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世纪末的弥天大谎

混沌

文汇读书周报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品牌专栏，深受读者的关注。创办并主持这个专栏十年的李大同撰写的《冰点故事》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回顾了“冰点”十年来的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者可从中看到一个大报的编辑不为人知的思考和工作状态，或许可增添一点对新闻工作的了解。现将书中的一则摘录如
下：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官场现象，叫作“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是说，各级官员为夸大自己的政绩，没有节制地将各类经济指标翻番上报；而这些虚假的数字，又被层层加码。

　　不是说官员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假的，而是他们需要这些假的数字。事实也证明，虚夸多的官员往往官儿升得也快，“政绩突出”么！

　　除此以外，其造假造得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就拿湖北十堰地区来说，报纸上曾揭露过，这个地方的官员为证明自己绿化有方，竟可以将大片寸草不生的山岸刷上绿油漆，让上方大员路过时，看见的是“满山青翠”。湖北房县为让上方视察时看到自己县里养羊的成绩，竟让小学生们到官员经过的山坡上，一人披一张装化肥的塑料袋，冒充羊群，简直是无奇不有。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作“官出典型，典型出官”。各地在发现、宣传自己地方的典型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闹成省级的典型好，能闹成全国的典型最好。重大的典型也是地方官员的重大政绩之一。

　　1999年4月16日凌晨，湖北省十堰市辖属的丹江口市，发生了一件“大事”，该市均县镇闵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闵德伟，因患食道癌去世。

　　4月17日，丹江口市市委书记闻讯，“连夜冒雨”率三位常委前往吊唁。

　　4月23日，丹江口市开展向闵德伟学习活动。

　　5月19日，十堰市在全市开展向闵德伟学习的活动。

　　5月28日，湖北省各新闻单位把闵德伟作为重大典型，从6月18日起集中时间宣传，为此组织了几十人的采访团。

　　丹江口市人民艺术剧院赶排了大型现代剧《汉江魂》，演出30多场；丹江口市组织编辑出版了《楷模——闵德伟同志事迹汇编》；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贫困山区的好支书——闵德伟》；闵德伟事迹报告团在全省各地巡回演讲。

　　人们听广播、看电视、听巡回报告团做报告，流泪、捐款、表态。

　　从时间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树典型行动，可以说，死者的丧事都还没有办完，他就已经成了丹江口市的典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死者“步步高升”，先是成了十堰市（地区级）的典型，然后又成了湖北省的典型，继续运作下去，还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典型。

　　2000年伊始，我们接到举报：关于闵德伟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一个弥天大谎。

　　这不是一般群众的举报，而是新华社《半月谈》的三位记者专门去闵德伟的家乡做了详细调查之后写成的报道。标题是《村霸可以被吹成全省“三讲”典型》，看了这篇调查报告，我感到某些地方官造假典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我问新华社记者，这稿子为什么没有发表。他们告诉我，这篇稿子原准备登在新华社《半月谈》上，后湖北方面得知消息，“摆平”了此事，他们愤而将稿子转投本报“冰点”。

　　按说，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应当是可信的，我原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编辑后发表，但晚上又接到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说因特殊情况，这篇稿子不能署新华社记者的名字，问我能否用化名发表。这当然是不行的，揭露性批评性报道，记者必须是实名。我告诉新华社记者，既然如此，我们将自己派记者到实地调查。

　　春节刚过，我派蔡平去调查此事。临行前，蔡平搜集了几乎全部闵德伟的报道。这些材料表明，闵德传的“政绩”主要是：闵德伟当村主任前是村里少有的富裕户，由于群众的推荐选举，他放弃一年6000多块钱当木匠的收入，去当了一年只有600块钱补贴的村主任。

　　他一上任就提出“村务公开”，并成立村民理财小组，把干部开支、收钱的用途等等，在村民大会上公布。

　　当村干部六年，他始终把焦裕禄、孔繁森当成做人的旗帜，从不乱花集体一分钱，不占集体的便宜。

　　他带领群众冰天雪地开发荒山，建设了几百亩高标准橘园。

　　……

　　闵德伟一心只想着工作，他给自己所做的惟一“私事”就是打口棺材放在门前。他死了，几百人哭昏了头（另有版本说是男女老少1000多人哭昏了头）。

　　在进闵家沟的前一天，蔡平请来了一些闵家沟村村民在武当山脚下座谈，走访了些从闵家沟搬出来的村民。蔡平向他们询问闵德伟的事迹，没想到村民们竟异常愤怒：“假的，全是假的！他是个典型的村霸！”

