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帖新晒] 苦难岁月的伟大先知

周泽雄

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郎好在尺牍中比勘世务，条陈人情，在致徐汉明信中尝放言道：“世间学道只有四种人，曰玩世，曰出世，曰谐世，曰适世。”仔细玩味他为这四种君子贴的标签，我发现那位也许是近代中国最为坚忍的求道士顾准，竟难以在其中找到投宿点。一定要将就，则只能从“出世”一派中依稀摹其形似，然而顾准又何尝一日出世忘世？所谓“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之类行藏，与我们“世人皆醉我独醒”、“独骑瘦马踏残月”的顾准，应该说只具有皮相的共性。

借用《微精神分析学》一书作者西尔维奥•方迪的话说，世上别有一种“灵魂的学者”，此派学者通常“比别人要多问自己一千次‘为什么’，比其他人要多怀疑一千次，哪怕只是问自己有无必要问‘为什么’……灵魂的学者自认无知，也不为人知，他是精神的乞丐。”这是一位独立不羁、空诸依傍的精神探索者，由于志向的过于高迈，探索的领域与寻常所谓专家的视野也就大异其趣了。因此，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一般也就很难界定他们的学术范围。作为“灵魂学者”的顾准最初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会计学家，在中国现代会计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作用。早年的社会革命家经历也使他经受了足够多的社会实践，并因此增长了历练。建国后他担任了较高的行政职务（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作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专家型领导，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足以傲视同侪：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国人重视的“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理论，顾准早在五十年代就率先提出了。然而，出于不可遏止的探索真理的渴望，这位“灵魂的学者”居然在“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动荡年代拟定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读书计划：准备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史等）”，且不说此时的他还“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由于死神降临过早，顾准的计划事实上只实施了两年。一位经济学家而有如此人文抱负，也许在域外尚算不得多么不同寻常，但在学科壁垒相对森严、不同学科“老死不相往来”的我国学术界，实在称得上绝类无伦。更何况我们又意外地发现，顾准甫入史学领域，便立时显出了他的内行和渊博，把握问题、切入核心的能力又是如此与众不同。他所具备的国学与西学根柢，可以令绝大多数相关学者瞠乎其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透彻了解和系统把握，在国内学术界似也难逢其俦。对经济学的敏感使他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理解并透析国内的社会政治现象，拥有的多种相关知识又使他能只眼独具地对纷纭复杂的学术难题作出清晰的辨析。如他关于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出色分析，主要便是通过阅读《艾凡赫》之类骑士小说形成的。顾准的学术视野既是如此宏阔，学术志向又是如此宏大（正如钱钟书这样以断烂万卷为使命的美妙智者一样），我们很难断言哪些知识领域曾逸出他的阅读范围。同样令人费解而又庆幸的是，似乎有一条秘密渠道为他提供所需的报刊书籍，使他能以右派之身而跻身当时学术前沿。当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顾准未能获睹，不然，必又有天才之见出现。回首自己书架上这本尘封已久的韦伯大著，不免怅然难抑。

