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南东 于 2007-10-19 11:53 发表
问题不是钱没有思想,没有社会担当,而是这样的人能不能称为大师!这种评价是有社会效应的。
有价值的讨论,都是从先明确概念,框定范围,给出定义(有条件的话)开始的。否则,关于啥叫思想家、何谓大师都没有弄清楚,关于文艺家与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的区别都未加辨别,却去谈论某人算不算思想家,是会闹笑话的。
大师是个什么词?网球还有大师赛呢,像费德勒、罗迪克这样的网球天才,都可以高举大师奖杯。
要赋予“大师”以额外的份量,也行,南东兄最好事先框定一下,便于我们据此展开讨论:钱钟书是否符合你界定的大师标准。否则,侯宝林、马三立、马季是相声大师,梅兰芳是京剧大师,袁雪芬是越剧大师,钱钟书为什么不能成为学术大师呢?他学问不够吗?
说钱钟书不配成为思想家,也行(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思想家,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钱钟书身上,毫无意义,而且煞风景),但他总得说说,他心目中的思想家是什么样的?得满足哪些条件。他还必须说说,他心目中的思想家,与钱钟书是否存在可比性。类似葛红兵博士这样拿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来比较钱钟书的高论,我就懒得听取了。因为那听上去和嘲笑刘翔不会扣篮一样无稽可笑。
还有,字面上漂亮宏大的词,未必具有适用性。通常,“文豪”总是个令人生畏神往的大词吧?但以中国文学为论,说苏东坡是文豪大概没啥问题,说屈原、李白是文豪只会闹笑话。在现代文学家里,说郭沫若是文豪,勉强说得通,若说张爱玲是文豪,又会授人以柄了。难道,被说成文豪的人,一定高于非文豪吗?在西方也是如此,歌德、托尔斯泰似乎最具文豪样,几乎没有人说但丁或塞万提斯是文豪的,女作家简·奥斯丁距文豪更有十万八千里,但后者的成就可以小觑吗?
大师的情况,基本上也差不多。
原帖由 南东 于 2007-10-19 13:11 发表
回有刀:求真是一个哲学问题,担当是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两者在钱的身上都看不到,并非说只有两者俱有的人才是思想家,是大师。
南东兄:你认为钱锺书不求真,从何说起?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可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存在着差异。学术大师自然不同于篮球大师,但是乔丹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何况在任何领域达到高超的境界都内在着某种天才的,我想将学术与道德、人格联系起来也不为过,更不要说思想了,说一个学术大师没有思想就让人觉得奇怪。另外单就学术层面周先生以为钱可以和梁启超这样的大师并列吗?
周先生旁征博引,曲折迂回的文风就是我难于学到的,可能我们思考与表达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吧。
回有刀:譬如卡夫卡就是求真的。
"再则,“中国更需要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这话说来不乏铿锵之音,可惜经不起推敲。中国何尝缺乏过“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像葛红兵、余杰之辈,张扬“批判精神”简直成了他们的谋生之具,他们缺少的乃是“批判能力”,除了说些言不及义的大话狠话,你何尝听到他们嘴里吐出一句有点学问的东西?他们连思辨的常识都缺胳膊断腿,整天就靠一些廉价的高调来吸引愤青一族的掌声。"

    强烈赞成 . 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绝对是两码事  ,有批判精神的人并非就具备真正的批判能力,反之亦然. 没有足够的底气批判起来也会是贻笑大方的,千万别被批判精神的光环晃晕了眼,更别被所谓批判精神掩护下发出的声音弄昏了头.
原帖由 南东 于 2007-10-19 13:45 发表
回有刀:譬如卡夫卡就是求真的。
南东兄:

你说钱锺书不求真,我问“从何说起”,你不答,却拐一边去说“卡夫卡就是求真的”,那好,“卡夫卡是求真的”,何以见得?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回有刀:你是否认为卡夫卡是求真的?然后再对比钱。具体何以见得卡夫卡是求真的,这一点论述起来很烦琐。你不觉得他是求真的吗?这一点我原以为我们是可以有共识。
中国何尝缺乏过“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像葛红兵、余杰之辈,张扬“批判精神”简直成了他们的谋生之具,他们缺少的乃是“批判能力”,除了说些言不及义的大话狠话,你何尝听到他们嘴里吐出一句有点学问的东西?他们连思辨的常识都缺胳膊断腿,整天就靠一些廉价的高调来吸引愤青一族的掌声。——————————赞一个。
同赞同赞~~~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7-10-19 12:49 发表

