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温州乐清一个文化流氓匡超人的发迹史。这个超人，家境赤贫，但好读八股时文，于是偶得县太爷赏识而成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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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儒林外史的都知道，匡超人是因为“孝行”——服侍瘫痪老爹——被清官知县李本瑛（理本应，道理上应该这样做官）举为案首，并向学政推荐，得以录为生员

匡超人是被儒林里的风气沾染为流氓的，在入儒林以前倒是实践了儒学，入了“儒林”后反而学了一肚子的坏水。作者在这里的寓意极其深刻。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脉络写得很清楚。匡超人老爹临死前遗嘱：“功名毕竟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得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就比如本朝的很多学者，入学读马列前倒还存点天地良心，后来顶了马列的大帽子却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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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奏销案》

还在辛亥革命取消了大清帝国存在的合法性以前，追究满洲的崛起和开国的历史实相，在清末民间学者文士中间，已经蔚然成风。著名的如章炳麟（太炎），因为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不仅指名骂清帝，更直斥满清列朝一贯伪造历史，于是身陷囹圄，也激发学人纷纷考索明亡清兴以来的近代史。随着满清帝室化作紫禁城的囚徒，民国政府照例开馆修胜朝史，意味着清史研究解禁。于是由努尔哈赤叛明到隆裕太后同意清室退位那二百九十年的所谓近世的各种历史积疑，很快提上考史日程。

号心史的孟森（1868—1937），便是民初清史研究的先驱。这位江苏武进人，在清末留日学法政，显然注意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关于满清史的争论，回国后颇热衷于“改专制为立宪”的运动，民初成为章炳麟、张謇等江浙共和派的圈内人物，当选为众议员，参与起草宪法。民国三年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解散国会，他也淡出政坛，转而以清史学家现身。作为清末民初投身政治改革达十年的过来人，从政期间又有中外法学、财政学、比较研究的多种著译，他把眼光投向胜朝史，初出《心史史料》（1914），继出《心史丛刊》（始出于1916年，连出三集），考论都属清初朝野就疑莫能明的事件，却能因小见大，令人对他的史才史识刮目相看。例如关于清初科场、哭庙、奏销三案的考证，至今仍是研究清初文化政策史的一个起点。

特别是顺治末康熙初的奏销案，当初清廷借拖欠钱粮即所得税为名，整肃南国四民之首的士绅，各省被革除功名、抄家没产、捉拿拷掠的举贡生监乃至在职文官，多达成千累万。尤其是人文荟萃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诸府州，稍有田产的士人，被一扫而空。后来太平天国占领苏南，鼓励佃农包括租佃发家的二地主或富农，“租田当自产”，那政策的前提也是要田主按规定期限向天国军政当局登记领凭，较诸二百年前满清奏销案打击江南士绅的政策也算温和。

然而正如清亡五年时孟森《奏销案》所指出，清初的这一巨案，清朝官修史书绝不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引文据中华书局1959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所载此文，下同）。于是孟森不辞辛苦 ，爬梳清人笔记十余种，参照清代官方史传透露的相关信息，清理出湮没已久的这一巨案的历史概貌。其后清史论者，提及奏销案，大抵袭用孟森此文。例外的只有邓之诚，述及此案仅引《清实录》顺康二朝三条上谕（见氏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顺治之始基”章，该卷1955年初版），史料为孟森未引及，述史却比孟森含糊得多。

可以理解邓之诚的含糊。他称江南奏销案为“有意抑制绅衿”的大狱。但其书刊行于主流史学已称清廷与士绅冲突是“狗咬狗”性质之际。那时批胡适历史观正方兴未艾，清代的经史考证已被判作犯了“为历史而历史”的原罪，谁愿充当注定挨枪打的出头鸟呢？

麻烦在于马克思曾经强调“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孟森所以享有近代清史研究开拓者的令名，一个原因就是他承袭清末章太炎一派的学风，憎恶满清的专制主义，却每论一人一事，总先广搜清代官书和私著的相关记载，从中探寻时地人事的原貌。他的判断未必可信，但他的多数论文，即使他的批判者也无法置诸不理。

例如《奏销案》，在孟森也许只想厘清清廷何以发动而后自讳其事的矛盾。没想到时过五十多年，引出一种批判，指责他不懂清廷对江南士绅的政策转变，更不理解此案的历史意义甚至大于明清易代，因为清廷的这一措施，表征着“近古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封建地主中最腐朽的身份地主阶层趋于没落而平民地主地位则趋于稳定”（见《论清初奏销案的历史意义》，文载《中国经济问题》1981 年第一期）。此说还有晚明史论者附和。当初我见此论，不禁目瞪口呆，想不到满清征服者对江南文化界几近毁灭性的这场打击，居然蕴含着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且按下不表。犹忆早年师从陈守实先生学习中国土地关系史，曾向陈先生请教满清八旗制度在入关后的变异。陈先生提及江南奏销案，要我去看看清初叶梦珠的《阅世编》。我知此书仅有“上海掌故丛书”刊本，却没能索阅。直到去冬忽见来新夏点校本（中华书局2007年9月版），亟购通读，这才发现它堪称清初奏销案的一份详细记录。

作者叶梦珠是上海人。据来新夏考证，他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尚在世，享年七十左右。他明言“予为亲友所累，亦在奏销之列”，并对时过十五年即康熙十四年清廷准予纳银开复“青衿”，而自己无力捐纳而遗憾。这标明他原是松江府或太仓州的生员，在奏销案中被革除功名，垂老乃属白丁。

《阅世编》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才由上海通志社据松江图书馆所藏钞本刊行。民国五年孟森撰《奏销案》一文，不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笔记，不足为奇。足奇的倒是前揭批孟论者及其附和者，都在上海任教，却对如此重要的上海史料毫无所知，只知随着所谓政治主旋律的调门起舞，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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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不值一文钱”

这一篇继续讨论前篇重提的清初江南奏销案的问题，重在厘清事件的历史实相。

江南于顺治二年（1645）经过清军残酷屠杀而被征服。清廷随即宣布减赋，复科举，以收买民心。然而清廷任命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原是洪承畴收编的“太湖水盗”，却为搜刮财富，制造抗粮案，斥革生员，似乎与清廷唱反调。据说他还暗通郑成功，“欲以地叛”，被清廷罢官，于顺治八年冬上吊自杀。（参看《啸亭杂录》卷七、《清史稿》疆臣年表五。）

然而唐代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明中叶丘浚，更说江南税粮大半出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特别详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根本原因就在江南从来是列朝政权赖以生存的粮源、饷源和财源。满清统治者并不傻，知道不给江南民众“实惠”，它靠武力征服取得的成果是不稳定的。但它正在继续内战，它的权贵很快学会了贪污挥霍，它不能容忍“南蛮子”在利益攸关的财富问题上耍花招。两个事件使满清征服者改变态度。第一是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考官与考生勾结舞弊，使皇帝和满臣领教了江南无耻士绅的手段。第二是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出师北伐，苏浙皖赣各府州县四民纷纷响应，吓得青年皇帝准备逃回关外。前揭孟森的《奏销案》，指出这两个事件存在因果联系，促使满清权贵借奏销案对江南士绅由笼络变为打击，大体合乎历史实相。

孟森的缺点，不在于给奏销案正名不当或价值判断失误，而在于历史陈述尚有问题。他没有指出土国宝是“抗粮”名目的作俑者。他没有发现清廷迫使土国宝自杀却又采纳土国宝从经济问题入手打击江南士绅的策略。他没有查证事件策源地是否尚存第一手史料。他也似乎没有在意顺康间权力争夺对此案的影响。

这就可以补充说明，（1）奏销案由土国宝的土政策变成“国策”，有个转折过程。（2）转折过程是复杂的。顺治亲政初，岂能逆料丁酉（1657）南北科场舞弊、已亥（1659）郑成功北伐，对清廷的江南政策造成的冲击？所谓奏销案表明惩办江南士绅是满清一贯的坚定政策的说法，是臆测。（3）专制君主的心态必定影响“国策”。由顺治帝亲审科场案、闻报明郑围攻江宁后的狂躁表现，与不久他在临死的床上所颁“罪己诏”，忏悔自己亲汉疏满是忘本，可知他甫死，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便在江南制造奏销案并波及内地多省，岂非逻辑的必然？满洲专制者的心态史，正是陈陈相因的清史或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顺治十七年（1661）正月，即郑成功、张煌言的联军退出江南以后四个月，曾被江南（辖今苏皖二省长江南北地区）响应明郑的规模所震惊的清帝，任命汉军正黄旗人朱国治为江宁巡抚。这个贡生出身的新省长，到任后一面“以守寓战”， 在海边江口密设墩台阻挡郑军水师登陆，一面效法土国宝以追讨欠粮为名，对苏松常镇四府士绅挨户登记造册，向清廷题参，开列的要求黜革的乡绅和生员名单达一万三千余人（据《阅世编》卷六所录康熙初官方诸文献）。次年正月，顺治帝死，监护八岁新君的索尼、鳌拜等满洲四辅，即谕吏户二部“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见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和三月）。显然朱巡抚本人也面临“未完分数”将受处分的前景，况且他初疏参革的苏松常镇四府一县（加溧阳，是他亲往监督造册的江宁府属县）的乡绅二千一百余名，内多在朝官员，难保不伺机对他报复。

怎么办？据前揭《阅世编》，朱国治显然为了自保，“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哪知新例已立，成为各省必须照办的治法，“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

既然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末朱巡抚除了做出与满洲新主保持一致的姿态，岂有别的选择？于是他采取坚决措施，将他指名题参的四府一县在籍绅士三千七百人，予以拘捕，准备押解赴京，送刑部从重议处。但不知通过怎样的内幕交易，这年五月，康熙元年（1662）五月，清廷忽降特旨将已捕人士释放。那一年里在江南造成的恐怖景象，以及被捕名士的入狱情形，前揭孟森《奏销案》已有详考。

这期间，被朱国治列入黑名单的在职官员也多半没有幸免。当时江南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孟森已考证此人就是昆山人叶方霭 。他于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但次年被朱国治查出欠税粮值银一厘，合当时制钱一文，也被降调七级。同样情形的，还有《阅世编》所记太常寺官员张讱庵也欠税一厘被贬职，《郞潜纪闻二笔》所记翰林秦松龄因欠粮值银三分被革职。诸如此类例证极多，有人赞美这表明清初惩办欠税士绅的政策是坚定的。很好，但满洲八旗强夺民田民居并掠民为奴，怎么解释？

再说朱国治。民初修胜朝史的遗老将他列入《忠义传》，因为他任云南巡抚，拒不与吴三桂合作反清，被杀。但《清史稿》作者没有交代他任苏抚到滇抚那十年的行状。由孟森引用的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及其未引用的《阅世编》，人们始知此人除了江南奏销案，还是哭庙案的刽子手。他自知两案打击江南成千上万知识分子，难免兔死狗烹。适逢他爸或他妈死了，照例丁忧。但他是满洲旗奴，有服丧二十七天便可复官的特权，岂知他丧毕便闻清廷已另简江宁巡抚，他知将成两案的替罪羊，慌急中不待新抚到任，唯恐吴民找他算账，于是走为上计。清廷闻报大怒，先降五级，再革职为民。不过他到底善于钻营，在康熙帝亲政后，大约以被鳌拜罢官为饰辞吧，复出为滇抚，不料种下死因。“忠义”云乎哉！

