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74，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小说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基本没有间断（），其中经历了三次高峰期――民国时期、50年代和80年代。我原来一直以为50年代是苏联文学中译本出版的第一个高峰，后来才知道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民国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达一千余种，其中苏联作品六百余种，就数量而言，与50年代相比不遑多让，何况50年代高峰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依据民国时期的译本再版重印的，民国时期的译者们在50年代仍然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可以说，50年代的高潮是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实现的。
　　
　　民国时期苏联文学兴盛的背后有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原因，既有现实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在时代的大潮里，阅读苏联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满足广大读者特别青年读者的迫切需求，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异军突起，出版界趋之若骛，文化界的菁英也投身其中，以鲁迅为首，茅盾、巴金、林语堂、郑振铎、周扬、夏衍、蒋光慈、叶灵风、楼适夷、周立波、徐懋庸、袁水拍、邵荃麟、徐迟、戴望舒这些风云人物纷纷在苏联文学的译者名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名人以化名发表译作，身份有待查证），曹靖华、金人、水夫、林淡秋、汝龙、耿济之、韩侍桁等专业翻译家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他们中很多人不谙俄语，即从英译本、法医本、日译本转译，不分好坏，不辨良莠，逮着啥译啥，经典的作品和不那么入流的作品都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菁英人物如此热衷苏联文学的译介，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隐隐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看看民国时期的成绩单，以作家而言，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阿.托尔斯泰、富尔曼诺夫、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普里什文、爱伦堡、卡达耶夫、巴别尔、左琴科、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萧洛霍夫、列昂诺夫、盖达尔、潘菲洛夫、别克、巴甫连柯、瓦西列夫斯卡娅、格罗斯曼、克雷莫夫、埃马.格林、卡扎凯维奇、涅克拉索夫、奥维奇金、潘诺娃、戈尔巴托夫、波列伏依、冈察尔、西蒙诺夫……囊括了从十九世纪的资深老作家到刚出道的新秀，苏联文坛的主力部队都在中国读者的视线之内。
　　
　　再看看作品，《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对马》、《水泥》、《一周间》、《恰巴耶夫》、《巴黎的陷落》、《城与年》、《索溪》、《磨刀石农庄》、《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油船德宾特号》、《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虹》、《旅伴》、《南来的风》、《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星》、《日日夜夜》……这些建国后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早在建国前就摆在中国的书店里了。除各式各样的小说以外，在民国时期苏联文学书目里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文艺理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读者各取所需，从不同侧面充分领略了苏联文学的魅力。
　　
　　整理民国前出版的苏联小说，引起我兴致的倒不是那些建国后反复再版的经典名著，而是从此消失的一些作品，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再也无缘见到这些作品，比如道列林可的《生活的路》（熊绍均译，人文书店，1933）、涅维洛夫的《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著，北新书局，1930）、奥格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林语堂、张友松译，春潮书局，1929）和《新俄大学生日记》（江绍原译，春潮书局，1929）、塞门诺夫的《饥饿》（张采真译，北新书局，1929）、马拉西金的《异样的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36）、法度罗娃的《乱世之家》（汪德余译，言行社，1946）、罗蒂洛夫的《巧克力》（林淡秋译，熔炉书屋，1934）、罗曼诺夫的《爱的分野》（蒋光慈、陈情译，亚东图书馆，1929）和《没有樱花》（蓬子译，现代书局，1932）、雷斯的《阴影与曙光》（荃麟译，开明书店，1947）、顾米列夫斯基的《大学生私生活》（周起应、立波译，现代书局，1932），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斯大林时代之前的相对自由时期，背景也大多是20年代的苏联社会，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苏联政权建立初期的社会风貌和当年各阶层人民的心态，对了解斯大林掌权之前的苏联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些苏联小说中，下面几部作品值得稍微提一下。
　　
　　谢夫林娜的《维里尼亚》（穆木天译，现代书局，1931）。谢夫林娜（1889～1954）是苏联第一代职业女作家，擅长描写女性在大时代里的命运。《维里尼亚》是她的代表作，描写国内战争时期农村妇女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变化，曾经被改编成歌剧和电影。谢夫林娜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人物，上海大东书局在1949年出了一套“苏联名作家专集”，编选了五位名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谢夫林娜，其他四位是高尔基、格罗斯曼、卡达耶夫和萧洛霍夫。
　　
　　柯伦泰的《赤恋》（杨骚译，北新书局，1929）、《伟大的恋爱》（李兰译，现代书局，1930），《恋爱之路》（沈端先译，作新书社，1928）。柯伦泰（1872～1952）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女性，一生多姿多彩，波折不断。她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9世纪末投身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政府要职，1922年转入外交界，担任驻外使节多年。柯伦泰以倡导女性解放著称，对于性观念持开放态度，是苏联早期革命队伍中流行的“一杯水主义”的鼓吹者。柯伦泰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宣扬了其女性解放思想，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太过激进而被斯大林封杀后但却在中国找到了读者，她的几部作品在中国出了好几个不同的译本，很受当年那些向往“革命加恋爱”生活方式的青年读者欢迎。
　　
　　西蒙诺夫的《祖国炊烟》（高亚天译，东北书店，1949）。《祖国炊烟》是西蒙诺夫战后煞费苦心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他早期的杰作，比成名作《日日夜夜》还要出色。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于西蒙诺夫率团访问美国的见闻，描写一位苏联驻外人员战后回到苏联后的经历，在被法西斯摧残的苏联土地，如何耳闻目睹苏联人民的艰苦生活，如何回想起美国生活的富庶，对比之下如何激发起深沉的爱国主义情绪。西蒙诺夫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细叙述了创作《祖国炊烟》的经过以及这部作品的遭际，小说发表后，很多人很喜欢，也有人很不喜欢，不喜欢的人中包括斯大林，差点因此影响了西蒙诺夫的仕途。这部小说在中国似只出过东北书店这一版，建国后没有出过，原因不详。
　　
　　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勤宣译，民治出版社，1947）。严格说，《我选择了自由》是一部回忆录，不过可当作小说来看。作者克拉夫琴科为苏联赴美贸易采购团官员，1944年叛逃之后创作了这本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的生活和叛逃的经过，渲染了所谓苏共的内幕以及苏联人民的苦难，出版后轰动一时，成为全球性的畅销书。在中国，正好是战火正炽的1947年，这本书自然受到交战一方的高度重视，一口气出了至少三个译本，如获至宝，广为宣传，把此书作为攻击另一方的工具。在法国，由于这本书内容太过离奇，文笔又流畅严谨，颇有高人代笔的嫌疑，引起左翼文化人的不满，《法兰西文学》杂志发表了严词抨击克拉夫琴科的文章，招致克拉夫琴科的控告，打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关于这场官司的详情，米歇尔.维洛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萨特时代》（译林出版社，2009）作了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民国时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内容丰富，数量多，版本庞杂，作者译者的身份背景也有很多疑点，完全梳理清楚并非易事。要说明的是，坊间流行的民国书目苏联文学部分并不完整，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推出的书籍和我国各解放区、根据地和野战军部队印制的书籍并未包括在内，这两部分苏联文学书籍曾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中风行一时，特别是卫国战争题材的《虹》、《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经典作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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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
　　
　　2007年春节期间，我在上海书城二楼外国文学柜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赫然发现《带星星的火车票》，插在一排装帧风格类似的丛书中，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这本苏联小说，我已经错失了将近三十年，寻之觅之，心向往之，却屡屡失之交臂，此刻在不经意间与之偶遇，不免百感交集。
　　
　　在中国，《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前世今生堪称传奇。眼前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的新版本是它的今生，它的前世则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版，即专供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阅读的“黄皮书”，在文革前的内部出版物中，《带星星的火车票》与齐名的《新阶级》、《人 岁月 生活》、《斯大林时代》等一起成为60～70年代地下读书青年精神生活的路标，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这一批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的内部书籍哺育了一小群文化先知，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准备了养料，至今还被当年的那群精神贵族们津津乐道。
　　
　　70年代中期，在我们那个偏远的省份，活跃着不少地下读书圈子，或称为文化沙龙，圈中人聚会聊天，交流书籍，以此舒缓精神压抑和苦闷，我哥哥是其中一个文学青年沙龙的核心成员，当我们这些小孩热衷于《朱拉》、《秘密路》之类通俗小说时，哥哥他们正在热读当时流行的内部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人世间》、《多雪的冬天》等等，这些70年代出的内部书籍比较容易得到，在当年能看到这些书已经很不错了，对外省的平民来说，文革前出的内部书籍可望而不可及。在信息歧视的年代，《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传说中的神话，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书名，不知道京城的高级文青们在读什么样正牌的封资修书籍，培养了什么样超越时代的阅读趣味。
　　
　　1976年后，社会气氛渐次宽松，文革前那批内部书籍的详情也通过这种途经渐渐被人所知，其中关于《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介绍和描述特别勾起人们的好奇，比如相关资料中引述的63版原书中介绍文字――“小说描写一群苏联阿飞青年跨出十年制学校以后，为追求刺激，追求西方糜烂的生活方式，竟离家出走，结伙各处流浪。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资产阶级颓废的人生观，美化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此外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文学卷》对该书的评价――“表现当代青年生活和思想上的迷惘和苦闷……宣扬个人主义，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等等。当年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正是从多年正统意识教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迷惘”、“糜烂”、“颓废”、“腐朽”这些负面的词汇非但没有让我们反感和厌恶，反而更加令人激动和神往，越发渴望一窥究竟。可惜，找了很久，图书馆里1963年的内部版杳无踪迹，80年代的苏联小说出版热潮中也没有见到它重见天日，“火车票”成了一块心病，每次去旧书店都要习惯性地找一找，问一问，这么年来一直没有如愿，直到2007年初蓦然发现为止。
