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半仙
在我的私人分类里,比半仙文人更可怕的,是妖道文人。半仙文人还是不乏审美价值的,妖道文人,就骇厉了。
“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算是一个什么概念?

自太史公、刘向、王逸以来,对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是一个延续两千余年的学术传统。1949年的政权更替,在历史学、版本学、考古学上究竟立即带来了什么新发现,可以为《楚辞》研究提供新材料,开拓新视野?屈原的“忠君思想”、“爱国主义”、“哀民生之多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等等,哪一个不是在此之前就可以说的?政权更替在思想观念上为文怀沙提供了什么新的可能性,使他得以shed new light on this topic? 比怀王为蒋介石,拟屈原为陈布雷么?

不加论证地赋“新中国”以《楚辞》研究中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了原本连续的学术传统,抹煞了当代其他学者的先行研究成果,凭空造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幻觉。游国恩的《楚辞概论》(1934)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1946)等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游与郭都一直活到1978年。这个本来就已莫名其妙的时间意义上的“第一人”,更利用汉语语义的模糊性,走私夹带了一种质量上“第一人”的意义(所谓“不作第二人想”),暗指文怀沙乃1949年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学术成就上首屈一指“后无来者”的人物,似乎连姜亮夫(著有《楚辞通故》)这样的学者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中国的学术界正在日益变成“冒险家的乐园”。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2-21 23:06 编辑 ]
文怀沙的“作假”与李辉的“揭疤”
                             程宝林

这两天来,人民日报名编辑李辉一篇公开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揭露文怀沙虚报年龄、弄虚作假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大哗。李辉所考证的文氏“恶行”,包括虚报年龄近一轮、冒称“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为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是因为“猥亵、奸污妇女”入狱10多年。

李辉与我曾是同行。在这篇文章之前,我对他存有敬意,因为他锲而不舍地采访了许多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在“极左”政治压迫下的苦难和创痛昭示世人,以警世,以醒世。而今天,他却以这样一篇可称“缺德”的揭人阴私的文字,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愕然无语,只有悲哀。如果一个具有相当民本、人权思想的知识分子,可以无聊到索人隐私,揭人疮疤的程度,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还有什么可以救赎的呢?

我相信,李辉所言,一定实有所据,所以,他才敢于公开发表,并在文末,高声要求文氏作出回应,其吸引媒体和读者关注之心,昭然若揭。

文氏或许虚报了年龄,冒得“百岁健翁”之美誉。这不过是出于虚荣而已。虚荣之心,人皆难免,八旬老翁,自然也包括在内。就算文氏“浪得虚名”,他之所得,最多不过是鲜花与掌声,登报纸,上电视而已。于社会与公众,并无大害。说他的楚辞研究水平,只相当于中学语文教师,这恐怕是睁眼说瞎话。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师,恐怕达数十万之多吧?中国的语文教学,真得达到语文老师人人是专家的程度了吗?

李辉在文章中,借已故的剧作家吴祖光之口,说吴祖光在反右期间,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文怀沙。这话李自称是吴祖光亲口对自己所言,而吴祖光已经去世,无可对质。李辉用无法核实的逝者的话,攻击一个生者,对阴阳两界的这两个各有成就的文化人,都是不公平的。倒是如此行文,令我对李辉的人品与文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样一个可能随时去追踪你的行迹、调查你的履历,并公之于众的人,你愿意与他为友吗?他的这篇文章,除了满足一些人的窥私欲,以及为自己增加一些知名度外,对中国文化,有任何建设意义吗?他振振有辞地暗示,他是吊民伐罪,为那些真正的右派受难者,将冒充“右派“的“流氓”揭露出去,现其原形。

相信李辉,对于毛时代的严酷社会生活环境,有所了解。在那个时候,社会对于婚姻外的两性接触、亲密,视同洪水猛兽。那个时代的政治性冤屈遍于国中,非政治性的冤屈,难道就少了吗?与异性搂搂抱抱,在当时,就是“猥亵”;与几位女性有过“云雨之事”,一旦见光,罪名很可能就是“奸污”。李辉使出这样的杀手锏,在伤害了一个八旬老者的同时,自己的这点文“辉”,也沾染了下作、促狭之“灰”。自此,我对李辉,失敬不少。

中国文化中,多的是赶尽杀绝的糟粕,少的是宽以容人的大度。中国社会今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在都需要李辉这样有一定思想和文字能力的人,撰文呼吁、揭露、批判。仅以李辉衣食所在的人民日报为例,几十年来,作假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李辉不去一一追索,捧着那碗饭,吃得津津有味,却要自任私家侦探,兼任道德法庭法官,对一个八旬文化老人的荣誉宣判死刑。李辉之举,缪矣,过矣!中国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李辉专打文氏老脸,专揭文氏“疮疤”,却无视那些“疮疤”的时代环境,难道他真得信奉“窃钩者诛”这条铁律吗?

     我无意于为文怀沙老先生开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李辉对于文氏近年来大红大紫,实在看不顺眼,可以修书一封,婉言相劝嘛,何必用报纸这样的天下公器,揭一人之阴私?文氏毕竟是对中国文化,多少作出过贡献的老人,就像李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性格这一课题研究,也作出过贡献一样。到别人的往日单位,调查其工作记录(如果在美国,这样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值得研究),甚至公布其囚徒号码,这些,都突破了作人的底线,更不用说,作一个高尚的文化人了。

     中国经历了至少30年的政治乱世,许多人,在那些年头,都或多或少,说过违心之言,做过违心之事。我们应该创造出和谐宽容的社会氛围,培养读书种子,以正世风,以匡民心。如果要互揭阴私,清算老帐,中国的读书人,就会重新堕落到“大字报”的年代。

     总有一天,李辉会为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懊悔不已。如果他还没有懊悔,读到我的这篇文章,他一定懊悔。

      范美忠因为几句出格的话,丢掉饭碗,以中国之大,至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供养妻女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宁看人死,不愿人活的舆论环境里,李辉以自己的如椽大笔,将一个八旬老者,剥得体无完肤。这样公开示众,辱人者,恒自辱之。李辉慎思之。

2009年2月20日星期五
在小众菜园发现的一篇,呵呵
没怎么细看,贴过来,大家看?

晚安

回复 94楼 的帖子

“总有一天,李辉会为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懊悔不已。如果他还没有懊悔,读到我的这篇文章,他一定懊悔。”
——这位小众菜园的朋友,还真有趣。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俺原来写过篇小文《纸上的博物馆》,对李辉先生可是说了不少批评,有些话还蛮重的。
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李辉先生,俺是愿意喝彩的。
把这篇文章与不久前萧默先生批评高尔泰的文章对照一下,应该很有意思,两者貌似都在揭人之短,但我对萧默先生的做法颇有保留。大致的区别在于:你的揭短是否牵涉到了公义。

回复 94楼 的帖子

程宝林这篇文章的“义愤”,是令人信服的。

所谓“利令智昏”,以李辉这般的聪明人,会对自己的“刺文”缺失自我约束,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总觉得仍有言外之意的包袱尚未抖开~~
程宝林这篇东西还是不错的,他提到了宽容。

提倡宽容和揭示真相并不矛盾。文中提到李辉借已经不在人世的吴祖光之口来说事,死无对证,很不妥当。如果这样的话,李辉这篇文章还是蛮及时的,因为文老已经99或者88了,现在还有自我辩护的机会。

把刑事犯罪说成是政治迫害,这其实是老套路。李敖第二次坐牢因为是侵吞萧孟能财产,被他说成国民党迫害。陈水扁被起诉是因为贪污,也被他说成政治迫害。跑到美国的大陆贪官,也说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寻求庇护。

也许当时的流氓罪标准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变成了被江青迫害的政治犯了,难道他当时勾引江青了?
原帖由 zoufeng_1234 于 2009-2-22 10:47 发表
程宝林这篇东西还是不错的,他提到了宽容。

提倡宽容和揭示真相并不矛盾。文中提到李辉借已经不在人世的吴祖光之口来说事,死无对证,很不妥当。如果这样的话,李辉这篇文章还是蛮及时的,因为文老已经99或者88了,现在还有自我辩护的机会。

把刑事犯罪说成是政治迫害,这其实是老套路。李敖第二次坐牢因为是侵吞萧孟能财产,被他说成国民党迫害。陈水扁被起诉是因为贪污,也被他说成政治迫害。跑到美国的大陆贪官,也说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寻求庇护。

也许当时的流氓罪标准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变成了被江青迫害的政治犯了,难道他当时勾引江青了?


