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乡村教师眼中的现行教育(长)

一个乡村教师眼中的现行教育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个乡村教师传来的文章,虽然是出自乡村教师,但可以看出这是经过大量探索后形成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考。这说明,在教育体制如此刻板僵化的今天,在教育领域仍然有大量的独立思想活跃着。“一个乡村教师眼中的现行教育”,无疑于是一个乡村教师发出的痛苦呐喊!在不绝于耳的质疑、批判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的教育体制已经完全沦为金钱的奴隶和进身精英阶层的阶梯,已经成为一架赚钱和为了赚钱的机器。当然,这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和畸形的改革方式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很难在短时间摆脱这种痛苦命运的。道德和理想的批判如何战胜物欲的追求,公益如何战胜私欲,是当今这个社会面临的最严酷现实。]


江苏省常熟市冶塘中学 刘工昌


    在传媒时代,教育就象一张被过度曝光的照片,但人们过多的迷恋的是它的畸异。如果我们稍留点神就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沸腾的热度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两端,上端的主要集中在现行教育所提供的东西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和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上,也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什么东西的问题;下端主要集中在教育过程中各种违背文明社会对人正常身心健康的教育方法上,也就是应该怎么教孩子的问题。这其中象钱理群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而广大的社会舆论尤其是各种媒体则主要关注的是后者。所以我们大家好象都在谈论教育,但大家所了解的教育却基本上都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展现教育的声音是不均衡的。假如我们把教育比做一座大的金字塔,那么聚焦在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现行教育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高校、重点中学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是他们享有教育的绝对的话语权,公众今天对教育的那点印象多半来自他们的言论。

    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真心为我们的教育着想,并提了不少意见,中间有许多话很有道理,大家想来也的确该往那方面去做,但大多只能是口头上说说,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意义。究其根本还在于这些大多为他们停留于自己的书斋就一时所感所发之感慨。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总是挤不出这点时间走下来好象也习惯了这样,而有些人似乎更乐于这样。

    而处在第一线的底层老师深知现状却又缺少诉诸话语的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必须弄一些大家一看都是假的却又不得不弄的东西。这就使整个中学教育教学现状与文本所体现的东西出现了完全的脱节。一方面自上而下那些貌似深刻的的专家性指导因远离实际而沾染了苍白的贵族气,另一方面来自中学的那些自下而上各种陈腐的方法论又充斥着一股庸俗的匠人味。

    而在广大的金字塔的底层,还埋藏着一个最大的教师群体,他们承受着社会赋予他们关于教育的最大压力,也对现行教育有着最为切身的体验,却根本没有诉诸话语的机会,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样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是社会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缺少了书写它的一个最大群体的最底层的一线教师的切实参与显得表面热闹而没什么实际意义。因此尽管全民似乎都在谈论教育,但我们所看到的教育远不是广大一线教育工作着的实际经历和真实感受,而是根据言说者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形势需要而精心润色后的政治信条。这就又涉及到两个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a、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那么教育的失误究竟在那里?b、为了纠正我们的失误也为了更好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的时代最需要教育在哪方面作出努力?也就是说正在开展的现代化最需要教育培养后面样的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两点。首先是前面说过的,我们的教育仍然沿袭着从前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而没有根据日益发展的现实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任何试图以紧密的思想控制和空洞的道德说教来完成对受教育者约束管制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教育迈向自由民主开放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由开放的教育仅仅当成一项单纯的教学方法,而忘了它首先是一种指导教学的思想的解放,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的放松。否则就象中国老式的花瓶,肚子看来不小,颈部却只是一个细细的口,从这里是很难真正飞出自由的鸽子的。

    还有一点我认为更重要的,那就是始终没弄清我们受教育对象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界。我们讲因材施教材不弄清施什么教呢?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目前所要施教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校的中小学学生。从孩子的角度看,相信世界各国的心智水平都差不多,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所成长的社会土壤。因为孩子送到学校前其实早已非璞玉一块,带有很深的父母亲属家庭生活痕迹,到校后又受各个老师性情思想熏陶,毕业走上社会后更是受所在地方社会成员文化习俗生存品行的影响,所有这些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大的要比单纯的学校教育多的多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能避免成人身上那些消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这个民族极其缺乏的,能改良整个民族素质并对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它传授的是我们的孩子,针对的却是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成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决策者所应该真正考虑的问题。不可否认,要弄清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素质和当前的基本思想状况并不容易,但这决不能因此成为我们不去尝试的理由。

    这里很显然存在一个观察视角问题。我们平常所谈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在学者眼中的,它更多见于书斋沙龙,大学里的集会场所里人们的高谈阔论;而香港式的人文思想则更多扎根于民间,与经济利益、政治参与和民权思想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困难不那么高雅,但却更务实,具有更广泛的参与面而这在北京人来说还相当缺乏,对整个中国就更显得遥远。香港恒隆集团懂事长陈启宗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最不喜欢的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他认为有“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不是知识分子,这里“知识分子”还是一种身份,有地位等级。我认为陈先生说的恰恰是目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民族素质状况。今天尽管学术界关于“后现代”“解构”的名词满天飞,但绝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处于文艺复兴前后西方人对民主社会认知的那种混沌状态,对自由、人权人道主义都还在自发的带朴素本能的初级阶段,喧嚣一时的人文精神仅仅停留在文人雅士的论辩中,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还显得陌生而遥远。所以如果说香港的人文精神正在悄悄死去,而大陆的人文精神则还需要萌芽。这是我们教育决策部门应该正视的第一个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是以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人才作为目标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是成不了人才的。一个真正务实的教育决策者应该明白,目前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培养学生中少数尖子群体,甚至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对受教育主体(不管今后当教授部长还是农民下岗工人)都应该明白并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自觉遵守维护且让整个社会的运转能体现某种规范的东西。

    在向现代化的蹒跚迈步中,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现代化滩头抢占的是人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现代化最需要的不是人才,恰是产生人才特别是让人才得以很好立足的土壤——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符合现代规范的适合人才自由发挥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拥有的机制创新能力和更新能力,对于该国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并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领先地位,比其他任何因素,象自然资源、科技装备水平、人口质量等都更为重要”。(1)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的决策部门在制定决策时要更加符合实际,培育与塑造一种适合技术时代的技术素养,具有内在的自觉的民主参与需求,能很好的组建和维护现代民主制度的现代人——公民。具体的可以参照陶行知先生所言“对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2)

