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苍然

如果，知青生活真的让你那么留恋？

否则，请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德方

正版苍然 ，你好。这里转的帖子本想以讲知青生活故事为主，都是曾经的生活场景，所以没有涉及深层次的思考。对知青生活，当然也有另一种思考，贴上近期的几个。

http://news.163.com/09/0328/05/55FILA0N000120GR.html
知青历史被误解？被美化？《中国知青史》推出再版还知青真貌本报记者专访作者

　　  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了由著名知青专家定宜庄、刘小萌所著、全面记述中国知青史的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
　　  除了那一段厚重的历史以外，或许我们可以从更多的文化符号和记忆中去解读该书重新引起重视的因果。该书上架之际，记者采访了两位亲自参与并研究知青岁月的专家作者定宜庄和刘小萌，倾听他们讲述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本专题采写及图本报记者吴波通讯员梁超仪

　　  刘小萌谈知青经历：浑身虱子与狼共舞

　　  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顾问。
　　  本书作者之一刘小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书再版如果有一点意义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要还原历史。从下乡到下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沉重代价。”该书另一作者定宜庄介绍，该书曾于十年前出版过，并得到海内外读者和媒体的好评，被媒体誉为“了解当代中国史”的必读书之一。
　　  《中国知青史》两位作者定宜庄与刘小萌都曾经有过赴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经历。刘小萌告诉记者，原以为草原是浪漫的，可现实却很残酷。由于生活艰苦，他平生第一次浑身长满了虱子。开始，浑身的虱子让他很难受，可后来慢慢习惯了，知青们就把虱子称为“革命小虫”。在草原的5年里，刘小萌和很多知青一起放羊5年，每天与狼群同行。

　　  批判《狼图腾》：狼哪有他说的那样好？

　　  刘小萌称，“姜戎的书定位在狼图腾，将狼图腾说成蒙古民族乃至北方民族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信仰，这种定位与中国历史的基本常识不符。我在放羊时经常遇到狼对羊群的袭击。狼不像一般野兽，捕捉猎物，吃饱就足。牧民都知道，狼是一种极凶残、报复心理又极强的野兽。它一旦避开牧人，窜入羊群，总是大开杀戒。按说一只狼吃一只羊足够填饱肚子，但狼不是吃饱了就罢休，而是继续在羊群中为虐，所以一只狼往往能祸害几十只羊。狼吃饱后，往往在羊群里乱窜，专门叼绵羊的尾巴。狼一扑上去，绵羊就吓瘫在地。这时，狼的暴戾天性就爆发出来，它趴在羊的身边，慢慢舔羊的尾巴，直到把肥油舔光，露出白花花的尾骨。狼实在吃不动了，就在羊群中追逐为乐，专门咬羊的脖子。羊的喉咙一断，只有死路一条。从这种暴戾、凶残的天性中，如何能挖掘出种种美德？什么强悍进取、聪明机智、善于团队精神、亲情友爱、富于家庭责任感，诸如此类都是《狼》书作者对狼的赞美之词，与我实际看到的狼性反差鲜明，这也是我在知青岁月里了解到最为真实的知识。”

　　  直面知青直面历史

　　  最早提出“知青系”创作概念的广东著名作家郭小东表示，“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一代。在他们的生命与经历中，有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郭小东认为，时至今日，我们在知青作品或知青回忆实录中，很少看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对具体的事物酿成悲剧的个人承担的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中，集体性地删除了由无数个人所构成的“运动”，如对老干部对老师对无辜人群的残害、对传统文化文物的践踏，而是轻描淡写地把罪错归咎于“以革命的名义”，知青们对此应有自觉的反省。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的历史叙述共同构成的。知青这种个人叙述的弊端，客观上产生了遮蔽历史真相，模糊历史评价的作用。它毕竟是对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叙述，它无法回避历史重构与解读的责任。《中国知青史》的适时出现，或许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交代。

　　  对话定宜庄：愿知青运动永不再发生

　　  定宜庄：女，1948年出生，曾为知青，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合著）、《中国知青事典》（合著）等。

　　  知青吃过更多苦理应更优秀

　　  广州日报：你和刘小萌都是史学博士，均为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你们是如何合作这本书的？
　　  定宜庄：我和刘小萌都是知青，也都是1968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在那里的时间也差不多都是6年左右，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不同的是我年龄比他大几岁，经历和感受更复杂一些。
　　为什么要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具备了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些必备的条件——我们受到了史学这门学科的长达十年的严格规范的训练。我要强调的是，史学是一门有着严格规范的学科，不是只要认识字、只要有一段亲身经历和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做的。治史不是写回忆录，我自己的知青经历是帮不了多大忙的。
　　说到分工，简单地说就是按照时间分的，我的重点在“文革”前。我们写知青史的时候，知青们的年龄大概都在40岁左右，正当盛年。知青这一代人比其他代的人吃过更多的苦，便理应比其他代人更优秀，他们期待着“劫后辉煌”，这便是“青春无悔”这个口号喊出来的背景，也是下一代批评这代人“自恋”、“神圣化”的原因。

　　  冷漠和蓄意美化都不对

　　  广州日报：《中国知青史》被称为“了解当代中国史”的必读书之一，从你本身而言，这部书有哪些现实意义？
　　  定宜庄：尽量客观地、严肃认真地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也是我的责任。尤其在面对当今社会上对这段知青历史已经反响冷漠并出现种种误解，甚至被某些人蓄意美化的情势下。在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的活动中，的确有些当年的“先进典型”在拼命叫嚷这场运动不能否定，叫嚷要用“官方”的历史来取代“某些人”书写的所谓“血泪史”。在媒体的强大推动下，由于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缺乏常识，这种叫嚣势必会造成年轻一代思想认识上的某种混乱。
　　  我写这书的初衷，是要告诉我的儿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  


http://book.ifeng.com/psl/zjdt/200903/0312_3552_1058704.shtml
2009年03月12日 18:27北方新闻网
定宜庄知青口述：让人的历史鲜活

本期知青人物　定宜庄
籍贯　　　　　北京
插队地点　　　锡林郭勒
主要事迹　　　口述历史

      在草原上，定宜庄被推荐上大学，牧民为她送行，但是决定命运的入学通知书却始终没有发到手中。
      正当她要回京任教时，却被一向崇敬的人扯进了一起议论王洪文的政治事件中……
      国家恢复高考。她教书，抚育孩子，突击复习功课，终于圆了大学梦，还攻读下历史博士学位。
      她走进北京的胡同，走进天南地北的院落，听老人口述往事，让冷冰冰的历史鲜活起来……

草原上的亲情

      1968年秋，北京10多个中学生打着一面红旗，徒步前往锡林郭勒盟。
      他们是四三派宣传队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插队被拒，他们徒步表决心，希望能插队落户。
      阿巴嘎旗白音图嘎公社前不久接收一批知青，分到3个大队。乌格尔木大队是唯一没有分到知青的大队，牧民很生气，队长就跑到公社和旗里闹。
      在锡林浩特，徒步来的知青听说此事，赶到了阿巴嘎旗，坚决要求到乌格尔木大队插队。旗里批准，队长和知青皆大欢喜。
      这些知青大多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于是派4人返京，通知家长、迁移户口、背行李。
      回来的女知青中，有一位是定宜庄在北京101中学最好的朋友。她动员定宜庄跟着一起去插队落户。
      定宜庄高一，这一届学生还没有被安排去插队落户。“朋友比我大，我从来都听她的话，她让我走，我愿意跟她走！”定宜庄动心了。
       “母亲从来管不了我，我整天说跑就跑了。”母亲听说后，没有同意，也没反对，她知道这是大势所趋。而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父亲，已经在运动中被关起来。
      朋友的父母不愿女儿远行，劝说不成，就来劝说定宜庄：“你不要去，你不去她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越不让干什么，我就越干什么，我就这性格！”定宜庄爽朗大笑。
      定宜庄对“文革”十分不满，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逃离北京。
       “我这个人的天性呢，幻想浪漫，愿意折腾，好奇，到现在也是这个性格。”学校中的人际关系因为运动“很伤人”，上大学无望，定宜庄向往起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草原生活，虽然她知道这与现实生活有差距。
       “说走就走。”10月6日，定宜庄跟着朋友去乌格尔木大队插队落户。
      多年后，《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定宜庄：“你们举着理想主义大旗上山下乡，我特别羡慕你们当年的激情！”她微微一笑：“我从来没有理想主义，插队的时候，理想主义早已被打得粉碎了。我从插队到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这个词，这个词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
      4顶蒙古包，一群羊，十多位知青开始了放牧生活。
      定宜庄要求到牧民家去住，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牧民。
      没有人支持她的想法，而且开会批评：不要片面理解和贫下中牧相结合，为什么非要到贫下中牧蒙古包里去？定宜庄并不示弱：“你们怕苦不愿意去，就拿这个做借口，你们爱去不去，反正我要去！”
      定宜庄搬进了贫下中牧郝鲁洼夫妇的蒙古包里。
       “插包不是我想像的贫下中牧有多少优秀品质能跟他们学，可是我确实感到了一种亲情……”定宜庄坦言。
      每天早上，定宜庄去放牧，郝鲁洼亲一下她的额头和脸蛋，拥抱一下：“姑娘，天冷，出去小心呀。”额吉帮着轰出羊，搂过她来，抚摸一下头：“孩子，小心呀，早点儿回来喝茶！”
       “每天像举行仪式一样……”定宜庄难忘这份亲情。在她知识分子家庭里，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如今，她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儿子和学生表达亲情。
       “那个时候，我被他们惯得不像话，横行霸道，学会了不少蒙古语骂人话……”定宜庄幽默地说。
破碎大学梦
      春天，郝鲁洼夫妇游牧走了，定宜庄又搬到另一位贫下中牧的蒙古包里。
      不久，公社培训赤脚医生，定宜庄被派去学习，成为赤脚医生。
      做赤脚医生并非一帆风顺。队长的女婿是医生，当初培训赤脚医生他就比较抵制，觉着定宜庄抢他女婿的饭碗。
      队长把大队基本医疗款给了定宜庄一二百元，让买药：“你们各干各的！”
       “我买了药没人找我（看病）呀！”定宜庄很烦恼。
       “其实队长是一个好人，可再好也得为自己人着想呀，他当然知道一个知青的竞争力强过牧民。”定宜庄很理解队长的做法。
      定宜庄赋闲，每天只能去放牧。
      不久，草原上爆发流感，许多牧民的孩子病倒了。队长的女婿忙不过来，牧民“有病乱投医”，开始找定宜庄给孩子看病。
      “我运气特别好，就是在我手里没有死过孩子。”定宜庄慢慢趟开了路子，成为大队的主力赤脚医生。
      定宜庄非常喜欢赤脚医生这个工作，虽然要半医半牧，“好像有寄托，有东西钻研，我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要不我除了放羊干什么，我精力特过剩，是一天到晚想着折腾的人！”
      定宜庄很想把赤脚医生干好。她苦读中医书籍，还跟着当地的蒙医学习，人家看病开药方，她就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喜欢跟着蒙医到山里采药，这是特快乐的事儿，认识了好多草药……”
       “所有的东西都是浅尝辄止，没有一样真学会了的，可是拿来什么都敢用，反正那时候人命不值钱，也没有人说你非法行医，给你广阔天地。”定宜庄说，“人家叫我看病我就去，随叫随到，但是态度不太好，这也比较有名，经常不耐烦了给人嚷嚷，蒙古语正经话说不利索，骂人的话特利索。”
      但是，定宜庄的人缘却很好，与牧民关系融洽。
       “我当时一个特大的理想就是到医学院学习，毕业在医院里当医生！”机会很快来了，自治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她被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医学院学习，审查很顺利。
      牧民为她送行，纷纷送来奶食品……
      但是，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发下来。
       “我急了，你想呀，当大学生和在当地插队当一辈子农妇，有天壤之别呀！”定宜庄跑到旗里询问，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定宜庄找到盟里，一位提干的知青是她父亲学生的孩子，他说了实话：“你别找了，也别问了，你的名额被粮食局长的姑娘顶替了！”
       “这是我一生遭受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父亲有历史问题就好了，把我算到‘可教育好的子女’里头，我也就好了，还有固定名额！”定宜庄懵了，“太欺负人了，我那时年轻，特别生气，可生气没用！”
定宜庄的学医梦想就这样被打碎了！