我觉得林彪更窦娥!
如果文革是毛错,那么林彪在文革中反毛就是英雄之举;但...............

中G的历史账本根本没法儿厘清!
程宝林文章,有可取之处,也有糊涂之处。所以才要言论自由,真理最后只是一种汇集。
我为自己唱了一支暗淡的天鹅之歌!
疑似”流氓诈骗犯为什么说自己是右派、反革命 -----云淡水暖  

做“名人”难,其中一点是因为做了“名人”就有“名昭四海”的效用,在当下的市场化氛围中,名和利是一对孪生子,“名”的背后往往伴生着利,某教授在呀央视说“三国”而得名,进而得利,买500万的别墅还与中介闹了一点小矛盾,这就是“难”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名”,这种事情也就没多少人关注。但北京有一位“一位致力于文化老人研究的学者”学者叫李辉(供职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出来找“名人”的“细部”,这回被亮相的是“国学大师”文怀沙。

近两年来,包括央视在内的一些访谈、议论节目中,有一位鹤发童颜,道貌岸然的长者,据称为“百岁老人”,这就是文怀沙先生。如果不是李辉先生的一篇专文,草民也并不知道文怀沙先生为何“有名”。

人民网转载了《北京晚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看了内容,大觉有趣,顿生感慨,真可谓是“人生如戏”,现在是戏子当红的时代,会演戏的、会作秀的往往吃香喝辣,光彩可人,文大师就是其一。文大师活到“百岁”,可谓一生“传奇”、“铮铮铁骨”、道德文章“可鉴”。

《北京周报》是这样标榜文大师的“半为苍生半美人”,而《潇湘晨报》则是这样标榜文大师的“恍若云中屈子来”,一副文儒豪杰,非凡士大夫的形象跃然纸上:

【文怀沙从小就对屈原愤世嫉俗的精神非常认同,一生研究屈原并以屈原为榜样,学习屈原的精神。…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北京周报》)

【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放到西北。江青企图拉拢文怀沙,有心让他加入梁效写作班子,前提是要他认一个错,这被文怀沙严辞拒绝。…当时江青看后可能觉得没什么,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这一点却被姚文元看出来了。但不久“四人帮”就倒台了,文怀沙幸运地免去一场劫难。作为文天祥的后人,文怀沙深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条。】(《潇湘晨报》)

《北京周报》的“半为苍生半美人”发表于2007年,《潇湘晨报》的“恍若云中屈子来”发表于2008年,草民看来,如果不是文大师极“精明”,就是《潇湘晨报》的记者极“机灵”,把“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改成“这一点却被姚文元看出来了。”,显然的,王洪文工人出身,初中文化,哪里知道什么“藏头诗”这种弯弯绕的文人游戏呢,姚文元还“可能”。但这么一改,文人贤达皮袍底下的“小”就露出来了,感情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就是这样编出来。

但据李辉先生考证,文大师的几个主要卖点,“百岁老人”、“反革命”、“老右派”、“章太炎弟子”、“柳亚子友人”云云,似乎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

年龄:【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北京晚报》李辉)

被判刑入狱:【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北京晚报》李辉)

草民以为,如果李辉先生没有调查和实据,像“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内容的性质严重,已经涉及“恶意诽谤”,李辉先生供职于媒体,应该知道恶意诽谤的后果,严重的,要负上刑责,要坐牢。轻一点,要承担民事责任,要破财道歉,草民想,连劳教号码都查到了,这就牵涉到了公、检、法,调查、起诉、判刑、关押等等环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至此,以李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文大师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反证之前,文大师起码具有曾经因诈骗、流氓罪坐牢的“疑似”身份,这里的“疑似”打上引号,是为李辉先生的证据做一个注解。
但草民注意到,文大师籍以“走红”的元素,有一个特别重要: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起因是“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这个元素的被利用,恐怕有几个来由:

其一,暗合了这些年文人贤达制造的一个氛围:被“打成”的“反革命”、“右派”就等于“冤屈”,戴上“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人生就充满“苦难”,就像镀上了一层金彩,可哭诉、可“伸冤”、可博得同情、可走红。

其二,暗合了“反左”的时代需要,既然“反左”,自命为“右”者就幻觉“宽松”,戴上这顶桂冠,可以四处招摇,身价倍增。如果把江青、王洪文等曾经“关照过”的神话造出来,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其三,这些年,“右派”吃香,凡称“右派”者,或入主流话语平台,或为西方主流所欣赏,要名得名,要利得利,话越说离谱,人越来越抓狂。

其四,“右派”往往是投机派,有空子、有机会就投机,李辉先生披露,当年与文大师同在一个单位的同事爆料,当年在批斗真正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先生的时候,文大师最为积极,其实当年是个极左。

想必文大师也深谙其道,置身于这股借“反革命”、“右派”的名头爬上“名流”行列的时髦潮流。而据有人披露,另外一位“著名右派”、自称“改革功臣”的作家张贤亮,其被判劳改的缘由也颇值得研究,据专文宣传“他16岁时父亲因资本主义身份而被捕,18岁时他则直接因父亲的问题而被学校开除,1957年他21岁时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而又被打为‘右派’,”,实在是有违常理,1952左右年哪个资本家因为“资本主义身份”而被捕?难道是卖假冒伪劣产品给志愿军?

为什么流氓诈骗“嫌疑人”热衷于往右派队伍里挤,自认是右派的人们应该警惕,这不是给右派抹黑添乱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2/70704.html
草民以为,如果李辉先生没有调查和实据,像“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内容的性质严重,已经涉及“恶意诽谤”,李辉先生供职于媒体,应该知道恶意诽谤的后果,严重的,要负上刑责,要坐牢。轻一点,要承担民事责任,要破财道歉,草民想,连劳教号码都查到了,这就牵涉到了公、检、法,调查、起诉、判刑、关押等等环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至此,以李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文大师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反证之前,文大师起码具有曾经因诈骗、流氓罪坐牢的“疑似”身份,这里的“疑似”打上引号,是为李辉先生的证据做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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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论断,如果李辉供职人民日报就该相信他,估计你这种人也会相信央视播放的三鹿奶粉广告,才会喝奶变成石头脑子的。
我为自己唱了一支暗淡的天鹅之歌!
以前常听老人说“蹲过牛棚,做过右派”,一般都挺佩服的。经了这事,霍然明白了“牛棚何其大,右派何其多”
原帖由 九船城 于 2009-2-22 13:04 发表
以前常听老人说“蹲过牛棚,做过右派”,一般都挺佩服的。经了这事,霍然明白了“牛棚何其大,右派何其多
妙句!

