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辉：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李旧苗

李辉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老木匠

刚看见想转，还是旧苗手快

躺在大师旗号上总是很享受的，哪怕要造点谣

李旧苗

潘采夫


　　2009年的春节刚刚过去，学者李辉就向文化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投书媒体，向学者文怀沙提出公开质疑，质疑其出生年龄、“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头衔、“文革”中犯“反革命罪”均为伪造。（据2月18日《北京晚报》）
　　李辉对文怀沙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文怀沙自称九旬老翁，其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还自称章太炎是其老师，与鲁迅为前后弟子，但是据李辉调查，文怀沙的真实出生时间为1921年左右，所谓章门弟子无法成立；第二：媒体报道中称，文怀沙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其年表上写1978年在胡耀邦公开过问下被释放，但据李辉调查，文怀沙早在1963年，是因冒充文化部顾问，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被以“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1980年才解除劳教；第三：文怀沙被尊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而李辉根据当事人回忆指出，文怀沙只校注过《屈原集》，而且“一出手就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难看出，这些质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如果李辉这些论断是真实的，对“百岁文化老人”、“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打击将是沉重的，其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其所作所为，则与胡万林之流的江湖骗子没有任何分别。如果这些论断并不真实，那么，文怀沙无疑是遭遇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诽谤。所以，期待文怀沙能够挺身而出，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李辉的质疑，为自己洗冤。
　　文怀沙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一位学者，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很高，在传统文化大热的当下，被尊为国学大师和楚辞泰斗。也参与了不少学术活动。2007年12月，由文怀沙主编的大型国学文典《四部文明》丛书在北京首发，共计一万八千二百余卷，一亿四千余万字，被媒体称为“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部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主编的身份竟如此被严重怀疑。所以，出于对庞大的文化工程负责，期待文怀沙能够站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文化界和公众一个交代。
　　在我的印象里，李辉是一位温和的书生，一位致力于文化老人研究的学者，这次他一改往日风格，公开向文怀沙发出质疑之声，很出乎我的意料。在质疑文章的最后，李辉说道：“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期待文怀沙老人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射向自己的批评是不真实的，毕竟，这关系到一位老人毕生的名誉。
　　我们期待着真相，因为真相高于一切。
  