卷入政治事件

      定宜庄感觉前途渺茫：“年龄一天比一天大，我怎么办？”
      定宜庄在蒙古包之间穿行，为父老乡亲们看病，一干就是5年。
      期间，定宜庄收获了爱情，男朋友就是当年和朋友回京通知家长的4名知青之一。
      1974年初，回京探亲的定宜庄听到了一个消息，北京要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中招收中学教师。她看到了回京的希望，立即赶回。
      在阿巴嘎旗，她像往常一样去看望一位教中学的大学生。
      这位教师是内蒙古大学毕业后到阿巴嘎旗插队的，分在白音图嘎公社卫生院工作。定宜庄对大学生有一种崇敬心理，感觉他特棒。由于经常去买药、培训，定宜庄与他接触比较多。后来，这位大学生到了旗里结婚，在中学任教。定宜庄每次回京，总要到他家落脚，吃顿饭。
      定宜庄这一次去他家，还有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探亲期间，定宜庄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们在聊天时议论了王洪文，事发后被追查消息来源，希望她能给承担下来，具体情况面谈。
      这位大学生不敢说出一起聊天的人，因为一说，罪加一等，就是反革命集团。即使不被一网打尽，他怕说了被一起聊天的人报复。没办法，他就想说是听定宜庄说的。
       “如果查到你，你帮我承担一下，你就说是你说的。”大学生说。
       “你凭什么说是我说的，我没有说呀，这不是小事呀！”定宜庄深知，一旦帮这忙，将面临牢狱之灾。
       “没关系，你就说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大学生为了保护自己，为定宜庄出主意。
       “有这么简单吗？”定宜庄问。
       “帮我一个忙！”大学生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定宜庄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我从他家一出来就蹿火，这件事一涉及自己，肯定回不了京了。”定宜庄心急如焚，“这可怎么办？即使自己能够说清楚这件事，但是等审查完，一切都耽误了。”
      在旅馆里，一起返回草原的知青们为定宜庄出主意：这件事应该打时间差，摁住，咱们别说这件事，旗里和北京办理招收教师的人肯定急着办完事情回家过年。

定宜庄依计行事

      北京这次只招收上过高二、高三的知青，但是定宜庄只是上了高一，并不符合招收条件。
       “你也知道，咱们社会有不成文的规矩，他在这件事上对不起你了，会在另一件事上补偿一下。”定宜庄说，一是男朋友父亲平反，他的问题可以优先解决了，别人觉着可以照顾一下，二是来招收教师的人是北京101中学毕业的，对小师妹自然照顾。
      很快，定宜庄听说自己在被招收之列了。
      因为被牵扯进议论王洪文事件，定宜庄怕夜长梦多，她没敢回大队和牧民告别，只是让男朋友回去帮助收拾了一下行李。
       “我就像逃犯一样跑回家，第一件事情是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落上。”定宜庄说。

攻读博士学位

      回京后，定宜庄任教，结婚。因为腻歪改作文，她就教数学，“教数学多省事呀，永远是第一、第二节课，上完就没事了。”
      春节一过，当地着手调查议论王洪文的事件，发现与定宜庄“有关”，调查到她任教的中学。定宜庄无可奈何，拿出了大学生写给自己的那封信，最终才摆脱了干系。
       “四人帮”很快倒台了，大学生又回到学校教书，后来当了校长。
       “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关系特单纯。我拿着那封信把他‘告’了，我挺缺德的。可是他把我扯进这件事，也挺缺德的。他无奈，我也无奈。”回忆起往事，定宜庄心绪难平。
      定宜庄回到草原，同行的知青问是不是去看望那位大学生，“我觉着没脸见他，不好意思，老觉着自己挺不像话的，可是当初不那样做，我也挺无辜的。”
       “我也挺狠的。”定宜庄不由自主地笑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定宜庄领了报名表，但是为了抚育刚出生的孩子，她忍痛割爱放弃了。
      好多同学考上了大学，定宜庄心里难受极了，“感觉自己一辈子毁了。”
      令定宜庄意料不到是，距第一次高考仅半年，国家举行第二次高考。
      孩子小，年龄大，教学任务重，所有的人反对她考大学，所有的人说她考不上。但是，她这次铁了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放弃了。”
      高考有辅导班，但是定宜庄没时间上。
      每天，定宜庄一边给孩子喂奶时一边看书，上班路上，回忆所看内容，到学校再看一遍书。上课最后10分钟，学生自己做题，她跑到教室后面，墙上有中国地图，她边看边记地名。做饭时，书就放在旁边，见缝插针地看几页……
       “这种学习方式，养成了我特好的习惯，特别能强记，效率极高……”定宜庄说。
      高考成绩下来，定宜庄在海淀区名列前茅，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
      1978年，定宜庄终于圆了大学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
      1985年，她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她攻读下历史博士学位。
      1993年，定宜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她畅游在历史的海洋，追寻清朝和满族的往事，著作颇丰。
      作为有插队经历的历史研究员，定宜庄在1995年与人合著了《中国知青事典》, 1998年写作出版了《中国知青史--初澜》。

      有记者问定宜庄：“作家都写了那么多作品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写知青史？”她说：“因为10年才能成就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用不着10年，所以文学必然走在史学前头。文学家说他们能做史学，我不承认，他们在文学上达到的高峰，我也达不到，文学和史学完全是两回事！”
      定宜庄说，多数知青当年上山下乡是没有选择，是完全被动的，境遇很悲惨，首先是没有文化，有几个人有机会上大学呀，大部分奔波着找工作。“我们有知青的阅历，拿到了史学博士，受到系统训练，责无旁贷地去做知青史学研究，希望永远不再发生（上山下乡）这样的事！”

胡同里的历史记忆

      社会史是一个国际化的前卫学科，它关注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关注的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皇族、政治和制度等。定宜庄探索着。
       “几千年来，人是怎样活过来的？生老病死有什么规律，与大自然有什么关系？人们有什么样的心态？男人之外有女人，女人的历史是怎样的？年轻人之外有老人，社会是怎样对待老人的？大人之外有儿童，人们如何抚育儿童的？这就是历史，你想像不到这是历史。”定宜庄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老百姓。
她想记录旗人妇女的历史，以口述的方式。人海茫茫，去哪里找这些人呢？
      定宜庄找到了一位朋友，是北京满族活动时的召集人，他一下说出了一串出身皇族的老人，她打断了朋友：“我找普通老百姓！”
      一天，这位朋友来电话，很为难，因为他不认识普通的旗人妇女。定宜庄失望地放下电话，在场的另一位朋友突然说：“我岳母就是旗人，她没文化，你能找她吗？”
       “你岳母知道的事儿多吗？”定宜庄问。
       “我岳母每天讲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她们家都寻（短见）了。”朋友说。
      定宜庄喜出望外，在车公庄见到了老人祁继红。
      定宜庄追寻着细节。老人健谈，从大清讲到新中国，以及“文革”前后，几代人的遭遇和生活，在口述中鲜活起来。
      此后，定宜庄“发动群众”寻人，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等地，听到了更多老人生动的口述。
      1999年，定宜庄出版了《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作者通过采访、考察16位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在满族的民族意识、满族妇女的生活方面弥补了以往文献资料的不足，对于以汉人为中心和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有评论说。
      定宜庄走进了北京的胡同，走进了四合院，听老人们讲述往事。不久，一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让老北京的民生故事和历史跃然纸上。

      定宜庄在历史研究中追寻细节，“以小见大”，反映历史。同样，插队时的一些细节让她至今难忘。
“我们女生到了草原上第一个要求就是建厕所！”定宜庄说。
      在草原上，蒙古族妇女一撩蒙古袍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女知青们不愿习惯这种方式，队长很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
      蒙古人从骨子里有保护草原生态的意识，没有挖草原的习惯。慢慢地，游牧到其他地方，女知青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求。
      定宜庄还记得，每次搬迁，拔下拴马桩后，牧民都要用牛粪把留下的洞糊上。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4/29/content_11276974.htm
把知青的真历史留给后人
2009年04月29日 08:13:51 　来源：北京日报

定宜庄

      《中国知青史》，包括我写的“初澜”和刘小萌写的“大潮”两部，初版于1998年。弹指间11年过去，这一代人也从四十多岁的中年逐步进入老年，无论是个人的心境，还是在社会上的影响，都已盛况不再。人们心里都明白，知青这代人从历史舞台上退出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尽管任何一代人，最终都会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但是在行将谢幕的时候，对自己作一番梳理，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留给后人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必要的。这也是我愿意将这套《知青史》一书再版的原因。
      不是随便哪一代人都会从“代”的角度来关照和思考这个问题的，虽然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问题，都会有由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造成的困惑、坎坷和痛苦，但一般地说，处于不同阶级、不同环境的人，处境和记忆往往迥然有别，他们留给后人的，往往具有更多个人的或仅仅属于那个特定阶级、特定群体的色彩，后人包括历史学家，也往往是从这些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来分别地认识和评判他们，然后再从整体上来看那个时代的。但知青一代不同。
      知青的共同经历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作为“知识青年”的所谓“知识”的由来。他们完完全全是在那个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下成长起来的。有关17年教育，学者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总结与反思，结论固然是有褒有贬，但有些特点是为世所公认的，那就是教育的一致性、一元性，从办学体制上说，不再有民办、私立等各种办学形式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从教学内容上说，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任何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进入。于是所有的学生，都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他们习惯以一个群体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方式思考和表达。第二是他们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这突出地表现在“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当“文革”爆发之前存在于中学生中的一切鸿沟和差距，诸如城市与农村之间、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之间、优秀学生与落后分子之间，以及“文革”时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等，都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青。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的一致现象，的确为其他任何一代人所未曾体验与经历，知青们也便因此而具有一种认同感。张口闭口动辄就说“我们这代人”，也是在其他人中间很少出现的现象。
      知青一代的整体形象问题就是这样产生了，这当然不是小事，在我看来，它关乎的是这一代人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后，对于这个群体因此而导致的伤害和缺陷是否有所思考，有所反省，是否能够将自己认真严肃的思考和反省留给下一代，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重演的大问题。

      这里涉及的问题其实有三个，第一个是对这场运动的评价。
      迄今为止仍有当年的知青典型在拼命叫嚷对这场运动不能否定，由于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缺乏常识，这种声音势必会造成年轻一代思想认识上的某种混乱。而我们认为，这项政策的出台与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以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也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尤其要强调的是，这项政策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老三届”及其前后的1700万城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还涉及到与他们同时代的、比他们的人数多出不止一倍的农村回乡知青，而且涉及程度之广之深，绝不亚于城镇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知青看作是整个的一代人，而不仅仅是其中家居城市的那一小部分。也正因如此，这场悲剧的含义才远远超出了“老三届”悲欢离合的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知青能否正视和总结这场悲剧给自己带来的教训。
      经历了特殊的知青岁月的这代人，具有比上一代以及下一代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有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了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了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他们既然比其他代的人吃过更多的苦，便理应比其他代人更优秀，他们期待着“劫后辉煌”，这便是“青春无悔”这个口号能够喊出来的背景，也是下一代人批评我们这代人“自恋”、“神圣化”的原因。而事实上，所谓的“劫后辉煌”，只是安慰自己的一个神话而已。“劫”本身就意味着毁灭，如果劫后还有辉煌，那他遭遇的就不是真正的劫了，苦难这杯酒，更不是能够化解生活中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如此急剧的这几十年。这代人在理当读书求学的年龄被送到偏远贫瘠的山乡去接受“再教育”，在教育上、在人格的形成上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导致他们回城后对急速发展的社会难以适应，也导致社会上各个领域尤其是科研文化等领域上出现严重的断层。这种缺陷还直接影响到知青的下一代，这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还会不断地暴露出来。
      十多年前我曾经期待，随着知青一代人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对自己那段人生经历的反省会不断深化，但现状却令人遗憾，原因主要是客观的，但也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知青中的大多数人对往事留下的只是回忆，而不是思考，即使思考，很多也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上，尽管“青春无悔”的口号已经很少有人再喊。