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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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

——“国学大师”三辨之一

  2007年冬,我在海南参加至友和兄长张远山的巨著《庄子奥义》的新书发布会,那次会上我最盼望见到的旅美学者李劼没能出席,但他的贺信由远山的夫人代为宣读了一下。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那封贺函中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低于海平面以下。的确,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它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整个社会不再有评判是非的标准,这又是一个喜剧的时代,它之所以具有喜剧效果,是因为那些肮脏的虫豸,都能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上的好人物。不学无术、人格卑下反受世之隆誉的,触目可见。而其中最为成功的“秀士”——作秀之士,除了上海那位深情含泪的先生,就得数“被国学大师”的文怀沙了。

深情含泪先生曾经说过,只要骂他就是想出名,所以我不打算点他的名。再说他与我这三篇文章无关,因为他毕竟只是“被大师”,而不是“被国学大师”。(關於深情含泪先生,陈明远先生的博客中有大量的资料。)
说说文怀沙。
最早知道文怀沙,是在1999年。那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位曾与文怀沙在中医学院同事的先生Z教授,我们在谈钱钟书的时候,Z教授说,钱先生不招研究生,因为“考我的研究生不是为了利用我就是为了害我”,照说是很懂鉴人之术的,但他当年就上过文怀沙的当,差一点要和文结邻而居,最后看穿文的真面目,就不再来往了。我马上问,文怀沙是谁啊?他想来想去,说,就是一个江湖人吧。他又跟我讲了三件关于文的事。第一件,是建十三陵水库那会儿,中直机关、各大院校都去义务劳动,有一天毛泽东去了,文怀沙多长了一个心眼,估计毛要题词,他先抢先占好桌子旁的位置,毛一题词,他就上去铺纸,果然,他的形象被摄进了相片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帧照片就挂在他家大厅,成为他向人炫耀的资本。(我后来见到很多江湖人物,抓住一切机会蹩到名人身边合影,学足了文怀沙的这一套。)第二件,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高足言慧珠出访日本,从日本给文带了一双袜子。本来,送袜子是日本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风俗,可是文怀沙在办公室里大声对所有人说:“言慧珠言老板,从日本给我带回了一双袜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蹂躏我吧!你践踏我吧!”我听了这件事,当时差点就吐了!人怎么可以下贱猥琐到这种程度?第三件事:有一位号称“诗词界的公关小姐”的中专生J,专以用色相勾引老头为事,人送对联曰“能叫老头都入彀,可怜小姐未成家”。J送了一张半裸照给文怀沙,文怀沙人老心不老,每天放在枕边,临睡前非得狠看上几眼,否则无法入眠。(J现在已经是某著名学者的博士后了,这充分说明“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是绝对真理。)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老人X老,X因为在1957的那场风暴中不幸成为被引出洞的小蛇,打成右派二十馀年,其间曾被劳教,即与文怀沙在一起。X老告诉我,文怀沙是以流氓问题被劳教的,当时很多劳教的人都看不起他。又说他仗着在中医学院工作的背景,给高层卖春药。还说,周恩来亲自过问了文的事,说文是“文化流氓,一定要严肃处理”。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过了好些年,竟然看到媒体上说,文怀沙当年是写诗骂江青而给送进了秦城,这与我所听说的情况差别太大了!而且竟然还有人吹捧他是“国学大师”,这不能不使我追问: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难道就没有一点天理、没有一点良知、没有一点基本判断力可言了吗?
当然,从逻辑上说,我所听到的未必是真相,文怀沙也许真的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是一个“正清和”(文説孔子講正氣,純粹是胡説八道。孔子學説,没有講氣的。講氣是孟子開始的。是吸收了道家理論。)的没遮拦人物,如果文怀沙能反过来证明我提及的两位先生都是诽谤我愿意向文怀沙道歉。但是就算文怀沙不是像我上面所转述的那样的贱人,他也离国学大师的标准差距太远了呀!要知道,中国人在传统上都是宽容的。黄侃先生据说风流不羁,好色如命,这丝毫不妨碍他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文人好色,在中国传统上来说,是小节。但好色而不能下流,这应是一个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即使在很多人看来大节有亏的一些学者,如瞿兑园、钱梦苕,还有被迫参加了梁效的冯友兰先生,我们依然认为他们是国学大师,因为他们的著作具在,而且无法超越。然而,文怀沙又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传世著作?不要说传世著作,哪怕是具有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的著作、论文都没有!这样的人能够“被国学大师”吗?难道就凭他活得长?就凭他飘胸的银髯?
按照中国学术的定义,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有建树。我们试问,文怀沙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有没有基本的文字训诂功力?他自己的诗若文又写得如何?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文怀沙本人,文怀沙的粉丝们,你们能举得出文怀沙有学问的证据吗?
不管文怀沙是不是贱人,国学大师这顶帽子,戴不到他的头上,他也戴不起。毕竟,国学大师不是广东人口中的靓仔、美女,是个人都可以这样称呼。


原文见:

http://xujinru.blog.sohu.com/110744170.html

[ 本帖最后由 栏杆拍碎 于 2009-2-22 14:43 编辑 ]
不了解情况,不敢出声。
如果说说文怀沙具体的作品问题,可能更好,至于睡觉前是否看裸照,这反而证实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
参加交流

蓝维维:为什么我们应该宽容文怀沙

老实说,昨天还是为文怀沙的声誉捏了一把汗。一个老人,不管他是不是年近百岁,他曾经被誉为一代大师,处处被人捧着,处处受到人们的景仰追捧,突然因一篇正常(我认为是正常)的质疑文章而引起人们对他的广泛并且彻底怀疑,有人甚至用“文怀沙大师轰然倒塌”的句子来形容事件,显示出人们对文怀沙价值判断的前后巨大反差。

作家李辉质疑的文章写得证据确凿,言之有物,有依据有来源。不能不令人怀疑关于文怀沙的过去存在种种不堪。在昨天各地报章跟进报道的压力之下,原本表示不会去理会的文怀沙终于走到台前,直面公众对他的关注与质疑。

但看了凤凰网关于文怀沙老人的回应,还有他儿子的解释文章,终于可以一颗石头落地。个人认为,此事可以划一个句号,就让它了结吧。实在没有继续追问的必要,笔墨官司可以休庭了。倒不是我完全认同文怀沙和他儿子的解释就是真相本身,应该说,面对质疑文章的真刀真枪十八般武艺的真功夫,文怀沙用的是吸星大法,任凭你如何出招,只牢牢把握一点:年龄是真,自己满意的作品有二,对于“大师”、“泰斗”之虚名,一概不要。这个回应,把李辉的功力完全吸走,倒也显示出文怀沙并非完全胸无点墨反而有两把刷子。

公开回应是有作用的,至少让我等看到了文怀沙对读者和公众的尊重,对质疑者的尊重,不搞针锋相对,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典故,既是老人对后生质疑的不屑,也是一种坦然和宽容,文怀沙避开了李辉的锋芒,不争即是争,任由后人评说的姿态一下子站据了这场笔墨官司的上锋。我是把这一事件当作公共关系案例来研究的,我个人认为,文怀沙的这个回应至少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回应比不回应好。具体原因前文已述;二是:回应虚的比回应实的好,有一点实,又比完全虚的更好。

作为一位年近百岁(八十八岁也可以说是年近百岁吧)的老人,真的不必再和年轻人争什么,年轻人看不惯,不明白,不认同,自有年轻人的道理,文怀沙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走过绝大部分,其中的苦乐已经在时间的酝酿下成了独特的人生之酒,乐观的人可以品尝其酣美甜醇,悲观的人可以感受其杂乱苦涩。不管过去是否有少年荒唐事,也不管中间多少辛酸泪,最终都将被雨打风吹去。

