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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发表于 2010-8-21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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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我恨不得杀了张铁生
那年夏天的事情,让千百万知青头晕。大概到6月份,已有明确的消息传来,今年大学招生全凭考试录取,我妈催我在集体户抓紧复习功课。可是,迟迟没有听到公社有什么消息。
人家辽宁省先动了一步,这一步,就要了我们的命。
1973年8月10日这天,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义正词严的播音,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考生,在高考时交了一份白卷,在卷子背后,写了一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信。
中央台的男声,永远是那么无可置疑地正确,我听了,如五雷轰顶,知道事情有变。那几天,广播报纸上只是在喧嚣,还没有正式的决定下来。我和无数知青一样,怀着忐忑之心,希望有侥幸的事情出现。
我们没等来好消息。8月中旬,公社开了一个全体知青大会,宣布了今年大学招生取消原定考试,还是以“贫下中农推荐”为主。
散会后,大多数知青一片沮丧。
这时,外大队一个天津来的女知青小Y,主动和我搭讪。她早已闻我大名。原来我的狂热好学和我政治上的不积极,早已名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的陌生人都知道了。
小Y也是憋着劲儿要考大学的,这次突变,使她几乎精神崩溃。
男广播员的声音,传达着张铁生恨恨的声音:“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谁是“不务正业”,谁是“摇摇法外”,谁是“浪荡书呆子”,谁是“大学迷”?不就是我吗?
被主流媒体的声音狠狠地批判,这种滋味儿,大概今天的年轻人谁也没体验过。那真是连自己都看贱了自己,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
开完会,我一气之下,也不回集体户了,回家。命运不给我出路,我再怎么锄大地,也无非是消磨青春,不管它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上就是要消磨你,还要让你有负罪感。
小Y也决定跟我一块儿回省城她舅舅家。在火车上。小Y滔滔不绝,简直说得口沫横飞。
她比我大两岁,是文革前的初三生,知识底子比我厚得多。本来她是应该跟着天津知青的大帮下乡的,但她舅舅是我们省机关的一个中层干部,能给她点儿庇护,她就投亲到了这边,安插到了我们公社。她舅舅的威力,也就仅此而已,想要回城当工人,还是不易。
她对临时取消考试表示十分愤怒,对张铁生就差破口大骂了。张铁生不仅毁了我们的前途,也毁了无数人最美好的梦。眼看着文化、教育刚刚有点儿复苏,又成了落花流水。我们注定要在野蛮中生存下去。
小Y回到舅舅家后,又来找过我,还是滔滔不绝,跟我大谈屠格涅夫。她问我:“你看过屠格涅夫的《春潮》没有?”
我摇头。
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春潮》的故事。过后,又把她珍藏的一本《春潮》借给我看。
小Y的幻灭感十分强烈,她必须找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倾诉,而且这个人还得能理解她的苦闷。于是我就成了她倾诉的对象。
我们的友谊保持了一段时间,通过信,相互激励——哪怕一辈子上不成大学,也要发奋自学。
小Y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笔也华丽。这令我自惭形秽。
这算是患难之交吧,可惜没有维持多久。一年后,她被地区勘探队招工,成了地质工作者。我到市里去,曾经去看过她。进城后的小Y,与往日判若两人,神采飞扬,和我好像没多少话可说了,却不停地跟地质队的帅哥同事逗闷子。
我心里叹息:人只可共患难啊,哪怕她读过屠格涅夫。
我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把屠格涅夫的《前夜》、《罗亭》、《父与子》搜罗来看。
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小Y,不知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公社认识的老韩,也是这次遭受精神重挫的人。他在秋天来我们集体户看过我。在聊天中,他说:“那天,我一听中央台广播员的声音,就知道,完了,完了!”说着,他拿笔在糊墙的报纸上写下“张铁生”三个字,不断地用笔点戳着,“张铁生,他倒是上了大学了。他写那封信,纯粹是为了他自己,把多少人给毁了。我恨不得杀了他!”