虽然自古英雄常磨难，从来红颜多薄命，但如果一定要以“吉尼斯”的标准去找到那位人类中蒙受苦难之最者，我们又未必有把握在诗人或思想家那里找到，除非换个说法，即不以“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之类生活上的外在打击作为依据，而仅以感受苦难的思想深度作标准，如是，我们或可大胆地将人类心灵的苦难史浓缩在一部思想家的编年史之中。因为，同样的人间苦难，它所引起的心理震荡、情感蹉跌是会因智性、感性力的高下而因人而异、高下悬殊的。以顾准的卓绝才能，联系他文革时身心两方面遭受的重创，我们当能想象他那股与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的“孤愤”约略仿佛的苦痛心境。然而，奇怪的是，正如我们没能在一部《史记》中读到多少太史公借题发挥式牢骚，在朴实凝重的《顾准文集》中我们同样没能读到作者对自身处境的怨怼，更遑论发泄性的言词了。按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原属作者与其胞弟陈敏之的私人通信，在通信中抒发个人真实心境，本来也属情理之常，正如太史公的牢骚我们主要是在那封《报任安书》中听到的那样。然而，顾准的文字里竟永远有着一种出世的冷静和从容，仿佛我们面对的乃是一个超然三界外的隐士高人，尽管作者的学术倾向和人文关切又显示了他比我们更关注祖国，更盼望国家的雄强和昌盛。“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说这话是在1973年6月11日，唉，那是一个怎样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时代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正以其铁爪般的双手，使每一颗独自求索的心灵瑟瑟发抖。在这场旷日持久而又骇人听闻的政治连续剧中，多少中华才士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们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坚忍和操守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他们或在干校或在牛棚，从事着与自己生命价值迥异的劳作。希望他们在此种境遇下依旧进行创造性的文化建树工作，无疑是缺乏反躬自问态度的苛求，如果有人居然这么做了，我们便只能以例外视之。这样的例外曾出现在风华绝代的钱钟书先生身上，众所周知，他的名山巨著《管锥编》正是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锱铢累积而成的。钱先生当年遭受的惨痛也非一言能尽，爱婿王得一之被迫自杀似乎仅是悲惨故事的一个小小序幕。只是，这个例外出现在顾准身上时，我们受到的震动却更为剧烈些：他贤淑的妻子汪璧，在被迫离婚后自杀身亡；他的儿女虽然最终也能承认父亲是“淌着地狱的河水过来的”，但当时他们毕竟声明与父亲断绝了父子（女）关系。根据王元化先生的记忆，顾准还是中国唯一一个被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个人遭际又极为动荡，在深度上不亚于曹雪芹，在艰窘上又远逾芹溪居士举家食粥的窘境。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能够从他的书信中读到大量警醒过人的句子，却鲜能读到任何愤懑之语（这一点也正和《管锥编》相似）。他几乎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能量，可以容忍并消化人间所有的打击；人间摧毁了他的一切世俗希望，看来却愈加擦亮了他的理性之眼。

看来他属于那种立志要走一条自毁之路的殉道士，当他指出中国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的“个人主义”者时，便也同时坚定了自身的求道立场。他把原本属于抚摸创伤的时间都用来从事思考和写作了，只把惨绝人寰的个人故事交给后来者去叙述；如果没有后来者，那就听任湮没无闻，仿佛身历奇冤者只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名真正的智者，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具有烈士情操的强者。我很难单方面将他的成就归之于才华惊世或胆量过人，也许，正因为他本身承受了超人的苦难，才使他更有资格去看破悲惨世界的幕后背景。一个睿智的人，也许会屈服于环境（如周作人，如海德格尔），但一位明哲的烈士，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他了。顾准能存在于中国既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平心而论也不得不说是特例。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先人中曾有谁给他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榜样，致使他在万马齐喑、黎明不见太阳的年代，能执着地进行那不仅希望难觅、反而有可能因这些危险文字而加剧自身苦难的思想探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类先烈吗？不，他们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即“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此外，顾准文字得以留存下来，本身也只能从特例去考虑，就像秦始皇庞大的兵马俑得以昭见天日一样地不可思议。且不说后者虽然给后人带来持久的激动，其本身却不过是历史的愚行，而历史垂顾于顾准的这点奇迹，如果我们这些无论在良知还是能力上都只有汗颜之份的后人能够认真加以面对，则它对中国今日的腾飞无疑更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这也正是顾准所深切期望的。我们遗憾地发现，由于顾准惊人的预见性和深刻性，他的不少见解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依旧显得过于前沿和锐利，无法为我们这些不肖的苟活者所汲取。顾准有知，只能继续发出来自地底深处的浩叹。一个民族出现顾准这样的思想英烈，总是该民族的自豪，但这份自豪该民族注定只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会到，又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悲哀。圣贤的寂寞，原是同愚人的喧嚣一样久长的。