将心比心,也许曾经有过追求功名利禄而付出的代价,也许文革前及文革中的苦难另有冤屈或者就是罪有应得,文怀沙已经走过这一段。在经历牢狱之苦后,他有了新生,也许是他那不甘平庸桀骜不驯的心,引导他有意无意采用了一些“投机钻营”的技巧,却也恰恰是离不开社会的大背景大时代,离不开现实社会的土壤,试想,如果没有人捧他,利用他,神化他,他又如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我更认为:他最终回到了他的“自我”,在他的努力下,取得了他人生颇为得意并且得到相当多人,包括有关政府和社会机构认可的成绩。仅这一点,他应该心满意足,他对自己应该可以达到无怨无悔“自我”境界。应该说,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再看文怀沙,他的一生可以算是很成功的。

说文怀沙,我必须提到另一个人,就是这次质疑事件后,率先替文怀沙回应李辉的崔自默。我是通过崔自默才“认识”文怀沙的,听了崔自默的介绍,才知道,原来世间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文怀沙曾说崔自默是五百年难见的奇才。我当然觉得这话实在是夸张,但崔自默的确有他过人之处,他的记忆力和思辨力过人,他的创作力和触类旁通的能力过人,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市场化运作有独到的认识,并且敢于做大量别的人文人秀才不屑做或者不敢做的宣传推广。我一直认为,在市场化的当今文化领域,像崔自默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改变了很多游戏规则,他付出了智慧和劳动,也闯了属于自己的路。

甚至,崔自默自己也认为所谓的“大师”称号都是一种别人给予的“高帽子”,崔自默曾经和我边散步边探讨他的“大师”头衔。他说,他之所以接受别人给他“大师”的称号,一是明知吹捧但实在不忍伤别人善意之心;二是如果“大师”称号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一种肯定,你一味谦虚推脱反而令人觉得你虚假,还不如胆颤心惊地背负起来,只要为人更谦逊,别人称别人的,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三是在某些领域的确要有“大师”的意识,特别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更要有“大师”的情怀,有“大师”的自信。尤其是对第三点,我非常欣赏。

倒不好说,文怀沙和崔自默是不是故意自我炒作,我对文怀沙不熟,但从和崔自默的交往中,我基本认定他是非常有个性的,并且一定会得罪人的,属于比较率真和可爱的文化人。你也可以认为崔自默比较狡猾,在商言商的时候,甚至你可以认为他有商人的“奸诈”,和许多老老实实读书研究的传统文人相比,他们太不“老实”……但有一点,和我的其他类型的朋友一样,我相信崔自默始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他的善良和可爱是值得我去欣赏学习的。单看他毫无顾虑地站出来,用激烈地言辞为文老辩驳的博客,就可以知道他不是那种见风驶舵的复杂之人。

更深入了解文怀沙,是昨天看了相关报道后,我花了近三个小时搜索阅读了网络上大量关于文怀沙的文章。有称赞的,有揭露批评的,有责骂有褒奖。总的来说,我偏向宽容和原谅,特别是文怀沙亲自出面回应质疑后,我更想提出:大家应该从一位老人的角度,去尊重他,原谅他,宽容他,最后应该学会欣赏他。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双重标准:对年轻人和政府官员,我近乎苛刻;对老长者和非官员,我近乎纵容。就我所知,至少,文怀沙在最近的十年里,一直还是在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事,有利于年轻人学习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传承的事,至少在最近十年里,还没有发现他有诈骗之类的明显违法犯罪的事,甚至没有证据证明他借名炒作然后敛财去享受,他的钱大多数都花在出书上,就凭这些,我才不管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上个世纪八零年代的多次严打中,犯强奸罪被枪毙的人何其多,但若放在今天,这些事兴许就只是文坛雅事和少年轻狂之事。关于文怀沙“好色”一说,也未见哪个女子去报案告他性骚扰或者其他不法行为,对于一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我们还是更宽容一些罢。你可以指责他哪篇文章水平太滥,指责他哪件事做得不地道,但绝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还踩上几脚。

以上所说,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背离了一惯坚持的记者职业的天性——追求真相。其实不然,追求真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很欣喜地看到李辉用有克制和有礼貌的行文对真相的追求,但对真相的态度又是另一个方面。我更注重人们对真相的态度,如果历史或者现实真相的利益相关人或其本人,敢于正视真相,敢于正视公众,敢于承认和承担自己的责任与后果的,我是会主张原谅的。

试问,还有多少人,远不如文怀沙老人,文老至少已经公开回应,至少他说了自己不是大师,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大师。他的学术水平如何,文坛可以深入争鸣与批评,但他能坦然地接受采访,公开回应,并表示无愧于心,文怀沙的年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期待,他在有生之年,发挥他的能量,做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事。
本版风云诀:煽风点火、兴风作浪
狗年说狗


文怀沙



    我属鸡,鸡年就要过去了。鸡虽然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但似乎还不配当人类的朋友,我为此甚是气闷,特别是“禽流感”使我的族类濒临危亡的年代……看来堪称人类好友或老友的只有“马”和“狗”了。
  当鸡年即将过去,狗年即将来临的时刻,我想说几句话:狗的特性最忠诚。中国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从根本意义上肯定狗的品质。古往今来,全世界狗救人的事例是数不清的。狗的鼻子特别灵,现在还在帮助警察破案;狗可以帮牧人看羊;可以陪伴孤寡老人……但有时人类会不公正地贬低“狗品”,说什么“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我认为“放狗屁”不是骂狗而是骂人———人可以“放人屁”,怎么可以“放狗屁”?“狗放屁”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放屁狗”就使人讨厌了,这种狗对人类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说知识分子不能堕为“放屁狗”。对于“看门狗”、“玩赏狗”即以“看门”或供人“玩赏”的狗……都可以让人接受,但以“放屁”为专职的狗却一无是处、令人厌恶。
  我收藏了一只两千年前汉墓出土的陶狗,我想介绍它与我们的朋友认识。人类有许多可以向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狗的忠诚和勤劳,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做到不辞辛劳等等。
  列宁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就是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写的关于狗的故事。我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都是狗年出生的,比如钱钟书、艾青、李长之、林庚、卞之琳、何其芳……狗年来了,狗的话题是讲不完的。东拉西扯,先说这些。


《人民日报》 (2006年01月27日 第十一版)
看到一个视频,中央十套的人物节目,是对文的访谈,介绍文是1920年出生的。不知道这节目是哪年录制的,起码这个20年出生的说法文本人是认可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1ODgyNzI=.html

魏英杰 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同样可怕

                  魏英杰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小沈阳告诉我们是“人死了,钱还没用完”;本山大叔则认为是“人还没死,钱没了”。我来回答的话,二者皆不是。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人活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全部的人生都被看作是假的。这样的人生,有和没有已经无甚分别,甚至更糟。

号称“百岁老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先生,最近正陷入这样一场人格破产危机之中。以撰述名人传记闻名的作家李辉,近日发文公开质疑文怀沙的真实年龄、生平经历及学术水平。在李辉的笔下,文怀沙成了一名曾以“诈骗、流氓罪”入狱的沽名钓誉之徒,不仅“章太炎弟子”的身份是假的,头上戴的“楚辞泰斗”也是假的,真实水平“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一个形将朽木的老人,挨了这么重的一块板砖,就算为人所诬陷,恐怕也要感到人生充满无尽的悲凉。因此之故,文怀沙正式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最后一句则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了。但在90%以上网调相信其造假的滔天民意下,这样的回应更像“我欲将心比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我并不准备加入这场论战,实际上也无从找出更多事实和材料来判断是非。我只是感慨,“一个都不宽恕”也许是必要的,这本身就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却不知此刻参与声讨队伍的人们是否也能够想到:假如文怀沙就是李辉笔下的那样一个人,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不也同样可怕?