老韩走后,我跟他通过信,也是相互鼓励。我还送了他一句诗:“耿耿秋灯夜未明。”
半年后,我收到了大巴山小S的来信,信写得非常“文学”,完全没有唱高调,她向我倾诉了“张铁生事件”之后的幻灭和凄凉,我由此知道,她的坚强,是硬撑着的,其实内心也有常人的欲望。
我们一共通了三封信。她的痛苦,大概只有向我这个远在天边的人倾诉才合适。在那一封封哀婉的信中,我知道了,去年我在大巴山时对她朦胧的爱恋,她是有感知的。
东北的秋寒,铺天盖地地来了。
1973年的深秋,我感觉生不如死,常常陷入痴呆状态。
七十二、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精神
有人说,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除了阳光、空气和水之外,还有歧视。无论哪个年代,总有一拨人是要受到歧视的,而另一拨人则以能够歧视别人而感到幸福。
中国人的精神快感,是来自于歧视他人。
1973年冬,我彻底沦为被歧视者。原先还有一个遮掩——别的不行,毕竟我还有点儿文化水儿。现在,张铁生把我这块遮羞布彻底撕掉。没用的美德,是白痴;没用的特长,也是白痴。
这个寂静得近乎死亡的初冬,我陆续弄到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卷、《瞿秋白文集》一本,我别的不管,只是默默地抄,抄下里面的好词句。
作为失败的军队,可以投降;而作为失败的人,又向谁去投降?我只能在已经沦陷了的阵地上继续战斗。
这是两本辞藻华丽的书,给了我很大慰藉。瞿秋白先生的《饿乡纪程》,尤其使我大感惊讶,看来,了解历史不能光看教科书。
初冬的夜,要加班打场,晚上回到集体户,我坐在炕上,披着棉大衣,凑着煤油灯,接着苦读。炕上有很大的柴烟味儿,好像把内外的衣服都熏透了。
不久,王兄借给我一本戈宝权先生编辑的《普希金文选》,一本残破的精装本。里面有插图,是普希金站在大海边,迎风挥舞着帽子,黑色大氅在风中狂飞。
这个形象震撼了我。
王兄一向对普希金崇拜得五体投地,张口就是“叶甫盖尼•欧根奥涅金”、“啊,大海,自由的元素”。
我仔细读了普希金的身世,对他少年时代在皇村中学那一段,尤感兴趣。“皇村中学”,这是何等金光闪闪的名字。我愿像普希金那样与命运搏战,但是,我没有自己的“皇村中学”。
普希金,才华盖世。读罢他的诗,我不能自制,走到院子里仰望星空。满院白雪,月明如昼,一个21岁的被歧视青年,就这样呆呆地,遥想着一位连鬓胡子的天才诗人。
似乎我手中也有一把剑,今生就注定了要去决死一战。
年轻人是热血做的,那一晚,我立在雪地上想:今生今世,我什么俗世的利禄都不要,就是要与众不同地过一生!
我这个时候的现实处境,已经相当可悲。
为什么每年的招工招生,都没有我的份儿?
这里面有一个具体原因。
我的父母,当初下放,就在我们大队。我父母在银行里存有一点钱,数目不大,但在当时堪称亿万资产,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这钱是祖上的,也是合法的,那时除了工资以外合法的钱不多,但我们家的这笔钱就是。
大队想买拖拉机,没有钱,就找我父母借,我父母只能借给了。父母一走,大队不想还钱,就扣住我不放——你们的孩子在这儿,你们还敢催债吗?
“革命”的大队干部,整天游手好闲,买一台拖拉机当摆设,却扣住我做“人质”。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地耗在这里。
而我的名声,也传遍了全公社。原先的公社魏书记,是中学教师出身,对我父亲相当尊重,对我也并无异议。可是魏书记一走,新来的书记不买账。
王兄的父亲,是镇上文化馆的头儿。王兄曾经托他父亲去我们公社打听,为什么新来的书记对我印象不好?
