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汲汲顾影，唯恐不足——谈金庸先生晚年

刘国重

题记：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
     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
    老人，有老人的胡闹。
   “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老人）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老哥周树人。
     此文此意，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晚年金庸。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的胡闹》）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二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三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红，红，红……而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皆始自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巨大的俗世声名的同时，当日的所谓的文化界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好像只有沈从文论及《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才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二十年后，平江不肖生的名声，即已衰歇。到了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还在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少之又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四

    古龙《欢乐英雄·序》：“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五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 ！）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六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与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
     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呢？像《江湖奇侠传》一样，随风而逝……
     约10年前，金庸曾对读者谈起自己的小说现在仍是受到这么多读者欢迎，他觉得很意外，也很开心。以上，是我复述当时谈话的大意，原话，一时查不到。但‘很意外’三字，我记得很清楚，定是从金庸口中讲出的。
     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开心’，同时，也就信心不足。     
     冯其庸先生预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著并驾齐驱。” 这种说法，金庸信吗？
     大有益于己，为何不信？
     太出意外，岂能全信？

七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可能因此而将钱看得格外贵重。至于有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之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4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荦荦大者，以两事为据。两事，皆与《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吴宓先生曾记下当时的感受：“今日尊事苏俄教员……全国一致，上下争为媚悦，无敢自觉其为中国人者。……按今日之中国语文，已为俄文所同化，改变殊多。……又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悉直译取苏俄习用之词汇。故今日者，其但社稷不存，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
　　    人们对金庸的国学水准的估量不尽相同，谈到金庸对中国古典文化所葆有的那份温情与热爱，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  “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为了“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也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的‘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当《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还没有接手主编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
     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想像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自不乏求名之用心。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
    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八

《金庸，一捆矛盾》，我说：“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这里，再试举一端。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金庸，既大方，又小气。
吝啬的要死，慷慨的要命。　
1991年，金庸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出售予人。在于品海和他的‘智才公司’之前，已有十家机构有意收购《明报》，其中一家，已备好了一张10亿港币的支票，考虑再三，金庸仍是未肯撒手。
金庸说：“于品海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股权交在他手里。……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即使再低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
毕竟，只是金庸一面之词。
再看看另一方当事人的说法。于品海2003年接受记者专访，表示：‘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收购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9000多万现金。’（见2010年9月《凤凰周刊》载文《于品海的传媒江湖》）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后世名？’如果金庸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出售《明报》，价高者得，他应该至少可以再多赚2亿港币（港币汇率其时远高于人民币）。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既慷慨，又悭吝。
大方的要死，小气的要命。
金庸说自己“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
金庸放弃厚利，未肯将《明报》卖予出价最高者，应有相当程度的‘求名’因素。
金庸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应当努力做对《明报》最有利的事。”“（我的）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做出贡献。”
金庸视《明报》如子女，望她独立，长命，有出息。
《明报》的存在，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上面镌刻她的主要创办者，查良镛的名字。《明报》办得越久越好，碑上的名字，就越发熠熠。

九

如有‘今圣叹’，评点《鹿鼎记》，做得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样好或者稍差，是否也就同时证明了《鹿鼎记》的文学水准像《水浒传》一样高或者稍低？
我是如此揣测金庸亲身推动《金庸作品集》评点工作的动机的。
据说，关于评点人的确认、评点格式的推敲等等，金庸都有参与。
还是据说，金庸曾指示其版权代理机构（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对出版‘评点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要优惠。金庸收取多少版税，不得而知，应该比从‘三联’收取的15%要低。
放弃一部分利益，促成评点进行，还是为求名罢？
果真如是，有些揠苗助长了。
一部杰作，得一高明的评点者，只可遇，不可求。《水浒传》问世约300年，这才有幸遭逢金圣叹。
       好的评点，应是出于一种娱乐态度（娱乐时最认真最投入），而不宜看成一项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期以两年完成 ，更是不妥。

十

  金庸对着池田大作，畅谈97香港回归：
“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项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笑）”（见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看这架势，金庸在为（当时）600万港人代言？
他只代表他自己。
这段话说出的，是金庸自己的心声，得知其作品还有他自己可以回返大陆，那份难以遏止的兴奋之情。
金庸，从1979，一直兴奋到1997。甚至，金庸这里说出的某些感想，是他少年即已念兹在兹时刻在心的。
或谓“香港造就了金庸”，这是汉语汉字，我知道，我也都认识，却总感觉这话说的怎么就这么别扭？
诚然，如非1948年赴港，查良镛就不是金庸，然而，若不是内地发生了‘天渊翻覆’的大变故，查良镛又何止金庸？
读少年查良镛的几篇文章，很见得此子志不在小。未来从事什么行当尚属未知，至少，当时的他一直（很正常地）认为自己的舞台，在‘庞大’的尧封禹域，“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后来的发展，却是令人抱憾，无论他的小说写的多么好，他的《明报》办得多出色，有那么二三十年，金庸的影响力局限于香江一隅之地，稍稍延及海外华人群体。眼高四海如查良镛，以张良范蠡为楷模的查良镛，可能满足于此？
一种‘补偿心理’罢？因为与‘天下’隔绝得太久，当他终于可以再次“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心情就格外迫切，事情做的，就格外急功近利。
港片中，有句话，常见的，“在狱中呆了三年，出来后，见个老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的”，金庸从香港进入大陆，是有这股势头的。
一块钱，卖掉《笑傲江湖》，忒便宜啊？因为卖给的，是“中央电视台”，重点在“中央”二字。
为何加入‘作协’？因为是“中国作协”，关键，在“中国”，要‘投入大家庭’啊。
金庸，由‘边陲’（香港），往‘中心’（大家庭）联通；金庸小说，由‘俗’，向‘雅’移动。路，已经走了大半，还算顺利，不意却遭王朔中途邀击。

