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

老木匠

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

作者： 王建军 主编
出版社： 成都出版社
类别： 文学
上书时间： 2009-01-17
出版时间： 2007-12-01    印刷时间：2007-12-01
开本：32开   页数：533页   
装订：平装

老木匠

[原创]“摇篮惨案”——五八劫
文章提交者：张云初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摇篮惨案”——五八劫

－

标题中的两个词，来自于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发表于《随笔》杂志二OO八年第六期。

大家知道，1957年——1958年，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场大浩劫：先是伟大领袖耍“阳谋”，诱灭了名为五十万实则上百万的右派分子；继而全党全民又搞了个“大跃进”，让亩产万斤的粮食在和平年代“撑”死了几千万人。这两场浩劫已铭刻在共和国的耻辱柱上，纵挽天河之水也难以冲刷湮灭。

然而，还有很多人至今尚不知道，在上述大劫的同时，也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发生了一场活劫，那就是“摇篮惨案”——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钱理群先生说，他读了一本题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的书，“一口气读完，读得心惊肉跳，却没有勇气再去翻读，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如一座大山压在心头。”

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中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二

我是四川人，我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还可以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这场摇篮惨案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

然而，五十年来，人们对这场摇篮惨案的背景和缘起朦艨胧胧，不甚了解。

这场摇篮惨案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

这场运动的首创发明权仍然是发明“右派分子帽子”的“阳谋家”毛泽东先生。

他在1957年2月27日那次著名讲话中就说过：“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可见，五百万中学生早己列入伟大战略军事家的“假想敌”范畴，随时准备聚而歼之或分而治之。

而在执政党的战略评估里，中学生不仅是假想敌，己成为实在的敌对势力了。

请看四川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杜心源于1957年11月l6日对中学生所作的“敌惰分析”：

“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

这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

基于这样的敌情分析，四川省委按毛泽东的教导，创造性地组织了一场重大战略，即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借用一句战争术语，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1958年，继成十上百万人士包括成千上万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zhonggong西南局第一书记、zhonggong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最忠诚的学生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运动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l3岁，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这些稚气未脱的青少年从此成为“政治贱民”。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占当年四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

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

“五八社教”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一场执政者以中学生为敌的政治大迫害，多少年来，几乎己被历史的烟尘埯埋，被世人所遗忘。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的王建军先生决定把自己亲历的五八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终于编纂出又一部中华民族的痛史——《五八劫》。

三

《五八劫》一书中，收录了这场“摇篮惨案”亲历者名录，分为“ 组织者、执行者名录”和“被伤害者名录”。在组织者中，当然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李井泉、杜心源、廖井丹、杨析综等党国要员，而在被伤害者名录中，却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这些小人物中，有一位我的老朋友——邓尔谦。名录是这样介绍的：

“邓尔谦，男，自贡市三中高五八级学生。在校期间任班级团干部、校三好学生。五八社教中因发表反对中学毕业后所谓“三种可能”里的“回家自修”一说，被打为“思想反动的极右分子”、“政治橾行不及格的四类学生”，受到开除团籍，不准升学，不予分配工作的处分。为维持生计只好干重体力的抬盐工作，以至腰杆压坏至今留下后遗症。1960年经单位同意，出具证明考入自贡化专，毕业后分配至制盐化工厂任技术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因五八社教问题受到批判打击，直至解除技术员职务，改为工人。现家居自贡。“

我走天涯下岭南，离乡别井二十余年矣，于此见老友当年形迹，真是别梦依稀了！遥想我少年时得识尔谦兄，迩后过从甚密一二十年间，为他的才具所感佩，为他的气质所感染，为他的情怀所感动……特别是在他身上，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忧戚与悲凉，五八劫给他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

然而，尔谦兄始终没有倒下去：他清白地做人，勤恳地做事，以他的智慧和技术为他所服务的企业做出很多贡献。经历了文革的挫折，经受了“揭批查”的灾难，他又从－个村办企业临时工做起，成为了当地最先富起来的实业家。

其实，五八劫名录上有名者只是寥寥，劫后余威及祸延幼小者更是多多。

就说说我自己吧！

一九五八年，我还是富顺县一个乡村小学的六年级小学生。那里远离城市，远离政治，我不知道整风是什么样的“风”，右派分子是什么样们的“分子”，但政治照样来关怀我这个无知无辜的乡村小学生，我以全县考试第一名的成绩，竟然没有考上初中！

何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赵世荣，在五七年寒假整风反右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班长，被右派老师所培养、所器重，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右派了！

从此，我这个小右派开始了多灾多难的一生，在我编著的书上，我这样自我简介：

张云初，男，1945年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的一条乡村小河边。幼年丧母，少年失学，命途多舛，饱尝忧患。种过田，做过工，当过商店店员，任过政府官员。无初中学历而驰骋高中教坛，上高校讲席始获大专文凭。就学既有限，自修则杂多，闻道有先后，术业无专攻，为学做人，惟求真诚，博闻广识，厚积薄发，历经磨难，其童心未泯，中年白发，奚老之何将至。近十几年间，奔走于沿海特区，出没于报刊书林，做报纸记者，做图书编辑，做期刊副总编，曾获中国期刊协会编辑一等奖，已发表二三百万字文学评论、时政杂文、散文随笔、新闻通讯。近年致力企业文化咨询研究，出版《让企业文化起来》、《企业文化基本》、《企业文化实践》、《企业文化资源》、《企业圣经》、《新企业文化运动》等专著，在业界影响较大。

我坦诚地向大家坦白，我只是一个没考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没考上初中怎么办？我怀揣着几个烤红薯，走到令人向往的自贡市，当上了一家大跃进跃出来的工厂的学徒工。

就在工厂当童工的日子里，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我的终生挚友、良师益友流火兄。

流火兄也是一个“五八劫”的受难者。

那时节，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工厂运输队当上运输工，拉着架子车运输河沙石块。领导关心我，给我派来一个十八九岁的主力，这位主力架车工就是流火兄。

流火兄高挑的身材，清俊的面庞，给人以眉清目秀、神清气爽之感。一番苦力劳累之后，他就从怀里掏出本书来，旁若无人坐在架子车上读了起来。随着我与他相处日久，一本本我从不知道的书名出现在我眼前：《昭明文选》、《唐诗别裁》、《文心雕龙》、《随园扎记》……

原来，流火兄是自贡市的全国名校蜀光中学高材生，按照他的一个同学的说法，他高中时的水平已不亚于大学毕业生了。

然而，他没有能考上任何一所大学，因为他是“政审不合格”的四类中学生！

四川的太阳，晒焦了流火兄的青春年华；四川的月亮，嘲弄过流火兄夜半的叹嗟，1965年，流火兄力图摆脱五八的阴影，踏上了支边的征途，去迎击扑面的风沙。

所幸的是，四十多年过去，流火兄以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身份退休，依然书香绕梁，依然神清气爽……

而当年五八劫的组织者、执行者，而今安在哉？

四

五八劫已过去五十年了！然而对于这样一场残杀无辜孩子心灵的“摇篮惨案”，没见任何一级组织的问责，没见任何当年组织者执行者的反思忏悔，如果不是《五八劫》这本书的出现，将来的中国历史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和这些受难者一起，来追问“摇篮惨案”，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历史将记住这一切！

老木匠

《五八劫》(十五) 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亲历者名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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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织者、执行者名录：

1、李井泉（1909年-1989年）男，江西临川人，家庭出身不详。在四川，历任zhonggong川西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委，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成都 部队第一政委、zhonggong西南局第一书记，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李井泉主政四川17年，一贯极左。是四川“五八社教”的始作俑者。

1957年11月24日，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他，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布置了，在全省高中、中专、中师的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并下达了五点指示，公开提出中学生中“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词。

1958年8月，李井泉拍板将运动中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发配至省内各地，“当个劳为力嘛”。而且定下两条原则：“一是进去不能当干部，二是把试用期延长，不能称干部，也不可能称工人，统称试用人员。”

从1957年到1989年去世，32年的时间里，未见李井泉对此运动有过反思。

2、杜心源 （1907年-1985年）男，五八社教运动期间，任zhonggong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1979年至1984年任四川省人大主任。是四川五八社教运动的前台总指挥。

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zhonggong四川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具体地布置了五八社教运动。他的话如：“四中就是出右派的，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 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高教局要严格掌握。”等等。被四川各地、各单位的领导者视为政策依据并变本加励地加以发挥。致使当年全省五 八高三的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强的学生（3200人）被定为三、四类学生，从此坎坷一生。甚至在这批学生的所谓工作分配上，杜仍持反对意见说：“情况复 杂，吸收进来不妥当”等。至今未见有他对五八社教运动的任何反思！

3、萧菊人（1925年-）男，四川自贡人，五八社教期间，任zhonggong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四川省成都市中学生五八社教运动的前台总指挥。

五八年元月下旬，萧召集参加与此一工作的有关干部作了具体布置，并在运动前就对学生进行了摸底排队，制定了约法五章，并适时的提出了“依靠一类，团结二 类，争取三类，孤立四类。”的口号。还亲自定了一个四中的同学为四类，理由是：“这个学生够右派了，他敢攻击贺龙，这就是右派。”由於成都市的“这次社教 搞得好，很有必要。”（杜心源语）被当时的zhonggong四川省委作为典型的好经经验向全川推广。

文革中对自己在五八社教中的作为曾有过反思，有揭发材料一份，较系统的回顾了那场运动的来龙去脉。承认“这次社教本身，就是镇压革命学生。”较为诚恳地向受害学生进行了赔礼道歉。

1978年在他的主持下，下发了zhonggong成都市委办78（10）号文件。对五八年那次针对中学生进行迫害的社教运动，进行了否定。其后又多次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因此而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理解和尊重

4、章文论（1928年--2005年）男，五八社教期间，任共青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任成都晚报副总编。是成都市中学生五八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 兼第一学部领导人，在萧菊人的直接指挥下主笔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该计划以文件的形式上报省委，并以省委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川。

章所领导的一学部是全省第一个创造运动经验的，因而颇具典型，也是三、四类学生划得最多的一个学部。是他在运动初期提出：“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 放。”这个口号。并伩誓旦旦的向同学们保证：“不反右，不装档案。”也是他，在看到所谓学生“暴露”得差不多时突然变脸，於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大会上说： “我们这里有无反动言论啦？有了怎么办？进不进行批判呢？我们说的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於是风云突变，开始抓“反社会主义分子” 了。