打听的结果是——王兄用了四个字概括:“说你‘恃才傲物’。”
我问:“什么才,是才华的才,还是财富的财?”
王兄略一沉吟,笑了:“都有吧。”
公社书记定了性,我还能跑得掉吗?
看这样子,上山下乡运动要是有千秋万代的话,我就得在这个大队呆上千秋万代。
就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借来一套书——《约翰 克里斯朵夫》。
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作,解放前的版本,繁体竖排。这书一共有4卷,母亲借来的是3、4卷,我也就从中间开始看了。第3卷的开始,恰好是安多纳德姐弟俩的悲惨故事,一下就把我抓住。
约翰 克里斯朵夫,是根据贝多芬的事儿,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自我奋斗,决不妥协,与所有的人都不同。他搏斗了一生,终未被俗世所击垮。
译本是傅雷先生的,堪称神来之笔,看得我热血沸腾,联晚不寐。
乡下点的是煤油灯,在灯下看书时间长了,鼻孔下面一片黑,像日本鬼子的小胡子。第二天上工,队长看见我,哈哈一笑:“你又贪黑看书了吧,头发也燎了,鼻子也黑了,日本人地干活儿。”
《约翰 克里斯朵夫》不光是给我注入了精神的动力,也决定了我后来的精神走向。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书中起首的这一句,是傅雷先生的鬼斧神工,它从此就嵌入了我的生命。
屋外是寂寞荒原,屋内是一灯如豆。
这不知是多少知青当年的写照。
有一句话,大家不信也就算了——当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
七十三、“春桥同志说……”
《约翰 克里斯朵夫》是怎么征服我的?是怎么给我雪中送炭的?那浩瀚的篇幅所含的信息量就不用提了,单是扉页上,罗曼-罗兰本人写的一句献词,就足以使我勇气倍增: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这就是写给我的书。冥冥中注定。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有一本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看过一些知青出身的哲学教授,回忆他们当年,就是读了一位苏联学者写的《康德传》,才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我不幸没有读过文革前出版的《康德传》,我读的是1948年出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于是我这一生,就注定了要跌跌撞撞走到老。
就在我苦苦耕读之时,国家又发生大动荡。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这是在文革十年中掀起的无数次运动之一,不过这次批孔,几乎再次引起全国性的大震荡。
林彪在出事之后,已被批的体无完肤,为什么还要批,而且还要和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绑在一起批?这是因为——批林批孔是手段,目的是批周公。
1972年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各方面都有解冻迹象。加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国对外的姿态也开始缓和。在一片缓和之中,“江青同志”等人看不惯了,开始项庄舞剑。
这个运动,来势相当凶猛,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孔子的幽灵,与当代中国人已多年无关了,却也被拉出来,劈头盖脸地羞辱。
当时的运动一发动,媒体上就铺天盖地,就连文艺作品也一哄而上,原本没提“批林批孔”的,编辑在修改时也都统统加上,以示紧跟。
早春二月,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参加本省一个边城的“文艺创作会”。这个会,相当于现在的“笔会”,也就是改稿会。会议的组织者,从全省各地区分别邀请了5位业余作者,作为特邀代表。
我上了去边城的火车,车未开时,一位30岁上下的女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那妇女是知识女性,好像在找人。看到我,她很客气地问:“您是知识青年?”
