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顾说旧事

本帖最后由半醉汉于 2011-10-9 14:32 编辑

百年回顾说旧事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

历史的脚步有时候走得真快，俯仰之间，辛亥革命居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竟然离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纪之遥远！
这一百年，对我们来说，自然科学虽然有很大进步，可社会科学还是在原地踏步。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为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功莫大焉。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国家是私人的。
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但事实就是如此。几千年封建皇权，国家或姓李或姓赵或姓朱或姓爱新觉罗。国家，或者叫天下、叫江山，属他们私有。
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就是打破了这个家天下格局，推翻了皇权。天下为公，国家属于全国人民所有——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辉煌，也最幼稚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政权——中华民国。几千年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家天下观念，被历史抛弃，被人民否定。人们终于明白，国家者，非一家一党一集团所有，归全体人民所有也。
这是历史进程里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而且他还创立了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人们了解公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尚有罢免权，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这些权利，应在法律和体制上得到保护。
这些政治纲领和治国理念，我们在一百年以后的现在看，依然不落后，对我们仍然有指导意义。
尽管辛亥革命也是暴力革命，但“三民主义”的民主理念实质，却不容置疑。
直到现在，对于一党制的批评，还有人用“一百年不变”来抗衡，我们还能苛求近一个世纪前的国民党人没有彻底实行民主吗？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除了岁月的自然尘封而被淡化外，尚有很多人为的回避与掩盖。甚至有许多历史，遭到执政者刻意的封闭和歪曲。
有许多发生在这百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历史上众多原因，而鲜为人知。
譬如，清皇室也在寻求改革自强之路。只是历史的惯性，使皇家改革太艰难太痛苦，他们经受不起。
清朝晚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当时在观念上并不落后。
他们并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运用皇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但维新变法遭到皇室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
戊戌年秋，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将倾向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捕杀惩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御史杨深秀、京卿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京遇难，维新变法失败。
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中国获得大量赔款。外国列强早已眼红，苦于远隔重洋，无挑起战端口实。
时有天津部分民众，包括一些有暴力倾向的流氓混混，憎恨洋教，不满洋教士和国内教徒特权，采取武力挑衅与暴力惩罚手段，滥杀洋教士与中国教民，引发暴乱。
满清皇室憎恨洋人，却不分是非。他们对眼皮下发生的违法教案，睁只眼闭只眼，甚至默许与暗中支持。于是，暴民们索性弄大，打出扶清灭洋“义和团”的名号，肆意胡为。各地底层贫苦生活无着、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之人，纷纷仿效。“义和团”暴乱，涉及中国北部与中部数十省。
美、英、法、德、意等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对杀戮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民的义和团进行镇压取缔，清政府置若罔闻。
本来，外国列强久欲武力干涉中国，苦于无正当借口，现在正好可以用“义和团”滥杀无辜说事。他们以为屈死教士讨公道为理由，向清廷提出维护本国在华人士权益，列出许多令清廷无法接受的条件。清政府自然拒绝，列强借机联合，发起侵华战争。
于是，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八国军队，联合攻占大沽炮台，继而攻陷天津、北京。清军不战自溃，百姓隔岸观火。皇室无奈，仓皇离宫，蒙羞西逃，史称庚子拳乱。
清廷逃往陕西西安后，经过和谈，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以赔付侵略者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羞耻为终，史称庚子赔款。
维新改革的失败与《辛丑条约》的蒙羞，这些外辱内患，加上新思想和洋务派改良主义影响，唤醒国人的民主意识。民主理念，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影响朝野上下。清政府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逃难归来，痛定思痛，也开始准备在政治体制上革新自强。
一九零五年七月，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个专门的宪政考察非同小可，这使清政府里面的高层人士，看见了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慈禧太后听取了使臣们的建议，决定采用西法，预备立宪。朝廷行文，要求各省组建咨议局，朝廷也组成资政院。规定在一九零八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时间预备期为九年，并决定在一九一六年正式召开国会。后在新派压力下，清政府又将立宪期提前到一九一三年。
朝廷谕令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为民治机关，咨议员由民众按照选举法选举，议长由议员公选，严格规定不许官员参加。
此为中国人第一次有了选举权。
民众所选举的议员，都是地方素有声望之人，大都为乡绅学子。这些布衣平民能参政议政，自然能提出很多有利民生、杜绝腐败的建议。后来各地咨议局对朝廷和地方官的建议太多，地方官对于咨议局渐渐觉得头痛。清政府亦怕议员们得寸进尺，时以为虑。
而各省咨议局中的咨议员，都有积极分子，他们认为九年时间实施立宪，期限太长。主张缩短年限，并联合各省咨议局，进京向清政府请愿，请求缩短立宪年限。
清政府对各地咨议局，本有戒心，见这次他们竟来进京要直接干预朝廷大政，更加厌恶。故拒绝缩短立宪时间，劝代表们出京。代表不从，朝廷竟命警察厅将他们强行递解回籍，令代表们寒心不忿。
当时，清政府宪法草案已成，国会已开始建筑，立宪年限缩短几年，并无大碍。那些咨议员本来大都是主张君宪的温和派，由此被逼由积极转为激进，认为政府不讲民意，成立咨议局是玩弄权术。
于是各省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咨议员，有许多后来反而变为排满的革命者。
戊戌百日维新虽未成功，换来慈禧的九年立宪，也可以说是有失有得。可惜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咨议员以拥护君宪始，而以造反革命终。朝廷中有识之士，对此言之痛心。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死。第二天，慈禧太后亡。
这二位的死期，就令人生疑。