然而朱国治与鳌拜这对满洲上三旗主奴都死了，却没有身名俱灭。他们作为满清一代敌视并蹂躏知识精英的首出“功狗”，已遗臭三百六十年，往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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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19-621），真是慨乎言之。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比方说上世纪末以来中华书局重版并增补的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不再强分“清代”与“近代”，不再拘泥是否名人名作，而取其可备“史料”一格，在客观上就是对“以论带史”的一种突破。同时各地出版机构也竞相刊印同类稗史笔记，内中颇有剽袭他人校点或者不学无知妄作的伪劣印本。那是学术普及过程中的必有现象。较诸以往多数学者被迫从《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抹煞原作出处的所谓史料汇编中找资源，却又每因难辨真伪而不敢征信，无疑提供了方便。重印或新出的笔记野史，篇前多附“点校说明”，绍介作者 与版本，更多是夹叙夹议的内容介绍。前述通病便在此类说明中有普遍体现。近六十年来学人不断“洗澡”，特蒙关爱的人文的社会的学者总被推到高温池心，不烫死也烫昏，即如效法乾隆、嘉庆间经史考证的纯学者，也重足而立，唯恐无心犯忌，陷入文网。于是校点古籍，序跋乃至注释，必须表态彰显“政治正确”，也成惯例。当然表态因人而异，有的勉强，有的就令人恶心。

近年常读海内重印或新出的清代笔记野史，除因校点伪劣（包括剽袭我早年校本却新增校排错误）而有误食苍蝇的感觉，还常因点校者牛头不对驴唇的“政治表态”而失笑。但有一点小小发现，即谢国桢、张舜徽诸贤均未勘破的，在晚清笔记中体现的满汉矛盾。

晚清的笔记名篇，论者必推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槤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等书。他们都是旗人，法式善籍隶内务府蒙古正黄旗，昭槤是满洲宗室并曾袭封礼亲王，福格则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三人恰好表征组成满洲八旗的三大族群，不必说三人的笔记内含同一满洲特权群体内部的不同族类取向。三人中福格最无名，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傅增湘藏稿刊布《听雨丛谈》，近代史家才知清咸丰、同治间有这么一位汉军旗人，他是乾隆晚年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英亷的曾孙，他做为没落贵族后代只能作幕为生，做过讨捻时期僧格林沁的山东行营总管，在僧王死后曾知莒州。

犹忆一九六0年初见《听雨丛谈》，对其中述满洲八旗原起颇感兴趣，但随阅《八旗通志》及清前期实录，便感福格述史肤浅。不想时过四十年，为备课重读此书，却发现福格对于满清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

当年我初见福格此说，未免诧异，以为他存内满外汉偏见而颠倒历史。及至沉沦为“牛”（毛式术语“牛鬼蛇神”的略称），百无聊赖，重读清代经史诸著，检出福格此说，考以所知清代史学史，始恍然，以为柳诒徵所谓“史权”说，并非谬论。即如在满清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族群复杂关系中间，体制内屈从满洲而文化上垄断经史的汉官（清代汉人涵盖被征服的胜朝各省居民），他们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如翰林院、詹事府乃至科道衙门，必定通过三十六计乃至更多的权术，捍卫本族本地利益，甚至仅仅为了替当权者内部政争表态。再经多年反复阅读满清正野史料，令我以为福格的说法，属于非权威的洞见。前引文紧接着有如下说法：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

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价，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敍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当代已无翰林院或国史馆，但达官贵人的“饰终之典”，尤其是讣告悼词的“评价”，字句必争，以至尸体累年不得火化。这常令人怀疑生错了时代，不知自己是否仍属十八世纪清帝的臣民？挣脱这样的奴隶心态，在五十六个民族组合的中华民族，那奋斗过程已逾百年。但我们的民族，有没有超出百年前清代翰林院述史阳奉阴违的尺度？看来仍属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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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机处

始设于清雍正朝的军机处，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被清廷废除，凡历八帝一百八十年，都是大清帝国的权力运作枢纽。

但很奇怪，清中叶后的官修政书，如《大清会典》的乾隆版，甚至不提军机处。直到光绪重修《会典》，才简单提及军机大臣的职责。因而人们欲知其详，不得不求助于清人的野史笔记，如乾隆朝赵翼的《簷曝杂记》，道光间梁章钜的《枢垣记略》等。他们都曾兼任军机章京，都留心军机处的权力结构，都提供了关于军机处的所见所闻异辞，却都旨在歌颂今上圣明。因而如赵翼那样有心揭露二十二史实相的考史学家，述及军机处的权力变迁过程，仍不惜使用曲笔。

当然，在清亡后十多年，由民国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于职官志、军机大臣年表均有绍介亡清军机处的专篇，但读后令人失望。那些篇章，首先缺乏历史感，回避了满清军机处体现的权力转折过程；其次缺乏民族感，抹煞了军机处体现的以满驭汉的偏见；再次缺乏是非感，将清帝通过军机处贯彻的尊君抑民的权术，说成今胜于昔的历史必然。

限于篇幅，例证仅举《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的说法：“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不含标点，短短六十五字，却涵泳了三大历史错误。第一，清沿明制设内阁，但满清在入关前后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满洲八旗王大臣会议，所谓内阁的前身内三院，其政治作用无非是政策咨询。第二，至迟在康熙帝亲政后，决策机构已转移到皇帝的南书房，“丝纶出纳”来自康熙帝信用的高士奇、徐乾学等汉大臣和索额图、明珠等满洲权贵。第三，康熙朝中叶发生的持续多年的所谓储位之争，无疑使康熙帝的个人心态变得更复杂，从而直接影响到康熙晚年决策变得捉摸不定。人们可以不同意孟森、王钟翰关于雍正夺嫡的考证，然而单凭反向的逻辑推论，不足以否定他们揭露的历史陈述本身显示的矛盾。

不管怎么说，雍正坐上龙庭了，尽管只有十三年，却在实现君主个人独裁方面，刷新了中世纪列朝的多项纪录。比如他建成完整的密折制度，促使内外大臣互相监视，而他在位五千多天，仅批阅过的密折便超过十六万件，平均日批三十多件，就使秦始皇“以衡石量书”即每天批阅一石重的公文竹简的纪录相形见绌，也使明朝永乐帝的特务统治的效应望尘莫及。缺点是他本人也成为密折政治的奴隶，致使他的子孙被迫改良，将批语简化成“知道了”三字或一个“览”字。其曾孙道光帝更听从盐枭首辅曹振镛的主意，单挑臣工奏折有字划不工的小毛病痛加斥责以显示圣明，当然较诸林彪要秘书代为画圈又显落后。另外一个破纪录的显例，就是创设军机处。

史称雍正始设军机房，乃出于用兵西陲防止泄密的需要。那是皮相之说。一瞥蒋氏《东华录》、萧氏《永宪录》，便可发现雍正即位后有两忧，一是他的众兄弟普遍怀疑他篡改康熙传位遗诏，二是他更担心支持他即位的禁军头目“舅舅隆科多”、拥兵自重的内兄年羹尧尾大不掉。当他左右开弓，阴谋阳谋兼用，打掉觊觎帝位的同父兄弟，又“怀疑诛忠”，囚杀隆、年二人，却哀悼唯一支持他的异母弟怡亲王病逝，同时又发现湖南山村教师曾静，竟想策动继年氏统帅西部大军的岳钟琪造反。种种偶然因素交织，促使雍正仿效其父康熙将南书房作为私人顾问班底的先例，于雍正七年（1729）在宫内始设军机房，挑选年幼弟弟和亲信满汉大臣入直。关键是雍正十一年，他任命指定储君即皇四子宝亲王“综理军机”。不想年余，雍正便龙驭上宾，宝亲王嗣位，改元乾隆。这个新君，尝过领军机的甜头，怎会舍弃乃父创设的私密性极强的体制呢？

于是，连同充当太上皇，乾隆帝通过军机处贯彻个人独裁意旨，长达六十三年多。一个效应，便是他晚年信用入直军机达二十三年的弄臣和珅，政以贿成，将国事即皇家事搞得一团糟。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死了，停尸大殿，做了三年傀儡的皇帝，突然出手，捉拿和珅并逼其自缢。不消说，他立即更换军机大臣，起先也仿效其祖，命其弟成亲王为领军机大臣，但随即发现这位老弟支持洪亮吉要求恢复君相共治，就以“非祖制”作由头，将他逐出军机处。

倘若因此断言嘉庆帝只知“守成”，也不见得。至少对于帝国枢密核心的军机处，嘉庆帝亲政的二十多年里，作过如下调整，或者可称改革：第一实现满汉平衡，任命的军机大臣保持满汉对半的比例。第二坚持内满外汉，领军机大臣必用旗人，他晚年曾用直军机四十年的汉臣董诰为首辅，却只看作文学侍从。第三强化秘书专政，雍正朝已设置军机章京。章京是满语军职助理的音译，相当于后世各级政府长官的秘书长。清嘉庆朝的军机章京，已经体制化，满汉各十六名，分班入直，而汉章京承担上谕之类重要文件起草，地位比承担满汉文件对译的满章京更重要。乾隆朝已出现满汉军机大臣讨好资深汉军机章京的情形。嘉庆后到清亡前百年，军机章京在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迄今未见清史学者讨论。那历史实相，只好期待新清史编者。

作为晚清权力运作核心的军机处，既然在嘉庆朝已形成章京们的实际专政，那么重读近代史，能不讨论晚清军机处的权力运作实相么？

自觉的梦游人

满汉双轨制

本文的题目，属于重读近代史所绕不过去的一个历史事实。

所谓满，当然指“满洲”。它是十七世纪初替大明帝国看守东北边疆的一个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叛明自立以后所定的“国”名。犹如稍后李自成、张献忠反明称帝，改国号为“大顺”、“大西”一样，在其“国”内，无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分原属满蒙汉或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朝鲜等族，统称“满洲”。因而它自始就是以部分满族军事权贵为核心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到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将原先的满洲八旗扩展为满蒙汉各八旗，仍然统称“满洲”。区别在于此后“满洲”内部，强调主奴之分，以自称爱新觉罗氏为核心的满人八旗权贵，常自谓满洲，以区别降附有先后的蒙汉各军旗人。但在满清征服全国之初及之后，被征服的汉回壮藏等多数民族，均以文化区分满汉。所谓汉化与被征服诸族恪守传统文化同义。


明崇祯十七年（1644），满洲僭主，多尔衮由明奸吴三桂引领入关，开始征服全国的过程。那过程很曲折，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8）“台湾平”，满清才在传统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或按传统称作实现帝国“大一统”。当然真正的一统帝国建设，还任重道远，要历雍正、乾隆二朝相继平定西北、西南少数族大酋叛乱，才得以实现。


问题在于满清由入关到逊位那二百六十七年的中枢机制，始终坚持满汉双轨制。


清史论著常常强调清沿明制，所指主要是“官制”。的确，中央政府由内阁六部九卿，包括翰詹科道组成的体制，清初与明末似乎一脉相承。然而正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责实，便可发现清沿明制，名同实异。例如晚明内阁权侔君主，而清初列帝就削减其权。康熙晚年敕谕均出于南书房。雍正初更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代替原属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通过发布上谕左右全国军政取向，这在乾隆初已成定制。


自乾隆到宣统一百七十多年，满清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军机处为核心。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谄媚君主的奴才总管，由恭亲王奕訢在咸同光三朝的浮沉史可见一斑。拼命挽救帝国的湘淮军头，曾国藩生前仅得协办大学士虚衔，左宗棠入军机数月便不安其位，李鸿章位列首辅长达二十年，至死仍无军机大臣头衔，均可见满汉双轨制在清亡前的效应。


满汉双轨制，是我对这个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特色的形容。那表征之一，就是至迟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驭汉，将中枢各部首长普增一倍，怎可说不是满清入主北京后的创举？