我说是。
她又问我去边城干什么。
我说开会。
她面露笑容:“求您一件事,这孩子是我的外甥女,托付给您,路上照看一下,到了终点,她姥爷在站上接。”
我看看那孩子有八、九岁了,还挺懂事,就答应了。
那妇女又说:“我看了好几个车厢,就您像知识青年,我就相信知识青年。”
小女孩一路上不说话,默默看着窗外。到了终点,一位老大爷果然在那里等着,我完成了任务,那老大爷热情道了谢,就分手了。
这样的事,如今真是是不可想象。
会议报到那天我才知道,无独有偶,我们从各地区来的业余作者,5个人里有4个是下乡知青。那时凡是喜欢舞文弄墨的知青,那都是有点儿追求的人,我们凑到一块儿,有如他乡遇故知。
这个会,开得很不是时候,那年2月初,“江青同志”又发飙,要批判山西的一个地方戏《三上桃峰》。这个剧,本来没啥问题,江青非要说是歌颂了王光美,因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桃园经验”。“桃峰”,就是为“桃园”招魂。
这哪是政治家风度,简直是装神弄鬼。可是,她一发话,下面就赶紧传达,我们算是“文艺界人士”,会也不正常开了,先行内部传达。会议组织者给我们念文件,是“四人帮”的文艺干将于会咏的讲话,里面老是提到“春桥同志讲……”。
传达者一说到“春桥同志”,就要高8度,俨然在宣布真理。
如今“春桥同志”是死狗了,人人都可以骂他。当年可不是这样,“春桥同志”那4个字,是太庄严了!
我们几个知青,两天就混熟了,白天听“春桥同志”,晚上就大聊《红楼梦》。要是小组讨论,我们就更没正经的了,互相分派《红楼梦》中的角色,看谁像贾母、贾政、柳湘莲。
说到《红楼梦》里最难忘的一句,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就是那句——“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春桥同志”,您尽管庄严地发指示吧,我们就爱议论《红楼梦》,这不犯法吧?
七十四、边城的欢乐
来自全省各地区的业余作者,我来逐一做个介绍。
小G妹妹,18岁,形象有点儿发福,加之一口北京口音,引人注意。
小M哥,理智型的,说话带有强烈的思辨性,穿一身灰色的“风雪大衣”。我们送他外号“风雪大衣”。
还有一个,是回乡知青,业余写快板书的。我们将之视为异类,送他外号“快板书”,干什么都不带他玩。
另外还有一个,小L,省城产业工人,为人谦和。
小G妹妹形象独特,引起了男同胞强烈的开玩笑心,大家以在饭桌上拿她打趣为乐。小G妹妹也不示弱,每每还以颜色。
她开会经常不守时,我们惊讶还有这样的知青,在农村还不得懒散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还是一个知青农场的副主任,下乡才一年多,就高踞此位,算是很不得了的精英了。开会散漫,是因为处在陌生环境,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就随心所欲了。
小G妹妹穿一身白底小碎紫花衣服,在臃肿中透出几分可爱,几个男青年就要给她“安排对象”。这一安排,就栽到了我的头上。话里话外,那几个人就不断敲打。
早上吃饭,大家坐满座位,单单在我身边剩下一个空座。小G妹妹一来,大伙立刻默不作声,就看她坐不坐。
小G心里没鬼,坦然坐下。她的那份馒头吃不完,要给人,那几人故意把自己的碗盖住。小快板说:“俺们不能要,俺们要了,也体会不到那种甜蜜啊!”
小G妹妹气得横了他们一眼,转眼看看我,“啪”一下把馒头扔到我碗里。
满桌立刻哄笑。
青年的相聚,是暗淡人生中难得的欢快。边城数日,成了我们释放心情的好机会。
因缘际会,那几天,正赶上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国产故事片上演。中国到那时,已经有8年没拍故事片了,人们就只和8个样板戏为伍。这次一下就推出了4个——《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华》。
在边城,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又添了不少新话题。
会议结束后,在回省城的火车上,小G妹妹对我讲了她的身世。他的父亲原是北京京剧团的,下放到本地,可是本地京剧不景气,因此郁郁不得志,家里从来就不像个家,好像随时准备要打包回北京一样。
父亲很灰颓,可是要求女儿要迎难而上,不能做时代逃兵,因此小G下乡后很争气,咬牙干,终于当了知青的头头。
