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陆的高等学校相比，台湾的高校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教师中拥有发达国家知名大学学位（主要是博士学位）的比重很高，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广泛而深入（讲课、讲座、学术会议等），教授治校（如校长遴选等）的体制基本建立，学校的环境与硬件设施在校均与人均意义上都高于大陆的高校。每当笔者漫步在政大等校园里的时候，绿色的林海、潺潺的溪流、棋布的草坪、弥漫的花香、错落的楼群、蜿蜒的长廊、星罗的座椅、游动的水族、高质的操场、整洁的环境，确实给我轻松、让我愉悦、送我快乐、助我思考。一般来说，这种高投入虽然不等于但确实能够有助于高的产出。不过，姑且不考虑与发达国家知名大学相比较（这种比较非笔者所能），仅就与大陆可比高校相比较，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台湾高校的实际产出与它应该能够实现的产出是有相当距离的，产出与投入也是不成比例的。粗略地说，台湾的高校，软件相对于硬件似乎偏软；严格地说，台湾的高校尚有不少软肋，需要创新。
笔者试图就社会科学（主要是财经类学科）结合在数所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实地调研做一分析。
一、急待提升的教学质量
经济与社会的市场化、全球化，发达国家知名大学与发展中国家大学之间的差距拉大，使得大陆与台湾等地的高校越来越重视研究，主要是研究成果的发表（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期刊上的发表）。相对地，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就降低了。由于研究成果发表的有形与教学成果的无形，研究与教学之间的不平衡日趋严重。就笔者一个月对台湾一些高校的不充分（但希望不是片面）的了解，其教学质量是令人忧虑的。
1.教学的内容
首先，在大学生教材上，不少课程使用了美国的原版教材，而且是最新版。但是由于台湾与美国的历史差异、文化差异、中小学教育差异、经济差异等，由于外国的专家毕竟不懂中文、不了解台湾，即使教材的作者对外宣称说专为美加以外的外国学生编写，美国的原版教材与台湾的实际也必然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能用经济学的一般性否认经济学的特殊性，更不用说经济学的一般性本身仍是有相当争议的。如果说美国的原版教材是“毛”，台湾的实际是“皮”，则毛并没有附着在皮上。因此，这不可能不影响教学效果。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结合台湾与大陆的实际重新用中文编写、改写，美国的原版教材可以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五千年中华文化不可能不比英文更加优美地表达出经济学的理论。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明在我们的教师方面存在问题，或者是主观上不愿意或不舍得花费时间，或者是客观上能力低而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是不愿意或不舍得花费时间，那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如果是能力低，那就说明国外学位的含金量不可盲目相信。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大学教师讲课没有自己的经过研究之后的讲稿，完全依赖于原版教材而逐页讲授！如此，大学岂不等同于中学甚至小学？从另一方面看，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用原版学习。他们实际上是用汉语方式学习的（笔记是用汉语，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也都是用汉语交流的）。就必要性而言，汉语是法定语言，在英美语言强势下更应该重视本族语言，现在中国人母语水平下降是公认的（当然，其外语也并没有等值上升或练就成高水平，没有高水平的母语，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外语），如此，中国文化的安全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安全也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大多数国人是不需要在工作中运用外语的，或者说基于他们的12年中小学外语基础，稍加实践，他们的外语水平是可以应付一般需要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只要有少数人是高水平的外语型人才，其他人就不必从原文开始，完全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大多数人只能是粗通而不可能精通外语的，外语的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更不用说相当一些汉语是不可翻译的，如唐诗宋词等，第一本英汉词典是猜出来与估计出来的。