人们对于满清阁部的双首长制，在日常的权力运作，当然关注。遍查清史，却发现运作情形很简单。以执行政府职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例，通清一代均设满汉二尚书，满汉左右侍郎各二名，就是说每部有正部长二、副部长四，而且都强调族群出身，凸显以满驭汉。不待说，自清初立此体制，仅中央官制的阁部首长，人数便增一倍，况且满洲阁部大臣乃至卿寺官员，满人照例不问实事，却以监督汉人是否尽职为能，而且满洲大臣得以任职主要来自八旗子弟世袭的身份及特权，与汉大臣主要靠科举晋身的尺度，有很大区别。


就史述史，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注意，是很奇怪的。缘由或因忌讳民族问题。然而清末孙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与后来的大汉族主义乃至华夏中心论的反历史论调有可比性吗？

除了越无知越无畏的蠢货，稍愿知中国史常识的读者，至少会花点时间，一读蒋良骐、王先谦的《东华录》。假如连如此简单的满清编年史纪录，都没有耐心读完，那末彼辈无论在网外网上论史，只可视作胡言乱语，似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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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垂帘的合法性

  相传由孔子删定的《今文尚书》，内有《牧誓》一篇，说周武王誓师讨伐殷纣王，历数商王罪状，头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之前还引古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谓母鸡是不能报晓的；如果母鸡报晓，家就败尽了。自从汉武帝宣布“儒术独尊”以后，列朝所谓儒者们设计制国良法，便为防范妇人干政，绞尽脑汁，可惜多不成功。因为相传也是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又强调做儿子必须孝顺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岂能不听她的话？况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难不听母后摆布。自汉至明，太后干政乃至临朝称制，史不绝书。正表明孔子的统治术，早就二律背反，只能与时俱变，用来指导从政，非见风使舵不可。
  满清“祖制”，不许太后干政，另有历史缘故，这里不拟讨论。然而它在满洲统治全国二百年后，忽然被“两宫垂帘”所打破，出现两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新奇局面。这局面之新，在于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于“大行皇帝”的一名遗妾，竟依仗“母以子贵”的《春秋》故训，与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宫娘娘，并列太后而听政，这在满清诸帝关于孔子朱熹遗经的钦定解说里，也找不出踪影。固然时过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说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套用到所谓近代史的这件新奇事上，也觉凿枘。因为那段“两宫垂帘”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争论于前，再出现辛酉政变，而两宫垂帘听政，正是政变造成的事实。
  对于满清咸同之际（1850年秋冬）出现的新奇局面，我们的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大都非避而不谈，即含糊带过，尤其不从古典的或满清的“儒术”传统角度，直面它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这里不妨重述一点当年历史实相。
  咸丰帝于临终前遗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共同辅政。咸丰及其亲信，似已看出在他们远离帝都年余中间，政府的权力运作由恭亲王等操纵，形成了实际执政的核心。为防大权旁落，他们将恭亲王排斥在辅政圈子之外，并对野心勃勃的储君生母那拉氏进行防范。不料恭亲王与那拉氏早在暗通消息。待皇帝易人，那拉氏“母以子贵”，而肃顺等却因失去龙首而被迫承认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权力较量的态势便发
生逆转。恭王集团率先打出“正名”牌，由御史董元醇上疏，说是“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理由好像很充足，年幼的新帝离不开两宫皇太后（他们已知那拉氏成功地挑起新帝嫡母“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对肃顺等八大臣的疑忌）的呵护，而满洲皇族内部向来严分亲疏，作为先帝亲弟的恭亲王显然应居辅政首位，于是肃顺们“赞襄政务”的合法性
就有疑问了。肃顺们能打的，只有“祖制”牌，宣称“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
  然而，在专制体制内的权力对决，首重实力。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以后，恭亲王得宝鋆、文祥等帮助，恢复帝都秩序，而咸丰帝躲在热河不肯“回銮”，已使恭亲王获得僭主式的权威。他在咸丰死时遭到肃顺等排斥，反而使他赢得朝野舆论同情。《清史稿》肃顺传论，分析肃顺等何以变成辛酉政变的输家，以为毛病出在他不能与恭亲王“和衷共济”，暗示这矛盾终为慈禧利用，话虽不中，亦不远。
  前述董元醇首请两太后垂帘，无疑是恭亲王要夺取辅政权的一块问路石。而肃顺等借上谕予以否定，强调两点，一是“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二是说咸丰帝临终特召载垣等八人指为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如辛酉政变史的众多论著所说，这一驳，效应就是促使恭亲王决意支持慈禧先发制人，用突袭手段抓捕肃顺和怡、郑二亲王。
  不过肃顺等抬出“祖宗旧制”，否定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却对两太后和恭亲王实施夺权密谋带来压力，它很可能歆动满洲宗室与八旗疏属反对变更祖制的太后干政。
  于是，在两太后借送咸丰灵柩回京之际，恭亲王指使胜保和在京大学士周祖培等连上二疏，为太后垂帘听政的合理性辨护。胜保代表满洲军方实力派向肃顺等施压，另篇再说。周祖培是董元醇的座师，可能即董疏的捉刀人，如今由恭亲王授意，与大学士贾桢，户刑二部汉尚书沈兆霖、赵光联名上疏，则分明是利用肃顺轻满人重汉臣的弱点，证明太后垂帘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周祖培等合疏，首先承认肃顺等驳太后垂帘议违反祖制，接着笔锋一转，宣称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设置，也非本朝祖制，说它不过是昔日军机大臣的异名，而肃顺等将其职能佐助皇上行事，变作主持国政，先犯太阿之柄不可假人的祖训。而后追述自汉晋辽太后临朝，到宋明太后护佑幼主的圣明史，大讲“政治”由太后裁决施行，对于君主大权不旁落的好处。当然，“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泳《诗》《书》，不数年即
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贼匪未平，内而奸人逼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度？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惊疑，是则目前大可忧者。”所谓贼匪指太平天国和捻军。“奸人”呢？显然谁反对太后垂帘就指谁。不过，作于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这道公疏，赞襄政务八大臣可能未见，因为次日两宫太后便令恭亲王传旨，将顾命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革去爵职拿问”。再过一天，即十月初一，恭亲王便授议政王，兼领军机大臣。不过五天，已定凌迟处死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依照“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著加恩赐令自尽”；“至肃顺之悖逆狂
谬”，本应凌迟，“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
  于是政变成功，有“三凶”下场警示，无论满汉权贵官民，谁还敢反对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慈禧太后满意了吗？不然，听政不等于专政，帘内坐着名分在右的慈安太后，帘外站着领袖群臣的议政王。她要在幼子同治帝成人亲政前过把女皇瘾，能不继续战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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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海内天国史的掠影（69）
02、满清的“儒术”（70）
03、在清史上的“今圣”（71）
04、武圣怎会压倒文圣？（72）
05、“华拿二圣”（73）
06、再论“华拿二圣”（74）
07、由咸丰到慈禧（75）
08、圆明园之焚（76）
09、胜保的浮沉（77）
1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难产记（78）
11、文祥和总理衙门（79）
12、王茂荫质疑晚清外交观（80）
13、从包世臣到冯桂芬（一）（81）
14、从包世臣到冯桂芬（二）（82）
15、女主慈禧（83）
16、辛酉政变和肃顺（84）
17、慈禧垂帘的合法性（67）
18、胜保与慈禧（85）
19、胜保的浮沉（86）
20、胜保何以非死不可？（87）
21、慈禧破满清惯例（88）
22、晚清的权力分裂（50）
23、再看晚清的权力分裂（52）
24、咸丰朝那十一年半（53）
25、清代的捐班（54）
26、“盛清”捐班的体制化（55）
27、清代捐班的“花样”（56）
28、清官与捐班（57）
29、小说里的买官卖官（58）
30、捐班的促销与直销（59）
31、重提《奏销案》（62）
32、“探花不值一文钱”（63）
33、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64）
34、晚清的军机处（65）
35、“满汉双轨制”（66）
36、再议“满汉双轨制”（89）
37、清代的“神道设教”（90）
38、纪晓岚与“神道设教”（91）
39、“神道设教”的双重效应（92）
40、失败的“天国”（93）
41、罗孝全与洪秀全（94）
42、再说龚自珍（29）
43、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30）
44、谁先“开眼看世界”？（31）
45、道光帝可悲么？（32）
46、再说“开眼看世界”（33）
47、清代“改革”论溯源（35）
48、嘉庆“维新”（36）
49、清史与近代史（37）
50、“被现代化”的逻辑（38）
51、三说“开眼看世界”（39）
52、清帝罪己诏（40）
53、清仁宗与拿破仑（41）
54、清仁宗反腐实相（42）
55、嘉庆帝“怀柔”阿美士德（43）
56、满清的天人互変（44）
57、拿破仑批判英国人（45）
58、咸丰朝的历史悖论（46）
59、满清的“立储”难题（47）
60、再说满清“立储”问题（48）
61、肃顺这个人（49）
62、挨打必因“落后”？（02）
63、为何“重读近代史”？（11）
64、“师夷”还是“制夷”？（17）
65、质疑两炮论（18）
66、林则徐与龚自珍（19）
67、鸦片战争史的再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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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海内天国史的掠影

