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的实践论 童志刚 在我们谈论的婚姻和家庭中的爱恨情仇诸种情感里面，仇也许是最应该放在实践范畴内去研究的，因为这类仇虽然是在个人的婚姻和家庭中产生，但它近于绝情的方式和每每激烈得无以复加的结果，却往往更具有超乎它自身之外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说实践出真知，但也并非一定事事都要自己去实践了才行，这里所说的，就是一种看着别人亡羊自己赶紧补牢的实践论。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首”，这话当然说得有点绝对，因为我们的确听说和目睹了许多和睦家庭的幸福故事，但聚首的人中有的成了冤家却也是事实。夫妻反目成仇或父子兄弟不能两立的现实故事虽然不像“幸福故事”那么给人带来欢乐，但却往往能让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和引发更多的思考。 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恨点什么的话，那么结怨成仇则都是有缘有故的，而且原因很多，稍不留神就可能出问题。 有人说政治是婚姻的大敌。说这话的人对政治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恐怕有一点偏见，但婚姻在政治上触礁、家庭因政治而解体的事例我们也确实见了不少，尤其在大型政治运动中特别多。“反右”、“文革”期间的离婚案就多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如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分别属于几个对立的派别，而政治又似乎从来就是非此即彼不能调和，那是想和睦都和睦不了的；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于是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判老子、兄弟之间划清界线。这类家庭和时代的共同悲剧，在“伤痕文学”中曾有细腻演述。 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南非的曼德拉总统与其夫人温妮在政治上的分歧，终于造成了两大世界级名人（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同志）组成的第一家庭的解体。至于帝王家的争夺继承权则属特例，寻常百姓家是无由演习的，但这类嫡庶、长次间的王位之争，充满了血腥仇杀，留给后人研讨的可都是大案要案。 恋爱和婚姻自由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现象有蔓延之势。有位导演就两次被人“插足”——虽然对他的形式大同小异，结果却完全是两样的。这类情况处理得好，可以和和平平地分手，甚至不忘了奉送两句祝福，谁也别去追究往日的海誓山盟；弄得不好则可以闹到多年夫妻之情毁于一旦，“揭发”材料大展览，仇是越来越深，怨也越来越重，结果只便宜了那些有聊或无聊的看客。 “性格不合”可能是今天各种解体婚姻中使用最多的一个借口，因为这个借口于双方都有面子。在婚姻和家庭中各成员相互尊重对方的个性是必要的，否则严重的就可能发展为结怨成仇，譬如一方喜欢广交朋友，一方喜欢独善其身，且又都要求对方迎合自己，自己却一点都不肯迁就，那结果就只能是各奔东西了。这当然算是和平解决，而激烈的甚至会出现大打出手、对簿公堂的局面。 钱财多了或者少了，都有可能成为仇恨的根源。在西方的富人家族那里，为继承遗产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电视里经常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这一类实例）的仇杀故事，《鹰冠庄园》中一再讲述的即是。中国的所谓兄弟阋墙的成语，大概讲的也与此有关；过去是老太爷一死，兄弟们便忙着分家，因此而大打出手的不乏其人；现在是孝心不再，赡养老父老母便常常成为兄弟阋墙的导火索。 俗话还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夫妻间有两个时候是无话不说的：甜蜜时好话说尽，吵架时是坏话说绝。揭发摆短都难免，当然不说为好，实在不行已经说了，也无妨，但一定不能记仇，尤其不能老觉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也不能信那些话，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之类的。大家都要承认一个现实：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更何况夫妻家人乎？（原载《楚天周末》1995年5月27日） | 
发表于 2006-7-12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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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13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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