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短评一束（工作+灌水）

杜雅萍

说明：一套文选，主编要求每篇文章配百十来字的导读，第一次干这个，不能太愤青，又不能剧透，绞尽脑汁，努力炮制中，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哈。ps这本选集非驴非马，我写导读的这部分文章没有啥规律可言。
贺卫方：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2011）
卫道者的利剑或许无法刺破无边的铁幕，但那一道寒光能照亮人心。这封信文字行云流水，逻辑环环相扣，说理清清楚楚——终于见到本土大状的雄辩好文，国外许多大法官的陈词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汉语同样可以将法制精神的灵魂、法律人的追求准确呈现。
马英九：
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2009）
这是一党党魁、政府首脑向知识分子示好、为民众垂范的经典演讲。知识分子对台湾转型居功至伟，台湾从亚细亚孤儿，经历过台北红玫瑰，转向现代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与之相应，其领袖文章文采飞扬，不避历史，着眼现实，放眼未来，无八股老迈官僚气。
陈乐民：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2007
具有怀疑精神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经历过痛苦后有反思，有创见，有开拓，负重前行，一方面整理经验，做减重的工作，一方面收纳，积累以待后人。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知识分子，从李慎之先生开始，重新接续五四以来未完成的思想解放的任务。如今，为李慎之先生写祭文的陈先生也已仙去，他们的工作远未完成。
谭伯牛：
邵飘萍因何而死（2007）
教科书上的新闻界抗暴先驱，原来是一个首鼠两端，拿人钱财不给办事的小人，看起来是无冕之王，却原来早将良心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作价卖掉——交易时再次违反规则，只不过他得罪了更霸道无赖的人，丢了卿卿性命。古人云恶人自有恶人磨。邵飘萍做有偿新闻，张作霖用军权泄愤，前者私德有亏，后者损害公权。


邓野：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2005）
深明大义、投向光明，这种教条的解释无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及复杂的人物，乱世军阀，在夹缝中求生存自有一套泥鳅术，傅作义如此，其他武人一样并不都是大老粗，政客同样要挂几幅面孔，因为多样性与种种微妙，历史才值得玩味赏读。

余世存
中国劫
2万多字的文章，名人名言至少有一万，铺陈过甚，败笔太多。该抒情时他引经据典，该讨论时偏偏抒发情怀，关键的历史细节一笔带过，道德调子单一而高亢……如果将罗嗦的理论解释删去三分之二，拧干湿答答的道德高论，加上若干扎实考据，庶几可观。余世存从利维坦写到中国困境，中间涉及的人物太多了，逻辑有点绕，总结说就是中国百年得左右之弊，以致人心大坏，精英到大众，共同组成中国颓局。极权之重思想该负几成责任？作者诚笃之心可鉴，观察问题亦算敏锐，读书用功至深，文字颗颗正确，但，太正确太端庄，知识分子还是回到大地吧。（注，交给主编的是另一版，呃，你懂得~~）
野夫
余震延绵的大地（2008）
从小角度切入，一层层展开，引发心灵震荡。土地、公共资源、侵权与维权，城市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基层组织、村民、上层政权，各种利益、冲突、妥协，纷繁复杂。天灾让作者出现在乡村，用平实的语言描述基层的真实运作模样，真正的改变，从切身感到地震的人开始，从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开始。

爬坡王

文章大都看过，有此合集，查阅方便，特别是配上这么靓丽的导读，必须买的！

杜雅萍

梁启超
收回干线铁路问题（1911，署名“沧江”）
1911年清廷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 直接影响十几省商民权益，一时商民怨气直冲霄壤，保路运动由之而起，包括立宪派，对清廷内阁彻底失望。数月后，辛亥革命枪响，清廷迅速垮台，梁启超此文从政治、财政、民生、法律四方面驳斥“铁路国有”不宜行，为保路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文献。
学与术（1911）
1905年，清廷废科举，学子一时间没了方向。一肚子学问，无法卖给帝王家，八股文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屠龙术，于是，学人纷纷改宗西学。梁启超此文，高扬智识，辨析理论与操作层面的关联，此处之学，已经不再是道德文章，而是近代科学原理，此处之术，也已置换为可以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方法论。用今人的话说，梁启超呼吁智识阶层能下苦功夫，学真本领，做有学有术有益于国民之文。
康有为：
孔教会序（1913）
设立孔教会、倡导读经，民初守旧者欲挽西进狂飙，原本激进的变革者不过十年，反而被贴上守旧标签，可见20世纪初思想政治变动之巨。康有为将孔子学说归为宗教，余蓄至今不绝。