其次，在笔者所听的研究生课堂上，似乎既没有看到统一的原版教材，也很少看到教授自编的讲义。有的是采用多本原版的书，有的是找来多篇原版论文，一次讲一篇。教学的方式大多是学生先讲，然后老师做一些点评，有的老师讲的多一些，有的老师基本没做什么点评。以笔者观察，相当一些老师似乎没做什么教学准备。说的好听一点是启发式、互动式教学；说的不客气，这种教学是不系统、不认真、不负责任的。研究生的教学当然要与本科生有区别，笔者以为这种区别不是讲课与不讲课的区别，而是讲课内容的区别。本科生教学主要是基础知识（编写的教材），研究生教学主要是教授本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包括他人的研究成果介绍）。研究生教学的教室采用圆桌会议方式是否合适也是需要研究的。讲课就是讲课，讲课不是聊天、不是学生替代老师主讲，老师不是裁判、评委，而是教学之师。
再次，没有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做具体处理，没有按照社会科学的要求讲授。表现为：在本科生的课堂上超前讲了研究生的课程，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讲了不少本科生的课程；在本科生的课堂上，本来应该在后面讲的内容搬到了前面，本来可以不用数学或少用数学就可以讲清楚的非要用数学，本来可以不用高等数学或少用高等数学就可以讲清楚的非要用高等数学，把经济学由社会科学变成了自然科学，看不到社会，只看到符号与符号的运算。如此，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较低。
又次，有的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有错误、又过时。比较突出的是对大陆的了解蜻蜓点水，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区分纸上的与实际的，没有区分政府的与百姓的，没有区分总体的与局部的；有的观点没有论证而过于随意（如对于台湾三合一选举为什么泛绿惨败原因的分析等）
最后，老师不准时上课，有的迟到10～20分钟，有的提前结束，课间休息也很不规范，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教学的质量。
2.讲授的艺术
综合古今中外的经验，教学不仅是科学的过程，更是美学的过程。教学当然要传播知识，但更要有效地传播知识，要使学生接受并且要真正地接受所讲授的知识。否则，讲的再多也只是浪费。依据笔者在台湾一些大学的实地听课，笔者认为，多数教师的讲课谈不上有艺术性，只是直白的讲课（当然，大陆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所谓讲课的艺术性，笔者认为，就是在讲课中要有逻辑、要充满激情、要流利、要抑扬顿挫、要发音标准、要有音色与音质、要充满风趣与幽默、要与现实结合、要有灵活互动，课堂上应该充满笑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为有艺术地讲课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是有愧疚的。有的教师授课不仅没有艺术，而且可以说是平淡、呆板、发愣、无力、不清，有的还卡壳，有的板书混乱，有的变成了多媒体的奴隶，有的还有不合教学规范的个人语言习惯（比如高频率地重复说“噢、噢”）。当然，笔者也看到一些优秀的教师很受学生欢迎。比如，台湾政治大学朱泽民老师的讲课之含蓄（2005年12月9日下午商学院大楼0205，题目是二代健保财源筹措），方念萱老师的讲课之流畅（2005年12月28日晚综合大楼1层视听教室，题目是文本分析），江明修老师的讲课之干练，魏艾老师的讲课之风趣，黄智聪老师的讲课之激情，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郭建中老师的讲课之活泼，等等。
3.出路——加大教学质量的奖惩力度
应该说，正如大陆高校一样，台湾的高校也已经着手提高教学质量。比如学生要就每门课对授课老师进行无记名打分评价。虽然我们不能说学生的评价百分百正确，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学生的评价都是客观的。现在还没有比学生的评价更为合适的评价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学生评价的结果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是教学与教学质量在全校的地位还相对较低，二是教师的职称与教师的收入分配没有与由学生评价所认定的教学质量实质地与充分地挂钩。以笔者之见，既然学生是学校之本，学生的满意是学校的最高原则，则把教学摆在与科研同等地位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教学质量重于教学数量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为此——
