈夫金：《永远在一起》
　　
　　哈夫金的《永远在一起》也是一部很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品，描写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一所矿山附属学校的学生生活，按照中译本内容提要的说法，这本书是写怎样培养学生集体生活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体趋向于集体；如何细心地发现学生的特性；如何改造落后的学生以至家长进而使家长与学校融为一体；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如何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如何启发教师们培养下一代的热情。《永远在一起》的别致之处在于，这些官式内容以外还有其他不俗的段落：师生们探索地质资源的远足行军，老游击队员包劳维考夫大爷的教诲，热爱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们的工作，以及贝加尔湖地区自然景色的描绘――“严寒，浸透了寒冷的阳光的冬季空气，春天在外贝尔加盛开的石楠草的淡紫色的烟雾，夏季的骤雨，森林里的僻静小路”。在作者笔下，社会主义苏维埃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社会主义苏维埃少年的生活是如此的快乐，充满了探索与发现的诗意。小说结束在1941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经历了“有趣而富有内容的年月”，满怀豪情“走入巨大生活中”。在小说的题词页，作者写到：“为纪念牺牲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上的莫高钦中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而作”，这句简单而意蕴深远的题词显示了这些同学们的命运－－为了捍卫苏维埃祖国的美好生活，苏联的青年一代毫不犹豫地献出了青春的生命。
　　
　　在我读过的所有描写苏联学校生活的小说中，这本《永远在一起》最为出色，阅读这部作品总有让人激动的感觉。作者哈夫金名气并不大，他出生于1912年，父母是流亡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革命者，他本人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地理系，1929年开始创作生涯，作品多为青少年题材。除了这部《永远在一起》，还没有发现其他作品的中译本。
　　
　　
　　本文所讨论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大体包括所有与7～18岁中小学生年龄段有关的作品，有些作品以相当篇幅描写了主人公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或者童年、青少年时期写得特别出彩，也可划入儿童文学的范围内，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恶毒故事》、《船长与大尉》。在风评不一的苏联文学中，儿童文学是最有光彩的一部分，50～60年代，在我国进口的精神食粮中，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占了相当大的份额，除了上述几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外，马卡连柯、盖达尔、卡达耶夫、卡西里、洛索夫、阿列克辛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也深入中国青少年的灵魂中，对中国青少年的精神成长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苏联儿童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它的首要和差不多唯一的任务是教育，它的使命是要完成教育苏联人的新一代的人物，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并把文学视作特定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是苏联儿童文学与其他社会体制儿童文学的显著区别。因此，读者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得到的精神财富多是正面的、纯洁的、崇高的和健康的价值观：要热爱斯大林、热爱苏维埃祖国、热爱苏联人民和土地、热爱学习、热爱劳动，要善良、正直、诚实、勇敢，要培养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总之，苏联儿童文学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丰饶的土壤里栽培出来的一株鲜花，也必然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新生一代的最有力量、最有效果的文艺武器”，而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特别是文革前十七年的青少年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中获益良多，这些数量众多品质优异的作品打造了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尽管在主题和形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还是各尽所能创作了题材各异的优秀作品，生动的故事，动人的人物，优美的文字，美丽的景致，无论是十月革命、内战、卫国战争还是战前战后的学校、工厂、集体农庄、国际主义舞台，苏联儿童少年青年在战争年代的英勇斗争，在和平年代的勤奋学习、创造性劳动，他们的幸福生活和健康快乐明朗的风采，一一再现在读者眼前。对我而言，正像我前面多次说过的，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是我早年神往不已的，至今仍然时常回味当年的阅读快感，可惜如今老之将至，还从来没有见识过类似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
　　
　　当然，与其他社会体制国家的儿童文学相比，苏联儿童文学也有其可商榷的一面。由于过度强调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以致作家们不能或者不敢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描写他们的私人领域，也无法直面社会阴暗面特别是政界高层的丑恶给少年儿童的影响，从儿童到青年的成长过程的种种复杂问题大多流于表面，没有得到全方位和立体的表现和深入的挖掘。当生活在童话世界的主人公或者读者走上社会，骤然发现跟外面的世界跟他们在书里想象中的世界落差太大时，他们怎么办？苏联的儿童文学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小家伙》，吴墨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
　　《小星星》，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永远在一起》，王子云译，时代出版社，1954)

老木匠

《小家伙》描写的就是这些战争期间的少年劳动者，主人公叫柯斯嘉.马雷歇夫，外号“小家伙”，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刻苦的学习，掌握了高超的复杂的技术，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工人，而且组织他的同伴们共同进步，探索革新技术，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小说详尽描写了柯斯嘉及其同伴们的成长经过和大后方人民用忘我的劳动支援前方的爱国激情，后方人民艰难的日常生活和和不畏艰险的高昂斗志、富有诗意的精神生活也写得生动感人。

——从这一段评述来看，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位数帆老人是否真的阅读过这本小说，很可能他只看了小说的介绍。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火箭炮工厂的炮弹箱分厂里工作的男女少年，主人公是孤儿，在西伯利亚由他的祖父抚养长大。祖父教他一手敲钉绝技，可以一榔头将钉子锤到底。祖父死后他在孤儿院又转到这个工厂，以这手绝技震惊厂方，被树为标兵，并推广这项技术。而他更深爱一个女孩，不惜将祖父偷偷缝在他衣领里的一颗金沙去换巧克力，送给女孩。
所以并没有什么高超的复杂技术，也不是在工厂里学到的。

顺便一说：当年俺在做木匠时，确实试过一榔头敲钉，发现并不困难，实际上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当然超过2.5英寸的钉子要一锤到底就很困难。但是钉木板箱用的钉子2英寸已经很大了。

老木匠

　　42，雷巴柯夫：《短剑》、《铜雀》、《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
　　
　　1988年，我买到了中国文联版的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本书不仅装帧很简陋，内容编排也异乎寻常的简陋，没有前言后记，也没有作者介绍，只是在封底有这么几句简单的内容介绍：“本书是当今苏联最畅销的小说，是继《日瓦戈医生》之后的最重要的小说。本书再现了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腥风血雨，刻画了在艰难岁月里人民的悲苦辛酸，许多人被逮捕、遭审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部小说首次真实、细腻、大胆地揭示了斯大林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读完之后，冰冷的感觉就像那句烂俗的形容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直接描写斯大林大清洗背景并直接描写斯大林本人心理活动的长篇小说，之前读过的若干历史读物到底没有文艺作品来得这样震撼，虽说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称不上完美。
　　
　　雷巴科夫是苏联犹太人，生于1911年，1998年去世。他的一生历尽坎坷，创作活动多姿多彩，著作等身，被评论家称为“苏联时代最后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者”，以他有中译本的作品而论，早年以儿童文学作品《短剑》起家，《短剑》、《铜雀》、《阿尔巴特街的枪声》三部曲以及《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奠定了他经典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中期创作的几部主流作品《司机》、《叶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沉重的黄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好评，晚年发表的力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续集《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堪称石破天惊，争议不断，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雷巴科夫的童年时代随父母住在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那正是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危机四伏而又充满朝气的年代，日后他写了一系列描写阿尔巴特街青少年的作品，从《短剑》三部曲到《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可见阿尔巴特街丰富的童年生活给雷巴科夫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一个作家的一生围绕一条街道写了那么多作品，这种情形相当罕见。
　　
　　《短剑》三部曲用惊险小说的形式描写了阿尔巴特街少年米沙和他的伙伴们在内战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历。第一部《短剑》发表于1948年，讲述米沙们和白匪军反革命特务的斗争；第二部《铜雀》（又译作《青铜鸟》）发表于1956年，讲述米沙们在夏令营的生活以及与地主富农坏分子的斗争；第三部《阿尔巴特街的枪声》（冯明霞、冯肇元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3）发表于1975年，讲述米沙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流氓盗窃集团的斗争。整个系列小说节奏明快，紧张刺激，加上大量描写主人公童年生动幽默的细节，趣味十足，令人爱不释手。
　　
　　《短剑》三部曲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战争期间，身为苏军军官的雷巴科夫就在构想战后的创作计划了，阿尔巴特街的童年记忆自然成为他首选的题材，他自己也说，《短剑》是他对童年的回忆，他靠记忆过日子，用不着去寻找素材，因为他有自己的长处――丰富的人生经验。在湖南人民版《短剑 青铜鸟》的“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此书内容惊险、紧张，情节开展迅速，结构紧凑、严谨、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质朴、流畅、富于个性化，书中偶尔出现的大自然景物的描写，虽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地收到了烘托氛围和人物心境的效果，特别可贵的是雷氏文笔的洗练，叙事总是紧扣主题，不枝不蔓，惜墨如金”。我以为这个评价准确概括了雷巴科夫儿童文学作品的特色，这个特色在《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阿尔巴特街少年系列不同，完成于60年代的《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程文、粟周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描写的是战后下一代的生活，全书分为《克罗什历险记》、《克罗什的假期》、《无名战士》三部，讲述战后少年谢廖沙（外号“克罗什”，意为“小不点儿”）从八年级学生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经历。小说写了谢廖沙探求个性独立的少年时代，写了他在社会上的漫游，写了他参加工作后对战争时期的思考，通过谢廖沙的成长和变化，展现了战后苏联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雷巴科夫有两个儿子，长子出生于40年代，正是克罗什的年纪，经过仔细观察下一代苏联青少年的生活和性格，雷巴科夫总结了新一代少年与战前那一代阿尔巴特街少年的多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几十年来苏联青年在精神上的传承。与《短剑》相比，《克罗什历险记》在保持原有那些特色的同时，更多地描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技巧更为娴熟。
　　
　　在儿童文学题材以外，雷巴科夫在他创作的黄金时期还写了几部生产建设题材的作品。长篇小说《司机》（岳麟译，作家出版社，1955）获得1950年斯大林文学奖金，描写某汽车总站朝气蓬勃的生活，书中的主人公、汽车总站站长米沙.波里雅柯夫跟《短剑》三部曲那个少年米沙是同一个人，这是一部标准的斯大林时代小说，深受斯大林本人的好评，不过，斯大林在盛赞这部小说的同时，又认为雷巴科夫隐瞒了曾经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判刑流放的经历，差一点剥夺了他获奖的资格。长篇小说《叶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杨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的基调与《司机》类似，描写苏联河运工作者的生活，同样是写主人公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与落后现象、官僚主义斗争，大搞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在文革前的中国拥有不少读者，不过今天看起来就显得相当沉闷乏味了。
　　
　　发表于1978年的《沉重的黄沙》（信德麟、展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是雷巴科夫最成熟的作品。描写一个犹太家庭在苏联时期的悲欢岁月，小说中第一人称“我”的父亲雅科夫是祖居乌克兰的瑞士犹太人，1909年在乌克兰旅游时，爱上了当地一个犹太姑娘拉希莉，婚后回到乌克兰生活，生下了五子二女，小说写了这个家庭及其亲友们的遭遇和磨难，特别是雅科夫和拉希莉真挚动人的爱情，感人之极。而小说中所描绘的苏联犹太人在斯大林时代的生存际遇，凝聚了雷巴科夫作为苏联犹太人对以往岁月的深沉思考，惊心动魄之处让人感觉非同一般的沉重。
　　
　　在一些关于雷巴科夫的背景资料和词典条目中，都说他1934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我想这种说法并不确切。雷巴科夫于1930年考入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1933年因为牵涉批判反对派校领导的运动及一首打油诗而被开除团籍学籍，稍后以所谓进行反苏宣传罪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期满后当上汽车司机浪迹天涯，因此他是不是从学校“毕业”显然是有疑问的。战争爆发后，雷巴科夫参军，在苏军运输部门工作，随军一直打到了柏林。因为表现出色，晋升至少校军衔，并被撤销了“前科”，这就是斯大林认为他“隐瞒”的经历，而这一段非凡的经历构成了他日后震惊天下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系列小说的素材。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雷巴科夫即开始构思创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但直到1987年才得以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被迅速引入中国，我当年看到的范国恩译本大概是第一个中译本，至今大概有不下十个各种书名的中译本问世，阵势之大空前绝后。1988年以后，这本书一直是热门读物，相关评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关于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从苏联官方资料到我国的正式读物，各种各样的详实史料、当事人的回忆、民间记忆、学人评述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在《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最后，当书中人物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忧心忡忡地预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我以为看待这段历史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避免这种“黑暗的时代”，而不是试图翻案，为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涂脂抹粉，甚至于为了美化斯大林的清洗，向被冤杀的三大元帅身上大泼脏水。像这样居心叵测地公然歪曲历史，假使斯大林从墓中苏醒，想必也是会脸红的吧。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自然具有永恒的价值，不过平心而论，由于雷巴科夫有太多的感触要抒发，太多的观点想表达，太多的史实要反映，反而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方式，除了开头一部分比较出色，后来越写越乱，枝蔓太多，与他的前期作品的简洁相比显得罗嗦了许多。至于雷巴科夫后来写的续集《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试图反映斯大林肃反运动的全貌而匆匆赶写出来，连作者本人也不满意，并没有引起前一部那样震撼性的反响。雷巴科夫移居美国后创作的《灰尘》，描写这群阿尔巴特街少年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居然至今没有见过中译本，颇感意外和遗憾。
　　
　　在雷巴科夫这么多作品的中译本中，哪些是最好的或者最值得一读的？我以为比较而言，《短剑》三部曲写得最好看，可以列入最优秀儿童冒险小说的行列；《克罗什历险记》对战后苏联青少年的生活有独到观察；《沉重的黄沙》在艺术上最为成熟，可惜在我国几无影响；最有价值的作品当然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作品中精彩的章节比比皆是，比如我以前阅读《短剑》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该书第16节“书柜”，少年米沙奉母命整理书柜，别出心裁地展示了那个时代苏联少年的阅读生活，看到那些熟悉的书名，特别是看到米沙张罗着和小朋友交换书籍的场景，自然大感心有戚戚焉，对作者雷巴科夫也自然大有好感，只有对生活充满感情的人才会烹制出如此鲜美的大餐，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位雷巴科夫日后还会发表《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样非凡的作品。
　　
　　（《短剑》，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
　　《铜雀》，冬麦译，群众出版社，1958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范国恩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43，安德列耶夫：《明朗的远方》、《青春激荡》
　　
　　苏俄文坛有好几个安德列耶夫，最有名的是白银时代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代表作有《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以及不久前出版的《撒旦日记》等等，这30年来出了不少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影响不小。这里要说的是同姓的另一位安德列耶夫，苏联时期的亚力山大.安德列耶夫（1915～1975），文革前很受欢迎的儿童小说《明朗的远方》就是他的作品。文革后，他的两卷长篇小说《青春激荡》（上卷《是非请人们评说》，下卷《不会安静的人们》）不同寻常地打动了我，成为我挚爱的一部苏联小说。
　　
　　这部《青春激荡》不是什么名著，安德列耶夫也不是一流作家，大概二三流都算不上，至今我还没见过苏联文学史书上提到过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连权威的苏联文学辞典都没有收入，可见他的地位之低。综合中译本附的简单资料得知，安德列耶夫出生于农村，15岁时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工厂附校学习，当过电焊工、木工、司机，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演员学校，曾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学习，战争期间在前线作战并担任战地记者。1942年开始写作，作品多以青年工人题材为主。
　　
　　《明朗的远方》发表于1950年，是一部青少年题材的中篇小说，曾获得儿童作品征文比赛一等奖，讲述30年代中期一群在工厂实习的少年如何学习技术取得进步的故事，小说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企业的面貌，新一代工人团结互助、提携后进的劳动热情，党团组织在工厂的活动和领导作用，少年工人在一个大发展时代的豪迈情怀，以及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此外还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美丽的自然景致。《明朗的远方》虽然是一部斯大林时代模式化的小说，倒也清新可读。
　　
　　安德列耶夫还有一本早期小说《洪流》也有中译本（郝建衡、徐景南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讲述青年工人安东的恋爱纠葛，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一般，乏善可陈。据说根据该书改变的电影《安东的爱情》曾经在我国放映过，五十年代的读者或许还有印象。
　　
　　80年代初，苏联小说解禁，大部分不需内部发行了，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了一堆苏联当代小说，多数是小32开、每本二三百页、定价在一元左右的小册子。当时我对苏联小说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热衷，只是按个人口味随意挑了若干：《红莓 恋人曲》、《月蚀》、《未列入名册》、《悦耳的钟声》、《是非请人们评说》等，其中最喜欢的是田德里亚科夫的《月蚀》（王寿仁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和安德列耶夫的《是非请人们评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特别是《是非请人们评说》尤其喜欢，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一直到今天依然放置在书橱的显眼处，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是非请人们评说》发表于1962年，描写60年代苏联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爱情婚姻生活，采用男女主人公阿廖沙和热妮亚交错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复员军人阿廖沙偶遇女大学生、将军的女儿热妮亚，两人一见钟情。阿廖沙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去当了建筑工人，并和热妮亚陷入热恋，热妮亚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和阿廖沙结婚，住进了阿廖沙的工棚。婚后，热妮亚的激情渐渐冷却，厌倦了艰苦的生活而离开阿廖沙回到家里，后来热妮亚在父亲劝说下返回工地准备向阿廖沙认错，却发现工棚已不复存在，阿廖沙与伙伴们已经奔赴西伯利亚建设水电站去了。热妮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独，如此落寞”……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此后我一直惦记着阿廖沙和热妮亚以后的命运，盼望着下卷《没有安静的人们》的中译本早点问世，盼了好几年，下卷中译本才姗姗而来。1985年花城出版社把上下卷合为一册出版，更名为《青春激荡》。花城此举总算让该书完壁，功莫大焉。
　　
　　《青春激荡》下卷接着讲述阿廖沙和热妮亚分别后各自的故事，阿廖沙和他的同伴们远赴西伯利亚，在安卡拉河畔修建水电站，克服了艰苦环境的挑战，投入充满青春激情的建设生活。热妮亚则回到学院学习，失去阿廖沙的生活显得百无聊赖。后来两人都遇到了新的追求者，他们的感情面临挑战。在西伯利亚，阿廖沙和随大学生建筑队而来的热妮亚重逢，两人对于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分歧，差一点分手，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由于人物情节设置的关系，下卷的故事不够集中，阿廖沙的部分太过丰满，热妮亚的部分尽显单调，两人的比重严重失衡，结局也设计得太匆忙，说服力不够。整体而言，下卷比上卷逊色很多。
　　
　　当年就有人很诧异，我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样一本显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通俗言情小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一个人喜欢一本书，就是喜欢，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理由：1，在80年代之前，我读到的苏联小说大多是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叙事方式按顺时针自然进展，很少玩形式花样。因此《青春激荡》采用的两个主人公用第一人称交错自述的叙事方式对我来说很有新奇感。2，女主角热妮亚靓丽、爽朗、有品味，而且敢作敢为，有魅力，很符合我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当年另一个让我心折的女性形象是《战争风云》里的娜塔丽）。3，整部小说故事的叙述很顺畅，好看，没有滞涩的感觉，文字也很漂亮。人物方面除热妮亚外，其他人物也个个不俗。4，上卷所展现的60年代莫斯科青年的生活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下半部描绘的西伯利亚自然风光也很吸引人。5，第一版《是非请人们评说》的插图很不错，可惜花城第二版没有保留，不过花城版的封面设计非常别致，很有美感，让人过目难忘……总之，《青春激荡》是一本让我喜欢得没有道理的小说。
　　
　　《青春激荡》里的一处细节值得提一下，花城版第31页有这样一段对话（热妮亚回到房间，他的同学瓦吉姆正在房间里看杂志）：
　　
　　“你在看什么？”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重大期待的时代》。”瓦吉姆把杂志合上，食指夹在书页中间，“空前的时代！”他赞叹着大声说，“一九二〇年的敖德萨；浑浑噩噩的市侩、古里古怪的浪漫派、作家、记者、狡猾的骗子。乱七八糟。有趣极了！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太快活了！可现在呢?......纪律，热妮亚，粗暴的呵斥，把人的个性都消灭了。每迈出一步之前我都得仔细听听是否有人会呵斥：‘站住！不行！别往那边去！’”
　　
　　这里提到的帕乌斯托夫斯基《重大期待的时代》让我困扰了很多年，我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忠实粉丝，此前，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只读过《金蔷薇》，80年代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译本陆续出版，可从来每见过这部描写1920年敖德萨生活的《重大期待的时代》，我一度还以为是他很少见的早期作品。一直到本世纪初，河北教育版的《一生的故事》出版，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所谓《重大期待的时代》就是《一生的故事》第四卷《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讲述帕乌斯托夫斯基1920年在敖德萨的经历，确实“有趣极了”。
　　
　　（《明朗的远方》，樊立堂译，光明书局，1954
　　《青春激荡》，刘寰宇译，花城出版社，1985）

　　44，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阳光普照大地》
　　
　　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一年，文革前拍摄的数百部电影解禁，那一年里看文革前电影是国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大家乐此不疲，大过其瘾。有一次，我跟我哥哥一起看了一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至今仍在传唱），一群农村知识青年改造家乡的故事，美轮美奂，感觉很舒服。散场后老哥突然冒出一句：很像“金星英雄”嘛！此前由于我一向排斥农村题材的苏联小说，所以并不知道《金星英雄》的来头，竟是如此的出名！
　　
　　翻开战后至今的苏联文学史，几乎每一本都要提到巴巴耶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在斯大林生前，《金星英雄》及其续集《光明普照大地》备受青睐，赞誉之声不绝如缕，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自然也是热门读物，由年轻时的邦达尔丘克主演的同名电影也大受欢迎。1949年，《金星英雄》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第四名；1050年，《光明普照大地》的上册竟然独占一等奖，把革拉特珂夫、卡扎凯维奇、恰科夫斯基、潘诺娃一干人等全都压制到二三等奖去了；1951年，区区一本《光明普照大地》的下册居然占据了二等奖第一名，仅名列获得一等奖的《自由人》（革拉特珂夫）和《收获》（尼古拉耶娃）之后，可见巴巴耶夫斯基当年的气焰之惊人，凭这两本书的殊荣，巴巴耶夫斯基风头之劲一时无两。到了斯大林身后，风向迅速逆转，《金星英雄》等不再是杰作，反而成了斯大林时代“无冲突论”的代表作，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样板作品，冷嘲热讽同样不绝如缕。到了当下，《金星英雄》当之无愧是苏联文学史册上盖棺论定的标准反面教材，苏联文学的头号垃圾。
　　
　　我就是在听够了对《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种种非议之后，怀着巨大的好奇专门借来了这两本书，试图一睹为快，结果却是没啥特别的感觉，既没觉得像斯大林之前被赞美得那么好，也没有觉得像斯大林之后被糟践的那样不堪。《金星英雄》描写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获得金星奖章的战斗英雄谢尔格依带着战友谢明回到库班家乡，面对家乡混乱落后的局面，他决心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面貌，他以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大无畏精神，组织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制定五年计划，克服官僚主义和落后意识的骚扰，领导大家建成了水电站，集体农庄一片光明，满怀希望奔向美好未来，谢尔格依和谢明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光明普照大地》接着叙述水电站建成之后，谢尔格依更加信心满满，计划带领大家继续建设果园、学校、医院、文化宫、育种站、园艺中心等等，在领导的教育下，他勇敢地面对现实，更加成熟地带领乡亲们向社会主义明天前进，最后以谢尔格依到莫斯科汇报工作、眺望莫斯科的美丽夜色结束。如果读者是赤诚热爱苏联赤诚热爱斯大林的执着苏迷，肯定会认为这部作品杰出之至，书里很多抒情的段落确实写得相当不错。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巴巴耶夫斯基和《金星英雄》背后的故事也许更为有趣。
　　
　　在《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中译本里，都附有巴巴耶夫斯基的肖像，我仔细端详对比了一下，觉得此君面相甚恶，有点像秘密警察，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其实巴巴耶夫斯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个蹩脚作家，此君生于1909年，出身农民家庭，早在192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属于正宗科班出身的苏联作家，绝对不是什么半文盲之类。战争爆发后，巴巴耶夫斯基上前线做过战地记者，战后以《金星英雄》赢得斯大林的好感，一举成名。
　　
　　1997年，八八高龄的巴巴耶夫斯基出版了回忆录《最后的传说》，记述了当年《金星英雄》轰动背后的故事，饶有趣味。原来《金星英雄》第一部在潘菲洛夫主持的《十月》杂志发表后，《真理报》收到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书评，一篇肯定一篇否定，都有道理。《真理报》主编梅赫利斯（这位梅赫利斯是斯大林时代的闻人，斯大林的头号宠儿，《莫斯科保卫战》里当斯大林训斥朱可夫胡说八道时，旁边帮腔的就是这位老兄）拿捏不定，和潘菲洛夫商议后决定请斯大林圣裁。结果斯大林高度赞扬了《金星英雄》，指示梅赫利斯发表肯定《金星英雄》的文章，并说了这么一句后来名扬遐迩的话：“在《金星英雄》里没有一个词说到爱国主义，但是通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有斯大林如此撑腰，巴巴耶夫斯基自然一夜爆红，荣华富贵滚滚而来，作品连获斯大林文学奖，本人当上了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甚至洋洋得意的说，当年还有漂亮的女大学生鸿雁传书向他表达爱慕之情……
　　
　　斯大林为何如此青睐《金星英雄》和巴巴耶夫斯基，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金星英雄》纯正的斯大林时代色彩，胜利是如此自豪，生活是如此妖娆，道路是如此宽广，明天是如此美好，这样的小说难道不是好作品？不值得予以嘉奖？至于小说是不是投了斯大林个人所好，那就不好随意揣测了。不过在《金星英雄》里有这样两个情节值得注意，一是谢尔格依在莫斯科参加坦克节庆祝活动，在红场检阅时见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全身感到了斯大林的视线，他的眼前站着生动的、亲爱的领袖的形象……幸福的一分钟！你多么令人快乐又多么短促啊！”二是在推选最高苏维埃代表时，谢尔格依的父亲代表顿河上游地区人民郑重地推荐斯大林同志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巴巴耶夫斯基一落千丈，从炙手可热的御前大作家一下变成了前朝鹰犬，他的成名作品成了现成的标耙，被人非议辱骂，谁都可以唾上一口，臭不可闻。尽管他百般辩解：我写的都是真诚、高尚的人啊，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怎么能说我粉饰现实呢？难道现实不是我写的这样吗？可谁会听他的？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巴巴耶夫斯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只好拼命写作，排遣郁闷。6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产量相当惊人，虽然不再那么像《金星英雄》引人注目，品质上却比《金星英雄》进步很多。比如七十年代在我国内部出版的《人世间》（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和《现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在当年拥有众多的读者，在那个蒙昧的年代里，这两部作品同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一起成为七十年代读者的精神食粮，如今在回忆当年阅读生活的文字里，总可以看到这几部书的身影，有趣的是，巴巴耶夫斯基和柯切托夫都是潘菲洛夫手下的《十月》派悍将，他们两位在中国的影响甚至比在苏联俄罗斯还要大一些。
　　
　　巴巴耶夫斯基的后期作品几乎都有中译本：《哥萨克镇》（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闻学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故乡》（郝建恒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野茫茫》（力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虽说都不能算是特别出色的作品，但也不是一钱不值。纵观巴巴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基本保持了一贯的水准，后期作品颇有点干预生活的味道，最后一部作品《野茫茫》甚至还有一些难得的现代派色彩。
　　
　　巴巴耶夫斯基于2000年去世，享年91岁，算是高寿了。他生前境况凄凉，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面对这几十年来对他一浪接一浪的非议责骂，他后来基本上缄默以对。不管怎样，《金星英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个历史插曲，会永远留在苏联文学的史册上，还会被人继续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即使念念叨叨的人中没几个是真正读过《金星英雄》的。
　　
　　（《金星英雄》姚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阳光普照大地》（赵隆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杜雅萍