章太炎：
驳建立孔教议（1913）
1913年6月19日，袁世凯下令各省“尊孔祀孔”，康有为等人设孔教会助其势，作为古文经学泰斗，章太炎针锋相对，从学理上驳孔教说背离孔子学说，并从四方面申明孔子的思想文化价值。虽然章太炎反对建立孔教，但他倡导读经，与五四之后激进青年相比，可算作“尊孔派”。


黄侃：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911年7月26日汉口《大江报》，署名“奇谈”）
1911年，还是新军的愤青黄侃忧于国事，在报上发几句牢骚，汉口《大江报》登了几篇“尺度很大”的文章，湖北当局下令查封报馆，捉拿报人，舆论大哗。已经宣布预备立宪的清王朝，又搞起了文字狱，因几个青年荷尔蒙分泌过盛的情绪话刺激，钳制舆论、迫害文人，立宪原不过是空头支票。不久后，武汉新军起事。湖北当局的颟顸坐实了黄侃“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的断言。

杜雅萍

多谢爬坡兄支持

花间对影

如果将罗嗦的理论解释删去三分之二，拧干湿答答的道德高论，加上若干扎实考据，庶几可观...
杜雅萍 发表于 2011-5-22 00:03

同感~~~
平平写得好！

杨林

吹笛在湖北

读书有感言，可以编书还可以卖钱。好呀！

元一

楼主上班就是读写这些有营养的文章，好生羡慕。想起自己上班都做些垃圾工作，泪奔……

杜雅萍

林觉民：
与妻书（1911）
怜子如何不丈夫？林烈士这封绝笔书，情意缠绵，读后感彻痛彻。家中有娇妻弱子，依然慨然赴死，全因胸中浩然正气激荡，国事败坏，改革无望，若非政治空气压抑到令人窒息，读书人怎会弃笔从戎，放弃小康生活干掉脑袋的勾当？世上最动人者，莫过巾帼扬威与铁汉落泪。
杜亚全：
个人之改革 （1914）
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革时代，外在的器物、制度、文化要变，个人同样要与时俱进，现代化需要现代人，需要现代的心灵、知识，早在1914年，杜亚泉已经提出社会进步赖于个人完善。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崇尚理性的保守主义者，与抱残守缺的守旧派完全不是一回事。
严复：
说党（1913）
党非佳物，古代君子不党，不愿为利益与气味不投的人形成组织，以此保持个人独立性。现代宪政以来，组党成为必要之选，退而求其次之下，严复推崇美英两党制。但国人尚无现代宪政的经验，最好的证据是走马灯一样的政党与口号，如何组织政党参与政治，不仅是严复们关心的问题，同样考验我们
《民约》平议1914
《社会契约论》在教科书中有崇高地位，在严复看来，这部名著动于情感悬意虚造，绝非佳作。早年学人对外来和尚，有评议、分析、批评，严复此文，接蘖卢梭“天赋人权”思想的乌托邦属性，并预言若在现实政治中强调不差等的“平等”，乱人国方能从之。民初学人对浪漫主义政治理论不以为然，可惜，这种保守的声音被狂飙的浪潮湮灭
吴虞：
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
吴虞凭这篇文章，被誉为“只手打破礼教的老英雄”，礼教吃人，说的是大家族对人个性的束缚，在礼教森严的家族中，自由、独立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变革就首先从打破桎梏开始。吴虞深受旧式家庭之苦，而从他后来生活历程来看，他终身未摆脱旧式家族生活影响，在自己反对的家庭制度中，被专制主义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

tian295

出手不同凡想！

傻瓜也快乐

林觉民：
与妻书（1911）
怜子如何不丈夫？林烈士这封绝笔书，情意缠绵，读后感彻痛彻。家中有娇妻弱子，依然慨然赴死，全因胸中浩然正气激荡，国事败坏，改革无望，若非政治空气压抑到令人窒息，读书人怎会弃笔从戎，放弃小康生活干掉脑袋的勾当？世上最动人者，莫过巾帼扬威与铁汉落泪。

