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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楼
发表于 2008-3-19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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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几点意见:
“金庸最拿手的是将江湖人物政治化,展开对政治人物的心理刻划,如对伪君子岳不群和野心家慕容复的心理描写,前者可谓入木三分,后者相当精彩;对爱情心理的传达也比较到位,还算细腻。但也仅此而已。”
——“金庸最拿手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将江湖人物政治化”……如果真的“仅此而已”,楼主以及有刀、老童能把他的作品读到“上十遍”就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肯定的是,金庸的“入木三分”和“相当精彩”,无疑是其作品“好看且耐看”的重要依据,而文学作品的高下之分,往往也就在这里。
“总的来说,金庸小说对人性的刻划并不深入,有时浅薄,有时单调。金庸的叙事方式和故事编造明显地借鉴了西方小说传统,但金庸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始终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非但没有任何突破,甚至还陶醉其中,不可自拔。正是由于思想境界的根本局限,金庸对人性的认识,远未达到一般人性的超越层次,故而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没有超出‘忠义’之类世俗道德的更高精神需求,缺乏灵魂深度,有些甚至毫无灵魂。许多主要人物具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乃至成为抽象概念的传声筒,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还陷入不可救药的油滑——这或许正是金庸封笔的原因所在。”
——这一段是楼主“看低”金庸作品重点表达,当然在我看来也是楼主最大的失察之处。何谓“人性”?何谓“深入”?就以“伪君子岳不群和野心家慕容复”为例,当楼主承认作者对他们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相当精彩”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这其中就必然包含着“深刻”的“人性刻划”?事实上,“伪君子”和“野心家”固然是一类人物,但“伪善”和“野心”却又同时是普遍的“人性”,我们反思自己,观察他人,从岳不群和慕容复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又何尝不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刻发掘?
——世界不会存在一种“最好的”叙述方式,但一定存在着更适合自己作品的叙述方式,以金庸作品的实际来看,他找到的就是这个“更合适”的方式;故事令读者流连,感情让读者激动,人物形象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典型,文学作品的成功,舍此岂有他哉!当我们强调“突破”的时候,必须是有条件的突破,否则“梨花体”固然是对中国所有诗歌的“突破”,却只能在“突破”之后成为垃圾。金庸是否“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看低”金庸的理由;金庸所面对的条件就是,孔子老庄以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认识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深刻之处,宏扬和发掘又何尝不是与突破具有同等价值的探索呢?而且,金庸所描写刻画的是中国武侠世界中的人物,是生活在特定历史和特定社会中的人物,这样的特定条件决定了他们与“忠义”等世俗道德的必然联系,我们是无权要求其“超越”的。
——楼主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都是“类型化”形象“乃至成为抽象概念的传声筒”。我不能理解这样的判断从何说起,如果我们中性地看待“类型化”这个词语,我们应该发现,文学史上所有典型形象,一旦确立其典型性就都可以被称为“类型化”人物,关键只要看他是否属于独创,哈姆雷特是“忧郁犹豫”类型的代表,葛郎台是“吝啬者”类型的代表,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无一不能找到与之密切对应的“概念”。郭靖、萧峰、小龙女并非金庸作品的全部,也难说是他笔下最精彩的人物,但他们无论属于“成长型”、“成熟型”还是“纯情型”人物,都是中国文学史(绝对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史)上自有个性且不可替代的形象。这还不够吗?
——楼主说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还陷入不可救药的油滑”,这里的“不可救药”一词用得让人匪夷所思。文学理论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说文学作品必须远离“油滑”,而且人物的“油滑”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的“油滑”;与不可救药恰恰相反的是,金庸正是通过一个极尽油滑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更充分地体味了江湖的复杂和性格的丰富,进而使韦小宝成为了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典型。顺便一句,金庸封笔只在时间上与《鹿鼎记》有关,而与“油滑”无关;他封笔的根本原因是,写不出更新鲜的故事和更独特的人物了。
(好像还是没把意见表达完。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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