慈禧时年七十四，可以说她哪天死都是正常的，可光绪年仅三十八岁，素无有碍生命之重病，又不是死于其它意外事故，突然暴亡，所谓何来？朝野都传闻光绪死于慈禧谋杀，这种怀疑，近年得到证实。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用现代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在北京正式宣布光绪皇帝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一段纠缠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
毒害光绪之人，只能是慈禧。
慈禧实际统治中国近四十年，名曰垂帘“听政”，实则垂帘执政。光绪“亲政”恰恰是听政。但光绪不知韬晦，在无实权状态下，治国纲领每每与慈禧意见相左，自育祸根。
慈禧担心自己死后光绪掌管国柄，重施新政。但要阻止光绪正当复位，几乎不可能。唯一办法就是暗杀，将其消灭。
光绪死后当天，奄奄一息的慈禧即命醇亲王载沣子、年仅三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说明毒害光绪，早有预谋。
  慈禧、光绪死后，清廷皇族执政者执意要收回皇权，消弱地方权力，这就更加冷了新派和汉人官僚的心，更冷了立宪派人士的心。
他们自己提前敲响了清朝皇室政权的丧钟。
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赔款的外侮内耻，使一部分有志之士逐渐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道路产生了怀疑，孙中山革命党人武力革命的主张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
于是，在暴力的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那些文武大臣袖手旁观者多，临危受命的少。有人还帮着起哄，甚至参加了这场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只留下了七十二烈士的英名浩气，但几个月后的武昌起义，则一哄而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
  继而全国响应，一举推翻了貌似强大的满清政府。
  这一切绝不是侥幸，而是历史必然。
民国新政。湖南军政府着手建立革命新秩序，废黜科举入仕，剪除男人蓄辩，制止女人裹脚，禁止农户种烟（罂粟）。扫除陋习，倡导新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近代古文家湖南人吴恭亨，为辛亥革命题写的楹联“厥功首功，武昌响，长沙应；今日何日，专制死，自由生。”欢呼专制死亡，庆祝自由新生，最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心态。
中华民国元年是公元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一月二十五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二月十二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二月十五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目的是为削减袁世凯的权利。三月十日，袁世凯于北京就职。
一九一三年三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举国震惊。袁世凯独裁之心也逐步暴露，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南方数省宣布独立反袁，史称“二次革命”。由于孙中山讨袁实力不足，各省军阀同床异梦，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袁世凯国民政府通缉，再次出走日本。十月，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他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党，撤销了国民党四百四十八人的国会议员资格，激化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矛盾。
刚刚建立起来起来的民国新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
四川熊克武闻知袁世凯如此歧视国民党，立刻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司令部发兵讨袁。但四川保袁军很快收复了重庆，如此各路人马今日你来，明日我去，后日他到，陷入混战，百姓苦不堪言。
民国三年初，袁世凯解散国会，停止参议院、众议院活动，废止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成立袁氏参议院代行立法。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革命党，在东京举行选举大会被选为总理，着手在全国组织讨袁。
至民国四年，袁氏参议院召集民国代表大会解决国体，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发动劝进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终于架不住皇权帝位的诱惑，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洪宪元年。
辛亥革命顺应历史潮流，推翻几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国百废待兴，袁世凯在此时如此倒行逆施，必然加速其自身灭亡。
当月，云南起义，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各地闻风而动，纷纷响应。
延至民国五年，贵州宣布独立，继之广西独立，广东、浙江、山西、湖南相继独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军议和，待黄粱梦醒，遂大势已去。袁氏一病不起，羞愤而死。
民国国会随之恢复，各省取消独立，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纷乱局势，暂时趋于平稳。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二月，段祺瑞内阁主张介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但国会仅采取对德绝交，不愿意对德宣战。段祺瑞不满，召集各省督军开会，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被总统黎元洪拒绝。黎元洪继而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引起督军团叛变。徐州等十三省通电“请”黎元洪辞职。黎元洪没有枪杆子，只得临时抱佛脚，招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保驾。张勋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黎元洪被迫从之。张勋入京后并没听命于黎元洪，而是立即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政变。
张勋复辟闹剧很快收场，被段祺瑞降服。黎元洪因引狼入室，被迫避位。段祺瑞誓师马场后，收复北京，恢复总理职务。冯国璋继任总统后，中国对德宣战。
孙中山见段祺瑞挫败复辟，心中大喜，苦口婆心劝段祺瑞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段祺瑞置之不理。孙中山无奈，南下广州组织护法。粤、桂、滇、黔、湘五省相继宣布独立，支持孙中山。国会非常会议于八月在广州召开，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至此，中华民国有了一北一南两个政府。
北政府段祺瑞主张对南方用兵，但在湖南、四川受挫。直系督军奉冯国璋旨意通电主和，段祺瑞主战无效，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参战督办。
张勋复辟闹剧前后历时仅十二天即失败，因事件发生在丁巳年，史称丁巳复辟。张勋复辟时间虽短，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将民国以来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权威系统彻底打翻，使北洋集团分化。
张勋复辟事件后，段祺瑞与冯国璋兵戎相见，使民国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议会争执付诸于军事较量。
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一下都演变成赤裸裸地兵戎相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证实。
除此之外，张勋复辟还间接使得吴佩孚、冯玉祥两个北洋后辈崭露头角。