　　
　　带着难以言表的兴奋，一口气读完向往已久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传奇性的作品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激动，反而略感失望。原以为这是一部反叛的、暴露的、批判的反潮流小说，就像以前那些评介文章所形容的“迷惘”、“糜烂”、“流浪”、“颓废”、“腐朽”，可读过之后才发现这部作品的主题相当陈旧，在反主流的包装下其实是一部宣传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价值观和苏联生活方式的主流作品。就叙事风格而言，《带星星的火车票》跟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很像，同为笨拙青涩的仿现代派文体，这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新作家们跟阿克肖诺夫同样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燎原烈火的火种中则肯定有这一部《带星星的火车票》，并且占据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显赫位置。
　　
　　《带星星的火车票》发表于1963年，故事背景为1953～1964年的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相对有活力的时期，摆脱了斯大林时代难言的痛苦之后，苏联人民尤其是苏联青年稍微松了一口气，度过了一段春暖花开的日子，也让《带星星的火车票》带上了异样的气息。小说以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了17岁的莫斯科少年吉姆卡和他的伙伴们离家出走、漫游拉脱维亚的经过，细腻地描写了这一群少年的生活环境，与长辈的矛盾与冲突，出走的经过，沿途的所见所闻和遇到的各具色彩的苏联普通劳动者，青春期心理与感情的发展变化，并穿插讲述吉姆卡的哥哥、模范青年维克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及他对弟弟的观察与思考。整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内容丰满，信息量很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风貌和苏联人民的生活画面。
　　
　　不久前，我又再次认真读了一遍《带星星的火车票》，身为后辈，我还是试着回到当年的语境，按那个年代青年读者的时代经验来感受这部作品，揣摩这部作品何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大致说来或许有这样几点原因：1，《带星星的火车票》主要描绘苏联青少年平凡生活中的寻常场景，简单轻松活泼的人物和故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没有那么多以往苏联小说中常见的那些正经的典型的严肃的内容，这让受够了斯大林时代说教的中国读者感觉很舒服。2，《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内部出版时，正值中苏交恶，zhonggong和苏共理论论战的高潮时分。在两国渐行渐远、文化交流断绝时，中国读者印象中的赫鲁晓夫苏联乃是修正主义的恶土，不想《带星星的火车票》展现了赫鲁晓夫时代的别样风景，与想象中的大不相同，自然让中国读者感到新鲜。3，《带星星的火车票》描写的苏联时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给了中国读者久违的陌生感，更陌生的是作品中只言片语的细节所透露的西方时尚符号，比如爵士乐、牛仔裤、法国电影明星等等，这些东西在现今当然不值一哂，对45年前与世隔绝的中国青年来说，算是难得的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让他们过一下想象中的时尚生活。
　　
　　《带星星的火车票》的作者阿克肖诺夫，生于1932年，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医学院，195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中的若干短篇小说收入《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5，内部发行）。阿克肖诺夫是苏联战后崛起的所谓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多以城市青年的新生活为题材，内容敏感，手法前卫，因此颇受争议。在中国，阿克肖诺夫是供内部参考的苏联作家，除《带星星的火车票》有中译本外，还有一部发表于1960年的中篇小说《同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5，内部发行）。1979年，阿克肖诺夫因私下主持编印了苏联作家未发表作品集《大都会》，触怒了相关权贵而引发一场风波，被迫移居美国，后定居法国。苏联解体后，阿克肖诺夫的作品重回俄罗斯，现在他是当代俄语文坛的一位重量级老作家。
　　
　　在苏联小说族系中，《带星星的火车票》算不上多伟大的作品，但在中国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传播历程，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它像暗夜里忽隐忽现的一点烛火，先点燃了一小部分人的心灵之火，再经由这一小部分得天独厚的精神宠儿照亮了更多的人。无论是十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还是1976年之后的新时期文学，这部作品的影响都难以估量。对我们这些平民读者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身份象征，好像读到了她就跻身某个精神上高贵的阶层，当年无缘读到，苦苦追寻，没想到一等就是几十年，等到它重见天日，当下的年轻一代读者在此信息爆炸的多元时代里对这个象征物恐已不屑一顾了。
　　
　　对一些人来说，《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对我来说则是苦涩的追寻史。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读书更要趁早，比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当年苦觅不得，如今时过境迁，读来已无滋味。一本好书，没有在人生最合适的阶段读到，确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带星星的火车票》，王平（王士燮）译，作家出版社，196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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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
　　
　　记得小时候受命写批判稿，总是不得要领，哥哥指点说不妨研究一下中苏论战时的九评，这九篇文章可是大批判文章的颠峰之作，中国白话文的神品，琢磨透了妙用无穷。前些时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九篇文章的合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厚厚的一本，六百多页，浏览一番后不禁大呼过瘾，这九篇文章加上zhonggong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逻辑清晰严密，措辞尖锐犀利，有条有理，有理有节，字字珠玑，丝丝入扣，果然是影响了一代文风的批判文章典范。不过4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场论战，多少觉得不可议――如果不是出于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的驱动，吵什么呢？有什么好吵的呢？大家不是一家人吗，这样撕破脸的争吵不是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看笑话吗？那边厢的帝国主义者们估计也是一头雾水，这哥俩说吵就吵，还吵得这么凶，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当然是真的，且不说苏方停止援助、撤走专家、逼还贷款等恶劣绝情的举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重创，单说在文化上，十几年来习惯看苏联小说的中国读者无奈地发现，以往潮水般涌来的苏联小说消失了，精神食品断粮了，再也不见了。自五十年代末中苏争端公开化之后，我国公开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从之前的每年数百种骤然减少到每年数种，且逐年减少，一直到零。与此同时，苏联文学作品其实并没有绝迹，而是在寻常读者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延续着香火。或许是为了让领导干部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保持警惕，或许是为了树立反面教材，揭露修正主义的可恶，有关部门授权指定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关于苏联的书籍，进入内部发行系统，向特定的读者群提供这些毒草。据当年的读者回忆，买这种书需持省军级介绍信或购书证到指定的内部书店购买，普通读者连门儿都找不到，甚至根本不曾知道世上还有这类封面设计得如机密文件一般的“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当事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供内部人批判参考的书籍却不胫而走，开启了中国阅读史的“皮书”时代。
　　
　　内部出版苏联文学作品自五十年代即已开始，第一部名列内部书目的苏联文学作品是萨方诺夫的《大地花开》，这是一部用抒情笔调写成的科学散文集，经仔细研读后没发现有什么政治问题，之所以打入另册估计和歌颂李森科有关；出版于五十年代的另一部苏联小说是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可能因为这部作品攻击了斯大林时代的阴暗面，在苏联国内引起争议，才成为五十年代唯一一部不公开的苏联长篇小说。进入六十年代，中苏都不想掩饰分手在即的现实，文学交流中断，只有少许作品内部出版供批判用，当时不会想到，中苏真的拜拜了，加上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这种不正常状态竟然长达20年之久，大致说来，苏联小说和散文作品的内部出版史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66年，书目如下：
　　
　　1，《大地花开》（萨方诺夫著，陈燕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3）
　　2，《不是单靠面包》（杜金采夫著，白祖芸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
　　3，《护身符》（穆古耶夫著，朱源宏译，群众出版社，1961）
　　4，《感伤的罗曼史》（潘诺娃著，苏群译，世界文学出版社，1961）
　　5，《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萧洛霍夫著，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
　　6，《生者与死者》（西蒙诺夫著，谢素台译，1962）
　　7，《人 岁月生活第一～四部》（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著，1962～1964）
　　8，《带星星的火车票》（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3）
　　9，《解冻》（爱伦堡著，钱诚、沈江译，作家出版社，1963）
　　10，《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3）
　　11，《传说的继续（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库兹涅佐夫著，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1964）
　　12，《这位是巴鲁耶夫》（柯热夫尼柯夫著，苍松译，作家出版社，1964）
　　13，《战争的回声》（卡里宁著，家骧、晓宁译，作家出版社，1964）
　　14，《是这样开始的战时札记》（柯切托夫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4）
　　15，《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索尔仁尼琴著，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
　　16，《大量的矿石》（符拉基莫夫著，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
　　17，《同窗》（阿克肖诺夫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5）
　　18，《小铃铛》（冈察尔著，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5）
　　19，《亲身经历的故事》（季亚科夫著，南生译，作家出版社，1965）
　　20，《军人不是天生的》（西蒙诺夫著，车一吟译，作家出版社，1965）
　　21，《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集》（艾伊特玛托夫（艾特玛托夫）著，陈绍廉译，作家出版社，1965）
　　22，《我们生活在这儿》（沃依诺维奇著，程代熙译，作家出版社，1965）
　　23，《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65）
　　24，《第三颗信号弹》（贝科夫著，李俍民译，作家出版社，1965）
　　25，《蓝笔记本》（卡扎凯维奇著，南生等译，作家出版社，1966）。
　　
