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余光中《青青边愁》笔记

杜雅萍

这本好厚，三百来页，分四辑，两天才看完，如果不干别的，半天也就搞定了。这本书收录余光中在港期间散文，有抒情散文、小品文、文学评论、书评四种，其中文学评论最刺激，收获最大。在香港时，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这几篇是任课时的“副产品”。余光中在“后记”中写道：坊间有关新文学的批评很少，有分量的尤难一见。新文学史倒是有好多部，可是往往政治挂帅，偏于一党之言，不然便是流水账似的一堆史料，除了作者的生平和书目之外，对于作品本身，反而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少见深入的分析和犀利的批评。早期新文学的批评，必须超越这种“普罗八股”和“泛泛草评”的困局，才能建立学术的严谨。
中国有尊老传统，多年媳妇只要能熬成婆，便享有一定话语权。出于对老者的尊重，批评成了一件得罪人的不厚道的事情，于是便有许多人情文章，这些所谓评论，往往言不及义，看题目是评论某本著作，结果通篇都是说作者如何如何，两人交往如何，彷佛好人就能写出警世文章，有趣的人就能写出幽默的文章，严肃的人就能写出高深的文章。这样的评论有何用？如果做人可以成为写好文章的充分条件，那就没必要勤练笔。说到底写文章还是一件技术活，手艺精不精，作品最有发言权。
余光中评论的是文学史上号称经典的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他用古典作品与西洋作品作标尺，文学史课本上的大家，原来只是次要作家中的二三流，说起来挺沮丧的。加上前面他给老舍作品挑刺，批评林语堂小品文疙疙瘩瘩，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被拉下神坛。余光中敢于冒犯权威，当然会令许多研究者不快。艾青称赞戴望舒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他的诗里的比喻，常常是新鲜而又适切”，余光中则说：除了少数佳作之中，戴诗的语言非但没有魅力，甚且不够稳妥，有时竟还欠通。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残叶之歌》
你看，湿了雨珠的残叶
摇摇地停在枝头
（湿了泪珠的心儿
轻轻的贴在你心头）
“心儿如何贴在心头，令人费解。就算贴在心头吧，也只是陈腔而已。”我练习写作时，偶尔会找现代诗做解析，读到戴望舒，很是失望，感觉“雨巷诗人”气质粘稠，文气断断续续。读到余光中的分析，大呼过瘾。余光中师承梁实秋，对所谓普罗文学持怀疑态度。他分析郭沫若的诗作《上海的清晨》，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照，杜甫从个人经验出发，郭沫若则以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人阶级为写作对象，前者感情真挚而沉郁，后者感情空洞生硬。技术方面，郭沫若输得更多，“诗，是诗人最可靠的测谎器。从观念出发而未经生活浸渍的作品，即使在声调上，也会泄露内心的空洞。”余光中又选了郭氏《晨安》与美国诗人麦克利什的《你，安诸·马韦尔》比较，郭诗失之浮与露，麦诗自然而含蓄。
余光中并非为打到前人而做此评论，他用意在砥砺新诗人，新诗上接古典，旁采西洋，要想独树一帜，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从题材到内容，既能博采众长继承传统，又能借助新诗体的自由开出新路。以次要诗人做榜样，新诗前途有限。余光中批评态度之端严、分析之严密、视野之广阔，令人钦佩。这几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章比他所批评的劣诗更有生命力，而我们这边，朱自清的散文，依然被当作典范，在中学语文课本接受新一代学生的膜拜。
余光中《山河岁月话渔樵》为胡兰成《山河岁月》一书的书评，这篇文章还引出许多后续故事，这篇文章成为讨胡首役，余光中的书评直言不讳，“胡先生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胡兰成对胡适等人颇多微词，余光中质问胡兰成：“我不懂此胡有什么资格来指摘彼胡。难道中国人的智慧就是与敌人在恩仇之外握手讲理吗？难道民间真意就是胡兰成津津乐道的新的朝廷与真命天子吗？请问，抗战的时候，胡适在做什么，胡兰成又在做什么？事实的证明不是比大言炎炎更有力吗？”出版社的编辑看到，颇为不乐，在宣传胡兰成图书的时候，删去余光中文章中批评的部分，突出余光中对胡兰成语言方面的褒扬，断章取义，歪曲使用别人的文章，乃编辑大忌，对此，余光中毫不客气，“其实在民族的大节之下，一家出版社的荣辱得失不过是绿豆芝麻的细节。那家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人——即使是我的父亲——办的，那本书我仍是要评的。那家出版社也出过不少好书，这个污点拭去便是，国人的公论应该虚心接受，不应闪烁逃避。”
文学批评家不但需要广泛的阅读、严密的分析、艺术的直觉，更需要胆量和操守，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余光中，是当行且有担当的，现在我们的文坛，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多如牛毛，称职的批评家则如凤毛麟角，与之相应，文学的水准一直难有突破（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结果），实在值得深思。