人文学术界造假风气向来就有,于今为烈。日前有网友在论坛上曝光“最雷人的一篇论文”:某大学副教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除了将“政治”二字替换为“社会”,从标题到内容几乎全盘抄自另一篇论文。这位学者在一次访谈中,还笑呵呵地声称要“诚信做人嘛”。前一段时间,有朋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泡图书馆,整出一份《当代著名作家“文革”时期作品大全》,将不少当红作家一网打尽——这些人多少都写过“应命文学”或“歌德文学”。

当然,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惊天秘闻。真相一直就在那里,不管你愿不愿意去面对。所以,更该思考的是,这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在那样一个年代,也许更多应归罪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那“特殊的年代”,不仅说真话而不可得,还要逼着你说假话。活在那样的年头,生存的出路就是加入时代的精神动乱和狂欢之中——只有梁漱溟、顾准、陈寅恪等少数文化人,成为罕见的“不合作主义者”。如今呢,恐怕更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时代的病征。无论是急功近利的学术体制,抑或浮躁不堪的社会风气,都把知识分子逼入一个“数字化管理”的学术死胡同。为了个人升迁、为了出学术成果,有些人不得不违心地制造学术泡沫,还有些人如鱼得水般地拿着糨糊、剪刀(或复制、粘贴),踏上了学术官僚的庙堂。

而贯穿不同历史时期、制造知识分子虚伪的学术人生的共同文化基因则在于——人格独立精神的匮乏。个人欲追求人格独立而不可得,或者个人并不以人格独立为生命追求,这才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致命之伤。事实上,无论生活在动荡年代或和平时期,个人精神和人格总有可能超脱于时代而独立。把一切归罪于时代因素,即便不是逃避,也是一种不尽客观的思考和态度。假如文怀沙真的是一名高龄文化骗子,时代的力量只是驱使他长年不间断表演的一个大背景。否则真的难以解释:一个人居然可以行骗如此多年而不被揭穿。

那些为文怀沙的最终“败露”而狂欢——也许还有少数为之惋惜不已的人,不知有没有想到,总体上的人格缺陷,才是更大的悲剧所在。“我们”和这个“文怀沙”也许一步之遥。甚至,“我们”不过是另一个“文怀沙”。巴金先生提倡“说真话”。有人遗憾,他的顿悟来之太晚。可是,“说真话”至今依然是作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个体所匮乏的精神品质。因而这在萧乾先生那里,又成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固守这一具有妥协性的做人原则?于是,基本学术和人文底线一再退败,由此衍生的人生座右铭还有“尽量说真话,少说点假话”、“多说点真话,少说点假话”以及“不能说真话,毋宁保持沉默”,等等。而每一个版本最终均指向了人格不独立的归宿。

这样一个假冒伪劣横行的学术世界,当然不会因为某些个“文怀沙”被揪出来而停摆。譬如知识界此起彼伏的造神运动,本身就是人格不独立的样本。而无论抬出一尊什么模样的文化大神,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驯服。这样来看,出了一个“文怀沙”确实让人感到可怕;可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不也同样让人不寒而栗?

当“文怀沙”们人格破产之时,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欢声雀跃,还应该有所自我反思——虽然这并不是宽恕“文怀沙”的理由。