首先，对连续2年或3年在学生评价中处于全校最高的2%或3%的老师给予特别奖励。如果是助理教授，可以晋升副教授并给予特别奖金；如果是副教授，可以晋升教授并给予特别奖金；如果是教授，可以给予优秀教授称号并给予特别奖金（可以不少于教师上年度平均收入的30%）。
笔者欣慰地看到，台湾政治大学于2005年11月7日召开大会，由校长为2004学年教学特优教师颁奖，并邀请教学特优教师的家属参加。大会还宣布学校准备修改教学特优教师遴选办法，计划将奖金再提高一倍，对连续获得教学特优教师者发给学术奖励费，并列为讲座遴聘条件之一（政大人事室：“教学特优教师颁奖肯定教学贡献”，载《政大校讯》2005年11月15日）。笔者希望这些举措尽快实施。
其次，对连续3年或4年在学生评价中处于全校最低的1%或2%的老师给予特别惩戒。如果是教授，或者取消授课资格并相应减少酎金，或者降为副教授，或者转为研究员系列，或者劝其调离；如果是副教授、助理教授也可以做类似处理。减少的酎金可以不少于教师上年平均收入的30%。
再次，其他教师的收入都应该与教学质量紧密挂钩，体现优劳优得。
二、趋向放任的学生自由
在台湾，大学的学生们可以说享有充分的自由。但笔者以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绝对的或过度的自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业者在工作场所必须遵守劳动纪律与劳动规则，消费者在购物场所与消费场所也必须遵守公共的道德规则；同样，在学校里，虽然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是教育产品的购买者（由于公共财政的教育拨款与学校的无形资产等，实际上学生是教育产品的不完全购买者），与教师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受教育者、学习者，更类似于就业者而被称之为就学者，因此学生可以有自由，但这种自由是需要相当制约的，要与义务、责任、道德、国情、校情相匹配，是松紧有度的自由，不是放任的自由。以笔者有限的观察，目前台湾的大学存在着趋向放任的自由。
1.过度的不上课的自由
据笔者不充分的观察，有的课堂出勤率仅有5%，一般课堂出勤率在50%～70%左右，研究生课堂出勤率高于本科生。应该是几十个学生来上课，但最后只有几个学生来，甚至只有两三个学生来，这种情况下，老师是不太可能有充分的情趣把课上好的；有的学生在课快结束时才来；有的学生随意进出；有的学生不管老师讲的如何，只是聊天、睡觉、玩电脑、玩手机、听MP3（笔者在某大学附近饭店里听到有一对女学生在聊天中针对睡觉的学生有这样的对话：“来了就睡，睡醒就走”。当然，有的教室条件过好，如椅子过软过于舒服也帮助了学生尽快入睡与精神分散）；有的把教室当作餐厅；有的学生人在课堂心在外，等等。
在出勤的学生中，认真听课的大约在一半。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部分教师讲课没有吸引力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与学校放松管理、不敢管理、不能科学管理有关，学校在这方面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有的老师为了提高出勤率采用了点名的办法，并把出勤率与学习成绩挂钩；有的老师用当场回答问题的方式变相点名，更多的老师似乎不在乎出勤率，来多少学生无所谓或无可奈何，甚至从来不来上课的学生也可以考试合格（只需写一篇所谓的文章）。有的老师采用中小学的方式点名，即一个一个地点人名。如果是老教师，点名速度慢一点，往往一个大教室点一次名要花费10～15分钟，如此，学生是有些厌烦的。这也说明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与培训抓的不够。在各种内外因素作用下，学生不上课的现象趋于常态化，学生不上课或学生过度的不上课成为了学生的一种“自由”，老师与学生都对此见怪不怪了。
记得2005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约是后半夜2点钟，笔者从办公大楼的研究室下来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听到操场上还有声音，往前走近一看原来有不少学生成对或成群的呆在操场里，我问其中的一对学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们回答说：“我们在看流星雨。”我又说：“明天你们能起床按时上课吗？”他们又回答说：“没关系，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去上课。”这种后半夜2点钟还在聊天的情况在圣诞、元旦等节日的时候相当地不少见。笔者由此也感到，如此的作息时间，课堂的出勤率、认真听课率怎么能高呢？一些课堂上大睡其觉的学生占到10%或更多是不奇怪的。