45, 尼古拉耶娃：《收获》
　　
　　卫国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在战火硝烟中幸存下来的苏联军人战场上归来，他们洗去征尘，返回工厂、学校、集体农庄开始新的生活，他们能否适应战后艰苦的和平重建生活，他们如何医治战争创伤，他们遇到了哪些新的困难与挑战，他们的命运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话题受到了文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并因此衍生了战后数年令人瞩目的小说类型――复原军人回乡小说，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巴甫连柯的《幸福》、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柯塞夫尼柯夫的《活命的水》等。1950年，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发表，并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成为这一类型作品的扛鼎之作，尤其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知名度与影响度几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并驾齐驱。
　　
　　格林娜.尼古拉耶娃是战后涌现出来的几位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仅在中国而言，除《收获》外，另一部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曾在五十年代引起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团中央专门发通知向全国青年推荐这部作品，书中主人公积极干预生活的精神让中国青年眼界大开，因而大受欢迎。
　　
　　尼古拉耶娃于1911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35年（一说1940年）毕业于高尔基州医学院，并继续就读于该校研究生班，1937年，她的父亲和丈夫曾受到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波及，先后被捕。卫国战争爆发后，尼古拉耶娃作为军医上了前线，经历过斯大林格勒大战的考验。在紧张工作的闲暇，尼古拉耶娃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抒写她的战场体验，诗集《火的洗礼》和短篇小说《统帅之死》发表后很受好评。战后，尼古拉耶娃在苏联各地旅行，熟悉并观察苏联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深入农村集体农庄调查研究，收集和积累资料，并以她的采访经历创作了长篇特写《拖拉机集体农庄》（收入《两个集体农庄》，陈复庵译，中华书局，1951），被《真理报》转载，引起广泛注意。在农村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使她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尼古拉耶娃写成了《收获》，一举成名。
　　
　　《收获》描写一位苏军战士的返乡故事，前拖拉机手华西里.波尔特尼可夫在战争中头部负重伤，战争结束一年多后才伤愈回家，当他满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回到家时，却愕然发现生活不是那么美好：家庭濒临破碎，他所在的集体农庄也破蔽不堪。《收获》以两条平行的线索叙述了华西里返乡后的生活，第一条线索叙述华西里出任集体农庄主席后，在上级派来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布阳诺夫和瓦林蒂娜协助下，领导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改善农庄面貌获取丰收的故事，第二条线索是叙述华西里的私人生活，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和妻子阿芙多蒂亚的复杂关系，关于这部分情节，梁羽生先生在他那篇名文《读苏联的小说》中这样概括：
　　
　　“这本书的故事很有趣，一个拖拉机手，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年，他以为自己的病永远不能医好了，为了不想耽误妻子的青春，两年中都没信给她。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和另一位青年房客结了婚。可是后来他竟然医好了，而且回到本村担任了集体农场的主席。他的妻子本来是热爱他的，但他们两人的感情上却有着矛盾，因为他不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也不引导妻子到集体的生活中去。而且那位房客，性情兴趣和她更为投和，又懂得细致的关心人。因此她虽然和前夫复合，但却念念不忘后夫。这里面有少女的初恋、少妇的美梦、对丈夫的热爱和对情人的怀念，情感上的冲击起伏，震动心弦！直到后来这对夫妇在分居之后，又在劳动中重新认识，这才真正地复合。”
　　
　　这一部分私人情感生活的故事虽然零零碎碎，不够完整，但却是整部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诚如梁先生所言：情感上的冲击起伏，震动心弦！我以为，尽管重建农庄的情节占了多数篇幅，当下看起来却因为时代变迁的缘故而略感乏味，幸亏有了作者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婚恋情感故事，才让这部作品有了别样的风采，尤其是华西里美丽温柔的妻子阿芙多蒂亚，这是苏联小说少数几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的文笔，把这个处于进退维谷中的女性复杂的情感、矛盾重重的心理活动、独立坚强的性格、美丽善良的品质塑造得无比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读者，颇有荡气回肠之感。
　　
　　与斯大林时代某些走红作家不同的是，尼古拉耶娃不屑于凭空捏造完美的所谓英雄人物，《收获》里的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都有其特色，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各自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陷。比如主人公华西里，这是个自我意识膨胀的人，个性强悍，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事务上都不懂得尊重人，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样是战后复员的军人，同样是从事农村战后的基层骨干，华西里跟前文说到的金星英雄对比鲜明，哪个人物更为真实可信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收获》描写的主要内容，即苏联集体农庄的建设生活是否真实，这部分很难下断言。1953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论艺术文学的特征》（高叔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谈到了《收获》发表时的一段往事，原来《收获》的原稿有一关键的章节，涉及优秀的女庄员布尔莎科娃怎样退出集体农庄，在尼古拉耶娃看来，这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一章，“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对于物质的关心与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相互间的正确关系的问题”，可时，在预定发表《收获》的《旗》杂志编辑部看来，这一章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在《旗》杂志编辑部里，从‘艺术’方面赞许了这一章，但是由于它过分‘尖锐’而被断然拒绝发表。”无奈之下，尼古拉耶娃屈服了，删去了这中心的一章，她自责地说：“这样，我就违反了生活的真实，背弃了作家的职责，因而使我的小说比原来的样子逊色多了。”以注重描写真实生活著称的尼古拉耶娃都有这种经历，其他更加自律的作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显然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小说，每一本都可疑。
　　
　　1954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引起更加剧烈的反响。这部作品描写刚从学校毕业的女青年娜斯嘉.柯夫莎娃来到一个偏僻地区的拖拉机站当总农艺师，她以年青人的激情与理想勇敢地投入现实生活，与因循守旧、一团和气、不思进取的拖拉机站领导群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部作品的中译本正文只有129页，却在中国引起巨大的轰动，至于什么样的轰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当时报刊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数不胜数，盛况之空前从这些题目里可见一斑：“向娜斯嘉学习，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娜斯嘉是否无组织无纪律”、“娜斯嘉的形象鼓舞我们前进”、“向娜斯嘉学习”、“向娜斯嘉学习什么？”、“让我们沿着娜斯嘉的道路前进”、“应该向娜斯嘉一样生活”、“要敢于战胜保守力量”、“要为新事物开辟道路”…….
　　
　　1957年，尼古拉耶娃发表了长篇小说《征途中的战斗》，据相关资料介绍，《征途中的战斗》描写斯大林去世后工业战线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对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时代作了深刻反思，并融进了她的个人经历。这部作品反响巨大，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文学浪潮中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遗憾的是，《征途中的战斗》未见有中译本，或者是内容敏感，或者是遭逢中苏文学交流中断未及翻译出版。总之我找了很久，就是没找到这部作品，估计是从来没出过。
　　
　　1963年，尼古拉耶娃因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享年52岁。她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晚，加上英年早逝，作品不算多，但每一部作品都是响当当的，是斯大林时期少数几个有艺术良知的作家之一。希望当下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能够意识到尼古拉耶娃和她的代表作《征途中的战斗》的价值和我等读者的期待，让这部与中国读者失之交臂的作品重见天日。
　　
　　（《收获》，王民泉译，时代出版社，1952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草婴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下期计划：巴甫连柯的《幸福》。谢谢支持。

杜雅萍

46，巴甫连柯：《幸福》
　　
　　五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的苏联小说读者，应该还记得巴甫连柯的《幸福》，这是八十年代得到重印的少数几部斯大林时代名著之一。当年，巴甫连柯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当红的作家，他的名作《幸福》在五十年代曾经风靡中国，可如今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他更多是以曼德尔施塔姆案件告密者的身份被提及，就算有人说起当年如何被《幸福》感动，也不会忘记提一提巴甫连柯陷害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光彩历史。巴甫连柯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在曼德尔施塔姆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这些是我一直想搞清而至今还不清楚的问题。
　　
　　根据巴甫连柯的自述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巴甫连柯1899年生于彼得堡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在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内战爆发后参加红军并加入共产党,在红军和外高加索地区从事党的组织工作。1924～1927年在苏联驻土耳其商务代办处工作，早年以土耳其的工作经历写出特写集和中短篇小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亚洲故事集》等。1930年，巴甫连柯随同其他作家去土库曼斯坦旅行考察，创作了特写集《土库曼斯坦纪行》和中篇小说《沙漠》，1932年发表描写巴黎公社起义的长篇小说《街垒》。1934年，巴甫连柯去远东地区考察，在高尔基的指导下，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在东方》，1936年发表后奠定他一线作家的地位。战争爆发后巴甫连柯作为战地记者奔波在前线战场，战后发表了著名小说《幸福》和《草原的太阳》并多次出国访问，写了《意大利印象记》、《美国印象记》等出色的散文集。除小说散文外，巴甫连柯还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著名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宣誓》、《攻克柏林》即出自他的笔下。巴甫连柯于1951年去世，未及完成长篇小说《和平战士》。
　　
　　《幸福》是巴甫连柯最受欢迎的作品，尽管以当下的观点来看，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热烈讴歌和对斯大林本人的恶毒吹捧很是令人作呕，但还是掩饰不住这部作品在苏联小说史上的别样风情。
　　
　　《幸福》讲述卫国战争末期残废军人伏罗巴耶夫上校在克里米亚的经历，伏罗巴耶夫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被迫退役，他的精神陷于颓唐中，只身来到解放不久的克里米亚，计划在温暖的南方找一所带花园的房子住下来打发余生，可当地的残破不堪、官员的庸碌无为、集体农庄的混乱无序刺激了他，使他振作起来投入工作，带领群众重建集体农庄，成绩斐然，在新的生活中结识了新的朋友，建立了威信，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感觉。1945年初，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专门找伏罗巴耶夫亲切谈话，领袖的关怀让他和当地干部群众深受鼓舞，他们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战后重建生活中。在小说的后一部分穿插了伏罗巴耶夫的女友苏拉.高烈娃军医随军横扫欧洲直抵维也纳的见闻，抒发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军民大获全胜的豪迈情怀。
　　
　　就是这样一盘绝对主旋律的原料居然被巴甫连柯妙笔生花生生地炒成了色香味具全的大菜，让人佩服不已。这里不妨拿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与《幸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1，同样是复原军人回乡从事战后建设的主旋律题材，巴甫连柯不像巴巴耶夫斯基那样生硬地拙劣地做作地向读者灌输标语口号式的概念，毫无忌惮地美化现实，而是如实地描写战后苏联的真实生活图景，并不隐晦大战过后的悲惨现实，自然而然地歌颂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战斗精神，更加有说服力。
　　
　　2，同样是刻划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人物，巴甫连柯笔下的伏罗巴耶夫上校比巴巴耶夫斯基笔下的金星英雄更加真实可信，他有自己的弱点，有心理上的问题，多次经历精神危机，在现实生活的感染下，他的转变痕迹清晰可见。伏罗巴耶夫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像金星英雄那样被人为拔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3，同样是歌颂斯大林本人，巴巴耶夫斯基只是让主人公远远遥望了斯大林一眼，抒发了几句见到斯大林的激动心情而已。与之相比，巴甫连柯的想象力和魄力要强得太多，他做得更彻底，索性让斯大林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精心设计了斯大林接见伏罗巴耶夫的场景并尽情渲染之，艺术地赞美了斯大林的“英明”、“果断”、“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笔法比开此类先河的潘菲洛夫更为老到。虽说这种作法日后颇受非议，但我认为其实可以理解，西方二战小说中直接歌颂罗斯福、邱吉尔的例子比比皆是，凭什么要指责巴甫连柯呢？
　　
　　4，同样是描写苏联战后的和平重建生活，《幸福》的场面和视野要比《金星英雄》一类战后复员小说要宽广宏大得多，与《金星英雄》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集体农庄不同，《幸福》随着主人公的足迹，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的招待员到苏联领袖，甚至随着苏军的铁流深入欧洲腹地，见识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众生相，这些丰富的素材在作者的调配下周转自如，天衣无缝。
　　
　　《幸福》的比较优势还不止这些，巴甫连柯把苏联人民的生活细节写得特别有美感，描写黑海沿岸景色的笔触优美动人，笔下的人物个个富有人情味，他们对人生、社会和个人情感的思考很有深邃的意味。从艺术上讲，《幸福》确实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因此也避免了像《金星英雄》那样被泼上一辈子洗不掉的脏水。在五十年代，《幸福》感动了无数中国读者，其中好些当年的文学青年、当下的文坛耆宿至今也不否认当初对这本小说的迷醉。
　　
　　巴甫连柯的其他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在东方》，这是30年代中期为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为了国防需要而赶制出来的应景作品，我只找到民国时期的中译本《红翼东飞》（叶灵风译，时代书局，1940），这个译本似乎是个节译本，坑坑洼洼，上气不接下气，不堪一读。另一部名作是青少年题材的中篇小说《草原的太阳》（王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这部作品有好几个中译本，当年很受小朋友欢迎。国际主义题材的《和平战士》（孙梁译，泥土社，1953）是巴甫连柯计划中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从后来整理发表的这部分来看，这部遗作已经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魄。
　　
　　关于巴甫连柯与曼德尔施塔姆案件的关系，目前众口相传，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但我以为此案还有说不通的地方。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嘲弄斯大林的诗，在一个很小的作家诗人圈子里朗读过。半年后因为有人告密，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在众多作家营救下幸免遇难。这个告密者是谁？应该不是巴甫连柯。1933年的巴甫连柯在作家圈子里还是个小角色，混不进曼德尔施塔姆得小圈子，够不上告密的资格。与巴甫连柯有关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第二次被捕，据说巴甫连柯写的一份曼德尔施塔姆诗作鉴定材料起了关键作用，这份鉴定材料暗示并引导内务部当权者联想起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写过反斯大林的诗，结果导致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命运，这份至关重要的鉴定材料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直接扼杀了曼德尔施塔姆？目前好像还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披露。
　　
　　另一个流传的说法是，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时，巴甫连柯曾经躲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柜橱里，偷看曼德尔施塔姆受审，后来还津津有味地对人说，曼德尔施塔姆受审时精神恍惚，答非所问，裤子老往下掉，两手不停地提裤子。这个说法来自蓝英年先生的《冷月葬诗魂》一文，原文没有注明出处。我以为这个说法不大合常识：内务部监狱戒备森严，怎么可能容许一个无关人士偷看犯人受审，还躲在柜橱里？1934年的巴甫连柯只是个刚出道的小作家，除非他本来就是内务部人员，不然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混进内务部看同行受审，还得躲在柜橱里？即使有这种事，按照苏联强力部门铁一般的纪律，至死都会噤口不言，怎么会津津乐道对人说？从巴甫连柯在《幸福》中对斯大林的艺术吹捧来看，我相信巴甫连柯绝不是什么善类，他跟曼德尔施塔姆案件也很可能有关联，但一个写出过那么多美妙小说的名作家，写出如此出色的《幸福》的巴甫连柯，背地里竟是一个如此身份不明、阴冷可怕的人，那也未免让人感觉太过不可思议而啧啧称奇了。
　　
　　（《幸福》，草婴译，时代出版社，1953）
　　
　　下期计划：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谢谢支持。最近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来不及仔细检查，以致遗漏若干错别字，敬请谅解。

杜雅萍

47，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
　　
　　二十年代末，斯大林领导苏共在苏联农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强力推行集体化的结果使千千万万个集体农庄如雨后春笋般一夜间建立起来，造就了苏联社会主义新农新面貌村。苏联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苏联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小说类别――集体农庄小说，这是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生事务，其滥觞为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战后，结合后方集体农庄支援前线和复员军人返乡参加集体农庄建设，这类作品越出越多，成了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来看，这类小说大多数都是回避现实的平庸之作，模式化严重，时至今日，基本上被遗忘得差不多了，不过也有些作品非常出名，比如前面提到的《金星英雄》、《收获》和《幸福》。这里整理了一部分书目，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全心全意》（马尔采夫著，张孟恢译，作家出版社，1956）。同上述几部名著一样，《全心全意》也是战后复员军人小说的名作之一，1949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这部作品与其他几部作品的路数不同，战后复员回来的军人罗吉昂不是带领乡亲奔向美好明天的英雄人物，而是一身毛病，个人主义严重的负面人物，他的妻子反而是个集体农庄的模范人物。小说写了他们夫妻的冲突与转变，饶有趣味。马尔采夫又译作马利采夫，1917年出生，是战后涌现的新一代作家之一，他后来创作的代表作、两卷本长篇小说《走进每一家》反映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农村的变革，未见有中译本。
　　
　　《格瓦迪.比格瓦》（基阿契利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4）。基阿契利是苏联时期的老资格作家，格鲁吉亚人，生于1884年，早期作品多不传，现在能看见的中译本仅这部创作于1938年的《格瓦迪.比格瓦》，这部作品是1941年颁发首届斯大林文学奖金时六部获奖的长篇小说之一，描写格鲁吉亚农村集体化期间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后的遭际和变化。
　　
　　《荣誉》（巴希罗夫著，施蛰存、朱文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荣誉》的作者巴希罗夫是鞑靼人（蒙古人和随蒙古人西征的突厥人的混和后裔），这部作品描写一个鞑靼集体农庄的青年一代在卫国战争的艰难时刻积极投入粮食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写得优美动人，特别是女主角娜菲赛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的初版中译本由施蛰存大师从英译本转译，后与朱文韬合作根据俄译本重译，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重印，译者的署名变成了“陈蔚、朱文韬”（陈蔚是施老曾经用过的笔名）。
　　
　　《登山》（萨克赛著，徐声越、朱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登山》描写拉脱维亚共和国战后重回苏联怀抱后建立集体农庄的故事，小说写了拉脱维亚农民为建设新生活与各式各样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更替社会制度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过程。作者安娜.萨克赛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女作家，除了这部《登山》外，她还创作了描写拉脱维亚解放前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黑夜星火》，终于中苏交恶，苏联五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六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基本没有机会和中国读者见面，包括这部引起我很大兴趣的《黑夜星火》。
　　
　　《大路》（伊林柯夫著，党凤德译，时代出版社，1955）。描写斯莫棱斯克地区集体农庄的一对青年情侣在卫国战争前后的经历，大学生符拉季米尔是集体农庄主席的儿子，他的情侣玛莎是农庄的劳动能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战前他们感情经历了种种考验，战争期间他们投入了抵抗法西斯的残酷斗争，为营救被捕的玛莎，符拉季迷尔不幸牺牲。这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小说，集战争小说、言情小说、集体农庄小说、青年生活小说于一身，相当好看。
　　
　　《儿子》（斯密尔诺夫著，汝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描写贫农出身的一家母子三人在农村集体化后从极度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的过程，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的必要性。作品中的母亲参加集体农庄后积极劳动，成了先进生产者，还荣幸地见到了斯大林。不过斯大林本人对此书并不算太领情，在讨论是否颁发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说：是的，他写的很好，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我们现在需要这部著作吗？（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尽管直接歌颂了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但战争文学优先，这部《儿子》还是没能得到斯大林文学奖金。
　　
　　《快脚鹿》（宋吉克著，沈序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在遥远的北方》（（宋吉克著，民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西伯利亚作家宋吉克曾经长期在楚科特卡地区工作，这两部小说就是以楚科特卡地区农牧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为背景，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化，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楚科特卡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比较而言，《在遥远的北方》以较多篇幅描写了对岸阿拉斯加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有趣一些。（楚科特卡地区现在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此地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就是购买英超切尔西队的那个超级富豪阿布。）
　　
　　《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田德里亚柯夫著，水夫译，作家出版社，1955）、《女婿》（田德里亚柯夫著，郁飞译，作家出版社，1955）。《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讲述一个能干的集体农庄主席在成功之后如何搞不正之风，以及集体农庄内部坏分子的活动。《女婿》讲述一个正直的拖拉机手婚后和思想落后的岳父母的冲突，反映了集体化这么多年后还是有个别农民改不掉私有意识。这两篇单独刊行的短篇小说是田德里亚科夫早期的作品，创作于1953～1954年，即斯大林去世前后，尽管还不成熟，但已经隐隐涉及了苏联农村的阴暗面，尤其是《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和争议。
　　
　　下期计划：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续）。谢谢支持。

杜雅萍

48，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集体农庄小说
　　
　　《当河水汇流的时候》（勃罗夫卡著，孙广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讲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交界处三个分属不同民族的集体农庄联合修建水电站的故事，从前这三个村庄互相视若仇敌，冲突不断。波罗的海三国加盟苏联后，这三个村庄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小说中还穿插了三个民族相互间的婚恋故事，歌颂了苏联了不起的民族政策。作者勃罗夫卡是白俄罗斯著名诗人，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故事，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玛丽雅》（梅登斯基著，翁本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卫国战争期间，青壮年男性上了战场，留在后方的妇孺老弱撑起了整片天空。《玛丽雅》讲述的是战争期间后方集体农庄的妇女们如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扬劳动热情支援前线的故事。书中塑造了集体农庄主席玛丽雅的光辉形象，她领导群众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带领农庄度过了战时的艰难岁月。本书作者梅登斯基生于1899年，他的作品很多，后期以青少年教育题材著称，有一本描写青少年犯罪改造的长篇小说在八十年代出了两个中译本，分别是《荣誉》（粟周熊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和人格（范国恩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列络》（契什维里著，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这部小说描写格鲁吉亚产茶地区古里亚的集体农庄生活，重点写了青年一代的劳动和爱情，如何和残余的旧思想旧意识做斗争，很富有生活气息，把古里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写得很到位，美不胜收。《列络》的第一部发表于1938年，第二部完成于1949年。作者契什维里是格鲁吉亚人，30年代外派到德国留学，专修西方文学，回国后从事文艺理论工作。
　　
　　《捷雅河畔》（普里希文著，方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一部描写复员军人返乡领导集体农庄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与官僚主义落后思想展开斗争、开展劳动竞赛、获得粮食和爱情双丰收、落后农庄转变成先进农庄的故事，基本上是按照一般苏联集体农庄小说的通用套路写的，没有多少新意。
　　
　　《阳光灿烂的冬天》，（普里希文著，方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这部作品是《捷雅河畔》的续集，讲述《捷雅河畔》里一个年轻的拖拉机手谢尼亚到远方探望妹妹，在妹妹工作的国营农场里，他发现由于官僚主义的场长领导不利，农场一片混乱，连拖拉机都是坏的，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帮助农场修理了拖拉机。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谢尼亚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比《捷雅河畔》要有味道得多。
　　
　　《党的委托》（谢维尔采夫著，乌蒙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来自莫斯科的勘探队工程师、共产党员卡尔达晓夫帮助一个集体农庄设计土坝的故事。按照该书内容提要的说法，“生动地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苏联人民的热爱劳动的精神，苏维埃知识分子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苏联人民怎样随时随地和各种不良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尽管带了这么多高帽子，在我看来，这本书缺乏亮点，单调呆板，索然无味。
　　
　　《丰收的故事》（列鲍柯列奇著，姚艮译，时代出版社，1954）。又名《佐劳道特侠奇》，描写顿巴斯地区的霞光集体农庄的老庄员佐劳道特侠奇在战后重建时期倡导革新耕种法，和官僚主义者和落后分子进行斗争，率领群众战胜困难获得丰收的故事。这也是按照集体农庄小说公式创作的作品，读者读多了这类作品，胃口会不舒服，相信作家们写起来也很别扭。
　　
　　《曙光照耀着加里库拉村》（果戈拉捷著，阿里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格鲁吉亚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经过改换领导、开展劳动竞赛，提高生产热情，终于改变了落后面貌。作者还用诗意的笔调描绘了格鲁吉亚的美丽风光，以近年来得到的格鲁吉亚信息观察，这个地方麻烦不断，总是出些奇怪的人和事，粗俗、野蛮、偏执、不讲道理，给人的印象很差，但从读过的几本格鲁吉亚小说来看，似乎还是个不错的地方。
　　
　　《野樱河畔》（柯罗纳托娃著，何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以集体农庄为背景的青年言情小说，描写一个集体农庄团委书记卡佳的爱情生活，以及她和伙伴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受，还写了青年一代与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虽然故事老套，文笔还算流畅。
　　
　　《扎波罗吉村的黎明》（布雷里著，赵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扎波罗吉村是西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庄，1939年9月之前位于波兰境内。该书描写战后在一个攻打过柏林的复员军人带领下建立集体农庄的历程，描写这些苏联的新公民怎样粉碎了地富反坏右的垂死挣扎，迈向集体化共同富裕的美好新生活。我手边的这册《扎波罗吉村的黎明》是多年前从北京旧书店淘来的，扉页盖着“外交学院图书馆藏书”字样，后边的借书登记卡是空白的。
　　
　　《农家》（卡拉瓦耶娃著，焦伯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部小说的背景时间为1924年春，描写全面集体化之前，苏共在农村开展合作社运动的故事。小说写了红军复员军人在家乡办起了共耕社，还写了富农不甘心的反扑，以及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是怎样大有作为找到幸福的。这部作品的初稿完成于1926年，可算是最早涉及农村集体化的小说作品，其内容的丰富完全可以看成一部微型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或者《磨刀石农庄》，可惜连一点点的知名度都没有，完全被湮没了。
　　
　　苏联的集体农庄小说还找到其他几部：《我们时代的人》（塞迪克别科夫著，叶冬心译，作家出版社，1956）、《水上乡村》（萨克罗特金著，移模、怀禹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3 ）、《曙光》（拉普捷夫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5）、《白金地的姑娘》（克尔巴巴耶夫著，姚芝娟等译，中华书局，1953）、《晴朗的日子》（莫斯泰苏著，方紫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不需要的荣誉》（伏罗宁著，秦顺新、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1956）等，由于内容和手法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下期计划：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谢谢支持。