　　在这份书目里有不少中国读者的老熟人，萧洛霍夫、爱伦堡、潘诺娃、西蒙诺夫、卡扎凯维奇、冈察尔，还有柯切托夫，这些苏联的主流作家曾经在斯大林时代风光过，斯大林之后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别样的风采，可惜中国的普通读者无缘见识他们的新作。另外一些名字当时还是陌生的，其中有前线一代的代表人物的贝科夫，崛起于赫鲁晓夫时代的第四代作家群――阿克肖诺夫、符拉基莫夫、沃依诺维奇，80年代后对中国作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艾特玛托夫，以及“反动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这些作品题材多样，从苏共革命历史，到斯大林时代的揭露批判，从卫国战争岁月，到赫鲁晓夫时期的现实问题，基本上代表了中苏决裂之后苏联文学的风貌。
　　
　　在热衷淘旧书的苏联文学爱好者眼中，这一批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价值连城，因为年代久远，印数少，保密程度高，流传范围小，当年即已难得一见，如今更是一见难得。在这批书里，除了至今仍被当年的读者念念叨叨的《解冻》、《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外，还有诗集《娘子谷及其他》（叶夫杜申科（叶甫图申科）等著，苏杭等译，作家出版社，1963）、《人》（梅热拉伊斯著，孙纬译，作家出版社，1964）、《焦尔金游地府》（特瓦尔朵夫斯基著，丘琴等译，作家出版社，1964）、《山外青山天外天》（特瓦尔朵夫斯基著，飞白、罗昕等译，作家出版社，1961），剧本《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尔布卓夫著，裴末如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等，构成一道清澈的小溪，共同滋养了一代贫瘠的中国读者，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幸运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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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续一）
　　
　　第二阶段从1972年～1976年，书目如下：
　　
　　1，《人世间》(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多雪的冬天》（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3，《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4，《落角》（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5，《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李巴乔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淘金狂》（扎多尔诺夫著，何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7，《他们为祖国而战》（萧洛霍夫著，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8，《白轮船》（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9，《特别分队》（柯热夫尼柯夫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0，《阿穆尔河的里程》（纳沃洛奇金著，江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1，《现代人》（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2，《绝对辨音力》（拉什金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3，《核潜艇闻警出动》（约尔金等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4，《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苏修短篇小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6，《蓝色的闪电》（库列绍夫著，伍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7，《木戈比》（沃罗宁著，粟周熊、高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8．《热的雪》（邦达列夫著，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1972年至1974年间迎来一段短暂的文化回潮，自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压抑数年的社会气氛有了松动的迹象，收音机里不再是清一色的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可以听到悦耳的陕北民歌了，如“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之类；报纸上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可以看到少许抒情的诗歌和散文，各地的文艺类杂志也纷纷复刊或创刊了；学校的老师对同学们私下传阅毒草书籍也不再大惊小怪，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装看不见了。最让中国读者意外的是，一批苏联小说（当然还是毒草）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半公开的出版上市了，给饥渴中的中国读者带来一阵骚动。对那些很多年没看过苏联小说新作品的成年读者来说，久违的苏联小说改头换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七十年代的中国，让他们倍觉亲切。而那些在文革高潮中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哪个年代都有一批可爱的文学青年，1972年的中国也不例外）更是喜出望外，在那个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像《你到底要什么》这样软绵绵的小说让他们眼界大开，给了他们无法想象的精神满足。
　　
　　我记不得当时的书店里有没有公开发售这些标记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不过周围很多人都在阅读，想必很容易得到。从后来流入旧书店的规模来看，这批书的印数相当可观。从内容来看，每一本的编排都是差不多，前言总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密密麻麻的黑体领袖语录，振振有辞地历数苏联修正主义的种种罪恶与不是。当然，写这些批判稿的人心里也清楚，读者在意的被批判的作品，没有人会理睬他们的胡说八道。耐人寻味的是，这批书大多出自四人帮爪牙盘踞的上海出版机构，当年的上海是文艺回潮的重镇，除了这些内部苏联小说外，还有很受欢迎的《摘译》杂志，这份杂志分为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外国自然科学哲学 外国文艺三个系列，《摘译 外国文艺》经常刊登苏修的文艺作品供批判用，自然大受欢迎。
　　
　　我看过一些当年读者的回忆文章，在这批书里，《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人世间》、《现代人》、《多雪的冬天》这几部的提及率很高，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之外，翻译的品质也是重要原因，原来这些署名“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译者，本尊其实是当年落魄五七干校的一批著名高手，他们奉命组织了翻译连，承包了这些苏修作品的翻译任务。高手就是高手，拿出的东西当然不俗。好玩的是，90年代这批书再版，冠上的译者名分别是“温戈忠”、“武启”、“甘孝人”、“佟灿年”等等，按音索骥，大概是“文革中”、“五七”、“干校人”、“共同参加的连队”之意，让人忍俊不禁，这可真是穿越时代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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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续二）
　　
　　第三阶段自1976年至1983年，书目如下：
　　
　　1，《火箭轰鸣》（卡姆布洛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活着，可要记住》（拉斯普京著，李廉恕、任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3，《逆风起飞》（拉什金著，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4，《绝望》（叶先别林著，潘同珑、曹中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哥萨克镇》（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闻学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翼、范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著，苏玲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正午的暮色》（克拉米诺夫著，吴佑、王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围困》（恰科夫斯基著，叶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10，《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施钟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11，《岸》（邦达列夫著，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2，《追踪记》（沃斯托柯夫、施美列夫著，金今译，群众出版社，1979）
　　13，《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4，《老人》（特里丰诺夫著，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5，《在我消逝掉的世界里 苏联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海洋出版社，1980）
　　16，《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卢耶娃著，赵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7，《库兹涅茨桥》（丹古诺夫著，史峨学、黄之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981）
　　18，《胜利 第一卷》（恰科夫斯基著，施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9，《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20，《瞬间》（邦达列夫著，李济生、贺囯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惊涛骇浪的1976年之后，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人们很快感受到了解冻的气息，1978年初，一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重新发行，引起一阵抢购风潮；到了1979年，西方现代文学开始进入读者的视线，并一发不可收，取代了五十年代苏联小说的统治地位。由于当时中苏仍在对峙中，苏联小说仍然习惯性地列入内部出版的范围，跟以前一样附送一篇批判文章，只是批判的调门越来越低，不再像早几年那样声色俱厉了。
　　
　　粉碎四人帮后内部发行的这批苏联文学作品中大多是经典佳作，70年代末思想大解放之后，原先的禁锢消失，苏联文学全面开禁，这批内部书籍从地下转到地上，大部分公开发行，多次重印，经久不衰，与八十年代苏联文学出版的繁荣局面实现了完美接轨。其中的优秀作品得到中国新一代读者的高度青睐，在西方文学占主流的情况下为苏联文学争得了地盘，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家喻户晓；《白轮船》、《活着，可要记住》、《滨河街公寓》、《老人》、《岸》、《白比姆黑耳朵》等在文学圈内大受欢迎，《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敏感作品也不再是禁忌，反而提供给中国读者了解斯大林时代的另一扇窗口。
　　
　　进入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确实，中国开始大踏步地前进，巨变在即，不大好意思整天批人家修正主义了，加上日渐开明的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品再也没有见不得人的理由，到了1983年，终于告别了内部发行这一初版史上最为神奇和独特的一页。从1961年到1983年（50年代出的两种姑且不算），20多年间由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多，加起来也不足一百种，这些书籍在我国地下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今的年轻一代也许无法理解，上一代为何总是温情脉脉地回顾当年的“白皮书”、“黄皮书”，为何对这些现今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们不了解的是，这些在地上隐秘出版，在地下隐秘流传的内部书籍改造了几代人的心灵，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我算是半个过来人，当年恭逢其盛，亲眼目睹过兄长们是如何追捧这些貌不惊人的黄皮苏联小说，当年不论谁借到一本，就像打仗似的挑灯夜读（好写下乡知青们在煤油灯或者烛光下看坏了眼睛），因为后来跟着一堆排队的人。这一段令人难忘的阅读史在那一代的记忆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不久之后就迎来了几十年好书爆炸读不完的时代，如今回想起来确有恍如隔世之感。
　　
　　（本节得到网友『听听那冷雨』兄的特别帮助，谨致谢意。）
　　