十一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很是深巨。之前，已有多人否定过金庸的小说，而金庸仍视“《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很多人嘲笑金庸的回应中那句‘八风不动’，我也曾讲过：“谈什么‘八风不动’？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
鄙人看法，后来改变了。
有一种惯性思维，似乎一为‘文人’，那他写出每一个字，都是在“做文章”。王尔德即宣称：“文学就是撒谎”。
平心而论，即是作为‘职业诈骗犯’的文学家，偶尔也还是会说几句实话的。
感觉金庸“八风不动”之言，真实记述了他最初读到此文后的感受与反应，不是‘做文章’。
一个人，肯说实话，即使不应赞扬钦佩，也不致被嘲笑讥刺罢？况且，金庸只是说他读罢此文即刻想起了‘八风不动’的佛家教导，又没说自己真能‘不动’（原话：“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
若只感觉有微风拂面，需要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做到‘八风不动’？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甚是深巨。
王朔，这么厉害？
“黄蓉见他神色严重，道：‘这人很厉害吗？’洪七公道：‘欧阳克有啥屁用？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射雕英雄传·亢龙有悔》）
欧阳克后面，站着‘老毒物’。矗立在王朔身后的，则是京畿那巍峨的城门楼，还有一座‘纯文学’的老牌坊。
《九阳真经》教导我们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无奈，理想太高，金庸自己也做不到。
  面对王朔攻击，不能视如‘风拂山冈、月照大江’，因为金庸，真气不足。
  王朔连金庸的一部作品都没读完，作出的批评能有几多说服力？说服力虽弱，却是抓住了金庸身上与心上的最脆弱的两大‘命门’。
  王朔，身在近千年来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北京，不是很瞧得起一干‘外省作家’，尤其是港台作家，他“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
  这种论调，根本不值一驳，金庸居然不辞劳苦，列出一连串的好的浙江作家、香港作家的名单，累不累？
当年傅青主有数语说得甚妙，“讲学者群攻（王）阳明，……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憋杀攻者。”对于王朔的攻击，金庸的反应，自当以‘不理为高’，如此，真足憋杀王朔。
金庸，太在意了。长久以来‘沦落’在华夏文化的边陲，自卑感是有一些的。
金庸的另一‘命门’，更令金庸感到自卑的，是他在文学上的‘通俗’出身。
虽然王朔也曾被看作‘通俗’，好在后来基本上是‘扶正’了，这才有底气反戈一击，直斥金庸为‘四大俗’之一。
如将金庸小说置于《红楼》群芳谱，更像哪位？
探春。
“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才自精明志自高”。
只可惜出身不正，乃是‘庶出’。
一干‘纯文学作家’，无论多么的不长进、没出息，好歹人家是大老婆生的，‘我自一口真气足’！

十二

这些年，金庸飞来飞去，掺乎各方举办的各种‘活动’，每到一地，例必题词，多为题写对联。坦白说，那些联语，拟的并不够好。
写对联，本非金庸所长。
几年前，看过某次活动的一位‘主办方’成员的文章，说是在金庸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拟好了对联，金庸只管写字就好，哪知金庸竟不领情，自管现拟现写，引得这位先生大为不满，文章结尾悻悻然并且幸灾乐祸地说：“他金庸自己拟的对联，也不好！”    看了这篇宏文，令我作呕不止三日，到今天也还有恶心的感觉。
有些人，如这位先生，价值系统紊乱，竟将狗腿子拟稿大人物挥毫这种反常现象视作当然，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反成变态。
只可用自己的笔，写下阿猫阿狗代他拟就的句子，对于一个文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真要丢人，也只可丢自己的人，如何将别人的狗屁对联算到自己名下？
话说回来，金庸何必丢人？这样的主办方的这样的体贴的态度，何苦再给他们写什么劳什子的对联？
李怀宇曾对许倬云讲说：“今天的金庸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朽。”许先生的回答，甚为明快，“金庸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192页）
如果金庸本人有许先生这样的确信，许多事（如：回应王朔），他应该不会做的，做了，也不致那样拙劣。  
许倬云‘金庸不朽’之论，别人不好说，王朔是一定不会赞成的。呵呵。
万里长城，无非是“把砖头码的长了些”，王朔的这一观点，我倒是举双手赞成。看八达岭长城，丝毫感觉不到有啥子‘雄伟’，只有登上城墙，看墙砖上那些重叠凌乱的字迹，才让我深感震动：心中念中渴望不朽的，竟不限于一小撮人！