      这就要提到第三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该想一想，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形象留给后人？有人说，砍掉历史就是砍掉未来，这话发人警醒。如今这代人正在逐渐走向人生的边缘，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态度，甚至宁愿将其故意遗忘么？
      我半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深深体会到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讲述、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尽量真实客观地记录下那段历史，记录下这一上山下乡措施给一代人带来的创痛，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写这部书的愿望就是，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但愿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更有人性、更有尊严、也更有文化的社会中。(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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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代言人刘小萌：说出你的故事
2009年03月12日 18:10凤凰网读书

      刘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赴内蒙插队，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研究清史之余，自发研究知青史，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出版于1998年，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隐见风起云涌。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
      “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不知此话出自谁口，如是书作者本人，那说明刘小萌暗地里还是一个诗人。不难假想，偌大中国某些角落必定会有某些读者，对着这两句诗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且与诗句本身的优劣无关。

曲线救国圆了大学梦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因为无法回北京，只好采取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线。从农村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牧民，这边是农民，都还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范畴。
      一年以后，知青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就这么当了两年农民，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半工半读。
       “本来推荐我去河北师院的，结果另一个知青认识知青办主任，请他吃了顿饭。我当然没请他吃饭。最后那人去了师院，我就给分到了技工学校。当时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北京、天津老三届的知青，因为上技校可以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虽然你毕业以后只是当一个工人，但是你也有跳龙门的感觉。”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在技校里学的是锻造，简单地说就是拿汽锤打铁。那一年，他在学校里学习打了5把斧子，好几把刀——那年头人们用刀斧似乎特别费，因为要武斗，还要砸四旧。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回了7次北京，离得近了，而且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
      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不入主流的“独行侠”

      因为研究清史而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刘小萌，半生最自豪的却是知青史研究。他说，虽然给他带来职称、奠定他专业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满族，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业务，却在知青领域。这个研究，“是跟现实，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
      1990年代初，博士刚毕业的刘小萌开始着手梳理中国知青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新阶段，1966年下半年起，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毛主席“再教育”号召发出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革”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意味着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
       “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书稿老是不能及时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
      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这个姑娘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善良的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
      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你为什么不说？”

      《中国知青史-大潮》以后，刘小萌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全书收录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经历，刘希望用活生生的个体来补史、证史，让历史鲜活起来，弥补第一本书凭文献史料研究的缺憾。
      他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许多人热情无私地支持他，为他提供当年的史料和珍贵的照片；到哪里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贵宾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他去湖南调研，知青出身的“湖南钢铁大王”给他一张卡，在赔钱赚吆喝的“知青酒家”里管吃管住……
      1700多位知青里，选出十来个有代表意义的个体，以多元的观点和写作手法来呈现历史，刘小萌说，非和知青广泛地、长期地交朋友不可。
      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时候，说母亲是病死的，交往多年，一次与刘酒酣耳热之时才吐了真言：母亲是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打死的。当时兄长拿着擀面杖挺身而出：你们谁敢动我妈，我跟你们拼了！结果，也被当场打死。嫂子带着孩子改了嫁，侄儿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
      刘小萌瞪大眼睛：你为什么不说？你哥哥是英雄啊！
      虽然有着种种限制，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口述史》中还是尽力呈现了一幅比较全面和多元的知青众生相。这其中，有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典型、有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民间领袖，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她放弃了，执意下乡，是当时著名的知青典型；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曾被刘小萌形容为“有写信癖”，但通过接触了解，刘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朴实而又循规蹈矩、拘谨认真的老好人；
      ——刘继业、吴献忠，辽宁知青典型，“文革”后同遭牢狱之灾。出狱后刘继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吴献忠虽然没了党籍，但依然坚信共产主义，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党；
      ——安海燕，13岁遭遇“文革”，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为典型，但就是这个给病人大胆扎针治疗的赤脚医生，居然直到新婚之夜还没有任何性的常识，以为自己是个半男半女的“中性人”；
      ——欧阳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万知青返城的组织者，人称“半条命”；
      ——小月（化名）：19岁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遭毁容，整容不成，百病缠身，一生未嫁，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
      ……
      小月在口述里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声：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共有的名字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练。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已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1日10:32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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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初澜》前言
2009年03月12日 18:31凤凰网读书

      本书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虽然在本书后面几章也详细叙述了“文革”期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的探索、下乡的源起以及下乡后的经历，但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在“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上。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像后来“老三届”的活动那样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能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可是既然本书的宗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思考这段历史，那么，探寻它最初的源起和发展脉络，就是一件不能避开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丰富的事件进行全面的研究，远非这本小书所能胜任。本书不过是择取其中几个侧面，进行初步的拓荒而已。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除了“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对知识青年群体的讨论。众所周知，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这里的学校，指的是中小学，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即使被分配到边疆和农村，也以干部的身份出现，领取国家的工资。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理论上，他们是被作为农民的。这正是知识青年与其他到农村、边疆工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即使是这样，知青也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系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文革”前后曾在党报、团报上名列显著位置，在一代青年中成为典范的知青先进人物，其中大多数，就都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回乡知青”与“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其实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
      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正式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以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就成为“知青”的主体。
      本书的主题既然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它所涉及的范围，当然是广义的知识青年，他们作为同一政策下的同时代人，有过一段共同的人生际遇，面临过实质上相同的问题，所以本书与其他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不同的，就是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回乡知青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经历。不过，狭义的知青，尤其是“文革”期间下乡的“老三届”，至今仍是知青中最活跃的一群，因此，他们也是本书的重点和注意的中心。
知青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政府送他们下乡，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代“新农民”，但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他们最终的倒流回城，说明了他们始终未能融入、消失在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结果他们便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
      知青问题至今仍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有关知青的回忆文章、书籍已经蔚为大观。从最早的“知青文学”到集体撰写回忆录，直至最近知青书信、日记的结集出版，都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近年出版的一些文集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当年经历的追忆，还浸入了多年之后对这段人生道路的严肃的思考。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知青一代人对自己那段人生经历，在不断地反省，而且这种反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深化。仅仅是这段自我认识的过程，已经足够写上一本书了。但是这种自我认识，还不能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作者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利弊，以这个群体的一员来认识这个群体的特点，自有局外人难以具备的长处，但也必然会带有种种局限甚至偏见，这一切，就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鼓励和热心帮助。在此谨向刘小萌、史卫民、马晓力、张木生、刘汉顺、张力、金佳、张三杰、庞京生、张景岩、胡岩、徐庭云、矫小红、孙东园、张重、李志伟、童长江、黄以平、陆小娅、方奕、姚安，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谨识
                     1997年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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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大潮 》前言
2009年03月12日 18:33凤凰网读书

      潮起潮落，自有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而家居农村、在城镇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当知识青年散布到广大农村后，又使为数众多的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因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如今，当人们把审视历史的焦距对准它时，看到的还只是模糊不清的轮廓。关于它的真实面貌，人们仍缺乏基本的了解，即使是这场运动的众多亲历者，又何尝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怪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会流露出那么浓厚的兴趣，会提出那么多的“为什么”。人们希望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从发生、发展、衰落，直到尾声；人们希望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是如何在最高领袖一声号召下拔地而起，化为亿万人社会实践的；在它轰轰烈烈的表象后面，掩蔽着怎样的复杂背景；70年代末，当历史掀开崭新一页时，新一代高层领导人又是如何走出这一误区的。
      将上山下乡运动波澜起伏的历史如实告诉读者，是本书的首要任务。历史是不应忘却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汲取教训，获得启迪，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它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它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新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异常丰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认真回顾这段历史，予以科学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史研究、经济史研究、青运史研究，对于深刻理解zhong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都是有所裨益的。
      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文革”这场浩劫的鼓荡下，千百万下乡知识青年深受其害。揭示这种血脉相通的联系，对于认识“文革”的灾难性质；对于提高人们反“左”防“左”的自觉性；对于教育年轻的一代，不再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受利用，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完成一部完整、客观、科学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中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仍有待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协同并进。本书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成果，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搜集资料是一项艰辛浩繁的工作。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文革”初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品；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公室形成的历史档案；三、“文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与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宣传品、文件集、资料集、统计年鉴、大事记、劳动史志、研究著作；四、知识青年的回忆录。在以上资料中，    各种官方资料是利用的重点。我在研究中，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整理、鉴定、筛选，旨在使本书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持续达1／4世纪以上，堪称建国以来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由于时间背景的不同，使这段历史形成鲜明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6年，为“文革”前阶段，从规模和走向来说，又是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1967年至1976年，为“文革”中阶段，也是上山下乡活动演变为一场狂暴运动的高潮阶段；第三阶段，1977年至1980年，为“文革”后阶段，又是运动急剧衰落的阶段。
      本书主要研究“文革”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根据以上阶段划分，将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了“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把这作为展开全书线索的一个铺垫。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写。笔者以为，这样编排既突出了全书的重点，也易于把握运动的动态变化。下篇《大潮跌落》，考察了运动衰落的前因后果，惊心动魄的知青“返城风”是阐述的重点。最后得出关于这场运动的若干结论。
      本书是在许多熟识或不熟识的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完成的。在此，谨向刘志琴、盛春玲、顾洪章、李郁、马晓力、宋红岗、胡景南、陆小娅、叶研、李志伟、任毅、定宜庄、史卫民、尚焰、曲守国、古为明、闻黎明、韩志远、高祥、李成槐、陈婴婴、方奕、鄂凌娟、王恩生、王小立、修小波、李瑛、程越、潘以红、赵静、任环岫、严康敏、张笑颜，以及所有给予过宝贵支持和鼓励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作者谨识1995年12月18日

德方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4/19/content_764452.htm
这的确是我们曾经的历史
日期：[2009年4月19日]  版次：[GB22]  版名：[阅读周刊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朱冰

　　□学者  北京

　　  中国知青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教育史、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乃至中国“文革”史的众多书写中的意义，只要是关心中国当代史和当代青年运动史的国内外读者，相信都会列出一些值得信服的理由。但是如何能写出一部当得起将来历史检验的合格的史学著作，或者即使在当代，如何能使作为亲历者的知青朋友们衷心地说一句：这的确是我们曾经的历史———这是另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这样两位曾经的知青朋友、现在的杰出的史学工作者定宜庄和刘小萌。他们都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多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均有不凡的成绩，著述颇丰。经过他们两位多年的艰辛努力，更由于他们的胆识、眼光和卓越的治史能力，我们拥有了这样一部堪与我们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厚重感相称的、可以比较安心地“留给我们的子女（定宜庄女士语）”的属于知青的信史。
　　  《初澜》前言中说：“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这短短的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所有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教育文化等等条件互相作用、种种矛盾互相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这就解释了上山下乡运动为何独以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内的要害。
　　  《中国知青史》的写作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两位作者在有关知青问题研究上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比如，关于知青群体的定义。《初澜》前言中提出：“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关于知青这一概念的定义，作者把握了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受过学校教育（文本作者按：应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校教育、即当代教育为主）的学生。作者强调这一点的意义，我想在于强调当代学校教育在知识传播和世界观培养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这之前教育的特点和它对青年人世界观形成、对他们选择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生活道路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二是知青的定义与“上山下乡”这一由政府号召和组织的特殊政策之关系。它是一项政策实施的结果，而非更多地是个人选择；三是到农村和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去。后者应指兵团或农场等地，也就是说，知青的身份应是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有关者，去到其他地点和单位如厂矿等就业的不属于知青范围。文本作者理解，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环境及条件、工农业生产的性质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它对知青个体及群体产生的深刻内在影响。
　　  比如，这部书的资料的翔实和完备。《中国知青史》所以为信史，是由于它对于史料的高度尊重。翻看全书，几乎每页都有引文，且不止一条。作者阅读面的宽广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提炼和使用，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不少统计图表，可为希望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读者提供直观而详尽的资料。因此，《中国知青史》的所有观点和结论是严格按照史实的研究得出的，两位作者继承发扬了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建立的“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
　　  比如，作者客观、冷静、科学的治学态度。毋庸讳言，知青问题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问题，这一特点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中相当明显，无论是无悔派还是有悔派。正如定宜庄女士在《初澜》一书最后说的那样：“既是知识青年，那就意味着这是一场青年的运动，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它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只有青年才有的感情和色彩。青年永远与热情、希望、友谊和爱情同在。”但是，作为史学家的两位作者，在记录和谈论这场运动时，态度却是十分冷静而客观的。《初澜》和《大潮》不但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客观原因，诸如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等，也没有回避知青群体狂热的政治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下破灭而导致的个人悲剧中应负的主观责任，书中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这场运动中的作为及经验教训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的史论节制但条理清晰，批判犀利却又平和，反映了两位作者的史家本色。
　　  定宜庄女士在《中国知青史》再版后记中说，1998年，当这部书初版时，很多人都以为，知青史的研究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那时的知青文学方兴未艾，知青群体也正是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
　　  我想，也许历史还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也许作为这本书主体的知青还需要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多长？难以预计。因为还有太多的历史等待打捞，太多的真相等待浮出。但是有了这本《中国知青史》在，知青以及知青的下一代在重新打捞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块坚韧而沉稳的踏脚石。