那么，国外的情况如何呢？根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与对海外留学生的调查，欧美日等国家的大学生们很少有该上课而不上课的，他们的出勤率基本上在90%～95%以上。如果以老师讲课质量低为理由而不去上课，这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如果老师讲课质量低，学生更应该去，可以指出老师的问题，可以帮助老师改进教学。当然，对确实讲课质量低而又不愿意、不可能改进的老师应该让其下课。这需要完善教学评估制度。
依据国外的比较，台湾的大学课堂的出勤率低可能也与学费制度有关。美国的大学生交纳学费是一门课一门课交纳的，每门课的学分不同，所交纳的学费也不同。如此，美国的大学生对付出成本的每门课自然是认真对待的。而台湾的大学学费是按学期统一交纳的，没有分解到每一门课，因此，台湾的大学生对每门课的成本意识是并不强烈的。
不上课、少上课、上课不认真，怎么能有高质量的学生呢？笔者看到的台湾媒体曾刊登文章说，台湾的学生论文质量是有所下降的，抄搬前届的学哥学姐的论文并不鲜见，网上拼凑论文的时常可见。
放任的过度的自由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2.过度的不担责的自由
台湾的大学里，学生们的自由表现在各方面。他们可以成立任何社团组织，他们可以出版任何报刊（如在台湾政大，学生会有会刊《乱报》；新闻系有《大学报》），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进行组织性活动。比如，某校校方要决定在校园中建设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不是高尔夫球场），部分学生马上就在学校里张贴宣传单、组织签名以抗议校方的计划。比如，他们的宣传单是这样的：
青山依旧，不要白球！小白球滚出某大！
不合情！！
继畸形钢柱、怪异喷泉之后，“后山大鸟笼”将会成为破坏校园景观的最新力作！
不合理！！
某大可以改善的空间很大，两千万元不该拿来保障少数人从事的贵族运动！
不合法！！
经费运用及校地规划，完全未经公听程序参酌学生意见，决策过程粗糙专制！
现在是你跳出来表示意见的时候了！请支持“反对某大兴建高球练习场”的连署活动，寄信到某某留下你的姓名系级，或是在12月26~30日中午时间至山下摊位进行连署。
校园空间，匹夫有责！
与这张宣传单配套的还有另一张宣传单，内容如下：
怒
某大人，你怎么能不生气？
◎宿舍一天到晚没热水、捷运和学校之间没有免费接驳车、无线网路老是烂掉、一堆研究生没有研究室可用、体育馆整修、学校软硬体提升、社团补助——某大有这么多地方需要用钱。却要花两千万兴建高尔夫球练习场，你不生气吗？
◎水泥丛林的城市中，绿地已经越来越少，某大却要在碧草如茵的后山盖一座大鸟笼，破坏虫鸣鸟叫、植被生态、视觉景观，你不生气吗？
◎几年前校方曾提出兴建高球练习场，因全校师生大力反对而作罢，但过了几年，等大批连署反对的学生离校之后，这个案子便厚颜的卷土重来、企图蒙混闯关，你不生气吗？
◎卓越计划领到政府补助，却用来补助这种造价昂贵、参与门槛高的贵族运动。美其名是“为了修课同学方便”，实际上却是服务少数官僚，决策过程粗暴，完全不征询学生意见，既专制又自私，你不生气吗？
你当然可以生气，并且请你将你的怒气化为改善学校的力量，参与“反对某大兴建高球练习场”的连署活动，寄信到某某留下你的姓名系级，或是在12月26～30日中午时间至山下摊位进行连署。
你的一个名字，我们的一分力量！
笔者无意也不需要做出该大学是否应该兴建这样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的结论，因为只要对照学校的有关规则与政府的有关法规，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如果符合规则与法规而学生反对，则显然学生反错了对象；如果不符合规则与法规，则必须指出不符合哪一条具体的规则与法规，而绝不是简单的反对。以笔者对该大学的有限实地了解，在该大学学生为了某种权利而发起的很多自由活动中，在相当程度上学生的自由是过度的、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与义务是很不平衡的。这里就前面的宣传单上有关内容做点分析。
首先，宣传单的内容没有体现出对对方（校方）的应有尊重。如，说校方“专制、自私、厚颜的卷土重来、企图蒙混闯关、保障少数人从事的贵族运动”等。实际上高尔夫球练习场不是高尔夫球场，也并非少数人从事的贵族运动，即使是少数人从事的运动（选修这一科目的不会有很多学生，据说每年有500多学生），也并非是贵族运动。如果校方决策有错，那就应该就事论事，在没有裁定校方有错之前，校方最多是错误嫌疑人，校方与学生之间是平等的权利，不可粗暴的说对方专制、自私、厚颜、蒙混，不可贬损对方人格，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不必“怒发冲冠”。