喜欢这段
平平加油
完工后一起去威海

去意无边

要像平平那样读书。这是不可能的。
“铁汉落泪”动人，“巾帼扬威”不光是动人。

杜雅萍

蔡元培：
洪水与猛兽
民初，旧有社会习俗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年轻人个个趋新，旧势力则严阵以待，蔡元培一方面乐见洪水冲毁野兽把持的破败的世界，一方面担忧洪水猛兽将整个文明世界摧毁。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最为激进的共产主义一统天下，中国最终还是滑向老成者最担心的境地。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1911）
从中日甲午战后，新学之势汹汹，旧学受到质疑，被拉下圣坛，并一步步退守，从1902年，梁启超等人筹办《国学报》开始，“国学”一词渐渐成为时髦话语。1911年，罗振玉、王国维办《国学丛刊》，却在序言中申明学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之说，乃人类共同财产。王国维此说对中西新旧之争，可谓釜底抽薪。
《流沙坠简》序（1914）
“二重证据法”的代表作《流沙坠简》，在二十世纪历史学、简帛学、考古学、制度史、经济史等多个领域研究中，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经典著作，还开创了中国“简帛学”研究的新局面。地下资料与文字资料并重、强调实证原则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史学传统，敦煌文书、汉墓简牍、明清档案的发现，不仅仅丰富来了古史研究资料，也促使史学向强调科学化客观化发展。

陈寅恪：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以这十个字为王国维做盖棺之论，同时也夫子自道。后学会诵此十字者多矣，然曲学阿世、放弃专业精神、背离知识诚实原则之事层出不穷，可见知行合一之难。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
“哲学”本是西洋之属，由日语转译过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是中国现代用西方学术范式构建中国思想史体系的第一次尝试，冯友兰的研究，更为专业与细致，有很多见解与胡适书不同。陈寅恪将冯友兰的研究方法概括为“理解之同情”，这一原则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经典、思想、人物的评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用西洋术语及哲学史写法完成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是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必读书。陈寅恪的报告建议“速行刊布”。冯友兰用西洋话语方式重解中国思想史，陈寅恪对此有所保留。他用宋代新儒学的例子说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杜雅萍

多谢xdjm的鼓励，兄弟我稽首啦。

花间对影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以这十个字为王国维做盖棺之论，同时也夫子自道。后学会诵此十字者多矣，然曲学阿世、放弃专业精神、背离知识诚实原则之事层出不穷，可见知行合一之难。
杜雅萍 发表于 2011-6-11 21:04

的确，有几人真能领会这十个字？又有几个人能知行合一？更有可笑的，嘴上挂着陈寅恪，却把丁春秋当成贯彻这一精神的表率，真可以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哈~~~

ironland

文字不光行云流水，且有正见。平平的才情让人羡妒交加。

杜雅萍

陈序经：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1933）
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一直处在中西问题讨论的靶心，论者多认为他过于偏激，教育问题是，陈序经秉持一贯主张，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一样，必须通过全盘西化来实现现代化，从当时情况来看，中国化已经被证明应抛入历史垃圾堆。要特别说明的是，陈序经的“西”指的是经过现代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洗礼的欧美国家。
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1936）
乡村问题乃是困扰中国百年的问题，现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大势所趋，乡村建设理论扩大工业化的弊端及中国特殊国情，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中国的农村依然一步步走向破败。陈序经此文，堂堂正正，不做事后诸葛亮似的幸灾乐祸之语，从理论到实践说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之不可行，除去文章本身的理论价值，但从驳论角度讲，不失为辩驳文章的典范。