关于“质疑文怀沙”的质疑
——替文怀沙回应《北京晚报》
崔自默


    我很不愿意写这类辩护性文章，但我觉得应该写。
    鲁迅当年提到“批评家”时，说有一类人，是地道的“不平家”，因为他们笔下的文字，是出于“愤愤的磨墨”，至于理由，则大概总是难以公示的。
    其实，骂人挑大个的骂，并期待人家的回应，是文人的一大通病。假如打起官司，引起媒体和看客的广泛关注，“起哄架秧子”，写手就会一夜出名，比寂寞地写一堆无味的穷酸书来，要有效果得多。
    可惜，文怀沙翁不会上当，不会给他们打官司。——我给文翁通话，问“要不要告《北京晚报》损害名誉”。文翁叹息一声，淡然，说：“不可以，也没意义，那正是人家希望的。”
    “山到成名毕竟高。”文怀沙翁的出名，不是仅仅在近年才开始的，而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假如文老一直寂寞下去，大概无人问津，更无人会以大块的“质疑”来照顾他。
    假如文怀沙翁不作回应，也许会让他们失望，可这也会再次证明文翁的圣贤姿态，更不可能像某些人奢望的文翁形象会“轰然倒塌”。
    我问文老：“你得罪过那个记者？”文老答：“他采访过我。那是在上个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现象；‘放狗屁’是指责人的不当行为；而‘放屁狗’则很可怜，不会看门，只会专业地放屁。哈哈哈。”
    “事实果真如此吗？”很多所谓的史学家，大多采取这样的正义且稚嫩的口气。真正的史学家，一定会领悟和发现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背后的原因，而不会摸着象尾大呼得意。真正精彩的社会历史，往往是摆不到桌面的，只能隐忍，是必须要忘却的；也绝对不是那些到处拍胸脯的毛头小子可以窥透的。外行总是外行，徒手写历史的事情还少么？
    与文翁通话时，正好有朋友在旁边，知道有人在“恶搞”文老，气愤地说：“这些人犯了一个起码的道德错误。中国文化讲究‘为长者讳’，记者和报纸这么做，目的就很值得怀疑，很不纯。”“是啊，孔子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举报呢？假如觉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不孝之人，大多犯上作乱！”
    我问文老：“有人追问你的年龄，你怎么看？”文翁答：“说我真实岁数88岁，能考证成48岁那才好呢。很多事情有具体情况，曲折而复杂，跟后来人说不清楚。”
    我问文老：“有人指责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还提到其他一些同代人。” 文翁答：“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我问文老：“有人说你不是国学大师。”文翁答：“我当然不是国学大师，这还用他们问。国学是什么？我不是‘哲人’，我是没辙的人。”
    个人的恩怨，每每影响大局，于是，旁人看到的就只能是表面现象。每个人的真实心态，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委，后人又如何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黑暗与光明同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在以前，我与文翁有不少私下闲暇之谈，我听到过他与一些过去人的个人恩怨，但在公开场合，他却从不谈起这类“无聊之事”。于是，我也左耳进右耳出，听完就完，不在外宣扬。
    记得去年夏季，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老先生叫我去他的寓所，谈到极重要的一段历史史实，凿凿其据，并提到其中有正义且知情的文怀沙先生，让我去对证并考证一番。当我抽空旁敲侧击地问及文翁时，他只是淡然一笑，说：“算了。为尊者隐。‘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
    很多事情所谓的“重大”，都是某些个人擅自搅和的。“过去心不可得。”把历史颠倒过来，未必有实际意义。颠来倒去，历史就是这么被一些文字工作者拨弄着、讲述着。
    一个人一个说法，不信你可以挨个去问。“障眼法”多的是，所以眼见亦未必为实，何况“耳鉴”？捕风捉影、报复主义，真学者不为。有本事的人，正事还干不完呢，哪来闲工夫？！
    孔圣人“述而不作”，章太炎“述而不作”，文怀沙翁也秉承这样的作风，其中原因，或许是觉得文字游戏没意义，或许觉得没时间也没兴趣。
    至于文怀沙翁的学问，浩淼混沌，不是一般斤斤于豆丁者可以仿佛。好友刘墨是专门研究经学和国学的专家，我认为他是大师。我们都与文老友善，曾多次在私下交流对文老学问的看法，我们的一致意见是：文怀沙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作得的确通透、实在、鲜活。
    不光是眼前这个时代，连以前也一样，很多所谓的“大师”，其实手下没有什么真玩意儿，却嚷嚷得跟真的似的。“善行无辙迹”，那些真有学问的，却是因为不着痕迹，所以一般外行也看不出来门道。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羊肠小路、小道消息，总是传播得异常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人性的恶习。
    “满门贴告示，还有不认字的。”矮子观场、随人俯仰的事情，多的是。

李旧苗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2-19 12:36 发表
刚看见想转，还是旧苗手快

呵呵，动手快了一点，看到就转了。

另外，查了一下，站出来替文怀沙回应的崔自默，曾被文怀沙赞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我也不算孤陋寡闻之人，但之前从未听说过此人名号。

姚宏越

感觉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崔自默的文章一无是处,甚至让人作呕.虽然写不写回应文章出于自愿,但对于这样的事件,不以答复,我只能看成是一种默认.