  太平天国于1846年败亡。从此满清朝野说到它，总是一片骂声。
  并非对太平天国的否定，都是谩骂。这个天国的缔造者们，言辞的崇高与行为的凶暴，平等的许诺与特权的森严，恰成反比，越来越使渴望解脱重重压迫的贫民失望。直到民国，苏南农村说到“长毛”，仍然鲜有好话。
  然而检索太平天国败亡前后的满清官私文献，谩骂是存在的。比如痛诋拜上帝会是“邪教”，骂得对吗？当然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杨秀清常演天父附体，都很荒唐，但较诸满清列帝无不自称天子，既尊孔拜佛又特信萨满巫术，谁更荒唐？比如詈骂太平天国制造等级特权，虽不能说错，但较诸满洲不仅坚持八旗权贵生而就有特权，而且将全部旗人都变成寄生群体，以致八旗子弟早就成为社会蠧虫的代称，谁更该骂？
  因此，太平天国走向自我毁灭，是一回事，而满清统治者在谩骂太平天国的同时，不骂自己，或者说得好听点，拒绝“接受历史教训”，相反越发讳疾忌医，又是一回事。这一点，容后别论。
  于是，时过一世，即太平天国败亡后三十年，它的造反史忽然走出尘封的记忆，被人当作辉煌的革命先例，就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重提旧事的，首先是孙文孙逸仙，也即又过一世，被尊为民国“国父”的孙中山。
  相传孙中山少时就自居“第二洪秀全”，后受西式教育，信基督教。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实行全盘西化。遭拒后发愤“排满革命”，秘密组织兴中会，并入洪门任“洪棍”，即后来改称红帮的老大。他屡谋在两广举义，被清廷通缉，因而1903年章太炎便称颂他“揜迹郑、洪为民辟”。 他成为反清革命的盟主，意外地使洪秀全也洗刷了邪教头目的污名。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死后，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导因之一就是怎么看待农民运动。认定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战争的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好得很”，向孙中山遗教求助，自然要肯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他其实不那么欣赏洪秀全。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得知阳翰笙的话剧《天国春秋》借历史映射现实，就批评道：“杨秀清的地位非常重要，掌握天国的军政大权。韦昌辉杀杨是得到洪秀全的支持的，洪秀全有很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见《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页 251，重庆出版社，2000。）不消说，他在公开的论说中，对洪秀全总是表彰有加，力倡构造从陈胜到洪秀全的一条农民战争史主线。
  毛泽东早就倡导“革命的实用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改为“革命的功利主义”）。那以后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袭取朱元璋做皇帝后的故伎，拿是否为我所用当尺度，不断给知识分子“洗澡”，而且水温越来越高，直到鼓动现代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对没有改造好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乱棍交加。而文史学者每每首当其冲。效应当然极好，即如批二胡（胡适、胡风）之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从业者多半将如何“为政治服务”作为首要考虑，唯恐揣摩圣意有误。
  至于所谓敏感问题，尤其是涉及是否服用西方输入的“精神鸦片”，比如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之类，实在回避不了，就宁可“弯弯绕”。前揭罗尔纲的晚年巨著《太平天国史》，所列二十志，首篇“上帝教”，“总说”劈头就强调，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作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该书页 651）。据此界定，似乎既往论著大都失误了，因为彼等总说政教合一、假神谕定国是，表征天国历史局限性。这类意见何以不当？我对罗著读来读去，发现其说实在自相抵啎，既欲证明拜上帝会是披着“上帝教”外衣的革命组织，却又力证这个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工具”，“实与基督教不同”，那不等于说拜上帝会与上帝教具有同一性么？于是只好引用元杂剧家的话，形容读后的感受：“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我很同情罗尔纲。他把范文澜的半部《中国近代史》，当作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楷模，却信从范文澜力证毛泽东的史论，最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合拍。他于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不料引起他的老师胡适不快，批评“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见《胡适的日记》1937年 2月21日）。后来他仍与时俱进，在批胡适后特别重视贯彻斯大林、毛泽东都强调的“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教义。
  难道斯大林主义真是马克思的发展么？例如马克思生前一再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题作《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的长篇论文予以证实。然而毛泽东依据斯大林的教条，将所谓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叫做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直排本，页1491。）——说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显然不合乎历史实相。很不幸，范文澜相信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源于马克思又高于马克思，还不辞辛苦地据以改写中国史，先立论、后求证。他早年的朴学训练，使他重视言必有据，但既然入以论带史的窠臼，著史的总趋向，只可能是要材料强就我笵，逻辑与历史不相应。罗尔纲追步范文澜，考史很细，构建体系却务必体现农民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乃至陷入辩护论，也招来左右夹击。是以我为罗尔纲惜，呕心沥血四十年，作成的《太平天国史》，根基很深，而搭盖的楼层经不起风雨。
  由此又不得不说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另一面。近些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迭出，越来越趋向对它否定。有歧见是好事，如马克思所说，“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但前提应是厘清历史实相，也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可惜近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或斥其信仰为“邪教”，或骂它破坏文化为“焚书坑儒”，或谓它不配称作“农民战争”，却都止于詈骂，所谓论证都不过按照非此即彼的直线逻辑，你说是而我说非。那底蕴还在趋时，或者说跟风。难道揣摩风向，就算“与时俱进”吗？假如真信由汉河间王到清钱大昕都强调的治学必须“实事求是”，那么空言说史与臆度注经，同样破坏无征不信的传统，用曾经时髦的话说，适足以“添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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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满清的“儒术”

  早在十七世纪，满洲由叛明到灭明，政治文化越来越突现一个方针，即变明朝的“以夷制夷”，为“以汉制汉”。这是往古中国北疆各族入主中原或一统全国以后，都曾实行的老例。倘说满清有变例，那就是满洲的君主权贵，唯恐丧失征服族群的特权，因而总在警惕八旗汉化。
  关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海内外或专论或兼及的著述，虽大致认可它有促使文化“多元一体”的效应，却多半将“体”说成孔孟“道统”，表彰清帝尊崇“儒术”，如乾隆帝宣称的“治统原于道统”。
  其实，满清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一个半世纪，既“以满驭汉”，又防满染汉俗，直接效应是八旗普遍腐化，那是一回事；而满洲列帝以文化分裂为国策，愚民又自愚，以致不同族类不同教派的文化，无不与列帝预设的一统于专制的取向渐行渐远，终于出现多元化的效应，又是一回事。
  鉴于清史论者，迄今依然很少注意圣名史，而我以为从经学史角度辨明清代“圣人”名号的实相，有助与了解前满清王朝以权术制约“儒学”的主流导向。这里不妨旧话重提（参看拙作《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 2期）。
  直到清亡，满洲都没有放弃萨满教的巫术迷信。但它的宗教政策，类似金元，凡被征服诸族表示臣服，改用满清正朔、服色和官制，就允许后者保持原有信仰，如蒙藏的喇嘛教，回回诸族的伊斯兰教等。不过对早有儒释道“三教并存”，又有各色秘密宗教和外来基督教在民间杂陈的汉人，却难以如法炮制。清初沿袭明制，视底层平民中间盛行的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及其变种，均为“奸民之尤”，不断立法取缔，却对晚明三度入华的基督教正宗，表示宽容。岂知罗马教廷支持反耶稣会的传教士否定“利玛窦规矩”，被康熙帝认为干预帝国内政，愤而禁教，到雍乾间已将它等同于“邪教”。康熙晚年更决策在汉人中恢复“儒术独尊”，重定圣名，重释儒经，重按欽定朱子学的道德尺度封神。乃子雍正甚至将笃信朱熹理学的吕留良等，诬为“名教罪人”，制造文化恐怖。乃孙乾隆，更宣称“忠君亲上”，是判断各族臣民德行的唯一准则。他特别注目于分裂汉人士绅，挑动学术对立，一面重用无耻无学无才却善体君意的假道学，为王鹰犬，一面鼓动“学隐”，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南国汉学家，逼入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只是这位满清大君，没料到那班貌似不问政治的汉学家，互相比赛经典考证，竟将满清列帝钦定的四书五经，从文本到诠释，都拆解得七零八落。以致朝廷舆论，也怀疑伪经伪传，可否继续充当科举教科书。仅因充当皇子教师的一个常州人庄存与力诤，说那将摧毁满洲帝国以汉制汉的意识形态基础，才维持原状。
  不管怎么说，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满清政府已明知钦定经典，内多魏晋至唐宋的假冒儒书，却仍然当作钦定教科书的标准文本，连同王肃到朱熹的假造孔子原教旨的诠解，强迫全国士人诵读，谁违背就不给起码功名。如此以假乱真，不正表明满清的主流政治文化，早就进入“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死胡同么？
  正值十八世纪末，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死了。他的钦定接班人嘉庆帝，尸位三年，突然出手，击倒权相和珅，令全国官民大惊。当年形势，很像汉初贾谊《过秦论》形容的，“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然而嘉庆帝眼光只盯住君权，又秉性贪婪，处死和珅并没收其产，就赶紧煞车，还申斥要求彻底查公布和珅财富的满洲将军多事。于是民间谣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敢于揭露时弊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却被皇帝下狱并发配新疆，都证明清廷以腐反腐，不过是权力火併而已。
  因而，嘉庆帝亲政（1799）之后，满足于因袭祖制，拒绝任何改革意见，当然更听不见他在位期间，浙江年轻学者龚自珍，呼号帝国不改革就意味着自杀的警告。他侥幸逃过了天理教林清的武装逼宫，逃过了宫廷厨师陈某的个人行刺，仍不悔悟，反倒宣称自己太宽厚，以致“今圣”不及列祖列宗。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其母为汉军旗人，因而此人乃满汉混血儿。但他却强调自己是皇太极嫡系，很忌讳臣民怀疑自己是满汉杂种。他亲政二十一年，特别在意维护自己是满洲嫡系“今圣”的合法性，怪么？其实这恰是他好讲“儒术”的隐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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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在清史上的“今圣”

  说到满清的圣名史，有一点难以忽视，就是满洲列帝都好自命为活着的圣人。
  “于事无所不通渭之圣”，出自《尚书·洪範》伪孔传的这个界定，起初只是汉魏经学家的自我期许，也涵泳着乱世哲人对君主或执政的人品才能的一种期待。中世纪诸王朝的真假儒者，愈爱念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愈是反证他们没有盼到这样的“今圣”，即活着的圣王。表征就是在位的昏君、僭主，以及觊觎帝位的野心家，甚至明末魏忠贤那样的“权阉”，无不好称“今圣”。
  满洲列帝当然在例内。
  清顺治帝于多尔衮死后亲政（1651），不过十年就患天花驾崩，庙号世祖，意谓其人“祖有功而宗有德”。但此君所尊的，却是亡明二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那对父子都以暴君著称。此君屡兴大狱，严打抗清最烈的南国士绅，却又在郑成功北伐时惊惶得要逃回关外。而后在临终的床上，下“罪己诏”，痛骂自己背离“以满驭汉”的祖制。凡此均表明他模拟明太祖，想做“立法可垂永久”的活圣人，终究失败。
  倒是满清二世的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尽管死得不明不白，仍获庙号“圣祖”。 无论纵观中世纪中国史，还是横看同时代的世界史，他都似乎可以享此殊荣。尤其他南征北战，抗俄定疆，奠定帝国大一统的基础，的确可按传统，称作“优入圣域”。可是文治呢？他建立密折制度，他怀疑太子忠诚，他用纵横捭阖手段挑起朝廷内斗，他明知“假道学”却用李光地辈箝制汉人意识，他重用喇嘛教僧侣制约蒙藏王公，却削弱边疆防卫而给沙俄东侵以可乘之机。尤其是他纵容贪污又开放捐纳，使帝国体制性腐败的态势，变得难以逆转。他真堪称“今圣”吗？
  雍正帝是否弑父夺嫡而登大宝，尚有争论。但他在位不足十三年，除在满洲内部实行大清洗，削弱满洲统治力量，特别通过将密折制度转化为特务体系，设置听命于皇帝个人的军机处，剥夺内阁的行政权，又制造文字狱以强化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权威，并借打击基督教以煽动民众仇洋恐外的自闭情绪，包括打着“养廉”的旗号，从朝廷到省府州县以及八旗绿营，建成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费正清语）。按照康熙晚年的钦定理学，雍正帝的无数硃批谕旨和《大义觉迷录》，全都贯彻孔子朱熹的高尚准则，如戴震形容的“以理杀人”，岂不可称“今圣”？但某些清史论者，只歌颂“康乾盛世”，似乎有意“去雍正化”，其理何在？不懂。
  雍正在满清开创秘密建储制度，首位幸运儿就是皇四子弘历。相传他是雍正帝与汉人宫婢“傻大姐”的非婚生子。但他仅十二岁，即被封作宝亲王，表明雍正自泄其密，也鼓舞这位未来的乾隆大帝，在躁动不安的冲龄，便大做天子梦。他运气很好，虛龄二十五岁，就登极称帝。他继承的庞大帝国，富甲全球，而且相对于战祸连绵的泰西，乱而慕华的东瀛，文明先进，满汉诸族关系大体平稳。这既使他可以大肆挥霍国帑，又使他可能在制造文化恐怖方面大显身手，以迫使臣民“忠君亲上”。他活得很长，尚在中年，就打破了中世纪列朝文字狱史的纪录总和，而他以盛世修史、弘扬文献为名，行“焚书坑儒”之实，更令秦皇明祖自叹勿如。他不满足于举朝鸦雀无声，晚年自封太上皇，宣称“大事还是朕断”，又热衷用意念杀人，效萨满故伎要靠密咒取万里之外的叛乱头目的性命。和珅比谁都善于揣摩他的妄想狂心态，总能先意承旨，很快由御用轿夫跃居宫廷第一红人。可惜这个权奸忘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太上皇才咽气，此公性命连同辛苦贪污聚敛的万亿财产，都被号称“仁宗”而不知爱民为何物的嘉庆帝突然取消。这无妨乾隆死号“高宗”。“高者言最在上也”，单从既往君王无不梦想福禄寿俱全而没有成功的先例来看，乾隆当然应居“今圣”之尤。缺点是他没死就有白莲“邪教”造反弥漫川楚七省，而他死后仅百来年，便被民国一个小军阀盗陵剖棺而将尸骨裂碎，连头颅都没找到 （或说找到而难辨真假）。
  乾隆以后，满清还有五世六帝，无论是纨绔的浪子，尸位的孱头或乳臭小儿，坐上金殿都称“今圣”。除了坚持腐败专制而将帝国引向没落的嘉道父子，有无“圣心”还有争议以外，其他四帝称“今圣”，早为道路皆知的骗局。不料骗局中又出骗局，那就是在野造反不成的洪杨，拿洋教的圣名自封，而浪子咸丰帝的一个遗妾，又依土教自命“圣母”。后者就是“母仪天下”四十年，终于将帝国闹完的慈禧太后。她也是民初军阀掘墓剖棺碎尸断首的另一牺牲。那故事更说来话长，暂且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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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武圣怎会压倒文圣？