其次，宣传单的内容中有不少是不符合事实与道理的。比如，“宿舍一天到晚没热水、捷运和学校之间没有免费接驳车、无线网路老是烂掉、一堆研究生没有研究室可用、体育馆整修、学校软硬体提升、社团补助”。以笔者在大陆的经验，学生宿舍没有热水是否是个问题，首先要看应该不应该有。从学生锻炼的角度看，学生到专门的水房去打水也未必是坏事；如果学生宿舍应该有热水而没有，那就要看为什么没有、是否总没有，以笔者观察，宿舍一天到晚没热水大概是夸大了。
“捷运和学校之间没有免费接驳车”，笔者以为很正常。一是在大学规则里没有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大学是非义务教育；二是如果该大学有这样的规定而其他大学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否公平呢？如果有的学生坐的很多而有的学生坐的很少，这是否公平呢？三是以笔者观察，该大学到捷运之间并不远，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多走路步行，岂不是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学校或自己的经费？现在大学生的体重超重难道不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吗？如果捷运和学校之间有免费接驳车，是否会鼓励学生更多的外出而影响学业呢？现在的台湾的大学生有多少时间是呆在校园里的呢？
“一堆研究生没有研究室可用”，以笔者观察与事实有出入。该大学的研究生可用的研究室是不少的，即使不够，笔者认为，就社会科学来说，大量的无课教室难道不可以作为研究室来使用吗？以台北与北京的大学做比较（两市的经济发展人均水平，根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相差不多，大约在25%，因此是可比的），台北的大学生所享有的教室等资源可以说太丰厚了。君不知北京的一些大学，学生为了有一个自习的座位，常常要提前两小时占座儿！北京的大学，至少硕士生几乎没有研究室的概念，只有教室，教室就是研究室。
关于社团补助，一是社团应该不应该由校方补助，二是如果应该由校方补助，则补助多少自然应该由校方决定。这里不应该有强制，也不应该有什么标准，因为社团是学生自治的组织。
再次，宣传活动中有强制性色彩。在该大学部分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校方的兴建高尔夫球练习场计划的活动中，组织者常常是有点生拉硬扯地要人参加，非常类似于商业推销，常常使得不少人很尴尬。
台湾的部分大学生动辄组织抗议活动要求权利，可是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们的学业如何呢？当他们行使权利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种种义务了吗？他们是否进行过换位思考呢？当他们要求校方资助社团、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节俭过吗？他们消费中的浪费与大手大脚不是很普遍吗？有的时候，学校为了扩招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而通过合理减少校园的活动空间来增加教学设施，此时，现在在校生的权利行使是否又影响了后来入学的学生的权利了呢？抗议校方兴建高尔夫球练习场是否又影响了喜欢高尔夫球的学生的权利了呢？笔者2005年12月在台湾期间，正值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李建成在香港“观察”WTO部长级会议的抗议活动而被捕，此时，台湾的所有大学大概都有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声援。笔者在此可能有点冒犯地追问：作为学生的李建成从台湾到香港参加这类活动，是学校的指派还是个人的行动？如果是个人的行动，经过了必须的审批程序了吗？他所耽误的课程如何弥补呢？非要到香港“观察”不可吗？他在香港只是“观察”吗？WTO部长级会议的抗议方式很多，比如可以在台湾抗议，可以写文章，可以在网上发言，等等，为什么不采用这些更加低成本的方式呢？他从香港返回时，为什么用帽子遮上脸呢？回台后为什么没有举行新闻记者会做进一步澄清呢？认真学习、努力学习、刻苦学习难道不是学生最大的天职吗？学习无激情而社会活动激情过度，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三、需要强化的怀疑意识