章文伦从文革开始，就对五八社教运动有较为深刻地反思，他不仅如实地描述了当年运动的真相，也诚恳地反思了自己的作为。并在自已力所能及地范围内，作了一 些对受害学生的补过工作。特别是在晚年，更对五八社教运动一事，说过一些让人感动的话。他因此得到了部份受伤害同学的谅解。

5、陶鼎辉，生年不详，男，五八社教期间是成都第十二中学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十二中五八社教运动在全市开创了将中学生打跪在地上进行批斗； 将中学生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开除学生军籍等恶劣先例。成都十二中在册的三四类学生比例高达百分之卄八，名列全市第二。陶因此而节节高升，由普通的语文教 员而教导主任而校长、书记，直至成都大学教务长，现退休在家。文革期间，曾列名於五八社教运动部份工作人员之中发表过严正声明，承认五八社教期间“犯了不 同程度的错误，不仅残酷迫害了三、四类学生，还毒害了所谓一、二类学生。”但在文革后却食言自肥，推掉自已在五八社教运动中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反而十分强 调自己在文革中受了学生的迫害。特别令人愤慨的是，至今仍不肯为受迫害的三、四类学生作实事求题是的证言。

6、廖井丹 zhonggong成都市委书记。

7、郑 英 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8、叶 石 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9、王玉珏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成都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10、刘治光 共青团成都市委学校部部长。

11、赖祚隆 成都市教育局中教科长。

12、刘慧群 共青团成都市委常委。

13、李泽芬 共青团成都市委少年部副部长。

14、李万祺 二学部负责人。

15、谢若英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

16、郁晋昌 zhonggong富顺县委宣传部长。

17、杨析综 广汉中学校长，后升任四川省省长、zhonggong河南省委书记。

18、解子光 成都七中校长。四十余年后仍在《校志》里美化“社教”。

19、陈光表 成都四中政治教师，后擢升市志办主任。

20、刘佩云 成都九中保卫干事，后荣任圣灯中学校长。

酱香老范

又一本“青春祭”。此生期待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然首先是“真相”！

李大兴

原帖由 酱香老范 于 2009-3-13 10:22 发表
又一本“青春祭”。此生期待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然首先是“真相”！

是的，没有真相，怎能和解？

天边外

这种事例证实了，在缺失西方民主思想传统的中国环境中，任何党派（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即便以“争民主”的口号参与权力角逐的游戏，中途延至结局都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没有人相信，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相反，独裁成为手段，民主只能落地祭血。

老木匠

原帖由 天边外 于 2009-3-13 10:40 发表
这种事例证实了，在缺失西方民主思想传统的中国环境中，任何党派（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即便以“争民主”的口号参与权力角逐的游戏，中途延至结局都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没有人相信，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相反，独裁成为手段，民主只能落地祭血。

你的逻辑真是天边外来的

你能否先认真看贴看书后再发贴？尤其是对于你爷爷那辈的遭遇的事情，少发议论，行不？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9-3-13 10:46 编辑 ]

李大兴

原帖由 天边外 于 2009-3-13 10:40 发表
这种事例证实了，在缺失西方民主思想传统的中国环境中，任何党派（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即便以“争民主”的口号参与权力角逐的游戏，中途延至结局都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没有人相信，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相反，独裁成为手段，民主只能落地祭血。

真是在天边外的不知所云啊

天边外

感叹而已。

俺只是对照想起——当初热血者“王实味”投奔红色圣地，为何自身祭血的故事~~

老木匠

[原创]邓尔谦：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
文章提交者：张云初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邓尔谦：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


张云初按语：
不久前，我在本坛发了篇题为《摇篮惨案——五八劫》的帖文，引起了不少过来者的共鸣，后来者的震惊，有情者的感叹，有识者的深思，纷纷表示希望大家一起来抗拒遗忘，弄清真相，记住历史，争取未来！
帖文中，我提到了一位五八劫的直接受害者——我的老友邓尔谦。
几年未联系的老友近日发来了一篇长文——《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展卷细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友，如促膝夜谈，娓娓道来；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一个有志男儿的坷坎路，一个无辜学子的血泪史，尽在实话实说的文字中。　
在网文中，我曾这样评说这位老友：“我为他的才具所感佩，为他的气质所感染，为他的情怀所感动……特别是在他身上，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忧戚与悲凉，五八劫给他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他的这篇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文字，能不能让他由此得到解脱，走出那条长长的阴影呢？但愿！
从今日起，我把老友这篇血泪文字分段披露。
为了使众网友了解五八劫的背景，再把敝文《摇篮惨案——五八劫》部分内容摘要，作为正文开篇。
　
《摇篮惨案——五八劫》摘要

钱理群先生说，他读了一本题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的书，“一口气读完，读得心惊肉跳，却没有勇气再去翻读，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如一座大山压在心头。”

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中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这场摇篮惨案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

这场运动的首创发明权仍然是发明“右派分子帽子”的“阳谋家”毛泽东先生。
他在1957年2月27日那次著名讲话中就说过：“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可见，五百万中学生早己列入伟大战略军事家的“假想敌”范畴，随时准备聚而歼之或分而治之。

而在执政党的战略评估里，中学生不仅是假想敌，己成为实在的敌对势力了。
请看四川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杜心源于1957年11月l6日对中学生所作的“敌惰分析”：
“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

这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

基于这样的敌情分析，四川省委按毛泽东的教导，创造性地组织了一场重大战略，即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借用一句战争术语，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1958年，继成十上百万人士包括成千上万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zhonggong西南局第一书记、zhonggong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最忠诚的学生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运动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l3岁，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这些稚气未脱的青少年从此成为“政治贱民”。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占当年四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

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

“五八社教”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这样一场执政者以中学生为敌的政治大迫害，多少年来，几乎己被历史的烟尘埯埋，被世人所遗忘。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的王建军先生决定把自己亲历的五八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终于编纂出又一部中华民族的痛史——《五八劫》。
………………………………………………………………………………………………………
下面，我将陆续发布正文——《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

童志刚

我是一直劝外先生多看少说，不听，这回木匠师傅也劝了，不知能有点效果不。

舒雨湖

吓人，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老木匠

邓尔谦：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

张云初按语：
不久前，我在本坛发了篇题为《摇篮惨案——五八劫》的帖文，引起了不少过来者的共鸣，后来者的震惊，有情者的感叹，有识者的深思，纷纷表示希望大家一起来抗拒遗忘，弄清真相，记住历史，争取未来！

帖文中，我提到了一位五八劫的直接受害者——我的老友邓尔谦。

几年未联系的老友近日发来了一篇长文——《一个“五八劫”受害者的苦难、挣扎与反思》。展卷细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友，如促膝夜谈，娓娓道来；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一个有志男儿的坷坎路，一个无辜学子的血泪史，尽在实话实说的文字中。　

在网文中，我曾这样评说这位老友：“我为他的才具所感佩，为他的气质所感染，为他的情怀所感动……特别是在他身上，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忧戚与悲凉，五八劫给他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他的这篇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文字，能不能让他由此得到解脱，走出那条长长的阴影呢？但愿！

从今日起，我把老友这篇血泪文字分段披露。

老木匠

四川自贡第三中学高五八级一班学生邓尔谦

一，“共产党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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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母亲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是外婆的第一个女儿，排行在二。可外婆生她后连续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就不喜欢了，说她是个‘灾星’。哭死哭活还是被强迫缠成了小脚。十来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搭起板凳上锅台，煮全家十多口人的饭。还要带众多妹妹，常常是背一个牵一个再照看两三个，稍不如意就招来一顿痛打。十七岁就嫁给比她大十岁的父亲。

父亲当时在盐场工作，还懂点诗文，家境也还可以，对她也好。母亲对他不仅是＼爱，甚至还有几分崇拜。父亲是个孝子，祖母的话就是圣旨。祖母是一个能干但霸道的婆婆。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她一个命令被休回了娘家。母亲来后，以她的勤劳、孝顺、干练，特别是第二年就生了大哥，受到婆婆喜欢。可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连名字都没有，只称‘黄瓜’。祖母常说，你再能干也是‘田塍子上打葬头---泥老壳的姑娘’。这对从小受苦受累的母亲已经不错了。

可好景不长，两年后父亲横遭一场冤枉官司，丢了工作，只好举家迁回肖家庙蔡家嘴农村。靠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自耕渡日。灾难接踵而来，祖母不久就双目失明，神经也有点错乱，脾气更怪，母亲精心服侍她十多年才去世。

穷愁潦倒的父亲，三十九岁痛火眼，听人说用豆渣做成灯盏窝罩在发炎的眼睛上就会好。结果一觉醒来，视力大减，几乎失明。不但做不来农活，干不来家务，还染上赌博、抽鸦片的恶习。

母亲无怨无悔，毅然挑起全部重担。不仅自己下田耕作，还帮人打短工。看见大路上来往运盐的驮马多，又将家中很少的住房挪出来开小栈房、小饭店，客人多时连自己睡的床，被褥也都让出来，自己睡在灶房的柴草堆里。

生活如此艰难，接连着我大姐、二姐和五个哥哥相谜出世。由于太穷，其中两个哥哥出生不满月就夭折了。新民、怀民、自民三个哥哥都是养到五六岁了，就因得点拉肚子之类的小病因无钱医治而死去。大哥、大姐、二姐命长，活下来了。大哥读到初小就缀学当学徒。大姐二姐就没机会上学了，从小就跟着母亲劳动。大姐生性内向、柔弱，长期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二姐泼辣、能干，一直是母亲在外面的帮手。从小肩挑背磨，出力太早使她长大了背都有点驼。母亲曾回忆说，有一年她在‘冒壳土’薅麦子，把大姐二姐放在土边，两姊妹生满冻疮，到处是脓血，穿得又破烂。过路的人以为是破遗弃的孩子，要捡走。哭声惊动了麦田中的母亲，冲出来夺回，三娘母抱头痛哭。母亲坐月子也不能休息，常坐在床上没日没夜地替姑妈的几个子女做鞋子、纳堂底，以回报姑妈对我们一家的周济。或下地纺线、缝衣变卖几个钱来做家计。鸦片的毒素让父亲不能自拔，越陷越深。有一年秋收，母亲和姐姐们正在晒坝打麦子，正为收成较好而高兴。坝子边来了驮马，来人说你的当家人青苗时就已将收成卖了。几娘母眼睁睁看着一季的辛劳被人一搬而空，姐姐们嚎啕大哭，母亲平静的说，搬走就搬走吧，你爸拖上了那个瘾，他也没办法。尽管如此对父亲仍然体贴入微，无怨无悔。