老木匠

有些列在1976年以后的小说，在这之前已经在《摘译》之类的杂志上已经刊登过了的。
比如《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记得就是《摘译》里已经登过的，肯定是在1976年前的。
《致友人的20封信》，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小说，应该算是回忆录的。应该也在1980年前已经出版过的。因为印象里我看的时候肯定四人帮还没有垮台。

数帆老人

有一位网友给了我网址，说这里有人在谈论这篇文章，让我来看一看。刚才浏览了一遍，很是感慨，拙文发布以来，很少看到中肯的批评建议，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前辈在关注，惊喜莫名。请各位继续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发表于1975年，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在《摘译》刊出过，不过现在难以查询《摘译》的目录，此事尚待确认。按“内部书目”所载，《致友人的20封信》最早的中译本是1979年的社科版（赵洵译。文中1980年有误），之后在1980年又出了一个江苏人民版（王作民译）。在这两个译本之前，文革期间是不是出过另外的版本，也有待查证。

老木匠

原帖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14 20:48 发表
有一位网友给了我网址，说这里有人在谈论这篇文章，让我来看一看。刚才浏览了一遍，很是感慨，拙文发布以来，很少看到中肯的批评建议，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前辈在关注，惊喜莫名。请各位继续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发表于1975年，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在《摘译》刊出过，不过现在难以查询《摘译》的目录，此事尚待确认。按“内部书目”所载，《致友人的20封信》最早的中译本是1979年的社科版（赵洵译。文中1980年有误），之后在1980年又出了一个江苏人民版（王作民译）。在这两个译本之前，文革期间是不是出过另外的版本，也有待查证。

欢迎数帆兄！

也请以后在天涯发的时候，将后续在此发一遍啦！

数帆老人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8-6-14 20:58 发表


欢迎数帆兄！

也请以后在天涯发的时候，将后续在此发一遍啦！

谢谢老木匠前辈。此文原来首发的网站已经关闭，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编辑，改错字），如各位不嫌弃，从下节起就在这里首发。

杜雅萍

跟在木匠老师后面严重欢迎下
帖子是偶开的，但活儿主要是木匠老师做的，也严重感谢。

老木匠

原帖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14 21:01 发表


谢谢老木匠前辈。此文原来首发的网站已经关闭，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编辑，改错字），如各位不嫌弃，从下节起就在这里首发。

前辈不敢当哩，我们应该是平辈吧？我是50年代中的。

这些书目中，我看过的大概是三分之一吧。

老版的书大多数是60年代时我老爸从图书馆借来的，我那是还小，到文革才3年级，看直排的书好累的。

内部书大多是中学时代以及工作时期借来看的。印象最深的是，《你到底要什么》看的是从印刷厂搞来的一份清样。

周泽雄

欢迎数帆老人。老先生亲来发帖，不胜荣幸。谨奉电子咖啡一杯，老先生慢用。

梅茗

也跟在后面欢迎数帆老人~~

这下有更多的好文章读啦。

杜雅萍

如果偶没记错，数帆老人还有很多好东东呢，比如80年代的系列书什么的。

数帆老人

谢谢各位鼓励，我有找到组织的感觉

我是60年代人，确实是晚辈，自称“老人”有自虐的意思，对前辈大不敬了。

我写的文字都是信手涂鸦，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写到哪里想到哪里，没有规划，也没什么章法，错漏极多，让各位见笑了。

数帆老人

79，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1）

1976年后，苏联小说的翻译出版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苏依然对立，公开传播苏联文学仍是禁忌，除少量作品外还是以内部发行为主；1979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为第二阶段，这是以80年代为主体，整整12年的全面繁荣阶段；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些年里苏俄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呈萎缩态势，种类与印数都急遽减少，读者流失，影响也大为降低，这既和苏联政局的变化有关，也与我国整体气氛的变化有关，这一阶段除经典作品和出土的作品之外，新作品的翻译完全不能和80年代的热闹相比。

我无法找到准确的语句描述对80年代的感觉，狄更斯说：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这样形容80年代也许不合适，不过，80年代的前几个年头确实是最好的年月，智慧的时代，信仰的新纪元。对郁闷很久的读者来说，那些年是阅读的黄金年月，狂欢的时代，各种各样熟悉的或新鲜的书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书籍如潮水般蜂拥而至，令狂喜的读者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苏联文学的翻译出版也迎来了继民国时期、5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高潮，或许也是最后一个高潮。

狂欢来得如此迅猛，很像是沉寂多年的火山突然喷发，压抑已久的能量喷薄而出，书店里一夜之间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苏联成立以来几个世代的作家，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统统汇聚在80年代的中国：骨灰级的文豪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阿.托尔斯泰、叶赛宁、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萧洛霍夫，五十年代走红中国的巴巴耶夫斯基。格拉宁、特里丰诺夫、恰科夫斯基、柯切托夫、波列伏伊、卡达耶夫、卡维林、西蒙诺夫、冈察尔、潘诺娃、盖达尔、雷巴科夫、别利亚耶夫；中苏绝交后崛起的新一代作家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瓦西里耶夫、舒克申、利帕托夫、阿尔布卓夫、阿勃拉莫夫、田德里亚科夫；曾经被打入另册的巴别尔、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流亡海外的蒲宁、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以及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加上种类繁多的作品集、选集、合集，好几种关于苏联文学的新期刊，洋洋洒洒的苏联文学研究专著，数不胜数。这种空前的盛况是50年代的清一色完全不能相比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与进步，就连当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难望其项背。

盘点这30年来出版的苏联小说，特别是80年代的出版成就，数量之大，涉及的作家之广，题材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恐怕要另开一长贴才能理清楚。前文在介绍那些50年代风行中国的苏联作家时，已经提到不少他们在80年代出版中译本的作品，这里不再赘述。以下仅就印象所及，对当时其他几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版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

经常逛旧书店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有两种外国小说特别常见，一部是咖啡色封面的美国小说《战争风云》，一部是暗黄色封面的苏联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小说热潮中，一本畅销作品的印数在10万册上下，但这两部作品特别引人注目，《战争风云》首印40万套，《伊戈尔.萨沃维奇》则首印20万册。这种印数在如今看来不可思议，在当时也是超常规的，以致后来成为旧书店里的常客。两部作品的不同在于，《战争风云》后来被不同的出版社加印过多次，至今仍为常销书籍。而《伊戈尔.萨沃维奇》则为一锤子买卖，再也没重印过，也很少有人再提起，壮观的20万册烟消云散。

《伊戈尔.萨沃维奇》中译本的阵势相当吓人，正文之外，还附有“编辑说明”、“作者小传”、“作者创作谈”、“报刊评论综述”、“文学界和读者评论”等等，这种待遇在苏联小说出版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回头看，《伊戈尔.萨沃维奇》不过是写一个苏联权贵子弟怎么过奥勃特洛夫式生活的故事，无论那方面都很一般，何以受到如何厚待？也许是解禁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或许是隐晦地借这部作品前瞻性地批判权贵子弟特权主义？至今不明白缘由。