到了省城,小G和小M都没有马上走,住在了亲戚家。几个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报社,见一见文艺副刊编辑,别管认识不认识,拉拉关系再说。
然后,大家就一起到湖边公园照相。
春寒料峭,几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各自抒发着豪情。逛了一天,晚上分手,都有些依依不舍。
东北的初春,苍凉但又充满希望。
回到集体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欢笑、这样的氛围了。回想在重庆时,我的一个表姐说,下乡插队,回家探亲时兴高采烈,返回农村的路上“像上刑场一样”。这一点儿也不夸张。
那时我们虽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但多少都不甘心于沉沦。多年以后,小G妹妹进入了中央广播电台,一直做到退休;小M哥进了中央统战部;小L进了省广播电台,迄今犹在岗位上。
小G妹妹年轻时,是个相当有性格的人,但她一生平顺,原因就在于:从不跟潮流对抗,也不领潮流之先。
七十五、失恋
回到乡下,边城会议给我带来的精神动力还在持续,人极为兴奋,下笔也如有神,写作上大有长进。我急于把边城的见闻告诉给我热恋的小S,让她知道,只要勤奋学习,将来是会找到很多知音的。
我那时不知道,所谓知音,只是在有共同命运时的惺惺相惜,但彼此地位一变化,处境一变化,也就很难有共鸣了。陈胜和他老朋友们的反目,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在一块儿锄大地了。
我那时和小S的热恋,说来也只不过是狂热地通信,却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即便是通信,也一句不涉爱情,就是互相倾诉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二字,在我们心目中有近乎神圣的位置。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宗教叫做“学习教”的话,那我们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镇上见到了小S时,她没有兴趣听我讲边城的见闻,而是给了我一个最后答复:“我还是想单纯一点儿,不愿意有……肮脏的东西。”
什么是肮脏的东西?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那个时代的农村,视男女自由恋爱为“肮脏”,媒婆提亲反而可以。小S这话,就是宣告恋爱关系结束了。
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寡言的小S不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晕眩感,但那时年轻气盛,只说了一个字:“好!”回头就走了。
走到铁路道口,一列火正在通过,我在横杆前等着。隆隆的火车轮子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我胸中蓦然升起一股悲壮感。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就这样走了,在积雪覆盖的小街上与她分手。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不到一年,见面不超过10回,连手都没握过。
多年以后,我才从王兄那里知道,原来是小S的爸爸坚决不同意。她的父亲,据说是“国民党伪连长”,这出身就够喝一壶的,再和出身不好的男青年谈恋爱的话,那不是更没指望了?
后来我分析,在那时的舆论下,恨不得全公社的知青都知道我俩谈恋爱了,给她的压力实在太大。她毕竟还是想上进的,有“作风不好”这嫌疑,前途可能会大打折扣。
她不可能说这些,说了会伤害到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只能是无名地气愤。
春天开的花儿,到冬天就凋谢了。
这算是真正的初恋吧。王兄对我的这段恋情,印象很深,多年以后还经常要叨咕一下。
七十六、上帝不阻止你审美
骤遇失恋,按理说应该很痛苦,可是因为小S提出的分手理由太“雷人”了,以致我的气愤压过了痛苦,只是在心里说:看错人了。
我把初恋看得神圣、纯洁,小S怎么冒出个“肮脏”来?