再回施国英女士:我的推理是否符合你的“本意”,当然你说了算,我只要保证自己逻辑没有出错就行。我的推理都是从你的帖子里得出的,自忖没有强加的地方。如有,请反驳。如果没有,那就是你表达有误,和我无关了。 ...
我的第1个帖子只说了一句话,周兄洋洋洒洒推理出一大篇,既然你的推理不是我的本意,我自然不需要顺着你的逻辑去反驳,我没有义务对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观点做自辨。

真要抠字眼的话,每个人都是思想者,只要有大脑,谁没有一点思想,至于谁的思想对人类社会更有价值,称得上思想家,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这就好比如果用西方语境中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界定的话,比如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那当代中国可能连100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无论受过多好教育的人,多半只敢以专业人士自居,不会自称知识分子。

我个人很尊敬钱钟书,他的著作也全部读了,有的也不止一遍。作为学术大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本来就不认同葛红兵,余杰对钱的苛求,我曾经还撰文批评过余杰的一元化思维,当他指责龙应台只批评可以批评的政府时。我也从不认同把为文和为人联系起来的做法,占据道德制高点更是我一贯嗤之以鼻的。

但钱钟书的被神化,这自然和他本人无关,我也觉得这不是什么正常现象,钱难道是不能批评的吗?不能因为那些批评钱的人学问不如钱,或批评能力差劲,他们就丧失了批评的资格。如果以此推理的话,不写小说的评论家岂不没有资格评论小说。如果按照周兄的逻辑,我倒觉得楼主李兄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有资格批评钱钟书的世故,因为他为他真正的特立独行吃过牢饭。

成为钱那样的大学问家,学术大师,也许是周兄在内的很多中国文化人的理想,但我不是我的理想。中国多一个钱钟书,少一个钱钟书,本来就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当今中国,我比较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虽然这也属于多管闲事。

人各有志,各行其是就好了。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7-10-19 17:23 编辑 ]
原帖由 南东 于 2007-10-19 13:41 发表
可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存在着差异。学术大师自然不同于篮球大师,但是乔丹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何况在任何领域达到高超的境界都内在着某种天才的,我想将学术与道德、人格联系起来也不为过,更不要说思想了,说一个学术大师没有思想就让人觉得奇怪。另外单就学术层面周先生以为钱可以和梁启超这样的大师并列吗?
南东兄:我不是学人,也从来不想跻身学人之列,我连冒充学人的兴趣都没有。我喜欢读钱钟书,与做学问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他写得既扎实又漂亮,读他的文字让我觉得过瘾,仅此而已。说到梁启超,我连《饮冰室文集》都没有,也没打算买,只是读过他几本小书,以及一些散置的文章。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评论梁任公的学术水平,虽然,如果只是码码小帖子说着玩玩的话,那我也不得不说,纯粹较量学问高下,梁启超非钱钟书之敌,我不认为两人属于同一级别。梁启超曾认为自己平生著述不及陈寅恪的半张纸,虽属自谦,但毕竟也有可供参考之处。须知梁启超并非擅长自谦的人,换了别人,他可不服。梁启超学问驳杂,气度不凡,擅观大势,在其强项上,足以睥睨众生,然立论的勇气大于论证的能力,从学者的当行本色来说,终缺精细之功。所以,称梁启超为大学者,我以为是不谨慎的。他当然是大师,但“大”在别处,而非“大”在学问上。在那个特定的启蒙年代,梁启超居功至伟,他赋予学术文章以政论文的特色,在文体创新上,意义极大。这甚至是王国维、陈寅恪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拿他来比附后生辈的钱钟书,可比性就更加欠缺了。
借这个帖子澄清几个误区。
葛红兵我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上海某大学的教授,写过一部《沙床》的小说,我看了几页就扔下了。前段时间他因为在博客上要求理性对日遭到愤青围攻。
愤青在我的理解中,是以民族主义,反美,反日为主要特征的。
余杰我比较熟悉,他现在的政治光谱越来越右,离自由主义也越来越远,亲美,可笑地讴歌小布什主义。
回施国英女士:我已经说了,我的推测,源自你的帖子而不是源自我的臆测。我的推理是否有误,只以是否符合逻辑和常识为标准,而不可能以你是否认同为标准。
你后面一段话,恕我直言,又在玩“稻草人战术”了,即把一个过于愚蠢的观点追加到对手身上,便于你对这个明显不堪一击的观点,进行批评。请问,我何时说过钱钟书不能批评?我又何时说过,批评钱钟书必须具有与钱钟书相当的学问?凭什么李劼兄更有资格批评钱钟书的世故,乃是“按照周兄的逻辑”?容我说句大话:俺即使说梦话,也不会循此逻辑。
能麻烦你找出“周兄的逻辑”在哪儿吗?
最后,再说点关于权利与资格的常识。权利只是一个底线,并不能自动升格为资格。资格通常需要认证,而权利无此要求。比如,有人哪怕在论坛上声称自己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别人也奈何他不得,因为,那是他的权利。但是,版主是否有权删除他的帖子呢?只要版主有把握,他可以这么做,理由很简单:版主判断他缺乏这么说话的资格。资格有硬性软性之别,但不管软硬,资格不能混同于权利,则是必然的。所以,批评能力差劲与批评资格的丧失,并不矛盾。相反,如果批评能力差劲,你还要强调对方具有批评的资格,就搞笑了。你可以强调的,只是对方的权利。问题是,权利有什么好强调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向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人家是否搭理他,就看大作的资格了。——你要“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这种小地方,是不能搞错的。
顺便说一句,我提到余杰和葛红兵,只是因为老木匠和猪头转了他们的文章,与你没有关系,请别误会。
周泽雄不做律师,真是可惜了。