周泽雄

支持李辉，直到文怀沙或其弟子提出有力辩驳，才会转而支持另一方。反正，没有充和事佬的余地。
那位旧苗闻所未闻的崔自默先生，差劲程度真是惊人。即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这篇孱头状的辩护词，也会被打成筛子了。
对骗子来说，行骗成功就是他的美事。崔自默要求别人做君子，以成人之美。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前提是，那得是美事。如果是丑事呢？崔自默实际上要说的是，君子有义务成全小人的丑事。

李旧苗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2-19 14:04 发表
支持李辉，直到文怀沙或其弟子提出有力辩驳，才会转而支持另一方。反正，没有充和事佬的余地。

我不仅支持李辉，而且信任李辉，高尔泰那件事情，我莫辨真假，难断错对，所以保持沉默，但主帖所述，即便文怀沙或其弟子不出来回应，我也敢断言，在个别细节上或许会有出入，但大的方面，一定是与事实相符的，崔自默所转述的文怀沙的某些答复，更进一步强化了我对李辉的信任，所以与其说崔自默是在帮文怀沙辩解，倒不如说，他是在帮文怀沙承认这一切全都是真的。

天边外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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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百度搜索：http://baike.baidu.com/view/43663.htm

主要著作


　　《鲁迅旧诗新诠》、《屈原＜九歌＞今绎》、《屈原离骚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集》、《屈原＜招魂＞今绎》、《毛泽东诗词吟赏》、《中华根与本》、《文怀沙序跋集》等。其中1947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第一部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作；1952年出版的《屈原＜九歌＞今绎》等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套楚辞研究专著，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骚作开新面”；《中华根与本》、《毛泽东诗词吟赏》更是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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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这样的贬值，是否有点草率？

给“国学大师”头衔“去魅”，可以理解。但何必用语轻率呢？反而显得原文作者的眼见狭窄了。

施国英

拿百度上的简历说事，天边外的智商真的短路了。一看就是文自己或身边的人撰写的。谁都可以把自己的简历贴到百度吧。
此事我坚决相信李辉。我以前就怀疑过这位文大师。

天边外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2-19 15:11 发表
拿百度上的简历说事，天边外的智商真的短路了。一看就是文自己或身边的人撰写的。谁都可以把自己的简历贴到百度吧。
此事我坚决相信李辉。我以前就怀疑过这位文大师。

既然李辉一心贬值，举证的事情自然是别人来做了，外事不知问百度。

忘记说明了，李辉其人也是个热衷于为“大师”立传的枪手（不算贬义），不完全出于为大师“去魅”的心理。

童志刚

崔的回应没有一条是实打实的反证，他这样回应简直像是文先生的仇人呢。

童志刚

【转帖】有感于茅盾先生评《鲁迅旧诗新诠》的两封信
网友转来一个帖子，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茅盾先生致王德厚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到业师文怀沙先生，全文如下：
王德厚同志：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悉，我未曾看过一九四七年重庆文光书店印行的《鲁迅旧诗新诠》，亦不知编著者司空无忌为何许人，或许竟是文怀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怀沙曾见过，但我确未看过该稿。"引"中所谓"此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至于画家王姓一节，我记得其事，曾与人语及，或为文怀沙辗转得知。然我当时谓王君将赴苏区（当时称瑞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为苏区），非谓苏联也。文怀沙说是苏联想是传误，又加以"深造"二字，则可见其捕风捉影。鲁迅日记之赠画家一诗是否即为赠王君，我不敢必。记得当时言及王君，非为诠释鲁迅诗（其时约为抗战时在重庆），实亦未见此诗。日本人赴苏联者有之，但恐非画师望月玉成，至于赴苏区，则敢断言是没有的。望月先生肯定没有到过苏区，或想去；鲁迅赠诗时，他正要回日本。诗中"春山"似可泛指，不要指定为革命根据地也。