德方

我们是谁，从那里来，到那里去？——《中国知青史》再版感言

杨 健

            人道主义是《中国知青史》写作的要害所在
            国家主义的历史角色——从知青史的考察中得到的重要学术成果
            如何看待国家主义——亚洲大陆的物产资源与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国知青史》再版——知青历史的钩沉
            历史写作的发展——从惟理主义到经验主义，再到工具理性

      定宜庄、刘小萌合著的《中国知青史》在2009年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从1998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至今，已经时隔11年了。11年前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今天的再版同样意义深远。
      十一年后，再来看这部著作，观念仍然那样新鲜，文笔依然那么清新。它所采用的书写方法，它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在今天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十一年的时间已经证明，这本著作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相信《中国知青史》这样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审美意义的史学著作，能够经受住岁月的检验，最终会步入经典的殿堂。

人道主义是《中国知青史》写作的要害所在

      以往我们所认知的知青群体，专指由国家安置的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他们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惟一群体。
      定宜庄在《初澜》中用了大量篇幅对农村的“回乡青年”进行描述，认为“他们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对“回乡青年”这一群体的探讨，弥补了知青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定宜庄和刘小萌打破了对知青群体的狭义概念，由此创造出一个广义上的知青群体概念。这一研究具有原创性，它开启了一个门径，引发人们对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国家制度、社会格局、文化性质的深入探究。
      对包括“回乡知青” 在内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城乡分治”所包含的等级性的认识。例如：文化是有话语权限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限，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权限也是分等级的。仅由此一点，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便可以重新评估这一时代的文学价值，得出一些新发现，从而颠覆当代文学史的某些基本判断。由此一例便可看出这一研究所包含的宝贵价值。
      以往对“回乡知青”的忽视，源于以城市高于农村的等级意识，在城乡等级下生活的人们，受到权势的腐蚀而不自觉，甚至有意对此回避。这种封建意识造成了当代史研究上的诸多盲点。《中国知青史》敏锐地揭示出“城乡分治”造成的巨大社会鸿沟。与其说这里体现了两位作者“大历史”的眼光，不如说体现了两位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具有善良的、敏感的心灵，这使他们能超越自身的社会局限性，超越利害，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
      在众多当代史学的著作中，《中国知青史》能够越出群伦，独放异彩，细究其中的原因，它的写作基点是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个衡量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核心价值。这部著作从一个个具体生命出发，描述国家指令下被迫迁徙流动的青年人群。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从曹魏的屯垦到朱元璋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命运在史书上语焉不详，留下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在当代史著中，关于边疆屯垦、五七干校的记述，历史的叙述角度又转向国家政治，留下的是国家的身影和脚步，讲述的是国家政治的得与失。人道主义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常识理念，但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一种崭新的思想。
      《中国知青史》没有把这场运动当成国家意志、政治路线的产物，也没有把这场运动的成败经验囿于国家政治本身。它是以对知青一代人的回顾和反思为基础，并着眼于社会群体。在这种叙述中，知青与相关的社会群体站在了一端，而国家站在了另一端。在新的叙述立场下，知青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成为叙述的中心。
      《中国知青史》的笔法，富于人间情味。定宜庄在《初潮》中的文笔，健朗清劲，剖析事件，锋刃锐利，对事件的铺排富于韵致，语言不失女性的细腻。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深怀悲悯。刘小萌《大潮》中的文笔雄浑遒劲，资料丰厚，立论堂堂正正，对历史人物进行的评判，落笔有千钧之力。两位作者直抒胸臆，情感充沛。二者合为一处，声气相通，相映成趣。
      《中国知青史》文字看似是史著者的个人秉赋和学养，实际上脱离不开作者的独立人格。如果没有他们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就不可能产生个性化的史学表述；如果没有作者对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确信，也不可能产生这样富于情感的诗化文字。
      正是基于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使得《中国知青史》在共和国史、当代教育史、当代青运史乃至文革史的众多书写中能够脱颖而出。

国家主义的历史角色——从知青史的考察中得到的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知青史》向我们指出，在知青一代人的命运中，国家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和主题语。作者从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出发对这场运动进行探究，发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体的巨大操纵力。从追究国家做出影响个人的决策之始因，进而探求个人命运与近代中国百年历史发展轨迹之关系。
      《中国知青史•初澜》前言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以上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
      这样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组织的。在二十世纪50——70年代，国家对社会已经形成压倒的趋势，社会被挤压到几乎完全消除的境地——没有私营经济、个体活动空间、民间社团，在清除了一切社会群体，也就排除了可能造成的各种阻力，国家由此可以迅速动员年轻人上山下乡，强制所有城镇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女送往农村。这是一代青年的悲剧，也是他们亲属和家庭的悲剧。它是国家压迫社会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个国家体制的建立决定了整个民族和其后代的命运。二十世纪初形成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家为最高崇拜物，最终导致这样国家的出现。通过“城乡分治”，牺牲农村，加速工业化，由此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封建政治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时代国家的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一直存在着尖锐冲突。“四人帮”最终被挫败，就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的，明朝皇帝最终屈服于庞大的官僚体制一样，文革时期国家政治集团的胜利，就是国家主义的胜利。
      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他们的国家主义立场并无不同。个人权威的思想也受着国家主义的支配，个人权威发动的政治运动和策略也依赖国家主义。虽然个人权威最终感受到国家的制约和敌对，但是，国家是权威使用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
      《中国知青史》指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恰恰是一致的。他们解决城市就业的应对策略和基本思路都是国家主义的。他们共同把知青上山下乡当成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出路，体现了国家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之间在国家主义上的政治目的的一致性。《中国知青史》作者通过沉痛的历史教训警示后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扮演主宰者不仅是个人权威，还有国家主义，如果不能排除国家主义，历史的悲剧还可能重演。
      定宜庄在《初澜》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但是，国家主义的病毒和它的宿主还在，病毒随时有可能发作。
      《中国知青史》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入手，由此切入进去，以狭见广，从一斑窥全豹，最终抓住了国家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机枢，直入当代历史的堂奥。

如何看待国家主义——亚洲大陆的物产资源与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

      《初澜》和《大潮》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指出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是造成这场运动的重要原因。并且从这一角度，说明了国家主义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这些历史难题，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的强大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形成国家崇拜和国家万能，不能够让其形成压制甚至压倒全社会的力量。历史证明，国家主义并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恰当选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充足的例证。
      《大潮》通过 “1950—1966年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人数曲线图”的四条曲线，显示各级毕业生不能升学情况，这张图清楚而直观地反映了中国自1950—1966年人口、教育和升学情况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其中除高中毕业不能升学这一条曲线自1950—1966几乎是平行线外，其他三条线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学曲线呈45度角上升，与合计线走向几乎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口增加的关系，正如书中列举的大量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那样，升学和就业压力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大困扰。
      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几十年中农村人口剧增，产生剩余劳动力。1949年，全国总人口5.4亿，其中乡村人口4.8亿；1978年，全国总人口9.6亿，其中乡村人口7..9亿，与此同时，全国耕地面积却以每年7%（约700—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50年代中期，每个农业劳动力约种8.8亩，1978年才种4.6亩。
      1956年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1957年，却提出把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的设计。“大跃进”失败后有2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接着是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国家通过将城镇人口大举迁入农村的办法，将农村当成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70年代末，全国农村劳动剩余大体为10—30%，在辽宁南部，有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力占1/3左右，人多地少。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4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将城镇就业的“包袱”抛给人满为患的农村。知青下乡并没有使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反而彰显了城乡差别。随着知青返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也最后落空。
      国家无权决定国民中的一部分替另一部分做出牺牲，无权使一部分劣等于另一部分，这种予夺是没有授权的，是不合法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亚洲大陆上形成的多民族集合体，如何在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下继续发展，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历史证明，在一个人口增长很快，资源有限的国度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有效的。但是，不受社会控制的国家，一旦尾大不掉，就会制造出的一系列悲剧（如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源于自内而生的社会契约，而是由外部压迫打出来的一个强大机构；那么社会性因素在这个国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全面发展社会性，提高社会意识，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知青史》再版——知青历史的钩沉

      近十年来，文化界一直呼唤着“恢复历史记忆”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努力。《中国知青史》可以说是在这一段钩沉历史活动中的一个突出成就。从这部书的出版发行和社会反响的过程，也可以看出近11年来，“恢复历史记忆”的努力对于知青一代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
      知青出身的定宜庄和刘小萌，都是在文革后考入大学，他们都受到过严格的史学研究训练，都在清史研究领域内有不凡的成绩。《中国知青史》的学术成果，显示出两位作者的胆识、眼光和卓越的治史能力。
      《中国知青史》1998年出版后，在学界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但是在社会上，包括知青群体中却默默无闻。中央电视台在这一时期，曾经开设了读书栏目，专门推荐知青作家、学者和知青著作，却没有提及此书。此后，十年中此书仿佛沉沦水底，在许多知青纪念会上，它不为与会的知青们所知晓，甚至不为知青名流们所重视。对某一些人，笔者冒昧揣度他们拒绝自己群体中产生的这些真切、深刻的思想，是出于某种利害的考虑。
      在近些年的某些知青纪念会上，当年的“知青模范”成为座上宾，没有事非，不讲对错，相对主义的犬儒哲学流行一时，没有反省自责，却制造热闹的自我慰藉，甚至在二十一世纪，还在谈什么“青春无悔”。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国知青史》的阅读者，在知青群体中反倒少而又少。
      但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是不可逾越的，它在实际上奠定了整个知青文化研究的基础，成为知青一代人进行历史思考时不能忽略的思想成就。《中国知青史》的出版，并未一鸣惊人，它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慢热过程，逐步深入人心。今年的再版，将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此书的影响一定会进一步扩大。
      定宜庄在再版后记中说，1998年，当这部书初版时，他们都以为，这部作为学术专著的知青史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那时的知青文学方兴未艾，知青群体也正是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可是如今11年过去了，“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
      《中国知青史》11年的有趣历史说明，知青一代并不是所谓善于思考的一代，而是由于被现实多次颠覆、被现实逼迫着反思的一代。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一代人，是不会拥有未来的。
      朱冰女士在评价《中国知青史》时说：“无论如何，有了这本书在，知青的下一代在重新打捞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块坚韧而沉稳的踏脚石。”
      《中国知青史》虽然述说的是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历史，但是，两位作者的著述立场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他们把钩沉历史的活动，看成是一个探求和总结个体生命的自觉行为。
我们是谁，我们从那里来，我们要到那里去？这些关于人生的最基本的发问，最基础的知识，长期以来是整个人类的空白，它至今仍然是知青一代人的困惑。
      《中国知青史》的两位作者，从具体的人生体验出发，使用自己已掌握的史学工具，试图解答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知青一代人的青春、人生的困惑，从历史中探寻他们的青春为何会如此坎坷，以及一系列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
      他们通过史学研究，最终抓住了操控自己命运的那只巨手，解开了造成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悲剧，了解到造成这种悲剧的内在机制。通过自己的研究，他们看到了漫长的、超出个体生命长度的历史长河的流动，看到了远远压倒个人悲怆情绪的整个民族的挣扎和奋斗。
      由个体生命体验出发，通过历史回顾，他们了解到作为知青一代的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生存、图发展的苦难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代人与民族、国家有着宿命一般的牵连。
      两位作者出于对个体生命的责任感和生命价值的追求，去探寻自己的命运，由关注个体以及知青族群的命运，进而关注社会、国家的命运。作者们虽然面对的只是50—70年代一个青年群体，写的只是这一群体的专史。但是，这部书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却是十分广大的，可以上溯到甲午战败、新文化运动；下行则可以远瞻21世纪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
      两位作者虽然没有穷尽知青一代人的所有问题，至少告知我们一些历史真相：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的命运与民族国家有着宿命一般的关联。
      《中国知青史》作者解答了我们是谁，从那里来，从而也解答了我们要到那里去，以及如何去的答案。