    很多人又要把它归结为人文精神,我却很不愿意这么讲,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人文精神往往停留在一个纯学术领域。而多少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习惯了高高在上,总是摆脱不了一身苍白的贵族气,而教育是实打实的东西,玩些哗众取宠的花头是没用的。我们既然谈到了要改进教育,就一定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和中小学教育现状,作些具有可行性操作意义的改动。还是回到前面所讲的素质教育。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中,素质的划分主要体现为技术类和人文类两类,中小学课程的编排也大体以技术类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人文类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为基础的。如果说技术类素质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主要本钱的话,我觉得人文素质该是学会一种你能让别人和你一样能生存的东西。我们过多的强调了教育是让人学会生存,我觉得在今天有必要突出教育同样是让别人和你一样能很好的同时生存。但是这种人文素质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性与人际和谐,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人类与声俱来的劣根性和几千年社会发展积淀下的历史阴暗面是不可能的;它也不是单纯的强调国家观念下的纪律,它该是象麻将的规则一样亲和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共同遵守且能自觉维护,并能在脑海里长久的扎下根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塑造一种学院式的人文精神,而是要打造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公民社会。

    关于与教育相应的社会现实状况问题,我这里不再多说,在这里结合钱老师的这本书里的有关内容再简单的说一下。钱老师在文中多次引用了蔡元培先生的“五育”教育,即,军国民主义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并结合鲁迅的“立人”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联系到当前的教育,钱老师认为,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主要弄的是上半截的实用的东西,而美育的教育被歪曲而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

    而在“往哪里去?!”一文中,钱老师结合中学教育中的核心东西——高考试卷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钱老师站在他的高度,对构成试卷的基础与作文部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目前高考试卷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因为在“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培养的人才,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但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它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技人才,但同时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但现实情况大家都看到了,由这些“齿轮与螺丝钉”组成的行政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确是一无思想,二无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基本职能“循规蹈矩、标准化、规范化”不仅根本没达到,反而还处在一个令人担心的境地;他们不仅不“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反而成了迟滞社会前行的阻力;他们不仅没变成钱老师所认为的“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专横的大爷与无用的摆设。

    钱老师谈得很深刻,但他很显然过分相信了主要作为一种道德载体的教育在现实中的作用.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某种想当然的理念,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实际需求。假如我们把社会大致分成这样几个阶段:集权时代以权力为中心伴随以小农式的人际温情的社会,法治时代以秩序为中心社会成员大多被迫服从于冰冷的秩序而丧失了人之个性的社会,理想时代既有完善的社会秩序做保障又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社会。有什么样的阶段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人尤其是普通人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是怎样,只要他生活在一个他必须生活的社会里最终他多半会变成与这个社会基本状况相适应的人。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好的解释我们的教育方向与教育出来的人在实际运用中所出现的完全脱节的问题。

    我们回到钱老师所讲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进程讲,很显然是一种理想时代的东西;而我们的社会状况呢,却基本处在由集权时代向法治时代过渡的阶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如果以理想时代对人的素质与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极大的束缚了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但从现阶段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看,却又是完全必要的。今天几乎已成众矢之的被许多文化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现行教育似乎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与争议和指责相伴,人们不知道,现行教育中无论是教育导向、教育方针以及实践过程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看来似乎极其混乱有些甚至明显的自相矛盾,却是与这个社会特定的过渡阶段的现实状况暗相吻合的,有许多甚至直接就是与现实妥协的产物。

    当钱老师们为现行教育背离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而忧心忡忡时,而现行教育的制定者们却在为现行教育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被集权时代的巨大惯性拖扯得面目全非,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功能而忧心忡忡。这个民族在旧的阴影下徘徊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包括象我们这些搞文字的人,不管我们嘴上说些什么,支配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内心的仍然是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在利益支配下的传统的权力意识。对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和浓厚的民族主义传统的民族而言,是不可能象香港和台湾地区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某种外力来不知不觉的完成人的思想意识的改造的,只能借助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来逐步实现,通过经济层面的先行来促成人们在政治思想意识方面的慢慢转化。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尽管其方向已深入人心且不可逆转,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注定会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而举步维坚。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看待现行教育方向心态就会平静许多。我们的教育的确是有许多问题,可现在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令人忧虑的是,今天我们的许多人尤其是享有点话语权的人却始终没有认识到这点,他们总是习惯从自己先验的理性出发来考虑复杂的教育问题,在一轮一轮的民族主义飓风下我们的教育必须回归传统以传统文化位主的呼声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人审美情趣的完善和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这样说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它一旦从后台走上前台,从学生所学之配角上升到主角,却是相当危险的。我在给钱老师写的第一封信里已详细说过这问题。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时期站在社会文化舞台上最眩目的就是各种打着爱国旗号的利益集团,如果单纯的作为一种文化争鸣现象倒也没人管他们。但如果他们把这些借助自己的话语权而上升为一种对全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东西比如教育上,则将可能对国家的正常运行产生极其隐蔽却又极其巨大的阻力。因为它促使人们放弃眼前许多悬而未觉的实际问题而不自觉的往后转,除了打断正常的前行的步伐外,还往往被那些最会利用它的人利用。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另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现行的教育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在这里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弄清构成现行教育的各种基本关系。

    先从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接受教育一方的家长说起,现在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说原来孩子多了望子成龙多少还只是一种愿望的话,现在在每个家庭则变成了一种实在的行动。由于现代教育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再加上家长本身生存的压力,使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本身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对他们大多人而言所谓教育主要是拼钱。钱花在哪儿呢。以我们这儿为例,幼儿园每年3000多,不包括寒暑假的各种学前的“素质教育”班,比如音乐、舞蹈、书法、美术、英语等等。小学初中义务教育一年学杂费不多,大概将近1000吧。但寒暑假就不可能闲着了,不管有没有钱都得硬着头皮给孩子请家教。到了高中,几近登峰造极。而高中的学费也令普通家庭非常吃力了。因为高中已不再是义务教育并且通常得在学校住宿,所以每年每个学生一般不会少于10000元。至于大学大家都清楚,就不用说了。所以在中国大多数人家两个大人供奉一个孩子都是相当吃力的,有的人家甚至负债累累只差砸锅卖铁了。正是因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在很多家长看来,是自己出钱把孩子寄养到学校,你们学校老师能生活就是靠我们家长,所以学校没理由对自己的孩子不好。教的好是应该的,教的不好是你们的责任。而在家长眼中,学校要真的对孩子好无非是让孩子靠个好点的大学,至于什么素质教育之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变着法子要钱的一种手段。至于孩子,主要任务就是考大学,其他能包的都包下来,能满足的尽量满足。