母亲不仅用她博大宽容的胸怀对待父亲、子女，更把她的爱给了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张二嫂一家住在我们隔壁，有一天深夜她的三个儿子饿得睡不着，哭着喊着要吃的。张二哥生病在床，张二嫂面对四壁如洗冰凉透风的家只能嘤嘤哭泣。母亲赶紧起来，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炒葫豆送过去。张家几弟兄一齐跪在母亲面前，喊着：干娘！非要母亲认他们为干儿子。二十多年后随母亲回乡下，张家几弟兄都要给我讲起使他们终生难忘的往事。数九寒冬也要下田去摸几条鱼来孝敬他们的干娘。

后来遇上天灾，加上战争，生活更加艰难，在农村已实在无法维持。才求姑妈的大媳妇刘大嫂帮忙，让母亲到宝荣井捡炭花。那时母亲刚生三姐不久，每天清晨天不见亮就和二姐一起，带上工具颠着一双小脚从肖家庙步行三十多里赶到井场。一铲一铲地把锅炉炉膛里的煤渣铲出来，抬到厂房外。抬完后立即坐在像小山一样的渣堆旁，用竹片将灰渣拂开，两手像鸡啄米一样把其中未燃尽的炭花捡起来。忙完往往天已漆黑，拖着疲乏的身子再步行三十多里回去。寒冬酷署、风霜雨雪、周而复始，一天也不能休息。

一年多后，为节省走路的时间，才用攒下的钱在井场河对岸租了间房子住下来。母亲就靠她一双勤劳的手，靠她几年拼命的劳动，不但维持了全家的生活，还攒钱买下了开源井废弃的，非常破烂的厂房，这才有了我们在盐场上的家。

父亲也良心发现，自己去戒毒所戒毒。他说，戒不掉他无脸再见婆娘儿女。终于在母亲的帮助鼓励下戒掉了毒瘾。母亲为了使他身体尽快恢复，全家吃咸菜也保证给父亲每天半斤肉吃。使父亲很快从枯瘦如柴的‘烟灰’变成红光满面的大胖子。这才使母亲在生三姐五年之后，三十九岁时生下她的第十个子女——我这个小儿子。

不知母亲是望子成龙的心太急，还是实在没精力来管教她最爱的小儿子，在我四岁时就被送到附近的财神庙小学发蒙读书。也许是母亲勤奋的基因遗传给了我，也许是贫寒家境给了我奋发上进的动力，从一开始读书就非常努力，成绩优异，品学皆优，很受老师的喜爱。都说这孩子天资聪慧，很有前途。读完小学二年级后，我一个教书的表姐觉得让我继续在条件这样差的学校读书太可惜了。对我说：“你在这个学校充‘港杰子’，到我们育才去恐怕就不行啰！”我勇敢而自信地回答：“到育才我照样争第一！”表姐高兴地说：“这娃儿有志气！”于是说服母亲同意把我转学到贡井私立育才小学。

新学校离家有八华里。天不亮母亲起床拣炭花，同时就把我叫醒，背上书包，带上小布袋装的米饭，匆匆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回家，天已黑尽。风雨无阻、天天如此，从不迟到早退。一年下来又是全年级第一，当我第一次在《励志亭》前的全校大会上从校长李世权手中接过奖状时，竞羞怯得哭了。最难堪的是体育课，我个子又小，怎么也做不来向左转向右转。一个夏天的中午，被童子军教官宋世琦罚站不准吃午饭。我的级任老师是一个年青女老师叫陈碧霞，冲到操场硬把我拉到她寝室，打水来给我洗脸擦汗。还把宋教官数落一番。当时我很奇怪，平时那么凶的宋教官竟然嘻皮笑脸连陪不是，后来才知道他正追求我们陈老师。到冬天有时刮风下雨，上学的路非常泥泞。来去走路的时间长得多。每逢此时妈妈就会和二姐摸黑来接我。记得有一次天已很晚了，当妈妈一把把浑身湿透的我搂进怀里时，我哭着推开她连说：“我臭！我臭得很！”原来急着回家心里又害怕，路上找不到厕所，迂腐的我竟然把屎拉在了裤裆里……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年龄才六岁的孩子就这样开始了他艰辛而漫长的求学历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自贡解放了，我才八岁。解放军的一所野战医院设在上学路旁的一个资本家的庄园里。解放军的马车每天清晨都要去贡井拉米拉菜。好心的解放军叔叔总会热情地把我抱上马车，顺路带到学校。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对共产党解放军难以磨灭的感激和美好的回忆。

每逢礼拜天就跟着母亲去拣炭花。使我很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天车、锅炉、天辊子、缨子。生火师、烧盐匠、扯水匠、抬盐匠、机车师傅、柜房里的先生、学徒都喜欢这个调皮好问的小娃儿。他们教给了我许多盐场生产的基本知识，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母亲。她汗流满面，白发飘飘。头上满是煤灰，双手全是老茧，从天不见亮到伸手不见五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她从地上的草蒲团上站起来腰都无法一下伸直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去给她捶背，心里往往暗暗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发愤读书！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也许就是后来累遭批斗的所谓‘极端个人主义’‘梦想光宗耀祖’反动思想的萌芽吧！

乘着解放军的马车进城，靠人民助学金的扶助，在老师的誇奖声中，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在父母哥姐的鼓励下，我在全市小学生中第一批打上红领巾，第一个代表少年先锋队致词慰问解放军。十岁就顺风顺水考上了旭川中学即后来的自贡市第三中学。由于年龄最小，个子最婑，初中三年包座一排一号。老师给了我一个雅号‘邓大汉’。化学成绩特好被同学取了外号‘道尔顿’。一九五五年春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当年十三岁，身高才一米二五。时逢国家改为秋季招生，全班的大哥大姐们大多参加了工作。一部份到公安局、一部份到西安飞机制造厂、重庆江陵机器厂等军工企业。我只好休学半年。

盐场经过公私合营后，母亲失去了栋炭花工作，改做小生意。在我家旁边卖凉糕、炒花生、胡豆、甘蔗水果之类。休学在家的我自然成了母亲的小伙计。我至今还记得徒步三十里到自流井缪沟井市场买三十多斤生花生，爬土地坡下牛懒弯担回去的艰辛。

半年后如愿考上高中，当年自贡三中高中录取了一百名学生，男生60名，女生40名。分班时我们十个小男生编入髙十八班一组与女生一班。也许因为年龄最小，成绩最好，男女同学都视我为小弟弟。进入高中后，我不仅身体发育快速成长，短短两年身高就从一米二五长高到一米六七。天真幼稚的婑胖小孩变成为一个瘦高的少年。而且思想也急剧变化。高中把《语文》变成了《文学》，开始学习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教我们文学的是一个叫李承勋的优秀教师，毕业于四川大学。他有极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的文学课常使我听得入迷。受其影响自然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也跟着写些习作。每次作文都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还主持编辑班刊，取名《旭水》，以发表同学们的习作。五七年下半年我以一个老工人教育读书的儿子不要忘了党的恩情，跟着右派分子乱说为题材，写了篇小小说《老郝》，被《自贡日报》刊用，得了伍角钱稿费。老师和同学都说我将来会成作家，可我受前辈知识份子‘实业救国’思想影响，内心深处只把文学作为业余爱好，理想还是要成为一名技术专家。所以决不偏科。每次考试不仅每科成绩要争第一，连做题速度、交卷时间也要争第一。向往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那里有梁思成系主任，学制六年，我年龄小，可以多读书，读完也才二十二岁。对有本事的老师特别尊敬，比如文学启蒙老师王慎仪、李承勋。外语老师吴显明，听说他原来在中美合作所当过翻译，英语水平很髙，后自学俄语教俄语。几何老师黄启灵，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和在黑板上隨手作出异常准确漂亮的图形，培养我们的空间想象和逻辑思维能力。他还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京剧票友。反之对当时很红的政治老师王永琼等，更多的是敬而远之。对同学自然喜欢成绩好的，但作为学习委员、班长，对差的同学从不鄙弃，常热心予以帮助。

也许是各方面表现比较优秀，各科成绩都拔尖，又听老师的话，第一年选为学习委员。第二年选为班长，简直成了全校知名的尖子。也许表扬的话听得太多了，也许开始有点独立的思维，少了几分‘奴牲’，有时还流露出一点傲气和难以驾驭。多年后我才明白自已实在是太天真幼雅。在一九五八年初那种政治氛围中，对照成千上万的‘右派份子’，我这种人哪里是什么‘优秀学生’、‘党的好苗子’啊！也许恰恰是当时的掌权者最躭心和害怕的所谓“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头来反对我们”而必须坚决掐掉的苗子。

就在我踌躇滿志，心比天高，憧憬着自已无限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幻想，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的时候，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正象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陷阱，等待着像我这样对共产党充满感激，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热爱，自视才高而又不人云亦云，心地善良而又天真无邪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自投罗网。名为“一九五八级高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

老木匠

二，从“党的好苖子”到“四类学生“内控右派”

一九五八年春节刚过，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全体高中五八级的同学务必于大年初三提前返校，到校后才知道是参加“五八级高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由校党支部书记王用光，支委王殿选、王厚常以及原来教初中的政治教师王永琼，校团委书记何天录组成领导小组。动员会上王书记反复强调这次是集中学习，不是运动，是对即将毕业的高中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以提高你们的“免疫能力”。要求我们对党的教育方针、阶级路线、红与专、党群关系、一化三改造、合作化、三五反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想法。要求大家一定要‘对党敞开心扉’，‘暴露自已的真实思想’。因为你们是中学生，所以坚决执行‘三不政策’即不戴帽子、不打板子、不装袋子（进挡案）。为了排除干挠集中学习，还宣布了不准请假，不准回家等纪律……

也许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从报上看到了许多在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中出名人物一亱间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右派，身边许多我很敬佩的老师，比如俄语老师吴显明、几何老师黄启灵、地理老师郝立天等都已被打成右派份子。说实话，学习的初期我是很谨慎的。发言大多是正面的，大字报一张也没写。
事情的变化始于王永琼老师找我到她寝室的一次个别谈话。谈话前我心里很纳闷，印象中她一直是一个很一般的教初中的青年政治老师，现在一下变成了很红的领导，又突然找我个别谈话？“邓尔谦，你没想到吧！王老师又要来教你啦！下学期还将当你的班主任。你没忘记初中上课时你在下面画我的像吧？画得还真有点像。只是画得太丑了点。王老师真的那么丑吗？”说着哈哈一笑。又说：“你别紧张！王老师很喜欢你。你这个娃儿确实很精灵，很有思想。年龄小、成绩好、表现好、听老师的话，出身又好，还是班长。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你。校领导都认为你是一棵党的好苗子！我们私下都议论应当保送你上清华大学。”幼雅而虚荣的我默默地听着未来的班主任的夸奖，和保送上清华的信息，心里满是高兴和感动。赶忙说：“我一定听老师的话，继续努力！”