tian295

顶好文。
，“胡先生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凡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
凡图，意图之误乎？
手边有多本余先生的书，惜竟无一篇批评新文学的。

周泽雄

与平平同感，我也更喜欢余光中的文学评论，他那些拥有广泛声名的散文名作（如《听听那冷雨》），我倒反应迟钝。
余光中评胡兰成的大作，我倒未见过，哪天去找来读读。

梅茗

“凡图”，在《余光中集》五卷600页上，是“反图”。

不知道平平的读的是全本不？我这本书上这篇，末尾有句“本文略有删节——编者”。

杜雅萍

多谢田兄和梅姐姐，是我打错了，马上就改。
我手上的版本就是《余光中集》，更刺激的文章没有收进去，貌似批评普罗文学观的。
与泽雄大哥同好，余光中先生的诗大部分都不合我的胃口，他的部分散文，虽然很精致，技术方面无可挑剔，但太gentleman，我喜欢文字中的浪子，侠客，个人口味而言，粗粝一点的反而优于温文尔雅的。

吹笛在湖北

这几天再读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有一段感触，太长，拟另外开贴。

showcraft

很喜欢余光中，曾经买过浙江文艺的余光中散文，不过读的还是太少。

tian295

与泽雄大哥同好，余光中先生的诗大部分都不合我的胃口，他的部分散文，虽然很精致，技术方面无可挑剔，但太gentleman，我喜欢文字中的浪子，侠客，个人口味而言，粗粝一点的反而优于温文尔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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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好，技术好，但觉不够劲、不过瘾，不够放浪。

去意无边

依我看平主席的文章就属于技术好、优雅的。

杜雅萍

多谢去意大哥表扬，矫情党不好意思哎。
与秀艺兄弟握手，余先生散文的用词还是满讲究的，就是有点过了，期待吹笛兄的文本分析。
再次与田兄握手。

老李北海鱼

同感，余先生散文过于优雅，不适合我这等匪类读。

老西安

杜大姐：余文优雅，但有些不过瘾，有些过于“尖头鳗”（我把gentleman 译成 尖头鳗，把ladies 译成 累得死。在家里男人大部分是尖头鳗，女人一般累得死。博杜大姐一笑。）

周泽雄

对余光中的评价越来越一边倒了。
不同风格的作家，类似不同菜系。今人口味偏重，满城川湘，以辣为美，其实，不过一时风尚使然，至令余光中这等具有纯正潮汕风味的上乘菜肴，反遭奚落，不免让人怏怏。
把半斤红椒洒在一条鱼上，固然振奋食欲，不借助调料、纯用火候、生生逼出一条鱼的原汁原味来，其实也是另一种凌厉功夫。

自觉的梦游人

哈哈，吃香喝辣，还是亨个清醇，的确成了严重的口味问题，能把众口调顺本来就是一件登天难事，重要的还是要看清自己是适合炒哪一路的。

吹笛在湖北

多谢去意大哥表扬，矫情党不好意思哎。
与秀艺兄弟握手，余先生散文的用词还是满讲究的，就是有点过了，期待吹笛兄的文本分析。
再次与田兄握手。
杜雅萍 发表于 2010-12-21 00:18