    从学校来说,所谓的教育则是拼名气。学校生存的基础在于学生,而学生能不能来你的学校则主要靠你这个学校考试升学的名气。这就逼得学校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抓升学率,对老师以考试成绩制定严格的奖惩条例,那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的成绩考核评比令人咋舌,有的老师特别是毕业班的老师与老师之间奖金差别几千甚至上万。更厉害的是,正是这样一次次残酷的评比,本来应该平等的中学讲台上被人为的划为什么“优秀”“骨干”差劲的等等,并由此通过宣传机器传到社会上,弄得每年分班时都有许多家长来指定要某个“好”老师教。而那些教的成绩考不高的老师往往提前“退居二线”,什么实验室收发市等干杂活去。而对学生呢,只能是财力加精力,灯光加阳光,时间加汗水这“三加”。尤其是高中毕业班的孩子有的看起来真象是木偶人了。当然这样的招数大家都会,随着体制的进一步放开,争夺生源就成了各校重中之重,有的市里中学初一就已开始在乡下招生,高中生源的争夺更趋白热化。生源实际上就是财源,因为小学初中毕竟还属义务教育,不能滥收费。到了高中收费则已基本放开,一个正式考取的高中生学费通常也得几千元,更不用说仪价生了。一些名校借着名气大肆扩张,名利双收;另一方面很多普通学校则在惨淡经营。

    在学校之外还有一个教育行政统筹部门,前几年叫教委,现在则叫教育局。大到一个省,小到一个县,都有设置。如果说由于高考出题的日趋地方化而使省级竞争日渐示微的话,那么各地方县级竞争则变得空前惨烈起来。因为各县考生高考成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各县教育局主管人员的仕途的荣辱升迁,所以他们也得拼命想办法来提高本地的升学率。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创立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词——重点中学。就是这个“重点”,还有许多讲究,比如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片完中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的所谓特色学校,比如,外国语学校,示范中学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学校按名称分为三六九等,但中间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升学率。在人为确定这些等级后,再把各乡镇毕业的学生按考的分数的高低按各校所排列的等级的高低依次录取,再配以那些教出的学生考的高的“名师”来“强强联合”,这样至少从理论上保证了高考上线人数的基数。在实践上,他们一方面以行政手腕最大限度的保证了金字塔顶层的“名校”的人数资源,除了正式上线的外,还默许他们大量招收议价生,有的学校低于录取一分就得交两万另外还得托人找关系。

    在中国的基层教育你常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现象。有些“名牌中学”大肆扩招,甚至每个年级10几个班,而与此同时许多乡镇高中被迫裁撤,就是那些所谓的片完中也门可罗雀,时刻面临着合并的窘境。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财力物力上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在教师基本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的情况下,另一更大的蛋糕奖金、福利则显出了天壤之别。同样是教点书的,农村的教师有些甚至不及城里的一半。在完成这样的部署后,我们的教育统帅部门又按照这种分配把高考上线人数比例向各校作了或明确或暗示性的摊牌,这样就使得各校利益与整个局里的利益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种以违背教育法基本精神的教育思路却总被堂而皇之的采用,并在许多地方被主管者誉为优化组合,但实际上是教育资源的一次重新洗牌,马太效应出来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同时也极大的加重了受教育者的负担。

    对教师而言,教育则只能是拼力气。我把教师与学校分开,是因为在今天的学校,教师已根本不算什么人物,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尽力保住自己的饭碗。当然名校能吸引学生,最终还得靠能保证学生能考好的名师。在中学,一个名师常常扮演着很尴尬的角色。假如你真是按理想中的名师样式施以宽松的教学与自由的思考,那么很可能你名师没当成饭碗却丢了。很简单,假如5个老师中仅你一个采取这种方式而其他4个不,那你在这一课的宽松到下一课就已不存在,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学生利用你的宽松完成其他并不宽松的课程,你教的这一科的考试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中学,学生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是一块璞玉等着你去雕琢,在他们成长的同时,人类的各种顽劣本性也在不断随年龄的增长而滋长,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你所施与的宽厚仁爱不仅不被领情,反而还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或没水平的表现。因为他们觉着你教的东西不用考,你这个老师还算什么老师?所以一个老师要想呆下去除了给学生发放大量的作业,讲评大量的试卷,花大量的时间外,你还能做什么?你应该明白,你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纯体力的劳动。能否成为名师,更多的是看你愿不愿耗费与之相应的体力。

   最后说到社会,当然不能不提到高考独木桥,到今天它几乎已成了千夫所指。尽管所有经过高考的人都明白,高考其实就是块敲门砖,敲开了就扔了,但若没有它,闯进大学校们的恐怕就不是素质,而是权力和金钱簇拥下的腐败了。 关于教育,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从它的功用看,除了有选拔人才的作用,这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它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功用,那就是消磨一些人的社会野心。这种野心往往是生活不安定的因素,具有野心的人往往颇有些能量,吸引这些人进社会的主流部门,其种种欲望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对政权的潜在危险就消失了。从表面上看,传统的独木桥测试和统包统分方式只能使一小部分人遂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诱惑力,对于那些对未来前途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意者来说是一种吸引。很显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考是会存在的。而只要高考在学校就得抓升学率,老师就得想法让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换句话说,现在是家长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读老师想尽办法逼孩子读,学校一门心思诱孩子读,社会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架设独木桥供孩子走。分开来看每个层面都是畸形的,但凑合在一起却变得异常地正常了。大家都在一种彼此心照不宣中做着自己的事,谁都认为自己做的是该做的事,谁都没有错。

    所以只要我们稍一深入进去,不难发觉深陷现实泥沼的现行教育是根本无力自拔的。作为匍匐在教育最底层的学生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处境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一头扎进现行教育这潭浑水,不难发现在这里面真正可怜的只有两种人,那就是被呛得晕头转向的孩子和贴着地皮的老师。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他们所经历的我差不多也经历过,我深深理解处在那个境地的孩子们的苦心,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有一点却是我们许多谈教育的人所始终没看清或者说没正视的。那就是支配着我们教育的原动力的家长今天仍然基本上处于封建时代望子成龙心迫切的境地,主管整个教育体系运作的又是带有明显集权时代政绩色彩浓厚的政治官僚,所教内容又是与时代思潮以及孩子身心趣好严重背离的东西,而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又对教育的产品提出了苛酷的要求;更可笑的是,在这一切都还完全处于旧的体制阴影笼罩之下,而我们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却已由主流舆论纳入了现代文明的轨道,即既要保证他们分数考得高,又不能对他们存在丝毫的越轨行为,有些孩子令人难以忍受的行为在家里被父母拳打脚踢被看不惯的长者严厉责骂而一到了学校,哪个老师胆敢这样会立刻被他们捅到教育局,主持正义的媒体知道了又得上纲上线又是人格又是精神的弄得你下不了台。