丁文江：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1934）
1934年福建事变后，汪蒋通电全国，申明救亡图存之际，中央与地方应以统一、建设为念。由此引发知识界关于民主与独裁之讨论，丁文江支持蒋廷黼的论点，认为四万万群氓实现专制比民主更容易！丁文江的远期目标与胡适等人一样，乐见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只是考虑当时内忧外患交困的局势，须从现实出发。这种设计理论上讲不失为持重稳妥的方案，可惜20世纪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渐进机会。
再论民治与独裁（1935年）
中国历来不缺道德至上、高蹈空疏的清流，这类人最不爱看脏兮兮的现实，用理想的乌托邦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丁文江是实在人，他的思想纠结于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之间，从现实角度而言，丁文江认为当时在中国谈实现英美瑞士的制度，过于奢侈，而在苏俄与国民党之间，他更倾向于国民党，由衷希望知识界可以以好意帮助这个可以带领国人抗战的政府走向民治。
《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1933（见花城社2010年版《丁文江集》P169）
1933年，中国共产党还未壮大，不过借助严密的组织，已经开始渗透地方，并有相当影响。丁文江此文评析马克思思想、提醒中共党员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成为苏联的棋子。丁文江断言中共党员没有去过欧洲，未能领回马克思思想三昧，又不了解国情，起而革命，并不容易。事实上，革命容易，难的是革命之后的善后。
我的信仰（1934）
中年人持平之论，新青年一代从荷尔蒙旺盛的年纪来到阅历丰厚、持重平和的年龄，丁文江的文章以平实务实著称，所贵者在一个“诚”字。此篇中，丁文江回答了自己不左不右、选择执中之路的原因，如何调整理想现实、远景与道路的关系，丁文江既不放弃高远的理想，又不放弃沉重的责任负担，任重道远，即此之谓。
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1933）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后的产物，中国文化只有天下而无国家概念，于现代国家政治形态更是茫然，辛亥革命以来，内战频仍，国民政府疲软无力，蒋廷黼认为当时尚未完成建国，谈专制与民主尚早。从理论上说，这种论调过于工具理性，从现实层面说，蒋廷黼的观点是稳妥且务实的。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1933）
举国高呼民主讨伐专制时（包括各类若大若小的政治团体及手握重兵的军阀无不高举民主大旗），有限专制提法可谓逆天下而动，丁文江与蒋廷黼提出在内忧外患、政府组织能力稍弱的现实中，宜经过一段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书生论政容易误国，保守稳健的声音又容易被误解，尤其是激进为王道的时代里，理性的声音容易被当成靶子，悲夫。

陈之迈：
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5）
汪蒋通电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下，中国政治不会走向意大利、苏联道路，知识界的共识是，当时中国国民政治素质多在“阿斗”的认知水平，基于此，中国政治走向何方？此文是对持续两年的民主与政治讨论的总结与综述，最后，陈之迈提出了他的观点：我们只求先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因为我们认定“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是“救亡图存”的基础。

杜雅萍

多谢地铁mm

老程

余世存那书还出什么劲啊？

杜雅萍

老程大哥，这只是我的偏见哈，阅读口味非常个人化的，有人喜欢麻辣的，有人喜欢清淡的，酱紫。这是一组文章的短评。

杜雅萍

张素民：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
中国向何处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走什么样的路径才是最优选择，关心国是者莫不着眼于此，20世纪30年代曾有工业化与农业化之讨论，张素民经济统制的设想在1949年以后得到实践。新中国前两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与张素民的观念暗合。20世纪在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强国往往被认为比富民更重要。
杨幸之：
论中国现代化（1933）
杨幸之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从生产到分配，跨过已经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一步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杨幸之是早期中共的理论家，在现代化讨论中，发表不少文章，可以说杨幸之的主张，反映当时中共宣传的重点。
张佛泉：
民治气质之养成（1935）
古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民治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民治的基础在有民治素养的国民愿意参与政治，民治气质养成的基础在于当政者允许国民表达与批评。张佛泉此文不在批评庸众如何无知，而是呼吁当局放松管制，给民间社会更多空间与自由，此为实现民治的第一步。
王造时：
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1931）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两党纷争，王造时追本溯源，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梳理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民初国共两党的发展情况，对国民党组织涣散批评尤其到位，他指出当时国民党既乏明确的现代的政治理念，又没有改造基层的实践。对于智识阶层流于空疏学风，王造时批评毫不客气，中国近代的落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智识没能发明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相应的文化生态。此论至今仍不过时。

西瓜

平平辛苦。这么奇奇怪怪的文章都得去啃去评。跟书打交道的人真不容易啊。

杜雅萍

呃，这些文章不奇怪呀，相对来说，比现在报纸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

杜雅萍

陈布雷：
告黄埔同学书（1927）
被称为“文胆”的陈布雷，生前为蒋介石首席御用枢密，他为蒋介石起草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这篇《告黄埔同学书》。1927年，北伐战事受阻，蒋介石被迫下野，愤懑、不甘、无奈，无处发泄。潜龙在渊，必须有所作为，又不能授人以柄。蒋介石发迹于黄埔军校，与黄埔军校渊源极深，从政治策略上说，通过告黄埔同学书表明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期许和政治抱负，既显得真诚又不失稳妥。一年后，蒋介石夺回权柄。