利帕托夫（1927～1979）是战后作家群的主力之一，曾长期在林业界工作，他的作品多以林业工人和管理者的生活为背景，善于正面描写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所谓当代英雄人物，捎带着批评一下不正之风之类。他的著名作品《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在1973年出过内部发行版本，颇受好评。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

2008年6月10日，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享年80岁。

80年代风靡中国的苏联作家中，50年代走红的战前那批人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战后崛起的一代作家站到了聚光灯下，其中的领军人物非艾特玛托夫莫属。他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之深，无人能出起右。苏联文学全面解禁之后，艾特玛托夫得到高度重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著名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编选了《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陆续出齐了三卷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几乎括了他的中短篇名作。长篇小说《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都有三个以上不同名字的译本。

中国新时期作家们在谈起苏联作家对他们的影响时，总喜欢把两“夫”挂在嘴边――艾特玛耶夫和阿斯塔菲耶夫，总喜欢提及的两部作品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其实早在1963年，黄皮书系列就出过一部《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早期名作《查密莉雅》。1973年，他的中篇名作《白轮船》中译本问世，彻底征服了中国读者，特别是文学圈内人士面对《白轮船》，个个目瞪口呆，当时处在蒙昧状态的中国作家和文学青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说，短短的篇幅竟然容纳了这么多元素：神话和童话交织，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善与恶的斗争，生与死的较量，人与自然的互动，加上生动有趣的故事，诗意盎然的文体语言，深邃的哲理思考，情景交融的抒情风格，这种高浓度的作品让中国文学界眼界大开，受惠无穷，以致80年代后衍生了一批中国版的《白轮船》，余音不断，直至今日。

艾特玛托夫（1928～2008 ）跟年长他三岁的特里丰诺夫一样，是1937蒙难者的子弟，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他的名作《查密莉雅》、《永别了，古里萨雷》、《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早来的鹤》，篇篇精彩，绝对值得细细品味。读他的作品，读者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文学享受，并为之痴迷忘情，就像中国某知名作家所言――恨不得把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倒背如流。

愿作家艾特玛托夫安息，中国读者不会忘记他。

《伊戈尔.萨沃维奇》（利帕托夫著，林烟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力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下期计划：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2）。谢谢支持。

【自本节起，拙稿的剩余部分在此地发布，敬请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15 22:53 编辑 ]

老木匠

我对80年代初的感觉略有不同，那是狂欢式阅读的主要是西方的东西，即便是在文学领域，苏联文学的阅读位置已经靠后了，尽管出版是第三个高峰，但是毕竟（1）读者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了（2）60年代以后猛烈的反修宣传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于苏联的好感已经很少了——比如我就是一个，至少我们寝室里也找不到一个苏联文学的爱好者。

数帆老人

80，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2）

阿斯塔菲耶夫：《鱼王》

1982年之前，在中国读者中没人知道阿斯塔菲耶夫是谁，1982年《鱼王》中译本的出版给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课，从此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口耳相传，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和走红的西方现代派作家分庭抗礼的苏联作家之一，而《鱼王》也成为中国作家们日后琅琅上口的超级经典。这不是偶然的，自俄国文学传入中国后，有一类抒情散文风格特别受到中国读者发自内心的推崇，自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以降，经蒲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列昂诺夫等人发扬光大，这种以探讨大自然和俄罗斯民族心灵为标志的风格形成一脉相承的传统。《鱼王》在中国出版后，中国读者从中发现了久违的抒情散文风格，而且这部由十二个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气势更恢弘，文笔更细腻，叙事手段更为丰富，对社会、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更深入，让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出身农村，幼时进过孤儿院，性格颇为复杂。1942年加入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开始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苏联解体前后，阿斯塔菲耶夫因为发表了许多攻击苏联共产党、否定卫国战争正义性、歪曲战争事实的言论和作品而受到非议。在中国，除《鱼王》外，还有中篇小说《牧童与牧女》、《忧郁的侦探》以及一些短篇作品的中译本。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陈淑贤、张大本译，1995），与小说相比，他的散文更加体现出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风格的神韵，其中一些微型篇什如《隔海不隔音》、《叹息》、《渴望》，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统的苏联作家，看不出他晚年会有180度的政治转向。从一些资料看，他在叶利钦时期发表的言论和苏联时期的作品相比，不像是同一个人，这或许是苏联时期某些作家的两面性格所酿成的悲喜剧。

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

拉斯普京描写逃兵和逃兵妻子悲剧命运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发表于1974年，由于题材的敏感，一发表即引起轰动和持续的争论。这部作品在中国也引起关注，1978至1979年一年之间，一连出了三个不同的中译本，即《活着，可要记住》（李廉恕、任达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丰一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活下去，并要记住》（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之后不断有新的译本问世，算是这30年来少数几部在中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苏联小说之一。

相信有很多朋友看过《活着，可要记住》，我猜很多人读过之后都有困惑不解的感觉。关于《活着，可要记住》的主题和内涵，自它问世起即争议不断，迄今没有定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批判了逃兵安德烈的背叛行为，对逃兵妻子纳斯焦娜的形象则为肯定。当作品被指责为“逃兵文学”时，拉斯普京这样解释：“这本书首先是写一个妇女，一个美好的纯粹的俄罗斯性格，她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她身上充满善良、自我牺牲精神、忠诚、对亲人的责任感。”我想这是拉斯普京的掩饰之辞，他表面上写逃兵和妻子，其实是写小人物在大时代里和国家、社会、战争、道德、法律，以及和大自然、命运、苦难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不能用清晰的逻辑语言表述的，在这部精心构思的作品里，作者巧妙地用一个奇特的故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模糊空间，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说不清楚，要的就是一个“模糊”效果，说清楚就没意思了。在苏联文学中，使用这种手段来表达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

拉斯普京（1937～ ）擅长描写农村题材，至今仍活跃在俄罗斯文坛。《活着，可要记住》引起中国读者瞩目之后，1982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拉斯普京小说选》，收集了其他几部主要作品《告别马焦拉》、《最后的期限》、《给玛丽娅借钱》，苏联解体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 伊万的母亲》以及短篇小说集《幻象》也有了中译本。

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依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和电影的助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说是1976年后在中国知名度和影响力最高的苏联小说。那五个美丽、勇敢、为国捐躯的苏联女兵不仅打动了苏联读者，中国的读者也为之动容。这部小说具备了一部优秀小说所有的特质：紧张曲折的情节，紧凑的叙事节奏，惊险悬疑的气氛，性格各异的动人人物，简洁洗练的文字，生动的细节，抒情的感伤情调加上爱国主义的情怀，人道主义的精神，严酷的战斗过程，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全在这9万字篇幅的小说里了。不过由于过多注重类似通俗小说的形式感，对主题深度的挖掘有些力不从心，没有营造出像《活着，可要记住》那种让读者可以持续思索的空间。

瓦西里耶夫（1924～ ）出身于军官家庭，本人是参加过战争的前线一代，在中国他算是一本书主义者，除《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独享大名外，其他作品的表现比较一般。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合称战争三步曲的小说《未列入名册》、《后来发生了战争》都有单行本发行，也合并出过一本《瓦西里耶夫优秀作品选》（国家文化出版公司，1986）。此外，还有中篇名作《不要射击白天鹅》、《最后一天》等收入《瓦西里耶夫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邦达列夫：《岸》

1941年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到今天，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从未中断过。前文讨论过若干斯大林时期的战争小说，那些作品大多出自作家和记志，颇有点粉饰战争的意思。到了后斯大林时代，这些作家记者派开始转向全景式描写战争，如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步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同时，苏联文坛冒出了一支“战壕真实派”队伍，一批亲身经历过战火的年轻士兵们成长起来，他们笔下的战争注重战场局部的真实描绘、战火中的心理活动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与作家记者们的走马观花有不同的观察与体验。邦达列夫是战壕真实派的核心人物，早在中苏对峙时期，他的作品《热的雪》和《岸》就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品介绍到中国，尤以《岸》较为知名。

《岸》以战争末期苏军横扫德国为背景，描写一位苏军军官和一位德国少女的爱情故事，战后各自的命运，小说中现实和回忆交错，从一个别致的视角透视战争对苏德两国普通军人和民众的影响，以及战后两国关系的变迁。这部作品虽然很有布尔乔亚的情调，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早年我认真读过，也看过改编的电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这部作品有沙文主义的气息，莫名其妙的自大感，比方说，作者为何沿用老套子，让战败国的美丽少女爱上战胜国占领军的青年军官？如果设计另外一个格局，让苏军的一个美丽的女军官爱上德国占领地的进步男性，或许会有吸引力一些。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邦达列夫（1924～ ）于1942年参军，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扫荡欧洲，从士兵到少尉，经历过一段非凡的战火生涯。战后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指导下开始了辉煌的作家生涯。邦达列夫著作等身，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译本，甚至数个译本，包括中长篇小说《请求炮火支援》、《最后的炮轰》、《选择》、《戏》、《诱惑》、《百慕大三角》，比较而言，他的散文集《瞬间》和《美 孤寂 女人的气质》更值得细读。


《鱼王》（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拉斯普京著，丰一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著，王金陵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岸》（邦达列夫著，索熙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下期计划：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3）。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18 01:28 编辑 ]

数帆老人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8-6-15 23:37 发表
我对80年代初的感觉略有不同，那是狂欢式阅读的主要是西方的东西，即便是在文学领域，苏联文学的阅读位置已经靠后了，尽管出版是第三个高峰，但是毕竟（1）读者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了（2）60年代以后猛烈的反修宣传下成 ...