十三

一个人的学术或文学成就，与他的品德，不成正比。
乔治·奥威尔就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学上的个性同他的个人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奥威尔讲的，是狄更斯。“很可能，狄更斯在私人生活中的确是罗伯茨把他说成的那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但是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却隐含着一种与这完全不同的个性。”
奥威尔并不以弥满于狄更斯小说的那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断言它们的作者绝无可能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反过来说，即使狄更斯本人确实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奥威尔也不会因此断定狄更斯作品中那无远弗届的同情心尽为虚幻全是骗人。
狄更斯麻木不仁自我中心与否，很重要吗？会拉低或抬高他的小说？
奥威尔向来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自然觉得罗伯茨《盲目崇拜的这一面》一书所写的“这些事情也不能否定狄更斯的作品的价值。”
我看金庸，在狄更斯与大仲马之间，比狄更斯低那么一点点，比大仲马，高那么一点点。当然，只是我个人管见，金庸小说的价值，不是我今天可以论定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论定的。
百年以后，作者喑哑，作品说话。
再有一百年，关于金庸小说价值的争论，应该可以尘埃落定了。
如果作品是伟大的，不会因作者的人格缺陷而沦落。如果作品本身价值很低，即使作者的品格无比崇高，也无力哄抬他的作品，至于伟大。对小说家、剧作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今天，金庸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无谓的，既不会拉升、也不致糟践他的作品。
一切，交付给时间。

                                                                                                                  2010、5


补记：
“金庸回内地之后，原有的批判精神似乎大为消退，未免令人遗憾。”，这话，是徐斯年2008年说的，非唯徐先生，恐怕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感想。
1999年的金庸，在西子湖，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当年11月7日，《明报》社论，金庸即已宣称“本报乃民族主义者”。整整40年后，金庸悍然有‘记者学军’之宏论，实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化。
金庸此论，即使确有讨好官府的动机，相信也不是主要的。
而‘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与‘法西斯蒂’相差也仅一线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庸已经有“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的宏论，似乎与世纪末他在西湖的谈话一脉相承？
大不相同。
80年代，金庸虽已认定“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但金庸更同时强调“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并不坏。就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老板。
  多一份《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多一个凯瑟琳·格雷厄姆这样的老板，‘水门事件’就不致被掩没真相，尼克松总统只好滚蛋。
  60年代初的香港，只有《大公报》《文汇报》，而没有金庸的《明报》，或许大饥荒引发的‘逃亡潮’就会被视为子虚乌有。  
1999年，金庸重复了前一层（‘私器论’），而刻意遗忘了后一层意思（‘向外争取’），这才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新闻自由”的伟大结论。
1990年，“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充分，……在报界工作了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这类事情，还不曾经历过。”，这话也是金庸说的，见于《诸子百家看金庸》。
前后短短九年，何致自相矛盾至此？
或许，与19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有关。
当时，金庸是这样说的：
“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於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我自觉对于‘民族主义’已经很不感冒了，但在99年‘使馆事件’中仍是有些坐不住，况且金庸这样老牌、顽固的民族主义者？
老头子脾气很倔的，他笔下的两位丐帮帮主，多少都带金庸的一点影子。洪七公，在他的武功，“只有九指神丐的独家武功，却是向前俯跌。只因他的武功刚猛绝伦，遇强愈强。……决不随势屈服，就算跌倒，也要跌得与敌人用力的方向相反。”（三联版《射雕》411页）萧峰，在独闯‘聚贤庄’，“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便没细思后果。”（《天龙》782页）
金庸说“如果有人强迫我做什么事，那我绝不会屈服的。”细考他一生行事，这话还真不是自吹。遇到强迫，金庸如洪七公，“决不随势屈服”，甚至也会像萧峰，“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
至若他面对柔性攻势表现如何？那就不敢恭维了。
1999年，金庸也许感到他的国族受到了威迫，有人想让她‘屈服’（“美国…要迫使中国…屈服於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终于‘蛮性发作’。
金庸1999年的讲话，不排除有讨好官府的用心，不是主因。我更愿意用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来理解金庸的转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突出的…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金庸说要‘向军队学习’，李泽厚2001年重弹老调，也谈起过：“是‘压倒’了嘛。战争说什么启蒙？……军队里面讲什么自由民主？军队就是服从命令打仗。……”（《浮生论学》126页）
金庸对民主自由，有坚持，但不坚定。好在，毕竟时代不同了，等民族主义情绪平复后，金庸并未继续‘择善固执’。
2004年，金庸接受《外滩画报》问访问，说是“ 以前我们办《明报》，……那时( 言论) 不可以这么随便，但是批评（港英）政府是可以的。”
2009年，他接受大陆《时代周报》采访，又说：“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金庸晚年，其言其行虽多有反复，毕竟还不曾如余秋雨张艺谋那样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不是那么严重的。并且也曾以行动卫护过香港的言论、新闻自由。2003年，他对记者讲起“我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说过，你们大错特错，……二十三条的立法是大错特错的。我反对二十三条的立法，所以我跟他说，‘七一’我要上 街。后来官方派人到我公司来，说查先生你不要上 街，您的意见我们会马上向上反映。我说，既然你们把我当朋友，朋友的话你们愿意听，那我就不上街了。”
再例如，20年前毅然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金庸自己是这样说的：“在政治上我是不妥协的。如果我和政治妥协的话，我现在肯定不是单单是一个作家了，可能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大企业家。……后来我选择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人劝了我很久，而且江 当时也邀请我访问北京，我不去。对历史事件我是不妥协的。……所以我觉得，在大事大非上我是有自己的主见的。”——是有些自我美化的成分的，可也不算过份失实。
差堪庆幸的是：金庸的民族主义，毕竟与‘法西斯蒂’隔了一线。

剑影秋歌

老年人总是要犯点糊涂，其实在我辈看来，明报时论与金庸武侠俱已臻不朽，其余一切，何必汲汲。

童志刚

所论基本公允。事实证明：金庸不是神，当然也更不会是天使。

杨林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既慷慨，又悭吝。
大方的要死，小气的要命。
——————————————
说的都是如何大方，有没有小气的事？

网事情缘

明报时论如何当别论，武侠么，我毛估估，再过10年，也不过再添一“平江不肖生”而已。

楼主好文啊！

闲云

好文. 犀利,客观,有理有据.