她也可能是不想伤害我,但这恰恰是最深的伤害。
小S在1974年秋,被推荐上了大学走了,终于能去读自己喜爱的美术专业了。那一段恋情,深深印在她心里。她和天津女知青小Y也认识,上大学后,她曾经托小Y向我转达了破镜重圆的意思,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王兄,都是苏俄文学的爱好者。苏俄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强烈的女性崇拜,这来源于俄罗斯的“圣母情节”。苏俄文学的这个影响,给我和王兄这样的人带来的后果是,认为女性的心灵都很纯洁,而且其外貌的漂亮程度,与心灵的美好、聪明成正比。
这就是我们在情感上屡屡受伤的原因。
绝大部分女性之择偶或择友,骨子里永远是最符合“潮流”的,在涉世之后尤其如此。这跟她们漂不漂亮、心灵美不美毫无关系。
不过王兄在时代发生变迁以后,很快修正了他的爱情观,变得比较实用主义了。
当年王兄在他们公社采石场工作,我初见他时,他正在抡大锤。
采石场场长的女儿小李,也在场里工作。她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与王兄很有共同语言,视王兄为“亦师亦友”的人物,两人很有发展的可能。
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这段恋情搁浅了。这一误,我认为,就误了他一生。
1974年,是社会上暗流涌动的一年。许多人趁着“批林批孔”,上街贴大字报,企图再来一次文革。
可是我的内心很宁静。
看完了4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内心昂扬、充满光明,坚信在现实中,会找到书中的那一种人、那一种境界。年轻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我的现实状况可说是悲惨之极,不仅仅是很苦很累,而且主要是我与现实格格不入,被边缘化了。但强烈的自我感,支撑着我,没把外部环境当回事儿。
通过读书,我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可以使自己心灵舒展。
那时的城市,因为西哈努克亲王来访问过两趟,比文革初期漂亮多了。我因为常年在农村,偶尔回城,在强烈反差之下,更觉得城市无比美好。
那一年的春夏,我写了很多泰戈尔式的小诗。
现在看,我当年也算个小小的“湖畔诗人”了。我家附近的湖边公园,梦幻样的朝暾暮霭,都留在了我的小诗里。
农村一望无际的碧野,也使我心旷神怡。夏日的早晨,田野上有白亮亮的一层露珠,远天幽蓝,白云如絮……这些美景,是任何人也剥夺不走的。
很多人一生都没注意过这些,而我在那时候,天天都要被这景色陶醉。
纵使我一无所有,我还能够审美吧?
那个年代里的流行语中,没有“美”这个词,美学是个什么玩意儿,无人知道。很多搞文学的人被压抑久了,一旦有机会发表作品,即便是八股小说和诗歌,也要设法表现出美来。
那一年,上海创刊了《朝霞》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朝霞》丛刊。这应该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杂志,当然也是“应声虫”,但里面有很多文章,表现出独有的才气。
这就是他们曲折表露出来的美。
在《朝霞》上发表作品的,后来有一大批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学人物,但如今人们不知为何只抓住余秋雨。能在那个年代,写点儿带有华美辞藻的八股文章,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只有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小青年,能领会到他们的苦心。
干渴的人们,能有一口露水解渴,难道不好吗。
1974年秋,王兄被推荐上了省城大学,永离黑土地了。
我正沉浸在内心世界里,对命运已然麻木,对此并未有多少感触。
王兄的父亲,是基层干部,虽然只管了一个小小的文化馆,但这就是大时代的硬道理。我不能和他比,我的时代早过了,或者还没有来。
七十七、《朝霞》上最神奇的作品
说到文革中的文艺作品,远远不是“八个样板戏”或一部《金光大道》就能概括的。这一块,现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实不该有什么禁忌。
文革时的文艺也堪称五花八门,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那时作品写的人与事,都不像是现实中的,但人们早已习惯“假大空”,没觉得有多荒谬。
1972年,一个名叫郭先红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写知青的长篇小说《征途》。
我和王兄都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注意。这个小说,写的是知青下乡到东北林区的事儿。文革以来长篇小说的复出,这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后,又有知青张抗抗写的《分界线》,写的是知青在东北农场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青,可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文明者”。这书里有一些片段,有一点点小资味儿,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
1974年,文艺界比较令人瞩目的事儿,是诗人张永枚写了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首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占用了两大版。各地省市报纸也纷纷转载,声势浩大。
王兄对我说:“这可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人生能发表这么一部作品,足矣!”