历史写作的发展——从惟理主义到经验主义，再到工具理性

      89年以来的二十年，学界重新审视了法德哲学中的惟理主义，重新评价了英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虽然，我们只是获得了一些常识，但是这些常识为我们带来了眼光和思想。如果说1989年以后，一代人完成了由惟理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跨越，那么其后一些学者也同时完成了由经验主义到工具理性的跨越。《中国知青史》正是在这样的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
      《中国知青史》是一部从人道主义的普世原则出发，熟练使用理论工具进行的一次对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和系统研究。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该书是在包括两位作者参加著述的《知青事典》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相关史料进了广泛搜集、整理。《大潮》的“附录”列有统计表11个，曲线图6个，参考书目达90种（每个书页后脚注所列的书、刊、报、档案资料尚未计在内）【1】。
      《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划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该书通过50—60年代的知识青年群体的人生经历，折射出当代社会变化的轨迹，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无可辩驳的社会史料，其中涉及到有关共和国史、政治史、教育史、经济史、城市史等当代历史的内容。
      《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节点揭示出国家政治的基本法则，从近代以来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国家政治形成的基本原理、思想方法进行剖析。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崭新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只要我们以同样的历史眼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继续向历史深层掘进，最终会形成一个具有体系性的、面貌一新的国家历史。

【1 】此处参考了朱冰女士在《燕京都市报》（2009年4月25日）上发表的对《中国知青史》的书评

德方

读《中国知青史》

李南

      与定宜庄再见是在2001年初，从我们分手的1967年算，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次相遇，友谊的接续建立在知青经历的基础上。
      我帮岳建一给她送去一套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分手时，她送我了《中国知青史——初澜》。后来，从刘小萌那里得到了《中国知青史——大潮》。

      读这套书时，竟然百感交集。
      这套1998年出版的书，使我们的过去在一片清晰的背景展开，与同期的其他知青作品，如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契合、呼应，对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做了导读。

      定宜庄说：“我写这书的初衷，是要告诉我的儿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以史为鉴：没有哪一代人的成长能逃避前辈经历的烙印。

      我们的父辈、师长对我们的教育使共和国同龄人成了喝“狼奶”长大的一代。
      我们承受了共和国错误政策的恶果，对我们的指责，模糊了本该承担失误者的范围。那些制造了“三大差别”政策的机制要求自己年少的“接班人”去消灭“三大差别”……
      当知青们看到了最底层工农自生自灭的生活而说出“我们受骗了”的时候，当知青们看到了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的贫困而对社会结构的稳固提出质疑的时候，当知青们从山上乡下纷纷出逃的时候，甚至现在，农民工在继续从山上乡下纷纷出逃的时候，对造成农村崩溃的“城乡”差别，又有什么更该反思？
      当我们对没有前途的插队迷茫的时候，教导我们的人说，农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你们怎么不可以这样生活？然而，农民真是祖祖辈辈这样生活的？而且，就该这样祖祖辈辈的生活下去？现在的民工潮是不是几十年前知青们返城潮的翻版？土生土长的农民怎么也不能在祖先的家园继续生活了？
      知青们与亲人的分离使成千上万城市家庭破碎，但现在的民工潮，又使多少农村家庭破碎？这样的破碎有没有必要？城乡的分割越来越趋向两级分化，这样的分离又有没有必要？寻求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否应以社会上大多数家庭的生存稳定为标志？

      为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我们提供了什么前提？
      责任。我们在看不到对我们这一代有真实的责任人的前半生里，我们所有的责任就是教育下一代：生存，是自己的事情，没有竞争的条件就没有生存的机会。
      竞争。从小就为了有一个竞争的高起点“创造”条件。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是“自私”“冷漠”的？
      情感。我们的父母为了革命工作而忽略着我们的情感需求，因为他们要为革命“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的情感就必然培养在有定语的环境里。上一代的情感缺失错位造成我们的情感缺失标准，所以，当下一代高唱“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时候，这样直白的建筑在物欲平台的情感，是什么教育的必然？
      ……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在这本书十一年后再版的时候，我想的是：如果过去的事情不能记录、回忆、反思；如果所有的前提依然存在，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那场噩梦不再发生？
      知青们记录的生活只是社会底层生活的很小的一角，这些片段的记录只是因为知青们还有“文化”（很狭义的说，其实也只是会写几个字），使不识文断字的农民的生活被展示出来。知青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浓缩，把城乡的差距通过他们的身历对比出来。作为对知青群体层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及贯彻的实践阶段性后果的报告，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是：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在。

正版苍然

“当“文革”爆发之前存在于中学生中的一切鸿沟和差距，诸如城市与农村之间、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之间、优秀学生与落后分子之间，以及“文革”时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等，都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青。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的一致现象，的确为其他任何一代人所未曾体验与经历，知青们也便因此而具有一种认同感。张口闭口动辄就说“我们这代人”，也是在其他人中间很少出现的现象。 ”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我不苟同。

    我认为，有话语权的还是一些幸运儿。

杜雅萍

青春作伴好还乡
解玺璋
在经历了40个春秋的风雨侵袭之后，知青一代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逐渐步入老年。上了年纪的人都爱怀旧，知青们自然不会例外。而且，作为一个拥有十年共同经历的群体，这一代人更是有旧可怀。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700余万城镇知青，正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忽然离开父母家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来到偏远贫瘠的农村、山乡、草原，以及蛮荒的边疆，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他们因此而饱受饥饿、困苦、伤痛、思念的摧残与折磨，当然也有青春的快乐和豪迈，这使他们拥有了比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当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也表达了其他任何一代人所不曾有过的经历和体验。
我最近陆续读了大约上百篇这样的回忆文章，作者都是当年的兵团战士，他们曾经隶属于同一个连队，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十三连。40年前，他们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汇集到东北的松江平原，点起篝火，搭起窝棚，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一段慷慨悲歌的青春历史；40年后，这些当年的兵团战士，已星散于全国各地，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有的甚至已经告别了人世。但40周年这个理由使他们重新聚首，他们追忆往事，唱起当年的歌曲《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兵团战士之歌》，吹响当年的号角，朗读当年的诗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一群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自己肩负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重任，他们以其坚定的信仰，奔赴反修防修的最前线，爬冰卧雪，屯垦戍边，又是何等的壮怀激烈！这种青春理想的情怀让我想起毛主席的那首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是一种人生的写照。说起来，我曾与知青生活擦肩而过。只因为低了一个年级，从此就少了一段经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遗憾。而且巧得很，三团十三连所在的黑龙江省瑷珲县，正是我年轻时一直向往的地方。就在留滞北京当了工人的数年之后，我还做过许多努力，想要放弃城市户口，到那里去做一个兵团战士，以实现我的一个夙愿。然而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狂热而不能成行。所以，当这些兵团战士希望我能为他们的回忆录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想，这或许正是老天给予我的弥补遗憾的一个机会，对此我则深怀一种感激之情。从他们的回忆文章中我看到，在今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来。关于这种记忆的描述，已经不再是文学家、艺术家或历史学家的专利，更多的亲历者也加入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书写中来了。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描述发生在当年的故事，看上去更像是在人生秋意烂漫之时对于青春年华的炫耀。他们或许还记得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现在，当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怕是最有理由为自己曾经拥有这样诗情画意的浪漫青春而感到自豪的。

如何认识、描述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始终是其中的主流。如果说早期的知青文学比较多地写了知青这个群体的苦闷、彷徨和血泪的话，那么，后来则有偏重于“青春无悔”式的乐观和浪漫。而在二者的交叉点上，我们又看到一种带着深刻反思的作品，它们直接触及到现实生活中那些越来越强烈的无奈与荒谬，因此带给我们更多的新鲜感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群体在年龄上日渐增长，思想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一代人从历史舞台上退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行将谢幕的时候，如何描绘自己的青春？如何给后代一个交代？撇开无悔与有悔的争论不谈，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个体，似乎更倾向于肯定自己的青春经历。尽管有人担忧，如果知青们对于那段人生经历只是回忆，鲜有思考，鲜有不断深化的反省，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后来者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但作为个人，我们又很难责备他们这种逃避历史的态度。事实上，对任何一代人来说，青春永远都是记忆中最明亮的色彩。它像一道彩虹，照亮了我们生命历程中最幽暗的部分。这时，苦难也不是苦难，伤痛也不是伤痛，在他们关于苦难与伤痛的记忆中，倒是充满了青春的快乐和自豪。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由历史学家们去讨论和总结吧，作为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一人，我们只能尊重自己的感情。在这里，我写下我的感慨，算作该书的序文。

德方

——我认为，有话语权的还是一些幸运儿。

“沉默的大多数”，一贯如此。而说不说，说什么是另一回事。在有限的话语权下说出真话，与幸运不幸运没有关系。比如：老鬼的《八年》（《血色黄昏》），完成八年后才有机会出版。而《中国知青史》能再版，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与主流话语大相径庭。
《中国知青史》的写作源于对过二天就到的那个日子的不肯遗忘——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们的思索建立在史料上。

至于这里转贴的草原知青故事，收集的本意是为了与《狼图腾》进行对比。由于燕子们对那书不感兴趣，所以在这里只贴了故事。
1，汉族知青们与蒙族牧民之间没有那书里写的那种民族对立情绪，所以知青们的作品中也没有民族间的仇恨。
2，草原牧民符合人的天性的生活，对很多正在受到精神伤害的知青是很好的治疗——像那三年收养了3000孤儿那样，牧民把知青们是看做自己的家人的。
3，我在《以青春的名义》里写过：
      “在草原上的、与大自然极贴近的生活使我自然的天性开始回归。审视我的青春时期，用我现在对“爱”的理解——那是一种相互的充实，不需要人为地“奉献”、“给予”、“牺牲”——我爱那片曾使我准备葬身其中的草原。
      我爱草原的无边无际，爱天空的清澈，爱牧民的淳朴……”
4，对草原对牧民的回忆与对插队的反思我以为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对草原生活的美好描述反衬了苛政猛于虎的残酷——“我本善良，不肯为伥”。
5，在贴在这里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提到了“挖肃”，这个被狼书故意回避了的内容。

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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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日滨达来：玛苏荣夫妇  