老木匠

　　49，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随着这位伟人的离去，绵延近30年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终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斯大林去世前后，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变化，冰封多年的大地在苏醒，解冻的时候终于来到。在高层，经过短暂的权力争夺，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坐稳了第一把交椅，开始了对斯大林时代的拨乱反正；在底层，苏联老百姓的呼吸畅快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不敢回忆的往事敢回忆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写的文字也敢写了。苏联文学界最早感受到了春天的脉动，一批划时代的作品横空出世，其中奥维奇金的系列特写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如一颗彗星划过沉闷的夜空，熠熠生辉。这么说或许有点恶俗，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区里的日常生活》与《解冻》、《征途中的战斗》等著名作品一起开创了苏联新时期文学的道路，绝对非同凡响。
　　
　　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后，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系列的第一篇终于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这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与斯大林时代那些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阳光灿烂的集体农庄小说截然不同，揭露了苏联农村不那么美好的现实，以尖锐的笔调抨击了基层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麻木不仁，发表后自然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此时斯大林尚在人世，苏联居然提前出现了如此不和谐的音符，可见在“无冲突论”掩饰下的社会冲突已经剧烈到再也掩饰不住了。
　　
　　《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一组连续性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依次分别为《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在前方》（1953）、《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作《在同一区里》，1954）、《亲自动手》（1954）和《艰难的春天》（1956），后合为一书出版，以第一篇的篇名命名传世。
　　
　　奥维奇金这五篇长短不一的作品是以一个苏共基层干部马尔登诺夫为线索连结起来的，这是个有思想有魄力的开拓型干部，跟斯大林时代时代文学作品那些千篇一律的干部形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第一篇《区里的日常生活》里，马尔登诺夫是区委第二书记，该区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是个冷漠的官僚主义者，只关心以自己名义向上级汇报的数字，为此宁可损害下级集体农庄的利益。有一次收获时节突逢大雨，该区有数千公顷的麦子来不及收割，面对这场大雨，区委领导的表现各不相同，包尔卓夫口授了不知说云的八股官样文件限时下发，并决定向已经完成交粮任务的先进农庄加码摊派，让他们代缴粮食，补足那些没有完成任务农庄的交粮数字。马尔登诺夫强烈反对这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决定，双方争执不下，经过区委会议的热烈讨论，最后决定缓一缓，看看天气情况再说。幸亏后来雨停了，全区终于完成了交粮任务。
　　
　　第二篇《在前方》、第三篇《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第四篇《亲自动手》叙述马尔登诺夫升任第一书记后的工作情况和日常琐事，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基层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他了解到很多以往的上级官员不可能了解也不去了解的真情实况，以及前任包尔卓夫的官僚主义习气对基层工作的损害。马尔登诺夫勇于改革，大力反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工作作风，为改进机关的工作效率做了不少努力。为强化集体农庄建设，马尔登诺夫决定派出区委干部下放到落后农庄，在区委引起一场风波。
　　
　　第五篇《艰难的春天》叙述马尔登诺夫住院后，第二书记梅德维捷夫代理第一书记职务，此人也是个不学无术瞎指挥的角色，官僚主义习气比以前的包尔卓夫更甚，为此与区里一个拖拉机站长、来自莫斯科的下放干部多尔古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斯大林时代的农村体制里，国营的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是平行单位，互不隶属，在区委领导协调下配合工作）。马尔登诺夫经过调查了解，认识到多尔古绅是位了不起的好干部，他向上级建议由多尔古绅来接替自己，领导全区的工作。《艰难的春天》篇幅很长，内容丰富，是整部系列的总结之作。
　　
　　在文学史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阅读观感会有很大的歧异，有人会读得手舞足蹈如痴如醉，有人会觉得索然无味而弃之一旁。这同一部作品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读起来也会产生同样的歧异，以当下的观点看，这部《区里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叙事方式都很落伍，大多数读者会觉得味同嚼蜡，难以卒读。但这部作品放到后斯大林时代的语境，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作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这部作品与斯大林时代的模式化集体农庄小说迥然不同。前面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小说有公式可寻，无非是一个高大全式的先进人物（通常是复员军人，或者女劳动模范）与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集体农庄主席产生冲突，该先进人物在群众支持下与落后人物斗争，并接管农庄的领导权，领导农庄群众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大干快上，获得丰收，一起奔向美好明天，该先进人物在工作中改正了缺点，并赢得了爱情。《区里的日常生活》与这种模式完全不同，这部作品勇敢的暴露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农村工作的种种弊病，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负责农村工作的苏共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作风，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现实背后的问题。
　　
　　第二，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体裁。在很多评论或者著述中都把《区里的日常生活》成为特写作品，作者也声称他写的是特写，其实不然。一般而言，特写指的是集中描写真实人物或某一真实事件的精华段落，要素在于真实，真人真事，生活中真有这个人，真发生过这件事，人物时间地点都有案可查，不能虚构。而《区里的日常生活》只是从作者观察和体验到的生活真实里提炼出来的虚拟真实，并借用了特写的叙事方法，让这部小说看起来很像真实的人物事件一样，其实本质上还是虚构的小说，看起来不像小说小说而已。奥维奇金的创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衍生出一种游走于特写和小说之间的新型体裁。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同样面临剧烈的变革，这种体裁居然在中国复活，出现过一大批令人难忘的奥维奇金式优秀作品。
　　
　　奥维奇金生于1983年，1968年去世，他做过新闻记者，曾经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对苏联农村的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卫国战争期间，奥维奇金在前线做新闻记者，战后发表了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此后又致力剧本创作，用力甚多，但似不成功。《区里的日常生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颠峰之作。这部作品不仅为奥维奇金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荣誉，还开创了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流派――“奥维奇金派”，跟随奥维奇金的脚步，用奥维奇金的方式书写苏联现实问题的几位作家被划入了这个流派，比如田德里亚科夫、特罗叶波利斯基、阿勃拉莫夫、阿列克谢耶夫，都是著名的奥维奇金追随者。
　　
　　在斯大林去世后出版的每一本苏联文学史里，都会重点介绍或提到奥维奇金和他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人把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文学称为“奥维奇金时期”。我国读者在国家书目上查不到《区里的日常生活》书名，或许以为没有出版过中译本，其实早在1955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奥维奇金特写集》，收入《区里的日常生活》系列的前四篇作品，1962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艰难的春天》，这样，奥维奇金的这部划时代作品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不亚于苏联国内，直接引导了中国文学界“干预生活”的浪潮，催生了中国的奥维奇金式作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
　　
　　（《奥维奇金特写集》，君强、冰夷译，作家出版社，1955
　　《艰难的春天》，杨永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David

老木匠引苏联小说，像小时候看古彩戏法，从篼里端出来一样接一样没完没了。

老木匠

这是我的转的，我没有看过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的好感

老木匠

　50，潮锋版“苏联冒险小说译丛”
　　
　　上海有一个著名的美食胜地七宝老街，有一次我去那里游览时，发现那里最受欢迎的美食不是什么鸡鸭鱼肉，而是极不起眼的油炸臭豆腐，众多衣着光鲜的食客当街狼吞虎咽，完全顾不得吃相难看，老街里洋溢着一股怪异又其乐融融的味道。臭豆腐这玩意儿向来上不得台盘，别说主菜，连小点心都轮不上，可咱老百姓就是爱吃，没道理可讲。我觉得冒险小说就是文学中的臭豆腐，登不得大雅之堂，正规的文学史连提都懒得提，可读者就是爱买爱读，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制度，冒险小说这样的通俗类作品永远是销量最高的，拥有最多数量的读者。文革前苏联小说风行的年代也不例外，当年中国读者印象极深的苏联小说中，《勇敢者的道路》、《形形色色的案件》、《一颗铜纽扣》、《山里的春天》这类“臭豆腐”无疑占有显赫的位置。
　　
　　50年代，苏联冒险小说在中国成群结队地出现始于潮锋出版社于1954～1955年推出的“苏联冒险小说译丛”，这套书一共八种，当年极受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勇敢者的道路》外，其余七种分别为《匪巢覆灭记》、《秘密路》、《阿尔泰的小英雄》、《好的印象》、《山岗上的篝火》、《驱魔记》和《朱拉》。前面已经说过，这套书是我们少年时代最受追捧的读物，当时我们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阅读快感至今难以忘怀。
　　
　　1，布良采夫：《匪巢覆灭记》
　　
　　“苏联情报军官斯托查洛夫奉令化名打入德寇特务机关，历经多次艰难考验，终于使德寇相信，并由敌特务机关重派至苏联工作。斯托查洛夫回苏后，即协助肃清了法西斯特务分子。后来，斯托查洛夫又奉派至敌后，联合当地游击队员，一举消灭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并生擒特务头子”，这就是《匪巢覆灭记》的故事大要。70年代早期，正是我们无限向往当特务和抓特务的年纪，那个时候资源很少，只好把《铁道卫士》、《看不见的战线》之类的电影看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总觉得我们的或者朝鲜的反特电影，格局都不大，不够刺激。因此，像《匪巢覆灭记》这样的苏联卫国战争间谍小说自然极受我们的青睐，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宏大间谍时代的代入式想象，以至于多少年后早已过了做梦的年纪，照样沉迷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样的苏联间谍电视剧。
　　
　　从1953年到1995年，《匪巢覆灭记》由不同出版社重印了好几次，虽然不能说写得多出类拔萃，却一直是苏联冒险小说的代表作品，深入人心。作者布良采夫生于1904年，1960去世，战争期间在敌后游击队工作过，战后热衷于写作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的间谍小说，篇篇精彩，其他作品还有同样收入本丛书的《秘密路》、前面提到的游击队小说《敌后》，以及描写战争中苏军谍报人员命运的长篇代表作《如履薄冰》（晨曦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
　　
　　2，柯里亚柯夫：《勇敢者的道路》（见第36节）
　　
　　3，布良采夫：《秘密路》
　　
　　布良采夫的另一部著名间谍小说，知名度犹在《匪巢覆灭记》之上。本书分两部，上部描写苏联谍报人员奥若金和格利亚兹诺夫打入敌人内部为苏军搜集情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下部描写德军崩溃后，德国特务头子投靠了美国情报机关，并在美国指使下继续对苏联展开谍报破坏活动，奥若金等苏联谍报英雄不畏艰险，与明里暗里的敌人周旋，终于一举粉碎新老法西斯分子的图谋，为捍卫苏维埃祖国立下了功勋。
　　
　　布良采夫的作品一向有其个人风格，故事紧张，情节紧凑，叙事节奏明快，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和有趣的人物，文笔也相当不俗。唯一的毛病是，把苏联谍报机构和人员写得太离谱了，近似神话无所不能，而敌方的特务通常愚笨呆傻，被苏联特工玩弄于股掌之上，毫无疑问，苏联的情报机构有着光荣的传统和非凡的战斗力，尤其在二战期间，一大群王牌谍报员在敌人心脏神出鬼没，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多半是像佐尔格这样从外围刺探情报，行事谨慎，不会像书里写得那样张扬。而苏联谍报员冒着生命危险交来的情报，常常得不到最高层信任，那叫一个郁闷。比如战争爆发前，斯大林面对一份份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硬是不相信，且斥之为敌人的花招，结果苏联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苏联众多情报人员的辛劳竟换来这样的结局，真是情何以堪。
　　
　　4，格列波夫：《阿尔泰的小英雄》
　　
　　《阿尔泰的小英雄》是整个丛书里冒险色彩相对淡的一部，故事也相对乏味一些。该书叙述十月革命前阿尔泰地区一个孤儿的生活。卡拉巴尔契克父母双亡，由于忍受不了地主阶级的压迫，他逃离魔掌跑到深山里和猎人铁米尔生活在一起。十月革命后，卡拉巴尔契克为了捍卫新政权，和白匪军牧场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格列波夫的生平事迹不详，各类资料均无记载，看来是个小角色。这部《阿尔泰的小英雄》笔力一般，故事情节人物塑造都很老套，且有模仿《哈克费恩历险记》的意思。唯一可看的是，作者把阿尔泰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描绘得较为出色，好像我国的蒙古草原生活一样。
　　
　　《匪巢覆灭记》（吴景平译，潮锋出版社，1954）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译，潮锋出版社，1954）
　　《秘密路》（鲁林译，潮锋出版社，1954）
　　《阿尔泰的小英雄》（柳朝坚译，潮锋出版社，1954）
　　
　　51，潮锋版“苏联冒险小说译丛”（续）
　　
　　5，托曼：《好的印象》
　　
　　这一部是知名惊险小说家托曼的小说集，包括《暗中发生的事》、《今天将发生爆炸》、《好的印象》、《暴风停息的时候》四个中篇小说。《暗中发生的事》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人员粉碎德国特务窃取军事地图阴谋的故事。《今天将发生爆炸》讲述战后建设中，苏军工兵清除德军留下的定时炸弹的惊险过程。《好的印象》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利用太阳能方面的探索和成就。《暴风停息的时候》讲述苏联在改造沙漠工程中与企图破坏的美国特务斗争的故事。
　　
　　尼古拉.托曼又译作尼古莱.陀曼，苏联很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1911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曾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战争期间为苏军工兵军官，因此他后来的作品经常以工兵为背景。战后，托曼专事写作，尤其擅长惊险和科幻题材，写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通常篇幅不长，短小精悍，故事讲得生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文革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出了中译本，除了《好的印象》收录的四篇外，其他还有：《追踪游魂》（《追捕怪影》）（立夫、竺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谌国章、沈冠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被迫着陆》（邱佳木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穿过暴风雨》（沙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在布雷地带》（宋兆霖译，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在前线附近的车站》（船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都曾经风行一时。
　　
　　6，穆萨托夫、恰奇柯：《山岗上的篝火》
　　
　　在所有这八部小说中，《山岗上的篝火》是我最欣赏和喜欢的一部，曾经翻来覆去看过多遍。这部作品说的是沙皇俄国时代的战争故事，讲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军民与英法联军周旋的经过。19世纪五十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远东堪察加地区进攻，试图围捕歼灭俄海防舰队。实力稍逊的俄国海军官兵不甘受辱，奋起反抗，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击退了强大的英法舰队，没有让敌人的图谋得逞。《山岗上的篝火》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堪察加保卫战的经过，让我很长见识。
　　
　　前面说过，我一直对本书作者穆萨托夫的身份存疑，此人与《北斗星村》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人? 我查了一下资料，没发现有其他作家叫穆萨托夫，想必应该是同一人。如此，这一部《山岗上的篝火》应该是此人最好的作品，远比描写斯大林时代的《北斗星村》、《山上屋》等作品出色。我们中国读者对称为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本来就不知所以，堪察加地区的战事更是鲜为人知，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一场热闹，加上作者叙述的故事精彩好看，人物活灵活现，战斗过程紧张激烈，读来感觉过瘾之极。而俄国军民的爱国情怀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扭转了以前一直以为只有苏联人爱国而沙皇俄国人怕死不爱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苏联人写俄国时期的爱国战争显然没什么顾忌，作者把19世纪的沙皇俄国写得神采奕奕，相对苏联之前俄国作家的批判现实作品要明朗得多，不管真假都值得细细品味。
　　
　　7, 阿达莫夫：《驱魔记》
　　
　　《驱魔记》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冒险小说，描写苏联的科学家在北极地区开展改造自然的工程，试图引入地下水以改变北极的气候，让北方航道可以全年通航，并通过这个工程探测和获取北极资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有创意的伟大工程自然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关注，他们派来一批特务疯狂刺探情报，拉拢腐蚀苏联干部，阴谋大肆破坏建设工程。苏联安全机关人员明察秋毫，周密部署，与这伙特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他们一网打尽，保护了北极建设工程的安全。
　　
　　本书作者格.阿达莫夫经常会被误以为跟那位很红的侦探小说家、以《形形色色的案件》知名的阿.阿达莫夫是同一个人，其实不然，这位《驱魔记》的作者叫格里戈里.阿达莫夫，生于1886年，1945年去世，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小他34岁的另一位阿达莫夫。格.阿达莫夫擅长写科幻小说，可惜除了这部《驱魔记》，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作品。就这部《驱魔记》而言，虽说套路陈旧，各方面无甚新奇之处，但也不是没有亮点，小说把北极的自然风光和主人公在北极冰原上的冒险经过写得引人入胜，精彩纷呈，很有《船长与大尉》的味道。
　　
　　8，杜什亢：《朱拉》
　　
　　在这八部小说中，《朱拉》的篇幅最长，情节也最复杂，讲述三十年代苏联中亚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屡受英国豢养的匪帮侵袭，当地人民奋起与敌人斗争的故事，主人公朱拉是一位猎人，他在苏共的教育下，从一位个人复仇主义者转变为保卫家乡捍卫祖国的英雄，经历了重重艰险，终于生擒匪帮头目，破坏敌人企图颠覆暴动的图谋。作者杜什亢也是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作品也很少听人说起，大概是主流意识太浓厚，人物情节比较平庸乏味的缘故。当年有的同伴看得很起劲，却不大合我的口味。
　　
　　
　　这套潮锋版的“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可说是开了翻译出版苏联通俗类小说的先河，在五十年代主旋律作品的大浪里显得特立独行，让人耳目一新，一直被当年的老读者津津乐道。可惜，文学史不认这些作品，也不认这些作者，因此很难查证他们的生平事迹，这里只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内容，作者部分很可能有差错，欢迎当年的老读者提供详实的作者资料。
　　
　　对我而言，我深深地感激那位借给我们这套丛书的同学家长，五十年代初，这位长辈也就二十出头年纪，也有过爱看冒险小说的青春年华。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位老科学家的照片，成就斐然的老人已然白发苍苍，他大概不知道，青年时代收藏的一套苏联冒险小说曾经带给文革中的一群懵懂少年多么深远的影响和漫长的回味。
　　
　　《好的印象》（严继中、罗燕晋译，潮锋出版社，1954）
　　《山岗上的篝火》（子丛译，潮锋出版社，1955）
　　《驱魔记》（陈复庵、鲁林译，潮锋出版社，1955）
　　《朱拉》（一之译，潮锋出版社，1955）