谢谢提携 ，附在后边吧，杂沓比较长。

杜雅萍

吹笛兄的原创应该另开贴呀，俺去找工具哈。

杜雅萍

13楼泽雄兄说的原汁原味粤菜风格的散文，我觉得周作人、丰子恺比较像，近几年读到的顾村言的散文也比较像，余光中先生的散文很讲究，不过感觉味精放得有滴滴多。

周泽雄

13楼泽雄兄说的原汁原味粤菜风格的散文，我觉得周作人、丰子恺比较像，近几年读到的顾村言的散文也比较像，余光中先生的散文很讲究，不过感觉味精放得有滴滴多。
杜雅萍 发表于 2010-12-23 13:04

谢啦。现在我认为，说那个比喻时，俺的大脑正处于缺氧状态。

杜雅萍

还是余光中，全集第七册文学评论。
　　这部集子收录余光中1977年底到1981年四年间的评论文章，从数量上说不算高产，还包括一篇书评（《从逃避到肯定——<毕业典礼>的赏析》和一篇序文《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这本小书围绕新诗、散文写作、古诗赏析、中文西化等问题展开，其中《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几篇，对我帮助最大。余先生强调技术流，在捍卫简洁流畅的汉语写作方面，不遗余力。
　　不管人们承不承认，近代中国一直走在西化的路上，文学也不例外。汉语有独立的美学传统及表达手段，西风吹来，一方面丰富了白话文的表达，另一方面，很多写作者西而不化，包括很多名篇，仔细检视，技术方面的疏漏颇多。名家示范在先，初学者亦步亦趋，只顾表达，不斟酌句法，流风所及，文章越写越长，尾大不掉的欧化句成为有学问的标志，看到余先生呼吁锤炼字句，忍不住要跟在后面摇旗呐喊。余光中文章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翻开今日杂志报纸，“滥用代名词”、“并列、对立的关系，渐渐给和字包办”、“介系词用得太多”“繁复”、“拗口的被动语气”等，触目惊心。用余式剪裁刀修改一番，至少节省四分之一篇幅。现在，大陆西而不化写作的重灾区在政府公文和学术论文两块，政府公文陈词滥调，网友总结常见新闻稿的公式，“亲切接见”、“高度重视”“胜利闭幕”“友好协商”……培养了一批懒于思考的秘书和观众。而大多数学术论文，枯燥乏味，拿腔拿调，的的不休的欧化句比比皆是，一些“学术明星”以写绕不晕读者不罢休的雄文知名，彷佛文章写得通晓流畅了，思想就不深刻、学问就不高深了。还有学者抱怨汉语不够严谨，表达不了西方学术的严密逻辑，问题是读他们文章时，发现他们随手写了很多矛盾的东西，比如他们常常用两个意思相左的形容词描述同一件事。还有人受英文或翻译体作品，喜欢在一个名词前面加长长的修饰语，像英语里的定语从句那样。有的学术论文还可以找到主谓宾，有的论文里，由于句子太长，作者自己偶尔忘记一句话的重心在哪里，难为读者费心思量他到底想说啥？