雁　冰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此信我最早见于文化艺术出版社《茅盾书信集》，从内容上看，茅盾先生是在答复王德厚，王德厚的信我无从知道什么内容，但是，茅盾先生的信无疑是在尚未读到《鲁迅旧诗新诠》写出的，所以，实在不好对此说些什么。
其实，茅盾先生关于业师文怀沙所著《鲁迅旧诗新诠》的信件，还有一封，是在“看了《新诠》的《引》及各诗的按语”以后，全文如下：
王德厚同志：
七月二日来信及《鲁迅旧诗新诠》均收到。简答如下：
一、看了《新诠》的《引》及各诗的"按"语，想不出这个自称司空无忌者究竟是谁，但《教授杂咏》按语谓一九四三年，洪深在复旦大学教书，则似非事实。
二、"豪〔华〕灯照宴敞豪门"诗后按语谓我说鲁迅之友某曾作一画云云，全非事实。我不记得曾对谁说过这样的话，鲁迅之友中亦无画家；且此诗所刺之豪门，显然不是日本军人。
三、《引》中说他在四川白沙教书时曾晤魏建功；又说何其芳很欣赏他这《新诠》，两人皆在北京，不妨问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个司空无忌是何许人。
我看了此诗每条按语，觉得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片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匆复即颂健康！书邮寄不便，请来取。
沈雁冰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
时间仅仅过了十天，从措辞上，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微妙的变化，在这里无须多说。需要指出的是：
一、我虽是怀沙师入室弟子，但主要从师学习书法、楚辞。尽管怀沙师从未对我提及《鲁迅旧诗新诠》，但是，以我之浅薄也还能看出该书是文怀沙先生的文笔，一代文豪茅盾先生却“想不出这个自称司空无忌者究竟是谁，”真是令我费解。另外，如果没有忘记出版时间和写作时间是有差异的，“《教授杂咏》按语谓一九四三年，洪深在复旦大学教书，则似非事实。”这句话就好理解了。
二、就我所知，画师望月玉成应该算鲁迅的朋友，也许是时代不同，茅盾先生才断言：“鲁迅之友中亦无画家。”
司空无忌曰：“此诗（华灯照宴敞豪门）命意颇晦，或谓鲁迅翁多物外之感，兴尽悲来，所以至此欤？”我以为，这才是按语主旨。
三、《鲁迅旧诗新诠》一书，由重庆文光书店1947年11月印行，是文怀沙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辑，作为鲁迅研究学术史第一本鲁迅旧诗诠释，这部书采用点评和偶感的手法，有感则发，无感则止，有言则长，无言则短，首次阐明：鲁迅翁受灵均赋影响甚大，其诗不唐不宋，直入汉魏，朴实无华，辛辣明快处又为古人所不及。全书有学有识，学术价值并不低于学术史上的开山之功。但茅盾先生却“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诚如是，作者何不署本名？署名“司空无忌”反倒说明了作者的虚怀若谷、不畏黑暗势力的品德。至于那几首无题诗，作者写道：“鲁迅翁无题诗特多，盖情感无限，非题目可以概括。在可解不可解之中。”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我以为远胜于那些穿凿附会、搪塞成篇、任意拉长的文风。
上述所感，是区区的一点浅见，当无损大作家茅盾之名，想来也不会见怪于怀沙师。写至此，我突然想起天地出版社1996年11月版龚明德《新文学散札》中有这样一段话：
茅盾的文字亦非绝对信史。比如，他曾将一九六○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所载“看电视转播《林则徐》，此剧甚好”中“甚好”二字，随政治情势的变化改为“甚坏”。
另外，1977年7月的文怀沙先生，还是“有罪之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之柔写于三得草堂 2003．11.5.
（转贴自大众书画艺术网论坛）