杜雅萍

51，潮锋版“苏联冒险小说译丛”（续）
　　
　　5，托曼：《好的印象》
　　
　　这一部是知名惊险小说家托曼的小说集，包括《暗中发生的事》、《今天将发生爆炸》、《好的印象》、《暴风停息的时候》四个中篇小说。《暗中发生的事》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人员粉碎德国特务窃取军事地图阴谋的故事。《今天将发生爆炸》讲述战后建设中，苏军工兵清除德军留下的定时炸弹的惊险过程。《好的印象》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利用太阳能方面的探索和成就。《暴风停息的时候》讲述苏联在改造沙漠工程中与企图破坏的美国特务斗争的故事。
　　
　　尼古拉.托曼又译作尼古莱.陀曼，苏联很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1911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曾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战争期间为苏军工兵军官，因此他后来的作品经常以工兵为背景。战后，托曼专事写作，尤其擅长惊险和科幻题材，写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通常篇幅不长，短小精悍，故事讲得生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文革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出了中译本，除了《好的印象》收录的四篇外，其他还有：《追踪游魂》（《追捕怪影》）（立夫、竺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谌国章、沈冠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被迫着陆》（邱佳木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穿过暴风雨》（沙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在布雷地带》（宋兆霖译，东海文艺出版社，1958），《在前线附近的车站》（船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都曾经风行一时。
　　
　　6，穆萨托夫、恰奇柯：《山岗上的篝火》
　　
　　在所有这八部小说中，《山岗上的篝火》是我最欣赏和喜欢的一部，曾经翻来覆去看过多遍。这部作品说的是沙皇俄国时代的战争故事，讲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军民与英法联军周旋的经过。19世纪五十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远东堪察加地区进攻，试图围捕歼灭俄海防舰队。实力稍逊的俄国海军官兵不甘受辱，奋起反抗，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击退了强大的英法舰队，没有让敌人的图谋得逞。《山岗上的篝火》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堪察加保卫战的经过，让我很长见识。
　　
　　前面说过，我一直对本书作者穆萨托夫的身份存疑，此人与《北斗星村》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人? 我查了一下资料，没发现有其他作家叫穆萨托夫，想必应该是同一人。如此，这一部《山岗上的篝火》应该是此人最好的作品，远比描写斯大林时代的《北斗星村》、《山上屋》等作品出色。我们中国读者对称为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本来就不知所以，堪察加地区的战事更是鲜为人知，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么一场热闹，加上作者叙述的故事精彩好看，人物活灵活现，战斗过程紧张激烈，读来感觉过瘾之极。而俄国军民的爱国情怀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扭转了以前一直以为只有苏联人爱国而沙皇俄国人怕死不爱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苏联人写俄国时期的爱国战争显然没什么顾忌，作者把19世纪的沙皇俄国写得神采奕奕，相对苏联之前俄国作家的批判现实作品要明朗得多，不管真假都值得细细品味。
　　
　　7, 阿达莫夫：《驱魔记》
　　
　　《驱魔记》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冒险小说，描写苏联的科学家在北极地区开展改造自然的工程，试图引入地下水以改变北极的气候，让北方航道可以全年通航，并通过这个工程探测和获取北极资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有创意的伟大工程自然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关注，他们派来一批特务疯狂刺探情报，拉拢腐蚀苏联干部，阴谋大肆破坏建设工程。苏联安全机关人员明察秋毫，周密部署，与这伙特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把他们一网打尽，保护了北极建设工程的安全。
　　
　　本书作者格.阿达莫夫经常会被误以为跟那位很红的侦探小说家、以《形形色色的案件》知名的阿.阿达莫夫是同一个人，其实不然，这位《驱魔记》的作者叫格里戈里.阿达莫夫，生于1886年，1945年去世，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小他34岁的另一位阿达莫夫。格.阿达莫夫擅长写科幻小说，可惜除了这部《驱魔记》，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作品。就这部《驱魔记》而言，虽说套路陈旧，各方面无甚新奇之处，但也不是没有亮点，小说把北极的自然风光和主人公在北极冰原上的冒险经过写得引人入胜，精彩纷呈，很有《船长与大尉》的味道。
　　
　　8，杜什亢：《朱拉》
　　
　　在这八部小说中，《朱拉》的篇幅最长，情节也最复杂，讲述三十年代苏联中亚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屡受英国豢养的匪帮侵袭，当地人民奋起与敌人斗争的故事，主人公朱拉是一位猎人，他在苏共的教育下，从一位个人复仇主义者转变为保卫家乡捍卫祖国的英雄，经历了重重艰险，终于生擒匪帮头目，破坏敌人企图颠覆暴动的图谋。作者杜什亢也是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作品也很少听人说起，大概是主流意识太浓厚，人物情节比较平庸乏味的缘故。当年有的同伴看得很起劲，却不大合我的口味。
　　
　　
　　这套潮锋版的“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可说是开了翻译出版苏联通俗类小说的先河，在五十年代主旋律作品的大浪里显得特立独行，让人耳目一新，一直被当年的老读者津津乐道。可惜，文学史不认这些作品，也不认这些作者，因此很难查证他们的生平事迹，这里只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内容，作者部分很可能有差错，欢迎当年的老读者提供详实的作者资料。
　　
　　对我而言，我深深地感激那位借给我们这套丛书的同学家长，五十年代初，这位长辈也就二十出头年纪，也有过爱看冒险小说的青春年华。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位老科学家的照片，成就斐然的老人已然白发苍苍，他大概不知道，青年时代收藏的一套苏联冒险小说曾经带给文革中的一群懵懂少年多么深远的影响和漫长的回味。
　　
　　《好的印象》（严继中、罗燕晋译，潮锋出版社，1954）
　　《山岗上的篝火》（子丛译，潮锋出版社，1955）
　　《驱魔记》（陈复庵、鲁林译，潮锋出版社，1955）
　　《朱拉》（一之译，潮锋出版社，1955）
　　
　　下期计划：阿达莫夫的《形形色色的案件》。谢谢支持。
52，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
　　
　　我不能算是纯粹的侦探小说爱好者，只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几年里沉迷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放下不怎么看了。那个时候开放初兴，侦探之风滚滚而来，诸如傅惟慈先生编的三册“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和“尼罗河”，艾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森村诚一的三个“证明”，等等，兼收并蓄看了个痛快，而苏联的侦探小说，只有之前看过的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印象比较深刻。
　　
　　我在写作这个帖子之前，曾经查阅过网络上的相关文章，发现很多网友在回顾苏联小说时都提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可见这本当年难得一见的侦探小说乃是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对中国读者来说，文革前的十七年加上文革十年是侦探小说的荒凉期，虽说苏联的惊险小说出了一些，比较象样的侦探小说却很少，优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形形色色的案件》算是个中翘楚，这部作品及其作者阿达莫夫，不能不提上一笔。
　　
　　《形形色色的案件》原作发表于1956年，1957年底即由群众出版社发行了中译本，动作极快，几乎让中国读者同步分享了苏联侦探小说的起步。这部作品描写战斗英雄谢尔盖从战场复员回到莫斯科，加入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当了一名侦察员，他充满热情地投入保卫首都的工作中，和同事们一起破获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案件，最终揪出了以“老爷子”为首的“专事杀人、抢劫、妨害人民安宁生活、破坏社会秩序并充当外国间谍工具的庞大盗匪集团”。在小说最后，谢尔盖深切地体会到，“亲爱的城市的安宁对于他是何等的可贵。他不由得为自己那艰巨的、战斗性的劳动感到自豪，他心理想：‘是呀，这就是幸福！’”。
　　
　　这部作品为什么会给中国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类似的作品太少，西方的侦探小说基本绝迹，因此《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样比较规范又写得不落俗套的侦探小说自然成了希罕物。其次，作者阿达莫夫对西方侦探小说有深刻的研究，他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整部作品构思巧妙，结构合理，情节设计得错综复杂，人物和事件虽然安排得有点过多，但还算是有条不紊，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非常切合读者的心理需求。再次，虽然以破案为主线，但作者也以较多篇幅写了谢尔盖的家庭，他的爱情生活，还有战后苏联大学生生活，以及莫斯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元素综合起来给作品增色不少，对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乏味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有着难言的吸引力。
　　
　　阿达莫夫是苏联侦探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也可以说是后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通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阿达莫夫生于1920年，他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驱魔记》作者格里戈里,阿达莫夫，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志趣，取得的成就可比父亲强多了。战前，阿达莫夫在航空学院学习，战争爆发后参军，在特种部队服役至战争结束。1948年，阿达莫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之后从事新闻工作，业余时间写了不少通俗类读物。1956年发表了《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从此一举成名。
　　
　　阿达莫夫的创作不是在书房里冥思苦想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利用他的记者工作便利，深入现实生活，长期接触和观察社会现实，多方收集素材，包括与刑事侦查局的民警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了解苏联刑事罪案的真情实况，甚至随同侦察员一起办案，这样扎实的准备功夫自然使他的作品散发着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气息，让读者不得不信服。自《形形色色的案件》之后，阿达莫夫一发不可收，20年间创作了十余部水准相当一致的作品，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出了若干种中译本（其中有几种重复的译本），大致有下面这些：《黑蛾》（尹启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白墙一角》（易边译，群众出版社，1981），《侦查在进行》（斐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另一译本《追捕》，刘引梅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恶风》（粟周熊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另一译本《小偷和女人》，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1），《圈套》（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空位》（武学善、穆树源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另一译本《乘隙而入》，李家云等译，南海出版公司，1990），《案中案 发生在长途汽车上的诈骗案》（刘引梅译，群众出版社，1998）。阿达莫夫的后期作品更多了暴露了苏联特权阶层贪污受贿、介入犯罪集团的阴暗面，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味道，主要体现在创作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三部小说《恶风》、《圈套》、《空位》中。
　　
　　阿达莫夫最有价值的作品倒还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专著《侦探文学和我 作家的笔记》（杨东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8）。阿达莫夫这部著作中分为“岸上的谈话”、“爱伦.坡的创新和谜”、“黑色大洋中的绿岛”、“新大陆”、“我们的道路”、“情节的产生”六章，系统总结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源流以及前辈大师的创作技巧，对侦探小说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针对苏联的现实环境，提出了苏联侦探文学健康发展应该走的道路。阿达莫夫的精彩论断非常之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引述。总之，对于热衷于侦探小书的读者来说，看过了阿达莫夫的作品再来看他如何评说侦探小说的种种奥秘，的确会感觉到难以言表的阅读快感，比读他的小说还要有趣一些。
　　
　　苏联的侦探小说创作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的，在此之前，苏联并没有侦探小说存在的余地，说好听点是偏见，说难听点是刻意的封杀－－苏联社会怎么可能有凶杀、抢劫、盗窃、贪污腐败这些西方才有的黑暗？就算有少许犯罪活动，怎么能允许用文学形式来宣言这些东西？阿达莫夫在《侦探文学和我》中引述的文学理论家季纳莫夫的论述非常有代表性：“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密探的崇拜，在这里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地是，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人战胜违法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夺者等等。侦探体裁就其内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此外，阿达莫夫还引述了1952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恐怖、惊险，凶杀的场面，庸俗的内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侦探文学是为了满足低级趣味……”，显然，在当时的苏联文学土壤里，结不出侦探小说这样的恶之花。
　　
　　1953年之后，苏联的社会气氛日益宽松，侦探文学也随之起步，以阿达莫夫为核心的苏联侦探小说作家群结合苏联的具体实践，经过不断创新，闯出了一条具有苏联特色的侦探主义道路。或许有人会非议他们的作品娱乐性不够，没有深入挖掘人的深层心理，太多宣传意味，过于强调作品的正面教育意义，叙事手法单调乏味等等，我觉得不能如此苛求苏联侦探小说的创作实践，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阿达莫夫以及他的同仁在严苛的环境下执着于侦探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应该高度肯定的。再说，大家尝够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大鱼大肉，回过头来品味品味阿达莫夫的青菜豆腐，不也是别有一番清新的味道吗？
　　
　　（《形形色色的案件》，尹明华、李佑华译，群众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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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
　　
　　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哥哥吹嘘他们小时候看过的苏联惊险电影，什么《侦察员的功勋》、《海军上尉巴宁》、《水银湖上的魔影》之类，每次说起都是两眼放光，激动不已，听得我一愣一愣的，羡慕得流口水。当时我们看的外国电影仅限于朝阿罗越，那些传说中的苏联电影再也看不到了，只好看些私下流传的苏联惊险小说聊作替代，好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数量很多，印数也大，经常会捞着一本大过其瘾。当然现在来看，那些在苏联文学夹缝里不屈不挠生长出来的惊险小说模式化痕迹太重，无非是苏联安全人员（通常是少校军衔）与敌情报机关（战时德国、战后美国）派遣来的特务斗智斗勇，经过一系列戏剧性冲突，在苏联民众的配合下，将敌特一网打尽。或者是苏军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心脏里与敌人搏斗，最后完成任务光荣归来。总之，不管你来还是我往，都是苏联赢，非常满足当时的阅读期待。
　　
　　整理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由于这类作品深受读者欢迎，所以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以致好些作品有两个甚至多个中译本，让人理不清头绪。加上几毛钱一本的短篇小册子出得特别多，更加纷乱不堪。这里简单地提供部分书目，供大家参考。
　　
　　《底萨河畔》（阿夫吉延柯著，张达三,刘健鸣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5；《蒂沙河上》，周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蒂萨河畔擒谍记》，朱孟津译，泥土社，1954）。《底萨河畔》描写美国特务机关经过周密策划，派遣了经验丰富阴险狡诈的特务入境，该特务冒名被杀害的苏联退役战士骗取了苏联干部的信任，计划展开破坏活动，但苏联的边防战士从一些蛛丝马迹识破了特务的身份，经过紧张的较量，终于抓捕了老奸巨猾的派遣特务。这部中篇小说是苏联惊险小说的名作之一，避免了对敌人的脸谱化贬低，把那个特务写得像是个很厉害的角色。除了上面三个译本外，还有一部小说集《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时代出版社，1955）收了吉洪译的第四个译本《提萨河上》。
　　
　　《山里的春天》（阿夫吉延柯著，王国庆等译，群众出版社，1957；《山野的春天》，乃文、振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底萨河畔》的续集，描写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一次派遣特务进入苏联某城建立情报站，试图破坏苏联的铁路干线。苏联安全人员、边防军人与敌人进行了新的较量，再一次击败了敌人的图谋。这部作品写得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煞是好看。作者阿夫吉延柯，1908年出生，曾经做过马卡连柯笔下那类流浪儿，长大后当了矿工，1933年发表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之后佳作不断，除惊险小说外，也写工人和军人题材的作品。
　　
　　《一颗铜纽扣》（奥瓦洛夫著，笠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60）。这是一部在中国读者很有知名度的作品，描写卫国战争爆发后，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国家间谍斗争，苏军参谋军官马卡洛夫少校深入敌营，和不同的国际间谍势力以及法西斯盖世太保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圆满完成了任务，整个故事错综复杂，但叙述得简洁流畅。
　　
　　《一束红玫瑰花》（奥瓦洛夫著，苗青译，群众出版社，1959）。奥瓦洛夫的另一部名作，叙述苏联少年巴维尔.阿诺辛被德寇拐到德国，接受了间谍训练，后潜回苏联从事破坏活动，但面对祖国的召唤，他不甘堕落，向苏联安全机构自首坦白，并协助苏联安全人员破获了敌人的间谍网。奥瓦洛夫生于190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25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曾被苏联文学当局批判过，后恢复名誉。
　　
　　《地下城末日记》（卡里尼茨基著，田怡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地下城指的是德国法西斯在北冰洋一个小岛上建立的地下俘虏营。战后，这里被某跨国公司接收，他们隐瞒了希特勒战败的消息，继续强迫战俘在这里服苦役。后来战俘们不甘受辱，愤而起义，在苏联破冰船的援救下安全脱险。这是个很古怪的题材，作者写得不落俗套，紧张刺激。
　　
　　《就在不久以前》（（沃耶沃琴、塔隆基斯著，章新译，群众出版社，1962），这是一部很精彩的反特小说，描写战争期间一批特务进入苏联长期潜伏，战后，这批人投靠了美国情报机关，他们混入苏联的各个要害岗位收集情报，伺机破坏。女工程师卡佳偶然发现了特务的秘密，在苏联安全人员的努力下，一举破获了这个潜伏苏联12年之久的间谍网。这部小说写得很有味道，很多反特以外的细节很吸引人，记得当年我连夜看了两遍，前半夜看了一遍，后半夜又看一遍。
　　
　　《危险的路》（阿尔达玛茨基著，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资料室译，新知识出版社，1955；《危险的航线》，船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这是当年很受欢迎的反特小说，有好几个中译本。这部作品描写美国情报机关空降了一个特务潜入苏联，阴谋破坏苏联某机密的科研机构。这个特务用尽心机，无恶不作，试图窃取机密后杀害科学家，爆破定时炸弹毁灭目标研究所。在苏联安全人员的缜密侦察下，及时地抓获了特务，保护了研究所的安全。这部小说是用典型的苏联反特小说模式写的，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喋血藏奸》（萨莫依洛夫、斯考尔比著，裘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冒名顶替》（米哈依洛夫著 许铁马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座标没有暴露》（费奥多罗夫著，于浩成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深雪》（阿列菲耶夫著，高萍秋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美洲豹第十三号》（沙莫伊洛夫、斯柯尔宾著，李容译，时代出版社，1954）、《在宁静的海岸边》（马拉斯德略夫著，齐宗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这几部作品与《危险的路》、《底萨河畔》、《就在不久以前》一样，都是差不多的情节和内容。在反特小说这个领域，苏联作家的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确实有可议之处。
　　
　　下期计划：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续）。谢谢支持。
　54，若干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续）
　　
　　《红色的保险箱》（阿列夫耶夫等著，黄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这是一部很有名气的惊险反特短篇小说集，一共五篇，包括阿列夫耶夫的《红色的保险箱》和《射击场的秘密》、瓦库洛夫的《一封遗失了的信》、沙莫伊洛夫与斯柯尔宾的《第十三号美洲豹》、乔尔诺斯维托夫的《祖国的卫士》，这些小说本身并不算经典，其“内容提要”倒写得非常经典，基本上概括了苏联反特小说的基本思路和特色：“从这些小说里面，我们知道敌人是非常卑鄙、狡猾的。他们从天空、从海洋、从边境用各种方式派遣那些毫无人性的特务、间谍潜入苏联，企图破坏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他们企图偷窃设计图样，刺探军事情报。在企图未遂时，他们甚至恶毒地想谋害苏联的专家和保卫人员，炸毁苏联的工厂。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知道，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复杂的、敌人有的潜伏在科学研究机关，有的做清道夫作为掩护，有的冒充成新闻记者，他们用假眼睛来照相，用打火机来摄影，用戒指来联系，用电视放射机来传送偷窃到的图样。但是，因为有坚强的保卫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虽然敌人非常狡猾，我们是可以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这个简介就是一个清晰的公式，似乎适用于所有的苏联反特小说。
　　
　　《损兵折将》（沙莫伊洛夫等著，于浩成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包括两篇短篇小说，沙莫伊洛夫的《损兵折将》和乔尔诺斯维托夫的《旧教堂的秘密》。《损兵折将》比较一般，写的是战争期间苏军安全人员抓获德国特务的故事。《旧教堂的秘密》则很有趣味，描写“在德国一个苏美共管的城市里，美军收罗了一批有各种专门抢劫伎俩的罪犯，组成一个抢劫小组，通过地下暗洞潜入苏管区的一个旧教堂里，乘夜出来抢劫。更恶毒是，他们让这些行抢的人穿着苏军衣服，说俄国话，借此来破坏苏军的威信，恶化东西城的关系和消除美军士兵对苏联的向往和同情。但是，由于苏联侦察人员的勇敢和机智以及人民的觉悟，这种可耻的阴谋终于被揭穿了。”作者设计的情节非常眼熟，简直和前些年风传的斯大林纵火令如此一辙，如果都是真的话，战时苏德双方在激烈交战中，采用些非常规战术还可以想象，而战后苏美算是盟军，而且是和平时期，美方如使用这种伎俩就未免说不过去了。其实不管苏军装扮德军，还是美军装扮苏军，都是很让人怀疑其真假的。
　　
　　《蓝箭》（乔尔诺斯维托夫著，高善毅、王志秀译，群众出版社，1956），描写苏军试飞一种新型飞机，结果被敌方特工人员探知击落，飞行员被敌潜艇俘获。苏联安全人员、飞行员和敌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于击败了敌人，并迫使敌潜艇投降，被俘的飞行员也安全获救。作者乔尔诺斯维托夫和前面几部作品的作者沙莫伊洛夫、阿列夫伊夫、阿尔达玛茨基等人都是当年苏联惊险小说创作的中间力量，尽管他们的作品曾经风行一时，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或许有人记得他们的书名，可他们本人的名字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还有下面这些：《无形的战斗》（伊万尼柯娃等著，浩成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大铁箱》（沃依诺夫著，珞峰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民警少校》（维林著，李振声译，陕西出版社，1955）、《秘密一定被揭穿》（阿达巴舍夫等著，清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56）、）、《52号地区》（巴拉舍夫等著，杨里译，广州文化出版社, 1959）、《追踪能手》（斯坦纽克著，浩成、善毅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没有号码的房间》（齐鲁里斯、依曼尔马尼斯著，山人译，群众出版社, 1958）、《奇怪的旅伴》（斯柯宾等著，高萍秋等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深入虎穴》（阿尔达马茨基著，黄伟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真相大白》（希巴诺夫著，鲍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8）、《海峡旁的小屋》（什帕诺夫等著，北京编译社译，群众出版社，1958）、《在宁静的小城里》（木古耶夫著，谢光宁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8）、《“狼獾防区”的秘密》（德鲁日宁著，李国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这只是一部分书目，以后有机会再来慢慢充实。
　　
　　最后简单提一下苏联的惊险小说大师谢宁。谢宁又译作赛依宁，文革前出过他的四部惊险小说和一部剧本，分别是《将计就计》（包羽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军事秘密》（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天狼星行动计划》（岩华、云珠译，群众出版社，1956）、《一个预审员的笔记》张清雯等译，群众出版社, 1957)以及剧本《在二十世纪中叶》（陈用仪著，时代出版社，1952），其中《一个预审员的笔记》包括写于20年代的《一个预审员笔记》五篇和惊险小说《特殊任务》。谢宁的作品在苏联惊险小说中算是出类拔萃，这些小说大多以卫国战争期间苏德双方在地下战线的激烈对抗为背景，布局精巧，情节曲折，悬念丛生，文笔也流畅活泼，显示了谢宁高超的叙事技巧，令人一读就上瘾，拥有众多的读者。
　　
　　谢宁可不是简单人物，此人有两重身份，明里是著名的作家，在文坛游走游刃有余，不仅写小说，还写剧本，包括电影剧本，五十年代在我国放映的《易北河会师》就出自他的笔下。而在暗里，谢宁的真实身份却是苏联检查部门的侦察员，从属于内务部。据说谢宁聪明伶俐，擅长对大 犯要 犯的攻心工作，成就斐然，很得上级的欢心，在当年苏联的强力部门里是一个厉害角色。1934年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斯大林当天率领一批党政要员赶赴列宁格勒，随员里就有谢宁这号人物，可见他的重要地位。在随后的大清 洗里，他都干了些什么活计向来不为人所知，想必苏联内务部的机密档案里也不会提供准确的记载。战后，谢宁作为苏联方面的检察官参与了纽伦堡审判，风光一时。1948年，谢宁因一招不慎被斯大林关了两年，出狱后转向文坛郁郁寡欢，在潘菲洛夫的《十月》杂志混了个副主编职位，一直到去世都对他的隐秘往事噤口不言。关于这位在两个领域穿梭自如的风云人物，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人鬼作家谢宁》作了详尽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纵观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惊险小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其格调健康向上，又不乏惊险小说的一般要素，大多具有高度的娱乐感染力，给中国爱好惊险小说的读者提供了别样的精神享受。除了领风气之先的潮锋出版社“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外，中国青年出版社、群众出版社都出了成系列的苏联惊险小说，每一本都深受欢迎。90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批量再版了五十年代流行的那些苏联惊险小说，可惜时代变了，这些作品再也无法引起当年的阅读热潮。
　　
　　有一位苏联的学者曾经这样规范惊险小说家的职责：“作家的任务就在于表现和揭示普通苏联人的崇高的精神品质，而永远目光炯炯的保持警惕，善于认清和暴露敌人、撕掉敌人的假面具，这就是苏联人的典型的特征之一。”（史高莫洛霍夫，《苏联文学中的警惕性主题》）显然，苏联的惊险小说家是在一种无形的束缚中从事创作的，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惊险小说的题材才从反特题材过渡到反映国内的犯罪活动，出现了类似阿达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稍后更出现了尼林《考验的时期（试用期）》、《冷酷》这样反思苏联肃反机构内幕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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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55，尼林：《考验的时期（试用期）》、《冷酷》
　　
　　文革前，尼林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苏联作家（当然，后来也不是），1957年，他的《考验的时期》中译本出版；1962年，《冷酷》中译本出版，在当年汹涌而来的苏联小说大潮中，这两部作品很不起眼，很少有读者或是专业人士意识到这两部作品非同一般的价值，甚至可能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惊险小说或者内战小说看待，很快就被忽略和遗忘了。直到文革后，才有人陆续在专业教材上介绍尼林和他的这两部作品，不过大多沿用苏联学者的说法，我以为似乎没有完整识破尼林作品背后的丰富意涵。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全面清算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弊端，批判个人迷信，清理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整个苏联社会的格局和气氛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文学界，解冻文学兴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有良知的作家们开始反思苏联的历史，反思斯大林时代的方方面面，并且严肃地思考苏联文学是不是应该树立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股文学浪潮中，尼林以他在强力部门工作过的阅历和对苏联肃反工作的严肃思考，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接连撰写了中篇小说《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引起广泛的关注。
　　
　　《考验的时期》和《冷酷》都是以20年代初内战刚刚结束、新经济政策刚刚开始时期的肃反机构为背景，真实描绘了那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和苏联强力部门的种种内幕。《考验的时期》又名《试用期》，篇幅不长，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都比较简单，主要描写两个年轻的共青团员――叶戈罗夫和扎依采夫来到西伯利亚某县的刑事侦察局实习，由老侦察员茹尔带领试用一个月，以决定谁去谁留。在这段考验的时期内，两人参与了一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表现出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品德和工作作风，他们对人的态度、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更是南辕北辙：扎依采夫勇敢、刚毅，但是简单、机械、粗暴，甚至有嗜血倾向。而叶戈罗夫则表现得怯懦、畏缩，不像是个坚强的肃反人员，但他心地善良、虚心好学，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工作中，这两个朋友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识冲突，最后虽然两人都留了下来，茹尔却从扎依采夫身上看到了某种潜藏的不良倾向，并深为忧虑。
　　
　　相对素描小品式的《考验的时期》，尼林稍后创作的《冷酷》（人物名依四川人民出版社译本）则是一部沉重得多的作品，人物、情节和故事内容更为复杂，视野更为开阔。这部作品描写内战后西伯利亚某地的肃反斗争，内战后残余的反动匪帮躲藏在深山里，伺机杀人放火、捣乱破坏。当地刑事侦察部门在一次行动中抓获了沃隆佐夫匪帮骨干巴乌金，年轻的侦察员马雷舍夫耐心地与巴乌金交流，终于感化了巴乌金，经过一番波折，巴乌金协助马雷舍夫抓获了匪首沃隆佐夫，但在最后关头，马雷舍夫的局长率领一帮警察贪污了抓获匪首的功劳，并把巴乌金当做土匪关押了起来。马雷舍夫无法面对巴乌金的信任，顶不住良知的拷问而饮枪自尽，其最后的遗言是“我打生下来就没当过奴才，也决不会当奴才！决不……”。小说以马雷舍夫同事自述的方式，把整个故事叙述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叙述者最后感叹地说：“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我又重新回体念到那个阴雨、悲戚的日子的全部感受。悲痛、愤怒，惋惜的感情混杂在一起，至今在我身上还没有丝毫减退。”可以认为，这也是作者在回顾以往岁月时的悲叹，五味杂陈，意味深长。
　　
　　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主题特别是《冷酷》的主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强调作品的人道主义倾向，比如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说《冷酷》“悲剧性的社会心理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争取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的胜利而进行的那种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我国学者大多沿用苏联学者的说法，认为“作者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人道主义问题：在对世界进行革命变革的过程中暴力和说服、残酷和宽容的相互关系问题”（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美国学者斯洛宁则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中认为尼林提出了个人良心问题：“这种倾向是要摆脱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坚强的。生气勃勃的，重视科学的共 产主义者’对幻想和内心感情的‘胡言乱语’所持的全盘否定态度”。
　　
　　从人道主义观点或个人良心的观点来分析尼林作品的深层意涵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尼林更多是从现实层面来表达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是沉重和连贯的。在《考验的时期》中，老侦察员茹尔所担忧的扎依采夫身上的不良倾向在《冷酷》中得到了深化，并且掌握了权力，完全占了上风。《冷酷》中那个极端无耻的肃反机构局长难道不知道巴乌金是冤枉的，并且是立了功的吗？难道不知道马雷舍夫才代表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仍然成功地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他的罪恶勾当，甚至借他人之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局长要把案卷立成不是巴乌金抓住了沃隆佐夫，而是我们逮捕了所有的匪徒。局长关心的不是他个人出名，那就太渺小和卑鄙了，他是想要在居民眼中提高刑事调查局的威望，而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真是辛辣之极，在这位局长及其喽啰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和名誉算得了什么？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又算得了什么？革命队伍中怎么总会有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劣之徒，并且一再得逞？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尼林所揭露的苏联肃反机构中反面人物并不是只有那个局长而已，仅就《冷酷》中的描述来看，在那个局里有很多这样的小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局长及其喽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苏联肃反机构的集体形象。或许有人会质疑尼林丑化了苏联肃反机构，其实不然，尼林正是借马雷舍夫及其共青团同伴的形象诠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并借此反思苏联肃反机构的历史问题。当年苏联肃反机构的种种作为，固然为巩固内忧外患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不能回避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他们某些不够人道甚至悖反人伦的行为，也为苏联政权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对苏联体制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在革命的浪潮里，是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必要的？是不是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想这也是解读尼林作品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帕维尔•尼林生于1908年，1981年去世，早年当过工人、刑事调查局工作人员，30年代成为作家，卫国战争时期担任随军记者。除《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外，他的其他作品中译本有中篇小说《祖国的儿女们》（丽尼译，上海杂志公司，1945）、《在生命线上》（沈静波译，联益出版社，1947）和《认识了齐什科夫》（谭宝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除小说外，他也写电影剧本。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能被人记住的只有《考验的时期》和《冷酷》，尼林以这两部作品在后斯大林时代率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苏联最敏感的神经，这两部作品也因此在苏联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考验的时期（试用期）》（草婴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冷酷》（肇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邓学禹、吕宗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下期计划：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谢谢支持。
　　

老木匠

　　56，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
　　
　　曾经有网友问我为何这么熟悉老苏联小说？我想这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当年我们这一群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尖端科研机构的骨干，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初，5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或是在校大学生，或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正是热心支持苏联小说的那一群青年读者。到了70年代初我们读课外书的年纪，家长们当年收集的小说自然成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除了苏联小说之外，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说、俄罗斯时期小说以及少许西方国家小说，数目相当可观。
　　
　　那些家长们的口味各不相同，有的爱好惊险小说，有的爱好科幻小说，我就从另一位同学处借阅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科幻小说，除凡尔纳的三部曲、“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外，还有苏联的作品，贝略耶夫的《“康爱齐”星》、别利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透露》和《平格尔的奇遇》等等，那叫一个过瘾，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痛快。只是当时粗心大意，没搞清楚《“康爱齐”星》的作者贝略耶夫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的作者别利亚耶夫原来是同一个人，而《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别利亚耶夫。
　　
　　先说头一位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生于1884年，生平著作等身，号称苏联科幻之父。少年时代的别利亚耶夫热爱凡尔纳的作品，是个幻想爱好者，苏联版《别利亚耶夫选集》的序言里说：“在亚力山大.别里亚耶夫的一生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简直就像他写的作品一样。那还是童年时代的一天，他爬到了草棚屋顶上，纵身跳向空中。他想飞翔，他相信会飞上天去的。在这纵身一跳中，没有任何语言，只有飞跃起来的刹那间显现出来的无限快乐，表现除出了他心灵中的向往，反映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东西。”当然，别利亚耶夫没有飞上天空，而是落到了地上摔坏了，这一摔给他的脊椎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经过了一段艰辛动荡的岁月后，到了20年代初，他的后遗症发作，躺在病床上整整三年之久，在这三年里，别利亚耶夫顽强地和病魔抗争，读了很多书籍，包括很多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病好后即开始尝试写作。1925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问世，大获成功。
　　
　　从1925年到1942年去世，别利亚耶夫十几年间创作了十七部中长篇科幻小说以及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论文。从大洋深处到外太空，从人的精神世界到身体的秘密，从神奇的百慕大三角到失踪的大西洲，别利亚耶夫充满激情的想象似乎没有边界，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对于人们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开始懂得这样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人类最深遂的想象能够帮助人们在现实中克服困难，同恶势力进行斗争，自己也变得更美好。”（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别利亚耶夫的的大部分中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科幻爱好者钟爱的作家，其地位几与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等超级大师并列。在他的作品中译本中，至少有以下四种是文革前出版的：
　　
　　《“康爱齐”星》（腾宝、陈维益译，潮锋出版社，1955）。在别利亚耶夫的创作后期，苏联著名科学家、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影响下，别利亚耶夫创作了一系列以征服外太空为题材的小说，本书即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部，描写一个苏联生物学家和女友一起乘火箭到人造卫星“康爱齐”星考察旅行，并前往月球考察，小说了他们的太空见闻，笔调抒情动人，读来令人心情舒畅。这本书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二，大概是最早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别利亚耶夫作品。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李德容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别利亚耶夫的这部处女作描写科学家在人体器官移植领域里善与恶的斗争，有相当浓烈的恐怖成分，苏联学者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不寻常的幻想构思，紧张、惊险、出乎意料的情节，凄惨的达乌艾里（陶威尔）教授的形象，疾恶如仇和对真理的必胜心――这一切都使人震动和具有魅力。（（里亚普诺夫、努捷里曼《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水陆两栖人》（陈翼、邹锡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这一部大概是别利亚耶夫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作品，描写阿根廷一位医生把鲨鱼的鳃移植到一个男孩身上，让他变成水路两栖人，并因此引起一场错综复杂的争斗。这部作品表现了别利亚耶夫的美好愿望――人类可以到海洋的故乡去生活并充分利用海洋的财富。整部作品写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作者添加的社会佐料不大能让人信服。
　　
　　《神奇的眼睛》（李德容、沈凤威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描写苏联科学家利用水下电视寻找一艘沉船，以抢救一份珍贵的核动力科学文献的故事。读者很喜欢这部作品，但苏联评论界对它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
　　
　　文革后，从八十年代一直到最近几年，我国的出版界一直在致力介绍推广别利亚耶夫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得差不多了。比如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的“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一种9册16种，包括：第一集《水陆两栖人》、《雪人》、《看不见的光》，第二集《会飞的人》，第三集《沉船岛》、《在深渊上》，第四集《跃入苍穹》，第五集《最后一个阿特兰蒂斯人》、《空气贩子》，第六集《种海人》、《太空飞船》，第七集《找回自己脸面的人》、《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第八集《永生粮》，第九集《神奇的眼睛》、《世界主宰》。此外，河北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等也出了若干别利亚耶夫作品。
　　
　　在别利亚耶夫离开人世六十余年的今天，仍然有这么多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把他封为科幻偶像，足以证明这位苏联科幻之父的不朽价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独特的韵味，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紧张，文笔之流畅，思想之深邃，令人过目难忘。关于别利亚耶夫作品的详尽分析，他一生的传奇，他的作品的深远影响，网上的资料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查阅一下。遗憾的是，我试图制作一份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年表或目录，却因为资料太过杂乱而暂时未能如愿，只好留待将来再说了。
　　
　　最后说一下《平格尔的奇遇》，我在查资料的过程种发现很多人把谢.别利亚耶夫《平格尔的奇遇》划入亚.别利亚耶夫的名下，甚至某些网络百科全书也持这种说法，这显然犯了和我当年一样粗心大意的毛病。《平格尔的奇遇》的作者谢.别利亚耶夫是和亚.别利亚耶夫同时代而且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幻作家，两人恰巧同姓而已。
　　
　　谢尔盖.别利亚耶夫生于1883年，1953年去世。他毕业于尤里耶夫大学医学系，是个职业医生，业余从事写作。20年代起，别利亚耶夫致力于科幻小说创作，写过多部在苏联很有影响的作品，不过似乎只有一部《平格尔的奇遇》（陈善基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流传到中国，这部作品描写一位叫平格尔的英国青年在世界各地流浪的经历，介绍了很多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和作者在这一领域的设想。这本书颇受好评，知名度不在亚.别利亚耶夫作品之下，以至于读者经常会把这两位作者混为一谈。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人有什么个人关联，我想仅仅是姓氏巧合而已，在苏联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居然有两位同姓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作家，这种巧合确实让人惊奇，更让人惊奇的是，1965年发射的苏联东方2号载人航天飞船飞上太空并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驾驶飞船的航天员居然也姓别利亚耶夫，在太空行走的副驾驶员列昂诺夫则和另一位苏联文豪、《俄罗斯森林》的作者同姓。这让人好奇，苏联的文学界和航天界是不是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呢？：）
　　
　　57，文革前出版的若干苏联科幻小说
　　
　　与文革后的铺天盖地相比，文革前十七年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实在少的可怜，粗略估算不会超过30种，就算加上少许来自西方的科幻作品，十七年里出版的外国科幻小说也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和成年科幻爱好者的阅读需求。其实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幻小说虽然不受重视，还经常受到些闲人的冷眼和指指点点，招些莫测高深不知所云的所谓评论，但在困难的条件下还是有一大批爱好此道的作家辛勤地耕耘，创作成绩不可小觑。一些名作家如阿.托尔斯泰、亚.别利亚耶夫、谢.别利亚耶夫、涅姆佐夫等创作出了相当优秀的科幻小说，与西方大师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另外像齐奥尔科夫斯基这样德高望众的科学家也加入到科幻创作的队伍中，更使苏联的科幻园地生机勃勃。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却几乎都是精品，这些作品主题的深度拓展，科学领域的延伸创新，想象力的漫无边际，故事的幽默抒情意味，足以和文革后我们看到的西方科幻小说媲美。除前文介绍的两位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外，以下这些作品也给中国读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在地球之外》（齐奥尔科夫斯基著，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中国留学生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在月球上》（齐奥尔科夫斯基著，联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齐奥尔科夫斯基（1853~1935）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大师，苏联航天事业的先驱。他不仅对航空航天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更投入到科幻作品的创作中，热心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这两部作品是他的科幻名作，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在地球之外》是一部纯粹的科幻小说，描写2017年的航天旅行，一群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作者把这些外国科学家取名为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在苏联科学家伊万诺夫的带领下前往太空，他们环绕地球航行，经月球飞向太阳系，一路上的见闻和争论饶有趣味。《在月球上》篇幅稍短，通过一个小朋友的梦境描写了月球上的神奇景象。这两本书附带的两篇文章――《齐奥尔科夫斯基关于星际飞行的工作》（伏洛比耶夫）和《会见齐奥尔科夫斯基会见记》介绍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成就，是了解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苏联“航天之父”事迹的珍贵文献。
　　
　　《探索新世界》（奥霍特尼柯夫著，王石安、钱君森译，潮锋出版社，1955）。《探索新世界》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第一种， 包括《新的视力》、《石窟秘密》、《爆炸的故事》、《作家的自动机器》等中短篇小说九篇，内容涉及海洋探测仪器的发明，地底勘探、卫国战争中新武器的研制，以及电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文笔也不错。《作家的自动机器》讲述某“作家”研制创作机器的经过，非常幽默。作者奥霍特尼柯夫是一位功勋科学工作者，也是苏联科幻作家群的名人。
　　
　　《星球上来的人》（叶甫列莫夫著，娄穆译，潮锋出版社，1955）。《星球上来的人》是潮锋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之第三种，包括《星船》、《远古的影子》、《沙漠之光天文台》等七篇科幻小说，分别讲述“七千万年以前带了原子武器从星球上来的人，几万万年前映在岩壁上的原始生活的图景。中亚地方沙漠里天文废墟上的秘矿，伤人生命的神秘水银湖，西伯利亚腹地里发现的非洲巨象遗骸，蒙古沙漠里的不可近身的奇怪动物，攀登绝峰堪察矿藏的勇敢青年”，从这文采不俗的内容提要里，读者可以想象这些作品该是如何精彩好看。作者叶甫列莫夫是一位卓越的古生物学家。本书被苏联批评界誉为“完美的科学幻想小说”，当然这个评价有点言过其实。
　　
　　《镜子场的故事》（涅姆佐夫著，锦法、贾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金窖 》(涅姆左夫著，沈小娴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镜子场的故事》描写苏联科学家库尔巴托夫发现了一种光电塑料，并试验这种新材料能否利用太阳能发电，主要情节讲述其他几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围绕这种新材料的不道德行为。《金窖》描述一群苏联石油科学工作者利用潜水坦克钻探海底石油的故事。这两部作品结构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抒情色彩，着重探讨了苏联科学界的人际关系，赞扬了苏联科学工作者的合作精神和“集体创造性劳动”的可贵。作者弗.涅姆佐夫生于1907年，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民族文学系。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以科幻小说为主。苏联的评论者对他的作品有争议，有人说他“讲的都是现代的事情。幻想中的技术计划也没有超出今天的技术的可能范围”，还说他的中篇小说《七色虹》（无中译本）“歪曲和缩小了社会主义农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规模”。从这两部作品看，涅姆佐夫的作品还是有他独特的韵味，现实感很强。