实际上，张勋复辟的本质并非是封建王朝保守势力对中华民国的反扑——亡国的清朝已经没有这个力量，而是民国各派政治力量以反击复辟为幌子，进行的一场利益争夺战。最终，导致各路军阀混战，形成地方武装割据，中华大地走入实质性分裂。
虽然北政府段祺瑞军人派系多次对南用兵失利，但消灭南方军政府的之心不死，依然频繁对南用兵。中原战火四起，军阀纷争地盘。奉天张作霖率部入关，兵临京畿城下，一面声援段祺瑞，一面胁逼冯国璋。冯氏无奈，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直系军人则因不满段祺瑞偏心皖系，酝酿倒阁。段祺瑞先后授地方军阀吴佩孚、曹锟、张怀芝等以高位，以收买为之出力，终无效果。而北方政府以安福系（安福系是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成立，徐世昌当选总统，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新国会成立后，南北罢战议和，段祺瑞武力征服南方政府的政策至成梦幻。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亦告结束。
而南方军政府继续高举护法大旗，通告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和平正义，承认本军政府，不要承认北方政府单方面的选举组阁。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五月，广州南方军政府的国会非常会议，改组军政府为会议制。改元帅为总裁，选举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岑春煊被推选为军政府主席总裁，孙中山不甘冷落，离广州去上海。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开幕。
为参加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山东主权。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北洋政府准备承认此项丧权辱国决定，此一消息传到天津，激起国人强烈反对。天津及全国几个大城市立即掀起学生及民众反对签订巴黎和约、抵制日货高潮。
当年二月，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孙中山以和议必须以恢复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先决条件，北方政府不愿接受，议和会议无实质性进展。五月，北京高校学生开始举行抗议，四日，学生三千余人汇集天安门，悬挂“还我青岛”血书，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学生放火烧毁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上海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闻风响应支持，史称“五四”运动。
“火焚赵家楼”事件，学生的一时激愤可以理解，超出法律底线的过激行动也是事实。学生有愛国之心，缺愛国理性。纵火伤人，与爱国无干。一个健康的社会，公众对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有权进行抗议。但抗议需要理性，不能打砸抢烧，肆意发泄。反过来，政府对抗议者的质询，应予解释、回答。即使是误会引起的抗议，也只能说明澄清，进行疏导。而不能镇压、欺骗。
事后，北京政府基本采取了克制态度，六月中旬，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六月二十八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后，苏俄暴力革命的思想在中国播下种子，以后各种学说，各种党派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中国长久的法制、民主建设，有启迪性，也破坏性。
广州军政府外受北方政府武力非难，内遭桂系实力派排挤，被迫转移云南。这当然不是孙中山所能忍受的，孙中山命陈炯明讨伐桂系实力派陆荣廷，陈炯明不负所望，克复广州，军政府使得回迁，也奠定了他自己的军事实力。
南方战事未停，北边战火又起，直皖两系不和开战，直系联合奉系击败皖系。但直系崛起，奉系亦不甘落后，积极向关内扩张，又联系皖系残部，希图染指长江一线。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北伐，统一全国。
北方政府直奉却发生裂痕，内阁改组。靳云鹏任总理，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奉系不满，讨伐直系，迫使靳云鹏辞职，由梁思怡组阁。是年苏俄占领中国蒙古库伦，成立外蒙共和国。继之直奉战起，奉军败北退出关外。徐世昌下令查办梁思怡，免张作霖职。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进行宪法会议。奉系在关外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脱离北政府。孙中山鉴于当时形势，与皖系、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直系。
这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年初，北伐军由桂入湘，遭受陈炯明阻扰，只得回师广东。孙中山罢免了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陈炯明佣兵抗命，率部撤离广州。孙中山旋即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赴韶关督师北伐，北伐军由李烈钧、许崇智率领向江西进发，攻克赣州。途中，孙中山闻陈炯明有异动，回镇广州。六月十六日陈炯明与孙中山公然反目，突然围攻总统府。情急之下孙中山、宋庆龄化妆逃出，在舰长冯肇宪的护卫下，登上永丰号军舰避难。在永丰号军舰上，孙中山电令北伐军回师戡乱。
陈炯明经营广东非止一日，海军三巡舰，陆战队相继背叛孙中山，附从陈炯明。北伐军回师广州失利，孙中山只好离粤赴沪暂避。但北伐军东路连捷，收复了福建，而滇、桂各军拥戴孙中山，纷纷起兵讨伐陈炯明，收复了广州。陈炯明无奈，辞去广东省长职。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在桂林，闻皖系徐树铮抵粤，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及蒋公介石为代表，与之商洽合作问题。徐树铮为段祺瑞腹心，此来也是代表段氏和孙中山商量合作。
民国十二年初，孙中山由沪回粤。陈炯明在夏间又率兵从东江进犯广州，被孙中山击退。秋天，北方政府发生曹锟贿选总统案，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十一月下旬，陈炯明再次进犯广州，又遭失败。而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却恩将仇报，背叛了孙中山，率领广东舰队北投吴佩孚。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国民党政纲，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十七人，中央监察委员五人，候补五人。其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沉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共产党员。
会后颁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决定北伐。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呈请孙中山，任命李济琛为军校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任副主任兼总队长。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副主任为叶剑英。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何应钦为总教官，教官为钱大钧、陈继承、顾祝同、沉应时、陆福廷、刘峙等。
奉系张作霖入关讨伐曹锟，击败吴佩孚。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陕军胡景翼，逼迫曹锟罢免吴佩孚职务，继而逼迫曹锟下台，拥护段祺瑞执政。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从大局出发，联合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十一月中旬，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要消灭地方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使其与国民结合，成为保国卫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谋统一与建设。