  倘说满清“以汉制汉”，很重视尊孔，是不错的。倘说满洲君主权贵，都由衷地尊孔，那就错了。他们最崇拜的汉人，是关羽，尊作关圣帝君，俗称关帝。
  多年前，拙作《在中世纪晚期的 <三国演义> 》，便已重提贯穿全部清史的武圣压倒文圣的现象。那个武圣就是小说《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关云长，而文圣则是孔丘孔仲尼和他的徒子徒孙颜曾思孟。
  所以说重提，是因为早在清乾隆末，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就对满清极盛的关羽崇拜感到奇怪：“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加封武安王。”南宋、蒙元都封关羽为王，立庙。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进爵为帝”，“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二年（1645），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嶺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末语实为明知故问。赵翼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后来进士及第，入翰林，凡参与机密十年，谙熟满洲历史与现状，怎会不知满清“神道设教”，武圣“关玛法”（满语关爷爷）地位扶摇直上的根由？那奥秘，如我在前已述，就是满洲大君亲率王公贵族举行的萨满教堂子祭天大典，所祀三大至上神，内如来佛、观音菩萨均为胡神，只有关帝是汉人所化天神，不就名列中土群神第一吗？
  因此，满清前六朝规定的群神祀典，分大中小三等，祭关帝为大祀，用太牢即全牛全羊全猪三牲。雍正又追封关羽三代公爵，并找到洛阳、解州关姓后裔，授五经博士作世袭承祀官。乾隆还屡次指斥陈寿《三国志》记关羽在蜀汉死谥“壮缪”（有错误的壮士），是隐含讥评的“私见”，下诏四库馆重刊此史，改原谥为“忠义”。连传世千五百年的“正史”，都要按“今圣”旨意修改，以致谬种流传，迄今不止。
  相形之下，满清重封的孔庙五圣，至圣孔子和他的四配，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子思）和亚圣孟轲，谁曾比肩关圣并称帝君呢？一个都没有。他们只能挨挤在先师神位两边，并享“中祀”所供少牢，常因礼官贪污或教官穷酸而弄来的瘦羊瘦猪而已。更古怪的，是清代所建孔庙，如号称至今完好的嘉定孔庙，还强迫孔子的“出妻”与他复婚，正殿南向增塑亓官氏像同他并坐，等于要她与五圣夺食。
  也许由于各地武庙比文庙更多，香火鼎盛远非平日人迹罕至的文庙可比，当然也许还风闻关圣在清宫内是“朝祭神”，同皇帝关系特别亲近，因而那班渴望金榜题名的举子，纷纷投靠武圣，到关帝庙求籤祈梦。相传这位武圣也应答如响，甚至预示今科试题，真是“诚则灵”。
  不过满洲离奇的关羽崇拜，这一事实本身已从反面表明它的萨满信仰，在入关之前就变形了。皇太极、多尔衮兄弟，据汉人策士范文程的指点，将描述权力争夺游戏的通俗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译成满文，当作未脱野蛮心智的八旗军事贵族的启蒙教材，无疑对于满洲接受晚明官方已抬为天尊的关帝神话，进而与萨满巫术结合，将关帝奉为专显威灵护佑满洲的至上神，起了催化作用。随着满洲征服中原，八旗化作寄生族群，弃骑射旧习而染汉人官绅劣俗，跳大神拜旗杆祭战马之类萨满礼仪渐成具文。辗转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也使关帝那柄莫须有的青龙偃月刀相形失色，于是武圣的至上地位与时俱退，正与满洲与汉回蒙各族走向共同文明的过程相应。
  咸丰二年（1852），朝廷一面加封关帝谥号，一面将祭礼改为“中祀”，与文昌帝君、文圣孔子祀典相等。个中蹊跷，尚未见信而有征的研究，也且不说。
  然而文圣孔子的地位，经过太平天国指其与阎罗妖为伍以后，在民间越发跌落。连打着挽救名教旗号的曾国藩，在挫败天国造反后，也转身变作“洋务”首领，那消息岂不很可玩味？不久，孔子本人形像又起争论。康有为想远学德国宗教改革，创立“孔教”，将孔子变成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化身。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也想“建立宗教以发起信心”，却说孔教与基督教同样污秽不可取。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赦免，幸而不作弃妇，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称“预备立宪”的同时，忽命将祭孔升为“大祀”。效应呢？使文圣要为清朝腐败亡国负责。用不着说，没几年袁世凯就忘了这个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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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华拿二圣”

  通观清代圣名史，便可发现时至晚清，有两名西洋人，居然挤进了“圣人”行列。一位是与乾隆帝同年去世（1799）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另一位呢？竟是当清道光元年（1821）在流放中死去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
  对他们的崇拜，到清末达到如此高度，以致自命“上天以国粹付余”的反清革命家太炎即章炳麟，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发表直接骂皇帝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尊称他们为“华、拿二圣”。
  本来，早以多民族多宗教为特色的中世纪列朝，凡赋予某种外来宗教以合法性，就容许该教信徒崇拜外来的圣神，常有帝王也沉溺于这类迷信。信萨满的满清列帝，把“西天”的佛菩萨与中土的关圣帝君同列至上神，就是显例。
  其实，十二世纪偏安江左的南宋，陆九渊反对朱熹道学，凭借凡人皆“心同理同”的逻辑，演绎出“四海”都有圣人的结论，便已否定圣人乃“中国”儒学特产的说法。十六世纪盛行的王阳明学说，一个主题就是把孟轲强调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用子夏所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相比附，宣称涵盖愚夫愚妇的一切人都可能做圣人。不谈哲理，单看晚明文化史，已可见它为晚明基督教三度入华，而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众多文化精英，接受利玛窦等传播的西学西教，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因而，满清统治者尊朱抑王，无非是“以汉制汉”的权术。康雍乾三帝都好讥斥假道学。到十八世纪晚期的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对当世理学或戏谑或怒骂，正表明以鼓吹“忠君亲上”为能事的所谓朱子学，“竭而无馀华”。于是，沉寂近百年的王学，悄然复甦，化作新一轮西教西学入华的助力，也不奇怪。
  这一轮入华的西教西学，是号称新教的欧美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介绍的。由英国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打前站，荷兰布道会的普鲁士人郭实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等紧随其后。他们被嘉庆帝重申的厉禁西教的诏令所震慑，不得不改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争取在华传教合法化的“利玛窦规矩”，所谓学术传教，通过出书办刊，向中国人曲线宣传“福音”。马礼逊的副手米怜，于一八一五年（清嘉庆二十年）在马六甲首创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后麦都思等曾仿效，但影响都不及郭实猎改入伦敦会并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译员之后所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东首发的这份月刊，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的，是在近代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但更引人注目的，则如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详述的，在于郭实猎一改过去米怜等宣传基督教义理的作风，“而把内容的重点放在介绍西方的知识与文明上”。它曾中途停刊。至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复刊，由郭实猎与广州分行同事马儒翰（马礼逊之子）合作编辑。次年终刊，原因也如卓南生分析的，清英鸦片战争行将爆发，“马儒翰是当时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起草者，而同样是《东西洋考》编者的郭实猎却是该起草文的中文翻译者。”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复刊年余，向中文读者介绍拿破仑。该刊丁酉八月号发表专文，题作《霸王》，劈头就称上帝“调理天地，亦容普天下之霸征服诸国”，“自今以往，诸国之霸，未有超于法兰西国拿破戾翁皇帝者”；结语更说：“若以拿皇帝较之秦始皇及元之忽必烈，或谓相似，但拿破戾翁乃为霸中之魁矣！”接着该刊又在三期“谱姓”栏连载《拿破戾翁》，并在“地理”栏载《法兰西国志略》，渲染拿破仑帝国超越秦始皇、元世祖的盖世武功。但《霸王》一文，反复强调挫败拿破仑征服世界计划的是英军，分明是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暗示大英帝国才是强中强。
  也在道光丁酉年，郭实猎或马儒翰，还在该刊题作《论》的一篇文章里，用小说形式简介了“花旗”开国君子华盛屯，说是“此英杰怀尧舜之心”。次年又刊出《华盛顿言行最略》。台湾学者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指出它是“汉语世界里第一篇介绍华盛顿的文章”。不过，就在次年（道光戊戌，1838），美国首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也在新家坡用中文刊行《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对美国独立过程和联邦概况，作了更为全面而详细的介绍。以后中国人讲华盛顿，多半引它为据。
  愚民而自愚是满清统治文化的传统，却不妨碍在其位就谋其政的某些官员力求通晓外国情形。例如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初以钦差大臣抵广州查禁鸦片，还弄不清美商所贩鸦片的产地土耳其，“是否米利坚地方？”但通过派人勤搜洋商国情，并与美教士裨治文等交往，他便知美英有别，“兵头”华盛顿因率其国的“众夷”脱离英国而独立，被美国人尊为“圣人”。他命人编译的《四洲志》，重续了清廷中断百年的译介西洋史地的传统。他虽被既愚且愎的道光帝当作与英国开战失败的替罪羊，罢官充军，却开了晚清求知世界实情的风气。
  紧接着清英江宁条约签订（1842），南国关注欧美各国现状的官绅，不约而同地撰写评述域外世界情形的论著。内中涉及华盛顿、拿破仑史迹的，有曾任林则徐幕客的广东顺德人梁廷枏的《合省国说》（1844），时任福建巡抚的山西五台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在高邮知州任上增补旧著的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等。
  徐继畬长期亲历过鸦片战争全过程。他于江宁条约之后，由福建的布政使而升巡抚，向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禆理和英国驻福州领事讨教，搜寻西洋地图和中外文献，埋头考订五年，易稿数十。因而他所著《瀛寰志略》，如雅裨理感叹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的版图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方面，尤其是与中国的商务关系”。他志在经世又旨在务实，却在道咸间政界学界引发争论，令人难解。
  尤其难解的，是林则徐的态度。这位禁烟英雄，被道光帝发配新疆充军，以后被召回历任陕甘云贵督抚，却到道光三十年（1850）君位更迭，才获咸丰帝平反，因病致仕回福州。他不是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吗？但甫居乡，就率领士绅猛攻闽抚徐继畬，由头是这位省长批准两名外国传教士入居省城神光寺行医，“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接着林则徐奉命驰驿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中途病逝，而他挑起的“神光寺教案”仍在继续。那么，林则徐攻徐继畬，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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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再论“华拿二圣”