    在钱老师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关键的群体没有提及,那就是被称为中学教育中的“另类”,也就是一大批成绩不好品行也存在种种问题的“差生”。由于钱老师接触的主要是复旦附中,南师附中这些百里甚至是千里挑一的学生,对那些已被一层层挑剩的学生不甚了解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必须承认构成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特别是基层教育主体的却常常是这些人。一方面几近白热化的考试竞争对学生本身的知识能力包括耐心意志乃至心理承受力都提出了在那个年龄接近极限的挑战,迫使一大批孩子不得不在身心远未成熟之时被迫中途落下,整天出入游戏厅或其他不该去的成人场所,过早的与那些在社会上游荡的问题青年混在一起,当他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伤害甚至明目张胆的殴打勒索时,他们通常都缺乏使之诉诸正义的起码的勇气或动力,因为在家庭和学校所遭遇的一切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已在他们内心投下了根深蒂固的阴影,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大多已充满了对通过正常竞争占据领先者和作为竞争裁判人的老师家长们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一种在他们那个年纪看来极不合理的痛楚突然的压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通常所做的不是奋勇的解脱或是抗议,而是寻机找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争取把这一切都转嫁到他们身上,从而自己来获得一种龌龊的快感。

    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收费的大幅攀伸以及毕业分配统包统分样式的结束,社会就业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形式上的种种不规范不合理,使得相当一部分家庭对孩子上学缺乏最基本的动力,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由于受到许许多多来自自身生存或生活压力的驱使,他们根本无暇也实在是没精力来与学校一起管理疏导自己的孩子,更不用说那些单亲或是离异家庭的孩子了。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家庭与学校是他们向前正常延伸的两根看似分离实则相辅相成的主要轨道,这中间如果有一根破损或是断裂的话,第二根常常是无论怎么努力也是事倍功半,而这通常是那些问题学生最主要的来源。在一般情况下,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花在这么一两个孩子身上的精力是其他几十个孩子的总和,但往往收效甚微,从教育的效用上看这实际上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特别是在目前整个社会舆论对这方面盯得越来越紧整个教学环境又日趋严酷没有丝毫松动迹象,他们本身对所学的那些毫无兴趣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学出什么名堂来家长学校却又强迫他们只能这么学,就使他们对学习产生了极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又遇到这个年龄段特有的反复无常的情况下,你打又不能打,有时候骂两句都不行,你跟他说的有时让他感动的泪流满面,可过不了一会儿就忘了,真把有些老师弄的是焦头烂额,这样很自然的就会造成许多摩擦。也正是这些容易为嗅觉灵敏的媒体和满腔爱心的教育专家们抓住把柄。作为我们在基层打拼的教工,看到一些从来没涉足过一线的新闻记者和教育专家们所传出的关于教育的声声呼唤时,常常只有叹气的份。

    作为一个在文学研究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老者,钱老师在涉及这些问题时总是不自觉的习惯性把它引向自己所熟悉的文学领域。钱老师在文中不止一次的引用了鲁迅周作人等文学人对孩子教育的理论而低估了现行教育环境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教育主体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隐藏的复杂反复性。比如钱老师在强调当今语文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时,提到传统私塾教育不让学生过早了解意义,让他在朗诵中领悟语言中一种意蕴的东西。这符合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但这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很显然是行不通的。首先学生所学的远不止语文一门,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所学的东西理解,因为下面还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他。其次私塾式的领悟是以大量的重复为前提的,而所吟诵的那些很显然大多是不符合今天的孩子的口味的。今天的孩子思想变化快,接触面广,接触信息的渠道多,对那些文字上陌生阻隔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产生兴趣,如果强势推进,势必会极度违背孩子的童真谐趣。还有就是私塾文言在旧时通过吟诵了解意蕴,而还有的大量的不懂的东西可以通过成人后的阅读写作交流甚至思考的语言也是文言这一事实来融会贯通。而今天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通常也不会有这个精力和兴趣来做。可是象这样的违背学生意愿心志强势背诵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学教学中却是必须的,这样势必会在师生中激起更大的矛盾,这也是产生那些教育“另类”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处在高端的享有教育话语权的人对这些却总是视而不见,没有作一个专门问题来对待。

    为此我们看看在教育方面做的较好的美国,他们是怎么做的。留美学者、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所著《素质教育在美国》有关节选“权利和义务”:

学生的义务:接受和承认校长、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领导和权威。准时到课堂上课。(因实行走课制,没有固定班级,更需自觉纪律。) 在集会或各种活动中要举止适中。有良好的体育运动行为。尊重他人和他人的财产,赔偿损坏或偷盗他人财产导致的损失。保证家长能看到学校让带回家的各种文件和报告。

学生的权利:获得可能的最好的教育。作为一个个人而得到公平的对待。通过个人或者学校的代表组织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应被事先警告通知。(也就是说,只能处理再犯,不能处理初犯。)

行为规范 学生被期待着规范自己的行为去尊重他人权利,并为他人着想。本学区的学生必须确认学校的规章制度,承认学校教职工的权威并接受指导。教育董事会对其学生的违法犯罪或不适当行为只有"零度允许公差"。

任何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不执行学校教职工在学校的范围内或因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作出的合情合理要求,均视为违纪行为。学区督导制定政策的策略是在预防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范围内规范学生的行为。("学校教职工在学校的范围内作出的合情合理要求"这一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学校的范围",这里是指有形的物理范围,意即学校的地产之内。美国学校没有围墙,实际指的是"中国学校围墙"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学校"围墙"以外,不执行学校教职工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不一定能视作违纪行为。当然,为了防止学生在老师带领到校外搞活动时不听话而附加一条"与学校有关的活动"。这与中国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概念很不同。二是强调"合情合理"的要求。换句话说,不执行那些不合情合理的要求,不能视为违纪行为。既强调纪律,又不要求学生盲从。)

在学年开始时,学生和家长会接到文字形式的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参加学校活动所要遵守的纪律。这些信息包括何种行为将遭到被暂时禁止上学甚至开除的处罚,以及其他纪律条例。在学区董事会的指导下,学校负责管理校规的实施,使每个学生知道任何违犯行为规范的举动都要遭到惩罚。

如果学生触犯校规,学校的教职工、学生或家长应报告给校长。学校根据俄亥俄州的刑事法或当地的法令配合任何可能的起诉。

学生的表达自己观点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得到尊重的,即使这些观点并不吃得香。当不适当的行为产生时,应依据学区教育董事会的规章处理学生。(学生允许表达哪怕是KKK党的观点,只要没有侮辱其他种族或侵犯其他种族的同学的具体行为,不算违背校规。)

