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正在报社上班时接山东潍坊的陈福季先生打来电话说，你不久前出版了一本自己的书信集，其中还有写给我的，这可真让我沾了光。 不是恭维韩先生—你也知道，闵某人最是个不会说恭维话者—除你的很多文章都令我爱读之外，你的坦率也是出了名的，当今很多作家都望尘莫及，自然也让我 叫好。我甚至认为，就凭这些，你韩石山就有让读者喜欢的理由。特别是在眼下，你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努力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的作家。 但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你有些被人叫好的文章，如今年发表的有关省级作家阵容的一篇长文：《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我真的就没看出好在哪儿，甚至认为这是你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篇坏文章（一笑）。 ------------------------------ 前两段客气话先不说,直接从第三段说起,这段涉及韩的一篇文章《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此文的优劣众人都有评判，可段末您要加(一笑)二字,我就有点糊涂,笑韩喊是自嘲? 记得我曾经对你作文笑话摩罗和余杰先生不该“倒着学鲁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那样提出问题那样批评人，实在是幼稚之至。而韩先生当时对我极为宽容，且在来信中还不吝夸我文章写得“酣畅淋漓”。那后来，好像我还写过批评韩先生的文字，你也都不屑与我这个仅是文字爱好者的人相争，这令我心存感激。按理讲，如此一再“冒犯”，韩先生都“让”着，我也就不该得寸进尺。然而，当看到你对鲁迅的批判或叫“考证”显然有些情绪化，就又有些“技痒”。好来，自忖本人在写批评文字时无非是想“辩个明白”而已，并无他意，因此也就把“人情世故”抛于脑后。 其实，无论是韩先生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鲁迅合作搞起来的”①，还是“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现代社会，必须从思想上清除鲁迅那一套”②，我读的都不是你的原著，而是在别人发表的文章中看到的。但既然是在韩先生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的韩先生的文章或讲演，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然而，叫一声韩先生，那什么人的文章中所引这两句话在闵某人看来，倒不是观点对错的问题，而是：不通。观点无论对错，都极为正常；而只要有理有据，那观点也即可成立。说理文章最怕不通。如你先前说摩罗和余杰不该没有按鲁迅一生写作的体例顺序来学即是一例。然而没想到，韩先生在那“不通”之后又不断地造出一些新的“不通”来。说一个死去30年的人还能和另外一个什么人“合作”搞一场运动，只会让人觉得滑稽。而说要“清除鲁迅”更是太情绪化。对这种情绪化，说轻点，是一种张狂；重了说，便是典型的“痴人说梦”。甚至真的会让人想起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这场大革文化命中就是动不动要“清除”这要“清除”那。其实韩先生的内心未必不明白，鲁迅是无法“清除”的，哪怕只是“从思想上”。不然，就是连韩先生自己，不也是虽然反对初中的语文课本中选用鲁迅文章，虽然主张大学中文系之外别的系“连看都别看”鲁迅，却也还是不能不高抬贵手，说是在高中的课本中可以“有一两篇”吗？可见，韩先生如此起劲地号召“清除鲁迅”，也还是不失自知之明地认识到鲁迅难以“清除”。 ------------------------ 此段既我前面回复的无新奇之处,前面的回复已经说过不赘. 另外，我总觉得韩先生在夸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的学识而贬低跑到日本者，我以为这也不是理性的态度。有些人当时之所以跑到日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社会不仅比我们进步且是近邻的缘故。而事后表明或说历史证明，不论是留学日本还是因躲避政府追捕跑到日本的有不少人，他们都是追求民主追求自由，都是有骨气者。上世纪50年代末为了在台湾创建反对党而坐了10年牢狱的雷震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典型。而被韩先生一再推崇的现代作家郁达夫也是早年留学日本。另外，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韩先生说自己单凭郁达夫的儿子郁天民（1926~1987年）说了鲁迅一个“狠”字，就彻底改变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③，这种做法不是很轻率吗？试问：是郁达夫的儿子了解鲁迅，还是他的父亲了解鲁迅？一个鲁迅去世时不过10岁的孩子的一个“狠”字能让韩先生彻底改变对鲁迅的看法，而这个孩子那比较了解鲁迅的父亲对鲁迅的那些推崇对韩先生反而没用，这用今天世俗的话说，不是“很搞笑”吗？再说，据我所知，韩先生对郁达夫是看好的，可韩先生看好的这位现代作家却偏偏是那么崇敬鲁迅。我想，韩先生不会没读过郁达夫在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一则短文《鲁迅的伟大》吧。也就是说，你推崇的一个作家偏偏要称赞你要“清除”的另一个作家，真不知我们是应该听韩先生的还是应该听韩先生所推崇的郁达夫的。 ------------------------------- 韩最欣赏的会写文章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郁,一个是徐志摩,这里请注意，我说的是写文章，写文章和民主自由是两会事,而您又说韩通过一个"狠"字就改变了看法，我还想反问您，您真的认为韩会因为一个字而改变一个人吗?