笔者利用在台湾高校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旁听了许多课程，有时在课内与课间就老师所讲授的有关经济学的内容询问一些学生，结果有相当一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似乎没有听懂，只是老师说话的简单记录者。有的时候笔者就一些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学生们似乎没有浓厚兴趣。大学生与老师的讨论也并不多见，几乎没有看到对老师的质疑。研究生的情况则是比较分化，有的课堂有真的互动与真的讨论，有的课堂则是被动地听课而已。以笔者不充分的观察，台湾全社会的怀疑意识是比较强的，而台湾的高校，尤其学生对老师、老师对学校的怀疑意识是相对不够强的，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真理与名言早就告诉我们，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笔者认为，台湾的高校在如下若干方面是需要怀疑的，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的。
1.体制的怀疑与改革——设立新的研究中心
台湾高校的体制可以说进入了成熟阶段。作为体制重要内容的学校学术机构已相当稳定。就台湾政大而言，其学术单位包括专业性的学院（主体、实体）与跨专业的研究中心（附体，有的是虚体）两个部分。研究中心分为校属研究中心与院属研究中心。台湾政大目前的校属研究中心有六个，包括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实体）、选举研究中心（实体）、台湾研究中心、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实体）、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院属研究中心大约在50个左右。以笔者意见，台湾政大的校属研究中心需要增加，也有条件增加10到20个。目前迫切需要增加的有：
体重异常研究中心。体重超常是经济发达以后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据《参考消息》（2006年3月7日与3月10日）：北美、南美体重超常儿童的比例达1/3，到2010年将达到1/2；欧盟国家体重超常儿童的比例达1/4，到2010年将达到38%；澳大利亚10年来体重超常者在人口中的比例，男性由10%升至62%，女性由10%升至45%，其马桶已不堪重负；中国到2010年体重超常儿童的比例将达1/5。笔者在大学附近饭店就餐时经常看到，10个少年中有2个过重，1个偏重。大学里也时常看到体重超常的学生。体重正常的作用与体重异常的负作用是无须多言的。当人口中体重异常者的比例达到较高水平时再去研究显然是失策的。对体重异常的研究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的研究，它更适合于以研究中心的方式去研究，只由某个学院或系所去研究显然是有局限的。
人口研究中心。笔者在台湾期间了解到，台湾的人口现在是零增长。政府正在大力鼓励生育。政大附近新光路的一个里委会布告栏里通知：低收入户如果生孩子、怀孕三月后非人工流产与死产可以补助1.65万元。显然，人口数量对台湾经济社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应该研究合适的台湾人口数量水平，应该研究鼓励生育的补助金的恰当水平，应该研究是否可以“与其鼓励生育，不如吸引大陆人口，特别是壮男”，等等。因为台湾的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的比例恰好是大陆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比例（5%左右），两岸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私车发展与管制研究中心。笔者到台湾之后发现，曾经的摩托车王国大概已经让位给小汽车王国了。就台北而言，估计平均一家有一辆车，台北270万人口至少有100万辆私车。台北的大路与小巷已经被汽车占领，市民活动空间已经被大幅度压缩。据笔者对出租车司机等的调查，台北与大台北的汽车发展是没有什么限制的。笔者以为，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多学科研究，市场经济不是绝对自由的经济，一些经济社会活动的非经济性、负生态性、耗资源性、反安全性要充分研究。
人民币研究中心。不管官方对人民币的政策如何，人民币与台币之间的互换是一个客观事实。据说，海峡两岸之间的货币对流每年分别超过100亿美元，随着大陆经济总量的增加（按市场汇率算大陆GDP达到2004年就超过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前5名；按购买力计算，大陆GDP可以达到4～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前3名），大陆经济的大国影响力不断显现，在此情况下，专长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台湾政大没有独立的有规模的人民币研究中心是不合适的。