我也有同感。一直很困惑，当年西方文学占绝对优势，看看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的目录就知道了。各出版社居然出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苏联小说，读者在哪里？当年有那么多苏联文学爱好者吗？我是有疑问的。

我跟您一样，80年代以后很少读苏联小说，只是这一两年补了补课。

周泽雄

每天读一点，是很好的补课，十分之一的温故，加上十分之九的知新，谢谢。
“《岸》以战争末期无军横扫德国为北京”
呵，这个笔误有点影响阅读了，“无军”指红军？“北京”即“背景”？

数帆老人

已改正。打字太快，居然犯下如此连续的错误，抱歉，谢谢前辈指正。

老木匠

好奇的问一下，数帆兄是在出版界工作吗？

至于8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文学高潮，还有一个理由是过去留存下来太多的俄文翻译没有事情做，出版界的朋友们来一个利益均沾吧！

数帆老人

81，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3）

田德里亚科夫：《月蚀》

俗不可耐的三角关系，几个好得不正常坏得也不正常的青年男女，说些不知所云的废话，做些不知所谓的烂事，玩些莫名其妙的宗教――如果现在读《月蚀》，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书。不过在80年代初，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苏联小说之一，作为一个多少有点想法的青年读者，对那些严肃的题材宏大的叙事正经的宣传再也没兴趣了，专门找一些描写无聊生活的书来看。比如《月蚀》，前言里批评作者写的是精神空虚的青年，我当时的精神正空虚着，这样的小说自然大合口味。

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是50年代初奥维奇金流派的一员，之后的创作仍以农村题材为主，70年代起涉足城市和青少年生活，他的早期名作《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死结》和《女婿》在50年代即已介绍到中国，80年代后，他的作品也出了不少，除单行本外也散见于小说合集和期刊，包括《审判》、《六十支蜡烛》、《蜉蝣命短》、《毕业典礼之夜》、《三点七点爱司》、《寿终》等，不过只有《月蚀》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阅读记忆。田德里亚科夫的每一部作品总要涉及各种敏感的话题，但总是浅尝辄止，局限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兜圈子，在设定议题内的挖掘也不够深入，这样一来，他的作品虽然非常之多，却因此而很难传世。

叶甫图申科：《浆果处处》

在长篇小说《州委书记》中有一位小丑般的青年颓废诗人维塔里.普土什柯夫，作者柯切托夫费尽心机百般丑化之，泄愤式的的影射手法被引为笑谈，据说这位颓废诗人的原型就是柯切托夫横竖看不惯的对头、大名鼎鼎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1933～ ）。在苏联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圈中人可以混得像叶甫图申科这样滋润，自1949年出道至今，纵横苏联、俄国乃至世界文坛凡六十年，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六个时代，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不仅目睹了苏联至俄罗斯的每一次转变，还以他的作品、行动和姿态积极参与了转变的进程，几十年游走于东西方呼风唤雨，起起落落，始终屹立不倒，风头之劲前无古人，被戏称为“地球上最有名的诗人”。关于叶甫图申科的生平事迹和奇闻轶事，坊间和网上有很多报道，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查阅一下。如果哪位朋友在看欧洲黑白老片时发现一个来西欧开朗诵会的苏联诗人，那个意气风发举止潇洒的青年诗人多半就是叶甫图申科了。

叶甫图申科精力充沛，写诗诵诗之外也经常跨界演出，散文、小说、评论、剧本都插上一脚，甚至还自导自演电影。《浆果处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1973年到1981年，写了八年之久才完成。这部作品结构复杂，内容庞杂，以西伯利亚森林里几个不相干的人物为线索，试图全方位描绘世界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从地球到太空，从现实到历史，从国内到国外，作者的笔像Google Earth时代的鼠标一样滑来滑来，加上漫无边际的议论，构成一部“惊人自由的、出人意料的和开放的作品”，对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训练的读者来说，《浆果处处》当然不算高级。只是叶甫图申科借书中人物之口，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众多著名的人物和作品，并发表了他的评论，可以看作是用小说做工具展示了他的精神生活，读来绕有趣味。

叶甫图申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淼华、柳苗黄译，昆仑出版社，1999）发表于1994年，以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和苏联解体为背景，讲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和作者的观感，这部作品沿用几个人物视角分头叙述的方式，中间穿插了作者自传式的私人生活回忆以及对苏联各类头面人物的评论，就技巧而言，比《浆果处处》要进步许多。叶甫图申科的其他作品也出了不少中译本，包括早期的内部读物《娘子谷及其他》、长诗《妈妈与中子弹》（苏杭译，漓江出版社，1997）以及个人诗集若干部，此外还有一部很有名的回忆录《提前撰写的自传》（苏杭译，花城出版社，1998）。

克鲁季林：《斜雨》

80年代，漓江出版社不定期地出版过外国文学丛刊“漓江译丛”，发表的都是名家名作，内容相当丰富，每期以该期的一篇主要作品命名。苏联作家克鲁季林的《斜雨》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同名“漓江译丛”上，此后没出过单行本。《斜雨》在80年代的苏联文学热潮中并不特别起眼，在苏联小说中也不算特别有地位，不过却是我当年很爱读的一部作品。现在偶尔看到网友提到《斜雨》，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还有人看过并一直记得它，颇有找到知音的愉快。

《斜雨》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简述一个老工程师伊凡.安东诺维奇在妻子列娜去世后对往昔岁月的回忆，如何睹物思人，对妻子一点一滴的怀念，如何从妻子青年时代的日记中费力揣摩少女时的妻子与一位已婚艺术家的恋情，接着又回忆了夫妻两人的恋爱和婚姻生活，战时的际遇，和平时代的日常生活。整部小说以口语化的文字娓娓道来，不事雕琢，真切感人。作者精心设计每个场景，细节安排得自然妥帖，缜密的心理描写也恰到好处，带给读者很舒服的阅读体验，

克鲁季林（1921～1985）出生于乡村，参加过卫国战争并受过重伤，60年代后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利比亚基人》。《斜雨》发表于1969年，是克鲁季林转向城市题材的一次尝试。遗憾的是，除了《斜雨》，似乎没有其他作品的中译本问世，就连《斜雨》也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跟中国读者见面的，好在有很多当年的读者并没有忘记这部抒情迷人的优秀作品。

《斜雨》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其中谈论音乐的一处细节：“他们听过柴可夫斯基的所有交响乐曲，也有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但贝多芬的乐曲未能使伊凡.安东诺维奇激动和感动。他感受不到它的人性和温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则是另一回事。”贝多芬的音乐感受不到人性和温暖？这个帽子太离谱了。如果这是作者的真实感受，那就未免匪夷所思了。

纵观80年代出版的海量苏联小说，热闹是很热闹，但数量与品质并不成正比，潮水过后并没有留下多少坚硬的石头，真正出色的作家很少，能打动人的经典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大体上，前面介绍过的几位20～3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拉宁、特里丰诺夫、利帕托夫、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瓦西里耶夫、邦达列夫、田德里亚科夫，以及稍长一代的波列伏伊、西蒙诺夫、恰可夫斯基、冈察尔，加上长盛不衰的老文豪们，这些人的作品构成了8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书市的主力阵容，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在替补阵容内，但也给中国读者留下过很好的印象，并没有随着落潮退去，其中包括《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红莓》（舒克申）、《海的未婚妻》（阿纳托利.金），《普尼亚斯林一家》（阿勃拉莫夫）、《永远十九岁》（巴克拉诺夫）、《悦耳的钟声》（兹巴纳茨基）、《永恒的规律》（顿巴泽）、《湖畔奏鸣曲》（埃泽拉）......