在我面对前贤今人的伟大著作时，常常会感到某种似乎宜定名为“生日无多者的笔墨”。如本世纪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著作即是，霍金属于那种随时可能接到死神召唤的人，因此，虽然我很难读懂他的作品，即使只是面对他的通俗小册子《时间简史》，但从他文字里散发出的简洁冷静至极的气息中，我们仍然不难窥出死神的阴影在纸间游弋。死神如大敌当前，生命情境又是如此仓促，凛然命笔者便很难再有舞文弄墨之情。换言之，由于这样的作者差不多是以撰写遗言的心情从事着著述，他们除开说出最为刻不容缓的文字外已无暇旁顾，包括对自己身世作任何写实描述或浪漫陈情。说到顾准，虽然他的治学条件相当简陋，并且除了兄弟陈敏之外早已得不到任何来自他人的理解和鼓励，但他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拒绝让任何个人性的愤懑之语侵入理性思考。不能认为这是因为顾准的顾虑或胆怯，他信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就其思考的深度和力度而言，不少都是直到今天都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的。因此，我们似乎只能从那种“生日无多者的笔墨”去理解其缘由。我们知道太史公是在数次意欲“引决自裁”的心境下，以“隐忍苟活”的态度写下他的《史记》的；明代著名散文家张岱亦尝数次有意自决，只是为了那部有一代国史规模的《石匮书》，才“视息人间”。我们知道有人即使在为儿子写悼词时，也会忍不住逞弄一下文采：他大概以为儿子被减去的寿数上帝会还给老子罢？然而，当一个人知道（或认为）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然不多而自身在人间的功业又远未完成时，形之于笔墨，便会生出别一番精警冷峻之象。还可以再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本人的经历较之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更为凄惨，然而他的笔墨却又总是倾向于去挖掘并述说穷人的故事。他弱冠之年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穷人》，这绝非偶然。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那部长篇小说《白痴》中读到一段带有自传意味的文字（他在小说中顺笔描绘了当初面对行刑队枪口时的一点感想），在其余场合我们便只是感到一个将满腔愁绪寄托给俄罗斯苦难心灵的道德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在半年内目送了三位最亲近的人离开人间，妻子玛莎，哥哥米哈伊尔，好友格里戈里耶夫，而自己又被恼人的癫痫、巨额的债务弄得焦头烂额。他数次萌发轻生的念头，而当时彼得堡的不少读者也确实以为《死屋手记》的作者已经不在人间。然而正是在此时，他开始以一种与死神扳手腕的劲头撰写他的传世杰作《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一个人可以承受任何苦难，我只担心自己配不上所受的痛苦”，在他的所有小说中都得到了验证。像一只自伤自怜的天鹅那样只是徒劳地试图用临终的歌声打动他人，这不是陀氏的风格，正如它也不是顾准的习惯。也许还可以一提斯蒂芬•茨威格那部具有绝笔性质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在该书篇末他写道：“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活过。”写得漂亮！然而敏感的茨威格写完这些话后毕竟选择了煤气，我们坚韧的顾准则永远不会走上这条路，即使他早已知道生日无多。顾准的思想斗士品格决定了他不会向任何既存势力妥协，因而也先验地决定了他令人悲悼的结局。自杀，不，他宁可选择火刑柱。顾准的确提到过自杀的可能，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信奉进步的顾准写道：“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

读陈敏之撰写的顾准小传，我们并没有发现“言必称希腊”的顾准有过留洋之举。联想到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四围充斥着不忍卒听的杀伐之声，举国上下都在以“最高指示”作为指导万物的座右铭，惊人的蒙昧则以十面埋伏之势围剿着任何独立的理性思考，在此背景下，顾准的长夜求索便具有石破天惊之势。当前学术界似乎已生出一股顾准热，我庆幸之余又不无忧虑，在我看来，炒作的方式根本上就是与顾准扞格不入的，正如我希望心中没有敬意的人嘴上永远别提上帝。至于我，我只是以一位无知后生对我们先知型前贤的无上敬意，在这里记下粗浅的感悟。

1996年11月

网事情缘

1996年的时候是我刚刚接触到顾准不久，为了他的那本《顾准文集》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书店，现在他的这本书被我藏的很深。后来陆续也买过他的其它一些书，像日记之类的。

读顾准的书很痛苦，他理论并不特别深奥，但每一句话似乎都把历史放到了我们面前，是在用顾准的文章对照着历史，因此，他具备了思想史上的开拓性。

李大兴

刚发贴，就看到泽雄兄重发，转一下：泽雄兄所言甚是，顾准先生是追求真理的殉道士。因此，不为常人理解包括其子女。其实，学部自72年干校解散回京后，相对而言环境不算太残酷。但凡牛鬼蛇神太多之地，便应了“法不责众”这句话。即便在文革最烈时，真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也为数不多。到了七十年代，如顾准先生子女那样生前拒不见面的是绝无仅有吧？