　　村民们给了蔡平两份材料，一份是1997年元月的《请愿书》，检举闵德伟当村主任之后在村里的种种劣迹；另一份是1999年11月的检举书——《检举丹江口市均县镇树立的全省假典型闵德伟》，里面列数了闵德伟与宣传报道不符的27条行为。

　　“我们三年前就告他，结果现在他死了还是典型！”

　　蔡平根据报道中闵德伟的事迹，逐条向村民们询问。

　　“闵德伟当村主任，没有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没有选举他。”村民们说，“我们村当干部，从来都是上面指定，甭说村民大会，连小队会都没开过，如果上面不跟着人来，不打击报复，村里人谁都敢说实话。报纸上说副镇长当时三番五次找闵德伟谈，让他当村主任，那是闵德伟的表兄弟，他让闵德伟当，谁敢说不？！在我们村有这样的话：要致富，当干部，谁当干部谁致富。”

　　“说他公布过账目？我们敢用脑袋担保，从来没有！什么理财小组，我们怎么不知道？他和会计两人，一个管钱，一个管账，连现任村主任在1997年上告时都说，从没听他俩公布过账目。”

　　“事实是，他当了村主任之后，无论公事私事，没有一次不打条公款报销，究竟报了多少，只有他和会计知道，来来往往的人都在他家吃饭，没有一顿不报的，可是没有人下来认真查账。闵德伟在任时，曾有村民上告闵德伟的经济问题，上面要来查账，闵德伟告诉会计说，你赶做两本账，让上面来人查不出来。当时村妇女主任就在场，她可以作证听到了这话。”

　　一个全省上下学习的“重大典型”，他的事迹竟然是编造出来的！

　　“报道说他带我们开发几百亩橘园，编得也太离谱了，我们村70年代就有橘园，他闵德伟才干几年村主任？你可以到我们村去看看，十几年的橘树有多粗，几年的橘树有多粗？”

　　村民们向蔡平一一介绍每块橘园是由谁兴建的，是哪年兴建的：“上面为了宣传他，把我们村所有的橘园都算到他头上了，记者也真有本事。”

　　蔡平找到了报道中被闵德伟帮忙致富的“贫困户”周有春。他一五一十向蔡平讲述了这出闹剧的始末。

　　闵德伟死后，有记者来采访，问他由闵德伟资助的网箱养鱼在哪，让他带着去看。他说：“我没有养鱼，闵德伟也没有给我钱养鱼，不知道这是谁瞎编的。”

　　记者们惊讶了。

　　“这没办法，当时他们没教我，我也不知道怎样编。”周有春笑嘻嘻地对蔡平说。

　　干部们感到问题严重，立刻找他谈话：“怎么能随便说没养鱼呢，这个典型要砸了，你要负责任的。”

　　干部们给他一份材料让他赶快看。他看到其中“闵德伟把自己当木匠积攒的5000元给他，支持他养鱼”，有些害怕，问干部：“如果将来闵德伟家让我还钱怎么办？”

　　“你放心，我们给你作证。”干部对他打保票。

　　第二天，他来到镇上，见到记者时说：“我养鱼了。”

　　记者问他：“你昨天说没养，怎么今天又养了？”

　　他笑着说：“我昨天还以为你们是收税的，没敢说。”

　　接着，他按照材料上所编造的细节，向记者做了介绍，但最终还是动了个小心眼。他叼着烟卷说：“我最后把那5000元还他了，我怕将来不好办。”

　　镇上让他补拍养鱼的镜头，村里没有鱼塘，要到离闵家沟20公里外的养鱼基地去拍，他不去。村上让另一个人代替，结果被记者们发现了：“这不是那个人！”

　　没办法，镇上又写条子让他来，还让一个村民组长负责将他送到。拍摄之前，让他将“台词”反复背诵，拍摄中，有人专门教他做养鱼的动作，为了更像真的，记者们要求他脱下衣服。

　　不得不承认，在锻造闵德伟这个典型当中，当地媒介起了很坏的作用。

　　有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村里叫来两个村民，其中一个年龄较大。记者说，老同志，你按一锅旱烟，装满些，我们电视记者少见这个形象。老人照办了。在抽烟时，记者又说，老同志，你的眼上有渣子，你拨拉一下。老人就用手擦。记者说，还没擦掉。于是老人又擦。这样拍下之后，就成了闵德伟死后，老党员痛哭得很痛心的镜头。