      我刚到草原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初到沙麦时，我们暂住在公社卫生院的病房里。在给我们十二个从天而降的愣头青安排插包以前（我们十二个北京学生未经分配，自发跑到沙麦草原插队），我们过了几天神仙般的日子。我们不甘寂寞，每天四处游走，到处找马骑。有几个老知青（六七年冬到沙麦）每天轰着羊群到沙麦河饮水，我们几个赶快趋前帮忙，把羊乱哄一通，其实俩眼盯着老知青们胯下的骏马，经过一番锲而不舍的溜须之后，抹不开面子的老知青总能适当满足一下我们骑马的心愿。其中老知青小铁的格外引人注目。那红马又老实又快，松缰就跑，收缰即停。大伙轮流找了一番感觉后总忘不了由衷地夸赞那红马一番。此时小忘了刚才对红马轮流被骑的心痛，沾沾自喜的吹起红马来：这马的主人本是一个叫玛苏荣的传奇人物，他是罕乌拉大队的民兵连连长。此人不仅德高望重，更兼武艺高强，尤其擅长调教千里马。这马就是他一手调教的，是个少有的杆子马，玛苏荣应邀骑着它参加各队打马鬃，以出众的套马技巧和默契的人马配合享誉四方。听着听着，我不禁问小铁如此良驹，玛苏荣阿布盖缘何慷慨相送？小颇为动情地说：这正是此人的魅力所在。说道此总要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哪个知青包的马都没我们的好！这样的介绍让我羡慕小能给这样的好人家当埃里（泛指邻居，或牧业基层单位。此意为：牧业拍档），也引发了我早一天认识这位传奇人物的冲动。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一日，马群到河边饮水，我们都被吸引过去。大群神采飞扬、五颜六色的骏马把我们弄得神魂颠倒、心旌荡漾。一帮牧民也在河边为自家的畜群饮水，此时聚在一起吸烟、聊天，欣赏着吃饱喝足的草原精灵们。此时，有人到马群换马。来人三十五六岁，身量不足一米七，偏瘦弱，在膀大腰圆的蒙古汉子当中很不起眼。他要抓一匹黄马。前来饮羊的小铁兴奋地说：“这回有的看了！”接着又解释道：“这黄马名叫郭郭黄，是一个人称翟哥哥（牧民称之为翟郭郭）的东北蒙族牧民的坐骑，他脾气暴躁，但套马水平有限，每次要换乘黄马时都轻易套不着。马是极有灵性的东西，它见翟郭郭无能，只能一匹马一匹马地换着追自己，就学会了奥绕（发觉有人抓自己，便跑出马群，不远不近地围着马群绕圈），加上黄马的妈妈所生的马驹都跑得风快且以耐力见长，所以要抓郭郭黄就有了很高要求：动作要隐蔽，接近要快，甩杆要准，坐得要稳，拽得要狠，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一套不中，今天就再没有可能接近它。听小铁绘声绘色的一通解说，已经吊足了我们的胃口。这时，牧民们开始准备套郭郭黄了。他们骑上自己的马，四面围住马群，把套马杆低低地拖在地上，只用余光注意郭郭黄的动静。井槽边，有一小群马还在低头喝水。其中有一匹漂亮的黄马不时抬起头警觉地四处张望着，它转动着一对尖尖的耳朵，搜集着周围的危险信息，似乎对牧民们的企图有所察觉。它仔细地观察后，见人们都没有端起套马杆，确信不会受到骚扰，这才低头喝水。这时，换马人忽然平举套杆，身体向前一伏，胯下马顿时明白了主人的用意，它顺着套马杆所指方向一耸腰就窜到了井槽边。只见郭郭黄已感到危险逼近，猛地抬起头要躲，无奈挤在群马之中，左右没有空隙，它飞身跃过高高的井槽。人们知道这畜牲又逃脱了。因为，此时没有人再敢伸杆子。你想，郭郭黄腾空跃过，可套马人万一套不准部位，他是没有半点儿跟跑调整的余地，因为在他的坐骑面前横了一个井槽，他必须……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轻甩套马杆准确地兜住郭郭黄的下巴，往鞍后一坐，身子一仰，仅单手一拽。黄马被勒住细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原地转，不甘地发出一声嘶鸣，站住了。那情形真叫人叹为观止。以后我学会了套马，但从不敢奢望自己技艺如此之高，胆量如此之大。我问小铁：玛苏荣能否有此水准？小铁惊我无知地说：他就是玛苏荣！
      很快，我被分在东沙麦达来阿古包，和玛苏荣同组。我时常会去他家串门。他一家六口人，玛苏荣夫妇和四个儿子。阿尕（玛的妻子）慈祥宽厚，在我的印象中很少有蒙古女人似她那般美丽、安详。特别是她的那双眼睛，比圣母玛丽娅的眼睛还有内容。她说话软软的，像对自己说话。我从没听她大声斥责四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这让从小顽皮，挨家长打像吃家常菜一样方便的我非常羡慕。初次去阿尕家，我送给阿尕一枚我最喜欢的夜里能发光的毛主席纪念章。阿尕知道我真要把这么珍贵的收藏送给她时，眼里流露出的欣喜恭敬之情让人感动。她下意识地把手在袍子上擦了几下才双手接过去，她只在胸前比量了一下就收到柜子里，说怕别人抢了去。
      我特别爱往玛苏荣家跑，因为阿尕烧的茶好喝，更因为阿尕那美丽慈祥的眼睛。一次赶羊到河滩饮水，半路打马一蹦子跑到阿尕家喝茶。阿尕用她特有的怜爱目光看着我，口中小声说着什么。我知道她在说我，但我那时蒙语水平有限，只好问小铁，小铁说：阿尕说你是个鸟一样的孩子。我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但我从她的眼里看到的是对来自遥远异乡孩子的怜爱。
      还有一件极小的事让我了解阿布盖的为人。秋季的一天，我正在放羊，忽然看见远处一个骑马人追着什么。再细看，是一条狗以最快的速度追赶一个野物。我是个爱热闹的人，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我立刻翻身上马，从猎物侧面包抄上去。还没来得及接近，那狗已将猎物一爪击翻，死死地咬在嘴里。我趋前一看，那狗捕获的是条火红的狐狸。随后赶到的是玛苏荣阿布盖，他看看我的马鞍对我笑笑说：“你的干吉格（马鞍上拴东西的皮条）很好。”我不明何意，嘴里随便地应承着。阿布盖利落地剥下狐皮，往皮筒里塞满干草。我看羊走远了，刚要上马追羊，阿布盖叫住我，把狐皮拴在我的鞍后。我不明白是什么用意，他比划着告我，那狐皮属于我了！这在当时价值不菲，在供销社可以卖十几元钱。他对不知所措我摆摆手说：“羊跑远了，快去追吧。”后来问明白人才知道，当地有规矩：一同出猎，第一个猎物给岁数最小的，在打到第二个、第三个都以此类推。可是，那天我充其量算个看热闹的，阿布盖就把如此贵重的猎物给了我，这让我感慨牧区蒙古民俗民风中的人性，也为阿布盖的侠义所叹服。
      深秋，我们接到通知到公社集合，然后坐大车去大队开会。在羊群放羊是个很难忍受的差事。先不说刮风下雪，蚊子叮咬，单说那孤独寂寞就够人受的。特别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放羊超过一个月，抱棵电线杆子都能说上半天话。听说开大会就高兴坏了，这等热闹哪能不凑？我立马赶到公社。到公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像个娘儿们一样钻进供销社。拿些散碎银两买上一斤月饼或一把甜得嗓子的奶糖，在当时那是相当奢侈的消费了。我兜里装着快揉烂的一元钱，兴冲冲地进了供销社。供销社的柜台边站着玛苏荣阿布盖，我上前打了个招呼。阿布盖刚买完东西，见我过来就把已经包好的东西重新打开，纸里包的是糖球（牧民的叫法）。他比量了一下划给我一小堆。我知道阿布盖孩子多，一斤糖拿回家就像用一把茉莉花儿喂牛，根本不够分。阿布盖不容分说地把剩下的糖包好，再用腰带包好打了个结缠在腰上，对我笑笑，走了。供销社的售货员图雅感叹说：玛苏荣两口子待人可好呐。
      当天我们坐公社派出的大车到了大队部。在那儿，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玛苏荣是隐藏很深的内人党分子，专门从事分裂祖国的反革命勾当！我一时被吓坏了。这是真的？我和阿布盖、阿尕接触时间并不算长，但他们给我的所有印象却无法让我相信由部队下达的这一消息。此时我根本无心和久别的思赫滕们欢聚，独自在一边回想着与玛苏荣夫妇交往的一幕幕。阿尕接过纪念章时的神态，阿布盖给我往马鞍上栓狐皮、给我分糖时的笑容……。在他们眼里，我们就像一群来自遥远异乡的小鸟，像一群失去母亲的羔羊，他们收留了我们这些异族的落魄子弟，待之以草原般的宽容与仁爱。忽然间，他变成了内人党！难道是我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我做事一贯凭心跳，很少顾及政策方针之类虚头巴脑的东西。此时我已经判定，玛苏荣决不是搞民族分裂的人！
      下午，挖肃动员会在队部礼堂举行。在一片口号声中，玛苏荣被民兵押上台。文革发明的“喷气式”居然被移植到偏远的边境草原。阿布盖低着头，我看不见也不敢看他的眼神。在专案组组长慷慨激昂地宣布了玛苏荣莫须有的分裂罪行后，天已大黑。当天会议结束，阿布盖被押进一间临时当作牢房的小土屋。晚饭时，我注意到没有人给阿布盖送饭。这太过分了，哪怕他真是阶级敌人也没有一整天不给饭吃的道理。我趁着黑摸到关押马苏荣的小土屋外，由窗户向里张望。昏暗的油灯下，阿布盖盘腿坐在土炕上。他低垂着头，目光苦涩而忧郁。我敲了敲窗户，见阿布盖转过脸，便问他吃饭没有。他摇了摇头，这叫我心里很难受。我上午还吃了阿布盖的糖，可现在我吃饱了，他却饿着肚子。我顾不上考虑后果，跑到人已散尽的食堂。大锅里还有煮肉剩下的汤，我用小铝锅盛了，又翻出一把挂面，直奔小土屋。房门锁着。我此时已被一种莫明奇妙的勇气鼓动着，再也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我找来一把夹牛粪的铁夹子，插进锁扣里只一拉，铁锁应声而落。我坐上锅，下了面。当我看着阿布盖湿润着眼睛吃面条时，心里无比宽慰。接下来的事就乱套了。专案组来人了。革委会来人了。我铁了心，以蔑视的态度对待着气急败坏地质问。小铁站在我一边，与质问者对峙着。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还顺手抡了指责我是保皇派的革委会主任一耳光。我满脑袋只有一个念头：妈的，我干了自己想干的，大不了与阿布盖同归于尽！
      出我意料，不但没人骚扰我，居然还派我去看管四类。我犯了这么大错误，不光没整我，几年后还稀里糊涂地让我入了团。那段时间，我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到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严冬就要过去，挖肃进入尾声。报纸上开始承认这次运动搞了扩大化。一次会议上，专案组公开宣布：玛苏荣同志的组织问题已经查清，我们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并说将在明日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公开为其平反。当时民兵正在大队集中训练，知青们听到后很为阿布盖高兴，包括小t在内的几个知青当晚就迫不及待地住进了关押玛苏荣的小土屋。他们与阿布盖说着聊着，为阿布盖安然度过了这次政治考验而庆幸。在昏暗的小屋里，他们谁也没有察觉阿布盖的异常，只记得他一晚都在拼命地抽烟。
      次日凌晨，让尿憋醒的小铁发现阿布盖不见了。小t到门外一看，自己的秃耳朵白马（这也是阿布盖驯的马）也不见了。这一情况很快传遍了队部。人们分成几路去寻找。去边防站的人回来了，他们说边防站对边境线进行了全面巡查，没发现雪地上有外逃痕迹。去阿尕家的人也回来了，阿尕平静地说玛苏荣没有回来过，并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他决不会跑到外蒙去，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民兵连长，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那么，即将获释的玛苏荣会到那去呢？所有人都陷入迷茫。
      记得是隔了一天，有人到队部说：在一个叫欧布根敖包的地方看见了一匹白马，好像是秃耳朵。专案组和一些民兵策马赶到欧布根敖包，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残冬时分，欧布根敖包山下的树沟里一派萧杀，一棵百年的榆树树下，玛苏荣倚树端坐，他低着高贵的头，仿佛在沉思，又似乎疲惫地睡去。他的颈上系着马笼头，马笼头的另一端拴在树枝上，他的周围散落着很多烟头和他自己徘徊的脚印。他就这样永远的留在这里了，留在他眷恋的土地上。有人猜测：玛苏荣在押期间交代了很多当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为此，牵连了很多乡亲。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故以身谢罪。几乎所有人都会加上一句评语：玛苏荣太傻了，再等一天就平反了，怎么就挺不住了？
      我为玛的死抱不平。一个朴实、忠厚、平和、温顺的牧人，在莫须有的罪名和政治高压之下，他能怎样？但在得知自己将被无罪赦免，他为自己的一时糊涂或懦弱而悔恨，最终以死这一最高形式承担了本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而那些一手炮制了冤案的政客们有几个能像他一样勇敢地自责？！在他面前，那些一手导演了悲剧、闹剧而造成无数生灵涂炭的小丑们，终会被有良知的人们唾弃而无地自容！
      去岁金秋，我和几个老插接到玛的长子丹布楞的邀请，驱车数千公里回队为阿尕庆祝七十三岁寿辰。她老人家依然慈祥端庄，思维敏捷。到场为她祝寿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足有七八百人。阿尕把我们奉为上宾，特意招呼了她四世同堂的家人们与我们合影留念。（图片）——榆树沟里，只有这棵老树枯死了。丹不勒说，他曾经在树上做了记号。