同意网事兄“具备了思想史上的开拓性”一语。

阿吕

好的，我也转一下：老周以前的文章真是好！要顶一下。 呵呵

周泽雄

网事兄嘱我另贴，不敢不从呀。
其实，我自己看当年的文章，还是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深感其中有词肥意瘠之处。
这篇小文，写完后寄给了《东方》（当时北京一家非常优秀的人文刊物），编辑说马上用。我一受鼓舞，十天后又寄给《东方》一篇文字，好像是《千年文化经验的失落》，结果，《东方》告诉我，他们认为后一篇更好，遂决定弃用前一篇。
呵，我等于自己把自己淘汰了，真是找事。那个《东方》在用稿上大概有点特殊规定，不用陈稿。
那年头，中国可以发此类文章的刊物，总共没有几家，此地不留爷，也就不太有别地了。大概过了两年，我才想到把它重新寄给《书屋》，结果，还中了一个《书屋》年度读者奖，也算意外之幸。

菜农

跟随阿吕喊老周，确实老周的文章就是文采斐斐。
主要是从人文的角度来感知伟大的先知，而不是从先知本身的逻辑来分析，尤其是那种遗言式的写作的理解，这点很好。

兮兮

谈到文采，俺说句感受，老周文采太重了，密密麻麻的锦绣缎子，针脚繁复细密。这是风格了。
第五段好像克制不住知识批发欲望，可惜了点。

周泽雄

谢菜农，我也觉得关于遗言式写作，是我的一个小发现，用在顾准身上，尚可。
再谢兮兮批评。兮兮所道，也就是我5楼自陈的“词肥意瘠”。从我来讲，文采近乎一种原罪，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消除它。如果单纯说文采，小文是逆向的，我三十多岁时的所谓文采，盛于四十多岁的，但逊于二十多岁的。我希望有一天，不再被别人谈论文采。
在我眼里，文采不应成为一种孤立的标准，文采应该自然地溶化在文章里，而不是以触目的方式，引人击掌，或使人沮丧。古人谈文，有“化板为熟”及“由熟返生”之说，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境界，说成境界就比较难操办，所以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步骤，类似外语5级8级之类，这样想的话，就并非不可为。

阿吕

老周这种点石成金的文字驾御术，要克制少用，难免可惜。周身三千里择其雄者，入其法眼者自是寥寥，固是玩笑，然周遭三千里择其雄者堪与之比肩者寥寥，应当之无愧。小周文采过重之谏，老周且当风吹过耳可也。否则每十年脱一层华服，假以时日，岂非与我等裸奔无异？届时就看不出谁是谁了，哈哈

周泽雄

呵，兮兮这么说，我视为一种揶揄，不可当真，不敢当真，不配当真。
民间棋道里有“裸奔流”之说，俺即使一路爬爬，也无妨心系中原的。
谨祝阿吕中秋快乐！

网事情缘

相反，我很反对泽兄企图“努力消除”文采之举，我的意见仅仅是在保留固有文字特点的情况下，增加一些学术的叙述。12日晚聚会时，我还和邵建说，泽兄完全具备应有的学术水准，相比当下的很多学问家、专家，只高不低。以泽兄斐然文风，再增加点学术分量，这应该算不上很难的事。

林泉

确实，周先生文章里的文采和信息都属于密度挺大的，得让人慢慢消化的那种。只是语句和文意有时有复沓感。以这篇看，类比比较多、结构稍显重叠。当然还是很好看。
象顾准这样沉着的先知，离现实好遥远，却真实存在过。