老作家浩然也紧跟形势,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改他原来的写实风格,写得很诗意化。王兄对此不大满意,说:“看来,生活体验还不足。”
张永枚是军旅作家,写过一首著名的歌词,就是那个“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我们在小学时就唱的。70年代中他的这次蹿红,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若说起文革的文学,《朝霞》可算是大本营了,“佳作”叠出。我记得有一篇小说,似乎是以王洪文为原型的,把这个家伙描写得温文尔雅,在和一位女同事谈革命大事的时候,还懂得捏个雪球儿使劲儿扔出去,蛮小资的。
在所有《朝霞》的作品中,最神奇的一部不是余秋雨的,而是陆天明的一个话剧剧本。陆天明,如今以写反腐小说而闻名天下,其子更是大名鼎鼎的青年导演。
当年的陆天明,才气横溢,连王蒙都要奉命协助他创作。他一共在《朝霞》发表了三个话剧剧本,忘记了是哪一篇了,居然预测了文革失败后的情景。剧终时,几个红卫兵出身的知青,在“复辟的枪声”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剧本,看得我心里怪怪的。心想:激进派们内心竟也有这种预感?
可惜后来文革的终结,完全不像陆天明预言的那样,没有什么枪声,而是在普天同庆的锣鼓声中完结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主管《朝霞》的陈冀德是上海的一员女干将,很有个性,因此杂志也办得有个性。这位女士在“四人帮”覆灭之后,表现得也很有个性。
我和王兄在那个年头,就是这样,一半靠中外古典名著、一半靠这些新作品滋养起来的。
王兄家中清贫,看书都是从他父亲的文化馆里借。
他对哲学有偏爱,经常对我提到俄国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是比列宁的水平一点儿也不差。当时书店里有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的,精装本,价格不菲。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咬牙买了一套送给他。
这算是“宝剑赠英雄”吧。
我至今还记得他娘,一位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我去镇上办事,顺便去他家找他。王兄不在的时候,他娘就非要留我吃饭。家贫,蒸个鸡蛋羹而已,他娘对此总是满含歉意。
七十八、《闪闪的红星》微光一闪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近乎于闹剧。“四人帮”在文化界的能量还是不可小瞧的,短短时间内,发动各路笔杆子,把中国历史改写了一遍。过往2000年的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以狠辣出名的法家,个个都成了盖世英雄。
这样来打击周总理,是隔山打牛,老百姓怎么能看明白,只道是世道开始昏了。
最可笑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就很难解释,历史上最进步的法家秦始皇创下的江山,怎么才十几年功夫,就被进步的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这不成了进步力量互殴吗?
要造谣,连逻辑都不顾及了。
那一年,在民间早已树立了千年英雄形象的荆轲,也被当时的连环画丑化成小丑(因为谋刺秦王)。四人帮这是在挑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道义底线了。
孔老夫子,更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
正在农忙中的我,也接到大队的指派,要画一套《孔丘其人》的彩色连环画,拿到各生产队去展览。我乐得躲在屋子里不出工,买了一本小人书,照葫芦画瓢,完成了任务。那个年代,敢拒绝执行这种任务的,百人里没有一人,全中国大概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敢于拒绝批孔。
闹剧闹到夏天,社会上自发地出现了“批林批孔连带着反走后门”,对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提出强烈质疑。毛主席觉得不大对了,就下令刹住了车。
到初冬时,文艺界又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发生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之外,忽地冒出了一部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
这电影,几乎没有文革的色彩,说的是战争年代故事,小演员有个性,歌曲也好听(至今还在传唱),一下就引起轰动。
老百姓只要嗅到“不是那一伙”的气息,就很兴奋。《闪闪的红星》的三首电影插曲不胫而走,相关的画册、评论集也纷纷出来。
三首插曲都很抒情,没有太多火药味儿,在文革时期是个异数。
人们太渴望常态的生活了,太渴望美的东西了。
文革前,好歹是个常态的生活。文革后,在主流媒体的鼓吹下,好像只有穿一身绿军装,背个军挎包,到处唱革命高调的年轻人,才是革命者,其余的都是可疑的异己分子、贱民。
有一次我回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的男青年,在中学毕业后都要当一年兵,才能工作和上大学。
我想象着无数台湾青年,头戴青天白日徽,正步走的样子,不禁感叹:“台湾青年真不幸,要当匪军,将来一辈子历史有污点。”
我妈在一旁听了,说:“是啊,他们真够倒霉的。不过,你们又怎么样呢?”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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