无可讳言的是，上述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所谓主流队伍中的成员，他们尽管很努力地创作，在主题开掘和形式创新上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始终无法摆脱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嫌疑，在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并不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政局的变化，一批被遗忘多年的非主流作家和作品开始大批量浮出水面，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掀开了新的一页。

《月蚀》（田德里亚科夫著，王守仁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浆果处处》（叶甫图申科著，张草纫、白嗣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斜雨》（克鲁季林著，石国雄译，漓江出版社，1984）

下期计划：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4）。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21 00:50 编辑 ]

数帆老人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8-6-18 09:31 发表
好奇的问一下，数帆兄是在出版界工作吗？

至于8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文学高潮，还有一个理由是过去留存下来太多的俄文翻译没有事情做，出版界的朋友们来一个利益均沾吧！

我曾在出版界工作过多年，不过那段经历跟撰写本文没什么关联。我写这篇东西主要为了怀念一下少年时代，当年读苏联小说时还不懂事，苏联文学对我的影响远远没有欧美文学那样大。

数帆老人

82，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4）

1985年，在三位年迈多病的苏共总书记相继去世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如愿登上了权力颠峰，开始了毁灭苏联和社会主义东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苏联很快进入剧烈的动荡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发生了令人炫目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尤为迅猛。

在文学界，禁忌消失了，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以前的毒草变成了香花而备受欢迎，一批长期受到压制的作家和作品光荣地回归，骤然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些被柯切托夫称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作家包括中国读者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格罗斯曼、布尔加科夫、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阿克肖诺夫，还有许多中国读者至今也不熟悉的名字。

在这些作家中，有十月革命后逃亡的，有肉体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消灭的，有坐过大牢的，有被严厉批判过的，有受不了严寒自杀的，有多年被贬斥禁止发表作品的，有写了作品不敢发表的，有在国外发表作品被修理的，有在地下刻印作品被严打的，有放逐国外被取消国籍的……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刻意让读者遗忘的的作家在公开性的旗帜下纷纷被挖掘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出版界趋之若骛的对象，岁月的沉淀无法抹去这些作品的光彩，它们如万马奔腾，冲击着苏联读者饥渴的心灵，让几十年来吃惯了蔬菜沙拉而不知肉糜滋味的苏联读者大开眼界，其盛况有如1978年初刚刚解禁西方文学的中国。

在这股热潮中，中国的出版界当然不会闲着，对这些回归作家的关注一点不比苏联差，好像实况转播一般，苏联红了一本，我们这里一拥而上，很快就有了中译本问世，而且常常是几个不同译本打群架，80年代后期几本卖座的苏联小说基本都是这些回归作家的作品。苏联解体之后，这些作家和作品取代了原苏联主流作家的地位，成为理论界追逐的对象，以及支撑苏联小说市场的主力部队。以下就简单回顾一下几位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左琴科：《日出之前》

左琴科（1895～1958）出名并不完全基于他作品的出色，而是因为1946年和阿赫玛托娃一起受到日丹诺夫的粗暴批判引发的著名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左琴科成为苏联文学的敌人而长期被压制，贫病交加，郁郁而终。另一个结果是随着苏联走向没落，左琴科因此而名声大噪，且越来越噪。现在大致清楚了，1946年的批判事件来源于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斯大林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左琴科的惹祸上身多半与斯大林对他的长期厌恶有关，从《列宁与卫兵》、《日出之前》到《猴子奇遇记》，左琴科总是不经意地得罪斯大林，终于在劫难逃。

左琴科以写作儿童故事和短篇幽默讽刺故事知名，早在民国时期，他的《列宁故事》和《新时代的曙光》就有了中译本，8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种作品集，包括《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顾亚铃、白春仁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丁香花开》（吴村鸣译，漓江出版社，1984）、《一本浅蓝色的书》（吴村鸣、刘敦健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靳戈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左琴科幽默讽刺故事集》（吕绍宗译，译林出版社，2004）。《列宁的故事》也再版了（曹靖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跟老版本对照，《列宁与卫兵》中的“一位长着小胡子的人”变成了“一位工作人员”。《猴子奇遇记》译文发表在《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1期），《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也收入了这篇直接给左琴科惹祸的小品。

我的个人看法，左琴科的幽默讽刺短篇故事固然不错，但也就是不错而已。在他的作品中译本中，值得认真读的大概只有《日出之前》，这部作品是左琴科的呕心沥血之作，创作于1942～1943年，讲述如何战胜精神疾病，看起来像是回忆录，也像是科普书，译者称为散文体科学文艺小说，当然发表后免不了被批判，左琴科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据说幕后的指使人不是别人，还是他得罪过的那一位，以左琴科的遭际居然活到了1958年，堪称奇迹。

扎米亚京：《我们》

在《我们》中译本出版之前，中国读者恐怕不知道扎米亚京是谁，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出了好几个中译本，我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扎米亚京的知名度依然有限得很。扎米亚京（1884～1937）毕业于彼得堡工学院船舶工程系，十月革命前在白银时代的尾声中崭露头角，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十月革命后从英国返回俄国，在新生政权下熬过了貌合神离的十余年，在严酷的文艺环境中无所适从，与当局渐行渐远，只好一走了之。最后几年在国外度过，无声无息地客死他乡。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位了不起的作家和他的经典杰作《我们》才重见天日。

《我们》创作于1920年，和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按照中译本前言的说法，“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作为船舶工程师，扎米亚京曾在英国生活过很长时间，观察研究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之后又在革命后的俄国生活过很长时间，观察研究过一个新生革命政权的种种惊奇和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创伤与痛苦，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让《我们》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味道，以致这么多年后，作品的内涵和作者的写作意图依然众说纷纭，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可能危机？还是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读者和评论家大可各取所需，没有必要庸俗化，非要贴上政治标签。

扎米亚京的其他作品有随笔集《明天》（闫洪波译，东方出版社，2000），若干零散的文章收入有关作品集中。鲁迅曾经翻译过扎米亚京的早期名作《洞窟》，收入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日出之前》（左琴科著，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我们》（扎米亚京著，顾亚铃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刁绍华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范国恩译，辽宁教育出版，2003。 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下期计划：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5）。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26 00:38 编辑 ]

童志刚

虽然迟到，还是要热烈欢迎。

我一直以为自己读了很多苏联小说，本帖让我知道了，其实我读了很少的苏联小说。

从“被阅读”的角度看，读者的“转向”应该是发生在1978年，77、78级学生进校，敞开的大学图书馆，让苏联小说原来的主力读者获得了新的阅读对象。

网事情缘

这个帖子我已经看晕过去好几回了。

谢谢老木匠的饕餮奉献。

数帆老人

83，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5）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8年斯大林完全掌握权力，布尔什维克政权在这十年里忙于应付内战、镇压叛乱、恢复经济以及尖锐的高层权力争夺，无暇顾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20年代的苏联文坛因此而呈现短暂的自由繁荣景象，涌现了众多政治倾向和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少数熬过了漫长的沉寂期，在80年代后期重现光彩，皮利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就是几位活跃在20年代而在80年代获得艺术新生的杰出作家。

皮利尼亚克：《红木》

皮利尼亚克（1894～1938）是德国移民后裔，出身于一个乡村兽医家庭，1920年毕业于莫斯科商学院，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作为一个革命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皮利尼亚克对革命时期的观察与理解，包括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都迥异于那些投身革命的主流作家们。1918年后发表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作品，包括《荒年》、《机器和狼》、《红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等，在当时已饱受批判之苦。特别是《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直截了当地影射斯大林在伏龙芝手术猝死事件中的责任，为他招来日后的杀身之祸。30年代创作了一批靠向主流的作品，包括《伏尔加河流向里海》、《果实的成熟》等，收敛了以往的犀利，但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4月被镇压。

中篇小说《红木》是皮利尼亚克最知名的作品，1929年在国外出版，即刻遭到国内文坛中人的群起攻之。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以革命胜利后的某外省小城为背景，描写革命给小城市民生活带来的冲击，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包括革命人士在新政权统治与被统治下的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以及作者本人借书中人物隐隐表达的对革命的另类看法。美国学者斯洛宁准确地概括了皮利尼亚克创作《红木》的意图：“他只关心出生、爱情和死亡的有机过程，而他最精彩的章节就是描写孤独、性欲、灭亡的痛苦和恐怖，以及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他总是暗示：在社会的动荡之外，有一种固定的东西，一种在人的心里永远不变的东西。帝国的垮台、暴民的叛乱以及社会的改革都不可能改变人的基本痛苦和矛盾。”