然后孙中山绕道日本，于十二月初到天津。在天津，孙中山旧疾肝病复发，只好留津休养治疗。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盛大热烈的欢迎。一月底（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手术，无效。二月孙中山病危，汪兆铭代拟遗嘱，孙中山签字。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年六十。
孙中山灵柩暂殡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北京政府议定为孙中山举办国葬，以南京紫金山为国葬地。
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始公祭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取消地方军名目，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汪兆铭任国府主席。
五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八月中廖仲恺遇刺，全国怨声四起。各地军阀纷纷自封为当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争夺地盘之战，并未减少。北政府方面则忙于清室善后，对召开国民会议毫无兴趣。
南方国民军政府根据北伐形势，感觉广州偏南，不宜一统中原，决定迁都武汉。
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年，是多事之秋，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很多人并不了解当时真实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事件，都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或避重就轻，或轻轻带过，都有过激与不当之处。
当时中国各方势力格局是，北方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当家人似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十几年竟换了十几个总统、总理。但换汤不换药，换谁都是用枪杆子说话，个个拥兵自傲，实行没有皇帝的军人宪政。他们漠视参政国民议会，拒绝民主共和。虽然他们也重视“民国政府”这个金字招牌，但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分的很清楚，并没把国民党当回事，段祺瑞甚至下令严禁军人入党。
而南方国民军政府则分化为两个，一个是从广州迁移到武汉的以汪兆铭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以率领北伐军暂住在南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南方国民政府，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国民党的政府，政府高级人事安排，都是国民党中央直接操作，党令高于政令。虽然在军队里蒋介石有无可取代的统帅地位，但在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汪兆铭则是公认的领袖。
年初，在蒋介石率领下北伐取得很大胜利，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临时会议，改变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此一决定，违背当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初衷，是蒋介石怀有私心的必然结果。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昌党部和国民政府，也是以军人为主体，挟三民主义大旗而令诸侯，一党独大已见端倪。
先行迁都武汉的汪兆铭国民政府自以为武汉已成革命中心，又有共产党支持，理所当然代表国民党中央，以正统党国自居。汪兆铭希图推行民主议政，与共产党有合作，也有分歧。
而苏俄实行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心中扎下根。共产党效法苏俄，当年在全国举行的大大小小暴动，以武装夺取政权的起义不计其数。有案可查者为：广西东兰暴动、上海工人暴动、湖南长沙暴动、秋收暴动、萍乡暴动、安源暴动、广东海陆丰暴动、八一南昌起义、天津唐山暴动（顺直大暴动）、湖北麻城黄安暴动、江苏宜兴暴动、广州暴动等等。很多暴动都反复进行了多次，有失败，也有成功。
地方军阀则你夺我抢，各自为政，独霸一方，对国民政府采取有奶便是娘，没钱晾一旁的实用主义。
东三省为张作霖地盘，任何人不得染指，张大帅唯我独尊。
外蒙为苏俄钳制独立，新疆、西藏为传统王室和奴隶主统治，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实则完全自治。
日本外相币原当年公然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的政府，他不承认中国任何现政府，最能说明当时中国纷乱的局势。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在各地举行的反政府暴动，产生在政府中清除共产党员的行动。为了“清党”在法理上能站住脚，以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中华民国首都为理由，蒋介石匆匆宣布定都南京。
南京既是“国都”，一切政令俱都名正言顺，可以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地位显得尴尬难堪。
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由此从策划步入行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林彪、周恩来、张太雷等一百九十七人。
同时国民政府装模作样，明“令”蒋介石于最短期间内完成清党任务。
国共两党，正式破裂。
回顾历史，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显然存在扩大化的事实。再说，用滥施杀戮的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也不可能奏效。结果不仅激怒了共产党，反而授人以反革命之柄。
“清党”后共产党依然存在，他们扎根在农村，且以同样的暴力方式暴动，夺取政权。原先共产党只在国民党鞭长莫及的反动军阀统治地区，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起义暴动，现在国民党既然已经变脸，那就不客气，我也不要你的旗号了，我就在你国民党的地盘里闹革命。
共产党立即树起苏维埃锤子镰刀大旗，用阶级斗争理论争取贫苦民众，用民主自由号召知识分子，以红色恐怖手段在全国遍地开花举行暴动。
共产党采用苏俄的办法实行工农革命，组织工农革命军队，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武装夺取政权，对国民党的“清党”还以颜色。
但共产党的红色革命，也明显有扩大化。
长沙有一富绅叫叶德辉，面对农民运动，他写幅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刎，都是畜牲。”对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进行辱骂、诋毁。湖南共产党订有审判土豪劣绅条例，其中有“紧急时不经审判，由民众径行处理”这一规定。于是叶德辉被共产党人易某，率众所杀。类似情况，当不止一例。
而共产党方面，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主张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以暴动取得政权。他反对提倡“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主改用“工农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对此已经不屑一顾，中共由此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开始公开进行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