老师是执行学校纪律的关键人物。老师要竭尽全力去处理一般的问题以维持正常课堂纪律。当一个违纪的问题已严重到需要校长或校长助理过问时,老师应寻求他们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和校长应依据学区教育董事会的规章处理学生。

    A、严重的失当行为

   任何违反下列校规的行为将被纪律惩罚,包括暂停上学和开除。这一节中的所有条款都将在学校开课期间强制执行,包括在学校范围内、虽在校外但属于学校的活动中以及校车上都有效。

1、破坏学校。 任何学生不能用犯罪行为、暴力、噪音、威胁、恫吓、消极反抗或其他任何行为,企图引起物质的破坏,或阻碍执行法律的使命,或破坏学校的功能和运作。

2、损坏学校的财物。 任何学生不应企图去损坏公共财物。

3、损坏私有财物。 任何学生不应企图去损坏私有财物,包括学生、老师、管理人员和学校雇员的私有财物。

4、行为的区别。 任何学生不能因为种族、宗教、肤色、国籍、性别、年龄或残疾等原因而对其他任何学生、学校雇员或来校参加活动的人士采取骚扰、报复、强制、威胁等行动。任何人在学校见到上述行为应立即报告学校或学区教育董事会的有关部门。

5、袭击。 任何学生不能骚扰、报复、强制、威迫、伤害他人(包括生理和心理的伤害)。

6、口头攻击学校教职工。 任何学生不能用猥亵、肮脏、恶毒的语言攻击教职工。

7、武器和危险的器械。 (a)任何学生不能拥有、携带、使用、转移那些有理由被认为是武器的危险器械。 (b)…… (c)…… (以上省略的都是法律上的文字游戏,给"武器"和"危险的器械"引经据典下定义。以便明确什么是"武器"和"危险的器械",什么是不能带来学校的东西。)

8、享用烟草。 学生不能享用和拥有烟草和任何烟草制品,如香烟、雪茄、咀嚼烟等等。

9、麻醉剂、酒精饮料、毒品和仿制毒品。 任何学生不能拥有、购买、享用、转移、出售上述物品……(省略的是名目繁多的品种解释和引经据典的法律注疏。最后用大写的黑体字写道:"7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如发现违犯第9条,将被开除出学校。")

10、不道德的行为。 (1)禁止拥有淫秽物品。 (2)禁止性行为。

11、赌博。 学生不能参加赌博。

12、偷盗。 学生不能偷盗学校的财物和学生及学校员工的私人财物。

13、穿着的规定。 (略。因与前述大同小异。)

14、再犯。 学生不能重复违反老师、代课老师、教学辅助人员、校车司机、校长和其他学校员工的指导。

15、勒索 任何学生不能勒索其他学生或学校员工的钱和财物。

16、毒品用具 毒品用具不能携带到学校或学校的活动中。

17、违犯俄亥州的刑事法或少管条例 (省略。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让我们这种习惯人治的人不太习惯。)

    B、其他不适当的行为 下列不适当行为可能会受到纪律惩处。一般来说,这些行为还构不成开除或暂停上学的程度。但如不断地违犯,也会遭到这种惩处。

1、逃学 学生不应逃学。 2、过量缺席 除非生病或得到学校的允许,否则学生不应旷课。 3、作弊 学生不应在校作弊。(难道在社会上作弊就应该吗?明显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4、故意遗漏"早来校或晚离校"的惩处 被给以"早来校或晚离校"惩处的学生,应报告惩处的时间。 5、迟到 学生应按时到校和进课堂。 6、学生驾车 为了安全地控制校园,只有拥有有效驾照的学生允许在校园内停车。(俄亥俄州允许年满16周岁的孩子驾驶汽车,因此很多高中生自己开车上学。) 7、各种违纪 纪律问题,诸如不做家庭作业、拒绝服从教职工的指导、在学校乱扔杂物、使用水枪,如此等等被禁止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纪律惩处。

    这里要说的是,这些规章是在其教育远不存在我们如此残酷的升学压力,并且中小学教育相对我们已是极为宽松,并且人家有着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各种游戏音乐体育(尤其是后者)能够有效释放这些孩子在青春期的焦虑躁动情绪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人家是在把教育真正当一项千秋功业来抓,在其教育体制不可能对手教育者产生如我们似的畸异的升学压力的前提下,仍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特有的身心特点和光怪陆离的现实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各种影响,采用了比较详细的带法律条文似的证据锁链记载,并由此实施了条分缕析的可供操作的适当的措施。而我们呢,只有一个抽象的根本没实际操作意义的中学生守则,其他的就交由一个宽泛的“爱心”去处置。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就是我们应对复杂的中学教育的唯一的东西。

那么在现今情况下的教育我们究竟应该关注什么呢,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呢?我觉得主要是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是教育的公平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所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这里的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时的择校问题,入学后成绩差异所造成的等级差问题,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后高中大学高昂的学费问题,不同地区人因不同录取分数所造成的大学差异问题,还有就是毕业后因地域家庭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就业上的巨大差异问题。在这里我只拣主要的说一下。择校问题,从以前的高中扩展到了今天的小学。国家明文规定,中小学学生入学就读应本着就近入学的原则,但实际上现在在许多地方就是包括小学在内也很难真正做到就近入学,有的镇幅员辽阔十几个村也就设置一个中心小学,外加一两所极小的学校。一般的孩子到4 5年级就要自己骑车上学,有的离家远的放学晚的在路上要呆上很长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全的因素。

    问题最突出的是中学。现在中学的择校风已演变到了初中,因为初中也出现了“名校”。要知道这些名校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民办学校,而是完全的公办学校。某一些在当地所认为的最好实际上也就是高考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为了保证它的生源,通常会在自己校内或校外设立一所完全的初中学校,一般每个年级设4到6个班,每年小学毕业一考完,他们就公然招取各地分数最高的那些小学生,并且以考试的名义将那些一窝蜂涌来的孩子挑最好的招下。一般招收两到四个班,剩下的等着你自费。到了高中更是到了完全公开的地步。冯小刚曾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的贵族,但我们的教育系统现在则开始着手培养了。琳琅满目的贵族小学,贵族初中,贵族高中面前,有许多原本就住得很近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没有关系或是交不起钱就被迫舍近求远找能上得起的学校就读,在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支配下,这里面的一个校领导甚至一个班主任俨然都是一方神圣,经常需要供奉的。在这种体制下受伤害最深的就是那些追随父母的打工子弟的孩子,不要说那些“名校”,就是所到之处的那些普通学校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是大门似闭非闭的。每个地方都对这些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制定了严格的地方法规来加以控制。除了数目不等的所谓赞助费外,更担心的是他们抢走了本地的高考份额,所以通常那些打工家长的孩子最多也只能在打工所在地念到初中,要么就回家找学校,要么就辍学。