不客气地说，文章写得如此难看，应该有几种原因，一、语文不好；二、对所写对象认识不够；三、偷懒，不肯老实思考老实写作。还有汉语根基一般的学者，糟蹋汉语同样不遗余力，他们的看家本领是使用需要特别界定或说明的学术术语（俗称大词）。他们写一篇千字文（非专业的时事评论），主义乱飞，术语漱漱而下，让人应接不暇。不管逻辑通不通，有没有统计调查，一个现象，一定会得出ＸＸ化的结论。术语成为知识分子睥睨庸众的资本，只是大词掩盖不了志大才疏的真相。老实写文章，有那么难吗？每次看到高开高走的宏论，我就替作者着急：您写文章，不就是想传播知识、表达立场吗，别人看不懂，不是白费力吗？
　　“文学革命”以来，由于教育改革，学生文理都要学，语文课有一多半是白话文（大陆的语文课本问题多多），没有文言文基础，后学者很难抵抗西化压力，除非读大量质地精良的白话文作品。余光中推崇张爱玲雅洁的句子，能“多元调和”。写作说到底是技术活，技术不过关，再深刻的思想也会变得疙疙瘩瘩，兹事体大，关乎民族文化生命。语言变化速度飞快，网络时代出现许多新的表达方式，保持汉语特有的简洁与美感，该是写字的人共同的责任。
　　技术方面达标只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成为一流作家，综合素质一定要过硬，如何判断？余先生给出答案，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应该具备下列条件：一、他热爱国家、关系社会，但他的热爱沉潜于作品深处，不是浮泛在表面的主题。他关心政治，但不愿用文学做政治的工具，因为他明白：这么做，往往无补于政治，却有损于文学。二、他不亢不卑，自居于国民之列，既不自认是苍白的象牙塔隐士，因此愧对街头的大众，也不自命为高人一等的先知，因此言行可以超乎道德与法律。三、他胸怀坦荡，对一切都做理性的取舍。他不认为古典文学尽是“封建”，外来文化全属“帝国”。他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来自对外国的恨，不如说来自对中国的爱，不但爱此时此地的中国，更爱那“五千年”。四、他强调主题，也强调技巧，因为两者根本不能分割。他明白，不讲技巧的主题只是一个口号。他更明白，把经验提升为意义，始有主题；但那意义来自经验，并非先于经验而存在。否则，他只能做一个从教条出发的作家。五、八十年代的台湾，势必加速工业化。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弹性”是一个大考验。理想中的八十年代作家必须把握这种新经验而提出真切、独特的诠释。（《余光中集》七册299-300）
　　去掉此段的台湾背景，同样适用于大陆的作家，分水岭上，一切以作品说话。活跃在文坛、报章、网络上的写字的人们，要闯入文学史殿堂，还需多多努力。