　　58，文革前出版的若干苏联科幻小说（续）
　　
　　《加林的双曲线体》（阿.托尔斯泰著，费明君译，泥土社，1952）、《阿爱里塔》（阿.托尔斯泰著，刘德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提起阿.托尔斯泰，自然会想到他鼎鼎大名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其他优秀作品反而默默无名了，比如创作于20年代的两部科幻小说《阿爱里塔》和《加林的双曲线体》，如果被埋没就实在说不过去了。美国的苏联文学学者斯洛宁曾经这样概括《阿爱里塔》和《加林的双曲线体》的内容：“广为流传的《艾里塔》（《阿爱里塔》，1924）描写一支旨在火星删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探险队。他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加林的双曲线体》，1925）是一本超级惊险小说，其中金发碧眼的‘荡妇’、密探、国际骗子、金融家和其他犯罪分子都卷入一项骇人听闻的发明――一种具有原子蛋或氢弹威力的死光――之中，它使无耻的发明者加林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被毁灭的欧洲，以便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社会。”这两部科幻作品非常出色，可以认为是苏联科幻小说的奠基之作，绝对可以和史上最好的科幻小说相提并论。五十年代出的中译本曾经大受中国科幻爱好者欢迎，《加林的双曲线体》文革后曾经再版（《大独裁者》，王忠亮、王育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印了五万册之多，看过的人应该不少，现在还记得的大概不多了。
　　
　　《棕榈上的霜》（古雷维奇著，晓林译，自由出版社，1954）、《第二颗心脏》（古列维奇著，李敏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棕榈上的霜》描写美苏两国科学家同时研究人工制冰，苏联方面用来造福人类，美国方面则是用来制造冰弹称霸世界，最后美国的科学家们良心发现，为了和平事业毁掉了冰弹成果。作者以漫画式的笔法嘲弄美国社会的众生相，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棕榈上的霜》曾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感觉真是精彩到家了，当然现在看有点可笑，作者非科学想象的成分太多而且太不着调了。《第二颗心脏》描写苏联设计师在试验通过电离层把电流输送到中国的任务时，遭到外国间谍暗杀，心脏中枪。高超的苏联医生给他换了一颗心脏，挽救了他的生命。跟《棕榈上的霜》相比，《第二颗心脏》要逊色一些，写得比较乏味，不像《棕榈上的霜》那样热闹。作者古雷维奇的背景资料不详，除这两部作品外，还有一本《客星之谜》（戈列维契著，俞祖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也疑似为此人的作品。
　　
　　《萨尼柯夫发现地》（奥布鲁切夫著，周家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根据西伯利亚北缘北冰洋岛屿的地质结构，以及因地质时期的演进而产生的自然界变化，大胆底假定了在北极地带存在着一片令人向往的陆地，一个北极探险家在北冰洋的冰块中间找到了这片土地，他们发现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丛生着茂盛的寒带植物，还有绝种的野兽、大量史前动物和原始人类”。苏联小说中有一个别致的类型――北极探险小说，中国读者非常喜爱的《船长与大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萨尼柯夫发现地》也很出色，生动细致地写了苏联探险家在北极探险的艰辛历程。
　　
　　《猎取猛犸的人》（波克罗夫斯基著，张由今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与大多数科幻小说把想象投向未来不同，《猎取猛犸的人》反其道而行之，想象的是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社会，可谓别开生面。作者根据顿河沿岸考古发现的猛犸骨头和原始人遗迹为材料，以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群原始人的生活，他们如何利用简单的工具来猎取当时最厉害的野兽猛犸，还写了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劳动和成长，以及那个时代的自然风光，还有原始人面对大自然的奇特感情。这种稀奇古怪的题材很难写好，虽说瞎扯的成分巨多，手法也不够圆熟，但非常有趣，很值得一读。
　　
　　《星球来客》（马尔迪诺夫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这是一本跟中国有关的小说，描写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在莫斯科降落，苏联科学家和外星客人用数学语言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外星飞船，获知了外星人的秘密。美国人得知后非常恼怒，派遣特务冒充中国新华社的记者潜入外星飞船，企图破坏苏联人民和外星人民的友谊，结果在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下，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来访的外星飞船安全离去，圆满完成了访问地球的使命。有人曾经把科幻小说分为宇宙间飘荡的神奇怪异、恐怖的原子能岛屿、可逆转的人间岁月、人类思维系统命令、青春永驻之谜、星球帝国大战、向地球人类广播、机器时代、数码凶杀案等几大基本类型，这部《星球来客》应该算是“向地球人类广播”型，这种小说数量很多，想写出新意并不容易。
　　
　　文革前出版的其它苏联科幻小说还有下面这些：《黑海宝藏》（斯图季特斯基著，田怡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在星空里航行》（马尔腾诺夫著，金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人造小太阳》(沙符朗诺娃,、沙符朗诺夫著，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0)、《月球航行》（奥斯特罗乌莫夫著，陈达焜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5）、《奇妙的破冰船》（萨克拉托等著，俞润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奇异的透明胶》（萨帕林等著，彭利铗等译，群众出版社，1957）、《在两个太阳的照耀下》（马斯洛夫等著，林晓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7）、《客星之谜》（戈列维契著，俞祖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金刚石》(苏)罗萨霍夫斯基著，奈温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这份书目并不完整，希望知情的朋友继续补充。
　　
　　尽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数量不多，这些风格各异的小说质量却并不低，文革后出版的苏联当代科幻小说数量虽说多得多，这些新秀就品质而言未必能赶得上他们前辈，更别说与阿.托尔斯泰、亚.别利亚耶夫这样的超一流大师比肩。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幻小说有着自己的传统、特色和使命感，如一位苏联作家所说：“教育青年读者相信人的创造力量的威力，相信大胆、爱国主义、机警、英勇、建立功勋的愿望，认识世界的愿望以及写下劳动和发明的诗篇，显示科学和技术创造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愿望――这是写作科学幻想和惊险文学的作家的主要任务。”在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苏联的科幻小说作家仍然创作出了一批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尽管有一些瑕疵，比如对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够关注、刻意丑化敌对国家、避免接触苏联现实等，但他们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

老木匠

　　59，《狂风暴雨》、《阿里泰到山里去》及其他苏联民族地域小说
　　
　　文革前最权威的苏联文学研究著作大概要算是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和《论苏联文学》，这两本书是当年我国苏联文学研究和出版的指南，影响极大。在这两本书里，都有专门的章节，大篇幅的论述“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和“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友谊”，可见在苏联学者看来，民族问题是苏联文学一个重要的课题。苏联是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除各加盟共和国以外，俄罗斯联邦的辽阔大地上还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只不过苏联官方没有“少数民族”的称呼，而是称作“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作家们用他们的语言创作了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不少俄罗斯作家创作了若干涉及民族问题的作品（姑且称作民族地域小说），从这些作品来看，苏联时期各民族似乎是和睦地团结地生活在一起，其实在“和睦”“团结”的背后，苏联各民族潜藏着严重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由于苏联当局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终于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但在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地域小说中，这些问题是看不到的。以下就选择的几部文革前出版的知名度比较高的民族地域小说，有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有的是俄罗斯作家写的民族问题小说。
　　
　　拉齐斯：《狂风暴雨》
　　
　　20世纪上半叶的拉脱维亚出了两位大作家，拉齐斯是其中之一，《暴风骤雨》是拉齐斯进入苏联时期后推出的一部史诗性巨著，以拉脱维亚加盟苏联前后为背景，记述了那段对拉脱维亚人民来说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描写拉脱维亚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并加入苏联，以德军入侵告终。第二部描写德军占领时期，拉脱维亚地下党的斗争，以及苏军中拉脱维亚战士的英勇表现。第三部描写战后拉脱维亚的重建，拉脱维亚如何在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苏联大家庭里开始幸福的新生活。这部作品卷帙浩繁，以苏联观点全面反映了一个弱小民族在一个大时代里悲喜交加的变迁之路，特别是第一部生动描绘了在拉脱维亚骤变之际各方人物的肖像，多少可以一窥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的人民是如何度过那个历史性时刻的。《狂风暴雨》的中译本出版于1962年，由周朴之、孙肇堃、张草纫三位名家分别翻译三个部分，质量上乘。1962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千疮百孔，当年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寥寥无几，除《暴风骤雨》外，还有《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不足10部。在那个严峻的时候，《狂风暴雨》这样大部头的巨著能够顺利出版，堪称幸事。
　　
　　维利斯.拉齐斯（1904～1966）早年做过渔民、码头工人、远洋船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除文学创作外，拉齐斯还热心从事社会活动，拉脱维亚加盟苏联后曾出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齐斯20年代初即开始发表作品，除《狂风暴雨》外，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早期的《渔民之子》（岳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创作于1932～1934年，是拉齐斯的成名之作，描写资产阶级时代拉脱维亚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命运。长篇小说《走向新岸》（孙广英、严绍瑞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王石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朱葆光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描写拉脱维亚农民战后在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历程。这本作品在中国居然有三个中译本，可见当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长篇小说《失去的祖国》(林耘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是一部国际题材作品，描写殖民地人民反抗资产阶级殖民者的斗争，想象力丰富，写得生动幽默，很有味道。此外还有《拉齐斯短篇小说选》（项星耀译，作家出版社，1956）。
　　
　　乌皮特（又译作乌比特，1877～1970）是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拉脱维亚文学大师，他的创作生涯横跨沙俄时代、独立时代和苏联时代，硕果累累，影响最大的作品为创作于1908年至1933年的长篇巨著《罗别日尼耶克一家人》，这部八卷本系列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描绘了拉脱维亚农民的生活画卷，以及拉脱维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的斗争，这部巨著是拉脱维亚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的三部有中译本，分别是《新的远流》（戴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迷惑之网》（单锦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往事的影子》（种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这些作品多创作于拉脱维亚的苏联时代之前，不能算作苏联小说了。乌皮特在苏联时代的作品是否有中译本尚待考证。
　　
　　萧穆什金：《阿里泰到山里去》
　　
　　我在刚开始写这个帖子时，还以为小时候读得兴致盎然的《阿里泰到山里去》知名度不大，后来查阅资料才发现很多人都还记得这本书，这部小说的两个译本（另一译本《阿里捷的末路》，刘湖深译，作家出版社，1954）在五十年代算是次热门小说，有关部门甚至把这部小说和另一部苏联小说《妮索》一起当作做民族工作的参考读物。《阿里泰到山里去》说的是俄罗斯少数民族朱基人（又译作楚克奇人，疑似爱斯基摩人的一支）的故事，他们聚居在西伯利亚东北角的楚科特卡地区，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十月革命前，美国人来到这里，利用此地的廉价劳动力，疯狂榨取朱基人的劳动、资源和财富，并在当地朱基人中物色了无赖阿里泰作为代理人，充当美国人的豢养的走狗，残酷压迫和剥削当地人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派人来到这里，耐心地做民族工作，当地人民提高了觉悟，赶跑了美国人，并要清算坏人阿里泰。阿里泰走投无路，只好躲到山里去。
　　
　　萧穆什金（又译作塞摩希金，1900～1970）20年代初在莫斯科大学教育系学习，之后远赴西伯利亚极北地区参加建设工作，考察了解当地朱基人的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积八年之功创作了《阿里泰到山里去》，这部小说在描写朱基人在苏联时代的巨大变化之外，着重描写了朱基人的风土人情，故事精彩，笔调轻松活泼，令人耳目一新。萧穆什金的作品还有一部《开拓极地的人们》（陈复庵、陈莺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同样描写苏维埃人员在楚科特卡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与《阿里泰到山里去》齐名的《妮索》（鲁克尼茨基著，林耳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是一部故事情节相当复杂的小说，写的是帕米尔高原西部一块归属未定的地区（现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争夺战，这里与阿富汗、印度和我国新疆毗邻，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地区，小说写了红军战士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翻身解放，挫败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用浓厚的笔墨着重写了当地妇女妮索的命运。
　　
　　文革前出版的其他民族地域小说有以下这些：乌克兰作家斯捷尔马赫的《人血不是水》（文颖译，作家出版社，1961），阿塞拜疆老作家艾尼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布哈拉》（千羽、卜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城市》，大草、滕启译，国际文化出服务社，1953），土库曼斯坦作家凯尔巴巴耶夫的《决定的步骤》（李德鸿译，平明出版社，1951；《决定性的一步》，江犁译，时代出版社，1954），阿塞拜疆作家伊勃拉吉莫夫的《总有一天》（王仲明译，时代出版社，1955），爱沙尼亚作家列伯勒赫特的《库尔地之光》（郑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和《前进路上》（向青译，平明出版社，1954），乌克兰作家戈洛夫科的《母亲》（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乌克兰作家穆拉托夫的《布柯维纳的故事》（白永译，平明出版社，1951；《到幸福的路》，言鸿、沙蕾译，火星出版社，1952），阿弟盖族作家克拉舍夫的《冲击》（沈序、陈林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立陶宛作家兹维尔卡的《丰饶的土地》（李灵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5）等，此外的一些民族地域作品，或者前文已经介绍过，或者还有待补充。这些作品描写十月革命前的少数民族生活大多真实可信，而描写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则大多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是不是有一些民族问题刻意地没有涉及？这恐怕要加一个问号。
　　
　　《狂风暴雨》（周朴之、孙肇堃、张草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阿里泰到山里去》（杨立平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

老木匠

　　60，《波尼伍尔的心》、《伏龙芝》及其他革命与内战小说。
　　
　　革命与战争从来都是催生优秀文学作品的强劲动力，苏联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沙皇俄国－苏联－独联体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革命和战争不断，就革命而言，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革命者不屈不挠，终于在俄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就战争而言，为巩固革命政权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和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极为惨烈，这两场战争的持续时间之长，牺牲损失之大，苏联人民所受苦难之重都为俄国历史所罕见。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自然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优秀战争文学作品，与之相比，早期的革命与内战题材的作品也不遑多让，在众多革命与内战小说中有顶峰之作《静静的顿河》，还有在我国知名度很高的《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第四十一》等等。以下这些反映革命和内战的小说，虽然影响不大，也却不乏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点点滴滴，撼动人心。
　　
　　纳吉什庚：《波尼伍尔的心》
　　
　　《波尼伍尔的心》以内战时期的西伯利亚滨海地区为背景，描写十月革命胜利后，美日势力武装干涉该地区，从1918年到1922年，美日侵略者、白军、苏维埃地下党和游击队等几方势力在这里激烈角逐，这部作品写了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事件，主人公维塔里.波尼伍尔是一位海参崴少年，他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的斗争，在战斗中成长，表现优异，直至为了保护机密文件而光荣牺牲。小说写了各方势力的众多人物，包括不少参加游击队的中国人，作者以波尼伍尔为核心，细致描绘了游击队员的战斗历程，还描绘了敌对势力各式人物的活动，以及当时普通市民的心态，可以看做是一部海参崴内战百科全书，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作者纳吉什庚（1900）是一位童话作家，《波尼伍尔的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一部在中国有影响的作品。这本书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本苏联小说，当时看过好几本描写西伯利亚内战的小说，读过《波尼伍尔的心》后，对东北部那个叫做海参崴的城市越发好奇，激发了我对那个原本属于我们的美丽城市的无尽想象。一晃几十年没读过这本书了，前不久在一位网友的帮助下，我得以重温此书，欣喜之情，一言难尽。
　　
　　波里索夫：《伏龙芝》
　　
　　苏联的内战让一批新生代将领登上了世界军事史的舞台，他们率领红军战胜强敌，其功绩令人瞠目，其中最闪亮的一颗将星就是英年早逝的伏龙芝，本书忠实地记述了这位卓越的红军统帅辉煌的一生，从他的童年一直到短促的战后岁月，大部分篇幅讲述伏龙芝如何在内战期间崛起，如何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如何运筹帷幄身先士卒，率领新兴的红军转战南北，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何击败了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全副武装的反动势力，如何以他的军事才华和战略眼光使苏联红军脱胎换骨，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读这本书，伏龙芝的一生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一起回味那段不可思议的内战时代。
　　
　　回首当年，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取得中央政权后，很快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从北方的摩尔曼斯克到东方的海参崴，从西方的布列斯特到南方的克里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影子，不仅有代表旧势力的白军，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军，甚至连捷克战俘也敢造反作乱，可谓遍地烽火，四面楚歌。苏维埃政权没有地盘、没有粮食、没有外部支持，甚至民众的支持也不足，而最后的结局跌破一地眼镜，岌岌可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居然取得完胜，并拥有了一直强大的军队，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阅读这部红军统帅伏龙芝的传记小说可以大致了解红军获胜的历程，当然，由于内战时代的很多领袖后来都成了负面人物，甚至连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都成了头号敌人，指望《伏龙芝》这样的斯大林时代作品完整地表现红军高层活动的真实一面是不大现实的。
　　
　　除上述两部作品外，还有几部革命和内战小说也值得一提：
　　
　　《严酷的年代》（霍洛波夫著，郑硕甫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描写基洛夫在内战时期组织和领导阿斯特拉罕地区的革命力量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故事。艰险的战争没把基洛夫怎么样，倒是莫名其妙的政治阴谋夺走了这位明日之星的生命，并因此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劫难，令人唏嘘不已。
　　
　　《春鸟》（姆斯吉斯拉夫斯基著，林荫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描写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巴乌曼的事迹。巴乌曼（又译作鲍曼，1873～1905）是布尔什维克“火星报”时代的骨干分子，协助列宁创办和推广火星报，为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一员。1905年10月在参加示威游行时不幸被黑帮杀害，他的葬礼曾经轰动一时。本书写了巴乌曼最后五年的活动，可以从中了解布尔什维克是怎么起家的。
　　
　　《北方的曙光》（尼基丁著，史善扬译，文化工作社，1953）。描写1918～1920年间苏联北方地区工人和农民在摩尔曼斯克地区抗击英法美侵略者的故事。说起摩尔曼斯克，以前经常在二战史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二战时期，英美援助苏联的物资就是在这里上岸，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当然苏联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德国的，这些往事后来不大提了。80年代看过一部苏联电影《男子汉们》，影片最后出现了摩尔曼斯克的画面，这个冰雪中的城市干净、漂亮，令人神往。
　　
　　文革前出版的革命和内战小说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些不大出名，主要有：《日出》（扎莫依斯基著，杨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勃列斯尼亚不投降》（奥斯特罗威尔著，新联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道里亚》（赛狄克著，高清岳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1）、《尤尔科克鲁克》（柯兹拉纽克著，陈复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迎着朝霞 第一部》（柯热夫尼科夫著，佟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林中血战记》（斯特罗德著，汤真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第三次列车》（费什著，陈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骑士》（雅诺夫斯基著，陈复庵译，作家出版社，1963）、《妇女的道路》（列别卓夫斯基著，杨永、许存龙译，作家出版社，1963）、《黎明》（布里亚金译，关予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游击老英雄》（柯拉斯著，李俍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革命的激情和战争的残酷，虽说现在不大时髦了，但革命和战争背后的景色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波尼伍尔的心》(纳吉什庚著，林林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伏龙芝》（波里索夫著，金垚译，光明书局，1955）。

　　61，《红肩章》、《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及其他军事小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后，决定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列宁的领导下，托洛茨基负责组建了工农红军，并统帅这支军队南征北战，神奇地打败了各路白军，驱逐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囯内战争的硝烟磨炼出了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一群杰出的统帅，他们在战后把苏联红军打造成一支正规的现代化武装力量。二战爆发后，被斯大林折腾得虚弱不堪的苏联红军没有被打垮，竟然独力抗击了法西斯德军达三年之久，从被动转为主动，并涌现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等新一代统帅。世界军事史册将会永远记载着，决定人类命运的几次大会战就是这支军队打的。他们打过史上最辉煌的胜仗，也打过史上最凄惨的败仗。卫国战争初期曾经一溃千里，狼狈不堪，但很快重整旗鼓，高歌猛进。而在另一面，苏联红军一路解放的各国人民也会记得，这支军队视他国人民的财产妇孺如当然的战利品，军纪之坏也是出了名的。在军事爱好者眼中，苏联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神秘的、可怕的、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我们这一代人无缘见识他们的风采，只好从大量的苏联战争小说以及像《红肩章》这样的军校小说中了解苏联红军的秘密。
　　
　　伊裘姆斯基：《红肩章》
　　
　　在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海量苏联小说中，《红肩章》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这本厚厚的长篇小说由于描写的是苏联青少年的军校生活，让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少男少女们大感兴趣，以致多少年之后，当年的那一代青少年读者还能津津有味地回忆起书中的细节，诸如军校少年情侣在雪中散步的沙沙声、军校老师批判告密者、“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等等。《红肩章》以1943年创建的苏沃洛夫军校为背景，讲述一群少年军人在军校里的成长历程，如何在军校老师的教导培育下，从不懂事的娃娃锻炼成为合格的军人，如何克服缺点，磨炼意志，培养勇敢、坚韧、诚实的红军精神，书里还大量描绘了军校学员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友情和爱情，以及他们步入军官生涯后取得的业绩和对母校的怀念。在那个向往军人的年代，这部教科书一样的军校小说自然大受中国青少年的青睐，甚至有不少读者看过《红肩章》后立志报考军校，为保卫祖国服务。
　　
　　作者伊裘姆斯基（新版译作伊久姆斯基）生于1915年，1936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师范学院教育系，当了几年中学教师，战争爆发后志愿参军到了前线，曾担任步兵连长。1944年负伤后调任苏沃洛夫军校教员，在该校工作了七年，这段经历为他创作《红肩章》提供了大量素材。《红肩章》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同志的荣誉》，深受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和观众欢迎。1959年出版的《红肩章》只有前三部，80年代出的新译《红肩章》（蓝小石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包括了作者在70年代写的第四部。这本书篇幅很长，老译本700余页，新译本900余页，我想虽然当下的青少年不会有耐心去啃这么重而且不合时尚口味的砖头书，但至少应该了解苏联红军是怎么训练他们的下一代，怎么让下一代军人拥有优美的精神世界。
　　
　　除《红肩章》外，五十年代还有一部类似的中篇小说《继承人》（阿列克塞耶夫著，万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写的是几个新战士在和平时期的苏联红军中锻炼成长的故事，写了军人的战友之情，以及如何揭露一个品德败坏的人。不打仗的军队没有故事，写和平时期的部队生活很难出彩，这一本也不例外，比较乏味。
　　
　　巴列霍夫：《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
　　
　　顾名思义，《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这是一部描写苏军远东战役的小说。结果了希特勒后，苏军抽调欧洲战场的部分主力部队挥师东进，直指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没有准备完毕即在美国投下原子弹的两天后发起突然进攻，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苏军几路并进，长驱直入，几天工夫就摧枯拉朽地收拾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精锐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全境，此外还有占领了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对苏军来说，更重要的是收回了旅顺口，彻底报了1904年的一箭之仇。《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描写苏军一个侦察连在东北战场上的活动，故事、人物、情节、文笔都很一般，甚至可以说写得很烂。作者从没听说过，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这位巴列霍夫是何方神圣。
　　
　　在东北那几个大城市的显眼处，都矗立着雄伟的苏军解放纪念碑，上面不是飞机就是坦克，或者是举着苏联国徽的苏军士兵。这些纪念碑就是苏军“到此一游”的见证，每次看到看到这些飞机坦克，心里总是感到沉重和郁闷，总会联想起雅尔塔会议的满天要价和罗斯福大方的妥协，想起外蒙古的失去，想起国民党政府无耻的屈服，想起一车车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想起东北百姓受到的难言的屈辱，想起旅顺口直至1955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想起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面对东北失地竟然无能为力，竟让外国军队来帮我们收复国土……这些苏军纪念碑是我们的光荣吗？绝对不是！苏联军队是为了所谓国际主义义务才进军东北的吗？当然不是！如此巨大的战利品，不过要分一杯羹而已，这不是什么秘密，在苏联众多的二战回忆录里，这是直言不讳的说法。像《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这类作品，只是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就说俗话说的，说的比唱的好听。
　　
　　此外，还有两部远东军事小说写得要比《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好，分别是：《在远东》（伊万诺夫著，易定山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以远东苏联空军部队为背景，描写日军侵占东北后和苏军的对峙与冲突，直至1945年进军东北为止。这部作品气魄比较大，文笔也好得多。《遥远的港湾》（扎伊采夫、斯古里斯基著，晋秀、吉洪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描写战后苏联远东海军的训练和生活，海军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军种，从《山岗上的篝火》到《遥远的港湾》，再到下一节要说起的《对马》，这些苏联的海军小说都写得别有一番风味。
　　
　　《红肩章》（伊裘姆斯基著，张馨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上》(巴列霍夫著，易定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6)
　　