同样是最推崇的郁和徐,请看韩写的多少关于徐的文章，再看写了多少关于郁的文章.韩亦推崇周作人的文章，但你能说他推崇周的处世? 至于你在自己主编的《山西文学》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的那篇《“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四个日期弄错仨（见第53页。把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都排成了1月9日1月10日1月11日。当然我相信是笔误）不说，这篇文字有多处显然站不住脚。比如，你说鲁迅在拒绝为“青年必读书”开书目这件事中，不该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说鲁迅其实是给人提供书目的，比如给他的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就开了书目。我觉得韩先生这是因不满鲁迅而故意“挑刺”。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是他的坦诚（还可参见《写在〈坟〉后面》）。而后来应好朋友所求，给好朋友的儿子开些书目，应属人之常情。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给他的好朋友的儿子推荐了一些书目就说这人也应该甚至也必须给中国所有的青年都推荐书目。而况，不论在那次鲁迅拒绝开书目的“事件”（鲁迅是将这件事称之为“事件”的。）之前之后，鲁迅都是反对向中国的青年推荐中国的古书的。再说，类似鲁迅这种不给广大青年开书目而给好朋友的儿子开了一些书目的事，我想韩先生未必就没做过。这当然是我的猜测，或许韩先生“冰清玉洁”，大半生连这样的“瑕疵”也没有。说到猜想，倒是又让我想到，读韩先生批判或叫考证鲁迅的文字，给人的感觉不仅多是猜测，而且是尽量地把鲁迅往坏处想。私下以为，这不是做学问之道，更不是为人之道，尤其更不应该是考证鲁迅的态度。然而，明明是韩先生这样做，却偏偏在文章中反说鲁迅“把人尽往坏里想”④。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 这里你先纠正一个日子上的错误显然是为了自己后面的话更有说服力做准备的，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很简单的道理，鲁迅当然知道为一个刊物提供一个书目和为一个学生开一个书目之于社会谁更为重要一些,按您的说法，就算鲁迅此前从未留意过,但却能为许的儿子特意留意一下,为何也不为刊物特意留意一下呢?其实鲁未必是因为此前未留意过而不为刊物开书目,实在是有一些微妙的心理. 更令人不解的是，韩先生居然连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因说出的那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也反感得很，认为有了这句话，就足以证明鲁迅内心的“绝望”和“狠毒”⑤。然而，殊不知，鲁迅的内心一边是对中国有些人对中国当时政府的“绝望”和“狠毒”，一边又对中国的青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人有大热情。鲁迅在这方面的文字和谈话有很多，鉴于对鲁迅并不生分的韩先生想来应该没有摘引的必要。既然如此，韩先生为何只看鲁迅的“狠毒”和“绝望”，而不肯看一看鲁迅的大热情呢？而况，就是在韩先生看来鲁迅这句“绝望”和“狠毒”的话却也是有那么多活生生的青年在段祺瑞政府门前的“喋血”做着证明，并非毫无根据的“绝望”和“狠毒”；不然，也就不会还有这句话的后半句，即“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每一个人说话大都是有语境的。如果一定要把语境去掉，我不知该有多少话都只能算作“胡说八道”。这么浅显的道理，韩先生居然因忙于批鲁迅，也就顾不上去分辨。如此这般，借用韩先生说鲁迅的话：“想想多可怕。”⑥ -------------------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句话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我亦觉得用了"最"字是不厚道的. 这封信敲得不短了，甚至怕已经要有令韩先生读不下去之虞，故想赶紧煞住。只是在煞住之前，我对韩先生的有些“勇气”也不能不表示佩服（一笑）。只因为鲁迅在别人向他请教如何作文时说了那么几句早已成名言的话，即文章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韩先生居然也能以此做出文章来，说：“看鲁迅的作品，你很难看到一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话。”之所以是这样，韩先生“考证”出，这是因为鲁迅“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于是，“删来删去，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丰腴没有了，酣畅也没有了。”韩先生，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会答应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可以“选一两篇”呢？所以说，我对你批鲁迅，观点对错倒在其次，主要是觉得：不通。然而，好像你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了，韩先生，信写到这个份上，只能算是又批了你一回。韩先生怪我恼我，都是闵某人咎由自取，我绝对能理解。 本是一封私信，写着写着，就当着“文章”写起来了，虽然这有些不该，但也就不能不加个题目，祈韩先生不怪罪才好。 此颂大安闵良臣敬呈 ------------ 此后几段不赘. | 
发表于 2006-10-20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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