她话锋一转接着说：“但我们覌察你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的表现却使我们很失望！你的发言都是正面的，你会是一个没有自已看法，没有自已思想的人吗？你是有顾虑！你沒有真正向党敞开心扉。受你影响整个班的学习冷冷清清、平平淡淡，完全沒达到领导的要求！”我赶快解释。她接着很严肃地说：“邓尔谦，今天找你谈话不是代表我个人，是代表领导小组，代表党组织。说具体点，是党交给你一项任务。要求你带头发言，带头写大字报，带头鸣放。说真实思想、讲真实看法。你确实沒有，还可以把平时同学间议论的东西用你的话说出来，起个引导和启发的作用。你不要怕！刚才我不是说了你已基本上内定保送上清华吗？就看你在这关键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听党的话！……”谈话在我诚恳地向老师、向党作出保证后结束。

五十年啦，从此开始的苦难生活中，这次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谈话无数次清晰地重现在恼海中。直到我当了父亲，才明白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一个视党为恩人的中学生，怎么可能识别出这是一个阴谋和陷阱啊！

为了表现自已听党的话，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开始积极地写大字报和发言。

记得第一篇写的是《吃政治饭不是又红又专》。我写了“党要求我们的是又红又专，只专不红是错误的。只红不专也是错误的。有的党员老师红得发紫，却是不学无术；有的团员同学表面很红，可又不认真学习读书，成绩很差。这种吃政治饭的人是真正的红吗？”

第二篇是《对学生应当一视同仁》在文中我写了“教育向工农开门在我们国家无疑是对的。我理解是够条件的工农子弟应当让他们有书读，家庭困难的应当让他们享受助学金。但绝不是说只要出身好，成绩再孬、表现再差也能升学。反之出身不好的成绩再好、表现再好也受岐视。倾斜也应该在其它条件相当的前提下倾斜。不管培养出来的学生出身如何，将来都是为国家服务，应当一视同仁。”

第三篇是《苏联老大哥的援助真是无私的吗？》文中我反问‘为什么听说苏联专家的工资比我们中国专家要高几十倍？他们的水平真的高那么多吗？’在小组发言中我还就农业合作化问题说过，我国农民的觉悟还不是很高，要他们为集体干活与给自已个人家庭干活一样的卖力恐怕很难。生产队有的干部水平也太差，就只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有的根本还做不来庄稼。合作化是不是太急了？…
…
说实话这些想法并不是我为了完成引导鸣放的任务而故意编出来的，而确实是天真而纯结的向党敞开心扉。现在看来不敢说什么完全正确，也可能有失偏颇，但确无恶意。

学习快结束前，领导小组通过各种形式动员我们把发言和讨论的重点集中到国家今年对高中毕业生实行‘三可能’的政策上去。所谓‘三可能’就是一部份同学可能升学，一部份可能就业参加工作，另一部份则可能回家自修。这个问题事关同学们几个月后的出路和将来的前途，自然深深地触动了大家。同学们的情绪非常激烈，尤其是成绩较差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从往届毕业生中高考落榜、就业无门，学校不管，社会不管，只能到处碰壁、四处流浪的同学困难苦闷的日子看到了自已的明天，纷纷喊出了‘我们要升学！我们要工作！回家就是失业！就是流浪！’的口号。而像我这种铁定会升学，而又多半担负着学生会、团组织或班干部，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的同学也出于几年来的同窗感惰，加上一种不能只顾自已，要为这批同学仗义执言的豪情加入其中，使情绪更加激动。学校领导却一点也不做正面的引导，反而煽动说什么‘学校管不了，只有找高一级的领导。你们可以进行专题鸣放嘛！’于是在五八级二班（男生班）率先贴出了有许多同学签名的大字报《强烈要求市里长字号的领导亲自来校听听我们的呼声！》领导小组很快表态：坚决支持！并通知说市委宣传部长粟纯熙第二天就要来校听取大家的专题鸣放，要求做好准备，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忌。二班同学认为既然市委领导亲自来，就该有人主持，有人组织。临时推举潘永年同学（校团委宣传部长、校学生会主席）为主持人。潘提出一个人组织不过来，大家又推举班学习委员杨远植、熊大文（校航模组长、校刊的美术编辑）、以及甘树成、钟可文为帮手，协助他做些布置会场、维持秩序等工作。有人提出，这样一件大事他们五八级一班（女生班）不能没有代表参加，结果我们班一致推举我这个班长参加进去。既然是组织“专题鸣放”就称之为《专题鸣放委员会》。潘永年任主席，其余为委员。当晚在有校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的筹备会上、研究会场布置时，为了造成使首长同情和感动的气氛，决定在作为会场的教室大门两边张贴用白纸写的对联，上联是“我们渴望读书要求就业”，下联是“我们不愿回家反对流浪”，会议开始前放当时很流行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

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的同学从各个方面讲了所谓回家自修实质就是失学，就是失业，就是被社会抛弃的体会，要求把‘三可能’改为‘两可能’的要求。我在发言中代表全班同学提出了‘鉴于国家的困难，我们全班同学愿意放弃参加当年的高考，集体到北大荒或者内蒙古草原建设边疆’的请求。还含着热泪的说：‘大家都想想十七班回家自修的同学在电影院门前靠电杆的凄惨情景吧，你们可要分外珍惜这最后几个月的学生生活，五分钱一张的学生电影可要多看几场啊！。’结果全场大多数同学竟然放声大哭。

发言结束粟纯熙部长立即上台讲话，他以极为幽默的口吻嘲笑了大家的天真幼雅，并说他完全理解同学们的心情，讲了许多国家有困难，但一定会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决不会不管大家的大道理。经他一说大家又破涕为笑。专题鸣放也就到此结束。

谁也沒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领导小组召开大会宣布学习转入第三阶段。号召大家对前阶段鸣放中暴露出来的反动思潮和反动言行进行坚决的反击！王用光说‘我们耐着性子听个别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新社会、对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一些人刻骨的阶级仇恨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什么专题鸣放？说穿了就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煽动学生闹事！向党示威！控诉新社会！比那些右派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些人不批判，不教育还行吗？任这股反动思潮泛滥下去，学校还是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吗？十天来的鸣放使我们更深刻的体会了上级党组织要我们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对少数同学的反动言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批判！当然大多数同学是受影响，要吸取教训，用揭发批判的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已与少数思想反动的同学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对那几个问题严重的同学，学习开始我们宣布了‘三不’政策，不戴帽子、不打板子、不装袋子，但我们从来沒说过对错误的思想行为不批判嘛！只要自已深挖反动思想根源，彻底转变立场并加以改正，相信党会正确处理。
’
接下来的两天自已简直是在恐怖和悔恨中渡过的。我去找王永琼老师，她说，原以为你人那么小，表现不错，现在看来思想还不简单得很呢。叫你敞开心扉，敞开一看，问题严重得很哩！我是说过叫你带头，我怎知道你思想深处有这么反动的东西？你可以揭发你写的说的那些反动观点和恶毐语言是谁告诉你的！说不出来那就是你自已的向题啰！不过你也不要紧张，党是有政策的，就看你的态度和行动了。她最后的话给了我恐惧的心灵一丝渺茫的希望。我默默地接受批判和漫骂，挖空心思写捡查，拼命地给自已上纲上线。最后用五页作业纸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结束了这场彻底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高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

这份《检查》和这次学习中的‘反动言行’完整的保存在我的档案袋中，像幽灵一样跟随我数十年。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每隔几年念一次，我就会痛得打滚。不过那时天真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既不知道‘装了袋子’还戴了‘四类学生’‘内控右派’的帽子。所谓‘党的好苗子’‘保送上清华的好学生’最后是‘操行和政治不及格’连毕业证也没拿到。

第二学期一开校很自然地被撤掉了班长职务，取消了助学金，但却没有宣布任何处分，也没说不准参加当年的升学考试。还不像班上大约有十五六个团员同学在随后的整团中，分别受到了开除团籍、留团察看、团内警告处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幻觉，党确是为了教育我们。犯了严重错误是肯定的，只要改了就好。当然保送上清华是绝不可能了，但只要考得特别好，想来读个一般大学还是可能的。

对党的信任就像母亲对佛的虔诚一样支撑着我受伤的心灵，于是强迫自已把失悔、恐惧、压仰埋藏在心底，不再多说话，不再和更多的同学交往，从知名的活跃份子一下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住校也不行了，取消了助学金没钱交伙食费。只好搬到离校不远的二姐家暂住。埋头读书、拼命学习。到高考前已基本做到了可以把各科课本的主要内容全部黙写，解了所有能搜集到的难题偏题。当年高考四科满分，各科的平均分数达到93.6分。

考完后我边打短工边焦灼的等待。到发录取通知书时，看到运动中的左派同学保送走了，成绩很差的同学也录取到四川石油学院、师范、专科，也都走了。我望呀盼呀，一直盼到八月底九月初却连不录取通知书也没有……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已受愚弄和被欺骗后的悲愤，排解不开对母亲、对哥哥姐姐的愧疚，对自已深深地自责和悔恨，扑到母亲面前号淘大哭，长跪不起！母亲含着眼泪把我扶起，深情地对我说：‘尔谦，娘不怪你！你是遭人整了！不要怕，一根塍子三节烂，茅司里的篾片也有翻身之日！你才刚满十七岁，日子还长，总会有出息的一天！’

老木匠

三，在苦难与屈辱中挣扎


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哭没用、悔沒用，恨也沒用，死更没出息。

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首先必须挣钱吃饭活下来，等待我这块茅司里的篾片的翻身之日！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又重回东源井拣炭花。那时全国正搞大跃进，市里领导不知听什么人乱吹，说盐场的废碴里含有硼，炕乾碾细就是硼肥，用在田里、土里就可以实现亩产千斤。全市掀起了大搞硼肥的群众运动。东源井也不例外。我就和髙五八级二班的同学钟可文一起到东源井抬硼肥。钟和我一样在《高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是‘专题鸣放委员会’的成员，虽没在大会上发言，但出身地主也被划为‘四类学生’。同时被整成‘四类学生’的还有潘永年、杨远植、熊大文、甘树成等人。潘永年等后来流落到新彊。划为三类的三十多人，最好也就上了师专之类的学校，入学后被退回者也有。