对这种两党互相残杀情况，一些党外之士早有预见。浙江永嘉县几位八十多岁高龄的晚清举子，在“清党”伊始就联名致函国民政府，函称：政府因治安关系，对“坏法乱纪之共党，不得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惩其一以儆其首。此先哲所谓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是也。至于各省州县之共党，未有犯法之事实发生，不得因其居中把持即与两湖党员相提并论。解散之则可，拘禁之则不可；训斥之则可，滥杀之则不可。书之歼厥魁首，胁从罔治。旧染污俗，感兴维新。诚哉是言。”
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擅自发动“清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汪兆铭大发雷霆，他震怒之下，在四月中旬以武汉国民党中央名义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
由于武汉政府汪兆铭在党内威信很高，国民党内许多人从大局出发，主张宁汉蒋汪应该统一合作，不要让共产党从中渔利。蒋介石对汪兆铭的攻击也难以为继，为了和武汉汪兆铭方面合作，蒋介石通电辞职，以示其决心促成统一之愿望。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和汪兆铭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当时中央军都是黄埔系将领，都是蒋介石一手带起来的得意门生。除蒋介石之外，没人能驾驭的了。蒋介石虽说下野，但并没放权，中央军还是效忠于他。汪兆铭也很清楚他根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所以蒋介石以后的重新出山是必然的。论实力，蒋介石胜于汪兆铭。论声望，二人不相上下。当年中国的局势，只能由蒋介石收拾。
以“清共”为中心的“清党”运动，基本解决了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最高统治地位。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则完全是梦呓。
蒋介石国民党的“清党”，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列入清除打击对象，带来地方权力的重新洗牌，使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
国民党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及其统治模式，与中国传统政治的统治架构没有本质区别。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与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官员，实现对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多数地方豪强或士绅，重新成为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结枢纽。换言之，国民党虽然接受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理念，但其基本骨干依然保持着自上而下的委任特质。
这就决定它在走向全国政权时，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动摇其根基。
蒋介石下野后去上海，上海市民在拥蒋派操纵下举行大会，电请蒋中正复职。各地亲蒋军阀纷纷效法，通电拥护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下野，并不改反共初衷，仍然坚持当以全力扑灭共产党，主张对俄绝交，重定政策制度，暂时停止民众运动。他也料定，东山再起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蒋介石大度地电请汪兆铭来沪，商量解决党内纠纷。
汪兆铭应邀去沪，与蒋介石在党内团结上达成共识，对“清党”运动持反对态度。一向亲近共产党人的汪兆铭，不相信共产党有推翻政府的目的与野心。
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密令中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五月指示》。
但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到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先交给了汪兆铭。鲁易过分相信汪兆铭，认为他这个国民党左派会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
汪兆铭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不是和国民党合作。
于是汪兆铭突然来个大转弯，于七月中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他杀起共产党人，丝毫也不比蒋介石手软。
九月，国民党南京、上海、武汉三方代表在上海会谈，把武汉国民政府并入南京国民政府。紧接着，南京国民政府通电敦促蒋介石出山复职。
汪兆铭当然不愿是这种局面，他和唐生智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师出有名，下令讨伐唐生智。军事委员会组织五路大军征讨武汉，唐生智无力抗衡，被迫下野逃往日本。汪兆铭见机不妙，于九月明智通电下野。年底和妻子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蒋介石堂皇复出，任北伐全军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第二冯玉祥集团军、第三阎锡山集团军三个集团军誓师徐州，在第四集团军李宗仁配合下，全面北伐，所向披靡。又值张作霖被日本人害死，张学良归顺，东三省易帜。于是各路地方军阀荡尽，北伐告成，全国统一。
可是，中国人并没能在这个全国统一下，享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描绘的“民主、民生、民权”的幸福生活，而是自此全国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深渊，饱尝的是辛酸战乱与血腥死亡。
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全面长期围剿下，只好被迫放弃，转移延安。
国民党在八月召开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决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训政。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
训政的内容，是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的全部县级政权训练结束，即可进入宪政时期。
假如当时没有军阀，假如当时国民党不搞一党专政，假如当时共产党也不搞暴力革命，假如当时两党用和平竞选来决定谁执政，假如当时就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刷新，日本人也不敢侵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就会改变，中国，乃至全人类就会少受许多磨难。
可惜，假如不是现实。人类美好的愿望总是被现实嘲弄，现实很无情、很残酷、很血腥。
但卢沟桥事变打乱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训政部署，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放下党务政务，面对外敌。
日本人的入侵，也缓解了共产党红军的危机。西安事变，则彻底改变了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团结对外，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又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可以说，国共双方对这次“合作”都无诚意，共产党是兵败之下以救国大义求安，国民党是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讳无奈之下隐忍。
总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是言不由衷，国民党是有苦难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在中国北京（北平）卢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以武力侵略中国。
七月，平津沦陷。
八月，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前提下，国民政府收编延安共产党红军为第八路军，收编江南各地区共产党军队为新编第四军。