至于入学后因成绩差别所造成的所谓“好生”与“差生”问题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有一点要说的是,以前舆论界一股脑儿把石头砸到基层老师头上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这里有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教育界目前实际上只有这样一种以成绩好坏来判定人的标准真正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界主管者首先示范在先,各地以成绩为唯一标准所设立的那些所谓重点中学本身就是这一标准的最真实的诠释,你都这么做了你让下面的人怎么办?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的延伸,而是外在强力压迫的结果。上梁逼得下梁歪。当大家都歪后真正受伤害的就是那些因成绩不好而或明或暗被屏弃的孩子。

学费问题大家也比较清楚了,教育法已有明确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只收取学生的一些基本费用,一学期基本上也就三四百块钱。这一点那些处在基层的农村学校都是严格执行的。而真正在公然践踏这一原则的恰恰是就在政府眼皮底下那些名声显赫的“名校”。美其名曰“择校费”,最低的9300,高一点的1万2万的就不用说了,还要托关系。到了高中没有了义务教育的这个底线则已几近肆无忌惮。中考成绩一出来,他们就已基本上勘定分数,除了分数由高到低选出一批能考上大学为他们带来名气的好学生外,还得额外腾出三四个班来创收的。创收的标准也是公开而且透明。它除了要求具备一定的分数标准外,价码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答不到录取分数线的2万。而且这一切都是在人才交易市场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完成的。

    有的家长平时吃菜都不舍得,在众目睽睽的关口看到人家为孩子非常爽快的掏钱时,咬着牙也只能上了,再亏也不能亏孩子呀。今天国家三令五伸,教育不许乱收费,并且开通许多的举报电话,那些在最底层最普通的教育单位对涉及钱的事的时候都非常的敏感,也相当的规范,许多学校要收几块钱的资料费,还要每个学生一份告家长书,家长同意方才收的上来。而真正在明目张胆公然找取学生收取各种不合理的赞助费择校费的恰恰就是那些在各种公开场合频频亮相的“名校”还有那些“名师”们。正是他们几乎占去了有限的中小学教育的全部利润,在私下里端起碗来大碗吃肉,在公开场合却偏偏还要放下筷子来骂娘。而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的主管部门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一些基层学校某些存心要和他的老师过不去的那些孩子的举报电话上。至于大学收费,我这里摘录《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的一篇文章“学费高涨,家长无奈”-台报载文谈大陆教育收费问题。“根据年(2000年)前统计,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三口之家年可支配收入就是16275元,如果开支按月人均300元计算,一年需10800元,结果年结余只剩5475元,如果家里有个上大学,一年扣除5000元学费(实际不止,还有生活费等)怎么办?”这是城镇有收入的工人,还有下岗工人,农民,他们的孩子呢?“另有大陆学者从学费与人均GDP的比例计算出,加拿大的学费占人均GDP7.2%,大陆人均GDP约为6500元人民币,学费即使以5000元计算,已经高达77%,明显不合理。”

    关于不同地区人因不同录取分数所造成的大学差异问题,现在已逐渐被淡化。前几年在全国高考一盘棋的时候,做同样的试卷,北京的考生所录取的重点大学的分数在湖北、山东连专科都进不了,为此曾出现过山东一考生状告高考录取的不公平,并在全国引起过极大反响。当时北大曾有一位副校长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大学只是收集高素质人才的场所,不一定完全看分数。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来的学生比起其他省份的学生素质的确好一些,云云。他的这番话在网上遭到了激烈的驳斥。既然你以一个统一的分数县作为录取的标准你就应该把它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要分出个大城市的和非大城市的?你说大城市的素质好有什么依据?你既然因他们素质好而可降低分数那我在同一省份内搞素质而分数低点你为什么不敢录取?我们有很多人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因其立场的问题,总让人觉着是为了那个小团体的利益。论争的结果是北京也被迫自己出高考卷。号称文化中心的北京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有分量的文化事业——高考指挥棒上已毫无号召与统摄力,只能退回自己的小圈子对几千万北京人民负责,这不知是不是一种悲哀。

    最后说说就业问题。大跃进式的教育扩招使得一些高校赚得盆钵满罐。当他们的代表在各种公开场合踌躇满志意气奋发时,他们弄出来的那些学生们却在各个角落象蚂蚁一样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我总是不忍心看人才招聘市场上传回的那些电视画面。这个曾经被称做天之骄子的群体现在彻底沦为了人见人厌的臭狗屎。我们时常看到当挤得全身是汗的大学生陪着笑脸把自己的材料递上去时,那些正襟危坐的主人总要本能的侧侧身,用眼的余光瞟瞟就随手把那东西往边上一扔。“你有本地户口吗?”“你在本地有亲友吗?”我们口口声声讲的是在学生择业问题上要与国际接轨,人家讲的是自由竞争与优胜劣汰,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却是人才流动的根本-——城乡户口体系原封未动,决定人才流动方向的东西部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以官本位为核心同时辅之以庸常的人伦关系的择业任是生活择业的主流。当我们的许多孩子耗费着巨大的精力从牙缝里挤出点钱在那些人头攒动的人才招待会钻来钻去有些人甚至连回家的路费也凑不齐时,最终大多数人的唯一收获是失望。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内心的创伤回到家,还得供养了他们十几年的父母在外面求爹告奶为他们找个活儿,当然家里有钱有关系有权力甚至有个好户口的都不用说,真正被拉下的就是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孩子,他们却占据着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原本心地纯良、素质优秀的人失望。在缺乏一个系统的整体规划并且整个社会的竞争激励机制还远没成熟完善时,贸然大幅度提升教育费用和休克性取消统包统分更是让很多来自底层的孩子丧失了最后一点儿希望,尤其是当这些以貌似公允的教育改革的名义来实施时。任何脱离实际的所谓变革其最大的阵痛常常由它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来承担。而一个社会当它的改革成本总是由这个生活最底层的人来承担时,不管这个改革的前景如何迷人,效果总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教育,人们说了太多,作为身处社会各阶层的人谈论它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个基本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们谈它的时候,心要放在当中,不要为了各种利益说违心的话;而在具体处置它时,却一定要把自己站的位置放低,要把目光更多的聚焦在底层的沉默的的大多数,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实在的反映在各种标语所遮蔽的现行教育的真实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我想大致是这样的,他(她)就读的是一所普通高校(中专,职业中学,甚或仅仅初中刚毕业),他(她)的父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职员),他(她)家仅够维持生存,没钱,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是目前受教育者中的大多数,也构成了我们未来社会的主体,我们的教育该给他们什么?这是我们目前教育所最需要解决也是全社会所热切关注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教育的原始点,说来说去我觉得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它所下的定义最为恰当,21世纪的教育首要的就是学会生存。作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准劳动者他们必须为即将开始的劳动准备一定的技能,在供求关系极不平衡供远远大于需并且有限的供还常常被各种无形的力量加以挟持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根本没有它所需要的技能的毕业者专门准备一个专业培训期的。