记得是五八年的国庆节晚上，我俩加班后实在太累了，就倒在盐仓的角落休息。下夜两点过突然来了几个公安人员，不由分说把我俩抓起来押到艾叶街道办事处，我们一再申说是三中刚毕业的学生，根本不听。第二天又押解到贡井公安分局。沿途许多熟人，同学的惊愕眼神使人无地自容。我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在分局临时拘留室拘留了一整天。拘留室内遍地屎尿，臭气熏人。从墙缝中看出去正是不久前读书常走过的街道，触景生情，我俩都凄然落泪。整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晚上才提审。提审我的凑巧是初中同学王林。他一见是我就说：‘你娃儿搞什么名堂嘛！你不儍呀，成绩那么好，不好好读书，怎么跟右派分子跑，弄到这里面来日子就不好过哟！不过昨晚是误会。我们是查从威远跑来的逃犯。你好得碰到我，不然说不定再关你几天。’等我回家时全家正为我被公安抓走了，又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关在哪里？而紧张得晚饭未吃。我哪会知道这仅仅是自已押解示众、进出监狱的开始。在后来的岁月中比这更严重的屈辱还多得很呢。

钟可文出来后一气之下回了农村老家。今年十二月，在分手整整五十年后才在自贡远郊的新胜乡谢家坝见到他。少年书生已变成须眉皆白的老头。终身未娶、孤寡一生。作为农村的五保户每月靠政府发的110元为生。他在回答我怎么一生连婚也不结时凄然地说：‘我这个狗崽子都活得这么艰难，何必再留些小狗崽子！’一句简单的话包含着何等的辛酸啊！

我脸皮比他厚，又重回东源井，也就是当时的贡井盐厂二十一工段抬盐。每天清晨天不见亮就到熬盐的锅边将每坨200多斤的盐巴抬起过磅入仓。盐锅很低，锅间距离很窄，灶房弥漫着白濛濛的水蒸汽，稍有不慎就跌入沸腾的盐锅里。我那时刚满17岁，长得又瘦弱，抬起非常吃力，根本沒力气把杠子挽上肩。幸喜我的单头李健章是一个强壮的大汉，常常是他在后面用双手把盐包举起放到我的肩上，并要我尽量抬远点轻一点。他在后面像铁塔一样稳住我踉跄摇晃的脚步。就这样抬到下午下班，马上又拉着架车到十二公里外的雷公滩拉一车煤，作为我们杠工组对大跃进的献礼。至今还记得颤颤惊惊把200多斤重的盐巴放到肩上时那钻心的疼痛，刚满17岁啊！身体又是如此的瘦弱。连车间的工人看着也摇头叹息。有好心人找到在碳垻里捡煤炭花的母亲说：‘邓四婆，你怎忍心让你们邓尔谦去干那样重的活啊，你看他那脚杆嘛，瘦得像秧鸡，怎会抬得起啊！’母亲也只能流泪叹息。晚上和师傅们住在一起，听他们吹牛谈天，或帮他们写写家信，或为小组写打擂比武的挑战书、决心书。他们都是最低层的工人，大都没什么文化，非常直爽纯朴。对我很同情，给了许多让我终生难忘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尽管如此受到照顾，因年龄太小、体质太弱、负荷太重，终究还是扭伤了腰。但我仍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因为明白自已没有其它出路。后来化脓转化成骨结核险些要了小命。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的一天下午下班后乘渡船回家，船上碰见党总支书记钟银州，他是一个从烧盐工人提拔起来的干部，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与车间工人关系很好。他突然招呼我，向：‘小邓，我看你不像是抬盐的料，怎不去读书呀？’我脸一红赶紧回答：‘钟书记，我是犯了错误来改造思想的。’‘犯了什么错误？’‘髙中快毕业前参加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时说了错话。’下了船我们边走边谈。听完我的汇报后他淡淡地说：‘这么小的娃儿算个啥子不得了的错误？！我看你今年再去考大学！’我说：‘钟书记，不行。我毕业证都没有，连名都报不了。’‘工厂给你开个同等学历的证明行不？明天我叫余述东书记到你们组来开个座谈会，总支再给你做个鉴定，你去试一试！
’
万万沒想到这次不期而遇的简单谈话竞成了我人生道路的又一个拐点。笫二天的小组会上师傅们用纯朴的语言说了我许多好话。当我拿着党总支的鉴定和同等学历证明回自贡三中找到党支部王厚常书记时，他沉默良久后冷冷的表示：‘既然工厂党组织是这个态度，你去报名吧！我们会给招办打招呼。’不知是运耶？福耶？命耶？髙考后我竟然被自贡化工专科学校录取。事后校长办公室的张自生老师告诉我，你本来没被录取，但招生名额还差一个，我给张平书记汇报说有个学生成绩很好，但政治上有点问题。不知行不行？张看了档案后认为，娃儿年龄还小，可塑性大。工厂党组织印象也不错，我看可以收进来。

自贡化专是五八年大跃进中，由地方兴办的一所二年制专科学校，条件非常简陋。但总是开始了人生中又一段新的旅程，带来了新的希望。

化专两年时逢国家处于大跃进的尾声，紧接着是三年大饥荒。农村一家家饿死，城里也到处是水肿病人。最困难时我们学生一餐就两个小红苕，被迫用红苕腾甚至用尿水中长的青苔——当时美名为含髙蛋白的小球藻充饥，加上不断到工厂农村劳动，修碳黑厂的公路，自建小髙炉大炼钢铁，真正读书的时间很少。还只能说吃得很饱，不许说个饿字。甚至有领导在大会上说：‘什么吃不饱？你们是学化工的，把你们的大便化验化验，营养还沒吸收完呢！’稍有牢骚不满，轻则批判重则开除。我吸取教训、时时警惕，事事慎为、生怕出错，得以幸免。班上好几个同学因此而被踢出校门。

我的处境更难，政治上的压力，心理上的压仰，加上抬盐时的旧伤化脓‘灌潭’，转化成了骨结核，常痛得彻夜难眠。几乎每晚下夜两点过就会痛醒，只好悄悄起来在走廊上踏步盼望天明，好用白天的繁忙来冲淡疼痛。沒钱医治还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怕学校知道后劝其退学。苦闷之中开始写日记，借以发泄和排解心中的忧愁和苦闷。谁知这又为以后几次将我置于死地埋下了祸根。

事发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学校安排到成都工学院参观实习，做材料力学试验。对我这样一个从没出过家门，从沒坐过火车的土包子是何等的髙兴和兴奋啊！出发前全班集合在办公楼前，政治辅导员王永琼（就是我髙中毕业时那位班主任，因反右中表现优秀，立场坚定，又提拔到髙一级的化专当政工干部、支委）突然宣布：‘邓尔谦同学出列！你政审不合格，工学院不同意你前去参观实习！学校安排到校农场劳动。’我明白这是五八年戴上的‘紧箍咒’又一次念起，只好强忍泪水低头出列。眼望着同学们唱着歌，从学校旁的铁桥上走过，往火车站而去。心中涌起的那种羡慕、自卑、愤懑像刀刻在心上，至今不能忘记！

更严重的的事还在后面，我刚转身要回寝室，‘邓尔谦站住！有人揭发你书写反动日记。你马上跟我们到寝室把它交出来！’当我打开破烂的木箱看着他们把那四本记录着我真实思想、真挚感情的日记抢走时，真是恐惧得发抖。经历过五八年那场浩劫，完全明白要从中罗列罪名简直易如反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下场是不言而喻。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打猪草，扫猪圈就是到校告栏看看开除我的布告贴出来沒有，想想回家怎样向母亲忏悔不孝的儿子又惹下的祸端。前两天有机专业的李传禄已被开除，他是自贡二中五八级同学。也是在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所谓《五八级学生劳动就业委员会》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弄去劳动了一年，第二年才考入化专。到化专后表现很好还当了班长，就因为动员他申请入团时他说了一句‘我这种条件入什么团啊，怕只能入伙食团’即被扣以思想反动而遭此厄运。我还能幸免吗？

几天后突然通知要去校长办公室谈话。进门一看我的四本日记放在袁嘉楷校长的办公桌上。出乎意料的是袁校长说：‘你这几本日记我们送到市公安局进行了审查。公安局认为不是反动日记。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悲观灰色情绪太严重。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把日记还给你，鉴于你表现还可以，成绩也不错，让你继续读书完成学业。错误缺点要改正，包袱要放下，要相信党是会给犯错误的人出路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至今没完全弄明白。但钟银州书记、张平书记、公安局审查我日记的人使我相信在当权者中有良心的好人还是大有人在。这个信念既使后来在监狱中也未动摇过，它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的祖国带来的巨变。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被分配到自贡鸿鹤化工厂工作。先在纯碱车间当了一年助理技术员，后被选拔到厂技术室（设计科）搞设计。每天坚持学习外语，学习化工机械的专业知识，很快就担任项目负责人。但不管怎样表现好，五八年问题的阴影始终像《紧箍咒》罩在头上，像绞索套在颈上。随政治气氛的变化，时而放松，让你担负繁重的任务，但绝不让你出差、培训、升工资、得奖金，时而收紧，政治运动一来就当靶子、写不完的检查，受不完的批判。

毛主席说撗扫牛鬼蛇神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其实一两年就一次，我也就来一次轮回。记得六三年科里让我担负新建的5000吨/年沉钙项目的前期设计负责人。12月中旬决定让我去上海作为建设方代表配合上海化工二院作施工图设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厂党委突然派分管副厂长颜丕林找我谈话，要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全部移交给新分来的调干大学生曹万欣，由他去上海。理由是党委关心你，外面天冷怕你受不了。我天真地一再表示，自己是23岁的小伙子，不怕冷，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至到颜厂长骂我真不懂事才明白。