楼主与施女士的心态,表明了一种伪自由主义者酷爱想象中的叶公好龙式的心理癖好——无妄地要求一个学术界大师“偶像”来“以身试法”,摆出抵御“皇权”专制威势的姿态。。。这岂不是幻觉“精英政治”的权力博弈的角斗士图画?
原帖由 南东 于 2007-10-19 15:42 发表
回有刀:你是否认为卡夫卡是求真的?然后再对比钱。具体何以见得卡夫卡是求真的,这一点论述起来很烦琐。你不觉得他是求真的吗?这一点我原以为我们是可以有共识。
回南东:

我当然没觉得卡夫卡是求真的,无论从《城堡》、《审判》还是《地洞》里,我都没看出这一点来;同时我也不认为钱锺书不求真,《管锥编》、《谈艺录》假在哪里?关于这两位大师是否求真,你我的看法竟天差地别!

很遗憾,关于卡夫卡求真,执着的你竟不能作一丁点儿的论证。估计再往下说,你连什么叫“求真”什么叫“社会担当”也会说得一团乱。不为难你了,你坚持认为钱锺书不求真,钱先生不会难过,那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应58楼的帖子
都怪钱钟书太狠,太牛,这帮家伙找不到拿他出气的地方,没办法,只能掉转枪口,撇开他的具体学问,只在道德领域下狠招,出毒手。为他们想想,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突破口了。离开了道德高调,他们在哪儿配得上与钱钟书对话呢?
引一段钱锺书自己的话:

      “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
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谈教训(《写在人生边上》)

钱锺书对自己,恐怕很年轻的时候就下过结论了,此后也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写在人生边上·序》

        钱锺书看人生和看世界,只怕同朱光潜一样,是怀着旁观者的态度,用文艺家的眼光,当作戏来看的,所以他能不在乎。并非真的没有思想,或者看法,而是也许在他看来,道出真理并非人能做得到的。

[ 本帖最后由 emmer 于 2007-10-20 02:17 编辑 ]
呵呵,李劼兄对我说,他发这个帖子是想“激活”一下燕谈。看来现在岂止是“激活”啊,整个是一场混战,连天边外老弟都偶尔来插两句照例是莫名其妙的话了。