    而我们的孩子在10多年的教育中所得到的又往往是与这些现实的需求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这种种情况实际上在他们的兄辈甚至父辈那里早已存在,并已衍生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南方周末》曾发表过耶鲁大学的薛涌的《“反西方主义”的陷阱》一文,在谈到“为什么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整合时,反西方主义思潮反而会兴起,并且在社会上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时”,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善培育服务业的条件,只在制造业上片面突飞猛进,那么经济开放不仅不会带来文化上的开放,反而会培养文化上对经济开放的反叛。” 薛文是在比较了中国与印度经济运行基本结构进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中国只在制造业上片面突飞猛进,导致这种产业结构生产出的人缺乏迈向现代化所应具备的基本民主素质,最终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缺乏相应的民众群体而步履维艰,从而使得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缓慢。而印度优先发展服务业,正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效果。

    薛文所说情况正是我们这一代受教育者的父辈们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刚好是与他所言相反。恰恰是印中两国不同的民众素质才决定了他们分别选取什么样的经济形式。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先学好驾驶技术再买车,一个是先买了车再学驾驶技术。我们那一代劳动者大多不具备现代的劳动技能,当时的情况也根本不可能有人给他们培训;他们更缺乏从人身权力的基础上去体认劳动的涵义,最终他们只能凭着传统的手艺和一身的力气去从事这种收益很低的劳动密集性的制造业,他们所承受的劳动强度与所得和马克思所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压榨毫无两样,有许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绝大多数却毫无怨言只能默默承受,究其根本,除了整个就业市场总是呈现一股畸形的卖方市场对他们极其恶劣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从心底里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合理,从没想过要在遵守现存秩序的基础上依托现行法律和舆论理性的争取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我们常常看到原本该是很正常的争取自身权力的维权行为只能通过媒体的极力渲饰,非要把大众逼出点眼泪来从而形成一种广泛的舆论氛围,进而对产业主或主管当局造成难以回避的压力后才有可能解决。正是因为这样的民众素质才使得那些在西方甚至同样不发达的印度都已淘汰的极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在中国有着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对劳动还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认识。有社会学家统计,今天在西方高福利社会国家一般的从业人员在扣除高昂的税率后实际所得与失业人员按国家福利所得的差距也就在20%左右。如果是中国的话这简直要乱套了,这样一来大多数人都不愿去工作了。可人家的从业者没这样的抱怨,失业者也并不会因这么好的条件就停止找工作的步伐,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活在世上其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人和社会对你的认可程度,在这一点上你所拥有的劳动恰恰是体现你价值的最好方式。可是在中国在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劳动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通常只是单纯的养家糊口赖以谋生的一种手段,是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关系从事省力劳动甚至是根本不用劳动而坐享其成的后的一种无奈。只要看看我们这个民族有多少靠吃老子的纨绔子弟,靠有钱人包养的二奶,甚至家里穷得叮当响却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们。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日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块毒瘤,今天,在城市边缘、城镇、农村的广大地区,游荡着这样一群幽灵,他们都是社会的弃儿,学校以一个美丽的诺言把他们哄大后就匆忙抛给了社会。而社会又缺乏一个完善的吸纳分解他们的机制,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无业游民,得过且过,拉帮结派,偷、抢、绑、嫖、吸毒,无恶不作,信奉不劳而获的实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江湖义气,经常以出格的装扮言行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传统教育的最终叛逆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本质并不坏,他们本身对社会也并无太多的偏见,有些人甚至还曾抱有十分美好的理想,之所以最终沦为这样,很显然跟现今的教育状况和整个社会对受教育者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尽管可能或多或少受所谓的香港古惑仔电影或西方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出现却是与20世纪5-60年代西方“垮掉的一代”有本质的区别。“垮掉的一代”是战后物质生活极度繁荣的一代精神生活极端空虚迷茫,以消极扭曲的表达的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反抗。而我们的孩子大多是生计上毫无着落,封闭僵化的教育环境又根本无法满足青春期特有的反叛求新意识的结果。还在学校上学的后期,由于他们各方面的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在一次次的劝说、恐吓、甚至暴打都失去了作用后,所有对他们曾经抱有希望的人老师、班主任、朋友甚至父母都失去了信心。很快的,家庭对他们的强制约束力越来越松,而一旦脱离学校这最后一块带点强制约束力的地方,他们的堕落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比还在上学的同龄的孩子经历的稍多点,可面对社会却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当他们真正脱离学校独自走上社会时,小小年纪的他们是很难抵挡得住来自方方面面的诱惑的。同时由于生理心理的不成熟,过早的接触社会,面对转型期惊人的社会差异难以适应时很多人都会显现出一种极为迅速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扭曲。这是陈旧的传统教育与怪异的社会发展所共同酿造的怪胎。令人忧虑的是,胎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我们作为教育的工作者大多只能看在眼里,无能为力。

    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首先要拓宽教育体制选拔人才的渠道,如果说钱老师与清华大学所做的偿试性的网络评价实验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金字塔顶端的选拔起示范作用的话,我们现在更应关注的是金字塔中部乃至底端的广大学生。造航天飞机的要人,刷抽水马桶的也要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绝大多数不具备造航天飞机能力的学生如何根据市场需要把他们锻造为能胜任刷抽水马桶工作的人。这里的“胜任”,不仅单纯的指这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拥有做这类工作时的最基本的思想道德素养、法律人权观念、集体秩序规范以及职业态度等等。前面提到过薛涌先生的看法,“中国只在制造业上片面突飞猛进,导致这种产业结构生产出的人缺乏迈向现代化所应具备的基本民主素质,最终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缺乏相应的民众群体而步履维艰”,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天世界上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同时也是民主程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日本他们的教育中的“劳动体验学习”。1976年其教育课程审议会关于修订教育课程基准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各级学校的具体方针,即:小学重点是“通过直接动手的制作活动以及体验性的活动,努力让学生获得制作东西和劳动的喜悦感;初中阶段要重视劳动方面的体验性学习,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高中阶段则着重通过有关劳动的体验性学习,使学生体会到工作愉快和完成任务的喜悦的同时,养成对于劳动的正确态度和职业观念。”对此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判定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基本标志不是这个国家人所主要从事的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作,而是这个国家从事这一工作人是什么样的素质。