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
蒋介石受理学影响，服膺曾国藩，其新生活纲要中，礼义廉耻来自宋儒之学，蒋介石将其改头换面，变成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方针。民国已降，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维系社会运作的传统礼教已成丧家之犬，人心惟危。新生活活动纲要看来十分美好，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提供了实现这种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其时政府因专制而被诟病，在此背景下，政府首脑呼吁百姓以德为要，醉翁之意一目了然，明智乎？

汪精卫：
自述 （1934）
“民国以后，比民国以前复杂得多”，汪精卫一生可谓传奇，毁者誉者皆有论据，汉奸之名更是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辛亥之前，汪精卫凭一支笔，宣传革命，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内斗，书生输给军人，这一结果似乎是一种象征，预言了中国现代史其后几十年的命运。
瞿秋白：
多余的话（1935）
钱穆先生《师友杂记》中，少年瞿秋白带领同学反抗校监，俄乡留学经历，更容易让年轻人左倾。若四海清晏，歌舞升平，瞿秋白很可能是为朋克或摇滚青年，成为一位左翼文学家或诗人。历史无法如果，大时代中，再多“多余的话”都无法挽回一段过去，无法挽回卷入革命齿轮的无量头颅无量血。

李新苗

跟书打交道的人真幸福啊真幸福~~~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楼主姐姐是个才女！

杜雅萍

殷海光：
民主的试金石（1955）
民主理论有多高深，民主社会有多神秘？殷海光说保障人权、坚持个人本位、非威权的精神生活，便可判断是否民主社会。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因鼓吹政治转型受到限制，然而越是受限，殷海光的反抗越是坚决，他的追随者日众，知识分子因言论而坐牢、流放，激起更多不满与抗争，这些都是当局未曾料到的。
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1960）
殷海光先生用在文中提出“党毒”之害，独裁政党既无法兑现统一之诺言，实力不济空喊口号，便对人民多加控制，钳制言论、限制自由，不仅如此，党治更能毁坏人心，迎合之便能升官发财平步青云，求独立自由者则处处受掣肘事事难办。尽管如此，仍有热爱教育者能顶住党治压力，为保存“可怜的学术自由”做消极的抵抗。
自由的伦理基础（1965）
哈耶克（原文殷海光译为海耶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之一），早在上世纪40年代，潘光旦等人已经注意到他，1953年，殷海光翻译《通往奴役之路》，后来殷海光回忆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篇文章亦是香浓的咖啡，提神醒脑。
沈云龙：
黄克强与陈英士（1959）
民初肇基，国事纷繁复杂，武昌首义之后，临时政府并无能力统摄全国各种政治势力，遑论手握重兵的北洋袁世凯。革命后，国家向何处去，政府如何运转，军饷从何处出，千头万绪，沈云龙此文纪念民初两位实干型政治人物：黄兴与陈其美，通过两人民初的活动展现共和路之艰难。沈云龙擅长写人物传记，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过一组政治人物传记，资料扎实，持论平实，结集为《现代政治人物述评》，收入其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丛刊》。
徐复观：
学术与政治之间1956
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被称为新儒家，亚洲四小龙崛起时，新儒家一度很流行，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学术与政治如何分野，在传统儒学中，这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西方宪政民主理念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新儒家，主张让学术归于学术，政治归于政治。徐复观先生这篇文章，重在讲明学术与政治各自场域及价值取向，并申述混同二者的危害。传统儒学关照社会的各个层面，新儒学则将儒家撤出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大势所趋而非主动），造成余英时先生所说无所依附的“游魂”局面，于此，新儒家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杜雅萍