在中国，皮利尼亚克的作品直到90年代后才引起注意，《红木》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出了多个中译本，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有一卷皮利尼亚克作品集《红木》，收入《红木》、《果实的成熟》、《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和《小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石枕川、王少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收入《红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及若干短篇小说。

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

与皮利尼亚克相比，另一位20年代成名的非主流作家普拉东诺夫对苏联政权的审视更为严厉，对现实的批判也更为锋利，大概是没有直接触怒斯大林，幸运地逃过了毁灭性的打击。普拉东诺夫（1899～1951）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18年进入沃罗涅什技术学院学习电机工程，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参加过水电站的建设。青年时代的普拉东诺夫是一位狂热的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发表了若干高度激进的诗歌和小说。随着阅历的增加，普拉东诺夫观察现实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更多阴暗的东西进入他的视野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20年代后期少数公开发表的作品无不受到剧烈的批判，一度退出文坛，无法发表作品。战争爆发后，普拉东诺夫到前线做了战地记者，战后发表了反映普通军民在战争中悲剧命运的短篇小说《回归》，同样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抨击。普拉东诺夫于1951年去世，他的大部分未发表手稿被收藏在官方的档案袋里束之高阁，直至80年代后期才解禁出版。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是普拉东诺夫最有影响的作品，创作于1927～1929年，第一部公开发表过，全书完成后被禁止发表，直到1988年才得以在苏联全文发表。这部作品描写革命胜利后，几个激情的革命者来到一个叫切文古尔的偏僻小镇，开始一场消灭资产阶级、梦想一夜建成理想社会的革命实验，他们高喊无比进步的口号，采取剧烈无情的手段打击敌人，用种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来进行他们的彻底革命，最后导致经济破产，人民无法生活，所谓革命实验不过是一群狂热者的乌托邦大梦。普拉东诺夫以冷峻的和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表明，如果这些所谓善良的空想主义者执掌了国家权力并强制推行反理性的政策，祸害的将是国家前途、民族的未来和无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普拉东诺夫站在理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深入反思了革命胜利初期一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用戏谑嘲讽、直接了当的口吻激烈批判了伪革命者的反革命行径。阅读这部作品，一再看到那些非常熟悉的革命术语，地道的革命台词，逼真的细节场景，让我们这些见识过左倾时代的读者感觉毛骨悚然，后背直冒冷汗。

普拉东诺夫作品的中译本不多，除《切文古尔镇》外，还有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徐振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收入《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弗罗》、《七月的雷雨》、《回归》、《第三个儿子》、《基坑》六篇小说，每篇都是值得细读的精品。

《红木》（皮利尼亚克著，石枕川、刘引梅译，作家出版社，1997）

《切文古尔镇》（普拉东诺夫著，古扬译，漓江出版社，1997）

下期计划：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6）。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25 23:00 编辑 ]

李大兴

《感伤的罗曼史》是七十年代初看的，从第四十几页上学会西餐怎么喝汤。
印象里，1975年左右读的《活着，但（是）要记住》。

数帆老人

84，1976年后出版的苏联小说简述（6）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1891～1040）出生于基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里长大，1901年进入著名的基辅第一中学就读（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过一篇长文《布尔加科夫和戏剧》，回忆了他们一起度过的中学时代，见《文学肖像》）。1909年考入基辅大学医学院，在经过动荡的一次大战、革命和内战岁月后，他在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一个优秀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非常成功，曾轰动一时；他的剧作极受观众的欢迎，常演不衰，但却越来越受到当权者的冷眼，终于被禁止上演所有的剧本，甚至一度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直接向斯大林陈情。

布尔加科夫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写传记，写讽刺小品文，展现了全面的文学才华，如西蒙诺夫所归纳的：“布尔加科夫被慷慨赋予的才华包含着全然不同的三个方面，讽刺作家、幻想作家和善于进行准确严格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才华。这三者，再布尔加科夫的整个文学生涯中，可以说是贯串始终、相辅相成的，它们彼此竞相争夺着荣誉的桂冠”，桂冠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他在1928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心地修改润色，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杰作。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很难读懂的作品，布尔加科夫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叙事方式，精心构造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谜局，自如地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宗教史实的戏拟和宗教精神的探讨，道德哲学的追寻，独出心裁的幽默感、辛辣的讽刺、史诗般的缠绵爱情，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统统融于一炉，端出一盘色香味具全的混合大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里，隐藏着难以言传的悲愤感和对现实的嘲弄，与普拉东诺夫在《切文古尔镇》中毫不掩饰的嘻笑怒骂不同，布尔加科夫对苏联现实的表述更加委婉隐晦。1966年底，《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删节本在苏联公开发表，震动了苏联文学界，人们被打动之余一直想厘清布尔加科夫到底要说什么，由于作品太过复杂，作者的手段太过高超，大家只好各说各话，各自从作品里吸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关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故事内容，坊间和网络上相关的介绍、评论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说了。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至今，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至少有六个规范的中译本，包括钱诚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徐昌瀚译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王振忠译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戴骢、曹国雄（作家出版社，1998）、严永兴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高惠群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这些译本以及好几个不规范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重复再版过多次，这部作品受到这么多翻译名家的重视以及这么多出版机构的追捧，历经多年而不衰，在苏联小说的翻译出版史上绝对是独占熬头的，风头之劲丝毫不亚于那几部著名的红色经典。

布尔加科夫的其他作品也深受中国出版界的青睐和中国读者的欢迎，重要的小说、散文、戏剧和传记作品基本出齐了，且一再翻译出版，主要的作品译本大致有以下这些：《白卫军》（许贤绪译，作家出版社，1998）、《剧院情史》（石枕川译，作家出版社，1998）、《狗心》（曹国雄、戴骢译，作家出版社，1998）、《袖口手记》（理然译，花城出版社，1992）《不祥的蛋》（曹国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孽卵》（周启超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周启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徐昌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逃亡 布尔加科夫戏剧三种》（陈世雄、周湘鲁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莫里哀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以上提到的左琴科、扎米亚京、皮利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和下文将要说到的巴别尔、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几位只是80年代后期苏联回归文学的标志人物，其他还有许多在中国不太出名的――在80年代之前被埋没的作家、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把作品锁进抽屉的作家、从集中营归来的作家、被叶诺夫请去喝咖啡再也回不来的作家、十月革命后几代被放逐国外的作家……他们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终于冲破了人为的藩篱，如井喷一样爆发，上演了一出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荒唐戏剧。这些回归作家的作品代表了苏联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页历史，掀开了被几代苏联领导人刻意回避、隐瞒的真相，带给苏联新一代读者极度的震撼，这些读者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回归文学作品后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他们怎么看待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回归文学的兴盛在苏联覆亡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有启示性的议题，值得深思探讨。

回顾1976年后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在眼花缭乱之余也不免好奇，在这30多年特别是在80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里，如此大规模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究竟占据了什么地位，留下了什么印记？据说仅在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万余种各类俄苏文学作品，超过此前各个时代的总和，这个数字让人瞠目结舌。在我的个人记忆里，80年代初是西方现代文学的狂飚席卷中国的时候，是“外国文艺丛书”中的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辛格、海勒、马拉默德、加谬、伦茨大张旗鼓入侵中国的时候，卖相陈旧的苏联小说何以与新鲜出炉的卡夫卡博尔赫斯们分庭抗礼？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坦率的说，80年代出版的新一代苏联小说在数量上超过了50年代的高潮期，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失去了当年“打动”人心的魅力，也失去了当年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号召力。我想这主要因为时代不一样了，1976年以前，苏联小说是中国读者观察外部世界和审视自身的路标，通过苏联小说完善自身，并领略苏联一次又一次翻云覆雨的变革。以1976年为转折点，中国后来居上，变革得更迅速，也更彻底，苏联的主流作家们已经落伍，再也跟不上中国读者前进的步伐。因此，80年代出了那么多苏联小说，真正留下印象也就是少数几个作家，几部作品而已。就算到了80年代后期，当苏联读者如痴如醉地沉迷于他们的回归文学时，中国读者也就是看看热闹，不再大惊小怪，不会像苏联读者那样如梦初醒、通彻心扉。1976年出现在中国的苏联文学作品再也无法影响中国读者的头脑，再也无法左右中国读者的命运，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著，钱诚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下期计划：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27 16: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