金庸晚年确实是名利心重了一些. 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 就如毛晚年说过的一句话,"人老了总想身后事". 而且,金庸实质上是文人与商人的结合体,本来就有精于算计的一面,不能以纯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 比如他年轻时有志于做外交官,50年代曾专门从香港去北京找乔冠华,听乔介绍,必须先交代本人及家庭历史,再接受训练改造云云,金庸权衡之下,决定放弃. 当然这个决定还是英明,至少避免了文革劫难.

李大兴

金庸先生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大约是韦小宝，他自己也颇有韦小宝的精明。

showcraft

又见国重兄大作，问好！

夏加坤

金庸视《明报》如子女，望她独立，长命，有出息。
、、、、、、、、、、

这个比喻不恰当的，金庸的儿子年纪轻轻的就自杀辽。

showcraft

汗，夏兄这话说的，即便如此，又不失金庸不想他独立，长命，有出息。

心中有刀

  ...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二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三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
    ...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四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五   ...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 ！）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六  ...   
     冯其庸先生预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著并驾齐驱。” 这种说法，金庸信吗？
     ...

一切，交付给时间。
                                                                                                                  2010、5

补记：...
刘国重 发表于 2010-10-6 22:34

刘兄：

看得出你对金庸的感情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对他的小说由衷地喜欢，在文学评价上也打了高分，但对他晚年的一些举动又有些失望，略感纠结，所以谈及许多问题，往往用问句来收尾。

其实，金庸当年回应王朔的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包括“八风不动”的问题，金庸本人并没有标榜他自己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境界，只是说那应该是一个高素质的文化人应该追求的。今天我们批评金庸的时候，也难免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并非我们不懂那些道理，但我们总有点做不到。类似的情形是，你经常可以看到呼唤宽容者并不宽容，倡导民主者也并不民主，而鼓吹简静无为者，更是骚动不安。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谈到对名和利的态度，可能我们也都想只品评他人而尽量绕过自己——追求名和利到底应不应该，是不容易看着镜子回答的。

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我并不觉得是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作协会员里有不少庸人、俗人，但确实也不乏出色的作家，金庸的加入（哪怕只是名义上加入）提升了作协的档次，对作协不无小补，对金庸则无甚损益。公平地讲，加入作协对提高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没多大帮助，但好像也不应该造成什么妨碍，如果那位作家真的会写作的话。把加入作协看成胡闹，甚至看出点卑鄙无耻来，似乎也做作了。

金庸的政论文章，大都是提倡西方式民主的（尤其早年），但他自己经营管理明报的时候，对下属却始终大搞家长式的专制。所以，晚年时金庸提出“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云云，并非改弦更张，只是把他早就在香港坚持和实践着的思想在大陆口头表述一次而已。

谈到武侠小说的发源，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的确影响很大，不过现在这部书已正式重版，还是有人买、有人看的，有刀也读过它。古龙提及的王度庐的《铁骑银瓶》（还有被李安翻拍成电影的《卧虎藏龙》）、朱贞木的《七杀碑》等，我也都看过，论文学价值，这些小说比金庸小说差远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武侠小说“未入流”或入末流，实际上只是中国大陆解放后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不全球通行。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普遍不读武侠、侦探和科幻小说，也看不起这些小说的作者，跟欧美出版界的风气截然相反，金庸在中国长期遭受来自作家和批评家的群体性嫉妒，也算一种中国特色，当然，对金庸本人来说，那也是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待遇。

近年来，冯其庸、严家炎、陈墨、孔庆东等人努力挖掘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力捧金庸，金庸嘴上说过誉了，心里却喜极。我相信，陈墨写的每一本书金庸都是认真看过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不是么？何况这位知己果能从自己的作品里看出那么多精妙绝伦的东西来，金庸高兴一把，喜欢他点评一把，也在情理之中。

夏加坤

汗，夏兄这话说的，即便如此，又不失金庸不想他独立，长命，有出息。
showcraft 发表于 2010-10-7 10:18

金大侠的儿子查传侠1976年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了，享年19岁，明报1991年才卖。
这个比喻会刺痛金大侠的。
如晴天霹雳，金大侠当时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有一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
甚至想到阴世去和儿子会面，要他解释这个疑问。

showcraft

11# 心中有刀
孔庆东比较跌份，钱理群对金庸关注也不少。

刘国重

去年，一位网友，宇航兄，曾推荐燕谈。昨日，showcraft 兄又命我来此学习，就过来看看，顺手发张烂贴。

感谢朋友们捧场。

‘独立，长命’那句，写的时候，确实没想到査传侠的问题，现在看，似乎很容易引发不好的联想。

金庸品格不高，也不算低。我对他确实很有香火情。但如果他天天讲月月讲什么‘学习军队’，那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好在不是，偶一为之。