老木匠

　　62，《对马》和《旅顺口》
　　
　　1904～1905年，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沙皇俄国和日本打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日本完胜告终，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军港、中东铁路南段和库页岛南部。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改变了两国的历史走向，日本胜利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开始一步步实现称霸东亚的野心，发动了一场场侵略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而沙皇俄国则面临崩溃的边缘，在一次次革命的冲击下，终于迎来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俄国人而言，日俄战争失败的屈辱深深地刻在他们心头，不管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不管是沙皇的臣民还是后来苏联的公民，不管是当年的格鲁吉亚青年斯大林还是对马海战的水兵普里波依，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一样的。二战末期，斯大林答应罗斯福挥师打击日本，未尝没有报日俄战争之仇的强烈心理动机。要了解这场战争，除了各种各样的史料外，两本著名的苏联小说《对马》和《旅顺口》也是必读的书籍，从中可以了解到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和“旅顺口争夺战”这两个关键战役的大致经过。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对马》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口，掀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以后几个月，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残部被封锁在旅顺港内，苦撑着等待援军。1904年9月26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太平洋第二舰队从爱沙尼亚塔林港起航，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注视下开往遥远的东方，俄国海军的精华力量几乎都在这支远征的舰队里了。经过大半年的航行，俄国舰队抵达日本外海。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和埋伏的东乡平八郎联合舰队遭遇，打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海战。两天激战下来，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38艘战舰中21艘被击沉，9艘被俘，伤亡4800余人，连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一共被俘6000余人，而日本海军仅损失3艘鱼雷艇，伤亡700余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远道而来的俄国海军精锐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成了日舰的箭靶子，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或“日本海海战”。
　　
　　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一起被俘的俄国海军官兵中，有一位“奥勒尔”战列舰的水兵，时年28岁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这位未来的作家经历了海战的全过程，目睹了俄国海军的覆灭。“跟对马海峡历史性战役有关的痛苦的体会，燃烧起他的意识和情感”，在生还的其他战友的协助下，普里波依在战俘营即开始收集目击者的证言，准备为这场海战留下一份文字的史诗。1928年，普里波依幸运地找回了失踪20年的文稿和资料，终于完成了自述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对马》。这部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航程”讲述了俄国舰队南下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穿印度洋，最后到达战场的征程，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俄舰队远航的方方面面。下部“海战”描绘了对马海战的过程，详尽分析了双方的战术，官兵的表现，以及俄舰队各舰的下场。这是一个现场参战者的观察和记述，触目惊心，惊心动魄，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虽然文字和布局不甚考究，但其清晰、简朴的风格自有独特的魅力。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生于1977年，1899～1906年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03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过，本来他所在的“明尼”号旗舰没有编入远航舰队，只是因为他的革命嫌疑而被临时发配到出征的“奥勒尔”号上，就这样参加了对马海战。普里波依从日本战俘营回国后，很快因发表关于对马之战的小册子而被捕，逃出后流亡海外好几年，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与海洋有关，被称作苏联的海洋作家，甚至把他和凡尔纳、康拉德、杰克伦敦相提并论。普里波依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很出色，他的名篇《偷渡的人》、《副水手长的故事》、《潜水艇员》、《海在召唤》等结集为小说集《海在呼唤》（汤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文革后还出了一部普里波依的小说集《海上的女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普里波依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作品当然就是获得1941年首届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对马》，这部作品凝聚了他经历历史性事件后的复杂感情，权威的看法是说《对马》“揭示了俄国失败的社会原因和海军将领的腐败”，我想这并不是普里波依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意图。
　　
　　斯捷潘诺夫：《旅顺口》
　　
　　日俄战争中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不冻港旅顺口，日军派出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精锐第三军围攻旅顺口，而俄军占据有利地形和工事节节抵抗，经过几个月的鏖战，两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特别是著名的203高地争夺战，日军损失惨重，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拿下这个制高点，架上大炮全歼了困守在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余部。旅顺口战役持续了329天，至1905年1月2日，俄守军投降，旅顺口落入日军之手。在俄军战俘中，有一位12岁的少年亚力山大.斯捷潘诺夫，此人就是苏联小说《旅顺口》的作者。
　　
　　斯捷潘诺夫生于1892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斯捷潘诺夫随他的父亲、炮兵上尉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驻守在旅顺口，目击了旅顺口战役的全过程，并随父一起被俘。大概是血腥的战争场面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撰写的《旅顺口》场面浩大，描写逼真，再现了这场大战的原貌。此书的故事、情节、人物、文字都算不错，对俄军下层官兵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描绘，对俄军上层军官腐败无能的愤恨，对俄军最终失败的惋惜，都叙述得颇为精致，因此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在斯大林收复了旅顺口，收回了沙俄先辈们在日俄战争失去的一切时，志得意满之际特别把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授予《旅顺口》，其司马昭之心就不必多说了。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这本《旅顺口》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对中国人、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蔑视和嘲弄随处可见，正如周恩来所言，这是一本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旅顺口》最早的中译本出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出版，译者署名苍木，这位苍木就是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37年年11月，指挥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陈昌浩辗转回到延安接受“批评”，1939年随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此后一直滞留在苏联，直至1952年回国。1943年至1952年，陈昌浩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旅顺口》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译作。建国后，《旅顺口》重印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的作家出版社版本，第二次是2000年的大连出版社版本，这两版都是以陈昌浩译本为底本，其中，大连版为评注本，较为完备。
　　
　　日俄战争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由世界列强争夺中国权益的战争，一场极度肮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事主的中国竟是个中立的旁观者，满清朝廷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为了争抢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在自己的家园里大打出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屠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土主权被阉割！这种腐朽没落无能的政权，真让百年之后的国人也为之汗颜。在百年后的今天，阅读《对马》、《旅顺口》这样的小说，我们仍可以体会到当年鲁迅观看日俄战争电影时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永远不要重演。
　　
　　《对马》(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著，梅雨译，三联书店，1950)
　　《旅顺口》(斯捷潘诺夫著，陈昌浩译，作家出版社，1954)
　　
　　63，《自由先驱》、《斯捷潘.拉辛》及其他历史小说
　　
　　在苏联作家群中，有一小批作家专心致志地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在这些作家中，有几位是从沙皇时代走过来的高尔基同代人，这些老作家进入苏联时期后，大概是跟不上俄囯社会的巨大变迁，无法驾驭现实题材，因此躲进了历史的象牙塔里。这些历史小说或者拮取俄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或事件，或者从深刻影响过俄国历史的外国人物中取材，风格多样，成就斐然。可惜，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历史小说数目不多，有影响的作品中除阿.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又译《彼得大帝》）、《对马》和《旅顺口》外，以下这几部也值得关注。
　　
　　福尔什：《自由先驱》
　　
　　《自由先驱》说的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故事，以被沙皇绞死的十二月党领袖彼斯捷尔的事迹为线索，描写一群沙皇俄国的贵族青年军官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熏陶下转变为自由的先驱，他们与沙皇专制制度决裂，为推翻沙皇、在俄国建立民主自由制度展开了有组织的斗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对以后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革命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这部小说有条不紊地叙述了这段史实，深入描写这一群先进的青年贵族思想上的变化，秘密活动，起义的准备和过程，以及如何不屈地面对尼古拉沙皇残忍的惩罚，笔调类似一篇优美的历史散文，感人至深。
　　
　　作者福尔什（1873～1961）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母亲早逝，她从小生活在军人的环境中，父亲去世后辗转于莫斯科、敖德萨、基辅等地学习绘画，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革命胜利后专心于历史小说的创作。福尔什是一位很有才华和艺术品味的老作家，她写的历史小说相当多，可惜除了创作于五十年代的《自由先驱》外，没有看到其他作品的中译本。
　　
　　兹洛宾：《斯捷潘.拉辛》
　　
　　斯捷潘.拉辛是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1667～1671年，拉辛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曾经取得过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最后在阿列克赛沙皇的精锐部队镇压下失败，英勇牺牲的拉辛成为民间英雄，难以计数的民歌和传说在民间流传，歌颂着他的光荣业绩。关于拉辛的传说一直是作家们追逐的热门的题材，兹洛宾的这一部长篇小说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把历史文献、传说、书信、民歌、神话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声有色地叙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
　　
　　兹洛宾（1903～1965）曾任中学教师，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参加过卫国战争期间，曾一度被俘，60年代曾根据在战俘营的经历写过长篇小说《失踪的人》，反映苏军被俘战士与敌人的斗争。《斯捷潘.拉辛》发表于1951年，这部出色的作品让兹洛宾一举成名。据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记载，《斯捷潘.拉辛》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在讨论195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方面及其历史方面的真实性，接着又谈了小说的艺术成就，有好几分钟时间他一直在赞扬兹洛宾的小说，而且用了他不常用的的褒扬之词。他称这部小说是很有才气的小说，说作者是有才华的人，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作品。”会议中有人提出兹洛宾在被德军俘虏期间表现不好的问题，让大家陷入沉默，此时斯大林踱来踱去，在紧张的气氛中不停地说着：“是饶恕呢……还是不饶恕？”重复了好几遍，最后他自己回答了：“饶恕了吧。”于是，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被授予1952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在我国，《斯捷潘.拉辛》疑似只有上卷出版发行，没有见过下卷的踪影。
　　
　　谢列布里雅柯娃：《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以26岁以前的马克思为线索，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激荡的欧洲，从1831年的里昂起义写起，写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家人，马克思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黑格尔小组的活动，他和燕妮的爱情，在科隆、巴黎的生活，到女儿的小燕妮的诞生。众多风云人物在书里出现，恩格斯、海涅、布朗基……此外还有其他虚构的人物和事件，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风光和日常生活，欧洲思想界的乱像，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好像盛宴上的大餐，味道异常甘美。青年马克思，革命的欧洲，读来激动人心，让当年的读者颇有生不逢时之感。
　　
　　70年代早期，马恩列斯的事迹是我们必修的常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燕妮粉丝，号召我们都去读一读刚出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于是我们人手一本，惊诧于燕妮的美丽，甚至连海伦也让女生们羡慕，给马克思燕妮做保姆，多么幸福！当年有阅读渴望的马克思读物并不多，更好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因为是苏联人写的，只能在地下流传，很受艺术青年小圈子的欢迎，在尚存革命理想的年代，谁不想当青年马克思呢？可惜这本书在我手里过了一下，没等仔细看完就被强制归还了。1982年该书再版，赶紧买来通读一遍，珍藏至今。
　　
　　谢列布里雅柯娃（1905～1980）出身于革命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她的主要作品是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普罗米修斯》，包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描写中年马克思的《盗火》（清水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和描写晚年马克思的《生命的顶峰》（潘新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为了写好马克思，谢列布里雅柯娃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生活过的地方采访，并访问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老人家，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长期的文献研究。她牢记高尔基给她的建议：“不要把马克思和列宁塑造成大历史的纪念像，更要把他们写成光彩夺目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人。”从读者对她作品的反应来看，她做到了这一点。至少从当年的阅读老说，谢列布里雅柯娃笔下的马克思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马克思。
　　
　　除上述三部作品之外，还有两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历史小说也拥有很多读者：
　　
　　老作家杨契维茨基（又名瓦西里.扬，1875～1954）的《成吉思汗》（邵循岱译，自由出版社，1955），描写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故事，是作者的《蒙古人的入侵》三部曲的第一部。80年代，其他两部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即第二部《拔都汗》（乌恩奇译，内蒙古出版社，1983）和第三部《走向最后的海洋》（陈弘法译，内蒙古出版社，1985）。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俄罗斯的历史，因此俄国人一直对此感兴趣，好像看成自家人一样，不过，这本书写的比较一般。
　　
　　格鲁勃夫（1892～1962）的《巴格拉奇昂》(黄远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描写俄罗斯军民抵抗拿破仑入侵的故事，巴格拉奇昂是库图佐夫元帅麾下的头号悍将，在19世纪初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部作品发表于1943年，正是卫国战争的艰苦年代，作者选择这个题材应该是为了激发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激情。
　　
　　《自由先驱》（福尔什著，主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斯捷潘.拉辛 上卷》（兹洛宾著，周彤、曾宪溥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谢列布里雅柯娃著，刘辽逸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老木匠

　　64，《到格鲁曼去的道路》、《红湖的秘密》及其他探险小说
　　
　　探险小说是苏联小说中一个十分吸引读者的类型，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本都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每一本都可视若珍品。按我的理解，这些探险小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征服未知地域的故事（20世纪以后，俄国人该征服的地方除北极外所剩不多，所以，这一类小说多集中在北极探险）。第二类为科学工作者征服科学未知奥秘的故事，第三类为第一、二类的结合，讲述科学家组成探险队，去勘探苏联宝藏的故事。在我们看到的苏联探险小说中，最出色的当属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探险家还是科学家的不朽业绩都给读者留下至深的印象。除了在前面少儿小说、惊险科幻小说中已经提到的若干作品之外，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还包括以下这些作品：
　　
　　《到格鲁曼去的道路》（巴吉金著，谢紫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到格鲁曼去的道路》讲述十八世纪的四个俄国航海家被困在北冰洋的格鲁曼岛整整六年，在这个荒岛上，他们克服了无数困难――“漆黑的北极之夜、残酷的暴风雪、可怕的坏血病、凶猛的野兽经常以死亡来威胁他们”，这四个勇敢的俄国人团结合作，以勤劳和智慧制造了生活必需品，在凶险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这部作品是俄国版的《鲁滨逊历险记》和《神秘岛》，虽然没有这两部出名，但风格类似，精彩程度也类似，作者试图证明俄国人也有类似的品质，是这些前辈开辟了后代俄国人生存的空间，作者特别提到――“这四个勇敢的俄罗斯人的一切遭遇，有时虽然极不平凡，但并不是虚构的，甚至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类似的这些事件和危险经常追随这白海边航海家们的行动，他们是北冰洋上没有人知道的陆地的最初发现者和堪察者。”
　　
　　《红湖的秘密》（格拉切夫著，王学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红湖的秘密》是我早年读过并且非常喜欢的一部苏联小说，前不久又重读了一遍，居然找回了当年读这本书的兴奋感觉。这部小说讲述苏联在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勘探地质矿藏的故事。1936年，苏联有关部门以刚建立起来的共青城为基地，派出勘探队到周边山区开展地址普查工作。队长齐列姆霍夫斯基教授的女儿安纽塔和青年地质学家杜宾佐夫在原始森林中迷了路，这一对优秀青年临危不惧，历经艰险，终于发现了红湖的秘密，并抓到了反革命破坏分子。这部小说有一股迷人的浪漫情调，可以看作是一部探险言情小说，探的是自然之险，言的是征服自然的豪迈之情。在当年那个闭塞的年代，像这样可以激发读者内心渴望和想象的好书并不多见。
　　
　　《发明者的命运》（罗金著，叶冬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发明者的命运》是一部科学小说，讲述沙皇俄国时代的科学家李西津发明了利用水和碳酸气制造食物的配方，但在旧时代却在各方势力的拉锯下历经波折，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科学家本人也受尽了磨难。1914年，矿山工程师李西津在一次矿井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李西津的继承者们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终于用李西津的配方制造出了人造淀粉。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长，从沙俄时代、革命时代、内战时代、斯大林建设时代、卫国战争时代一直写到战后重建时代，“书中突出的刻划了科学家、革命 家、热情的大学生、渊博的教授、英勇的战士，叙述了许多紧张动人的故事：游击战争、流放流 亡、矿井爆炸、实验室起火，暴 徒怎样劫取发明的配方，科学家们怎样探索获得的试剂”……我保存的一本70时代的笔记本，上面零零星星抄了一些各种书里的精彩句子，其中有这样一句摘自《发明者的命运》：“暮色渐浓了，夜晚悄悄的来临。沙波瓦洛夫永远忘不了这一夜。后来，过了好多年，他仍旧能挺清晰地想起那布满天空中的乌云，那晚上在乌云后面闪烁着的一钩新月，以及那黑暗的泛着淡紫色似的、遍地积雪的草原。”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迷恋这一句，现在看起来，这一句似乎和《百年孤独》开头那个名句有某种神似之处。
　　
　　《谢陀夫号在北极》（巴箕庚著，荪棪译，泥土社，1954）。这部自述体的小说来自真人真事，作者巴箕庚是苏联破冰船“盖奥尔吉.谢陀夫”号船长，他率领他的船员们深入北极地带做科学考察工作，如观察北极的气候、测量海洋的温度，测量冰的厚度等等，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船长巴箕庚因此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这本书里，巴箕庚生动地讲述了谢陀夫号历时两年的探险经历，最后的结局是斯大林的亲切会见。有趣的是，这本书开头的人物表里，排在最前面的前三名依次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探险小说还有一些，比如《阿莱山上的巴思马奇》（鲁克尼茨基著，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远征队》（鲁加谢维奇著，李济生译，平明出版社，1953）和《找宝藏的人》（巴扬著，傅举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以上提到的这些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为俄国开疆拓土的探险家的自述，或是专门评述这些探险家、冒险家、侵略者事迹的书籍，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出了不少这一类的书，仅我记得的就有《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阿穆尔边区史》、《俄国在远东》、《俄国在远东》、《征服中亚史》、《攻克瑷珲》、《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俄国海军军官在远东的功勋》等等等，看这些书让人心情复杂，有一种难言的恐惧与无奈。
　　
　　我小时候正是中苏交恶的高潮年代，那时候苏联修 正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中苏战争曾经一触即发，危在旦夕。当时看着中苏地图总是不寒而栗――他们那一片土地太辽阔了，从巴伦支海到白令海，横贯欧亚，一望无际，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就好像远古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装甲骑兵说来就来，旋风般洗掠中原的百姓，那是中国几千年的噩梦。俄国人是怎么攫取到那一大片土地的？持续几个世纪的开疆拓土，无止境的扩张欲望和野心，强悍的和野蛮的扩张行动，勇敢、坚韧、百折不回的扩张意志。总之，扩张成了俄国人的传统，从这些探险小说和讲述俄国扩张史的书籍可以看出，这种进取扩张的精神流进了沙皇俄国人、苏联人以及未来俄国人的血液里。说到底，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土地、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以及拥有土地的后代子孙才是实在的，
　　
　　回想1581年，叶尔马克率领他的800名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掀开了俄国人向东方进军的序幕，那一年是明代最后一个强人张居正逝世的前一年。此后，明帝国走向衰落，继起的清帝国也无法抵挡俄国人蛮横的步伐，以致几百年来，俄国人夺取的土地越来越多，而我们失去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今天，当我们遥望兴安岭外那一片曾经属于我们的土地，在谴责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之余，是否也该叹息，我们缺乏积极进取征服大自然的气质呢？

老木匠

　65，《钢与渣》、《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及其他生产建设小说
　　
　　1941年，法西斯德国大举侵略苏联，德军三路并进长驱直入，在德军的闪击攻势下，不过三个多月，苏军的精锐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被逼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苦苦支撑。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叫嚣：东方战事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完了！在那个严峻的时刻，全世界都在盯着苏联战局惴惴不安：苏联能顶得住吗？当时没几个人相信苏联有救，连斯大林本人都几乎丧失了信心。可结果却出乎人们意外，苏联不仅顶住了，而且独力和德军缠斗了整整三年之久。当苏军把德军打得败象已露时，才等到姗姗来迟的盟军第二战场。现在回头来看，是什么因素支持着苏联单独与德军鏖战了三年并反败为胜？我以为除了盟国的少部分物资援助外，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在战前十几年大刀阔斧建设起来的工农业体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斯大林夺取并且巩固了权力之后，立刻着手用强悍的手段开展大规模建设，到了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各项建设已初具规模，摇身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工业强国，够本打一场大战了。战前十几年里，诸如“工业化”、“集体化”、“五年计划”、“斯达汉诺夫运动”、“创造性劳动”等等时尚名词成了苏联社会的主题词。建设的风潮自然也拥进了文学领域，苏联建设的各个方面――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基础建设、交通建设、国防建设、能源建设等等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出了不少讴歌苏联人民建设成就的作品。在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建设题材小说中，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几部著名作品――《水泥》、《索溪》、《时间呀前进》、《油船德宾特号》、《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外，以下这些作品也值得注意：
　　
　　《钢与渣》（波波夫著，移模译，时代出版社，1953；侯浚吉译，文化工作社，1953）。《钢与渣》描写苏联钢铁工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在文革前颇为风行。战争爆发后，位于顿巴斯的一家钢铁厂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了支援前线，全力以赴投入生产，他们深知工厂炼出的每一吨钢都是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所必需的。当战线逼近顿巴斯时，工厂逼迫撤往乌拉尔，随同撤退的职工在乌拉尔的工厂继续加班加点，提高劳动效率，为战争炼出优质钢材，而留下的职工则参加地下组织的活动，与占领军和几个无耻的叛徒进行斗争。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人物，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作者波波夫曾是一位钢铁厂的工程师，《钢与渣》是根据他在战时生活中的观察与体验创作出来的，是他的长篇处女作，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尤列柴斯基著，仲佛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这部作品写的是著名的第聂伯水电站建设工程。1926年，苏联政府制定了电气化计划，决定率先在第涅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市兴建大型水电站。第聂伯水电站1927年动工，经过苏联建设工人历经五年的艰苦工作，于1932年竣工发电，这是苏联建设的第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工程。《第涅伯河上的灯火》叙述了第涅伯水电站建设的经过，作者描写了火热的建设场面和建设者们火红的建设激情，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挥集体力量和劳动智慧，历尽艰辛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其中还穿插了与阶级敌人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几个优秀共青团员的成长。作者尤列柴斯基生于1888年，1908年即开始发表作品，影响不算大。第聂伯水电站竣工那一年，尤列柴斯基以《消息报》特约记者身份采访了工程现场，这部小说是他深入工地接触建设者们的结晶。除这部作品外，还有一部描写第聂伯河水利工程建设的长篇小说《被征服的河》（尤莱赞斯基著，徐家鹤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曾在中国出版过中译本。
　　
　　《巴库油田》（古谢因著，李济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20世纪上半叶，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是苏联石油的主要产地（1940年曾经负担苏联石油年产量的71％），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城，几十年里都是苏联的命脉所系。《巴库油田》写的是阿塞拜疆青年石油工人的劳动生活，他们的学习、工作、劳动竞赛和业余生活，赞美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高贵品质。作者古谢因是阿塞拜疆人，本书是用阿塞拜疆语写成的。顺带说一句，巴库这个昔日苏联时期的石油圣地如今已经没落，石油年产量大概是现今原苏联地区整个年产量的零头。
　　
　　《未来从今天开始》（培尔采著，郑伯华等译，光明书局，1955）。这部小说描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火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生活，两个青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研制成功高速切削法，并且普及了他们的成果，大大加速了生产效率。小说写了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保守分子、破坏分子的斗争，以及他们这一群苏维埃青年工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品尝到的快乐，整部小说写的热情洋溢，充满了斯大林时代特有的幸福感。
　　
　　《我们切身的事业》（伏尔科夫著，刘光杰、夏宗易译，工人出版社，1954）。列娜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姑娘，她来到一家商店当了一名清洁工，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见不得人，而是专注于工作，认真负责的完成工作，生怕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影响到商店的声誉。她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朋友，热爱自己的爱人，过得快乐充实。卫国战争爆发后，她克尽职守，更加忘我地劳动，和千千万万苏联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年头，默默的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她的真诚和努力，终于使自己的人生焕发出光彩－－她成了先进工作者，担任了领导职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小说歌颂了苏联普通劳动者的美丽心灵，写得真挚感人。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生产建设类小说还有这样一些，《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加拉克姜诺夫、阿格兰诺夫斯基著，王仲年译，文化工作社，1953）、《第三代》（祖巴文著，万方泰译，作家出版社，1951）、《复兴顿巴斯》（格林著，叶至美译，文光书店，1953）、《火光》（卡拉瓦叶娃著，顾用中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基利贝也夫船长》（沙任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漫长的道路》（卡捷尔里著，黎群译，作家出版社，1958）、《白焰》（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4）、《车间主任》（普拉托希金著，种觉译，光明书局，1953）、《急骤的转弯》（列昂尼朵夫著，郭恕可译，时代出版社，1954）、《幻想实现了》（巴都里著，周爱琦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姐妹们》（穆赫塔尔著，衷维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七船岛》（奥西波夫著，高华译，时代出版社，1954）、《库斯尼兹克地方》（瓦洛辛著，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2；《库兹尼茨克》，朱周木译，中华书局，1954）、《亲爱的祖国》（萨扬诺夫著，华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硬质合金》（库兹涅佐夫著，北京编译社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以上这些只是部分书目，这类作品是苏联小说的主流，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批量地生产出来，数量非常可观，内容和形式也都有相似之处，总的来说质量一般，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详加介绍了。
　　
　　值得说说的是《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译，工人出版社，1957），这部小说写的是苏联商店售货员的众生相，一群落后分子如何变成先进的故事，笔调幽默风趣，轻松愉快，读这样的书让当年精神紧张的读者感觉很享受，所以至今有很多当年的读者还记得这部很不起眼的小说，记得当年是怎么喜欢这本书的，这算是一个苏联小说阅读史上的一个异数。
　　
　　66，格拉宁：《探索者》
　　
　　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前线一代”作家登上了文坛，格拉宁、特里丰诺夫、阿斯塔非耶夫、田德里亚科夫、瓦西里耶夫，贝科夫、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这批文坛新血显示了锐不可当的创作实力，成了战后苏联文学的主力部队。他们这一批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他们大多以普通士兵或者下级军官身份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考验，天天与死亡做伴，知道什么叫战争的残酷，他们对战争的观察与体验与那些走马观花的战地记者不可同日而语。2，他们登上文坛时，斯大林时代已经结束或行将结束，他们幸运地与“无冲突论”“粉饰现实”“阿谀媚上”等潜规则擦身而过，没有沾染上这些恶劣习气，因此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前辈们迥然不同。3，他们大胆触及了社会的阴暗面，不讳言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反思卫国战争的得失成败，真实描写战争的残酷一面以及战争中不为人所知的隐情，真实描写战争对苏联人民精神上的影响，这些内容是歌舞升平的斯大林时代难以想象和容忍的。
　　
　　可惜的是，这批新一代作家一直到80年代才在中国卷起一阵旋风，当他们成气候时，中苏刚好陷入冷战，文学交流戛然而止，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中很少见到苏联小说的踪影，因此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他们的作品。在这批作家的作品中，只有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在5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即格拉宁的《探索者》和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
　　
　　先说格拉宁。格拉宁生于1918年，194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曾任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动力实验室和设计处主任工程师。卫国战争期间在苏军坦克部队服役，曾任坦克连连长。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内心世界有关，早期几部中短篇作品（《第二个方案》、《科尔沙科夫工程师的胜利》、《新朋友》、《亚罗斯拉夫.东勃洛夫斯基》）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在中国引起反响是从他的成名作《探索者》开始的。
　　
　　《探索者》是格拉宁以他在动力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他仔细研究了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体验了他们的创新进取精神，还有他们在官僚主义盛行的现实环境中的挣扎与苦闷。作者的主人公洛巴洛夫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年轻科学家，战争期间，他的战友曾为了检查电话线故障而牺牲，为此他决心研制出新的测定电话故障的定位器。为了这项发明，洛巴诺夫放弃了在学术界的大好前程，毅然来到电力管理局工作，就任实验室主任。洛巴洛夫就任后为改变实验室一盘散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面貌，为了新定位器研制工作的开展，义无反顾地开始一场战斗，他的对手包括不习惯新的工作方式的下属，扯后腿的老同学，发明旧定位器的老科学家，阻挠新定位器研制的各级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严峻的矛盾和斗争从在学院里设计定位器开始，步步深入，一直延伸到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最后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洛巴诺夫在斗争中得到了成长，也收获了爱情。
　　
　　1954年，《探索者》问世时，正是苏联社会春回大地的解冻时节，以往的禁忌烟消云散，那个时候问世的作品显示出了与斯大林时代格格不入的景象。在《探索者》中，格拉宁所描写的苏联社会不仅是主人公洛巴诺夫想象不到的，也是我们读惯了斯大林时代文学的中国读者所陌生的世界。洛巴洛夫的遭际和斗争，对手不仅仅是经不起风浪的群众，维护个人利益的老同学上级、老科学家，墨守成规的各级官僚主义者，更是苏联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以及斯大林执政多年所留下的歪风邪气。当然，格拉宁写作《探索者》时，苏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斯大林时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本人也不可能跳脱出风行几十年的创作习惯。打个比方，格拉宁设计了多条线索，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主人公改革事业的困境，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内心之煎熬，实不比真实的战场差多少。当层层累积的戏剧性冲突到了高潮时候，所有的一切居然都迎刃而解了。细细品味，问题的美满解决并不是真实的逻辑，而是作者想当然的操弄而已。换句话说，作者忙了半天，本想做一顿饺子宴，和好了馅儿，擀好了皮儿，却不会包或包不好或不敢包饺子，结果煮成了一锅面片儿汤，感觉味道怪怪的。
　　
　　不过总体说来，《探索者》不失为特定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正如出版方所总结的那样：“作者通过主人公洛巴诺夫的工作和生活，刻画了一个性格优美、有创造思想和钻研精神的青年科学家的形象，并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和他们对科学和人民的漠不关心；此外还说明了他们不良的领导作风给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这部小说富有生活气息，人物性格鲜明，描写生动细腻，在1955年出版后，苏联文艺界一致认为是一部难得的杰出作品。”
　　
　　70年代末苏联小说解禁之后，格拉宁在《探索者》之后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已介绍到中国来，最早的一部是描写生物学家柳比歇夫一生事迹的中篇传记小说《奇特的一生》（侯焕闳、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该书的写法也比较奇特，融文献总结、传记、散文、小说于一炉，作者称之为文献散文。长篇小说《一幅画》（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发表于1980年，通过一幅画的流传反映苏联城市改造中如何保护文化景物以及引起的道德冲突，影响很大。其他作品还有：揭露学术界不正之风、探讨知识分子道德问题的中篇小说《同名者》（石公、沙端一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描写卫国战争期间一位女政委悲惨命运的中篇小说《克拉芙吉娅.维洛尔》(收入《同名者》内)；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婚后》（王秉楠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发表于6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代表作《驯雷记》（冯昭玙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描写一位生物学家一生遭遇的《强者》（范娟、佟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其他中短篇作品《异城情雨》、《建立塑像的地方》、《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等散见于80年代出版的苏联小说选集中。
　　
　　在格拉宁的这些作品里，我们了解到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他们的追求与困惑，他们与苏联社会体制的冲突与妥协，以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过《探索者》之后，读者或许以为随着苏联气候的进一步回暖，格拉宁以后的作品会更加锋芒毕露，其实不是这样，格拉宁此后的创作反而收敛了锋芒，更加内敛深沉，风格更加朴实自然。读他的作品，刚开始会觉得平淡乏味，一旦读进去后，就会觉得颇像黄蓉给洪七公做的那道炙肉条，诸味纷呈，变幻多端，直如武学高手招式之层出不穷，人所莫测。
　　
　　《探索者》（格拉宁著，岳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老木匠