郑家栋：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牟宗三被誉为“最具原创力及影响力最大的新儒家”，其《五十自述》近似心灵独白，一气呵成，感慨国破家亡后天地茫茫灵魂无可挂靠的惶恐，全文充满隐喻与象征，虽是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却能折射出断裂时代下个人的焦虑。“世界病了，我亦病了”，郑家栋先生这篇文章从《五十自述》切入，拈出牟先生学术与人生对立紧张关系的关键词，孤独是全体人类的困境，疏离是现实生活造成的无奈，悬置则是哲人孤标傲世的悲凉。在另一篇文章中，郑家栋说：“在某种意义上，牟宗三先生其人其书，确实成为了儒学存活于当代的某种见证，但这是思想与观念的见证，而非历史与实践的见证。”
冯克利：阿隆和“意识形态的终结”（1998）
雷蒙阿隆是巴黎高师的教师，他与萨特构成20世纪下半页法国思想的两端，萨特游走于繁丽浮华的巴黎思想时尚圈，阿隆则自居“介入的旁观者”，用理性对抗乌托邦的赌博。萨特与阿隆都属于法国，因为有柏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雷蒙阿隆这一系谱，法兰西民族得以阴阳调和，法兰西文化能够自觉抵抗消费时代的平庸、扁平危险。相较于萨特，阿隆在国内名声不响，知识分子与民众不能靠鸦片过日子，冯克利先生这篇文章系统介绍阿隆生平及思想，用法兰西的理性改良我们的文化土壤。

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1966年8月，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下达指示：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应该向“红卫兵小将”提供所管辖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红卫兵小将”按图索骥，心安理得、大义凛然地批斗殴打“阶级敌人”，短短一个月，仅北京市被殴打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者上千人，这个8月，被称为“红色八月”。太平湖已被填平，人子心中的伤痛，恐怕难有痊愈之日。所以才要纪念，好让记忆不被轰隆的机器声湮灭。