大陆省区研究中心。目前台湾政大设有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显然这是不够的、不细的。谁都难以否认、国际上承认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面积上看只占全中国的0.3%，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台湾与大陆某个省区的关系。台湾的大学研究大陆更多地必须是省区层面的。因此，只有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是远远不够的，更不用说目前台湾政大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台湾政大应该而且必须设立大陆分省区的研究中心，不如此，台湾政大的影响力必受影响。台湾政大至少应该设立：广东研究中心，福建研究中心，江苏研究中心，北京研究中心，上海研究中心，南京研究中心，山东研究中心，浙江研究中心。
宠物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在进入小康、发达与富裕的社会之后，有闲产业的大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宠物产业。我们先看几个数据。德国宠物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5%，美国每年仅宠物保险业收入就达到了40亿美元（据《参考消息》2005年8月10日）；美国宠物狗产业的年收入就达到340亿美元（据《参考消息》2005年3月1日）；仅深圳宠物产业年收入就超亿元，一只宠物平均月花费300元（据《深圳商报》2004年8月29日）；2004年上海仅从事宠物医疗、美容、护理与保健的经营企业就早已超过100家（据《参考消息》2004年3月30日）；德国有10万多养猪迷，100多个养猪俱乐部，柏林仅流浪的猪就有上万头（据《环球时报》2003年11月14日；《参考消息》2004年3月30日）；北京有宠物狗100万只以上（据《北京晚报》2005年10月11日），世界有宠物狗4～6亿只以上。笔者在台北看到，几乎家家养有宠物狗，台湾政大的校园几乎就是流浪的宠物狗的乐园（笔者曾在校园里看到一些学生自费喂养这些流浪狗。这些流浪狗的管理是一个问题。笔者深夜行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常常面临流浪狗的狂吠，有时紧张得头皮发麻）。面对这样大的一个产业，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现象，专长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政大能熟视轻睹吗？
当然，研究中心有增加，也应该有减少。比如，台湾政大的创新与创造力研究中心就似乎多余，因为它太宽泛了。
2.细节的怀疑与尽善——再进一步
台湾政大与大陆的高校比较，已经非常重视细节了，也就是非常体现以人为本、各方和谐的要求，在细节上很有人道、人性。
比如，政大行政大楼。没有居高临下的传达室但有提供服务的问讯室（并且是和蔼的老先生值守），各楼层走廊都有让访客可以休息的座椅与茶桌，大楼有教授咖啡室、教授休息室、师生研讨室，甚至还有退休教授工作室，办公室都是通开式大房间（透明，方便来客不用到处找门），并且全是敞开大门的，各处室对来客（不管是否认识）首先是倒茶，学生处24小时值班，走廊有令人愉悦的画作，电梯里都有楼层机构分布名单，电梯外面有钟表，楼道有机构分布指路牌，大楼里有金鱼池，门把手上有让人温馨的“请”字。
又比如，教学设施。教室都是让学生更舒适的单人桌，课桌是功能齐全的桌椅柜合一，下课铃声不是冲击人耳的强声，而是整点的轻声报时（像钟声响几下），教室门外有课表；教务处把课程（本科、硕士、博士）统一编排，网上可随时查询（内容有课名、老师、学院、星期、节次、学位）；图书馆开放时间很长，是早8点～晚9点或10点（中午不休息），周六、周日都开放，除中秋、国庆，考试期与前1周还延长时间，自习时24小时，显示屏上还显示目前在馆人数与最多可容纳多少人（既是公共安全的需要，又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方便选择）；除了普通教室外还有讨论室、教授休息室（有报纸、有厕所、有装饰物），有客座研究室，有茶水室（里面的热水器有这样的提醒：“如您是第1个用者，请让它流30秒后再用。”热水器旁还有水质检查签字表，上面有检查日期与检查人签名，每月1次），每层有自动售货机，有可取款的ATM机，教学楼的各层有（有的交押金或租金）方便学生的储物柜，黑板有三层以使老师有充分的板书空间，教学楼的2楼以上都有避难工具（救生绳），男女厕所按楼层分开，院系办公室像家庭一样装饰显得温馨，垃圾要求分类处理；教学楼里有咖啡室与食品店。