**年化工部分配我厂负责起草部颁标准《中低压管道安装技术规程》，任务落到我头上。给我许愿说将来在北京审定时一定让我前往参加。结果仍是一个‘空心包子’。

正当科内同事为我愤愤不平时，“四清运动”开始了。此时曹万欣已提拔为代科长兼支部书记。我当即被定为‘白专典型’、“必须拔掉的一面白旗”‘仇视社会主义留恋旧社会的破落地主的孝子贤孙’交全科批判。前两条的依据是我‘成天钻研的都是技术’‘学的是俄语’‘吹捧苏修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工程师，而我当项目负责人还是35块5一个月的画图匠’。后一条的依据更荒唐，说我在画的一幅国画上盖了一个‘苦命人’的印章，‘新社会的苦命人不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是什么’，‘邓尔谦看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后很赞扬很欣赏。而这本书是描写资产阶级生活，宣扬爱情至上的坏书！’……对这种批判简直使人无言可辩，只有听命。最后结论是‘一个从小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控右派”居然混到了工厂的要害部门’。随即被赶出设计科，下放到二氯甲烷车间当工人。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车间当工人开始，我抛弃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所谓报負和理想，安心老实的当一个好工人。开始明白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像我这种被党视为‘异类’、‘屁股上有屎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能有碗饭吃，能平安一生，挣点微薄的工资糊口，把父母供养到老就不错了。所以一方面非常安心的当工人，一方面在工厂旁租了间小屋把瞎子父亲和年迈的母亲接下来住在一起，让我这个使他们担惊受怕的儿子尽点孝道。或许由于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和刻苦钻研，或许由于理论知识弥补了工人师傅的不足，我很快成了师傅们的得力助手和好朋友，组内修压缩机的髙手。同时受到车间领导和共青团组织的重视和培养。加上当时中央政策的调整，强调抓生产建设，彭真代表中央反复讲对知识分子要重在表现的政策，几个月后竞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六六年的“五四”还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

更使人髙兴的是获得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姑娘的青睐，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忠贞纯洁的爱情经受了以后长期隔离反省、全市批斗、游街示众、入监坐牢狂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浪的冲击和考验。不离不弃、恩爱永久、至到今天，成为支撑我生命的主要精神支柱。她就是我的爱妻宋雪萍。

雪萍也是自贡人，我在自贡三中读髙中时，她在同校读初中。出身也很贫寒，六三年毕业于泸州化工校分析专业。下放到车间时她是车间分析室的政治班长、共青团的支部宣传委员、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正要调厂党委当工作人员。当党委领导得知她和我讲恋爱时，立即派人找她谈话，加以阻止。告诉她邓尔谦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和他耍朋友将严重影响政治前途。宋雪萍诚恳老实地回答：‘我和邓尔谦接触感觉他一点也不坏。至于说读书时犯过错误，你们不是说只要改了就好，要看现实表现吗？他来车间后表现确实很好，争取入了团。我喜欢他。’结果党委很快取消了她的入党资格。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邓尔谦的‘臭老婆’受尽各种凌辱。

正当我俩一起瞳憬着老老实实当工人，踏踏实实劳动，平平凡凡过日子的时候，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老木匠

四，挣扎和反抗使绞索收紧，“内控右派”终成“反革命分子”被抓进监狱

1，

九六六年六月全厂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矛头集中指向刚当选“优秀共青团员”才一个多月的邓尔谦。‘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控右派邓尔谦揪出来示众！’‘撕开伪装积极的野心家、阴谋家邓尔谦的画皮，还他三反份子的丑恶面目！’‘邓尔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其内容完全照抄事前下发的zhonggong鸿化厂党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关于邓尔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初步材料之一》。
（见附件1）摘抄如下：
邓尔谦，男，25岁，自贡市人，家庭出身破产地主，本人成份学生（髙中毕业定为四类学生，为内部掌握的极右份子）

邓在校期间，政治思想极为反动，表现一贯恶劣，对新社会极其仇恨，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反动看法和言论。入厂后并无悔过之意，工作一贯表现不好，常常与那些对现实不满，思想抵触者接近，并散布了不少反动言论，其表现如下：

一， 大肆为自己的右派言论翻案
邓尔谦在校期间，借政治学习和鸣放之机，大肆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并积极组织“专题鸣放委员会”企图与党对抗，实属右派行为。组织考虑他年小幼稚未予戴帽子处理，只定为四类学生，操行不及格，并送去贡井盐厂21工段劳动改造一年。邓对其反动言行，不但不改悔，反而对党更为不满。进厂后在各种场合极力为自己的右派言行翻案。认为“寃枉了他”。可见他反动思想多么顽固。

二， 恶毒污蔑三面红旗，极端仇视社会主义
他说“大跃进明明搞错了，还不承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表现在那里？只是个空架子”。他还说“单干是个好办法，能增产，能搞好粮食生产。不管单干是啥性质，只要能解决人民吃穿问题都对，都应提倡”。

三， 极力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散布资产阶级毒素
他说“苏联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是工程师，可我们还是助技员”“苏联大学生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羡慕苏修的生活方式，敬佩苏修的所作所为，完全与苏修穿一条裤子。他还说“青年人要讲恋爱、结婚、生小孩，解决住房问题才能解决实际问题”“爱情可以激发人的才华”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我在盐厂抬盐时，那些工人杠子上肩就爱乱说”有意丑化工人阶级。

四，对现实不满，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小小职员”“画图匠”“苦命人”他骂党支部书记曹万欣“他是什么东西，不过比我经历长一点，有什么资格来领导设计科？”他画松鹤图给易仲能的母亲（地主份子）他还支持王家骥要房子……
邓尔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58年大放右派言论，向党射出了66支毒箭。八大文件上提到毛泽东同志，邓还不满的说：“这是不是个人崇拜哟！”邓在日记中写了不少对现实不满的资产阶级观点，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贩卖修正主义货色，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自绝于人民。
zhonggong鸿化厂党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

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带头发难的就是以设计科党支部书记和他组织的一帮左派。声势之大，火力之集中，口径之一致，势必置人于死地。紧接着就是停职反省，到农村边劳动边交待问题。五八年问题对我来说已是见惯不惊，反省交待对我这种‘老运动员’更是习以为常。反动日记在化专读书时公安局就有审查结论。交就交吧！“紧箍咒”又一次唸起，只能忍受。使我惶惑、使人沮丧的是究竟要怎样才能过上安稳日子？究竟要整到什么程度才是尽头？

但这次的政治风向完全出乎‘打手’和‘运动员’的意料。八月中央公布《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紧接着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九月初北京红卫兵《长缨战斗队》到自贡点火。九月九日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立。斗争矛头直指市委和各级当权派。各单位有胆大的群众也纷纷起来造反，组成名称各异的战斗团，揪斗当权派。各单位的红人也在当权派的授意下组织成“红色工人战斗军”保卫党委。唯有地、富、反、坏、右及其狗崽子和像我这样有问题的人，那派都不要，只好当观众。到了十一月遍街的人大都佩带着各式各样的红色袖章。没带的大凡就是五种人和狗崽子，受人奚落和鄙弃。

2，

一方面为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为敬爱的毛主席号召所鼓动，加之多年挨整，内心不服和不甘寂寞的劣根性，我找到车间造反派的头头，说了多少好话才戴上了红袖章。作为一个普通成员也就抄抄大字报，呼呼口号，听听辩论。看到那些昔日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以整人为职业，整人不择手段的官们威风扫地、丑态百出心里也髙兴。觉得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积怨太多，一爆发就不得了！我这种最底层的小老百姓当然不知道高层的斗争，也理解不了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自觉不自觉地卷进这滚滚洪流，又一次成为牺牲品。

一九六七年三月根据中央《3.15指示》和《军委八条》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厂内造反派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贴出布告将混进组织的坏人邓尔谦予以开除。原党委的秘书一晚上就写了《以邓尔谦为首的十七名趁文化大革命之机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上报。三月十八日深夜，即被五花大绑投入监狱。第二天大标语、大字报，广播、大会等宣传工具一齐开动，声讨混入造反派的狗头军师邓尔谦右派翻天的滔天罪行。同时找我妻子谈话‘邓尔谦起码要判十五年’，要她把肚子里的孩子刮掉。她当即严词拒绝‘既然要判他十五年我更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成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第一次被逮捕，第一次进监狱。被捆坏的右手几年都拿不稳筷子，留下颤抖的终生残疾。在铁窗、髙墙和刺刀下，我反思出生二十六年来，特别是五八年以来艰难的人生，逆来顺受中受到的折磨和打击，千万个为什么无法回答，让我悲愤难平！最后我在思考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时找到了答案：这一切都是这一小撮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干的！我应当义无反顾地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起来造反！以其这样窝囊的被整死不如造死！   
                           
     因此，当四月十九日根据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的规定被平反出狱后，我造反到底的决心已经铁定。不是说我是‘幕后的狗头军师’吗？那现在我就到前台当‘司令’：不是说我‘煽风点火’吗？我就到市造反派的喉舌《盐都炮声》当编辑和主笔：不是说我搞‘右倾翻案’吗？我就是要为厂内就因说了一句‘如果国民党打回来还不是先杀党团员最后才会杀我这个白丁’被冤枉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邹孟杰翻案，为‘觧放前穿过西装戴过博士帽’就被整成阶级敌人的生产科长陈达康辩护：当我得知早在1962年zhonggong中央62［372］号文就明确要求对五八年错整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要一律平反纠正时，我为首组织了《自贡市五八级学生造反联络站》……如果说五八年以来我只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屈辱中挣扎，那从此才开始了抗争。

一九六八年四月当我从原党委工作人员的揭发中得知，原党委领导和组织部门搞了一本材料，专门搜罗记载了400多名职工的所谓问题，将他们划作另类，作为排队分类、提薪晋级、评比奖励、工作安排的黑名单，文革中又被掌权的所谓造反派用作清理阶级队伍的整人依据，被称之为《阎王薄》时，组织了几个政治可靠的党团员前往‘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借阅。才得知正式名字叫《四清政治清理名册》。罗列的是些什么问题？

陈怀仁：收到地主父亲去世的信哭了。（陈时任支部书记，从不整人）
张家鹏：在二中读书时说过‘恨死二中无馒头’
朱群芳：耍过几个朋友
罗禄宣：读小学时打过架
……
当时全厂职工总人数为1026人，有诸如此类问题者占了48％。经当时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批准，组织了一次全厂的批判大会。公布了上述这些人的所谓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多数职工的愤慨，包括一些曾是整人的打手，因为他们也在“阎王薄”上。这便是后来我被打成“不填表的516份子”，粉碎“四人邦”后的1978年被打成“打砸枪份子”，最后以‘抢夺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叁年的所谓“419事件”。

抗争的结果是绞索拉紧。后来的遭遇使我逐步明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目的才不是我们这些幼雅愚昧的青年理解的那样，要纠正十七年来残酷的极左路线。在我被逮捕前，一个工人出身的支部书记教训我：‘邓尔谦，这个圈圈比57年挽得更大。你再聪明还是没认准这个告示。你就是孙猴子也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负责我专案的领导幽默地对我说：‘邓尔谦呀，我们党在你身上犯了个错误。五八年就该把右派帽子给你戴上，那样你也老实了，我们党也少了许多麻烦！’