八月十三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革命军的奋勇抗击，打响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抗日战争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国民革命军在此战投入步兵七十八个师、七个独立旅、三个暂编旅、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宪兵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四个团，炮兵七个团，兵力总数在七十五万人以上。
中国国民政府空军参战部队为第二至第九大队等八个大队和一个暂编大队，约二百架飞机。中国国民政府海军参战部队，为第一、第二舰队和一个练习舰队，一个鱼雷快艇大队和江阴等地要塞部队，约四十余艘海军舰艇。
何应钦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于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报告中宣布，淞沪战场中国军队伤亡已达十八万七千二百人。此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二日之间，伤亡约为十万人，两项合计约为二十九万人。何应钦将军后来回忆淞沪会战说，我军消耗竟达八十五师之众，伤亡官兵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人。所以，伤亡三十余万人比较准确。
日本参战部队总兵力在二十八万人，其中陆军部队共出动九个师团又两个支队，一个混编陆战队。其中隶属上海派遣军的为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一零一师团等六个师团。隶属于第十军的有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共三个师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和原属台湾守备队的重藤支队。海军部队参战的有第三舰队和第四舰队，舰艇三十余艘，其中航母三艘。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资料透露，日本参加淞沪会战作战飞机约三百九十架，其中陆航二百一十架，海航一百八十架。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发动侵华战争开始时，曾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中华”，但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了三个月，才勉强攻下中国军队的阵地，使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刮目相看。
日本上层人士已经明白，绝对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三个月消灭中华”已成梦呓。
日本在华战争与民生资源经不起长期消耗，一旦无法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日本无法避免的命运。
蒋介石向全国、全世界宣告：“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壮的声音。
此刻，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全部的军事力量，攻击中国东线上海一带。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
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求全国军队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并准备迁都重庆。
八月十六日，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在晋北大白水发生激战，国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殉职。十一月，日军由杭州湾绕道安徽广德、宣城，直逼南京。十一月九日，太原失陷。二十七日，济南失陷。十二月中旬，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汉奸政府。
十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南京失陷，日军进城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豪无人性的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后，十二月一日重庆正式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一九四零年九月六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重庆是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最高指挥部，也是世界著名反法西斯中心之一。不仅是中国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青年学子纷至沓来，大批著名的教育家、学者都相继来渝。众多文化艺术界名流也在此时来渝工作、定居，使陪都重庆的文化兴盛一时。
他们在当时留下诸多的遗迹、轶事，都成为重庆今天独特的人文景观。
国民政府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重庆市中区都邮街广场建成一座碑形建筑，名为“精神堡垒”，为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共五层，通高七丈七尺，象征“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为黑色。
汪兆铭则由开始的对日主战，逐步转变为对日“外交”，进而对日妥协，直至变节投降。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兆铭，从重庆乘飞机出走，逃往越南河内。次日（二十九日），发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兆铭在上海与周佛海、陈璧君召开伪代表大会，变节屈服于日寇。一九四零年，汪兆铭在南京召集伪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伪组织，公开当了汉奸。
由是，国民政府正式通缉汪兆铭等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珍珠港基地，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欧胡岛的飞机场。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其战略目的而言，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它的结果超过偷袭计划者最远大的设想。在整个战争史上，这样的成果也很罕见。在此后六个月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基本瘫痪。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威胁，日本对其它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可以彻底忽略。此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势力一直扩张到印度洋，都与此有关。
从历史角度看，偷袭珍珠港对日本是一个彻底灾难。对一个军事基地的袭击成功，不会也不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生产力发达高的国家。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海军主力舰四艘被击沉，三艘受伤。但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当时没有一艘在港内。美国海军依靠航空母舰和潜艇，抵抗反击日本。事实证明，日本将偷袭珍珠港，将美国主力舰摧毁的作用，比预想的要小得多。
最重要的是，珍珠港事件立刻将一个本来意见不齐的美国团结起来，将美国人激怒并在全国动员起来，这可能是后来盟军要求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主要原因。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珍珠港的袭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战败的命运。