  发生在咸丰帝即位初期的福州士绅反传教士进城的神光寺教案，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指出的，是林则徐在鸦片战后“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它其实也体现了林则徐和徐继畬在世界认知方面“道不同”。
  前篇已述，从晚明徐光启等开始，陆王学者接受西学乃至改宗西教，是以承认四海都有心同理同的“圣人”为共识的。据《清史稿》介绍，“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亷谨。”那时王学（阳明学）在朝野几成绝响，徐继畬却以此道指导治学问政，才任方面大员，就执着地探究英美诸国体制与民壮兵强的联系。正因为他不受夷夏偏见的束缚，所以敢于赞赏西方“圣人”高明。比如《瀛寰志略》叙述美国独立史，用简洁的笔触，描写它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勉强连任一届之后，就坚决放弃权力，让位给民选继承人，然后评曰：
  华盛顿，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很难想像，这话出于晚清一位封疆大吏笔下，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年。相形之下，林则徐攻击徐继畬执行皇帝准行的条约，“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还学着八百八十年前篡位称帝的赵匡胤的口吻，将他不计可能引发对外战争重起的行为，说是理由在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竟将两名医学传教士，比作南唐王朝。谁的见识合乎实际呢？
  这就要说到魏源的《海国图志》。这部书，初刊五十卷本，在江宁条约生效后三个月（1843年 1月）即发行，早于《瀛寰志略》，内容没有超出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稿本及其它资料。两年后魏源增补为六十卷，仍被时人讥为“大半臆说”（见《瀛寰志略》道光已酉刘鸿翱序）。魏源是机灵的，自诩其书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却在“取之夷人”图学书刊译本的同时，大量转抄“以中土人谈西洋”的旧论新著，其中便有道光末两度刊行的《瀛寰志略》。于是又有咸丰二年（1852）的《海国图志》百卷本。那编法更奇怪，只是将抄胥材料，略作分类，拚贴成篇；人名地名概念术语等译法，一依其旧，很少出注说明，以致同卷同篇内，同名异实，异名同实，多名一实，一名多实，触目皆是。表明魏源不屑或不会去做起码的文本整理，堪称粗制滥造，不过删改所引原著，却又见魏源颇动脑筋。晚出的百卷本大段转抄《瀛寰志略》，涉及欧美史地的有十多处，可是徐继畬原著说到体制变专制为民主的叙史或按语，大都被魏源抹掉。前揭徐氏肯定华盛顿主动放弃总统无限任期制的段落，在魏源百卷本里，便失去踪影。可见百卷本虽得魏源同乡军头左宗棠瞎吹，说是“中儒西释，其最先焉”，却掩饰不了它连中等水准的史料汇编也算不上的事实。
  因而，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接着被迫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班筹办“夷务”的满汉王公大臣，突然发现需要恶补域外世界知识。于是《瀛寰志略》，以及马礼逊、、裨治文的外国史地著述中译本，都成为首选读物，而《海国图志》越来越受冷遇，就不能说是他们的选择失误。
  这样，外国也有“圣人”如华盛顿，也有“霸王”如拿破仑，其人其事渐被政坛熟悉，同样《瀛寰志略》也成为“新学”必读书。
  应该指出，晚清在华的欧美新教传教士，在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之后，有的成为清朝官办外语学校或译书机构的雇员，有的集结于在华外人所办广学会或高等学校之内，所译西方出版物，面更宽，量更多，连同他们创办的刊物如《万国公报》等， 介绍西方昔圣时贤，影响日增。著名的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麦肯齐著，原名《十九世纪史》），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广学会印行后，立即风行朝野，而书中详述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欧美历史风云，使皇帝、枢臣、督抚到学者文士乃至乡塾童生的各类读者，不仅知道了俾斯麦、大彼得、林肯等群雄，更直接刺激了人们对拿破仑的英雄崇拜。
  由于中国文士普遍憎恶不断侵吞帝国边疆领土的沙俄，也普遍藐视学了老师就打老师的“倭寇”日本，因此晚清康有为一派，要说服光绪皇帝学沙俄彼得大帝，学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帝国“自改革”，既没有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更没有在士民中改变对俄日君主的传统印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互相厮杀，而清廷竟甘当俎上肉，听凭两个屠夫宰割，越发唤起士民“排满革命”的同仇敌忾取向。
  所以，已在民间发酵半世纪的对于满清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的腐败体制的憎恶情绪，终于在清末引发地震，而革命党人公开赞美“华拿二圣”，把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而走向共和的华盛顿，把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而曾改变欧洲民族命运的拿破仑，当作鼓动民众效法的真英雄，很快赢得认同，岂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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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由咸丰到慈禧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七，当西元1861年 8月22日，大清帝国七世皇帝，病死于热河行宫，享年三十一岁。
  于是，满洲皇室爱新觉罗氏失去了大家长，满蒙汉八旗失去了部落联盟共主，外人所称中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名独裁皇帝。
  那以后，这个帝国不是还延续两世三帝五十年吗？怎么说咸丰帝是最后一名独裁皇帝呢？
  确实的，这个帝国的体制似乎没变，继立的年号分别为同治、光绪和宣统的三名皇帝，血统仍属爱新觉罗氏族，体制还是持续已达二百二十年的君主专制主义。
  可是，同样确实的，是咸丰帝“龙驭上宾”仅七十天，他临终前布下的继统权力格局，便为一场宫廷政变所否定。
  原来，庙号文宗的咸丰帝，在位十一年有余。他假冒为善，骗过昏庸的道光帝，得立储君，却甫即帝位，便露出纨绔本性，大选“秀女”，封了多少个贵人、常在、答应（清制，皇后以外，皇帝之妾分七等，“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见《清史稿》后妃传序），连他自己也闹不清，还因召妓入宫，与臣子争风吃醋（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选秀女等则）。惜他生殖力太差，做皇帝七年，始得二子，而次子随殇。于是，当他咯血夭亡，年方六岁的皇子载淳，便成为皇太子的唯一候选人，接着成为帝国八世天子。
  不待说，母以子贵，小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就在咸丰咽气次日，晋位“圣母皇太后”，与先帝遗孀、中宫皇后钮祜禄氏，已称“母后皇太后”者并尊。随即加徽号，中宫太后称慈安，原居西宫的那拉氏称慈禧。
  这个西太后，父惠征是满洲镶蓝旗人，曾官徽宁池广太道，有二女二子，她居长。她早年生涯，有种种含糊的或离奇的传说。可以肯定的是她随父到过江南，家贫，出入市井，会唱江浙俚曲，却不识满文，“国语”即满语也讲得很差。咸丰元年（1961），她十七岁，入京选“秀女”，被选中，充宫女子，在圆明园景观之一“桐阴深处”服役。以唱南曲撩逗咸丰召幸，获封懿贵人，晋懿嫔，竟为皇帝生下首子，即封懿妃，再进封懿贵妃，成了皇帝的二等妾。相传咸丰病危时，已担忧此人在他死后会闹事，曾写密谕给皇后，说那拉氏“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
  不宁唯是，咸丰临终前遗命，立载淳为皇太子的同时，又特谕：“兹派载垣、瑞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賛襄一切政务。”（转引自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自从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死前，任命“顾命四大臣”以辅佐年幼的康熙帝，二百年来重演此举的，只有这一回。
  当年顺治任命的辅政四大臣，虽是满人，却没有一名诸王贝勒，也没人是顺治生母（蒙军旗人）、康熙生母（汉军旗人）的戚属。不知咸丰帝是否模仿不祧之祖？他任命的顾命大臣，三汉人均为跟他跑到热河的军机大臣，而五满人中两亲王一近支，一远支，肃顺则是宗室疏属，景寿只是道光第六女的额驸。相反，道咸二朝的近支诸王贝勒，尤其是咸丰诸弟，都不预其列。恭亲王虽在北京主持英法联军退出的善后，醇郡王虽久在内廷行走，但一被咸丰帝所忌，一是那拉氏的妹夫，他们被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至少也是咸丰与肃顺等共谋。
  然而，咸丰此举，效应却更惨。当年鳌拜等满大臣专政八年，被康熙帝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而肃顺等八大臣“賛襄政务”，政令未出热河行宫，仅七十天就被慈禧和恭亲王和谋捉拿治罪，肃顺被杀头，怡、郑二王被迫自尽，馀人都被罢官流放。那过程，犹如一场闹剧。
  这场闹剧，史称“辛酉政变”。关于它的密谋的种种情节，百余年来相关史料迭出，研究讨论也随之深化细化。以考史见长的的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以讲史擅长的高阳《清朝的皇帝》“文宗”章，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由刘广京撰稿的“清代的中兴”章的简要剖析，都很值得一看。
  当然，关于这场事变，仍有问题需要讨论。本篇开头已经提出，咸丰之死，以及随之发生的“辛酉政变”，过程很短暂，事件本身的始末也相对平和，但从历史效应来看，则意味着满清帝国已历七世的统治形态告终。以后至清亡五十年，这个帝国形式依旧，但权力格局已在重新洗牌。单看现象，便有五点可说。
  那五十年，如清末章太炎诗云，“专制依然属于爱新”，却只徒具形式。
  咸丰死后先后在位的三名皇帝，同治、光绪和宣统，没有一个不是傀儡，表明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到“辛酉政变”已经实际结束。
  那五十年，帝国的权力核心，已被“辛酉政变”置换。新的核心是史称慈禧太后或西太后为首的集团。这个咸丰帝的遗妾，晋位“圣母皇太后”，年方二十六岁，却在宫廷历练十年之后，纵横捭阖的本领越来越精。没有一个盟友，不是她预设的清除对象。慈安太后，恭亲王奕訢，号称清流的“翰林四谏”，主办“洋务”的湘淮军头，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满洲权贵，讲理学的蒙汉旗人大臣，乃至她的妹夫醇亲王奕譞等等，无不边利用边挫抑，乃至弃之若敝屣。
  直到她七十四岁死去，在帝国内部集权于一身，已长达四十七年，打破了中世纪中国所有女皇，如汉代吕后、唐代武则天等，专权的历史纪录。
  那五十年，慈禧也打破了晚清激发内乱外患而丧权辱国的纪录。
  她三度“垂帘听政”，就打输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度她与慈安共同垂帘听政，既用湘淮军头攻灭太平军、捻军，又用北人为主的“清流”打击南人为主的“洋务”活动。二度她垂帘听政，在慈安不明不白地骤逝之后，即将不懂军事的“清流君子”派往清法战争前线，以南洋舰队毁灭为代价，保护她的个人独裁不受批评。她随即为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构筑颐和园，结局是清日战争大败，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还割让台湾。日本由此成为现代化的暴发户，而清帝国由此沦为“东亚病夫”。她绞杀戊戌维新，三度垂帘听政，不到两年便招来八国联军侵华。这回她输得更惨，如不是挟持傀儡皇帝跑得快，便差点成为联军战俘，却已与亡夫咸丰帝共创了首都两度沦陷的记录。
  那五十年，最后阶段慈禧为求侵华列强饶恕，不惜强迫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出银一两，换取她回銮北京充当女皇的地位，还道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此帝国真成了欧美列强的共同殖民地。而她居然冒充戊戌维新的遗嘱执行人，宣称“预备立宪”，跟着列强指挥棒跳舞。
  那五十年，慈禧的最后杰作是“官制改革”。她至死与养子光绪作对。在临死的床上，还指定光绪的接班人。岂知她与光绪陈尸大殿，不过三年，她的帝国便完蛋了。
  相传努尔哈赤征服满洲各部，曾将叶赫部男丁杀光。其酋长临死诅咒，“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复满洲。”不想慈禧当权，真将满清帝国引向灭亡。倘说诅咒在三百年后应验，当然荒诞，但这个叶赫那拉氏，篡取爱新觉罗氏的世袭政权，君临帝国近半世纪，她给中国造成怎样的恶果，难道不需要从历史本身予以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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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圆明园之焚

