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苗

匹夫这个称呼，是很奇怪的，到了匹夫有责，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褒称，至少是在和天下兴亡连起来了之后，做了匹夫，也了不得的光荣了。可是，查查词典就知道，匹夫是一个多义的称呼，一句“老匹夫”骂过来，就好比被骂成糟老头子一般，叫人丧气。以这个可以被用来骂人的词义引申开去，匹夫一定要翻译成今语，最确切的，就是屁民，用同音转借，屁夫是最贴切的了。一个国家的天下，或者说，一个王朝的天下，和屁民屁夫是什么关系？顾炎武说天下的兴亡是匹夫有责的，用今语讲，就是屁夫有责。清兴明亡，顾炎武已经也沦为屁夫了，对着一个强迫自己留辫子的新朝，想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屁夫也是天下人，天下亡了，屁夫也有责。不是屁夫的时候，顾炎武不能负责，至少是皇帝不想叫他有责和负责，皇帝上了树，顾炎武变成屁夫了，就有责了，先是对变成屁夫有责，再就是屁夫对王朝的灭亡有责。这里面的悲情其实很能体谅，亡国奴啊！同朝同种的，看着明朝就此亡了，归咎于谁，这份亡国亡朝的绝望已经不能解脱，唯有连自己都指责进去才能表达。
在顾炎武那里，天下兴亡是具有特定的涵义的，他以至死不失明节，不食清禄，行了他的亡国奴的屁夫之责。而且是在自责的情况下，颇有点不属于他的责任都揽过来的味道。以他坚持着做亡明臣民的臣节，说着屁夫有责的悲情豪语，还是应该加以理解的。
问题是，今天往往在滥用这个典故。
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被一个政党绑架的时候，亡党即亡国地编造着兴亡危言，然后，一边屁民屁民地骂着，一边在作孽过多危及统治的时候，叫嚣着天下兴亡，匹夫（屁夫）有责，这不仅是强奸民众，更是强奸古人，奸尸都公然做着，还要说屁夫有责是爱国情怀，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恶心的？

李兆苗

老先生，我没有不同意你整个对于匹夫有责的看法，复社负起责来跟明皇朝最后灭亡的最后之责负不了是不矛盾的。我说的是顾炎武在明灭之后有自责情节，而且还可以理解。我不想卷入老先生已经卷入的权利之争，我只是谈谈我的看法。
说到某党以“执政党”的身份，滥用匹夫有责，老先生立即跳到了抗战，这两天不知道哪方蹦出的，正好提到一件事，说的是河南42-43年大饥荒，饿死上百万人，国军不救灾，依旧征粮，河南百姓就帮着日军打国军，日军打败了国军，拿缴获的粮食救济河南饥民。这样的历史，用不着说亡党与亡国很难分的，老百姓（匹夫）分得清清楚，也不是那时期的“友党”所能煽动的。怎么教育孩子？先要把这个事例里面的关系理清楚，才能教育，是吧？

李兆苗

河南42-43年大饥荒，饿死上百万人，国军不救灾，依旧征粮，河南百姓就帮着日军打国军，日军打败了国军，拿缴获的粮食救济河南饥民。
呵呵，很煽情。
是这样吗？
半醉汉 发表于 2011-2-9 20:27

文章摘自《快乐老人报》2010年9月23日 原题为《河南农民为何围追堵截打国军》

1942年河南大旱，数百万人饿死。这样的惊天大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见死不救；一方面催缴军粮，致使百姓怨声载道。1944年竟然出现了汤恩伯数万人反被缴枪的惊人一幕。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陕西入河南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让张高峰出离愤怒的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大公报》。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大旱与人祸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他立即奔赴河南，想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被河南如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时代》周刊，在美国引起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蒋介石称被蒙蔽，要整顿这件事。

蒋介石真的不知情吗？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民心的反噬

不过，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的蒋介石，还是派出了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一到河南便开会宣示了“中央旨意”：救灾、军粮是两件事，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农民举着猎枪、菜刀，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