此文之后，又写了篇帖子，两贴合在一起，基本代表我对金庸其人的观感。

以‘道德’的名义！——从黄永玉、金庸谈起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曾国藩



一



    我不懂画，既乏常识，更无修养。

    看不懂咋啦？看不懂，也跟着瞎看。

    没有什么能阻挡，俺对美的向往……

    因为热爱沈从文先生的文字，也就连带着对沈先生的表侄黄永玉先生有非常好的印象，对他的人，他的画，他的文。

    2006年，在天涯网，闪过一个稍觉触目的标题，《黄永玉,你为什么不脸红?》，犹疑了老半天，想：这张帖子，打开，还是不打开？

    这是个问题。

    黄先生也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要是曾做过什么不太光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虽然也不是不可以谅解的。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打开了这张《不脸红》的帖子。

    读了不到一半，我乐了！

    绝妙好文，不忍独享，贴过来，与朋友们共赏：



   “是的，他太富有了。富有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然而，那些财富都是他个人的。他不会拿出一个子儿给他毫不相干的人，包括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他是否想到了他的家乡还有几十万人没有摆脱贫困？……他是否想到了还有很多孩子在为几十元的学费发愁？……他是否会跟他们提起凤凰黄河乡的老百姓至今没有干净的水喝？……看来,性格和人格真的是两码事情,艺术作品的价值跟创作主体的道德情操也并不相干。……”



      多年以来，我也被这“叼着烟斗，踱着方步，笑微微”的老家伙给骗得苦！原来在我们有史以来这最大的盛世，区区凤凰一小县，就有“几十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很多孩子在为几十元的学费发愁、老百姓至今没有干净的水喝”，且是由这个老头儿造成的，至少，他必须对此负责。

      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读这张《不脸红》的帖子，之后，一年，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又出名了！

      2007 年8月13日，“湘西州凤凰县沱江大桥，塌了！刚完工的一座桥，还没正式通车，就在支架大部分拆卸完毕的时候，突然全部垮塌了。奇怪的是，桥墩里看不见钢筋。截止14日中午，已有22人遇难。”

      不用想，我也知道：肇事者，还是黄永玉！几十人遇难，不拿老家伙抵命，已经够客气了。怎么也该抄他的家，把他的藏画，还有那‘万荷堂’拍卖，卖得钱来，重建大桥！

     大桥倒塌后，又一年，沈从文和黄永玉的湘西，更出名了！

     2008年9月初，湖南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因数家非法集 资企业无法还本付息，不少集资者聚集在企业门口，一度造成交通堵塞。自04年到08年6月，湘西州【注1】集资高达70多亿元，涉及企业40多家，整个吉首市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参与了集资。  

     罪魁祸首，必是老黄！不抓起来，是不行了。关他个十年八年的，让他成天画啊画，什么时候卖得钱来填满这几十亿的窟窿补偿了所有集资者的损失，什么时候放人！

     


二



     黄永玉，与金庸，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公报》的老同事。

     50年后，2003年，黄永玉谈起金庸，“我觉得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

    将黄永玉所言，与金庸另一老友沈君山的话，对照而读，较有意思。

     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沈君山教授致词，说金庸最佩服的人物其实是范蠡。【一】范蠡拥绝代佳人西施而功成身退，归隐江湖；【二】范蠡‘亿则屡中’，聚财无算；【三】范蠡还曾为‘帝王师’，教导勾践如何‘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不但恢复了故土，并且还问鼎中原。沈教授可惜金庸只实现了前两个理想，对‘世无勾践刘邦’着实感慨了一番。

     查良镛早年的职志，应是从政。我对政治家并无彻底否定的倾向，自古及今，都有政治家，虽是少数，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有想法，也有事功。只是，盱衡当年情势，即使查氏仕途顺遂（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世事无绝对啊），也无力根本改变‘X亿人民不斗行吗？’的大局，除了在下民眼中更风光些，难有什么作为的。

     是的，应该可以更风光的。盖因‘官本位’思想深入国民骨髓，在许多人眼里，再大的文学家，成就也还不及一个七品芝麻县长。

     查良镛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则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查良镛从文，比从政，更有价值。

    查良镛终以小说家名世，很偶然。他的写作武侠小说，更偶然。

    也许，阴差阳错，金庸被推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其它文学类型，实难容纳金庸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在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夏济安先生就有这样的意愿了，“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夏济安读罢《射雕》，决定放弃，“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三



       黄永玉受非议，偶尔一二次。他的老友金庸，才称得上‘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傅国涌《金庸传》出版后，质疑查先生的品格，蔚成风尚。

       愚以为：‘道德’与‘文章’，不能也不必划等号。中外古今，作品比人品伟大的文人，多了去了。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07年6月，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的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14年。