　　67，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
　　
　　最早注意到特里丰诺夫，大概是1975年或者1976年读到他的中篇小说《交换》，如果记得不错的华，应该是在《摘译》上看到的（《摘译》是四人帮时期上海出的期刊，从1974年出到1976年，分为外国自然科学哲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外国文艺三种，每期发表一些苏联和西方的新作品加上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当时颇为风行，大家都是冲着那一点供批判用的外国文字去的）。《交换》描写一对夫妻趁母亲病危之机，费尽心机利用一切关系和手段试图扩大住房面积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作为苏联变修、苏联人民也变修的反面活教材提供给中国读者的，但中国读者却从中发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诸如走后门，拉关系，利用权力谋点小私小利等不正之风。当时这类苏修小说出了不少，《交换》在其中并不算特别突出。过了几年，当我得到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品读再三，不仅叹为观止，大为折服，从此把特里丰诺夫封为偶像，景仰至今。
　　
　　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最早在中国出名的一位。1952年，他的成名作《大学生》中译本问世，在中国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时洛阳纸贵。蓝英年先生这样回忆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有谁没读过苏联小说《大学生》？我是1953年读的，那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读得如醉如痴，在教室里读，在宿舍里读，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一次我从西直门乘公共汽车返校，车上两名北大女大学生热烈谈论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瓦吉木和谢尔盖，批判谢尔盖的个人英雄主义，称赞瓦吉木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大学生”到“滨河街公寓”》从蓝先生的叙述可见，《大学生》在当年是如何受到欢迎，以多么强劲的力道震撼了中国的大学生们。
　　
　　《大学生》的中译本出自汝龙先生，作者名译作特里佛诺夫，书里附有费定、叶尔米诺夫等四位名家的书评以及“关于作者的生平”，“作者生平”把特里丰诺夫说成是“莫斯科的一个办公室工作者的儿子”，这是不确的。尤里.特里丰诺夫生于1925年，1981年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红军的高级将领，1937年大清洗时被捕，1938年蒙难。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才13岁，之后他带着人民敌人的出身标签由亲戚抚养长大。在前线一代作家中，特里丰诺夫是比较少见的没上过前线的一位（或许是没通过政审的缘故），卫国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飞机制造厂工作，当过工人和厂报记者，1945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4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学生》，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
　　
　　《大学生》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又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特里丰诺夫从此一举成名。不过据说当时斯大林曾问过，这是不是那个特里丰诺夫的儿子，小说写得真好吗？两个问题都确认了后，斯大林亲笔把特里丰诺夫的名字从原定的一等奖划到了二等奖的名单里。这个典故来源于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与事实有点出入，当年《大学生》排在全部24部获奖作品名单的倒数第3名，即三等奖第11名，这个排名估计和他的出身有关。在我看来，《大学生》虽然带着浓厚的斯大林时代色彩，但比起排在前面的那些作品可是强太多了。
　　
　　《大学生》以战后的苏联大学为背景，讲述两个从前线复员归来的青年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全景式地描绘了苏联高等院校以及大学生的生活画面。复员军人瓦吉木.白洛夫归来后进入师范学院学习，跟他的中学时代的好友塞尔盖伊.巴拉文同班。白洛夫为人正直，爽朗热情，为了实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愿望，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刻苦学习，堪称苏联青年一代的表率。巴拉文聪明伶俐，才华横溢，但名利思想严重。小说着重写了巴拉文的论文事件，为了获得奖学金，巴拉文不惜采用下作手段，从女友的表哥处借来一篇论文的草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文章发表，名利双收。他还多方钻营，阿谀奉承一位不喜欢当代苏联文学的教授，当他得知这位教授的观点将在反世界主义的浪潮中被批判时，又立刻反戈一击以邀首功。当然，在党团组织、白洛夫和其他同学的批评帮助下，巴拉文逐渐认识到自己走了弯路，改正了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干扰，跟上了同学们前进的步伐。
　　
　　这是个光明的结尾，但显然不是特里丰诺夫的本意。很多年之后，特里丰诺夫在谈起这部成名作时说：“对这本小说我有一种纯属个人的、复杂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够客观的态度。……这本小说我现在连一页也不想读了”。如此悔其少作，全面否定自己青春时代呕心沥血创作出来并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作品，一定有足够的理由。完整地观察特里丰诺夫笔下的巴拉文，从此人的言行举止、品格、操守、心理动机、所作所为看，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市侩。也就是说，远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不仅存在这类利己主义者，而且存在这类人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特里丰诺夫敏锐地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这类人物，并勇敢地写了出来。巴拉文是特里丰诺夫后期“莫斯科小说”中一系列市侩形象的原型，只不过后期的市侩人物不再像巴拉文那样改邪归正了。特里丰诺夫违心地粉饰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市侩”，这大概是他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原因之一。
　　
　　在《大学生》里除了白洛夫和巴拉文之外，还写了一群来自苏联各地各民族的大学生，这些战后和平生活中的苏联男女大学生，各有各的生活准则和目标，各有各的理想和爱好，作品写了这个大学生班集体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如何争论学术课题，如何到工厂开展文化活动，如何参加义务劳动，如何互相帮助，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当然还写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情生活。特里丰诺夫或是浓墨重彩尽情渲染，或是寥寥几笔白描勾勒，无不写得真切感人。
　　
　　和斯大林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学生》也安排了一个歌颂斯大林的结局：白洛夫和他的同学们参加五一节游行时，看到了站在检阅台上的领袖，听到了斯大林的热情问候：“苏联的大学生万岁！”，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则高声回答：“光荣归于斯大林！”此时，白洛夫非常激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这里送我走――送我到前线去！那时候我参加军事检阅，我是轻机枪手……现在，我就要毕业了，去工作了，斯大林又送我走！――他送我去过和平劳动的生活！”......这样的安排是那个时代获得官方认可所必须的，特别是特里丰诺夫这样出身的人，更是不得不如此。特里丰诺夫虽然没有明说，读者可以理解他深以为耻的心情，这大概是他此后再也不想读《大学生》的另一个原因。
　　
　　对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学生》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在那个亲苏的年代，苏联的一切都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羡慕和向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渴望像苏联人那样学习、劳动和生活。《大学生》里苏联大学生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风采，诗意盎然的大学生活，浪漫迷人的爱情，这些内容至今读起来都很动人，何况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呢？《大学生》和中国读者见面后，如蓝英年先生所述风靡全国校园的盛况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美好的、有活力的苏联大学生活，洋溢着“灿烂的青春和活泼的精神”的苏联大学生，怎么能不让当年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神往不已？
　　
　　在《大学生》之后，特里丰诺夫在五六七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包括描写土库曼运河工程的长篇小说《解渴》，描写父亲革命生涯和悲惨遭遇的纪实小说《篝火的反光》，描写19世纪俄国民意党人活动的历史小说《急不可耐》以及一些体育题材的小说，据说这些作品价值不大，没有进入中苏交恶后我国内部出版机构的视线。自《交换》开始到80年代初，特里丰诺夫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小说”系列――《交换》、《初步总结》、《另一种生活》、《长别离》、《滨河街公寓》都已译成中文，晚期的重要作品《老人》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印行10万余册。这些作品是特里丰诺夫创作生涯的精华，其中以《滨河街公寓》最为杰出。
　　
　　《大学生》（特里佛诺夫著，汝龙译，平明出版社，1952）

老木匠

　　68，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续一）
　　
　　从1953年到1982年，苏联人民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统治时期，度过了相对稳定的30年，史家称之为苏联的停滞时期。差不多同时，《大学生》之后的特里丰诺夫也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但表现平平，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了60年代末，特里丰诺夫终于找到了准星，从1969年到1976年，接连创作了五篇描写莫斯科小市民生活的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老人》，这些作品震惊了苏联文坛，持续引起巨大的争议，余波也荡漾到了中国，让特里丰诺夫拥有了新一代中国读者。
　　
　　《交换》（《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是“莫斯科小说”的第一部，奠定了整个系列小说的基调。《交换》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莲娜夫妇换房的经过和心理活动。作品里的莲娜是苏联小市民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她长年拒绝和婆婆同住，婆婆病危时却迫不及待地来“孝顺”，目的不过是用婆婆的房子给自己换一套宽敞一些的两居室住宅而已，这位莲娜深谙在现实社会生存的技术，除了婆婆的房子，她为自己为丈夫为孩子谋取好处也不手软，各种人际关系、资源在她手里交换来组合去，成为她幸福生活的润滑剂。而他的丈夫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却不由自主地成为莲娜的同谋，陷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莲娜和她的丈夫是两类不同的人，前者是善于专营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市民生活主流英雄，后者是虽不心甘情愿却无可奈何地屈服于主流的边缘人，作者设计的这两类既对立又合流的人物将在其他“莫斯科小说”中陆续出现。
　　
　　《初步总结》（《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以在外地疗养的翻译家甘纳吉自述的方式，用意识流闪回的手法讲述他和妻子丽达、儿子基里尔的冲突与妥协。他的妻子丽达在几个神通广大的朋友影响下变成了一个莲娜式的人物，热衷于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让甘纳吉难以忍受；而他的儿子基里尔靠母亲的活动进了大学，冷漠自私，游手好闲，也让甘纳吉失望之极。与妻子儿子格格不入的甘拉吉愤而出走，小说通过甘拉吉的回首与反思，入木三分地描绘了一幅苏联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景象，以及一反传统小说模式的结局――甘纳吉无法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重新回到妻儿的身边，继续过着混混噩噩的日子，他的愤怒、反抗与沉重的思考终久敌不过世俗世界的强大。
　　
　　《长别离》（《长别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苏联小说集》，新华出版社，1985）讲述的是青年演员廖利娅的私人生活史，她和很有社会能量的著名剧作家斯莫利亚诺夫保持着暧昧关系，在能人的扶持下，她得到了一切――女主角、掌声、名气、物质享受‘飞黄腾达的美妙生活，她也随之从一个默默无名、品格高尚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名鼎鼎、低级趣味的人。相形之下，同为剧作家的廖利娅丈夫格列勃诺夫就太狼狈了，剧本的冷遇，妻子的外遇，丈母娘的白眼， 让这位丈夫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选择－－与妻子、与以往的生活永久的别离。一对从学生时代就相爱的夫妻，一个建立十几年的模范家庭，就这样在现实社会里无可避免地崩溃了。
　　
　　《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奥尔加回忆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奥尔加的丈夫谢尔盖是位历史学者，品格端正，不愿与学界的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奋斗多年一事无成，最后不堪重负而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奥尔迦虽然爱丈夫，却无法理解丈夫的思想和行为，无法接收失败者的命运。小说在奥尔迦的追忆中徐徐展开：她与谢尔盖的婚姻、事业、家庭矛盾和冲突，还有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苏联菁英分子，这些菁英过着她想过的另一种生活，对奥尔加来说，“另一种生活”只是一场梦境。这部作品弥漫着一股阴暗凄迷的情绪，深入剖析了正直的苏联知识分子在停滞时期的生存困境，同时对占据社会要津的主流势力的批判也比前几部作品更为犀利。
　　
　　这四部“莫斯科小说”陆续发表后，在苏联文坛激起了一阵阵波澜，每本书的出版都伴随着一片争议之声，尽管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却总有官方学人指责特里丰诺夫歪曲了苏联现实，把苏联社会苏联人民写得太阴冷残酷，反面人物太多了，没有如实描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的光明面，没有代表性。对此，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答复：“作家的任务在于创作出涵义广阔、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我就是想从各个方面、更加复杂地描写出那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过着小康生活、被称作市民的那个广大阶层。这些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上层人物。这些人是普通职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家里和别墅的邻居，或者只是熟人而已。我试图反映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机的表现。我在他们表现其利己主义、沽名钓誉、贪财好色、诡秘狡黠的一刹那，便一把抓住他们……这里，我必须立即说明，所有这些缺点丝毫不会使我震惊，因为我十分清楚，这些都是那种一时难以消除的普遍性的缺点。”
　　
　　我以为，特里丰诺夫的反驳并没有抓到要害，那些苏联评论家的言外之意是，苏联官方在大力弘扬什么什么道德什么什么理想，因此苏联人民的觉悟都很高，苏联社会不可能存在那么多市侩。以当下的经验回头看，当年苏联评论家们对特里丰诺夫的指责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后来苏联和我国学界对“莫斯科小说”的评述来看，基本上认可了特里丰诺夫作品的真实性，认可了作家笔下系列“市侩”形象的典型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学界大多对这些“市侩”持程度不同的负面评价，诸如“道德沦丧”、“丑恶冷酷”“厚颜无耻”“阴险毒辣”等标签任意地贴在这些已经定性的“市侩”的身上。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对特里丰诺夫在最后一部“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中塑造的格列波夫而言，这些标签已不尽适用，这个人物之复杂之诡秘之神奇，完全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所谓“市侩”。

　　69，特里丰诺夫：《大学生》、《滨河街公寓》（续二）
　　
　　特里丰诺夫曾经这样概括他的创作理念：“不论在中篇小说里，还是在长篇小说里，我都力求达到大容量和高浓度，即在不大的篇幅中尽量表达出最丰富的内容。……在心理刻画、报道、描写、性格塑造和思想表达等方面都要达到高浓度。”发表于1976年的中篇小说《滨河街》就是一部典型的高浓度小说，这部正文只有188页，11万2千多汉字的中篇小说是如此的厚重，容纳了如此之巨大的信息量，丰满、芜杂而又和谐。好小说所应包括的元素都在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了，如果把我喜爱的苏联小说开列一个排行榜，《滨河街公寓》无疑排在第一位。
　　
　　《滨河街公寓》最早出现在中国是1978年的内部发行版本，当时无缘见到，一直到1983年才得到公开发行的版本，读了头几页即被征服，一直到今天翻来覆去不知研究了多少遍，越读越觉得深不可测，无法完全领略这部作品的全部魅力。好的小说能提供给读者阅读期待之外的惊喜，读特里丰诺夫的作品，特别是《滨河街公寓》，出人意料的惊喜层出不穷，给读者一种绝对的震撼，整部作品如同里面的人物格列勃夫一样复杂、诡秘、神奇，时间跨度之长，人物之多，情节之繁复，细节之精致，叙事手法之新颖，如果要仔细剖析，就算写出超过原作篇幅几倍几十倍的文字也未必可以说清楚，绝非一篇简介性的短文所能胜任，这里尝试从作品里的几个人物入手，简单说一说。
　　
　　人物之一，格列勃夫，《滨河街公寓》可以看成这位格列勃夫先生的人生史或者发迹史。小说刚开始，1972年的中年格列勃夫是个飞黄腾达的苏联上层知识菁英，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倒退回30年代，12岁的格列勃夫外号“圆面包”，一个望着滨河街公寓（专供高干高知居住的高级公寓）留口水的平民之子，一家三代住在鸽子笼似的小房子里，滨河街公寓里上等人的神通广大和阔绰舒适的生活是他羡慕不已、可望不可及的。不过几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的格列勃夫搬进了滨河街公寓，成了苏联社会显赫的上流人物，这全靠他的一身非凡的本领：攀缘附势、见风使舵、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贪得无厌、巧言令色、始乱终弃……这么多恶劣的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苏联文学中并不多见，而这个为了出人头地可以背叛所有人的典型“市侩”，居然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英雄！真是莫大的讽刺。《滨河街公寓》问世后，很多官方评论家甚至作协领导群起攻击特里丰诺夫歪曲现实，其实正好从反面证明特里丰诺夫所言不虚，反证了格列勃夫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十数年后苏联土崩瓦解，不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蛀虫格列勃夫们搞垮的吗？那些领导那些评论家今安在？
　　
　　人物之二：廖夫卡。这个人物是作为格列勃夫的对照物出现的，小说开始时，格列勃夫偶遇的廖夫卡落魄、潦倒，形同流浪汉，退回30年代，同样12岁的廖夫卡因为有厉害的无所不能的继父，住着高级公寓，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到了大学时代，廖夫卡更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样样比穷酸的格列勃夫强。按廖夫卡的身价来说，这个斯大林时代特权阶级的宠儿只是众多类似宠儿中的小角色，上不得台盘，竟然就敢这么横，其他大宠儿会如何那是可想而知了。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继父们的垮台，廖夫卡失势了，没落了，把舞台连同滨河街的公寓让给了新贵格列勃夫之流。回过头来观察，这两人有区别吗？新特权阶级格列勃夫们蛀垮了苏联，换了老特权阶级廖夫卡们，苏联岂不是跨得更快？
　　
　　人物之三：甘丘克教授。甘丘克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大人物，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著名文艺理论家参加过2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为苏共整肃文艺界立下过汗马功劳，可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却败于敌手的陷害，败于准女婿格列勃夫的背叛，家破人亡，孤苦一生。小说最后，风烛残年的甘丘克去墓地探望女儿索尼亚的场景，我以为是苏联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段落，凄婉阴暗的场面让读者心动不已，更让读者思索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生。每当读到这一段，总是想起伟大的巴赫金，巴赫金如今声名显赫，却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的人生之路多么坎坷曲折，与同时代人甘丘克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人物之四：“我”。《滨河街公寓》的叙事手法采用全知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叙述者交错出现的方式，这个“我”是格列勃夫、廖夫卡的童年伙伴，晚年甘丘克的友人，无名无姓，目光敏锐。在“我”的叙述段落里，关于这一群滨河街少年生活细节的描述最为吸引人，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动幽默，现场感十足。我想，这个聪明睿智的“我”正是特里丰诺夫的化身，书中这一群12岁的少年映射了特里丰诺夫最深切的记忆。1937年，特里丰诺夫的父亲被斯大林逮捕入狱，那一年，特里丰诺夫正好12岁，从高干子弟的云端瞬间跌入了反革命后代的谷底，此后的漫长岁月，多少世事变迁世态炎凉从他眼前经过，“我”看透了格列勃夫的虚伪，看透了廖夫卡的平庸，看透了甘丘克的悲剧缘由，估计也看透了苏联社会的真实一面。
　　
　　《滨河街公寓》有意思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苦命的教授女儿索尼亚，热衷锻炼意志的少年安东，廖夫卡有能耐的继父舒列普尼科夫，甘丘克的对手德鲁嘉耶夫……苏联社会各个时期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你来我往，纷纷登场，个个栩栩如生，共同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的精彩大戏。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后来有不同的解读，有人借格列勃夫的形象解读为反市侩小说，有人借廖夫卡的形象解读为反特权小说，有人借作品的谴责意味解读为反苏小说，这种简单的归类法并不能概括《滨河街公寓》的丰富内涵。从文学欣赏角度看，在这部小说中既可以领略托尔斯泰式的博大与精深，又可看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与对话小说的神采，此外更多的是继承了契诃夫平民小说与日常生活小说的传统，有对苏联“生活现象和时代现象”的关注与批判，也有对苏联社会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叙事方式上也做了恰到好处的创新，整篇小说凝练、充实，几无废话，弥漫着优雅迷人的诗意情调，给读者以纯粹的艺术享受和满足。
　　
　　特里丰诺夫的其他作品中，《老人》（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发表于1978年，中译本在80年代初的中国颇受欢迎，这部小说从一个老人的视角，以两条平行的线索交叉讲述发生在苏联时期红军的一件冤案和当代苏联的几个市侩围绕一栋别墅的争夺战。在这部作品中，特里丰诺夫关注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容量更大，批判意识更强，叙事手法也更加复杂，不过相对于“莫斯科小说”来说，《老人》穿梭于两个时代的叙述似有脱节之嫌，不如《滨河街公寓》那样历史和现实浑然一体，《老人》中被批评家集中注意的现代市侩形象，也是“莫斯科小说”中与读者见过面的，新意似也不够。
　　
　　另一部长篇小说《时间与地点》是特里丰诺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在苏联社会的遭际，此书只闻其名，不见其影，在80年代上半叶的苏联小说出版热潮中，这一部《时间与地点》没有顺风出版，从此杳无音信，至为可惜。
　　
　　随着一批回归作家的重新发现，特里丰诺夫这样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作家不再有人关注，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小说成了昨日黄花，特里丰诺夫和他的作品更是被遗忘了，像《滨河街公寓》这样不世出的绝代小说，价值被严重低估。如此杰出的作家，如此杰出的作品，遭受这样的冷落实在很不公平。
　　
　　《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著，王燎、蓝英年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老木匠