    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参考世界上另一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王国同时也是民主政体最完善的国家德国的做法。德国实施12年义务教育,学生在九年级或十年级结业后进行分流,大部分进入以“双元制”技工学校为中心的各种职业学校学习,有1/3的学生在完全中学继续学习。德国十分强调和重视基础教育中的劳动技术教育,并把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人的全面素质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其目的除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某项生产劳动技能外,还十分注意教育学生了解现代生产活动的过程,从原材料加工、生产过程的工序到市场销售,并使他们了解劳动与环境生态保护、劳动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劳技课并不准求学生学到多少技术操作,而是要求学生侧重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和工序。他们试图通过这一些来表明,实施劳动技术教育不是为了将来学生就一定从事学到的某项技术,而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对中小学生劳动素质内涵有比较宽的界定,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之中的,反映了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

    德国中小学的学制是,小学4年,初中5或6年,高中3年(并行的有3年“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小学劳动教育的课程名称不一,一般叫“常识课”。巴伐利亚洲小学常识课每周4节,其中两节为史地、自然常识,两节为手工劳作。手工劳作1~4年级的教学内容包括:纸工、编织、木工、陶器等。德国中学(初中)的劳动技术教育,一般由“劳动学课”和操作课组成。前者讲授生产劳动和就业的理论和知识,内容包括:劳动的含义,劳动的价值与报酬,就业问题,劳动的法律(如违法的黑工问题)等,生产、工序、效益,工人的基本素质,安全保护,环境保护等等。

    操作课又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如柏林蔡斯中学7~10年级,必修内容包括:办公技术、制图、打字、财会、职业指导、销售(消费)。选修内容,7~8年级有:缝纫、家政、电子、金工、木工。9年级有:塑料加工、材料检查等技术类。10年级有:金加工、电器类、护理类、商业类、管理类。操作课的教学内容有三项颇有特色,即家政、办公技术和职业指导。德国中小学都比较重视家政,他们认为人主要存在于工作和生活中,即生产和消费中,学家政就是掌握怎么生活。因此家政的教学内容比较广,除烹饪外,还包括怎样持家、家庭美德、理财、营养知识、健康卫生等。办公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操作,在现代社会里,计算机操作是求职的基本条件。职业指导已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一般设在9(10)年级,主要是了解社会有多少种职业,这些职业的发展前景,并使学生知道失业怎么办等基本知识。有的学校中学有职业咨询教师,但多数学校是劳动局的官员来讲课。

    德国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的专用教室不仅设备齐全,而且设计讲究。如柏林蔡斯中学的烹饪专用教室,整套的烹饪设备、器具应有尽有,而且专用教室设计了U型Y型块型条型四4种不同形状的厨房格局,这四种格局的厨房是德国厨房(包括家庭厨房)的四种基本形式。这种设计使学生今天的学习与将来的真实环境联系起来。据介绍,全德国有五种劳动专用教室,即金加工、木加工、烹饪、办公室管理、缝纫和编织。这说明德国比较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德国中小学除了在学校专用教室开展劳动技术教育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实践环节——个人到企业去实习。一般安排在8(9)年级,三周时间,学生分头到工厂和工人一样去上下班,干一些简单的工作,目的在于了解工厂与职业。老师一周去看两次学生,巡回了解情况。实习结束,学生做汇报,老师做总结。学生实习的工厂由学生自己联系,这也是一种锻炼。据介绍,学生实习对工厂是个负担,但是工厂为了物色未来的学徒,又愿意接受学生实习,让其了解本厂,希望这个学生将来成为本厂的一名学徒。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引述了日本德国关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具体情况,联系到前面美国素质教育下对于学生事无巨细的规则与处罚说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在世界各国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身处世界经济最前沿的三个大国在处理自己国家的教育问题上是如此的冷静且合乎实际。人家同样有赖以自豪的文化,也有日趋紧迫的竞争压力,但人家把教育的最终定位却放在了它最原始的基点——让人学会生存的问题。教育究竟为了什么?传承文明、选拔人才当然需要,但从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全体国民的整体需要来看,它的落脚点首先或者说主要还是该放在解决这个受教育群体大多数人日后的生存发展问题,我们说教育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首先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庞大工业底子还非常薄的国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

    我前面讲过,从目前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来看,我们必须解决13亿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从这个民族发展的具体阶段来看,我们又必须完善走向现代化的各种民主法制环境问题,其中真正束缚着这个民族向前迈步的最关键因素,我认为是民众本身的民主与法制意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当政者在积极设法解决庞大人口生计的同时,还得在尽量不触动民族情绪的基础上进行着渐进式的民主法治启蒙。而这一任务只能由现今的教育来完成。对于我们这个极为实际的民族来说,任何超越于社会功利之外的说教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感。所以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教育要想取得实在的效果并最终真正深入人心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行为结合起来,在这里德国式的贯穿于整个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劳动技术教育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并且德国式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状况也与我们国家目前整个经济发展和未来经济走向对人的需求有着明显的吻合之处。最最关键的是,与我们国内许多专家所设计的各种素质教育模式相比,德国式的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受惠面更广,可操作性更强,完全可以很好的借鉴。

    在这里就涉及到目前现行教育中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高校的观念的转变。除了经过严格评选出来百十来所综合性高校负责从全国各地选拔高端人才以应付未来世界的竞争外,我觉得其余的大量的名不副实的高校和大量挂羊头卖狗肉的职业中学中专都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和做法,时刻紧盯市场的变化,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并且与各地厂家和公司紧密结合,扩大学生实践时间和范围,争取使学生在毕业后就具备比较扎实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素养,从而大大缩短他们适应社会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适合普通人的素质教育。而对我们的学生而言,在动手实践时间大量增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用来衡量他们的主要东西文化课的内容必须大大减少。很对不起钱老师的是,我不仅不赞成学生读钱老师辛辛苦苦为中学生开列的《新语文读本》,而且还主张把现行语文读本内容再删减1/3,同时其他各科也要作出不同程度的相应的删减,同时更科学的完善评估体系,尤其是在初中分流(1/3进高中,2/3进职业中学)时一定要细致周密,这样才能使我们人才结构更合理,也更符合目前社会对人才的多方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