珍珠港事件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一起结盟，都要打击共同敌人。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半年内，先后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一直推进到澳大利亚附近。但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美军与盟军由守势转为攻势。
在中国战场上，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但自身损失也十分巨大。为此，美、英自动废除了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比利时亦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以支持中国政府抗战。
有些史学家及教科书，把美英等国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时间，说成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绝不是无知。心理上隐瞒历史真相的猥琐，是主要原因。
一九三七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访问美国，圆满完成在美国募款的任务，并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
美国国会则顺势废除已有六十年的“排华法案”。
在宋美龄运作下，一九四一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由罗斯福政府暗中支持，以私人机构名义用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美籍志愿大队，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帮助抗日。
“飞虎队”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在三十一次空战中，飞虎队以五至二十架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二百一十七架，自己仅损失十四架的战绩，使“飞虎队”在中国家喻户晓。
一九四二年七月，“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骨干力量。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七月，“飞虎队”在华作战期间共击落日机近三百架，二十四人在战斗中牺牲或失踪。“飞虎队”还担负中国战场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的枢纽——昆明和仰光的空中防务，并帮助中国运送物资。一九四三年，“飞虎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协助国民政府空军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这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
中国、美国、英国三国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协调行动，讨论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会议发表的公报史称《开罗宣言》。
宣言声明：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惩罚日本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地区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攫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宣言最后宣称：将坚持长期作战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开罗宣言》是确定日本侵略罪行及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国际文件。
国民政府与美国、英国正式废除了过去一切不平等条约，签订了平等新约。
美国同时废止了限制华人入境法案，此法案至今在台湾有效。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加达举行会议。苏俄斯大林以中国旅顺大连海港、东三省铁路权益，以及中国外蒙独立为条件，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史称雅加达密约。民国政府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屈辱地同意了这个条件。
有把苏联出兵东北说成是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援助，令人齿寒。
早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对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作战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二十六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一九四五年四月，来自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六月十六日，五十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后又有波兰补签。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递交了批准书后，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中华民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外长，为联合国会议主席，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的五位创始成员国构成。二战期间反法国在一九四零年战败，被德国占领，故法国没参加反法西斯同盟。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规定：中华民国、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席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一九九一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席次为俄罗斯联邦所代替。
中华民国政府不仅是最早参加联合国的成员国，而且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可惜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历史常识。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国会声明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八月，中国、美国、英国发表波茨坦宣言，督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美国于八月六日、九日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
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
当日，蒋介石向全国广播，宣布抗战胜利。
同日，国民政府宣布全国本年停止征兵。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三天，沦陷区各省，本年免征田赋，还决定后方各省市县，在六个月内成立民选参议会。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九月三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日本战败投降的原因，除了国际因素，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及美苏等国际援助和支持参战，美国在日本本土使用了原子弹以外，中国国民革命军的顽强抵抗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
当然，日本战败投降最本质的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