□ 观察

回复 108楼 的帖子

能不能来篇有点大师风格的。
《四部文明》缘起



           文怀沙



    忆在50年顷,余嘉锡先生(故友周祖谟教授之岳丈)一夕以病残之身垂顾荒居,谈及《四库全书》之汇书、纂书、毁书、禁书;并许我为并世之“有识之士”,还说所谓“识”指“见识”、“学识”和“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余翁说:“文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这位老辈使后生文某既惶恐又感激。正是这位老纯儒(他不是名流)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一
  “四部”之名,起于晋初,荀勖、张华等,编列晋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淆乱,李充删除繁冗,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经部之属,乙部为史部之属,丙部为子部之属,丁部为集部之属。降及李唐,玄宗于两京各聚书四库,以甲乙丙丁为次,列为经史子集四库,四部之名遂沿用至今。此乃从文献内容分类,《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皆据此分类而纂集。兹者与以往所称“四部”不同,《四部文明》之“四部”乃因历史时序,将中国历史前半期之文明成就以时代划分,归并为《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四部丛书,是为《四部文明》。
    二
  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中国,为举世公认之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华文明,不惟发祥至早,而且亘古及今,递相祖述,四大文明渊源中,绵延不绝传承如一者,仅我中华文明。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之发展历程中,自上古以迄隋唐,是中华文明由奠基、发展、渐趋壮大乃至鼎盛之阶段,尤以汉、唐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将中华文明推向发展繁荣之颠峰。“汉”“唐”遂成为东方悠久文明中备受世界瞩目者。
  秦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也都是统一的大时代,在这两个统一的大时代之前,又分别存在着两个政治上分崩离析,但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此一演变轨迹,显示出历史发展轮回的迹象。
    三
  中国文化带着“早熟”与“营养不良”的缺憾,呈现出繁荣与忧郁之风貌。因为在其衍生与发展的封建历程中,在以君权制为先导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所构成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从尊崇与被阉割、扶植与受打击、伪善与良知、放纵与禁锢的狭缝中生长起来。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在总结与批判、表现与认知等各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与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文章西汉两司马”,一方面是“述往事,思来者”以“人民性”来批判历史的一代史炳司马迁,另一方面则是被汉武“倡优蓄之”,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司马相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爱新觉罗王朝更用其极。秉承着满清王朝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堪称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毁灭、阉割、篡改和歪曲,留下的就是那部充满统治者灭裂中国文化阴谋的《四库全书》。至今还让“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鲁迅语)
    四
  清代乾隆帝自恃武功煊赫,他晚年为夸耀他在位六十年来的十次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除了武功,他还要显示其文治。他循安徽学政朱筠之议,拟在全国范围内网罗历代遗书,并计划据之编成一部旷世钜典。乾隆帝选派学者在北京翰林院着手,并令于办成时名为“四库全书”,设馆经办全书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标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自是诱使全国献书,其上谕虽“辞恳意切”,但各省执政等,还是心有余悸,因此时过大半年,全国各省对乾隆帝此一号召,并无响应。故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寄谕各省督抚学政速行购访遗书并先行将购访情形奏覆”,进一步地诱使各地献书。但这些手段仍难奏效,故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予以半年之限……速为妥办……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其用心手段,已露端倪。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各省采进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果然一年有余,全国采进的书籍即达万种以上,基本上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乾隆露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凡是:一、有种族思想妨害满清统治之著述;二、所记历史事实于满清不利之著述;三、思想立场与满清对立者之著述;四、被认为有伤风化之著述?一律要搜查、禁行,将刻板及其印本全部或局部加以销毁或挖改,禁止流传。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既行具奏”:“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同年十一月初九、初十日又迭下上谕,查禁违碍各书:“寄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违碍书不缴后经发觉以隐匿治罪”、“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悖谬书不缴日后发觉不复轻宥”。此前所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欺世谎言。
  至此,全国范围的访书已经大体结束,而全国范围内的查禁销毁违碍各书却贯穿了“四库全书”的整个修纂过程,仅全国范围内查禁书籍的上谕就连年不断的下发。自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应禁书版片即解京销毁”,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严饬所属加意搜查违禁书籍”,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寄谕各省督抚派教官赴原籍清检违碍各书”,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寄谕各省巡抚务须实力查办违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谕内阁著通谕各督抚予限二年实力查缴违碍书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寄谕各省督抚查缴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书籍版片解京销毁”,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寄谕江南等督抚严饬所属留心查访违碍书籍”……可以说关于毁书禁书的圣谕是连年叠下。乾隆帝对于毁书禁书,真是处心积虑,而且持之以恒。到这时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于是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即有四十多次,作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惨者不乏其例。
  谁曾想到如此冠冕且又堂皇之文化工程,其另一目的便是毁灭文化。《四库全书》之所在机构竟是使人下狱、被戮和焚书、抄家之大本营。
    五
  对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手段和实绩,鲁迅先生早有中肯的评价:
  乾隆时代的一些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澈底根究不可的。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祗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鲁迅先生的见解和批判,都值得我们认真的领会和理解。
  张元济先生曾以《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之《负薪对》一篇对勘,即可见《四库全书》滋伪增误之甚,令人惊悚。至于“贼”、“虏”、“犬羊”、“夷狄”诸字之改窜,竟至比比皆是;而抄写之伪夺,更是在在而有。仅从此《嵩山文集》之一篇,改易已面目全非,足见当日改窜之烈,实出吾人意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四库全书》虽云浩如烟海,所收古籍至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万九千二百十八卷,但没有一种是可以称为善本的,数十年来古籍整理之实践,正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那些辑自《永乐大典》等的佚书,虽无别本可资对勘,但是《四库》本仍然难以称善,如《元和姓纂》是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佚书,直到岑仲勉先生作《元和姓纂四校记》,才算大体恢复了该书的本来面貌。
  民族英雄必须首先忠于自己的民族,正好比为人子者,不容忘怀亲娘的养育之恩。这就是中华历史文明的伦理基础。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融合若干个民族。汉民族英雄岳飞所留给我们的四个字:“精忠报国”是有着永久生命力的。这个“国”字的内涵既是民族的,又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变化,不断壮大。我们清醒地看到《四库全书》对于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是抱着抹杀和消灭的态度的;以爱国赤诚感染和熏陶了无数代中华儿女的民族英雄岳飞,《四库全书》对他的事迹只字不提,《四库提要》只说:“事迹具宋史本传”。经四库馆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种“抽毁”书籍中,涉及岳飞的就占近二十种,连后人凭吊岳坟,瞻仰岳庙的诗文,也都一概芟除,其水平远不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杀了汉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后,又大大赞扬文天祥为“好男儿”。在《钦定四库全书》中,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其事迹,其民族气节,是一定要消灭殆尽的。仅举一斑,便足窥全豹矣。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由以纪晓岚为首的那些“帮忙”或“帮闲”的“奴才”们,秉承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拨乱反正,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反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六
  《四部文明》总计二百卷,其中《商周文明》三十卷、《秦汉文明》四十卷、《魏晋南北朝文明》三十卷、《隋唐文明》一百卷。
  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收录的范围上,尽可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整体面貌,最大程度地保存一代文献。对所有文献又据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既突出各时代最有成就的方面,又不忽视整个文献的完整性。
  二、古籍整理以“据善本”为要务,因此我们在对各种古籍版本流传的情况作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罕见”与“实用”为选择的条件,确定底本的使用。对流传稀少的珍善本,和对历来经过学者认真整理日臻完善的整理本,都给以足够的重视。
  三、在内容的编纂上,既考虑到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延续性。在编排上尽量使从事某一领域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能够更方便的利用材料参证研究。
  四、所收古籍因其具体内容和学术研究的惯例与需求,或补缺、或辑佚、或作校勘、或作汇证、或考核文献渊源、或辑录参考资料,分不同情况作了适当的整理工作,但绝不更动原书。既保存古籍的原貌,又在此基础上作出提高。
  此外,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收录的著作中,有极少量的底本就是《四库全书》。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底本灭失的,如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诸书,随着《永乐大典》的散佚,已无善本可据的,只能使用《四库全书》;二是今传各本晚出,而《四库全书》尚属早期传本,可备一格;三是清人著述进呈内府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以较接近原始面貌,因此加以收录。但我们仍然需要提请读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材料时,应给以极大的审慎。
  在本书的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得到国家图书馆、海外图书馆和部分省市图书馆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正是这些慷慨而无私的支持与帮助,才使本书得以编纂完成和顺利出版。这些是特别要提出来表示感谢的。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竭尽了我们近十年的努力编纂本书,但限于水平,肯定还会留下许多有待高明加以匡正的地方。但编者同仁区区用心,共此书规模、旨归必将会被至亲至爱的后贤以及我们不认识的子孙们所理解。设想及此,编者同仁感到无比欣慰,至于千秋功罪则非敢端详也。
文怀沙:炮轰《四库全书》,重建《四部文明》