事情的发展确实这样。一九六八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内部斗争形势的变化，林彪和“四人帮”已在中央占据了显赫的位置，刘少奇邓小平已被彻底打倒，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似乎已实现。红卫兵和造反派已没有利用的价值，于是大批红卫兵‘上山下乡’，被赶到农村，前期被整的走资派则以革命干部的名义结合进各级革命委会，使他们获得了对批斗过他们的群众进行疯狂报复的的权利和机会。我这种人当然是首当其冲。随即成为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靶子。前期的所有‘革命行动’全部变成了‘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极左思潮，大搞右倾翻案，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对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罪行。贴上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标签。更有甚者，北京整出了反对林副主席的516反革命集团，我即被扣上‘516份子’的帽子。召开全市15万人的批斗大会进行批斗。在官方1971年4月10日的《一打三反战报》（附件2）上写道：

邓尔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实现其反革命篡权野心，妄图抹掉他五八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积极参与“四川省五八级髙中学生造反联络站”的右倾翻案活动，非法组织“自贡五八级学生社教运动调查小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右倾翻案活动，恶毒攻击党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邓尔谦不仅一个人搞翻案，还把一个从监狱中找出来的‘左派’现行反革命分子邹孟杰一手拉进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狼狈为奸、干尽坏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九事件”，召开“四.二○”黑会控诉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报复。

邓尔谦从其翻案篡权的反革命野心出发，紧紧追随“五一六”分子刘结挺、叛徒张西挺，大反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些活动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无不一样，早已堕落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

他们就用这种强加的罪名强迫我‘低头认罪’，打入‘牛棚’，扫进‘狗屎堆’，进行残酷批斗，隔离反省，强令坦白交待。在这种私设的监狱中，有专门的看守，‘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不准回家，不准亲人探视，人格被恣意侮辱，时间长达数月之久。9.13林彪叛逃摔死后，又是“批清运动”，我们又变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摇旗呐喊，鼓吹反动极左思潮的急先锋！’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出了问题，我就是刘张的爪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一九七一年中央为了平息四川的派性斗争，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做工作以促进消除派性，实现各派的大联合大团结。由于我在市里和厂里有一定影响，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被确定到北京学习班学习。北京的七个月，我老老实实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的‘斗私批修’，被评为优秀学员。七一年五一节还作为学员代表应邀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远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人一样，不断地呼喊万岁！万万岁！嗓子喊哑了，激动的热泪浸湿了胸前的衣衫。周总理多次对我们说，中央是把你们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希望你们回到四川后，带头斗私批修，带头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把四川搞好！可是当十月份我们满怀希望和热情回到自贡时，等候我们的却是封闭式学习班里的批斗……我至今搞不明白这是党贯用的策略还是地方的和尚把经唸走了样？也许真实目的就是要把这批所谓的‘头头’隔离和孤立起来，瓦解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好进一步收拾他们。

这样的学习班我一直呆到七三年邓小平复出，全国开始整顿和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当时市里专管政治的书记们极其抵触，纷纷住进医院。主管生产建设的只是一位常委老副市长老红军焦政，他在文革中受到过很大冲击。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毅然站出挑起这付艰难的重担。鸿鹤化工厂有个五万吨/年的合成氨工程因受文革的影响，八年没建成，成了烂尾工程，由他接手兼任指挥长。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遇到的一个难得的好人。他顶住鸿化厂党委个别领导的阻拦，把我从学习班调回，恢复工作，指派为工程指挥部设备组组长。使我有机会在经历了七年的折磨之后，重回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开始了人生中又一个生死轮迴。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是邓小平主政，抓生产建设。“紧箍咒”暂时没唸，我又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尚可利用，所以日子相对好过一些。怀着劫后重生的热情常常通霄达旦忘我工作，几十个小时不下火线。家就在厂门口常常十多天未进家门。攻关解决了髙压机烧活塞杆、废热锅炉改造、再沸器腐蚀破坏等技术难题。在随后四人帮搞起针对邓小平的所谓“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从未介入，一心扑在工作上。

我的表现深受群众和领导的好评，特别是焦市长的器重。他曾热情地鼓励我要求进步争取入党，并表示愿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我向他汇报自己五八年读中学时曾被划为“四类学生”，并说中央62［372］号文明令要求纠正但至今未落实后，他随即给鸿化厂党委打招呼，要求党委调查解决。当时鸿化厂党委正副书记是从市里新调来的罗立，张文照，他们在调阅我的档案特别是详细看了五八年整成“四类学生”、“内控右派”的材料后，认为‘简直荒唐可笑’。随即派专人去市里找来中央62［372］号文件，决定纠正觧决。责成保卫科长何明富向我传达党委的决定，当面退给我五八年用作业纸写的检查和一张在设计科印有‘苦命人’印章的国画，同时烧了一些材料。

说实话，党委的决定真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盈。当晚就和母亲、妻子、带上儿女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宣誓，从此要加倍努力工作，为党为国家贡献一切！带着感恩的心连夜书写《我的入党申请书》……

老木匠

3
，
善良的中国人，善良的我实在是太容易被欺骗被愚弄了！这哪可能是厄运的终止，坦途的开端啊！这只不过是风暴前那一抹飘忽的彩云，上绞架前赏给犯人的上路饭。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七七年搞起“揭批查”运动。清查四人帮在全国各地的‘帮派体系骨干’和‘打砸抢份子’。和过去的运动一摸一样，这次也规定了许多合情合理的政策界限，实际的作法自然也和过去一模一样，另有一套。我这个在五八年十六岁就在脸上刻了坏人金印的傢伙当然又成了‘四人帮的爪牙’‘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反革命打砸抢份子’。

在经过几个月的反省检查，到全厂各车间班组轮流批斗之后，于七八年六月六日按市委的决定被自贡市公安局宣布为‘反革命打砸抢份子’开除公职、逮捕法办！在六月十日的公捕大会上公布的主要罪行：五八年向党猖狂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追随四人帮大搞右倾翻案，为首组织和策划“4.19事件”抢夺和泄露国家机密。保卫科长何明富居然上台揭发我抢劫和烧毁了自已的档案。我实在忍无可忍，拚命挣脱公安人员按头的双手抬头大喊：是我烧的还是你烧的？！昧良心！不要脸！微弱的喊声随即淹没在‘打倒邓尔谦的反革命嚣张气焰！’的口号声中。

接下来是长达三天的游街示众。胸前挂着打了红叉的‘反革命打砸抢分子’黑牌，头上架着刺刀，两名武警强按低头，前面宣传车开道，不停地广播所谓反革命罪行。三天游遍了自贡的主要街道、单位和郊区的所有乡镇。当游到鸿化厂时，实在忍不住对妻子和三岁小女儿的想念，稍稍抬头想从夹道的人群中看他们一眼。一个劈掌打在耳门，使我眼冒金星，从此左耳听力大损。

在五营村看守所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囚犯生活。里面恶劣的生活和各种酷刑不堪回首。没有了名字只有编号。一间几个平方的囚室常关押18到20人。只有一个通铺，犯人必须头脚交叉才能躺下去，虱子之多之大，使人毛骨耸然。墙角一个便桶一天才准倒一次，新犯的头紧靠便桶，臭味熏人。最令人恐惧的是莫过于长时间的关押。提审时会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会要求你事实求是，但你只要稍加申辩，不是酷刑，就是长期关押，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审不问。长期的饥饿和精神折磨使许多人哀求公安提审，哀求早日判决以去劳改队，只好按照公安人员的提示编造罪行。与我同押在三大仓六小仓代号为481的囚犯是新民乡的广播员，就因收音机跳台播出了敌台的内容被收监两年多，致使精神失常。从窗口递进的小包谷坨常被同监犯人抢去，饿成一具骷髅，冬天也是全身赤裸倦缩在便桶旁边。最令我们这种政治犯难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不准看书、不准说话、听不到一点声音。从铁窗望出去只能看见髙墙、碉楼、铁丝网和哨兵。

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志新的冤案在报上披露才开始有所改变。才能断续看到一些过期的报纸。经过不断给公安局领导写报告终于同意妻子给送英语书进来。借写交待材料为名给妻子写信。每天4点起床默学英语。留下了许多记录了自已当时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信和小诗。其中写道：

这个材料是我准备在预审时交的，由此可了解我整个案情。当初决定逮捕我的依据就是这几条。你可作为向省市和中央申诉时参考。几个月来，越是深刻反省自己的作为，越是严峻地解剖自己的思想，越感到像今天这样对我进行打击是不恰当的、错误的。越相信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政策的光辉总有一天会照到我的身上。毛主席在六二年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正确路线下也可能错处理人。不过一经发现就会坚决纠正。我盼望这种可能到来。报上许多文章和报道和过去的观念都不同。使我认识到党中央的英明正确。造成我今天的处境，正是“四人帮”流毒没肃清。而这又是一个很艰巨很漫长的过程，情况也很复杂。我的问题也可能长期得不到正确处理，就像五八年被错整成右派学生一样。中央六二年就正式发文件要下面纠正，可到七三年八月才落实，拖了漫长的十一年。不仅如此，还不断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对我进行迫害和打击。不然我的历史都将重写，何致于造成今天如此悲惨的结局。想起这些除了用命运之说来麻木自己之外，简直不能用科学来解释。进监四个多月了，一次也没提审，话都没地方说一句，连“态度好”都不能争取，更别说给上级党组织反映真情了。我很小时就立下了为祖国的科学技术贡献力量的志向，今天正当年富力强，为国出力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啊！多年来盼望着今天，盼望着能安心搞生产，安心搞技术，终于盼来了，却强迫我离开了心爱的技术工作岗位。再也用不着图板、丁字尺，再也听不到压缩机欢快的轰鸣……多少年来，当我无数次遭到挫折，处境困难的时候，总是天真地安慰和激励自己，不要紧，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我检讨了几十年，改正了几十年，到头来却是毁灭性的打击。天理何在？世间上还有什么更使人沮丧呢？萍，从爱上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要让你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十年了不但没实现这个心愿，带给你的只是十年的苦难。现在国家稳定了，老百姓可以生活得平静点了，我却给你留下一顶反属的帽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而离开了你。世间上还有什么更使人内疚和伤心呢？我知道，痛苦也好，沮丧也好，内疚和伤心也好，都没用。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还未报答，要活着回到你身边的心愿还未实现，我必须鼓起勇气和这极端恶劣的处境抗争。我盼望着把心里的一切告诉党和人民，盼望着党的光辉照进我受伤的心灵。事到如今，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到劳改队去度过一段以年为单位的岁月。既使这样，也要坚强的生存下去。我才三十七岁，将来还可能为国出力。我打算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定要学会一至两门外语。请你和三姐设法准备英语或俄语教材，如果送不进五营村就等判刑后送来。我要和岸黎来一个竞赛，看我们爷俩谁学得快一点、好一点。人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我有一颗爱国、爱人民、爱党的心，总有一天会为党和人民了解。……
                                        11月16日于五营村