老木匠

哈哈，这位之柔为其师是辩护还是“倒撬边”？

李旧苗

舒芜

　　
    我最近倒看到一篇写文怀沙先生的访谈录。文先生近年来被人称大师。访谈录中记载了文先生许多光荣史，最主要的是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出版的《屈原集》编注者，后来《红楼梦》问题出来，他也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云云。这不是访问者调查来的，而是听文先生这样说便这样记下来。
    可巧这两件事我还略知一二。
    《屈原集》是有那么一本书。那是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批选定几种人民性最高的，由编辑部同人各任一种，其中有《屈原集》。所以要由编辑部同人自任整理，是因为大家心目中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还是新的工作，需要自己摸索经验，然后逐步推广。我曾作打油诗咏其情况曰：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校注《三国演义》）。红楼一梦香（汪敬之校注《红楼梦》）。梁山昭大义（张友鸾校注《水浒》）。湘水莽佯狂（文怀沙校注《屈原集》）。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陆游诗选》）。须擎月下觞（舒芜编选校注《李白诗选》）。西天何须到（黄肃秋校注《西游记》）。东四即天堂。（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在北京东四头条）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汪校本《红楼梦》一出来就受到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文注《屈原集》也受到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批评，指出文注的格调低下。例如《离骚》句“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本来是说有个婵媛的（漂亮的）女嬃（姊妹），在严厉地（申申）责骂，文注却把“女嬃”解释为意味暧昧的“女伴”，把“申申”解释为“娇喘吁吁的样子”，足以引逗向《金瓶梅》一流的遐想。这虽然只是学术上的批评，但毕竟是中央第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压力不可能不大。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复说一遍，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角色，文先生似乎不同一些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对于出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始终强调体现“朴学家”精神，强调目的是“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他主张编辑要有学问，你可以对你所编辑的名著到报刊上发表论文，但是在编辑工作上必须念念不忘体现“朴学家”精神和“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的目的。
    至于所谓《红楼梦》问题起来，文先生也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之说，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个印象。从1953年开始的《红楼梦》问题大讨论，告一段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全国讨论文章择优选编为《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大本，由我与李易主编。其中并没有文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
    记者年轻，只能听本人怎么谈就怎么相信。文化大革命造成历史的断裂，今之中年已经不知道江青为何许人，四人帮是怎么回事。可是另一面也就兴起了怀古恋旧之风，老年人于是受到欢迎，青年们爱找他们谈谈旧人旧事。他们自己往往就是历史的当事人、参与者、经历者、目击者，由他们亲口说出来，读者爱看，学者也收集作为材料。当然第一手不等于完全可信，这种材料使用起来要慎重，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
    我今年86岁，四顾海内，与我同辈的90上下的今已寥寥。能知道四五十年前旧事的，正如钟敬文挽聂绀弩联所云“渐随秋叶尽”。多福、多寿、多男子，古称三多，世所歆羡。但是，寿则多辱之叹，也不全是无病呻吟。怎么办呢？只好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万象》2008年第10期）

李旧苗

人谓文怀沙以“反老大哥思想罪”入狱，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於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文氏入狱，实以售秘药於党政要员，徒见伐身，未收演蝶儿之妙，终至罹祸。又迷奸青年艺术学院女生，数罪并发。实自取之耳。文氏年过九十，犹自色心不减。顷见其预某会，端坐主席台上，一手持话筒，一手犹摩搓身侧女主持香肩不已。

网事情缘

文大师，南大师，还有一个余大师。

唉，只要做了“大师”就都成坏鸟了。

兮兮

原帖由 李旧苗 于 2009-2-19 16:49 发表
人谓文怀沙以“反老大哥思想罪”入狱，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於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文氏入狱，实以售秘药於党政要员，徒见伐身，未收演蝶儿之妙，终至罹祸。又迷奸青年艺术学院女生，数罪并发。实自取之耳。文氏年过九十，犹自色心不减。顷见其预某会，端坐主席台上，一手持话筒，一手犹摩搓身侧女主持香肩不已。

这个嘛～既然看到人家还是端坐，却又能性骚扰，两方都确实需要点功夫才能做到。
不过，年长者有时拥有合理接触异性的权利，似乎性意味很淡了。
当然，这是撇开文怀沙说的，具体到他，或许是个老当益壮者。

周泽雄

我交游有限，所交往者大多以草根气见长。即使如此，偶尔听到些文怀沙轶事，亦多集中于强调他身子骨如何老当益壮，所涉之学，亦仅限于书法。书法未必是一种学问，只是一种技罢了。
同样一件事，年轻后生做了，或被人斥为流氓，九十矍翁为之，则被目为人瑞之异象。这也是老年人的便利。