若论思想家,只怕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当得起这个称号。再说得极端点,思想家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绝迹了。所以能有几个学者就已经很不错了。陈先生之于史学,钱先生之于文学批评,都是上个世纪难得的学者。陈先生是史学家,对现实世界关注是应有之义;钱先生是文学批评家,毕生躲入象牙塔也无可厚非。至于“社会担当”这种很含混的东东,压在谁身上都担当不起的。

钱先生的书我读得很少,陈先生的书,我也未必读得通透,固不敢评。若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真正有大影响的是梁启超、胡适和鲁迅;陈先生的意义,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沉痛洞察,他本人更是一个走向消亡的文化传统的绝响;钱先生的意义在于其著作本身,其著作足以传世。

我曾和李劼兄聊过老一代学人的“世故”。在我看来,钱先生自然是深谙世故的,但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其实也同样深谙世故。李劼兄为人率真且认真,不世故也拒绝世故,坚守信念,推崇气节。所以我很理解他何以更神往陈寅恪先生,而不喜欢钱先生的个人气质。但我并不倾向于一比高下,就如同我虽然更欣赏胡适先生,却无意“扬胡抑鲁”一样。
大兴兄说话总那么服帖。
其实,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最终乃是基因,血质不同,难道一定有什么道德优越性吗?
本版风云诀:煽风点火、兴风作浪
精彩,好看。

聊聊世故

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过分强调处子之心的倾向,我们欣赏一种纤尘不染的莲花式人生,我们对于以庄子、陶渊明为代表的那一派高士,永远克制不住心向往之的心态。稍稍等而下之,则用来欣赏魏晋时期那批旷达不拘的竹林高贤。
这里面可分出两种人,一种,确实是内心的认同追慕,他们濡染于此种美境里,久而久之,确能涤尽俗氛,令人格一新,抬眼皆是南山,举手无不采菊。对这派人,我个人颇愿向他们行注目礼。但也有另一派人,即我所谓的伪名士,他们表达对庄子等人的爱慕,只是觉得此事对自己有利,并非内心真有此等企慕。在老真名,我曾经说过一句刻薄话:“做庄子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儿,谈论庄子却是一桩价廉物美的文字买卖。”
如果我们不对“世故”抱有先验的敌意,而是取其本意,那么,深谙世故并非一桩坏事。如果从事一种陈景润式的工作,不谙世故尚有可取乃至可敬之处,若是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却以不谙世故为取舍的标准,就让人困惑了。对我来说,一个不谙世故的诗人,我或许还有兴趣读他的作品,如果是一位作家、批评家或人文学者自称不谙世故,我能做到的最大友善,就是敬其人而远其书。世故,难道不是人生的应有之义?你连这个都不懂,我如何相信你的作品里有值得我恭聆的教益呢?“人情练达”本身不是错,我们要警惕乃至反感的,是拿世故心来害人,而不是绝然走向反面,使自己成为一个玻璃型的天真汉。
作家以观照生命、体察人生为天职,故正常情况下,一位作家的成就,与他对人情世故的熟悉程度成正比,而非反比。作家而能洞悉人情世故,我视为一种基础历练,那是缺不得的。如大兴兄所言,钱钟书固然世故,鲁迅也未尝不世故。我要补充的是,我对他们的欣赏,相当程度上正缘自他们的精通世故。
以世故之心害人,天眼地眼俱在,自然属于人神共愤之举,但仅仅以世故之眼观世保身,属于对人无害、对己有益的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遭到谴责。
试以钱钟书独特的“减半奉送法”为例(别人向他借1000块钱,答说:给你500,不用还了。其余类推),我以为,就是深谙世故而不以世故心害人的典范。所谓深谙世故,我们总还记得莎士比亚笔下的老滑头波洛涅斯是怎么开导儿子的话吧:“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如果钱钟书遵循波洛涅斯的指点,他就会一毛不拔。结果,洞悉世故的钱先生反而找到了一条超越世故的捷径,既给予别人一定的帮助,又免去“失去了朋友”的危险,这样的世故,值得奚落吗?
窃以为,钱先生无论是人品和学术功底上都是中国同时代最优秀的文化名流.
但是,他仅仅也是一个文化工匠.而他所处的文化政治和人文环境,也仅仅会产生文化匠人,而不会产生文化巨人.从这个角度说,他无愧于他的时代.
窃以为,你们争论双方,使用的标准\价值观念不同.且不协调.
一方面,作为一个士人:
如果纯粹按照人文主义价值观,钱先生有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遵守社会道德的前提下,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利益的权利.如果按照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大道行兼利天下,道厄独善其身"他也是无愧时代的.
但你非得用"巨人"或者"先驱者"等等标准要求他,他肯定不是孟德斯究或者卢梭.也不是王充.