　　70，《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的夏天》及其他学生小说
　　
　　多年以前，我在图书馆翻阅过一本民国时期出的画册，内容是40年代的苏联大学生活。从几十幅图片中看到的苏联男女大学生，或严肃认真，或笑容可掬，个个朝气蓬勃，人人开朗明媚，这些苏联大学生是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在那个中苏友好的高潮时期，苏联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人向往，大家恨不能一步迈进苏联式的天堂。而在当年的中国青年学生眼中，苏联大学生的风采更是令人迷恋、崇拜、神往，一批描写苏联大学生和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小说不胫而走，满足了人们对苏联校园生活的浪漫想象，自然很受欢迎，除了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别克与洛依柯的《年轻人》这两部佳作之外，下面这些作品也是当年的热门读物。
　　
　　多勃罗沃尔斯基：《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中国青年读者，这部描写战后大学生活的小说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甚至比《大学生》还要有影响。所谓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是指战争结束后穿着苏军灰色军大衣复员的三个战士，他们从前线归来，走入向往已久的和平生活。小说以大学生维克多为中心，以优美纯净的抒情风格描绘了战后年轻一代的生活画面，写了他们的学习、工作和丰富多彩的课余业余生活，写了他们的感情世界，他们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写了他们的品格和情操，写了战后苏联社会的种种风貌，写了苏联人民积极进取重建家园的情怀，整部文笔细腻质朴，真挚动人，散文诗般的抒情段落比比皆是，仿佛一股清澈的情感小溪流入读者的心头，给读者纯粹纯粹的文字美的享受。
　　
　　多勃罗沃尔斯基生于1918年，1941年从哈尔科夫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就上了战场，战后归来以穿灰大衣人的身份撰写了这部大学生小说，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交相辉映。我以为相对而言，《大学生》以厚重取胜，《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简洁凝练，胜在轻灵，读起来更加顺畅舒服。整篇小说流动着诗意之美，如果有朋友要见识一下苏联的顶极小资言情小说，首选应该就是这部《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乌思宾斯卡娅：《我们的夏天》
　　
　　《我们的夏天》名气不大，意思却很大。关于这部作品的内容，中译本的“内容介绍”概括得很精确：“本书描写莫斯科大学生物学院的学生，暑期在树林子里所进行的许多有趣的活动。他们在老布尔什维克教授的领导之下，专心研究各种兽类、鸟类和昆虫的生活，努力改善牠们的习性，来为人类谋幸福。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只知钻在实验室里做无益于人类的实验的科学家，以及高高再上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分子。通过与自然界及落后人物的斗争，本书同时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接触了许多青年人学习、生活、恋爱和思想上的问题”。这里简单地提一下，据我查阅的资料，苏联的高等院校很注意培养学生的革新和创造能力，鼓励学生们参加实习活动，或者参加知识性探测性的远行，鼓励学生们组织研究小组，大胆地从事科学研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们毕业之后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有用的人才。《我们的夏天》把苏联大学生的这种课外活动写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与我们所习惯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很不一样。
　　
　　乌思宾斯卡娅（1916～1966）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学院，她是沙俄时期的著名作家乌思宾斯基（1843～1902）的孙女，父母亲都是有名的学者，家学渊源，乌思宾斯卡娅的文学功力自然不俗，不过她从小喜欢的是却是生物学，大学期间为了这个爱好从戏剧艺术系转入生物学院学习。战争爆发后她中断了学业，去做了一名新闻记者，1948年重新进入莫斯科大学继续学习，《我们的夏天》写的就是她在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学习生活，把莫斯科大学这群天之骄子们的生活写等美轮美奂。遗憾的是，这本小说的背景是李森科一伙人大行其道的年代，乌思宾斯卡娅在那个年代自然不会反对李森科观点，而是大唱赞歌，这种时代的缺憾让《我们的夏天》多少有些失色。
　　
　　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学生题材小说中比较出色的还有以下几部：
　　
　　《一年级大学生》（雷福舍茨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一群列宁格勒专科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参加修建集体农庄水电站的社会实践活动，热情讴歌了斯大林时代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远方来的青年》（戈尔著，肇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一位远东地区少数民族尼夫赫族青年在列宁格勒的七年大学生活，在这七年里，苏联党和政府把这位远方来的青年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猎人培养成一个知识菁英，这部小说既写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又写了列宁格勒愉快的城市生活和校园生活。
　　
　　《谢万湖边》（安那尼扬著，范之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描写一个集体农庄中学的自然科学兴趣小组的各种活动，这群少年想象力丰富，而且很有探险精神，表现了苏联学生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勇于探索的性格，人物故事都写得很生动迷人。作者安那尼扬是亚美尼亚作家，这本书曾经广受苏联青少年欢迎，既可看作青少年小说，也可看作是一部科普小说。
　　
　　《明天要到海洋去》（巴特罗夫著，金霞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描写一群敖德萨中学生的创造性活动――建设水上运动站、出海远航、参加集体渔场劳动等等。敖德萨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文学城市，把这部小说和巴别尔、帕乌斯可夫斯基、卡达耶夫等人写的敖德萨小说对照阅读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除了前面提到的学生小说外，文革前还出版了这样一些作品：《天职》（伊鸠姆斯基著，苗根译，北京出版社，1956）、《青春长在》（利雅比金著，李元杰译，时代出版社，1954）、《教师的女儿》（巴保夫著，曾名五、谈泉奇译，正风出版社，1955）、《同学们》（米达尔著，朱孟津译，泥土社，1955）、《青春来临》（巴赫金著，韦辛、景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高年级学生》（塔尔塔柯夫斯基著，昌寰、杨正合译，光明书局，1953）、《年青的接班人》（萨莫依连柯著，程代熙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万尼亚同志》（士里亚胡著，张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我的老师》（费列著，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希望》（冈索夫斯基著，卢鼐译，重庆人民出版社，），这些作品在不同侧面描写了斯大林时代大学生、中学生和各级学校教师的风采。
　　
　　小时候，我家里珍藏了一套苏联的明信片，里面有一张是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图片，那栋主楼高大巍峨，以那个时候的经验看算是平生所见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了。如今那栋大楼虽然还在那里矗立，曾经那么神采飞扬的苏联大学生却早已成为历史的灰烬，只好从泛黄的小说中寻找他们往日的踪迹。有些阅历深厚的学者指责这些大学生小说“粉饰生活”、“歪曲现实”、“图解政策”，说苏联时代的大学生远远不是小说描写得那么美好，等等，或许确实如此，不过我们至少从这些小说中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比如当年的苏联大学生严肃对待生活、对待学习、对待工作、对待感情的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美的向往，对善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这些应该还是有其价值的吧？
　　
　　《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罗沃尔斯基著，余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我们的夏天》（乌思宾斯卡娅著，汤真、万紫译，上杂出版社，1953）

杜雅萍

　71，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补遗（一）
　　
　　除了几位特别重要的作家还没有提到以外，本文对老苏联小说（文革前公开发行的部分）的回顾已接近尾声，由于写得太过匆忙，资料搜集得不齐全，整理得也不够细致，以致在前面各个专题里遗漏了相当数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名气不大，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但总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小说出版浪潮的一部分，值得提一提，至少留下书名，目送一下它们远去的背影。以下就简单地分类总结一下这些作品。
　　
　　（1）埃马.格林：《南来的风》
　　
　　苏联文坛至少有两个有名的格林，稍不留意就会弄混。最近十几年比较出名的是中篇小说《红帆》的的作者亚力山大.格林（1880～1932），而在五十年代初出名的则是埃马.格林（1909～？），代表作为获得1947年斯大林文学奖金的长篇小说《南来的风》。这部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芬兰的两个兄弟在二战中的命运，以简洁质朴的文字描写了这两位质朴的农家子弟对土地的热爱，他们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以及在大时代里如何转变了对苏联的态度，歌颂了南来的风即苏联吹来的风对芬兰人民的影响，此外还穿插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南来的风》是50年代初的热门小说，几年内至少出现了四个中译本，分别是全译本《南来的风》（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1），以及节译本《南风》（刘征译，三联书店，1950）、《南边的风》（叶至美译，新群出版社，1950）、《从南边吹来的风》（徐凯奇其译，泥土社，1951）。
　　
　　埃马.格林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早亡，他在孤儿院长大，曾做过雇工，在波罗的海舰队服过役，并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过卫国战争。埃马.格林在1937年开始他的创作生涯，早期作品包括一组描写爱沙尼亚籍农民在十月革命创建集体农庄的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最后一堆干草》（郑永慧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其他中译本还有长篇小说《另一条道路》（肇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也是以芬兰农村为背景的。
　　
　　（2）弗拉易尔曼：《初恋》
　　
　　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小说中，弗拉易尔曼的《初恋》（穆俊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几乎没什么影响，出了两版之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和民国时期正好相反。早在1930年，就出现了《初恋》的第一个中译本《少年伴侣》（俞荻译，山城书店，1930），40年代的穆俊译本多次再版，算是民国年间很热的苏联小说。《初恋》正式的名称是《野狗金戈，又名初恋的故事》，讲述20年代远东地区一对少男少女的初恋故事，看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评论就知道这是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是一篇充满阳光的透明诗篇，它讲述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之间的爱情。这样的小说只有优秀的心理学家才能写出来。这部作品的诗意就在于，对最现实事务的描写是和童话般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的。”“在《野狗金戈》中，森林、河流、小火山的图景，甚至是稀稀落落的百合花的图景，都是美好而充满着新鲜的。弗拉叶尔曼在小说中描写的所有地区，似乎都从晨雾中喷薄而出，庄严地盛开在阳光之下。合上书时，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沉浸在了远东的诗意之中”。
　　
　　弗拉易尔曼（1891～1972），又译作弗拉尔曼、弗拉叶尔曼、弗拉耶尔曼等等，出生于犹太家庭，1916年入哈尔科夫工学院学习，1917年赴远东谋生，当过渔工和教师，后来加入红军从事部队新闻工作。早期创作了一系列以十月革命前后的远东地区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初恋》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晚年作品似乎没有传入中国。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文学肖像》中有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和弗拉易尔曼的交往－－1923年，弗拉易尔曼在巴统（格鲁吉亚港口城市）认识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后成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圈子的一员，这个圈子成员还包括盖达尔、格罗斯曼等一批年纪相仿的青年作家，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十几年愉快的时光，帕乌斯托夫斯基后来满怀眷恋地在他的回忆录和散文作品中记述过那些难忘的黄金岁月。关于弗拉易尔曼的作品，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了这样精到的评点：“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对纯朴的人际关系的追求，对理解世界之丰富的追求，对社会公正姓的追求，贯穿了弗拉叶尔曼的全部创作，并且，它们是用朴实而真挚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在《初恋》的第一个中译本《少年伴侣》中，附有一段广告词，虽然文辞有点滑稽，但反映了《初恋》在苏联大受欢迎的盛况，现一字不漏抄录如下，以作纪念：
　　
　　“本书作者为苏联现代名作家。这书在苏联曾给予强大的刺激，哄得人手一册。尤其是儿童。莫斯科新闻，真理报，都为这书刊载过许多的介绍和好评，国际文学被选为第一篇小说，誉为成功作。本书跟爱的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溶感情教育与意志教育于一炉，含有多量的兴奋性。”
　　
　　（3）少年儿童题材的小说
　　
　　少年儿童小说是文革前苏联小说的一大类，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品质之精良、装帧插图之漂亮都令人瞠目，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少儿作品之外，还有一批遗漏的中长篇作品，这里补充一份简单的书目（短篇小册子暂且从略），不知可否唤起当年那些小读者亲切的回忆：《亚尔果航海者的故事》（斯米尔诺夫娃著，余绳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蓼丽雅》（阿尔秋霍娃著，黄红译，光明书局，1951）、《奇茹斯与特茹斯》葛里古里斯著，姜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圣安娜号起义》（列别进柯著，种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我看见了什么》（瑞特柯夫著，薛文华译，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乡村小队》（伏塞沃洛什斯基著，丰一吟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甘卡》（别切尔斯基著，王崇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昆虫世界漫游记》（植丽著，黄幼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青山旁》（伊凡诺夫著，王崇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我的会演戏的鸟兽》（杜罗夫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1）、《猎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凤威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他们没有童年》（鲁江诺夫、拉托夫著，陈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理想的国家》（勃拉日宁著，柳朝坚、钱君森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战斗中成长》（科扎申柯著，裘凯译，青年出版社，1952）、《白哈叭狗》（库普林(А.И.Куприй)著，潘勋照、冯顺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我们的工厂》（施伐尔茨、弗烈兹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0）、《好朋友的故事》（卡尔娜乌霍娃著，丁如、吕寰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总辅导员》（别林诺维奇著，谢祖钧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不朽的军舰》（容加著，王语今译，光明书局，1951）、《小复仇者》（古卡祥著，尚青译，光明书局，1951）、《伽山的笔记》（古卡相著，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红海军和小黑熊》（迦甫里洛夫著，李俍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军校学生的幸福》（巴格莫特著，仇标译，上海万叶书店，1951）、《彼捷尔的朋友》（蒂格涅著，张馨译，文光书店，1952）、《小旅行家》（泰慈著，朱朴章译，作家书屋，1950）、《孩子的友情》（阿尔秋霍娃著，啸青译，光明书局，1952）、《友谊的标志》（马连科夫著，南致善译，光明书局，1951）、《我的学校》（邦金著，沈小娴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祖国的孩子》（伊凡年柯著，唐清里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生活在前面》（尼库林著，柳朝坚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少年哥伦布》（比安基著，王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玛丽嘉的童年》（布洛兹卡娅著，叶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狄克的眼睛》（诺伏格罗斯基著，洪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远航》（卡西里著，徐克琬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马雷克昌乡的少年》（艾利斯丁著，应天士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下期计划：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补遗（二）。谢谢支持。

杜雅萍

72，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补遗（二）
　　
　　本文没有提到的苏联中长篇小说为数众多，以下提供一份简单的书目，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以后如有机会修订时再予以整理。
　　
　　(5) 青年题材作品
　　
　　《新来的女校对员》（阿乌杰也夫著，钱君森、邵洪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一朵小红花》（宪盖拉亚著，杨霞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城郊一少年》（柯热夫尼科夫著，汪浦译，作家出版社，1957）、《姑娘们》（鲁卡舍维奇著，方予译，平明出版社，1954）、《成熟》（费道罗夫，苗公秉宜，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在森林地带》（李伏娃著，倪亮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光辉的生活》（兹班纳茨基著，严继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玛琳娜的生活道路》（玛利尼娜著，樊立堂译，光明书局，1953）、《青春》（鲍依琴柯著，孺子牛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萨根的朋友们》（古里亚著，左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苏非娅的春天》(萧根楚柯科夫著，李晴译，作家出版社，1956)、《得来不易的幸福》（纳吉宾著，张草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我的青年朋友们》（斯米尔诺夫-切尔凯佐夫著，李未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生活在召唤》（库兹涅卓娃著，钟囯华译，北京出版社，1953）。
　　
　　（5）建设题材作品
　　
　　农民生活、集体农庄方面：《海洋的兄弟》（柯热夫尼柯夫著，裘因、邹用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胜利者》（拉希多夫著，肇堃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石松林》（费什著，叶冬心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0）、《联合收割机手》（茹拉夫略夫著，包于焕、陈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58）、《破冰期》（戈尔布诺夫著，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一个农艺师的杂记抄》（特洛也波尔斯著，禾金译，光明书局，1954）、《百万富翁》（穆斯塔芬著，凌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小城格卢宾》（奥布霍娃著，吉洪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布雪和她的妹妹们》（西莫娜依契捷著，文洁若译，作家出版社，1957）、《火光》（格里布科夫著，叶秀扬译，泥土社，1955）、《曙光》（拉普捷夫著，陈大维译，时代出版社，1955）、《闲不住的人》（伏隆柯娃著，赵哀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
　　
　　工人生活、生产建设方面：《熔铁炉》（李亚什柯著，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老乌龟号船长》（林柯夫著，王运成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休养地》（叶因巴姆著，闻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活命的水》（柯塞夫尼柯夫著，左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焦急的心》（兹拉托果洛夫著，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译科译，时代出版社，1954）。
　　
　　医务方面：《大家庭的故事》（贝林著，杨绮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郭鲁别夫医生》（特雅吉列夫著，汪浦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第一个回合》（沙罗夫著，黄孝揩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体育方面：《一心向前》（拉也夫斯基著，李敬新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旗帜在运动场上飘扬》（维任诺夫著，杨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运动场》（索布柯著，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罗斯托夫草原上》（泽列兰斯基著，李鹤龄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6）、《最高记录》（保尔非利耶夫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
　　
　　（6）国际主义题材作品
　　
　　《德黑兰》（谢奉茨著，一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白魔峰》（吉洪诺夫著，郑硕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生活就是这样的》（契维格良著，梁钰文译，光明书局，1954）、《七十二天》（耶赫尼娜、阿列依尼可夫著，张絮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在另一个世界》（比里-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著，欧积斌等译，时代出版社，1953）、《列宁纪念像》（索布柯著，佟轲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3）、《危险的逃亡者》（维果德斯卡亚著，林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7）军事战争题材作品
　　
　　《鲁班纽克一家》（波波夫金著，王子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在库良吉亚包围圈中》（阿夫托玛诺夫著，吴景平、冯有礼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马克西姆.彼列比利查》（斯塔德纽克著，谭今、党振威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聂莫上尉的洞》（符肖伏洛日斯基著，左海译，永祥印书馆，1952）、《为了生活》（斯庞诺夫著，逸名、吴祖烈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在斯大林格勒》（格拉西莫夫著，孙肇基、黄寿考译，光明书局，1955）、《战斗的航程》（斯大里柯夫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3）、《战士恩季波夫》（茹拉甫列夫著，严继中、罗燕晋译，潮锋出版社，1953）、《特种性格的人们》（科兹洛夫著，晓林译，时代出版社，1954）、《爱国者》（季柯夫斯基著，陈复庵译，上杂出版社，1953）、《森林游击队》（巴甫连柯著，王仲年译，平明出版社，1954）、《和平的保证》（索布科著，蔡芳信、蔡时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炮火中的边境》（比略也夫著，徐迈译，泥土社，1954）、《遥远的前线》（沙布柯著，陈复庵译，潮锋出版社，1953）、《列宁格勒日记》（英倍尔著，彭慧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3）、《生命的胜利》（马久森娜著，左海译，时代出版社，1854）、《生命之歌》（马久森娜著，付克译，时代出版社，191）、《一个潜水艇员的札记》（约显里安尼著，蒲耳译，时代出版社，1956）、《索柯尔森林的秘密》（兹巴纳茨基著，孙肇堃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三病室》（列奥尼托夫著，沈小娴译，光明书局，1954）、《我是苏联的公民》（费根著，裘衣、序东译，平明出版社，1952）、《不灭的光》（特留斯金著，欧积斌译，时代出版社，1954）。
　　
　　（8）历次革命与革命领袖题材作品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多尔哥波斯基著，冯由礼译，青年出版社，1952）、《十月》（维什涅夫斯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十月》（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剑与火》(盖尔曼著，李晴译，群众出版社，1956)、《歌与画》（盖尔曼著，阮颂铭译，群众出版社，1962）、《攻打冬宫》（卡比察著，曹桢尧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党的儿子 基洛夫的故事》（李别进斯基、布洛克著，荣如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克里姆廖夫著，张雄武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伏龙芝的故事》（华西里耶夫著，凌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牧人的话》（托卡著，陈克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中国战士同志》（诺沃格鲁茨基、杜纳耶夫斯基著，纪家俊、韵逸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
　　
　　(9) 其他题材作品
　　
　　《维尔霍维纳，我们亲爱的故乡》（杰维辽夫著，移模译，作家出版社，1957）、《油船图阿普斯号》（卡里宁、库兹涅佐夫著，史企曾译，群众出版社，1959）、《浪迹追踪》（谢维尔金著，侯华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孤独》（微尔塔著，赵俪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征服火山》(古莱维奇著，民文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一个英雄的童年时代》（潘文塞夫著，荒芜译，晨光出版公司，1949.10）、《黑面包干》（德拉伯金娜著，王晓灵、叶冬心译，作家出版社，1962）、《珍尼拉宝》（梭罗米安斯卡亚著，许声扬译，海燕出版社，1950）、《不可捉摸的人》（纳西波夫著，阮颂铭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一个母亲的笔记》（塞尔盖也娃著，徐中平译，作家书屋，1954）、《黑帮》（古立亚著，田怡译，作家出版社，1958）。
　　
　　下期计划：安东诺夫的作品及其他苏联短篇小说。谢谢支持。

杜雅萍

73，安东诺夫的作品及其他苏联短篇小说
　　
　　说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短篇小说大师安东诺夫，现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在50年代，安东诺夫在中国读者中享有盛名，他的作品代表了苏联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准，清新朴实的风格很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因此大受欢迎。作为专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安东诺夫可以看作是苏联时代的契诃夫，区别在于契诃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而安东洛夫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色。
　　
　　安东诺夫（1915～1995）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本人毕业于列宁格勒汽车公路工程学院，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他做过工人、工程师、教师，并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立过战功。安东诺夫开始发表作品是在1944年，1951年以短篇小说集《汽车在大路上行进》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50年代翻译出版的安东诺夫作品主要有这样一些：《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集》（刘辽逸等译，作家出版社，1954）、《第一个职务》（姚坚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在工地上》（焦菊隐译，平明出版社，1954）、《列娜》（纪阳译，平明出版社，1954）、《汽车在大路上行进》（叶冬心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波荔西一姑娘》（娄穆译，上杂出版社，1953）、《波德基布的歌谣》（杨立平译，上海出版公司，1951），其中篇目多有重复。此外还有论文《论短篇小说》（李一柯译，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4），安东诺夫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验，很有参考价值。
　　
　　安东诺夫作品的精华部分集中在《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集》中，该书收入他的代表作《春》、《雨》、《汽车在公路上行进》、《信》、《第一个职务》、《舍格洛沃车站》、《在电车上》、《图书馆员》、《朋友们》、《早晨》，一共10篇，这些作品大多以斯大林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对象，描写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精神风貌，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件、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反映主人公的劳动态度、道德品质，以及新型的人际关系，以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他写的是“人类的新的美”。安东诺夫的文笔优美细腻，尤其擅长以白描手法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寥寥几笔，尽显风情，颇像武林中的绝顶高手，把技巧隐藏到文字深处，看似无招处处是招，以无招胜有招，功力非凡。
　　
　　曾经有一位苏联评论家这样评价安东诺夫的作品：“安东诺夫短篇的思想内容、他的创作的高度热情，就在于肯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肯定真正的、凌驾一切的人类的美。……肯定日常的、普通的、平常的美，肯定人的美，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绝对的规范”，中国读者看到的安东诺夫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后期作品是不是注意到生活中不美的一面，风格有没有改变，不得而知。
　　
　　苏联的短篇小说是文革前出版的苏联小说中的一大类，各种小说集、合集、个人专集以及单篇小册子为数众多，这里提供一份简单的书目，供朋友们参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苏维埃作家短篇小说集1917～1957 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这部小说集是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而编选的，大多数作者和作品闻所未闻。中译本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原定出六卷，可惜中苏风云突变，这本很有价值的小说集只出了第一卷就无疾而终了。
　　
　　其他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有以下这些：《一个人的名字――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选（1951～1954）》（阿达勉等著，文洁诺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晨光出版公司，1952）、《在荒地――哈萨克作家短篇小说选》（穆坎诺夫等著，衷维昭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爱情――土库曼作家短篇小说选》（萨雷哈诺夫等著，刘连增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大果园――巴什基里亚作家短篇小说选》（阿米里等著，张白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希望的旗帜――亚美尼亚作家短篇小说选》（伊萨克扬等著，荣如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永远不落的太阳――阿塞拜疆作家短篇小说选》（玛美德汉雷等著，谢祖钧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多人合集有以下这些：《斯大林教养的人们》（拉甫列乌夫等著，韦德培译，文光书店，1953）《第一次嘉奖》（安东诺夫等著，清河译，时代出版社，1954）、《我们是祖国的战士》（爱伦堡等著，李霖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山灵湖》（叶夫理莫夫等著，李霁野译，平明出版社，1953）、《战斗的前夜》（陀甫静科等著，徐克刚译，正风出版社，1952）、《梦》（卡达耶夫等著，曹靖华译，正风出版社，1953）、《北极蜜》（普里希文等著，陈良廷等译，文化工作社，1953）、《十日旅伴》（雷特海乌等著，周汉林译，上杂出版社，1954）、《俄罗斯性格》（阿.托尔斯泰等著，杨苡译，平明出版社，1953）、《祖国的光辉》（列别烈赫特等著，朱曾文译，上杂出版社，1953）、《摩拉瓦河对岸的春天》（冈察尔等著，金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迎接生活》（库沙罗夫等著，胡辑五译，正风出版社，1955）、《打靶场的秘密》（亚莱菲也夫等著，康晓黎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神圣的人》（阿尔达玛斯基等著，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4）、《台湾云雾》（爱尔别尔格等著，桴鸣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在进军的道路上》（波列伏依等著，李申生、缪进鸿译，文光书店，1952）、《在顽强的土地上》（伏罗微可夫著，金健译，火星出版社，1954）、《新流及其他》（台乌诺夫等著，王科一等译，中华书局，1952）、《战斗的人们》（拉齐斯等著，徐克刚译，火星出版社，1952）、《战士的友谊》（萧洛霍夫等著，蒋夏林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死敌》（萧洛霍夫等著，曹靖华、尚佩秋译，文光书店，1951）、《下班以后》（彼亚特尼茨基等著，清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最高勋章》（索尔齐瓦等著，黎烈文译，平明出版社，1950）、《在乌克兰的草舍中》（瓦希列夫斯卡等著，举岱译，文光书店，1951）、《永远不会落的太阳》（马梅德罕里等著，杨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初埋藏的小桶》（普里瓦洛夫等著，李葳译，文化工作社，1952）、《祖国》（叶米尔扬诺娃等著，朔方、朱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云雀》（龚察尔等著，关太平译，平明出版社，1953）、《我们的中尉》（阿列克雪耶夫等著，谭今等译，华南人民出版社，1954）、《为了生命》（杰米尔昌等著）、《友好的微笑》（波列伏依等著，尹夫、沈在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新居》（库库什金等著，朱家铨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土门在歌唱》（巴托若巴依等著，康嗣群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阿夫吉延柯等著，刘磊、吉洪译，时代出版社，1955）、《呼唤的声音》（巴夫连珂等著，斯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0）、《突破》（费里奇科著，韦德培译，文光书店，1952）。
　　
　　个人专集有以下这些：《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说选》（史吉法尼克著，邵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里雅希柯短篇小说集》（里雅希柯著，力冈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纳吉宾短篇小说选》（纳吉宾著、张孟恢译，作家出版社，1955）、《特罗耶波尔斯基短篇小说选》（特罗耶波尔斯基著，王家骧译，作家出版社，1957）、《杨诺夫斯基短篇小说集》（杨诺夫斯基著，乌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巴甫连柯短篇小说集》（巴甫连柯著，蓝谷译，时代出版社，1954）《巴甫连科短篇小说集》（巴甫连科著，赵映书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雷特海乌短篇小说集》（雷特海乌著，简小玄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朋友-同志》（雷特海乌著，方易东译，平明出版社，1953）《新生》（阿拉克斯著，周申荣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道路在呼唤》（柯隆采夫，青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在天鹅岛上》（阿拉米列夫著，骆明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猎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凤威译，时代出版社，1954）、《迎风》（卡赞诺夫著，邱铁耕、葛林译，作家出版社，1961）、《在另一面世界里》（毕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著，王沂玨）、《新朋友》（葛腊宁著，王运成译，时代出版社，1953）、《西班牙渔民》（格里瓦著，赵楠译，开明书店，1952）、《尼娜车站》（杜丹采夫著，郝运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沥青路》（）、《迦丽亚》（布雷尔著，石永礼译，作家出版社，1957）、《第三个副官》（西蒙诺夫著，高戈译，泥土社，1954）、《成熟》（西蒙诺夫著，时代出版社，1953）、《柴来夫辛村的医生》（阿达姆扬著，虹-玖译，上海出版公司，1955）、《无名的同志》（克诺列著，金怡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一个不知名的姑娘》（罗金著，衷维馨、周天霖译，作家出版社，1957）、《珍贵无比》（伏罗比约夫著，姚坚译，作家出版社，1955）、《列宁格勒故事》（吉洪诺夫著，林陵译，时代出版社，1952）。
　　
　　以上书目恐有遗漏，有待日后修正。至于一两毛钱一本的单篇小册子以及儿童读物中的短篇小说，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了。
　　
　　下期计划：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小说。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