　　一个老党员告诉蔡平，闵德伟死后，镇里区里来人召开党员会，告诉他们，来记者要围绕着闵德伟的事迹说，谁把闵德伟的事说破，就罚款。

　　蔡平要到村子里转，村民们吓得要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决定让蔡平外套一身破工作服，把她领进村，就不再管她，任她自己转。

　　蔡平在村子里东一脚西一脚地巡查，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什么“小康村”。村里最显眼的，是闵德伟家的白色小楼，其他村民住的房子破败不堪，不知道是哪个年代建的。在村里听到看到的，足以证明这个典型是彻头彻尾的假典型。

　　本来，按照调查性报道的规则，还应该向村、镇、市的各级领导做当面质询，把他们的说法也写在报道里。但是，鉴于他们竟然有能力“摆平”新华社，这项工作就没有办法做了。好在采访到的东西非常扎实，村民的说法或许会有些出入，但事实是不可更改的。实际上，这是一次暗访。直到蔡平离开时，村民们都不知道她从哪儿来，是哪家报社的记者。他们只知道，外面有人要来了解闵德伟事迹的真相。

　　蔡平回到北京，很快写出了稿件，经反复打磨，上了大样。标题为《世纪末的弥天大谎》。

　　对这篇报道可能具有的风险，我们做了估量。闵德伟是个小人物，却是湖北省的大典型，报道发表后，一定会引起强烈反弹。但是，调查是很扎实的，尽管没有按常规同时登出树闵德伟那些人的说法，但事实就是事实，说破天去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2000年3月22日，《世纪末的弥天大谎》发表了。很快，我就接到了许多十堰市读者发给“冰点”的邮件。读者确实看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揭露这个典型。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贵报3月22日《冰点》专栏文章读后，让人既惊且忧、亦愤尤悲。

　　去年暑期，闵德伟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我县师范礼堂召开，身为闭塞山区的中学教师，很是被这位实不多见而长久渴盼的“清官”感动，因而慷慨捐泪；当时，更感谢能把这样的典型人物挖掘出来奉献给草民的记者。时至今日，经贵报披露事实真相，才知这完全是政治运作。读罢文章，有三点疑问直涌心头。

　　其一、闵德伟的“典型形象”，从丹江口树到十堰市，再树到湖北省，劣迹变成“事迹”，假的变成了“真的”，村霸变成了“青天”，这颠倒黑白的事，谁能做得来？为什么要拿来做？这道理明摆着：闵德伟活着的时候，他是某些所谓领导捞钱的工具；这些人捞得顺手了，就是老闵死了，也要利用死人做最后一回文章，捞取政治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哪里又是宣传闵德伟，他闵德伟“德才兼备”，还不是某某领导“慧眼识人”：一要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二要为下一步自己选人用人订个标准。

　　其二、也许大家都还明白一个道理：一个闵德伟并不要紧。朱总理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了：中国人多，腐败分子可能就看起来多了些。是的，一个闵德伟不可怕，但闵德伟后面那一群才可怕。要是只有闵德伟，下有人民群众的反对，上有领导的监督，他敢？！问题是人民反对他，可“领导”不能监督他，还成了他胡作非为的后台和靠山，你有什么办法？！有人会反对说：跟他有染的只有“副镇长”啊，市的、省的都受蒙蔽嘛！当然啦，闵德伟跟“副镇长”有染，“副镇长”跟“副市委”有染，“副市委”才跟“副省委”有染，这恐怕也应当是上下级的关系，要讲个层次的。在这其中，“有关领导”绝对是一个绳上的蚂蚱！

　　其三、中国有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依现状看，这个“时候”恐怕已很难把握。这些人今天露馅了，是因为他们做得过分了；假如闵德伟死了，这些人罢手了，按照中国人思维传统，一了百了，事情也许就会烟消云散。如此，还有多少是做得“恰到好处”，该收手时收了手的？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有报应，而这恐怕最是可怕的。老百姓在猜测：“闵德伟事件”揭露后有多少会倒？笔者倒认为：只要对策对头，不会有什么事的。