水色

爆汗，一定要找来读一下，好好修理一下自己的文字。

杜雅萍

以前喜欢学术腔，偶尔装装的，看了余先生的文章，流汗。现在想想，那时候应该是虚荣心作怪。

梅茗

平平读书劲头之猛，让人想到黎MM，赞叹。
我看书常常一天才翻几页。蜗牛一般。

杜雅萍

收入《从徐霞客到梵高》一集中共14篇文章，时间跨度从1981年至1993年，所选文章不全是文学评论，至少有一半为艺术评论。1990年恰逢梵高逝世一百周年，余光中携妻女去探访梵高行踪，他们一路荷兰到法国，从画展现场到梵高墓，凭吊这位殉道于艺术的“红头发疯子”文生•梵高。余光中感慨道“全世界都被他的向日葵照亮”。光芒四射的画作，特别消耗人，为了这些艺术品，梵高兄弟英年早逝。1890年，37岁的梵高饮弹自尽，在最亲密的弟弟西奥•梵高怀中离开“苦难永无止境”的人间，葬在法国小镇奥维。半年后，西奥忧思过度，不治而亡，葬于荷兰。23年后，爱弟弟亦爱哥哥的约翰娜读圣经，看到“死时两人也不分离”，心有所动，遂将西奥骨植迁到奥维，与文生合葬一处。
梵高个性敏感、内向，热情四溢，起初，他将自己献给宗教事业，只是世俗化的宗教，很难容个性强、冲动又强悍的传道者，27岁时，梵高被开除神职，他转向谋生风险更大的艺术事业，他听从艺术女神的召唤，不顾旁人嘲笑，半路出家，学习画画。梵高绘画不过十年，对于天才来说，十年足够创造不朽。梵高很幸运，有一个肝胆相照的弟弟。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画，他的生活费，买画具的钱，都要靠弟弟接济。西奥在巴黎的画廊工作，介绍梵高认识当时知名画家。梵高更喜欢法国，当时法国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顶尖艺术家汇聚于此，梵高大开眼界。他笔下，多法国风物，向日葵、鸢尾花、麦浪，梵高不喜欢荷兰的郁金香，大概跟他的家庭有关吧。梵高与父母关系紧张，与弟弟妹妹关系融洽。家里有一个不事生产的潦倒艺术家，一般人很难接受，文生的弟弟妹妹却一直支持哥哥，包括西奥的妻子约翰娜，丈夫死后，她一直为推广兄长的画作奔走。如果文生是一个不近人情、刻薄寡情的人，家人也会离他而去。梵高心中有爱，除去疯癫的时刻，他不是画画，就是给弟弟妹妹写信。
梵高死后，越来越多人爱他，甚至为他疯狂，他的画以天价卖出，单幅交易价够他实现早年的宗教理想。世情吊诡，肉身谢幕，并不一定是结束，画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因为艺术而永恒。因为艺术，有情人走到一起，余光中与妻子热恋时，正好在翻译《梵高传》，范我存为情郎誊写文稿，近20万字。梵高将生命的热力与爱意，传达给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是一个元气充沛的人，他只画了十年，但其作品数量与质量，足以跻身印象画派一流殿堂。余光中认为“梵高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其结果乃是艺术的至美。看遍了西方的现代画，没有一位大师的人像画比梵高的更富于人性。”梵高在画坛的地位，堪比于英诗中布莱克与惠特曼。
如果梵高没到过巴黎，也许不会取得如此成就。巴黎是印象画派的大本营，高更、雷诺阿等人，在巴黎创作了大量传世之作。巴黎热情且包容，艺术家在这里过得自在自我。法兰西不是超一流工业大国，“但巴黎仍然是艺术文化之都，古典的芬芳，浪漫的情韵，自由闲散的生活节奏，仍然吸引着世界上无数爱美的心灵。纽约当然比巴黎高，比巴黎新，也比巴黎阔气，港口的自由神像比塞纳河上的那座大二十倍，但哈德逊河畔哪有塞纳河畔的风流和记忆？十九世纪的纽约哪有同时代的巴黎那么人才荟萃，群彦汪洋？纽约也可以建铁塔，盖教堂和美术馆，但总不好意思造一座皇宫吧。历史，是花钱买不到的。巴黎本身就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一册开卷的史书，圣母院正是扉页。难怪缺德的王尔德要说，好心的美国人死了，就去巴黎。”这是余光中开会之余参观巴黎博物馆后的感慨。
卢浮宫印象美术馆一行，余光中饕餮印象名家名作，德加、马奈、毕沙罗、西斯莱、莫奈、雷诺阿、土鲁斯-劳特雷克、修拉、塞尚、高更、梵高，这次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余光中写成感性、知性交融的散文，他的介绍活色生香，勾起读者对印象画派的向往。恨不能马上飞到巴黎，看看大师们的作品。欣赏油画，尤其是艺术珍品，一定要看原件才行。余光中的《巴黎看画记》应为法国游必备参考资料，如此才不会与伟大的艺术擦肩而过。