解放军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版，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
究部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统计：
国民革命军师级以上将官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以时间先后为序，含不屈自尽）的有：
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刘家麒中将，吴克仁中将，高志航空军少将，夏国璋中将，吴国璋中将，饶国华上将，萧山令中将，姚中英少将，司徒非少将，刘震东中将，王铭章上将，邹绍孟少将，赵渭滨少将，范庭兰少将，刘桂五少将，周元中将，李必藩中将，黄启东少将，方叔洪中将，付忠贵少将，冯安邦中将，林英灿少将，李巩良中将，张谞行中将，王禹九少将，陈安保中将，唐聚五少将，韩炳宸少将，马玉仁中将，丁炳权中将，郑作民中将，钟毅中将，张自忠上将，张敬少将，戴民权中将，王竣中将，梁希贤少将，陈文杞少将，唐淮源上将，寸性奇中将，金崇印少将，石作衡中将，赖传湘中将，朱实夫少将，李翰卿中将，武士敏中将，朱世勤中将，郭子斌少将，戴安澜中将，王凤山少将，胡义宾少将，张庆澍少将，周复中将，张少舫少将，高道先少将，江春炎少将，彭士量中将，许国璋中将，孙明瑾中将，卢广伟少将，李家钰上将，陈绍堂少将，周鼎铭少将，王剑岳少将，王甲本中将，阚维雍中将，陈济恒中将，吕旃蒙少将，齐学启中将，胡旭盱少将等等。
共产党方面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有：
八路军左权（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
新四军罗忠毅（师参谋长），彭雄（师参谋长）。
东北抗日联军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有：
李学忠（军政治部主任），王德泰（军长），夏云杰（军长），宋铁岩（军政治部主任），陈荣久（军长），金正国（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军政治部主任），李延平（军长），王光宇（副军长），王克仁（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王汝起（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赵敬夫（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高禹民（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汪雅臣（军长），张忠喜（副军长），魏拯民（第一路军副司令），郭铁坚（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参谋长），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共有十一个军，最多时有四万多人，即一个军近四千人，与正规军编制不同。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基础上建立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两百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包括汪伪军、伪满军、伪蒙军）最多时超过一百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两百一十万。据日本厚生省一九**年调查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四十四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印缅战场上歼灭的约十六万日军。其中一百二十六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五百万人。
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二十二次大型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一次大型战斗，两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小型战斗。
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四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损失战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四百多万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规军事力量损失五十八万，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在内的损失。
中国平民约有九百万死于战火，九千五百万人成为难民。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无法计算。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远征军战功赫赫，却鲜为人知。
远征军是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援英国军队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陆军，以及保卫中国西南大後方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是根据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弘扬了中国人的国际主义，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大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投入兵力总计四十万人，伤亡接近二十万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中国军队入缅对日作战，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可惜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可以同患难，而不能共掌权。国共几番和谈破裂，第二次合作以分裂告终。
八路军、新四军、抗联以及共产党所属武装，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在日寇铁蹄下的创伤未愈，又陷入四年内战的苦难。这四年内战，又称之为解放战争，亦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次战争正式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歼灭国民国民军六百二十五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各级政权。
这场战争，是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反对国民政府黑暗的独裁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平、民主之战。
实际上，这是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国柄的战争。
共产党呼唤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政，要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铮铮誓言，赢得国民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一党独大，失败是必然。
一九四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偏安台湾。
一晃六十多年，共产党未能解放台湾，国民党也没能反攻大陆。两岸由敌对，到封锁，由缓解，到三通，逐步明智。
但两边在治国理念上，都发生了实质变化。
台湾，已经由专制步入民主。
大陆，在坚持共产党领导。
其实，在大陆老百姓心里，想得是能通过劳动致富，过上好日子，足矣。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足矣。能有公平，足矣。
问题是，一百年来，这都是梦想。眼睁睁，社会不公越来越明显。
权利暴富，比起一百年前还要过分。
共和、宪政，自由、民主，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你将向何处去？
诗云：辛亥革命成一梦，宪政民主渺无边。百年断肠说往事，四野哀鸿怒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