现在一再强调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客观实践。强调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二十年来我所受到的打击、非难、处理有哪一件经得起检验?五八年打成四类学生，六二年中央就发文要求纠正平反。当时我对红与专，对干部作风对团群关系，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中苏关系与问题的观点和发言现在证明不都是正确的吗?到厂后长期指责我工作表现好，技术上也好但就是只专不红，现在看来为国家努力工作、钻研技术不正是红吗?再看文化大革命，就说4.19事件吧，我所批判的那个所谓《四清政治清理名册》把48%的职工列为政治有问题的人，不正是大搞封建专制，混淆两类矛盾，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吗？一再说不能有禁区，难道材料上写了四清就是禁区，就是国家机密？再说为邹孟杰、陈达康翻案问题，用现今报上平反冤假错案来对照，不也证明我做得对吗？雪萍，你再把平时我给你讲的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用人的标准，等等。对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政策，不都证明是正确的吗？过去我因此而被视为异端反动，累遭打击和迫害，而今天这些成为正确的路线在全国贯彻执行时，反而被投进监狱。而那些长期以来按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办事，今天却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这种历史的颠倒，真是令人发指。所以当我陷身监牢，面临漫长的地狱生活，回顾前半生，实在没什么值得后悔。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人为追求真理贡献了生命。当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时，自己不是早已被毁灭了吗？只不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人会来认真考察我的言行，推倒强加于我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还我的本来面目罢了。我只希望你，我的好妻子了解他的爱人、丈夫和同志——邓尔谦是怎样一个被污陷的正直青年就行了。
   今天是十一月十日，经过几天的淫雨后天气好点了，铁窗外阳光灿烂、兰天如洗。但监房内还是这样阴冷潮湿。还是坚持把这张记录了我此时思想的纸条写完吧。
                                                   11月10日于五云村


狱中吟
冬    夜

铁窗高墙阴森森，月照刺刀寒光凝。
食不果腹难入睡，体有余温虱咬人。
冤狱酷刑磨心志，黑牢孤寂养精神。
披衣起座便桶上，默学英语待天明。

寄 雪 萍

难忘当年比翼飞，暴风雨里紧相随。
科海携手探奥秘，乱世并肩斗凶神。
殷殷柔情暖铁骨，堂堂正气斥奸侫。
坐牢不算伤心事，思君常使热泪垂。
                .
元旦  狱中
一九七九年元旦

少年遭陷本己难，偏不折腰向强权。
伤痕累累承磨练，冤狱沉沉任摧残。
污泥不染荷花洁，野火虽烧芳草鲜。
莫道黑牢天地窄，看破红尘心自宽。

从上面这些记录着自已真实思想的诗和书信中，可以看出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还是不懂得沿袭多年的专制和暴力不可能一朝改变。有选择的平反了一些人的冤假错案，同时又在制造着更多新的冤假错案。七九年十月开始对我们这批人进行突击审判。负责对我进行预审的是一个叫邹敏祥的检察员，在经过个多月的审问和内查外调后认为无罪，叫做好释放的准备，要我出去后正确对待。当晚兴奋得难以入睡，写诗一首：

希 望
预审员告之经内查外调我确实无罪，近日
内将无罪释放。希望能正确对待云云。当晚兴
奋不已。口占一绝，手抚铁窗，向关押在其
它监房的朋友大声吟颂。

                   劝君莫道夜色浓，笑指东方天欲红。
                  金鸡啼醒三年梦，跃马归营旬日中。

我又一次髙兴得太早了。几天后因北京西单墙事件、魏京生被捕，上面又来了新的指示。邹敏祥遗憾而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我：‘邓尔谦，上面已决定起诉你。自己上法庭辩护吧。我已无能为力，我也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近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当时真是欲哭无泪。

十二月初自流井区法院开庭进行公开审判。主审法官叫何明远，当他听完我的辩护和陈述后，不知是被感动还是出于职业道德，冲口而说：‘邓尔谦，我不认为你有罪！’我当即要求书记员：‘请将法官的话记录在案。’休庭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邓尔谦你不要把我刁死了，你的案子我都判得了吗？市委连刑期都定好了。到我们这里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我长叹一口气，请他把庭审记录上那句话删掉。接下来匆匆走完上诉的过场，由市中院裁定以抢夺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叁年。再一次让我亲身体会了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的真谛。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正式作为罪犯押往唐家垻监狱服刑，开始了我一年半的劳改犯生涯。其间我三姐死了，十年前害怕因我而受牵连过继给她的儿子被迫又回到他母亲身边，始终未能逃脱上天给他的厄运。妻子只好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靠每月35元的工资艰难渡日，孩子们忍受着欺侮和岐视，盼望着他们的父亲刑满归来。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早在我被捕前已去世，不然我的愧疚更会折磨终生。唐家垻劳改队是以生产机床为主，由于我有一技之长而被破例留了下来，没被遣送到芙蓉煤矿、雷马坪这些更为恶劣的地方去，才有幸活着回来。当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头衔”重返社会时，我已四十岁。

老木匠

五，劫后的反思



一，从五八年开始以来的几十年中，我常常反思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坎坷和悲惨的遭遇。是命运决定？是天生反骨？是性格所致？是不吸取教训？看来都不是。五八年划成“四类学生”“内控右派”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对党对新社会怀着虔诚的感恩，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在以后的坎坷中，诚恳地检讨，不断地反省，逆来顺受，皈依伏法，忍辱负重，还是在劫难逃。遇到过好心的开明的清官，也不过是给了苟延残喘的一瞬。这是为什么？。

劫后反思，使我逐步认识到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在那几十年里我们国家把专制和暴力作为了最髙的治国方畧。把古今中外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人民的残酷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更可怕的是还披着一层迷人的社会主义外衣。和历史上那些专制暴力统治者一样，时时躭心江山不稳。不惜用一切手段对那些反叛者，不同意见者，好心进諫者，发牢骚者，甚至被怀疑可能是反叛者，不管是开国功臣还是普通子民，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统统予以镇压、蹂躏和消灭。为了防止新的反叛者产生，一方面对臣民进行奴化教育，扭曲他们的人格，培养忠实的奴才，另一方面对其中稍有独立思维或者稍微聪明一点的苗子，即从未成年时就加以打击和摧毁。既防患于未燃又能杀一儆百。五八级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密的档案作了最好的说明。所以在那个年代像我一样悲惨遭遇的何止千千万万，比我更惨道的何止千千万万！

1980年3月4日我在劳改队给妻子的信中曾写道：

几十年来残酷的现实正迫使千千万万中国人在思考、在比较，连你这样最老实、最纯朴、最忠诚的‘革命群众’都想到了那么深刻的程度。何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人杰地灵、能者如云。我坚信，时代在走向民主、走向科学，这种封建专制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抛弃！当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说不定要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奋斗、牺牲。但潮流终归是阻挡不住的！

苦难的中国人民用一代、两代人的血泪才逐步认识到这种专制和暴力的残酷和虚伪。才会有邓小平这样的人在亲身体会之后的反思。才意识到这一切决不是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势必亡党亡国！这才有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才有今天‘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和治国方畧’。使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看到了伟大复兴的希望。

二，古今中外的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较从来都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地方，从来都被付以圣洁的光环。中今中外的老师，尤其是中小学的老师从来都被视为崇高而光荣的职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千千万万善良的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老师时寄托了多少虔诚的希望啊！可在我们国家，在‘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误导下，学校成了坑害孩子的屠场，老师成了欺骗学生的帮凶！用心之歹毒、手段之残忍、作法之卑鄙，现在看来真是令人发指！你们整的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啊！师德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你们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啊！面对自己幼稚的学生怎下得了手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这就是‘教育要为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吗？难道这样就能培养出‘革命的接班人’吗？事实证明这样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不知摧残和扼杀了多少人才，培养出了多少唯唯诺诺、阳奉阴违的伪君子，同时也造就了多少统治者自已的掘墓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把教育好后代视作民族兴旺的头等大事，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的失误，可以说是对国家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彻底反思了吗？纠正了吗？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全都是坏人吗？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革命的吗？在看到的文章和文艺作品中都如是说。我看并不如此。姑不说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他们和我在五八年时一样都还是纯洁幼稚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是未成年的少年学生，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结果许多人髙喊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献出了年青的生命，许多人被利用之后，赶到农村空耗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被捕判刑，沦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再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对大大小小整人的当权派表现出那么深恶痛绝？难道不正是这些人十七年来用专制和暴力，用谎言和阴谋整人太多，在人民心中‘积怨太深，压抑太久，一爆发就不得了’吗？装出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连毛泽东也说：‘造反有理、造反无罪’呀！被压迫的人民终究是会起来反抗的，只不过时间的早迟而已。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这点，才会有今天人权的改进、言论的开放、法制的强调、民主的进步、党风的整肃、政治的革新！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艺家就不敢秉笔直书、深入探讨、恢复过去那几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为什么你们的同情只付给统治者而不付给被镇压、被迫害的无辜老百姓呢？！

在我提笔写这些辛酸往事和粗浅议论时，许多亲人和朋友说我，你受的苦还不够、教训还不深吗？写来有什么用？对此，我回答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绝不会逆转，当今的中国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国家复辟到那个恐怖的时代去！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党不会答应，人民更不会答应！胡锦涛说得好，不与时俱进，先进的党不会永远先进，也不可能永远执政，就会为人民所唾弃。至于我个人，对整过我的人早已谅解；对有恩于我的人永志不忘。既不期望谁来平反昭雪，也不企求恢复什么名誉。社会的进步早已使整过我的人，同情我的人，都不再认为我是什么坏人。这比什么形式的平反都更彻底！更有用！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吸取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末来，让我们的后代再不要有我们一样的苦难！这就是写本文的唯一目的！


                                        二零零九年元旦于自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