再比如，各系学生会都有专门的活动室；女生宿舍是全封闭管理，围墙上有玻璃茬、铁丝网，所有人凭磁卡进入；大学有消费合作社，学生与老师都可参加，实现校园内的商业利益共享；学校纪念品丰富，并在网站上展示，满足学生与社会的需求。
这种细节上的很有人道、人性不只在学校，在其他公共场所也是如此。这里仅说一例。比如，台北的轨道交通。报站用四种声音（普通话、广东话、福建话、英语），站台有弯曲的排队标志线（保证排队秩序），车站里与车厢里关心关怀的文字多（如突发情况如何如何联系，现在需要注意禽流感之类）；无论车站里还是地图上，不同线路固定用不同颜色（南北的淡水线一律用红色，东西的板南线一律用蓝色，中北东南的木栅线一律用棕色，中北的新店线一律用绿色，中北偏西的中和线一律用淡红色）；中心站内有文物展柜、艺术品展览；各站都有供老弱孕残用的直升电梯，等等。
那么，台湾政大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笔者认为，创新无止境、改革无止步。这里就几个细节提点建议，以便抛砖引玉。
第一，课程表查询可以再改进，是否可以在按星期、节次排列的基础上再按院系排列或学科排列？也就是采用二级分类，这样进一步方便查阅者提高检索速度。
第二，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室座位的利用率？笔者看到许多教室经常空置，感到资源没有充分利用。比如，在不影响学生学习条件下，是否可以对外公告部分空置的教室，让社会免费利用或收费利用？院系应保留尽可能少的教室以避免低利用率，学校要建立教室配置电子系统并在网上公开。
第三，为保证学校的学习环境，必须控制汽车进入校园的数量。最好的规则是汽车进入校园的数量不超过地下停车位的数量，次优的选择是汽车进入校园的数量不超过地下停车位的数量加地上停车位的数量。地上停车位的收费要按社会标准执行，同时要把地上停车位的数量控制在最低水平。依笔者观察，目前台湾政大的地上停车位已经偏多。
第四，台湾政大的中正图书馆大厅有蒋中正1932年、1967年的题词，内容是革命、雪耻、光复，不要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只要党（国）的自由与平等等。这些固然是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材料是否还要原样保存？是否可以用影印方式保存而对图书馆大厅做必要的改造？
第五，台湾政大校名是否可以修改？这种修改是有原则的，作为品牌的“政大”二字不能动，但台湾政大的全称是可以变的。至少，在政治大学里，最大的学院是商学院是有点名不符实的。笔者建议的可选择的校名有：国立政事大学（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英文也易翻，由Chengchi到Chengshi），或者国立政经大学，国立政社大学，国立政文大学，国立政管大学，国立政商大学，等等。
第六，借鉴大陆一些高校的做法，改变每授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课时制度，以2个小时作为1个单元，其中1个半小时讲课（算2节课），半小时休息。
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过多的铃声使学校更安静；使学生有宽松的时间在不同的教学楼之间转换上课；使学生有宽松的时间补餐；使学生有宽松的时间进行健体活动；使学生有宽松的时间上洗手间；有助于教室的秩序。
最后笔者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台湾高校软肋与创新的分析不等于说大陆的高校不存在，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方面，大陆高校存在的问题更严重。这需要另文研究了。 参考文献：
1.台湾政大学生会会刊《乱报》，2005年12月各期。
2.台湾政大新闻系《大学报》，2005年12月各期。
3.台湾政治大学《政大校讯》，2005年11～12月各期。
4.顾海兵：《新范式宏观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版。
5.顾海兵：《非主流经济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台北市政府网站
7.北京市政府网站
8.北京市政府统计局网站
9.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网站
10.台北市政府主计处网站
11.台北市政府，台北年鉴-2004，台北市政府网站。
12.美联社：“未来五年全球超重儿童将大增”，载《参考消息》2006年3月7日。
13.法新社：“不堪重负”，载《参考消息》2006年3月10日。 | 
发表于 2006-11-28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