  发生于清咸丰十年九月初五（1860年10月18日）的“火烧圆明园”事件，距今将近一个半世纪了。述说或评论这一事件的文史作品，不知凡几，可惜不合历史实相的怪论也不少。
  圆明园之焚，下令纵火的是英国对华交涉专使额尔金勋爵，执行纵火任务而将圆明园和畅春、清漪、静明、静宜四园统统烧成废墟的，是侵华英军第一师。
    这五园其实都已成为空园。原来这年八月初八（9 月22日），咸丰帝闻报清军在京郊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便带着他的妻妾和部分王大臣，丢下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行宫。四天后联军推进到北京城外，轻松地击溃了僧格林沁、瑞麟统帅的满蒙八旗军余部。八月二十二（10月 6日），法军首先闯进圆明园，立即大肆抢掠。次日英军也进入园内，“两个强盗”（法国作家雨果的形容）展开劫掠竞赛。同年公历10月 9日《纽约时报》，即有劫掠的现场报道，不妨再引用一段：
  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却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师，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制太大无法搬走就把他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
  如果当初大清国的皇帝陛下能把圆明园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地移交过来的话，那它将会卖出一个天价， 可惜有 3/4以上的东西被法国人毁坏或掠走了。（中译文据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页 191-193，北京三联书店，2001。）　
  然而英法联军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们向咸丰帝出逃前任命的议和钦差大臣恭亲王发出威胁，不开城就攻城。于是又兵不血刃，侵占了北京皇城。岂知就在这时，额尔金致函法国专使葛罗，建议拆毁圆明园。这回葛罗却以保护名园为由，表示不赞成，但同意拆毁城内部分宫殿。额尔金一意孤行，于是下令英军对圆明园等纵火。
    额尔金为何坚持焚毁圆明园？清末便有一种解释，说是一个叫龚橙的中国人出的主意。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懂英语，这时正充当额尔金的参赞威妥玛的记室即书记。据说龚橙出此“奇计”，目的在于化解洋人的愤怒，保全都成数十万人的生命。这一怪论传播很广，直到数年前还有人骂龚橙是汉奸，却相信他确是圆明园之焚的“谋主”。
  此说于史不符，拙文《龚橙与火烧圆明园》（《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 8月，参拙著《走出中世纪二集》页 248-254，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曾作商榷。
  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满清官方文件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已有详载。此书编成于清同治六年（1867），总裁官宝鋆曾在圆明园被焚时充当总管内务府大臣，而副总裁文祥则为当年留京的唯一军机大臣，辅佐恭亲王对英法联军的议和谈判。他们选录保存的史料较真实。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据台湾1963年 3月初版影印，1987），其中咸丰朝涉外部分，便主要取材于它。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有兴趣读史者，不妨一阅。
  这里不能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刊布的官方文件详予考辨。如同清代一切朝野史料一样，其中同一事件的不同陈述，往往互相矛盾，考证难免繁琐。以下仅简单列举可以认定的几点史实。
  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于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发专使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暂告段落。但咸丰帝随即翻悔，不同意英法俄美四国派公使驻京，不同意英法船只进入长江，要求谈判大臣桂良等，再作交涉，“破除情面，勿恤人言”。
  英国反复磋商不成，派舰队至大沽口，欲强行登陆，保护使节进北京“换约”，不料中伏击失败。咸丰帝色厉内荏，对英国以战迫和，又想离间英法俄美关系，岂知着着失败，而法国决定与英国共同出兵侵犯京津。时为咸丰九年。
  咸丰十年，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不断失利。英法于同年五月（1860年 6月）通告欧美各国，对清朝宣战。同年六月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再战天津，与清廷边谈边打，向通州推进。
  咸丰帝于同年七月二十四（1860年 9月 9日）下诏亲征，引发朝野极大恐慌，因知皇帝准备弃京北逃。钦差大臣载垣等照会额尔金、葛罗，要求派员在通州议和。英法联军派巴夏利等赴会，随行英法官员记者数十人。不料载垣已得咸丰帝密谕，如谈判破裂，即将其“谋主”巴夏礼等扣作人质。载垣以巴夏礼拒绝见皇帝行跪拜礼为由，命僧格林沁载捕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包括英人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统兵大员胜保当场杀死二人。馀均押送北京，关进刑部“天牢”，备受凌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BowLby首先致死。
  咸丰帝出逃热河途中，尚密谕北京留守王大臣，将巴夏礼妥为看管，如英法攻城，势不可支，即将其正法。此后恭亲王虽将巴夏礼移居狱外善待，恳求他致函额尔金允许讲和，但仍不敢违背上谕，将巴夏礼等释放。
  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继又侵占北京皇城，解救人质，发现关进天牢的三十七人，生还者仅十九人。额尔金就面临向女王政府和议会交待的问题。尤其是首先死于满清天牢的，竟是《泰晤士报》的名记者，他又如何面对英国公众舆论？他拒绝法国特使葛罗的反建议，不同意用拆毁清宫来代替焚毁圆明园，并非因为清宫建筑更古，而是因为作为大清皇帝“夏宫”的圆明园，早在欧洲名闻遐迩。何况它是“天朝”实际的政治中心，满清皇帝下达的绑架虐杀英法人质的诏敕，都由此发出。无论为了彰显复仇决心，还是为了掩饰劫掠恶行，将这座世界第一名园，付诸一炬，不是更可躲避人质被害的责任吗？
  据额尔金死后发表的他致家人函，曾说：“劫掠和蹂躏这个地方（指圆明园），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坏。”
  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这位英国勋爵的伪善。可是，比较他的政治对手，那位仅因夷使不肯双膝下跪向自己叩首，而宁可丢失首都，在大清帝国首开君主逃亡以致死于流亡的记录的咸丰帝，在假仁假义方面，有何区别？
  满清入主北京以后，凡历九世十帝。撇开年号宣统的末代皇帝不谈，在位十一年的咸丰帝是最短命的一朝君主，仅由圆明园之焚，那终极缘由，至今尚说不清楚，此人此朝岂不值得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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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胜保的浮沉

  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开始了她在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僭主生涯。
  相传孔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然而在中世纪列朝，没有皇帝、国君之类名号，却“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实际充当专制君主的历史实例，屡见不鲜。这类实例，常见于史籍的，不外权臣专权和太后临朝两种形态。满清有过权臣“以下儗上”的僭主政治，却从未有过母后临朝的先例。
  一则广泛流传于晚清的传闻，说咸丰帝生前，已感到懿贵妃可能在他身后无法控制，曾与肃顺密商，要仿行汉武帝暮年对付钩弋夫人的故事，为立子为帝而杀其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等，均录此传闻）。此说似非空穴来风，由咸丰遗诏指定肃顺等满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便显然是模拟汉武帝托孤给宫廷侍从霍光等三人的做法。又相传咸丰濒死，曾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朱谕，说假如此人闹事，“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前篇引）。这由咸丰生前，没有因懿贵妃生子而给她的家族“抬旗”（由镶蓝旗抬入皇帝亲率的镶黄旗），在遗诏中也无一语提及这位贵妃的未来身份问题（懿贵妃晋圣母皇太后在咸丰死后次日，晚于皇后晋母后皇太后一天，而抬旗更在宣布改元“同治”之后），也可知他给慈安的密谕应属实有。
  所谓辛酉政变，海内外已有很多论著。虽说传闻异辞，而使过程的陈述不尽一致，有一点则很少有异议，即由慈禧策动的这场政变，否定了咸丰临终安排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而太后“垂帘听政”，也明显地破坏了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历代相承的“祖宗家法”。
  只是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要是没有军权在握的旗人权贵做后盾，也是不行的。谁是他们的军事支柱？进入人们视线的有三名带兵大员，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满洲大臣瑞麟、胜保。
  这三人都是上一年八月（1860年 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败将。咸丰帝就是闻报他们在八里桥大败，仓皇北奔热河的。（见前《圆明园之焚》篇。）咸丰帝跑到承德行宫，惊魂未定，又闻报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北京城开门揖盗，迁怒僧、瑞，下诏革去二人爵职。挑动皇帝对他们怒气的，一是恭亲王，二是胜保，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胜保的折片和咸丰帝的硃批，尤其有趣。
  据《清史稿》本传，这个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做了十多年京官，忽然上疏提出“办贼方略”，于是由文转武，被派往前线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很快成了督办河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很得意，刻图章两方，分别文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我战则克”。可惜战多不克，于咸丰十年被降为光禄寺卿，即专管国宴的满官头儿。他回京正值英法联军打倒通州，于是又奉旨率八旗禁军，成为僧王麾下。
  在八里桥大战前，咸丰派载垣与联军谈判，破裂后由僧王武装劫持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为人质。胜保立即表现高尚的忠义之心，手刃人质两名。不想接着开仗，他就被敌方炮子击伤左颊右腿。伤得奇怪，却成了他向皇帝显示忠君捨身的本钱，不仅赏假十五天，使他躲过联军攻打京城的战役，而且每奏不忘提及倘未负“重伤”，指挥京城保卫战，决不会像僧格林沁、瑞麟那样不战而溃。他又屡陈“力疾”与恭亲王等商议“退夷之策”，“以为必须痛剿后再行议和”。而恭亲王的奏折，也总在指斥僧、瑞应为园焚城陷承担罪责的同时，称道胜保可用。这样，皇帝还不肯定胜保“报国心殷”吗？还不愿把禁军残兵和各省援兵，“俱著交胜保统带”吗？
  胜保当然不会满足。他又连上奏折，说只要他有兵，“定当出奇致果，立殄狂氛”，“惟以奴才现在所秉事权，尚恐有呼不灵之处”；“奴才惟有急催所调新兵早日到齐，言战方有把握，尤须稍假事权，方不致有掣肘”。如此云云，迫使咸丰帝明发上谕：据胜保折，“足征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其各省未到援兵，无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不幸，胜保启用钦差大臣关防仅十来天，咸丰帝便批准清英、清法北京条约。既然“抚局已定”，皇帝对于胜保的豪言壮语，便由嘉尚变为嘲笑，尤其不能容忍他以带兵大员干涉“抚局”，一再予以训斥。胜保立即转而建议改练京兵，果然又打动了皇帝，命他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于是他成了皇家侍卫亲军的首领。这个位置如此重要，以致使他不仅拉紧了同恭亲王的老关系，还与懿贵妃之弟桂祥建立了新关系（参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也许咸丰有所觉察，次年派他赴山东“剿捻”，虽赏他为钦差大臣，却强割他所部五千兵给复爵郡王的僧格林沁（见《清史稿》本传），而且不改他的“候补侍郎”职称。他抓住“兼管”皇帝侍卫亲军的实权不放。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故，他很快表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扬言要“清君侧”，——西汉景帝时吴楚诸侯造反的口实，为中世纪列朝的僭主习用，——就是说要率领皇家侍卫亲军打到热河去。这使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吃惊，不得不容许他赴热河行宫哭灵。但此人到达行宫，却没有如预发奏折所说要求面对皇太后请安，还向秘密夜访的许庚身辩白说，“伊等（賛襄政务王大臣）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见《近代史资料》总36号所刊《热河密札》第十一通）。可见此人首施两端，唯恐“投机”失败，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过确如有的论者所说，胜保临场退缩，也意外地起了麻痹肃顺等警觉性的效应，使得慈禧与恭亲王的密谋，即借挟柩回京，拆散顾命八大臣，分别抓捕的设计，得以顺利实现。事后论功行赏，胜保也有份。或因他不够坚定吧，只在政变成功后，正式任命他为兵部满左侍郎，但仅让他在职一年，便取消他掌握皇家侍卫亲军的权力，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命他赴安徽“剿捻”。（参看《清史稿》本传，其任兵部满左侍郎的起迄时间，据该书部院大臣年表。）
  这个胜保，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只有“一意主抚”一招，也就是封官许愿，包括许诺其首领“反正”后不拆散原有团伙，等于承认官军和“土匪”的区别，仅在旗号服色而已。这一招似乎很灵，驰骋皖豫鲁苏各省的著名枭雄，如李兆受、苗沛霖、宋景诗等，都以绿林易服而成官军。当然，他们随时可恢复原形。结果呢？“捻匪”越剿越多，地方动乱没有尽头。
  胜保本人也如官匪一体。他总用对付咸丰的老谱，向清廷声称，“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辩护自己无能并伸手要权要官。“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傲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促使清廷将他革职拿问。（《清史稿》本传）但他被捕后仍自比雍正时的年羹尧，辩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全是因为他拥戴之功。这不是揭露慈禧勾结军头发动政变才得母仪天下的丑史吗？于是胜保非死不可。慈禧发扬“臣主”，由满清王大臣会议判处他大辟，“从宽赐自尽”。时在同治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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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难产记