剑影秋歌

看新浪博客上有人为文怀沙辩，关于出生年月问题，不知所云，这个问题没有第二个答案的，在年龄问题上都不老实，还有什么好说的？

童志刚

你去查查，‘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是谁先说出的。文怀沙说是自己提出的，真无耻。

这时陈独秀多少年前的东西——在《向导》周报上，陈独秀曾经把章士钊骂得灰头土脸：“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
“放狗屁”到“狗放屁”再到“放屁狗”，陈独秀没有给章士钊任何面子。
····································
谁都知道谁有多少米。崔兄，你是靠写吹捧文章起家的，北京圈里人都知道。
你吹文大师，文大师称呼你五百年来第一人，肉麻！
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
面对有证据有证人的质疑,任何狡辩都是苍白无力,任何仅是玩弄语言的把戏才是'放屁'.
不过我又突然明白了,崔先生其实是支持李辉的,也许这才是本文的目的.请看文中引用文怀沙对质疑的回答:
"我问文老：“有人追问你的年龄，你怎么看？”文翁答：“说我真实岁数88岁，能考证成48岁那才好呢。很多事情有具体情况，曲折而复杂，跟后来人说不清楚。”

我问文老：“有人指责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还提到其他一些同代人。” 文翁答：“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这不从侧面证明李辉的质疑是对的吗?
····································
与文翁通话时，正好有朋友在旁边，知道有人在“恶搞”文老，气愤地说：“这些人犯了一个起码的道德错误。中国文化讲究‘为长者讳’，记者和报纸这么做，目的就很值得怀疑，很不纯。”“是啊，孔子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举报呢？假如觉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不孝之人，大多犯上作乱！”

——————————天啊，楼主，你的意思是姓文的虽然是骗子，但是因为是长辈，所以大家就不应揭穿他，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不忠不孝的人？你当广大人民群众和你一样都是SB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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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沙 2005年9月10日《隋唐文明》首发式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尊老敬贤’。对此，我有看法，我认为敬贤是绝对的，不分男女老少；尊老是相对的，不包括那些老不要脸的(众笑)。判断老人的水平，就是看老人谦虚的程度，年纪大了，如果连谦虚都没有学会，动辄倚老卖老，那就会惹人讨厌，必然沦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应该把它踢开，至少可以敬而远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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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志刚

崔自默----大师眼中的奇人

人物档案：
    崔自默，原名崔宏勋，1967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理工科学士、硕士，艺术史学博士，师从国画大师范曾教授。主要从事学术学、艺术史学、美学研究，艺术创作包括书法、篆刻、绘画等。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专职创作员。主要著作有《从前》、《章草》、《为道日损—— 八大山人画语解读》、《崔自默篆刻集》、《余心有寄——崔自默书〈文心雕龙〉句》、《文怀沙崔自默书画作品集》等。
文怀沙、周汝昌、张岱年、季羡林……听着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绝对不会想到有个叫崔自默的河北人与几位大师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你更不会想到，在为崔自默的画集写的序中，文怀沙评价崔自默为“五百年来一奇人”。

奇人自有过人之处，崔自默的经历亦可称奇。他本科、硕士读理工，博士转攻文艺学，师从范曾成为其第一个博士，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又有着艺术家的不羁。

见面之前，崔自默在短信中详述了通往采访地点的路线，细到路口、距离、周围建筑，让人感觉就像是顺着坐标寻找点。

……………………崔自默：1982年9月，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入全国首批重点中学的河北辛集中学。三年之中，成绩数一数二，尤其喜欢英语、物理、数学，梦想着当科学家。高考我考得成绩不算太满意，但清华北大还是能上的，但不知怎的被陕西咸阳西北轻工业学院录取，我忘不掉当时失落的感觉。村里的大喇叭喊有录取通知书，我急忙去取，迫不及待地打开，但不是我报考的学校。一进家门，父亲看我沮丧的表情，拿过通知书，也很诧异。父亲问我去不去读，我爽快地说，去；因为既然考上了，如果不去，父亲也会失落的。