[ 本帖最后由 情丐 于 2007-10-20 10:30 编辑 ]
“但我并不倾向于一比高下,就如同我虽然更欣赏胡适先生,却无意“扬胡抑鲁”一样。”(李大兴)
“如果从事一种陈景润式的工作,不谙世故尚有可取乃至可敬之处,若是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却以不谙世故为取舍的标准,就让人困惑了。”(周泽雄)
楼上两位先生的说法侧重点不同,都理解也都赞同。颂扬屈原、嵇康、祢衡、左光斗等人,有时的确容易成为轻巧的说辞。
不过周先生以从事文理科的人的差异来为“世故”辩解,似乎稍有不准。我想到这样几个对比的例子,都是文人:李白与杜甫、李贽与耿定向、梁漱溟与钱钟书。(我知道的不多哈,你们专业人士要举的话,例子肯定一串一串的)。前两对有从友生怨的经历。很明显,为人处事方式的差异反映的是性格的、价值的差异。如果侧重于“性灵、童心、率真、自由、耿介”,那么势必怠慢甚至蔑视“规则、稳健、体宜、圆融、相洽”。如此,也就顾不上“世故,难道不是人生的应有之义?”的道理了。
另外,两位在行文中所用“世故”一词,感觉内涵也是有差异的。“鲁迅先生、陈寅恪先生其实也同样深谙世故。李劼兄为人率真且认真,不世故也拒绝世故,坚守信念,推崇气节。”前一“世故”是“世事洞明”,意褒。后一“世故”是老练圆熟,意贬。周先生所用当为前者。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0-20 11:08 编辑 ]
施国英女士的逻辑在哪儿?
施国英:“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
6 S: |' x! Z' i5 _/ W4 h5 Ewww.yantan.org——这话,真是没法看懂。中国的确缺少思想家,原因很多,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掐上一掐。但读施国英女士这段话,我却只感到一头雾水。你好像在说,钱钟书的存在乃是造成思想家缺席的原因;你又好像在说:中国盛产学问家,学问家挤占了思想家的生存空间;你还好像在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乃水火不容的宿敌,学问家当道,必然造成思想家短缺。你隐含的逻辑推论是:欧美国家之所以颇多思想家,乃是因为他们学问家不多或学问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所致。你可能还想表达这层意思:欲成为思想家,或者,欲让你意识到大陆有望出现思想家,大家必须先一股脑儿地贬低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学问家。你不言自明的豪情是:对钱钟书的学问(当然包括对他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你早已耳熟能详,故敢断言:其中只有学问,没有思想。——你肯定吗?你表达的,属于学问还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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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申明周兄以上的推理不是我的本意,如果你一定要纠缠在这个话题上,那我就稍微说几句。
大兴77楼的发言其实已经说出了我的一些本意。中国出不了思想家当然和钱钟书无关,症结在文化传统和制度层面。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2千多年的文化专制和极权统治下,我心目中称得上思想家的大概只有王阳明和李贽,可李贽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文字狱兴盛的年代,往往就是读书人埋头做学问的年代,古有“嘉乾学派”为证,1949年后的钱钟书,沈从文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他们有幸生活在民主政体下,以他们的才情,我相信他们的成就一定要比现有的还要大得多。对于中国文化人悲剧性的宿命,怎么理解和同情都不为过,我又何忍苛求他们。
其实最早批钱先生的是刘晓波,他先是对钱掉书袋子作派不以为然,后来他又提出沉默即死亡的观点。我对刘的看法有保留,但也理解他为何盯上钱先生,因为在毛时代过去之后,小人物批判当局仍有危险,可像钱先生这样地位的人如果说一些诤言,没人敢动他,毕竟时代不同了。89夏天之后杨宪益先生讲了很多重话,也没人拿他怎样。了解了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后,有助于全面看问题。
再说点关于权利与资格的常识。权利只是一个底线,并不能自动升格为资格。资格通常需要认证,而权利无此要求。比如,有人哪怕在论坛上声称自己比爱因斯坦还要伟大,别人也奈何他不得,因为,那是他的权利。但是,版主是否有权删除他的帖子呢?只要版主有把握,他可以这么做,理由很简单:版主判断他缺乏这么说话的资格。资格有硬性软性之别,但不管软硬,资格不能混同于权利,则是必然的。所以,批评能力差劲与批评资格的丧失,并不矛盾。相反,如果批评能力差劲,你还要强调对方具有批评的资格,就搞笑了。你可以强调的,只是对方的权利。问题是,权利有什么好强调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向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自己的作品,人家是否搭理他,就看大作的资格了。——你要“关心制度层面的问题”,这种小地方,是不能搞错的。5 n+ W1 u6 f: K& Y6 F. X&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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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周兄的这个批评,在这里用权利比资格一词更恰当。
可周兄对资格的自我界定又值得商榷。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比如医学,法律,金融等行业,从业者要经过特定机构的审核取得就业资格。但在文学艺术和思想这些本来就见仁见智的领域,谁有资格说话,谁没资格,谁说了也不算。即便是瑞典文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在很多人的眼里也不太当回事,每次诺百尔文学奖获奖者都有争议。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7-10-20 12:34 发表
可周兄对资格的自我界定又值得商榷。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比如医学,法律,金融等行业,从业者要经过特定机构的审核取得就业资格。但在文学艺术和思想这些本来就见仁见智的领域,谁有资格说话,谁没资格,谁说了也不算。即便是瑞典文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在很多人的眼里也不太当回事,每次诺百尔文学奖获奖者都有争议。
回施国英女士:我前面不是提到了吗?“资格有软硬之别”,指的正是你商榷的内容,我只是没有展开而已。这需要展开吗?一篇文章是否合格,与一个家电产品是否达到产业标准,当然有区别,但区别只是软硬,而非资格、标准的有无。
对不起,你的“商榷”我就不接受了。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7-10-20 06:09 发表
呵呵,李劼兄对我说,他发这个帖子是想“激活”一下燕谈。看来现在岂止是“激活”啊,整个是一场混战,连天边外老弟都偶尔来插两句照例是莫名其妙的话了。