　　不信咱们走着瞧！

　　湖北省竹山县第一中学王骏

　　报道发出的第三天，湖北方面报来消息，说湖北省委以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为负责人，组成了“闵德伟先进典型情况联合调查组”，将立即赴闵家沟村调查。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举动。很明显，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否定这篇报道，在各级领导的高压下，他们会搞出一个什么样的调查报告来，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不能坐等。我当即向总编辑提议，立即组成本报调查组，再次进入闵家沟，这次将不是暗访，而将和每一级领导做面对面的质询，必须派出强有力的记者。经商议，报社决定，由卢跃刚、贺延光和蔡平组成本报调查小组，再次进入闵家沟，越快越好。

　　赴湖北途中，本报调查小组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组不期而遇。原来，他们看了本报报道后，也立即出动。这等于由中央电视台和本报联合组成了调查组。电视的好处是，你无法否认，一切都在你面前，“原装”的。

　　《新闻调查》的这部片子后来在诉讼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任何看到过这个破败村子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小康村”，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画面”：

　　《新闻调查》采访了那个“被闵德伟帮助致富的养鱼专业户”周有春。周讲了他当年是如何在镇干部的导演下做假的。王志将这件事拿来问镇委副书记李乾华。

　　李乾华说：帮助村民养鱼致富的事儿是有，但是当时把人搞错了。那个人叫周有根。

　　王志：那么这是不是弄虚作假呢？

　　李：只要有这个事实，不管是谁都可以。

　　那好，这个周有根在哪儿呢？《新闻调查》再去找这个周有根，结果村民说，周有根搬出这个村子已经有二三十年了，那时闵德伟还穿开裆裤呢。

　　这次调查再次核实了所有的数字，拍摄大量的现场图片，《新闻调查》拍下的与各级领导的当面质证更是异常精彩。本报调查组回来后，立即形成了调查报告。

　　4月中旬，一份《关于闵德伟先进典型情况调查报告》，由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同时报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和中宣部，要求对《中国青年报》有关责任人和记者蔡平进行严肃处理，要求蔡平公开承认错误。这份调查报告全面否认本报的报道，将向本报反映的情况都说成是“与闵德伟有矛盾的人的诬告”。

　　湖北方面的调查报告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看也知道。我们不怕的是，你再怎么调查，没有的东西不可能说成有。果然，到实打实的事实上，湖北省的报告不得不承认，“在闵德伟先进典型推荐、申报、综合和新闻报道过程中，为了突出典型效果，出现了一些失实的地方”，“比如，村里在财务报账方面，白条较多”，“再比如，在总结推荐过程中，把该村从后进村变成先进村，说成是人均纯收入达到2780元的富裕村、小康村，与事实不符；修公路7华里说成修公路7公里；年产柑橘实际只有40万公斤，说成120万公斤；每户养猪3头，说成12.6头；户均养鸡10只说成40多只；年产鱼仅有几万斤说成46万斤；等等”。

　　看到这里，我们都大笑起来。这虚构得还不够吗？还“等等”呢！我们只是吃惊，在湖北省委自己的调查结果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是一个假典型后，竟然还强词夺理说：“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人无完人，对先进典型人物也不能求全责备，对一个农村最基层的村支部书记更不应该苛求。”

　　本报针锋相对，将自己的调查报告以内参方式送中央，前所未有地将许多彩色照片直接打印在内参件上。并附了《新闻调查》的录像带。

　　在这段时间里，报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一个省级重大典型在全国性大报上做公开揭露，确实是罕见的。中央有关部门对本报的批评是：应当事先和省委打招呼（可是，“打招呼”后会怎么样？）。

　　因为事实的力量，尽管对方来势汹汹，根本不和报社直接主管上级团中央接触，直接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要求严肃处理本报，但最后的结果是，本报没有做任何更正。记者当然也不会“公开道歉”。遗憾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片子最后未能播出，这是《新闻调查》最漂亮的报道之一。

　　湖北省报告的最后，专门写上了一条：“闵德伟同志的家属要求对记者蔡平诋毁攻击闵德伟一事提起诉讼，应予以理解和支持。”很明显，当地已经安排好了起诉。我们耐心等待，没想到，一年过去，没有动静；一年后，湖北省丹江口市某律师事务所突然来了四个代表闵德伟家属的律师，他们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本报，要求赔偿闵德伟亲属46万元。

　　接到起诉书，我们都不明所以，因为如果他们想要胜诉，理应在当地起诉，在当地党政的高压下，本报将必败无疑。我们只能认为，这几个律师是“不称职”的。后来有人去该律师事务所打听起原因，律师所回答：上面安排的呗！

　　这场官司又历时一年之久，最后东城区法院驳回了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