…………………………崔自默：我既然有了接触大师的机缘，就有机会从他们身上接续他们的体系，如果我断掉，是我不负责任，孔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叫“后”？不是你的后人，而是对学术文化的接续和继承发展。文怀沙先生说过，“我有个学生叫范曾，范曾有个学生叫崔自默，崔自默有个学生叫文怀沙。我们这叫车轱辘转，良性循环。”我想这正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吧。前一阵子刘心武在电视上讲《红楼梦》，红学界闹得不可开交，朋友让我写篇和稀泥的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只缘不在那山中》，后来周汝昌打来电话说他看不见，让女儿读了三遍，称“在当代作者中，有如此通透文笔的，不作第二人观”。(佚名/文)

童志刚

文怀沙评价崔自默为“五百年来一奇人”。

周汝昌评价崔自默，称“在当代作者中，有如此通透文笔的，不作第二人观”。

彼亦一是非

原帖由 网事情缘 于 2009-2-19 18:04 发表
文大师，南大师，还有一个余大师。

唉，只要做了“大师”就都成坏鸟了。

我一直很渴望看到对南大师的揭穿嘞

童志刚

略想一下，对文老先生愿意或执意把自己年龄弄大很不理解。当然有一点好处我们都是看到了的，就是被尊称为“百岁老人”，并因活得时间长而显得生命力旺盛，但这个好处不大啊。如果文老先生是1920年的生人，那他1947年出的那本《鲁迅旧诗新诠》就是27岁的作品，虽然该书仅区区74页且大部分篇幅由轮训原作占据，但27岁就能发他人之所未发，那是多令人佩服的事情。要是37岁才出了这么一本小书，才情方面在他人心目中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梅茗

俺上过南的当，买过他的庄子。书翻看，才发现是胡扯。
也曾见人推荐文的书好像还有吟诵，庆幸没碰过。

绿骄阳

好玩，好玩，看打假特别好玩，那些貌似高深庄严的名人大师们，其实比周星驰还无厘头

周泽雄

大师这玩意，就像烈士，还是适宜追认。现实世界里的大师，往往带有商业目的，好比网球里的大师赛那样。
任何自封大师或在大师头衔面前扭扭捏捏的家伙（后者，是余秋雨的当行本色），都难脱骗子嫌疑。

铁客

我有幸见过一个文的秘书，是一诗棍。
文是否是一文棍，多少也倒映其中。
“第一历史”早已不可恢复，只有鬼知道。但人性可诠释历史，不仅知人论世。有时看一个人周边的人，也能知道一个人的水平。