余光中写过不少游记，其中有不少抒情散文，都不如这篇情真味浓。写好游记不容易，感性不足，容易流于空发议论或旅行攻略。进入上世纪80年代，余光中的兴趣转入山水游记文化，他自己写游记，同时总结游记写作。《仗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几篇分析中国山水游记的特点，通过具体作品讨论作品高下。游记难写，难在面对美景，常感词汇匮乏。不擅此道的作者，搜肠刮肚，找几个抽象的成语糊弄过去，急急忙忙转入对景议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待登临者发现、感受、言说，没有相机之前，交通不便，想认识大好河山，全靠别人的叙述，再展开想象。山水不负观者，好的游记应描摹山水的妙境，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便是山水游记的感性。知性从感性中来，还能照应感性，就是游记的精品。苏东坡是写游记的高手，他能将山中水中所见所闻惟妙惟肖写出，声色俱全，如电影镜头一般，读苏子的游记，仿佛被他代入游览。而很多所谓名作，在感性方面做得不够，如我上学时，语文课本所选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方苞《游雁荡山记》，都不能算游记中的精品。进入民国，游记写得不如清代文人，除了白话文尚在稚嫩期外，交通工具大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也是重要原因。人们很难像古人那样慢慢地行走，悠游品位。现在，大多数旅行有日程规定，景点有攻略，游览前已经从图片领略过美景，很难写出古人那种初见山水而生的突兀之感与惊喜之情。
余光中眼中，最上乘的游记，“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知性化在感性里面，不使感性沦为软性。乐山乐水的人应该是仁者兼智者，有时更是徐霞客式的勇士，而徐霞客，岂仅是吟风弄月的骚人墨客。”徐霞客一生芒鞋蓑衣，为行走而行走，为中国文人的异数。他放弃功名，也不愿像张岱那样，寄情家园。他行色匆匆，只为探险，寻求未知之处的美景。徐霞客每到一处，不管多累，都要记笔记，记下一路的行程及所到之处的特征历史沿革。余光中说中国作家欠徐霞客一本传记。余光中属意高阳先生完成这部作品，当然这也只是余先生的想法。
白话文西化，生吞活剥消化不良，是余光中一直关注的问题。这本集子收录了《中文的常态与变态》《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继续探讨散文写作的技巧。作家就是文字的艺术家，对待语言文字，应像艺术家那样尽力而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有繁琐之病，现在大陆病得更重。余光中举1980年《历代游记选》一段：
优秀的游记作者，在再现这样或那样的自然景象时，往往把自然“拟人化”，以他自己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去丰富这种描写，去发现并且美学地评价它的典型性、本质的方面，使得这个被包含在社会实践中的描写，在社会意义上凝固起来。
余光中的诊断是：语法僵硬，语言苦涩，语义纠缠难解。大着胆子，改一下上面的句子：
优秀的游记作者写作时，往往爱将自然风光拟人化，将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加诸山水，用妙笔刻画所写景物的独特性与典型性，人与自然相交互，景中有我，我中有景，和谐共处。
如今，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病态的表达，忘记汉语简洁之美，忘记浅白、清畅乃是汉语的常态了。所谓学术文章、文艺小品中，充斥着繁琐贫弱的句子，有识之士作文讽刺，称之为“*文字”。豆瓣上有一个帖子，讽刺某些爱好写注水文章的人。举例：比如“无奈”，“文艺一点的说法：事与愿违，却无力回天；文艺到闹心的说法：当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手与脑的范围，却无力阻止那一江春水东去；文艺到闹心且骗稿费的说法：就是那一刹，当天与地都化为零星，却好似磁石的南北两极，永不可相遇相知。最是那一瞬，当你将那一点点的希望囫囵吞枣似的吃掉，不经思索的笑话，变成那丑陋不堪的失望排出的时候。我不忍观摩，不愿再看，因为，你已无敌……”
从“文艺一点到文艺到闹心且骗稿费”，病症不断升级，到骗稿费级，则病入膏肓矣。