       归结到金庸，他做的每件事，自然不能令每个人都满意。其言其行，可訾议处，亦多。然而，从已知的资料考索金庸的生平，像昆德拉这样出格的行径，似乎他还不曾做过。　　

      我看金庸其人：小德有出有入，大节无亏无愧。　　　

      作人如此，已经够了。再作苛求，实无意义。

      读过保罗·约翰逊 《所谓知识分子》，看看卢梭、卡尔·马克思、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这些个世界顶尖的知识分子的私德如何，回头再看金庸，您会发现一位天使。
      罗素，是金庸最佩服的四位近世历史学家之一，那就先看看此公德行，“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金庸还没‘财迷’到这份上罢？ “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八十了），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金庸也还不至于‘得瑟’到这种程度罢？
      《所谓知识分子》一书，发掘表现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阴暗面。好在，它的作者，比较有一种‘平常心’。第一章节，《卢梭：有趣的疯子》，保罗·约翰逊即已坦言：“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如今的网络时代，巨细无遗无孔不入，而金庸几十年来又一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人物，古今其他文学家——尤其古代文学家——之所以让人感觉更纯洁，未必因为他们比金庸高尚，而是金庸接受着更细密更严苛的‘切近的考察’。

      他自然不是‘道德完人’，要说‘道德败坏’，金庸也不够格的。

      对于金庸这样的没有重大道德瑕疵之人，总应抱持‘恕道’，不要把人老往坏处想。否则，以同样的高标准审视自己，我们又何以自存？何以自处？

      别人不好说，说我自己，我应该好像也许不是生性邪恶，有心无心，也不是没伤害过他人。既有此自知，当然赞成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可以被宽恕的”，认为此论最是平易通达。


四


      金庸的婚姻，也常为人诟病。

      金庸离过两次婚。据说，第一次，人负他。第二次，他负人。第三次婚姻，维持到今。

      金庸离过婚，有朋友以此质疑金庸的品行，真是奇怪。

      是否可以说：凡离过婚的，一定比不曾离婚的品性更坏？

      离婚后的朱枚女士，晚年生活据说不是很宽裕。某些网友的‘道德优越感’不禁油然而生，网友‘六道之决’就对金庸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表现甚是不满，我于是问他：“假设哪天您发达了，混得不是一般的风光，而阳光、温度、水分又很合适，您绝对不会喜新厌旧？‘绝对不会！’——您自己相信吗？”道兄答我：“老刘，我的贴子中多次题到一句话，多情不绝情，风流不下流，如果我有一天平了此生志愿，风流是必然的，但喜新就一定要厌旧吗？就一定要玩离婚，我不会，就算真作了，我也不会让那个人吃亏，让她安定而非贫困，更不会不理不管，这就叫多情不绝情，反观金，如何？……”

     可惜，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肯接受‘负心人’的‘理’和‘管’的。您倒是想“让她安定而非贫困”，对方不接受怎么办？  

      作为局外人，细节是不能全知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要把自己想像得那样全知全能如耶和华。

      朱枚女士的葬礼，金庸没去。于是，又犯了某些人的天条。我想，葬礼仅是一种仪式，金庸参加了，不代表他真的思念她。不参加，也不代表金庸绝情寡义。

      金庸参加了，表演了，声泪俱下了，让观众深受感动了，这样做，‘道德家’们就满意了？
      为什么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把人逼到那样的虚伪？
　   须知：虚伪，才是最大的恶德。

      金庸在婚姻上表现，确实不够好，像大多数所谓的‘成功者’一样的‘不够好’，终于还是演出了‘富易妻’的老戏码。确实很不厚道，至于说‘缺德’，算不上的。

      同样喜新厌旧，而【一】离婚，再婚。【二】不离婚，入花丛。可否断言：一比二对妻子更公道、更尊重？她一定生活的更幸福？

      倪匡、蔡澜就曾当面联合嘲笑金庸在男女关系上的放不开，倪、蔡没离过婚，也无自杀的子女，因此，比金庸更道德？

      什么？您的私生活比金庸更清白？

      您倒想要不清白，也得有那条件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是‘有道德’的，我们的‘道德’，却多是‘未经诱惑的道德’。设身处地想想，要是您混到金庸那份上，一定、绝对、100%地律己更严？如果不能确定，不如趁早噤声。

      自己一旦当官，也不敢保一定不贪，如此，可不可以骂贪官？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们是纳税人啊，我们购买的每样商品都已经含税了，是我们养着他，而他的举措，在在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就像家里雇了个厨子，您自己不会做菜照样可以批评指摘他的厨艺，更不能接受他揩油太多，一个鸡蛋花您二十两银子。

       公民与公仆，私德与公德，是有区别的。　
　   您与莱温斯基如何如何，是二人私事，由不得他人瞎三话四。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不是私事，全美国都可以骂他。



五



      在第二次的离婚过程中，金庸长子查传侠自杀。对这种事，该当抱持‘哀矜而勿喜’的态度。刚看过一篇文章，某次金庸小说讨论会上，曾给金庸作过秘书的杨兴安先生，在台下跟人谈起台上的金庸，“不快乐啊不快乐，儿子自杀，他活得很累啊。”老先生已经够痛苦了，还要再以‘道德’的名义，往他旧伤上撒盐？金庸有德无德、德高德薄，暂且不说，您自己的道德，在哪呢？

     查传侠的死到底与父母离异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但有朋友好像很清楚的样子。太崇拜这种人了，当年查传侠远在美利坚，死前心态如何，这些朋友怎么知道的？