周泽雄

谢谢诸位给小文会诊。值此中秋良时，谨祝诸位吉祥快乐。
网事兄所言，去除对俺的鼓励部分，我是这样看的。是否当学者，首先取决于一份性情或抱负，你得先想当学者，然后才可能当好学者。假如内心从无此意，就算具有学者的相关资质，也是当不好的。不巧，俺内心就是从无此意。我写一些可能会让人误认为学术的文字，常常还会特地弄些无关笔墨，以勾兑、稀释小文中的学术腔。
王蒙十多年前曾经提倡：“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不细究，他的话是有道理的。细究的话，则还容斟酌。比如，学者是否作家化，是一个锦上是否需要添花的话题，可以添，也可以不添。学者之笔能够摇曳出一番文学天地，自是美事，但美事难求，如果不幸弄成文不文、学不学，反倒坏事。另外，对真正有志于学的人，文事不过余事，学术文章里的文采，只有在从事大众学术普及工作时，才有功能性可言，倘否，如前所言，充其量算锦上添花。没有那束花，锦还是锦。
而作家学者化，只要我们不把“学者”二字过于拘泥，而是限定为一定的学养，就相当要紧了。实际上，凡是可以称大的文学家，大约十分之八，都是学养不亏的。西方文坛大家，尤其如此。回到我们的五四时期，那年头的作家，即使文章未见得如何出彩，学养实个个了得。以区区之微末学养，就算与今之二三子相比还略有寸长，搁回五四那阵，大概只配做个书僮——可惜马齿长得太快，还嫌老。
就是说，写作的人有点学养，本来应该视为一种最正常的要求，而不宜按优点看待的。如果这竟然成为优点，大概只能反衬一些人的过于不学，而不能证明俺有什么优势的。说狠点，比矮子长得高些，不等于魁梧。
这不是客气话，我就是这么看的。历来这么看。
回头说说文采的事。在1992年罢，我写了篇小文《魔中自有天籁》，斗胆寄给了《读书》，不久，收到了该刊风华卓绝的板车女史赵丽雅（即《诗经名物新证》的作者扬之水）的回信，她一面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还说已采用了小文），一面给我提了些意见。这意见，提得也是风雅绝伦，她说：“大作患才高。”我听明白了，当时出了一身冷汗。虽然由于过去为文的惯性（包括自己的个性），使我不可能把认识到的东西转化到文字上，但打此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在缓慢而坚定地——同时又成效不大地——进行文采消肿工作了。
有些东西，可以改，有些东西，是你的命，你哪怕认识到了，也不见得能改善。有时，你的长处也会生成你的病灶，有时，你的短处恰恰在别处成全了你。文章里的道理，不亚于一个鬼魅世界，几乎是世界上最扯不清的玩意。

心中有刀

我读顾准是2004年以后的事。联想到顾准所处的年代，感觉他的精神气质与其说像一名斗士，毋宁说更贴近一位隐士。动荡时代的政治风云，不论给他造成了怎样的艰难困苦，都不能让他停止思索。他真了不起。

若知顾准葬于何处，吾当前往拜祭。

网事情缘

过去没有想的，现在可以想；现在没有想的，将来还可以想。泽兄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在当下学术文章写的和小学作文差不多的情况下，泽兄似乎可以考虑把他们提升到大学程度。

LS640604

这种文章值得一读，佩服周兄的境界！

周兄中秋愉快！诸位中秋愉快！

周泽雄

原帖由 心中有刀 于 2008-9-14 21:24 发表
我读顾准是2004年以后的事。联想到顾准所处的年代，感觉他的精神气质与其说像一名斗士，毋宁说更贴近一位隐士。动荡时代的政治风云，不论给他造成了怎样的艰难困苦，都不能让他停止思索。他真了不起。

在我看来，顾准成为隐士是被迫的。虽然前提是，顾准具有当隐士的突出潜质，能够沉得住气，静下心来。但是，假如条件允许，信奉科学与实干精神的顾准，随时愿意把自己的学术能力投身到第一线去。
“斗士”这种形象，略有暧昧之处。所谓学者的斗士品质，往往是旁人的印象，在学者本身，或许很难体察到自身的斗士气。一位老是以斗士自我期许的学者，也就很难沉潜于学问之中了。这类自我期许会让一位学者的心潮产生不必要的澎湃，导致学术方寸紊乱。比如，外人不难把推翻上帝造人说的达尔文视为一名杰出的科学斗士，在达尔文本人，只是老老实实地跟着一艘皇家海军舰艇，登上一个个小岛，收集并研究一个个实物和标本而已。他的成就来自最朴实的作风，也是距斗士气最远的作风。
不过，从结果论，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看成斗士。
——
再谢网事和LS兄，三位（含有刀）中秋快乐。

阿吕

也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