    2007年岁末,由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的《四部文明》在全球首发,年过九旬的文怀沙因为“炮轰”《四库全书》备受关注。《四部文明》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它怎么勘正修补《四库全书》?文怀沙为什么认为《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以纪晓岚为首的一帮奴才们,对古代文献进行篡改和歪曲?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日前,本报(注:北京晚报)独家采访了文怀沙——
    一个民族感恩而不忘本,才能有繁荣富强的未来
    问:《四部文明》是怎样一部作品?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件耗时又耗力的事?
    文怀沙:我编《四部文明》其实很偶然。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的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先生是个学者不是名流,当时中风之后身体非常不好,却执意要来看我。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非常冷。他说,毛泽东特别讲究知识直接从生活中来,强调“到工农兵中去”,“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一些知识分子中的书呆子讲,是一剂极好的药。人们常说“见多识广”,见了能不能识?很难说,高尔基在码头上做工,别人也做工,但高尔基可以写出书来,别人就没写出来。所以说,有的人可以见而未必有识。他还跟我讲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说,我做不完这个工作了,但将来一定要有一本这样的书,是贯穿学识与知识的。见识加学识,叫知识。而有非常高的识,就叫智。他说,虽然你才不到四十岁,但我发现你的这篇短文章里面充满知识的闪光,你是我心目中的“智识分子”。那天的谈话,正是促成我立下宏愿编《四部文明》的契机。《四部文明》是《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和《隋唐文明卷》的总称,全书共计200册,收录古籍1560余种,总计1.4亿字。《四库全书》是清朝“才子”纪晓岚编的,我50年前把它做了一个调查研究,我发现它把汉文化旧的经典做了篡改。纪晓岚的要害是什么?他是用爱新觉罗的视角来修史,凡是汉文献里不利于爱新觉罗王朝的都加以篡改。岳飞是汉族的民族英雄,可是《四库全书》对岳飞的事迹只字不提。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
    “国学热”需要冷静一点,什么东西不是一热就是好
    问:从今年开始,清明、端午、中秋等都被定位国家法定节假日,您对此怎么看?
    文怀沙: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了一批历代相传、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节日,将节日与假日融为一体,传统文化就有了载体,可以将其发扬光大。比如清明节是对历史的缅怀,对祖先的怀念,对朋友的怀念,体现了中国人寻根的思想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中秋节是月亮的节日,月亮是团圆而和谐的象征,古人早有诗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端午节起源于图腾崇拜,后来成为人们纪念屈原的节日,有了丰富的人文思想:把生存的理由看得比生存更重要。因此端午节也是太阳的节日、战斗的节日,它体现了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生的奋斗精神。这个节也叫诗人节。传统节日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强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孔子讲的,很有道理。一个民族感恩而不忘本,才能有繁荣富强的未来。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社会发展越迅速,我们越不能丢掉传统。
    问:如今的“国学热”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但也有一些质疑之声,特别是对易中天、于丹等讲史明星,更有不少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文怀沙:对“国学热”,我觉得需要冷静一点,什么东西不是一热就是好。易中天他们把历史通俗化,讲得蛮有趣,人们愿意听,起到了普及知识的作用。但是我不赞成无条件、无制约地复古。现在有些家长和学校让小孩子背诵四书五经,这就大可不必。我小时候吃苦头吃够了,曾有个孩子写诗称:“畏书如畏虎,秦皇烧不尽,留得后人苦。”我们怎么忍心让孩子再背四书五经呢?孩子可以有选择地熟背一些段落,比如《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可以成为现代人的座右铭。现在的青少年是在网络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需要对他们做一些引导。但我们尊重历史不等于开倒车,普及是要在正确指导下的普及,不能太随意。中国古代的汉文是很高深的,读懂它需要三种基本学问:一个是文字学,字形的学问;第二个是声韵学,字音的学问;第三个是训诂学,字义的学问。就是说,普及传统文化也是有很多学问的,培养下一代要靠爱心,唯利是图就会自取灭亡!
    猎奇不等于尊重文化:文化不是指这条街是明朝的,那个胡同是清朝的
    问:您自小生活在北京,可以说目睹了北京城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您认为北京应该怎样打“文化牌”?
    文怀沙:如果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北京古城整个留着搞修缮,800多年的古都北京至少可与罗马相媲美,并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收藏品。北京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因为现在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历史。北京文化牌怎么打?陶渊明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我们目前要立足于现实,尽力而为,让外国人看他们感兴趣的旧景点只是一个方面。猎奇不等于尊重文化,文化也不只是这条街是明朝的,那个胡同是清朝的,这只是衣食住行的住!还有食文化、衣文化呢!听觉的文明、味觉的文明、视觉的文明……文化其实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我的观点是,越是古典的越是未来的,越是传统的越是现代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借鉴于历史的优秀传统。食文化、衣文化是活的,北京有个茶叶一条街,可以把它的内容搞得很丰富,有茶叶、茶具、茶道、品茶,说茶等等。中国人喝茶的习俗,曾经帮助英国人把一些不文明的嗜好改掉了。鲁、川、粤、闽、苏、浙、湘、徽菜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八大菜系”,如果我们搞个饮食一条街,每家拿出招牌菜让外国人尝一尝,而且饭馆里面要有图、有说明,要给他们送纪念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菜系是哪里来的,有什么典故和特色。吃一顿饭以后,他们的嘴巴就周游了中国各省。还可以搞一条汉装街,衣服上印些甲骨文的文字,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和为贵”等。此外还有看的,精制一些《清明上河图》,湘绣、苏绣的《万里长城》,让外国人可以当文物带回去挂在客厅里;听的呢,把昆曲名段、中国名曲做成DV,有几个中国歌曲我觉得应该好好宣传,比如《梁祝》和《二泉映月》。总之,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个契机,我们要大大地宣扬一下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明,而且是物质文明作为载体让精神文明得到辉煌。“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是人们经常用的两句话,我把它们合起来,变成我的一句话:“奇光之往应继,异彩之来待开。”
序言:文化力的发掘者


      文怀沙


  了解占祥同志的人往往会对他产生这么一个印象:文化旅途的“苦行僧”。占祥努力探究人生、探究文化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和对于社会的意义。对文化的挚爱与研究,占祥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智慧。
  占祥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发掘埋藏在人类文化深层的巨大潜力,进而认识文化对于人的主体作用、对于经济的先导作用、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对于精神的培植作用等等。他大胆探索,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冲破藩篱、冲破禁区。有些人不从文化看政治、看经济,却片面地从政治看文化,从经济看文化,导致急功近利等种种弊端,遂使文化降为一切上层建筑的附庸。占祥早就发现,文化自身的主体性、目的性被淹没了,影响了文化力的充分发挥。历史的责任感,使他不遗余力地研究文化力,并多次呼吁要关注文化力,倡导文化力,提升文化力,弘扬文化力,做文化力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占祥同志对文化力的发掘是广泛而深入的,是探索与经验相调适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他以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执著和可贵的人生体验、独特的审美情趣,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他的《人生宝典》就是一次生命写作,就是一部人生宝书。
  《文化力》一书是占祥同志继《人生宝典》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有着占祥自己的风格。他努力把握文化力的主体性——并由精神力的发掘——切入文化力的核心价值。至于他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是扫绝铅华殆尽。占祥几十年人生求索的历程和春风拂面般的诗意文字,真让我羡慕占祥的青春情怀。
  占祥善于向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占祥研究和把握文化,总是与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与我们时代的文明进程协调一致。这不仅使文化力的发掘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且能够在社会功效上得以印证,达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占祥同志在发掘文化力过程中,十分注意文化力的“发力点”和作用点,总是以国家提出的建设目标为文化力的方向。
  老夫耋矣,无能为矣,自愧对占祥理解得还很浅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一读高占祥的著述,深入研究高占祥现象,让文化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功力。
  我们国家当前还面临着许多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可能都是文化问题。我近年经常去陕西、河南等地,这些省份大打文化牌,努力创建文化大省,现在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由此可见,文化力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要完成这个课题,就需要发扬占祥同志那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精神。
  吾近期卧病在床,起坐维艰,口述所感,并试为损益文字如上。
  2007年9月21日
1 兼容并蓄 厚积薄发 文怀沙 绿色中国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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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部文明”缘起 文怀沙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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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力的发掘者 文怀沙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2
7 广哉,富哉,美哉 文怀沙 决策与信息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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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眼中的刘海粟翁——喜翁百岁寿 哭翁百年身 文怀沙 诗潮 2007/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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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传统文化需要秋收冬藏——文怀沙谈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流印证 文怀沙 收藏界 2005/03
35 欲将有限事无穷——献给艺术大师刘海粟在天之灵 文怀沙 诗刊 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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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浣溪沙 文怀沙 中国钓鱼 1999/05
38 大风起兮云飞扬——《刘宇一画集》序 文怀沙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4
39 《禅林意趣诗》序 文怀沙 文学自由谈 1993/01
40谈当代诗人“小小谢”的诗 文怀沙 中国图书评论 1993/03
41在扫“黄”的同时下大力气扫“俗” 文怀沙 中国图书评论 1990/01
“忆在50年顷,余嘉锡先生(故友周祖谟教授之岳丈)一夕以病残之身垂顾荒居,谈及《四库全书》之汇书、纂书、毁书、禁书;并许我为并世之“有识之士”,还说所谓“识”指“见识”、“学识”和“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余翁说:“文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这位老辈使后生文某既惶恐又感激。正是这位老纯儒(他不是名流)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
——还真好意思说。摇曳来源可疑之论,自高身价,此江湖混混之所惯为,别说大师气,就那么点浮滑的名士气,也一屁股砸地上了。通常说来,借重身价与自惭形秽,乃一枚硬币之两面,前者用以掩饰后者,后者足以诱发前者。