     就算父母离异，是查传侠自杀的唯一原因。无奈许多事是不能预知的，许多人闹离婚，其中也有子女自杀的，难道是父母成心逼死自己的孩子？

     或者我们可以一口咬定：凡有子女因种种原因自杀的离异父母，一定比离异而子女健在的父母品质更坏？

      查传侠非正常死亡，他爹就没品了。那杜甫、李贽、曹雪芹、马克思的孩子还活活饿死了，又怎么说？

      

六



        据说，‘音乐是唯一不带罪恶的感官享受’ 。如果不只唯一，还有唯二、唯三，那应该加上绘画与文学了。

       杰出的乐者、画师、作家出世，整个时代皆为之生色。  诚如老约翰逊博士所言，‘卓越的智慧禀赋，才是至高无上的福祉；每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对这样的人中龙凤，应由整个社会来奉养礼敬，以香花，以珠玉，以宝络。   

      虽说‘文穷而后工’，致令杜工部半生饥寒、曹雪芹‘举家食粥’，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民族的光荣？

      随着画廊、版税制度的引入，艺术家们可以养活自己了，并且能较为优裕地生活，这样的时代的进步，应该为之欢喜庆幸，不作此想也倒罢了，且以道德的名义强迫他们捐钱，有脸吗？要脸吗？



七



       狗，比猫，大。

       捐，比不捐，好。

       捐了，是‘积德’，没捐，也不‘缺德’。合法收入，如何支配？捐与不捐？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似乎不劳他人操心。

       管好自己的钱袋子，有能力，有意愿，您自己多捐点。

       当您质问‘黄永玉，你为什么不脸红’的时候，‘沱江大桥’正在施工，您那么关心热爱家乡和家乡人民，为何不盯牢这桥？这不，全打水漂了，包括您在内的‘家乡人民’的血汗钱啊。重建，不是还得由本已贫困不堪的草民埋单？

       那篇讨伐黄永玉老先生的檄文发表的同时，‘吉首集资’，如火如荼。行有余力，您可以查查是什么人在上下其手，致令几十万家乡百姓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深层问题不解决，黄永玉先生就是把老命捐出来，顶用吗？



八



       金庸，倒不只是文学家，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资本家。

       按理说，逼着劝着哄着资本家出钱，更具正当性。

       有些同志，咳咳，不是我批评他，实在是目光短浅，头脑简单，只会算经济账，不懂得算政治账，喜滋滋地接受资本家的捐款，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啊？

       不用太多，如果有十分之一的资本家，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样，生前捐出近半死后捐出全部财产，那有多可怕？

       资本家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还有没有说服力了？全世界无产者，再怎么联合起来？我们将赤旗插遍全世界，要等到几时呢？

       明白人还是有的，在比尔·盖茨宣布不留财产给子女的当日，就有网友一针见血，揭穿其险恶用心，“X养该死的比尔·盖茨，为了维护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连自己亲生子女的死活都不管不顾了，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又做了点加工）



九

      

       无论黄永玉还是金庸，都不是没捐过钱，都没少捐过钱。

       黄永玉曾入“中国慈善排行榜”。

     （我所知的）金庸捐款，累计已超4000万。先是给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万，后来又拿出310万人民币给家乡嘉兴的一所中学盖了座图书馆。他花费1400万人民币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后来没去住，捐出去了。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1004万元人民币。

      金庸，对自己都有些刻薄的，“一天三餐俭朴无华，一碗米饭、一盘青菜、或一小盘其他菜。用餐时，若不小心在餐桌上掉了一粒饭米、或一片菜，他都要用筷子夹起来吃了。”【注2】

      拿出四千万，不够？

      还要怎样？还得怎样？还能怎样？

      捐款！捐款！捐款！

      不捐，不行；捐少了，不行；捐多了？捐的地方，又错了！

      黄永玉捐钱不少，给凤凰的少了？总归是不能让某人满意，于是就骂，就问人‘为何不脸红’！

    ‘他，太富有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生在凤凰、与您同乡，是多么大的罪孽？必须拿、拿多少巨款出来才能赎净洗清？

      那些动辄质问“你为什么不脸红？”的大人先生们，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脸红的。

      不要脸，没脸，既不会红，也不会不红。

      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在大陆，出了多少盗版书？金庸损失了多少版税？出版梁羽生所有著作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指出，“金、梁二人的作品在过去数十年，在香港、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发行量，正版加上翻版、盗版的，可能达到7亿本。其影响力之大，可说无远弗届，不知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

      金庸，欠这个社会一分钱？

      闲着没事，我也曾悬揣某些道德家的心事：是不是把他的财产全部交由您来支配，才合适？是不是捐到剩下的财产跟您一样多，或者比您还穷，您才满意？

      断言某一（ ！）个人一定有什么想法，那是胡闹。但是，对某一种社会心理作出判断，不算冒险。确乎有那么一堆人，自以为多么的有道德，以此为凭藉，对他人身上轻微的道德瑕疵盯住不放，甚至，进行‘道德讹诈’。

      鲁迅说他老家绍兴，有“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 ‘粪帚’通常以竹子制成，不意到了今日，‘道德’也可以拿来做成‘粪帚’了。

       挥舞‘粪帚’，器宇轩昂、意气风发，“别惹我啊，我可是有道德的！”呼啸成群，气势汹汹，‘足令勇士却步’。

      他们，真可以约请欧阳锋做代言人了——不是金庸笔下的欧阳，是王家卫镜头里的‘西毒’：

     《东邪西毒》影片开头，欧阳锋独白，“很多年之后，我有个绰号叫做西毒，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我不介意其他人怎么看我，我只不过不想别人活得比我更开心。”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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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湘西州下辖吉首、凤凰等8县市，州府设在吉首市。