杜雅萍

《掌上雨》笔记
　　《掌上雨》是余光中的第二本散文集，收录了他1959年返台至1963年的文艺评论文章，共22篇，分为两辑，上半部分是论诗文字，下半部分为新诗论战文字。大半发表在“文星”，其余刊登在“作品”、“蓝星诗页”、“文艺生活”、“纵横”、“大学生活”、“中华副刊”、“笔汇”、“新时代”、“中学生”、“自由青年”。
这本评论集以犀利的《论半票读者的文学》开始，直接批评中国读者不愿断奶的浪漫情怀。西方文艺（主要指欧美文学）传入中国以来，浪漫主义受到追捧，本属二流享受一流待遇，比如人们为泰戈尔的诗情画意痴迷，很少人关注段位更高的布莱克，因为西方文艺的介绍有所偏颇，以至于半票读者审美大行其道，于是文学作品中流行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观、空虚的道德。读者受不了复杂的人性，不愿意承认现实的多面，因此排斥深刻、丰富的作品。更好笑的是，很多人将作家的艺术品与作家的道德混淆，完美的圣人形象往往是艺术表现力空洞的反应，留在文学史上的，常常是那些可怜可鄙可爱可叹可同情可憎恨的人物。梅尔维尔曾对霍桑说：我写了一部邪恶的书，却自觉如羔羊一般洁白无瑕。
余光中卷入现代诗论战，他提出告别虚无的口号，在文学孝子与浪子之间，余光中认为浪子更有可能发展新诗，他寄望浪子告别虚无，不排斥古典，从翻译西方作品开始，吸收西方文艺养分，创作出真正的国货——现代化的新诗。这也是余光中对自己的期许，1980年回顾说：如今事隔十多年，我仍为当日自己敢于毅然决然告别虚无与晦涩感到高兴。明朗、晦涩，是文学的两级，跟作者的选择有关，折中来说，脱离了空泛的明朗，告别了故弄玄虚的晦涩，都可能成为艺术品。
文坛上从来不乏今不如昔的论调，似乎靠着老作家大树，啃老即可，对可疑的经典缺乏质疑的勇气与批评的能力。对新一代的作品，则不加分析，一概贬低。评论界的啃老族忘了，作品才是作者的身份证，文学史不仅仅是录鬼簿，更应提出靠谱的鉴定尺度。论资排辈是懒汉思维，余光中对五四作家的批评，引起很多学者不满。论战开始，当事人身处其间，甚至感受到生死存亡的味道。尘埃落定，依然有人写新诗，有人发牢骚。
现代诗论战，暂且不表。当时余光中年富力强，对自己，对同伴，有如下要求：现代作家们有勇气面对残缺与丑恶，他们相信真正的丑比虚伪的美要耐看得多。相对于半票读者的自我主义，他们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民族的处境，一个拥有悠久的回忆和触目惊心的现实的民族的生活。即使他们集中注意于个人，那也是想籍个人反映时代。（《余光中集》第七卷12页）
现代作家个人奋斗，合流必将创造一个新时代，余光中期待台湾文坛“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余光中笔下的文艺复兴，新诗即诗，西画即画，西乐即乐，一切艺术不分中西，尽皆纳入我国的传统，一直要到那一天，中国的现代文艺才算取得嫡传的正统地位，而中国的文艺复兴才算正式开始。那时候，传统的会变成活的，活的也自然而然地汇入传统。
然而，缪斯从不会轻易派发“文艺复兴”“群星灿烂”给人间，仅靠台湾地区一隅，如何完成汉语世界的“文艺复兴”？隔水相望的大陆，文艺方面，要补西方文艺的课，还得接续奄奄一息的文学传统。这场“文艺复兴”，只怕还得多等些年。

水色

梵高在画坛的地位，堪比于英诗中布莱克与惠特曼。
……
西方文艺（主要指欧美文学）传入中国以来，浪漫主义受到追捧，本属二流享受一流待遇，比如人们为泰戈尔的诗情画意痴迷，很少人关注段位更高的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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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布莱克的地位这么高，居然犹如绘画中的梵高，胜过文学中的泰戈尔。 我知道布莱克还是贴在阅读中心的那首诗开始，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厉害角色，激动得要命，读的时候还暗暗嫉妒着。。。。。我可真是无知啊，撞墙。。。。

阿瓜

梵高在画坛的地位，堪比于英诗中布莱克与惠特曼。
……
西方文艺（主要指欧美文学）传入中国以来，浪漫主义受到追捧，本属二流享受一流待遇，比如人们为泰戈尔的诗情画意痴迷，很少人关注段位更高的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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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 发表于 2011-1-28 20:13

猪肉炖粉条在东北菜中的地位，堪比本帮菜的腌笃鲜和草头圈子。
自从川菜传入江南以来，麻辣鲜香收到追捧，本属二流享受一流待遇，比如人们为水煮鱼的诗情画意痴迷，很少人关注段位更高的腌笃鲜。。。。