若论思想家,只怕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当得起这个称 ...
大兴兄真是开大兴!

照你的说法,若没有“思想家”的承先启后,一本“中国思想史”在秦皇时代就该终结了?

另外,俺似乎自吹过,与钱老夫子的关系有一丝家族世交的情份,所以,会有一点点敏感吧。

在俺看来,楼主对钱先生的诛心之论,不过是人云亦云,拾人唾沫,毫无新意。
原帖由 天边外 于 2007-10-20 22:49 发表


大兴兄真是开大兴!

照你的说法,若没有“思想家”的承先启后,一本“中国思想史”在秦皇时代就该终结了?

、、、
照天边外的说法,因为总有思想史可写,所以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大把的思想家列队等候检阅。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原帖由 心中有刀 于 2007-10-20 22:53 发表



照天边外的说法,因为总有思想史可写,所以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大把的思想家列队等候检阅。
照有刀的解剖法,虽然语气有点绝对,但只要人类文明史不断,思想史可续。。。其中必有思想家列队操心操劳的操刀史话。

这种猜测,也是值得肯定的。

只不过,大兴兄的大兴语气里似乎对“思想家”的桂冠,有相当“私人化”的标准。。。这个要问大兴兄了。
不不不,有没有思想家,是个事实问题,不应该靠猜来找答案。猜测者不是有刀,而是天边外,因为你掐李大兴的时候,用的逻辑便是自秦以降,思想史一直都还写得下去,所以思想家薪火相传而不绝——我没说错吧?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回周先生:看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真是不同,我们还是求同存异吧。
回有刀:求真本来就是人言人殊的,若没有共识讨论很容易演变为争论的。另有罪推论的方式是不是律师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