【注2】这是一篇表彰金庸捐款义举的文章中的几句话，这种文章，通常会有些夸张，不可全信。要之，不都是假话就是了。

showcraft

国重兄折杀我了，我在燕谈学到不少，故而不敢藏掖桃源。
你的金庸小说文论功力有目共睹，妙文正应共赏。金庸小说我当然如痴如醉过，可惜的是自别高中，就甚少接触武侠了，实难有可以商榷之己见，唯有拜读，见谅。

刘国重

呵呵，问sh兄好。

其实，这十几年我也很少读武侠小说了，金庸的作品每年倒是会拿出来再看看。

陈平原先生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几乎把旧武侠小说读遍了。这一点，我很佩服的。

打死我，我也做不到的，实在读不下去。呵呵。

showcraft

呵呵，人得精力有限，当然要读最好的，目前看来当然是金庸，怕也难后有来者。看得出国重兄的知识面挺宽的，除了武侠，也可以发些其他题材的大作啊，我还蛮期待的。我个人是历史看的多点，晚清民国，英美二战等。

心中有刀

...陈平原先生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几乎把旧武侠小说读遍了。这一点，我很佩服的。...
刘国重 发表于 2010-10-7 14:35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写得很差，研究的对象是陈芝麻烂谷子，研究的结果还是陈芝麻烂谷子。我没搞明白，那么多出色的新派武侠小说就摆在眼前，陈平原为什么不看。

可能他没看懂吧。

宇航

欢迎刘兄的到来，在你那里看到不少奇思妙想的解读，我读的东西杂，对武侠有种少年的憧憬。另外金庸小说，或者武侠小说不少也是反应现实，诠释人性，但是又改变不了多少现实社会的人文问题，反而影视上的走红在加剧了社会的浮躁，

刘勃

国重大哥也来了。握手。

夏加坤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写得很差，研究的对象是陈芝麻烂谷子，研究的结果还是陈芝麻烂谷子。我没搞明白，那么多出色的新派武侠小说就摆在眼前，陈平原为什么不看。

可能他没看懂吧。
心中有刀 发表于 2010-10-7 15:08

《千古文人侠客梦》，有刀说写的很差，偶就不看了。

去意无边

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苛求金庸的，金庸像个老顽童，要玩点什么，很正常。他的大节倒还是可以的，当然因为他有条件。倘若他在内地，恐怕也难说。

eric

除了“纯属臆测，绝无凭据”，我看还该加上一条：故弄玄虚。无谓的、莫名奇妙的感叹实在很讨人嫌。
认真读点金庸先生的著作，或许可以让你多学点上下文的各种链接手段，免得一、二、三的让人觉得连接词的匮乏。

刘国重

问好宇航、挖土二位老友，握手！

刘国重

陈平原先生那本书我个人感觉还不错。

很扎实。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大家都盯着新武侠，而对旧武侠完全无视，似乎也不妥当。

“参差多态乃是一切幸福的本源”,罗素这句名言凭仗王小波先生的揄扬而更为国人所知.岂止“幸福”?泰山不辞抔土，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切学术要发展,要壮大,皆须鼓励而非扼杀这种“参差多态”。

刘国重

认真读点金庸先生的著作，或许可以让你多学点上下文的各种链接手段，免得一、二、三的让人觉得连接词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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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鄙人的‘连接词’确实‘匮乏’，只希望不要打翻一船人。

一二三的写法，不必然就代表连接词的匮乏。

我是跟金庸学的，学的不好就是了。

金庸不少长文章都用‘一二三’的写法。例如《韦小宝这小家伙》。

对了，问一下：

您自己到底读过“金庸先生的著作”没有啊？

童志刚

请教下刘先生：关于金庸的出生年份，似乎有1923、1924、1925等不同说法，我因为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到金庸属牛，所以从25说。刘先生认的是24说。不知道这方面有否比较肯定的材料？

心中有刀

陈平原先生那本书我个人感觉还不错。

很扎实。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大家都盯着新武侠，而对旧武侠完全无视，似乎也不妥当。

“参差多态乃是一切幸福的本源”,罗素这句名言凭仗王小波先生的揄扬而更为国人所 ...
刘国重 发表于 2010-10-9 15:05

刘国重兄：

跟你小小地抬一下杠啊。

（1）陈平原的那本书确实扎实，因为那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共同特征之一。
（2）虽然新武侠已经铺天盖地，陈平原仍一意盯着读旧武侠，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总得读出点什么来吧？可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并不能让人对旧武侠产生兴趣。小夏决定信有刀一回，不读这本书了，我很高兴。
（3）“参差多态乃是一切幸福的本源”，有理。反命题同样有理——“参差多态乃是一切不幸的开端”。

刘国重

童兄：

生年问题我也很困惑，感觉24年更可信些，但是仍不确定。

刀兄：

彼此看法不同，并且表达出来，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不觉得吾兄在‘抬杠’。

对《侠客梦》，我的评价是‘中上’，不算太好，也不太糟，还可以啦。

平原先生为这本书，几乎把旧武侠小说读遍了。这一点，我做不到，确实很佩服的。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