       当我们依次献上我们的寿礼时，我又看到了阿尕当年接受我的毛主席纪念章时的惊喜怜爱的神情。那醉人的眼神将永远滋润我心！



后记

      这次赴草原巡演结束后，我们一干人马又来到了汗乌拉。在欧不跟敖包山下，蜿蜒几公里长的树沟幽深而静谧，一股清泉无声地流淌在巨石之间，老天爷仿佛动了恻隐之心，用浓密的云为我们这些远来的凭吊者遮挡着灼热的阳光。相隔近四十年了，我们无法确定当年玛苏荣借以仙逝的那棵百年老榆树的具体位置，只依稀记得牧民传说，那棵老树来年春天因忧伤而枯死。我们凭着记忆找到大概位置，果然有一棵枯死老榆树赫然入目。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望着传说中的那棵树，心想：树木尚且如此有情有意，何况我们这些血肉之躯？
      我们又驱车来到阿尕家。阿尕一边不停地“呼日黑”，一边捧着每一个人脸亲吻着，泪水在我们的眼眶里打转。我仔细打量着阿尕，她好像比去年更老了，眼角的皱纹好像更深了，她的腿已经完全不能走路了（风湿和操劳使然），可她的眼睛慈祥如故，那眼神里更多了些怜爱和满足。她专注地听我们为她唱歌，由衷地称赞我们唱得就像真正的蒙古人。她也应邀唱起歌，她儿子丹布勒和家人也和着唱，歌声纯朴深情，让你无端的就要流泪。她不停地招呼我们：“依德，依德（吃、吃）”。久违的蒙古面条，太香了，我连吃四碗，刚把饿劲儿逗上来，再要去盛，方知刚才还是满满的大号钢种锅已经告罄。梅姐意犹未尽的舔着嘴唇说：“我刚吃三碗，就让你们抢光了。”小白委屈地说：“我光顾照相了，刚吃两碗就没了！”高娃指责我：“你站在锅边上吃，谁吃得过你？”我心满意足的摸着肚子告诫他们：“做人不要太计较了，下次还有机会。”不是要赶着去锡林浩特与大部队汇合，肯定还要煮一锅。
      吃了饭，我们把阿尕搀到门外照相。一家人郑重地换上节日服装和我们照了又照。临别时丹布勒一再嘱咐我：“二哥，照片不要交给别人，你自己带来就行了，千万别丢了。”
      我们的向导巴特尔怕我们当天赶不到锡林浩特，一再催促我们上车。大家没有一个想离开的。马苏荣一家人分乘两辆车，为我们送行。路上，我的耳边回响着阿尕的话：“我活了这么多年，太知足了。我见了这么多，过了最幸福的日子，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太知足了。”她还像当年一样唱着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她没有一丝怨恨带给她和四个儿子伤害的往昔岁月。当年她才三十多岁，大儿子丹布勒才九岁，真不知道阿尕是怎么熬过那段阴阳颠倒的日子的。玛苏荣没为他的亲人留下一张照片，据说公社、旗里也找不到他的档案，对他的死也没有任何说法与补偿……换了我们，唱得出来？真难想象，人间竟然还有如此宽容纯净的心。
      到家已是十点多，第一次去草原的妹妹打来电话，她说想给阿尕买个轮椅，下次去推着她老人家好好走走。我说：好，算我一份。我知道，阿尕的陶爱格（劝奶歌）又打动了第一次去草原的人们，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想为草原做点什么。我想说，想做就做吧，为了草原，也为了我们心中再次萌动的爱。      
      这条树沟位于汗乌拉腹地，牧民们认为这里是上苍的赐予，荫荫古榆是一群绿色的精灵，不断涌出的泉水是滋润精灵的乳汁。沟底崖畔不时传来鸿雁啾啾的鸣叫声。牧民从来不砍一棵树，哪怕是早已枯死的朽木。大家全收了以往的笑闹，无比肃穆地从沟的一端步行到沟的另一端。
      到了树沟的尽头，上了坡顶，眼前出现一大片平坦的坝顶，令人心情豁然开朗。往年草好的时候，墨绿的树冠翠绿的草地，火红的落日，流连忘返的马群，那份无言的凄美能把你麻木的心融化。我发誓一定要到这里搭起帐篷住上两天，白天骑马四处游荡，晚上看如血残阳、浩淼银汉。

德方

——尽管有人担忧，如果知青们对于那段人生经历只是回忆，鲜有思考，鲜有不断深化的反省，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后来者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但作为个人，我们又很难责备他们这种逃避历史的态度。事实上，对任何一代人来说，青春永远都是记忆中最明亮的色彩。它像一道彩虹，照亮了我们生命历程中最幽暗的部分。

谢谢平平的转帖，你和正版苍然的跟帖使这个系列变得完整。
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也有过争论：知青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深入？其实就卡在一点上——谁能回答：“你为什么离开了那里？”

邢奇：草原，难以忘怀

    1967年11月我从北京二中去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插队，我们队知青共42名，很团结。在与牧民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团儿内交流大于团儿外交流，因而学生习惯保持得很长久，像阅读、辩论、唱歌、写点东西这类的所谓知青文化现象其实不过是学生习惯的延续。
    我队牧民有三十几户人家，我们下队不久，因重新划分阶级被划为牧主富牧剥夺放牧权的有九户，放牧缺人，知青正好补位。后来那些人家落实政策可以放牧时，正好赶上知青陆续返城，在生产资料上未发生冲突。再加上我队知青较老成，在“挖肃”时虽也心存疑虑，但一直迟疑着没什么动作，所以牧民对知青印象尚好。
    放牧需要独善其事，指望不上别人的帮助，而得到帮助时会很感激。刚下队时牧民对知青帮助很大，随着知青的逐渐自立，对牧民依赖渐少。我们本来是被安排谋生的，却自以为要完成什么历史大任。既可笑，也可贵，可贵之处在于心气旺盛。到后来，身体也不行了，心气也不行了，我就逃离了草原。游牧不易，因此我对世代游牧于草原的人们永存敬佩。
    我队知青刚到草原时是意气风发的，越到后来越消沉，我插了九年队，比我走得早的同学回忆起草原应该比我更愉快些。草原毕竟难以忘怀，返城后，我出了两本书《老知青聊斋》和《华年》，都是记述插队生活的。

《绿色烙印》——纪念赴内蒙古插队、兵团四十周年  第166页
草原恋合唱团出品 2008年11月

邢奇：《华年》题记(代序)

      我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放牧九年, 插队的地方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白音乌拉大队。离开北京与同学们一起去插队的那一天是1967年11月16日,到现在已是三十年了,谨以此书来纪念我们的三十周年。
      本书前面纯是诗作, 后面的附录是诗话。诗作按内容分为十六部分,大多是在草原写的，本书收录了一些回京后所写的纪念性的诗, 希望这些纪念诗能成为草原诗的有机补充。
      附录《想当初》写于1976年, 当时我刚刚调回北京,为了给自己的草原诗写点注脚性的文字,就一气写了五十则。本书除收录了其中二十一则外, 又新写了一则(即最后一则), 总计二十二则。为避免重复, 凡在这二十二则里出现的诗都没有再编录在前面的诗作里。
      1976年整理插队旧作时写的,曾写了一首小诗,现在把它放在本集之首,聊以代序。

            内蒙放牧，
            匆匆青春度。
            插队生活谁记录，
            杂七杂八，此有诗一束。

            当年知青今何处，
            雨散星离，各走各的路。
            往事早已进坟墓，
            诗集作碑，聊向坟前树。

邢奇：《华年》群言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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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冲：揪心的黑骏马(2008-03-06 18:17:59)

      在草原上,马是最受牧人钟爱的动物。马能载牧人在千里草原追风赶月，帮助牧人生产、生活，代替人做许多人不能做到的艰苦工作。而且，马绝不是单单具备了运载劳役作用的一种工具；它们是特别有感情的，它们能与牧人相互关爱，相互体贴，同甘苦，共患难。它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草原上有许多关于马与人的感人故事。这里我要讲述的是一匹黑马的故事：一匹曾经属于我，对我情深义长而却被我无情抛弃了的黑骏马的故事——述说我对它的怀念、哀悼和向它忏悔！