李旧苗

文怀沙老先生早就享有“大师”声誉，笔者20年前在湖南乡下读中学时，文先生已是长髯飘飘、鹤发童颜的范儿。而今当年的文学少年变成无趣中年，文先生还是那副派头。近几年来，关于文老先生的“大师”含金量、壮年的往事，也有过争论，但影响不了老先生的盛名以及荧屏上谈笑风生的光辉形象。学者李辉先生近期一篇文章，将文老先生的“大师”面纱给无情地扒下来了。
    李辉先生用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事实考证加常识分析。李先生找到权威的资料，证明文先生出生于1921年而非1910年，所谓百岁老人犹能登坛论道的传奇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他所言的18岁被礼聘为教授实际上是7岁，根本不可能；其在上世纪60年代身陷囹圄并非因言罹祸，而是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原因；以戴罪之身随便写一首讽刺江青的诗，怎可能那样轻易流入宫阙之内。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稍微认真的人，只要用心，其实不难查证这些信息。可是，在李辉先生之前，没人去下这个功夫，或者说，多数人不愿意去管这个“闲事”。至于靠吸引眼球为生的一些媒体，其从业者压根儿不在乎文老先生自述是真是假，有些人更愿意向公众推出一位外表、做派、经历更像大师的老人。
    在没有真大师的时代，就靠人为地去包装大师。大师，一旦可以包装出来，那就必定泛滥开来。今日中国被媒体冠以“大师”称号的人，恐怕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以前那些真大师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和后世学问不入流者，戴同一种标签的帽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下媒体上大师泛滥，和每年热议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是人文精神稀缺、学术泡沫化的一种表征。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喜欢装有文化，一个没有大师的社会，喜欢胡乱批发大师的帽子。因为不自信，因为焦虑，需要这类概念打气壮胆，那么善于自我包装的人就如鱼得水，利用媒体为自己造势。他们深谙公众心理，知道哪些外在的信息容易打动人：如年长德劭，出自名门，气度不凡，经历坎坷，一身傲骨等等。因为多数人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往往靠观感或媒体的介绍来判断。比如，谁是国学大师，谁真正在《尚书》、《诗经》、《楚辞》上造诣很深，多数人哪能自己去了解相关信息再作判断，往往会受媒体的影响。而可悲的是，没有真大师活着作对比，或者真大师因没有眼球效应而默默无闻，那一定是被包装的大师的幸福时代。
    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常有一些仙风道骨自称活了几百岁的老人，如《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在杭州遇到一位老道，“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自称活了三百岁，能炼煤成银。这“神仙”不久就病亡了，马二先生侥幸没受骗，知道这人不过是一位才六十六岁的村野匹夫。
    这种人装神仙，扮大师，无非是为了骗钱。前不久北京就破获一个案子，一位九旬老翁冒充民国元勋李烈钧将军，骗了一位外籍华人的巨款。历史上某些士人，也会在外表、举止上显得与众不同，其出发点更多的是邀名，但名利一体，有名就有利。如魏晋和晚明时期，文人装“大师”成为某种风尚，但由于那个时代毕竟有不少的真大师在，多数装扮的“大师”难以成气候，多数被人忘记，毫无影响。有些真大师，也难免故作姿态，炒作造势，以博取更大的影响力。文老先生私淑的章太炎先生，也是靠真学问而被人看成大师的，舍此，十个“章疯子”合起来也不能被称为大师。真正学问博大的学者，也不需要靠曝光度、靠师承或者不俗的外表来显示其大师风范。钱穆中等师范毕业，冯友兰口吃，顾颉刚木讷，陈寅恪后二十年双目失明，且被“雪藏”多年……
    武将，喜欢夸大自己斩获的人数，文人，喜欢夸耀自己的文才，此乃人之常情，算不得大毛病。文老先生这样经历过风浪的老人，晚年和身旁的人吹吹牛，也没什么。可吹牛的素材，被精心编制成一张越来越牢固的面纱，并以此面目在公众面前表演，那就是近乎优伶一样的人物了。不过，说到这里，我倒要替文老先生辩解一句：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活该！谁让这个时代患上“大师饥渴症”呢。(原载于东方早报)

李旧苗

《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一文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后，作者李辉随即被推到了风暴中心，记者昨日联系上他时，他不愿多言，只是表示，该写的自己都写了，如果文怀沙本人回应，自己才会披露更多细节。
　　昨日，本报记者几经周折，通过李辉的复旦同学才联系上了他。面对家乡媒体采访，身为学者兼记者的李辉婉言道：“这个时候非常敏感，我多说了不合适，希望能够体谅。”《质疑》一文的发表，让人多少感觉有点突兀，对于记者“何时开始关注起文怀沙、又因何生出质疑”的提问，李辉表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质疑》一文中都已说明，如果文怀沙亲自做出回应，才会再披露一些背后的详情。“该写的我都写了，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其实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李辉说。
　　昨日，网上首次出现一篇回应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专职创作员崔自默的博文《替文怀沙回应<北京晚报>》。李辉表示自己已经看过该文，但不做任何评论。
　　博文中有一段提到文怀沙回忆李辉“在上个狗年采访过我。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现象；‘放狗屁’是指责人的不当行为；而‘放屁狗’则很可怜，不会看门，只会专业地放屁。”对此，李辉断然否认：“我从来都没有采访过他。”
　　(记者 陈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