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金秋在2006-10-5 22:46:00的发言: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0-5 22:32:00的发言:文革使中国人的某些不良习性得到进一步放大,是事实,但根子肯定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 可是文革中很多高贵的人最后被整得委琐不堪,高贵的气质从他们身上一扫而光。电视里播过一个怀念艺术家赵丹的记录片,他以前是何等高贵的人,可文革中将他整得人不人鬼不鬼。他弟弟回忆说:赵丹回家后,别人问他什么话,他立即垂手站立,就象犯人对看守说话一样。 金秋,我有过一个回帖,也提到了你说的这种赵丹式情况,也许,它更多地属于条件反射。附在下面—— “我过去有一位忘年交老翟,被打成右派近十七年,仍不失正直和善良。虽然经常和我开玩笑,但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一块地方是碰不得的。摘帽十年以后,任何时候只要一见到当官或穿制服的,他会立刻抹去所有笑容,贴墙而立,双脚并拢,双手下垂,一副规范的犯人动作。” 作为相对幸运的后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前人不够高贵,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遇到过类似糟透了的情况。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呆过,他在名著《活出意义来》中说过一句话:“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不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事实上,弗兰克已经足够优秀了,也可以说足够高贵了。 特殊经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那真得视各人的资质、能力而定的,作为教育,我们只能从普通的、正常的情况着手。假如我们对孩子的基础教育一开始就从如何像江姐那样能够扛住辣椒水、老虎凳的折磨为目标,中国就会变成所谓的斯巴达训练营了。这样的国家,似乎也不值得我们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