水色

阿瓜兄好聪明的比喻，俺更无知了，又去查了草头圈子。。。。。

阿瓜

阿瓜兄好聪明的比喻，俺更无知了，又去查了草头圈子。。。。。
水色 发表于 2011-1-28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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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

草头圈子是虾米东东？

阿瓜

饕餮录：草头圈子

沈宏非

所谓“本帮菜”，其实就像香港的“大圈”那样来自五湖四海，除苏帮菜、淮扬菜和宁波菜之外，上得了台面的上海滩原创，称得上大菜的，也只有草头圈子和虾子大乌参了。
富贵的辽参也好，贫贱的大乌参也罢，不管是什么参，反正子”同样低贱，但两者的贱性却正相反：“圈子”出油，草头吸油。在它外国友人是打死也不敢吃的，而连很多中国友人也敢吃的，就是另一道“本帮名菜”草头圈子了。草头是江浙常见的野菜，圈子，不是娱乐圈，也不是呼啦圈，而是猪的直肠——不管是弯的还是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直肠，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肛门”，而且还是猪的。这道由上海老正兴菜馆始创于清末同治二年的菜，刚上市的时候，菜单上的名称就叫做“炒直肠”，因其名不雅，于是以其改刀后之形而被雅称为“圈子”，其实就是直肠的圆环形截面。
2007年，欧阳应霁夫妇来上海，指定要吃“本帮菜”。那几天我正好吃伤了，便委托同事请他们吃距城隍庙不远的德兴馆，第二天听到汇报，说昨晚的“圈子”把欧阳伉俪看得花容失色，基本没动筷子。
和大肠相比，直肠让人觉得太脏，至少在“草头圈子”问世之前，直肠在小菜场上是卖不掉的，很可能连进入菜场的机会都没有。不过，经过厨师在灶上的实验(大概是某次想用廉价的直肠偷换大肠)，却发现与大肠相比，直肠红烧更容易保持原形不走样，此盖因前者肠壁太薄之故。于是，烧熟后卖相更胜一筹的直肠就此昂首进入“本帮”圈子，并在很多年以后成为经典。
草头虽然是一种野菜，和“圈子’同样低贱，但两者的贱性却正相反：‘圈子 ’出油，草头吸油。 ”在它俩搞到一起之前，上海馆子的生煸草头着实很不省油。不过，当红烧的圈子遇上生煸的草头，不仅倚红偎翠，煞是养眼，而且因草头“吃油”的天性恰好吸足了圈子的油腻，吃起来草有肉感，肉有草香，真个是，荤有荤贱，素有素贱；圈里圈外，浑然是一派七荤八素。前几年有周芬娜女士著书说，因生前最爱草头后和糟钵头等肥腻之物，“难怪杜月笙看起来不“圈子”，胖，晚年却死于高血压和心脏病。”不过，据杜的秘书拾遗先生回忆，杜其实是在港岛坚尼地道18号死于哮喘病，这个病还是他1939年在重庆至香港的航班上落下的。当时为躲避追尾日机，不得不拉高至空气稀薄的高度。杜月笙固然像草头圈子那样出身贫贱，而且当年也常跟在黄金荣屁股后头混城隍庙，组织过人肉的“草头圈子”，不过杜月笙并不好大鱼大肉，西餐一口不吃，泡饭过雪里红咸菜以及馒头蛋炒饭才是他日常的“大茶饭”，1977年死于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症的，倒是大世界里混出来的杜太太“冬皇”。
看草头圈子和看人一样，很容易想当然。比如，原来我以为，冯小刚长成那样，如果是个上海人，必是草头圈
子粉丝。岂料他在自传里说自己不吃肉（只吃剁在饺子馅里的）。除了这他和杜之间还有一处相似，就就给它找了个做伴的，就是是胆子贼大，比方说，他连杜月笙都敢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