爬坡王

主席同志，您这书啥时候能出来？

杜雅萍

紧锣密鼓炮制中，大概10份或11月份吧。

杜雅萍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1983
    朦胧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具穿透力的艺术形式，诗为心声，多年来被压抑的、被扭曲的心，终于可以通过诗歌诉说衷肠，食指、北岛、顾城，还有遍布各大院校的诗社及地下刊物，是青年人追逐的热点，象征着美与自由的缪斯女神吸引着所有敏感的心灵。1983年初，兰州《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文章从艺术观角度高度赞赏新时期涌现的新诗群，艺术观新颖大胆，辞彩飞扬，与那个时代一样，充满青春的生命力。这篇文章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光明日报》）合称“三个崛起”。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1921）
    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72革命党战死（后查明共有86位烈士死难），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此地改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1921年，邹鲁请孙文为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作序，时值北伐开始，孙文坐镇桂林，序言中孙文表彰了先烈的革命精神，鼓舞战士继承烈士们遗志，为共和奋斗！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1930）
此文针对“整理国故派”（主要是史料派），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的“所以是”，这个科学方法即唯物史观，郭沫若自信自己的新著将成为《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由此，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转为中国社会史，主要参加者有：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读者杂志》先后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四辑，同时许多刊物上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使论战形成高潮。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1937年7月17日）
    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战还是降？论实力，中国在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及战争准备方面远远逊于对手，国民党内部并不团结，如果不战，民心必失，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声明，表明中国政府态度：希望和平，不求苟安；准备应战，绝不求战。失控的战车无法刹住，中国军民以一寸江山一寸血的代价，坚持了八年抗战。
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兴起发展、办学理念、教育理想、大学规模、改革实践，此文均有涉及。教育乃一国兴衰的根本，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教育必须提供现代化的教育。一位合格的教育家必须既有理想又有干才，蔡元培认为，大学不是职业技校，而是将“学生从统治者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具有慈爱、同情，并为学生提供保护的地方。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抗战开始，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合办西南联大，强强联合，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拥有最豪华教授阵容的学校。1945年抗战结束，闻一多撰文回忆抗战期间任教的点滴，包括参战问题、学术与政治的问题等，闻一多寄希望于能识大体的青年学生，认为解决了政治问题，自然有人会回归学术。不久闻一多遇刺，他万没想到，政治与学术，一直没能彻底分开。
萨孟武：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使用明清小说做资料，分析古代社会生活。萨孟武先生是其中翘楚，他的三本小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理趣兼备。这篇文章应《中央周刊》之邀写成，为专栏第一篇，从梁山泊的阶级构成（主要是流氓）、经济生活（消费而非生产的共产主义）、伦理观念（重义不重孝）来看，梁山泊与中国社会伦理及最大众的社会大众愿望违背，失败是必然。水浒英雄被当成农民起义军歌颂是后来的事，萨孟武文中，梁山泊里没有农民。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战国策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特别的一派，推崇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为思想孕育提供机会，是民族复兴不可错过的机会。雷先生认为《左传》代表中国史学的最高成就，《史记》则是中国伟大史学消亡的铁证，之后中国便进入静止如止水的状态。欧洲的战国时代从1850年开始，经过一百年已经有衰败的趋势。梳理中西历史，意图在利用中西交汇的新战国时代，完成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转型。
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
因《野玫瑰》得罪当权文艺理论家，陈铨从文学史、思想史销声匿迹，很少人知道他是上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三大主将，陈铨此文用德国经验与中国经验作纵向比较，陈铨认为中国处在“战国”时期，推崇“集体主义”，用“理智主义”作“民族主义”的内核。五四运动摧毁旧道德，却没能建立起一套积极向上、奋进务实的有利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陈铨建议向德国狂飙运动取经，开始一次新的启蒙运动。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上世纪90年代，有“国学热”，学冠以国字号，变得暧昧起来，是宣扬传统文化，还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王小波推崇理智，认为理智为“伦理的第一生命线”，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有理性，知识分子才能保证思想的独立，不盲从、不自我阉割。以“国”字号为招牌，想做帝师、搞某家“独尊”，会陷知识分子于不幸。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躲避崇高》发表后，王彬彬写了此文，批评文坛和知识界明哲保身、世故油滑的习气，主张精神世界须为崇高、情怀留一席之地，并为书生气叫好。中国文坛去需要去政治化，去掉意识形态的枷锁，但须记得过犹不及的道理，伟大的作家，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打底，当务实占领务虚的领地，精神世界将荒芜一片。
陈丹青：鲁迅与艺术
    艺术家写的文章，感性迷人。表彰一副杰出画作，最好的方法是配一首十四行。陈丹青说朱光潜宗白华的艺术评论看不下去，报章上的学术论文，书架上的艺术理论，大部分在糟蹋艺术。艺术家的评论则不同，有血有肉，读之彷佛看到作者对偶像表达倾慕之情。稍觉不妥的是，陈丹青似乎太爱鲁迅了，因为热爱，所以感情饱满，同样因为热爱，理智稍嫌不够。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文革后，史学界开始反思唯物史观的适应性，当时通行的唯物史观有很多教条，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五个阶段论等，这些教条严重束缚了历史研究、历史人物评价，桎梏着人们的思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破方法论教条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一环。黎先生此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如何成为教条，历史应是各种合力的结果，用“人民群众”的空洞概念创造出的“历史”，离真历史有不短的距离。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士志于弘道，任重而道远”，所弘者乃“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本文梳理了从古至今道统与治统的博弈过程，并拈出“颂圣传统”产生的主客观环境。这一传统在建国后一支独大，乃至进入新世纪，面对巨大灾难，却有文化人冒天下大不韪“含泪劝告”，写全无心肝的文章，肉麻者前仆后继，无耻无极限，才说得出“做鬼也幸福”。基于此，资先生重提启蒙，意在唤起知识分子沉睡的担当意识，理直气壮弘扬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自救兼救人。

王晓明：“人文精神”论争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出走”：或离开故土到大洋彼岸，或离开学校转投商海。知识分子内部对自身价值产生动摇，反崇高的世俗文化趋于低级趣味，文化艺术没有创造力，这篇文章所述即此背景下梳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没有对个人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没有对过往精神遗产的宝爱，知识分子将一直处于缺钙的状态。
（咆哮版：骗稿费的坑爹的学术腔，读着真忒么累，值得讨论的应该是学术问题，人文精神是价值观的问题，好吗？那些会议根本是骗钱的。知识分子认同困境，真能扯啊，木有人文精神，木有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保护，木有对过往文化的宝爱，木有独立和专业的追求，知识分子个屁？！）
朱大可：谢晋模式：当代电影的图腾和衰变信号
    将没达到经典标准的作品请下神坛，是评论家当仁不让的责任，朱大可在艺术批评方面，艺高人胆大，这篇文章批评谢晋电影内容格式化、思想浅薄，人物平板，缺乏永恒的人性力量，这些电影可以是成功的商业电影，却不能称为先锋电影或艺术电影。之后，谢晋和他的拥趸不甘示弱，朱大可又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谢晋及中国电影的衰变病症，详见《逃亡者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