      我是七七年最后一批插队的知青。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一直回不了城。于是娶妻生子。真正在牧区“扎了根”。八四年牧区实行了“双权一制”，在分给我的牲畜清单上，除牛羊外还有一匹两岁骟马。分马的那天：彪悍的牧人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挑选各自中意的马。我因生性懦弱，怕混乱中被马踢着、撞着，只好在马栏外眼瞅着。心想，总会给我留一匹吧？清单上有哇！果然，马被牧人们一匹匹地牵走了，最后在角落里剩下了一匹缩着簌簌发抖的小黑马——它归我了。
      小黑马全身墨一样黑，没有一根杂毛，就连深陷着的眼睛也是那样乌黑。它又瘦又小，瘦骨伶仃的全身，毛显得特别长。大概由于害怕，走路战战兢兢的，几乎连蹄子踏在雪地上的声音都听不见。我将它牵回自家棚圈里，添上冬储的青干草，站在一旁等它吃，可它却一口也不吃，只是闻了闻，然后向后一缩，眼睛直钩钩地看着我。那哆嗦着的像四条细棍儿支着似的身子摇摇欲坠，使我感觉它会随时倒下再也支立不起来的。
      这，能养得活吗？我懊丧地进了家，关上了门。可当我再开门出来时，却听见了清脆的咀嚼声，那样有力！我赶忙走进棚圈：声音停了，小黑马含着没来得及嚼咽的草叶，恐慌地怔怔看着我，就象一个做错了事抑或是偷吃别人家东西被当场逮住的孩子……
      几天后，小黑马就习惯了新家。随着一天天给它喂草、喂料、饮水、梳理鬃毛，它渐渐从虚弱中缓了过来。它真像个孩子，我走哪它跟哪：我在草场上放牧它就围着我前后左右撒欢儿。当看到远处有人或马等动物走来时，就会像“开道小将”一样飞快迎上去“讯问”一番；然后转身一边往回跑一边朝对方挑衅的腾空甩上一串飞脚。  
      小黑马特别贪嘴，常达到厚颜得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每天早上给它喂一次料，可它到牧场上刚刚转上一圈，就会回来再次向我讨要。我禁不住缠磨再给一点，可不等一会儿它还会再要。于是我干脆把门关上不理它，而它则把嘴贴在窗户玻璃上哼哼地叫，进而会对院子里的鸡狗发泄：追鸡赶狗，以至我家那条小狗只要一看见它的耳朵向后一背，就会尖叫一声落荒而逃；有一天，它正在院子里拿狗和那些鸡撒气，我两岁的女儿摇摇摆摆地走向院中。那小黑走过来用嘴轻轻拱她的脸，女儿痒痒，“咯咯”地笑着，突然，小黑的耳朵前后动了两动，用牙齿咬住了女儿的后衣领轻轻将她提了起来：然后一边用眼睛盯着窗前的我，一边横着身子向大门口慢慢走去！女儿吓坏了，悬空手舞足蹈地挣扎着，小脸被衣领勒得紫红，哭不出声来。我急忙抓起料兜跑了出来：小黑，快放下！给你料吃。小黑立即将女儿轻轻放下，用嘴唇轻轻拱了拱她的脸，算是安慰。然后欢天喜地的向我跑来，一头扎进料兜中：妈的，小混蛋，简直是个小人精！
      春天到了，天暖了。我每隔三、四天给它洗一次澡，梳理鬃毛、尾巴。小黑马的鼻子不好，总爱打“响鼻”，大概有点鼻炎吧，我为它买回了鼻通软膏，天天给它往鼻孔里抹。还经常给它刷牙。刚开始刷牙，它很不配合：什么东西呀，甜不拉叽的往我嘴里抹，还用刷子乱蹭？但慢慢它懂了。刷牙时它还会主动张嘴龇牙地迎合；为给马刷牙这事，乡亲们曾有好一段时间讥笑过我：也太玄了吧！竟给马刷起牙来了，电影上才有过的呦！但我不管这些，后来人们也就熟视无睹了。每次小黑马都乖乖的，我给它洗完、刷完、梳好，最后用手指给它的鼻孔里抹上鼻通膏。这时它才开始动，先用它软软的嘴唇拱拱我，然后深深吸一口气，用力抖动几下鬃毛，仰头长嘶一声向原野狂奔而去。那样子是舒服极了的！
      就这样，小黑马一天天强壮起来了，乱絮般的毛褪掉了，全身像披上黑缎子一样油光光地闪着亮；我开始调训它，能骑着它放牧或做一些短途旅行了。
      水草丰盛的仲夏到了，草原上迎来了由苏木政府主办的那达幕大会。我带着小黑去参加了大会的三岁马比赛：我把它刷洗的干干净净的，在鞍子和鬃尾上都系上了鲜艳的彩绸，并为它选定了一位漂亮的蒙古小姑娘作骑手：也是那次全赛马场上唯一的女骑手。
      终点线前人山人海，人们翘首企足。希望自己的马跑第一，希望朋友或亲戚的马能得冠军，还有的是希望自己赌眼光相定的马能跑出好成绩来；天边的地平线上一抹黄色的云出现了，马队从那云中钻了出来。我一眼认出那跑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小黑！它像一只黑油油的燕子，把第二名那匹枣红马远远的甩在了后面，直奔终点线飞了过来，人群沸腾了；跳的最高的当然是我了。
      小黑冲过了终点线，然后却一侧身向人群中的我直奔而来。它将头深深扎在我怀里，粗粗的喘着气，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背上的小姑娘也在不停地抹着眼泪。我捧起小黑的脸，轻轻拍着它的脑门：“不怕，不怕！”然后抖着手抓住缰绳，学着其他马的主人那样牵着它小跑着遛了起来。这时我才猛然发现：在所有参赛的三岁马中，我的小黑个头最大，最健壮，像个健美运动员。从此我改口叫它大黑了。
      大黑的运动生涯从此开始了：在与我相伴的六年中，它参加过十六次那达幕比赛，有九次是得了第一的，七次得了第二。它为我赢回至今还珍藏着的毛毯、挂毯，赢回了漂亮的鞍具；有一次还赢回了一匹三岁小骒马呢！大黑出名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黑。
      大黑是我们家的一名重要家庭成员，我的得力帮手，是一个谁也替代不了的主要劳动力。每次都是它陪着我到很远的苏木或其他更远的地方买口粮、日用品和饲料：去时我骑着它，回来时再驮上沉重的货物。它带我探亲，访友以及我在牧区走过的每个地方。更多的时候是陪我放牧：冬天，它总是迎风站着，为我遮挡风寒，一动不动。夏天，它为我遮撑一片荫凉，黑瀑布般的尾巴甩呀甩的,那一股股凉风真是沁心；它非常善解人意，几乎我一爬上它的背，它就知道我要去哪。我心情不好时，它总是耷拉着头慢慢驮着我走，我高兴时，它则把头昂得高高的，步子也轻快起来。有时我在它背上唱歌，它也会和着亮亮地吼上一嗓子的。
      多少次沙尘遮日，对面看不见人，它总是准确无误地带我回家，多少个暴风雪肆虐的日子，它帮我抢救回了牛和羊！
      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一头不知谁家的牛，冻得急了眼，撞开了我家的羊圈门：羊受到了惊吓全跑了出来。是大黑急促的叫声唤醒了我，并与我一起把已被暴风雪刮出半里多地的羊群硬圈了回来。
      那年的大年初一，我骑着它去南边二十几里的一个叫赫日蒙高勒浩特的地方，为一位叫扎玛的老人庆祝八十一岁大寿：因草原一直有年轻人为老人祝寿的风俗，十里八村的年轻人全聚到了老人家,大家先是向老人献上吉祥的礼品，敬上祝福的颂词，接下来就是喝老人赏赐的寿酒了，席间大家的谈论又自然而然的回到了牧人最感兴趣的马的话题上：要知道，在草原上，能喝酒的才是英雄，而拥有一匹好马要比娶一个漂亮媳妇更令男人骄傲；在老人家里，我不知喝了多少酒，听了多少赞美的话，总之飘飘然了。骑在大黑背上就象骑在云彩上，晕晕糊糊的。我一路放声唱着、笑着。而大黑却将耳朵向前向后不停动着，一声不响地慢慢走着。
      离我家二、三里处有一个很大的湖横在那里，每次从南面回家时，都必须沿着湖岸向西绕好几里路。
      “我们为什么不走直道呢？勇敢的大黑，今天我们就从这冰湖上直接回家吧！”被酒冲昏了头的我竟忽然想出了骑马渡冰川的壮举！
      大黑在我一再地催促下，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冰湖，可没走两步后蹄一滑，我便从马上软软地跌了下来。大黑焦急的一边轻声“咴咴”地叫着，一边用牙齿揪我的衣服。我借着揪劲爬起来，再次翻身上马：“走！”可又是一滑，我再次跌了下来：大黑揪住我的袖子向后坐着，蹄子滑着极力想把我拖回岸边：可昏了头的我竟狠狠地一甩袖子，挣开了大黑：“你不、不行吧？我自己走”！我迈开大步，高高地甩起臂膀，气昂昂地向湖中走去：可没走三步，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在冰上。我刚挣扎着要站起来，又滑倒了。就这样，我在冰上一个接一个跟斗，象滑稽演员一样表演着：最后爬在冰上，喘着气动不了了。
      退回岸边的大黑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一转身沿着湖岸向西疾驰而去……
      “汪汪”！就在我爬在冰上醉意朦胧就要睡着了的时候，听到了我家小狗的叫声，我抬起头，惺松着眼向对面望去：跑在最前面的是大黑，后面跟着的是我家的小狗，再后面是我的妻子……
      真不敢想象，那天如果没有大黑我会咋样：更难想象如果没有大黑，我在牧区那段单调、可又回味无穷的岁月会怎样渡过……
      “双权一制”实行后，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牲畜的数量迅猛增长。然而由于载蓄过度,大地母亲开始憔悴了，丰满的乳房一天天瘪陷着。我家的草场小，是最严重的问题：大黑在牧场上吃一整夜草，也不见肚子鼓起来；朋友、同学在城里的安逸生活诱惑着我；女儿也该上学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为知青落实政策的通知——旗大冷库的招工表。
      唉——走吧！
      我将牛羊分散卖给几户草场条件比较好的牧户。可大黑咋办？城里也是不能养它的啊！
      “把大黑让给我吧，我出高价”
      “让大黑跟我吧，我会对它好的”
      “我也会给它刷牙的”
      ……
      在众多“求亲”似的人中，我选了巴图敖其尔队长。他家的草场宽，他心地善良，他比别人更懂马而且当过骑兵。
      我给大黑非常认真地洗了澡，仔细梳理好鬃尾，最后一次给它鼻孔里抹了鼻通膏，又特别在饲料中掺了半斤白糖，最后一次喂给了它；站在一边等候的巴队长将一付镶满银饰的笼缰递给了我。我抖着手给大黑戴上了，可这精灵竟突然将头埋在了我怀中，良久，良久！它轻轻张开嘴在我的右臂里侧狠狠地咬了一口！
      大黑走了，被巴队长骑着白马牵链着头也不回地走了，它在我的臂上留了一块疤，一块一辈子都钻心痛的伤疤……
      卖掉大黑的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就开始拆房子搬家。两间小土房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很快拆掉了。大家神情默默地往拖拉机上装着椽檩、门窗和那点简陋的家具。天渐渐亮了，我猛然看见我家的吉林（蒙语译音：夏秋栓牛的凉场）上，我那四散卖掉的十七头牛，竟一头不少各就各位地卧在那里，头朝着这已变为废墟的家，嘴巴缓缓地嚼动着；而也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嘹亮的马嘶声划破了黎明：大黑从东边的沙丘上探出头来，一跛一跛地挪动着来了——天哪！它是戴着绊索挪了二十几里夜路来的呵；露水拌着沙子经绊索的摩擦把它的脚腕全磨破了，我小心地为它把绊索解下来狠狠扔在一边。然后从装好的车上找出一小罐麻油，轻轻抹在它的脚腕上：大黑，只能润一润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大家都哭了，一半是为离别，一半是为大黑。
      “把它先拴住吧，它会跟车跑的呵。”有人说。
      拖拉机慢慢地开动了，女儿在车上挥着小手嫩声嫩气地唱起了那首连大人们也弄不大明白意思的情歌：

           我本不愿离开你，
           狠下心来，我离开了你。
           从此不愿再见到你，
           梦中却天天和你在一起……

      再见了，善良的乡亲们！再见了，我熟悉了一草一木的沙窝子！再见了，那还卧在吉林上默默为我祈祷的牛儿们！再见了，我的大——黑……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忘掉大黑，可总挥不去眼前那骄健的影子。夜里常梦见它：梦见骑着它放羊、唱歌、喝酒、比赛。下岗后还常梦见它为我拉沙拉土挣钱养家，甚至带我沿街乞讨；有一次竟然梦见骑着它与小日本拼杀：战斗胜利了，可我的大黑却牺牲了，醒来枕巾已湿了一大片……
      二00二年夏天，我乘车偶然路过我们原先苏木所在地翁贡淖尔，车在当街的商店前停了下来，就在我下车还没来得及站稳时，突然听到那熟悉的令我惊心动魄的马叫声：是大黑！我循声望去，远处的邮电所前，大黑被拴在马桩上！它朝我叫着，围着桩子焦急地转着，用蹄子刨着土，奋力挣扎着：它认出了我，它在呼唤我！
      这么远呵，足有四百米！这么长时间呵，已分别了十一年！
      我不顾一切地向它跑去：但，跑了不到一半时，我停下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不能过去呵！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或许是怕重逢的拥抱太短？相互的眼泪太酸？或许是怕人看见难堪？或许……
      大黑呀，把我忘掉吧！我不能再过去“刺痛”你，因为，因为是我把你卖了呵！我逃也似的转身跑进车里：车走出很远了，还能听见大黑那声嘶力竭的叫声……
      人，总是这样渺小，总是瞻前顾后，遮遮掩掩，甚至逃避现实。而马儿却不同，它们爱的分明，它们直来直去，毫不掩饰，它们热情奔放，它们才是真的情深义长呵！这也许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这也许就是人为什么总是为自己制造出太多太多遗憾的根本所在吧……
      “……唉！大黑可怜哪！后来它老了，跑不动了，可它还是常常到你那拆掉了的房子的废墟前徘徊。每次巴队长找不到它时，都会到那儿把它牵回去……后来它死了，就在今年春天马兰花刚开的一天早上，人们发现它死了：它倒在那片废墟上安静地死了！巴队长的儿子按照我们蒙古人对马的最高礼仪将它的头骨安放在翁贡敖包山顶上……唉！人哪……”故乡的朋友向我述说着，摇着头，叹着气走了……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愧疚和悲痛：疯了一样跳上了摩托车，几乎是飞到了70公里外的翁贡敖包山前：我将摩托车往山脚下一撂，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山顶。在十几枚马头骨中，我认定这一个就是我的大黑：我扑上去将它紧紧搂在了怀里放声大哭……
      山下绿绿的原野连接着远处青青的山，连接着湛蓝的天：白云在轻轻飘，风儿在轻轻吹。马头琴的长调在山间、原野，在白云上，在风里荡响着：悠扬、凄凉，如泣如诉……
      这是我和我的大黑离别十三年后的一次相逢，一次最后的拥抱！


    不！大黑，我一定会常来看你的，每年都会来——在每一个敖包相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