葛剑雄:评价文怀沙应以事实为基础

自从李辉公开质疑文怀沙先生三方面的情况以来,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除了个别无聊的谩骂外,大致不外乎两点:一是文怀沙先生的确是“国学大师”,应该充分尊重,不应在枝节上苛求。一是即使文氏虚报了10岁,也已年近九旬;劳教的事即使是实,也过了那么多年;何必公开质疑?进而怀疑李辉的动机,或者称之为文人圈的利益之争,互相攻击。
  不过我认为凡事先有事实,才能评价。既然李辉对三方面的事实公开提出疑问,并且在文怀沙先生方面作出回应后仍然坚持,并详细说明了质疑的经过,补充了不少细节,那么文先生方面及关心此事的人就该明确真相,用事实来说话。
  或者有人认为其中多数属个人隐私,不宜公开,更不应在媒体追究。如果对一名普通人或一般情况下固然应该如此,可是文怀沙先生却是近年来一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公众人物,尽管文先生声明他从未自称“国学大师”,但一些媒体将他称为“国学大师”已有多年,往往他本人也在场,有的就用之于他的“著作”或讲演,为什么从未辞谢或拒绝呢?一般人的年龄完全可以不向公众公布,但文氏的年龄事关他的履历,如他几岁当教授,几岁发表著作,是构成“国学大师”的因素之一,也是用以自誉并为人赞叹的养身之道的证明。如果李辉所揭是实,那么有些辉煌纪录就不复存在,养身之道的效果多少也要打些折扣。
  又如文氏与章太炎、鲁迅的关系。本来与交游广泛并曾设帐授徒、开课演讲的名人有各种形式的关系的人不计其数,心仪或“私淑”者更不需要任何证据,到了一定的岁数回忆往事会出现误差或矛盾。但这两项对文氏却非同一般,一是这位当今的“国学大师”与公认的国学大师之间究竟有无薪火传承的关系,一是他是否属鲁迅研究专家、他对鲁迅旧体诗的注释是否属“开山之作”。如果这些都不过是信口开河,那么“国学大师”的基石岂不是又抽去了两块吗?
  就是文氏曾被劳教的往事,本来也不必再提,更不应该再公开。但一旦自称因右派而获罪,且在“文革”中写“藏头诗”反对江青,这也成了文氏“国学大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水准。要不公布他“文革”前就已劳教,江青下台后才恢复解除,并且从未关入秦城监狱的事实,这两点如何澄清?“反右”已过去50余年,而且当时还有“内定”的说法,如文氏或此事的炮制者胡搅蛮缠,难免真相莫辨。所谓“藏头诗”事件的当事人江青和王洪文都已死去,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李辉揭露这一事实也是出于无奈,否则就只能听任文氏以“反江青”英雄与前右派欺世盗名。稍懂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即使改朝换代,前朝的罪犯也不尽属无辜蒙冤,更不都是本朝功臣。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得知,一位晚年得大名的文化名人“文革”前曾被判刑,但在他去世后家属还不同意提及此事,原来他是因伪造粮票而入狱的。如果这位名人也自吹曾受政治迫害,大概他如何利用美术才能伪造粮票的事早已见诸媒体了。要是文氏近年来不提及这段往事,要是对文氏的吹捧不突出他如何“风流”,今天李辉就要为千夫所指了。
  至于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我习史学30余年,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十余年中几乎遍识史学界前辈先进,从未有人提及文氏。现在看到文学界、楚辞学界、鲁迅研究、史学界诸公的说法,也说明文氏在这些领域毫无影响。文氏所编《四部文明》,据说字数过亿,足以纠《四库全书》之偏。且不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评价,就算真的超越《四库》,文氏的作用是乾隆还是纪昀呢?即使起了纪昀的作用,当初纪昀能凭编《四库》当“国学大师”吗?国内正在编纂的《中华大典》字数达7亿,主编中有任继愈、戴逸、程千帆(已故)、席泽宗(院士,已故)等,更有数十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从来没有哪一位因此而被称为“国学大师”或什么“大师”。当然,确有人为文氏称“国学大师”而不遗余力,被文氏称为“500年一遇”的奇才崔某就是其中之一。但崔某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显然还没有评价国学的资格,什么时候他被国学界认可了,再来评“国学大师”不迟。
  总之,对文怀沙先生如何评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都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文先生年事已高,也确有过人之处,公众和媒体应予适度尊重。李辉已表示不再发表新的意见,只要文先生方面保持沉默,事实就已得到澄清,大家不应深究。喜爱文先生书法作品的人不妨继续喜爱,愿意出大价钱买的人可以照买,说不定将来会升值发财。作为一位精力过人、健康超常、经历丰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人,文先生可以继续服务社会,也不妨自娱自乐。
  但无论如何,李辉的质疑是及时的。这给了文先生及其拥戴者一个辩白的机会,也使公众得以在文先生健在时知道真相,而不至于在他身后聚讼纷纭。

“辩护人”曝文怀沙儿子可能起诉李辉 索赔1亿

文怀沙对“李辉质疑”一事作出回应后,昨天下午“辩护人”崔自默接受商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文老不希望为这个事情打官司,但是他儿子有可能要起诉李辉,索赔的金额将是一个天价——1个亿。”
    “辩护”之前沟通过 文怀沙不愿意回应
    昨天下午,商报记者联系上崔自默时,他说自己正在文怀沙家里。是不是针对李辉质疑一事再行商讨呢?崔自默表示,“也不完全是,当然这里面肯定要谈到最近的这件事。”
    2月19日,崔自默以“辩护人”身份在博客上回应“李辉质疑”。崔自默承认,写这篇“辩护文”之前和文怀沙通过话,当时文怀沙表示不愿意为这件事出面对证。
    文怀沙的年龄学术被李辉质疑之后,崔自默对李辉的动机也质疑了一下。他说,“他以前做过记者,写的东西反响平平,质疑文老以后名气大增。如果说文老的年龄有问题,那也应该由公安机关去调查吧,一个学者嚷嚷这些干吗呢?”
    文怀沙的儿子文斯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有关家父的年龄》一文,就李辉疑问作出解答。文斯称,“家父与家母当年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而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他和家父并无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
    九成网友声讨文怀沙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在崔自默的印象中,文怀沙是一位豁达的老人,只记得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坏处,记恩不记仇。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自己过去的事情,但是不宣扬。
    李辉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呢?崔自默做出这样的猜测,“我觉得他是被别人当枪使了,他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也许是和文老有些过节。李辉是年轻人嘛,正好利用骂文老的机会出名了。”
    即使文怀沙的年龄学术真的有“出入”,按照崔自默的理解“这样对待一位老人,是非常没礼貌的。”他说,“中国传统道德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七十不打,八十不骂。”
    李辉质疑之后,许多网友发帖声讨文怀沙。某门户网站甚至开通专题展开讨论,在“你相信文怀沙造假吗?”的投票测试中,九成网友站在李辉的一边,认为文怀沙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崔自默对这种结果表示不可思议,他说,“投票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见过文老吧,有什么资格来评论呢?”崔自默甚至举例说,好比街头上有人打架,围观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心态——打吧,打起来看着才起劲。这说明,社会上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这场“口舌”何时休
    文家后人可能要索赔
    文怀沙通过凤凰网回应时说,“如果李辉主动来沟通,我想我有这个雅量,我不反对的。”崔自默告诉记者,“按我的意思啊,根本不能接受他(李辉)的道歉。”
    李辉质疑,崔自默辩护,文怀沙回应,这场“口舌”已经过去五天,是不是该到此结束了呢?崔自默透露,“待一切都明晰了,文怀沙的儿子打算状告他(李辉)和刊载质疑文章的北京晚报。到时候索赔的金额可以说是天价——1个亿。”
    崔自默补充解释索赔1个亿的理由,“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一直以来文老的书、字卖得挺好。李辉应该为自己不理智、不科学、有歹意的行为负责任。”
“崔自默补充解释索赔1个亿的理由,“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一直以来文老的书、字卖得挺好。李辉应该为自己不理智、不科学、有歹意的行为负责任。””
——呵,如果凤凰网的转述正确,这位被文怀沙热捧成“500年来第一人”的家伙,暴露出的无知,是骨灰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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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先生说得在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