  公元1861年 1月20日，当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咸丰帝明发上谕：“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二，下引同。）
  这是咸丰帝得到恭亲王三人于同月13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条，命热河行营王大臣审议后，正式准行的硃谕。它对原拟章程有所改动，最重要的是原件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意为办理一切对外事务，而上谕定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将衙门权力限于“通商”即对外贸易。印信规定为“关防”，即明清朝廷颁给执行临时特别任务的官员的长方形图章，表明这个新设衙门，非但职责止于外贸，而且随时可以裁撤。
  恭亲王原来不通“夷务”，在咸丰帝出逃热河前，被迫留京议和，由其岳父桂良和早任军机大臣的文祥辅佐。之后，从惧洋到知洋，恭亲王也对其兄咸丰帝面对洋人色厉内荏的心态洞若观火。恭亲王等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以后，深感清廷于“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抚司道，面对涉外的政军商教事务，都需处理而无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却酿大祸。他们是否在与英法俄美使节谈判过程中，得知后者俱受本国外交部门指授，从中得到启迪，萌生帝国外交也应建立专门衙门的共识尚不清楚。但由他们共拟的章程，指出外交应统筹全局，设置事权归一而章法分明的总理衙门，却不可不说他们已觉察到外交体制需要走出中世纪传统，适应国际交往的现状。
  当然恭亲王他们很了解传统权力机制。尤其咸丰初恭亲王曾任领军机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干而被其兄咸丰帝罢官，遣回上书房重作学生。他因乱复出，与英法俄美议和，居然在签订新一轮屈辱的《北京条约》之后，英国联军依约撤出北京。于是满清官绅士民，交口称颂恭亲王折冲尊俎有功。他与桂良、文祥，遂借机向咸丰提议设置专办外交的衙门。前揭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他们的联名奏折，劈头所述此前六十年的帝国外交失败史，颇有趣，引如次：
  “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
  论者引历代夷患为前车之鉴，专意用剿（按，用兵为剿，议和称抚），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于此者。
  然臣等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佛、米从而阴附之。（按，佛指法国，米指美国，原文英、佛、米三字，均有口旁。）
  窃谓大沽未败以前（按，指1860年 8月15日，僧格林沁亲王奉咸丰帝密谕，弃守天津塘沽要塞之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按，指1860年10月13日，北京留守王大臣，从英法联军通牒，开放安定门，容联军不战而入京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
  自换约以后（按，指1860年10月24、25日恭亲王在京中礼部，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相继签订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末语“前代之事”，并非远指。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三桂引满洲八旗入关击败李自成军，长驱直入明都北京。然后鹊巢鸠占，从此满清将北京作为征服全国的号令中心。时过二百十六年，英法联军侵占清都北京，竟未如法炮制，没有如当初满洲那样在北京另建新朝，却信守条约，退出北京乃至回师其国，怎不使这帮满洲王大臣诧异？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个中缘由，可以理解。难得的是恭亲王，也许首先是文祥，由这一事实开始领悟，他们祖辈恪守的丛林法则，在当前域外世界已被另一种法则代替。他们于是想到仿效。尽管还自欺欺人，说是对这班远夷，“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其实以为学彼等作为，“自图振兴”，才是实话。
  咸丰帝既然闻夷而逃，甚至在热河也感到不安全，想逃到更遥远的西安，那他在恭亲王签订《北京条约》后，仍用种种托辞，拒绝“回銮”北京，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还自以为有力量迫使北京留守政府就范。证明就是恭亲王们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无力阻止，仍想限制，规定其权止于“通商”，颁布“关防”以示该衙门不过是临时机构。
  恭亲王们似乎逆料流亡核心将出此招，于前揭奏折及章程之后还夹有几通密奏附片。其中之一，声明章程第二则要在总理衙门之下，增设天津通商大臣，理由呢？“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关紧要。”清英、清法北京条约不是明定列强公使可以常驻北京么？皇帝迟迟不肯“回銮”，不是最怕夷使坚持觐见又拒绝跪拜而大扫面子么？照恭亲王、文祥设计的章程，那么有天津通商大臣和总理衙门两道关卡，皇帝颜面当得保护。
  不宁唯是，恭亲王们又奏英使威妥玛“来京探询片”。片谓威妥玛抵京，实因怕驻津英军尽撤而于条约实行不利。“臣等相机开导，以释其疑，微露有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该公使闻之，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不办，不得已而来京。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天朝既不漠视，外国断不敢另有枝节各等语。”照此说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得二十年来屡成天朝首患的英国支持，皇帝岂可不准所奏？
  如前所述，咸丰帝准奏了，却还想限制该衙门权力为做生意，更只许它作为临时机构。对此，恭亲王等岂会退让？同年 1月26日，在京的恭亲王、文祥奉到咸丰帝 1月20日硃谕之后，便再上奏折附片密陈，说：“该夷虽惟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
  怎么办呢？恭亲王们当然表示全力维护皇帝权威，既然上谕不可改，唯有两个办法，一是告知那班夷酋，“臣等即系总理各国事务”，二是行知礼部，将铸造关防中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
  可怜的咸丰帝，已经丢失首都，幸得其弟恭亲王说退夷人而复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只好在“奕訢等又奏请关防及行文不用通商二字片”上，硃批“依议”。
  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了，还因“军务”与“外国事务”的纠葛越发不清，该衙门的权重越发超过军机处。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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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祥和总理衙门

  文祥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创始人之一。从这个衙门于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1861年 3月11日）正式启用关防伊始，他便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成为恭亲王的主要副手，直到清光绪二年五月初四（1876年 5月26日）病逝，担任此职长达十五又两个半月。
  在这期间，满清三易其帝，出现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二度“垂帘听政”，而恭亲王与慈禧的叔嫂斗法已导致他三度被黜，因此文祥作为总理衙门的实际主持人，对于咸同到同光之际的满清外交连续与转折的重要性，应说不言而喻。
  据《文文忠公自订年谱》，他是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世居满洲故都盛京，无世职，靠个人苦读，得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嗣后做京官，由主事而郎中而侍郎，咸丰八年（1858）五月，以内阁学士、署刑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随改礼部、吏部右侍郎，又转工部、户部右侍郎。就是说，他四十岁入军机，不到两年已遍历中枢六部的五部。他的政绩不详。英法联军迫近京郊，被吓坏的皇帝准备逃往热河，遭到众多王大臣反对，“军机文祥争之尤力”（《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一）。或因此，同年八月初八咸丰帝弃圆明园而“秋狝木兰”，在军机大臣中唯独留下文祥。
  同时，咸丰帝起用御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留京为英法联军议和，而指定大学士桂良、户部右侍郎文祥，为其辅佐。恭亲王于外事隔膜，他的岳父桂良年老昏聩，因而与英法联军谈判，唯靠文祥。
  《翁同龢日记》表明，这位咸丰六年状元，早在注视文祥动向。他记咸丰帝出逃后，北京大乱，“署步军统领文祥，忠义奋发，周视九门，守城兵不满万人，驻守各门者多满洲一二品大员，不受节制也。文公力任开仓放米，户部侍郎宝鋆亦力任开库拨银，人心稍定。”（见该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步军统领，相当于后来的首都卫戍司令。但文祥临危受命，北京九门没有一门的满洲驻军将领听其指挥，无非因为品级比他高。他还是与同为关外满人的宝鋆合作，极力安抚京师驻防旗人，使北京免遭更大混乱。
  以后清廷与英法俄相继签订“北京条约”。流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及其“总理行营王大臣”，多半照准。留京的王大臣，既然被赋予同英法俄美谈判的全权，既然已享有热河行宫与北京政府及各行省联系中转的特权，而皇帝又躲在热河迟迟不肯“回銮”，那么恭亲王在北京不是朝廷的表征吗？因而，当咸丰十年冬，流亡皇帝因处理夷务而要求恭亲王等“妥议章程具奏”，同年十二月初三（1861年 1月13日），恭亲王、桂良、文祥便“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表明恭亲王们早有准备。其附件章程六条，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文祥的传记资料，可知这点子是他出的。从此清廷便有了专办外交的部门。
  如前已述，满清自雍正、乾隆父子越来越视国事为皇帝家事，甚至连奉旨可以说话的科道言官，敢于批评皇帝的亲信奴才，也被他们认作干预皇帝的家事，不遭贬黜，便遭流放。他们的继承人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一个比一个更无能，却越发借口祖制，唯恐政府体制稍有变动，便削弱皇帝的个人独裁。因而，当年咸丰帝批准在北京设置总理衙门，一是强调其性质在于“通商”，二是由给于关防而示其为临时性特设机构。岂知形势已变，恭亲王和文祥、桂良，通过掌握与英法俄议和的全权，而留京王大臣唯彼等马首是瞻，已形成足与咸丰帝及其“总理行营”王大臣抗衡的另一个权力核心。
  于是，咸丰及其行营王大臣，面对重组的权力二元格局，不得不屈从既成事实。经恭亲王一辩，咸丰帝便同意取消总理衙门关防内“通商”二字，等于出默认它是外交部，而不是外贸部。但关防依旧，表明咸丰帝及其亲信，仍视此衙门为临时机构，不可列入祖传的内阁编制。
  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尽管地位重要，尽管已从军机处夺取了外交决策权，但历经咸丰、同治到光绪三朝，它还是临时机构。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流亡在西安的慈禧政府，被迫同意辛丑和约，为博“与国之欢心”，而下诏改官制，首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列于“新官制”之首，就是说时隔总理衙门设置四十年，才将它由临时机构改为正式部门。不仅如此，“新官制”还规定外务部在尚书、侍郎之上，还设总理大臣、会办大臣，等同于内阁总理，其职常由领军机大臣兼任。这个变化，发生于文祥去世四分之一世纪。
  晚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当时事实上的外交部或更高层次的对外政军商文的统筹机构，在体制中如此重要，却因其临时性，在号称正史的《清史稿》的表志中甚至不列专篇，不仅可笑，而且荒唐。
  满清是保存中世纪中国君主专制形态的最后一个王朝。君主专制，无论古近中外，权力运作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治，“人在政存，人去政息”，或者说“有治人无治法”。所谓治人，并非如孔子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往往相反，“不在其位，要谋其政”。在咸丰朝，肃顺不过是宗室庶子，直到咸丰十年“行在”至热河，才由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终身未入军机处，就是说从未有“宰执”名义，却权倾朝野。与他相对，文祥虽早入军机，官仅侍郎，但在留京王大臣中位卑而权重。正如咸丰帝死，肃顺成为热河行在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领袖，而文祥也早为在京的恭亲王第二政府的主要决策者。辛酉政变，恭亲王与慈禧内外勾结，搞掉了肃顺为权首的顾命大臣。其间文祥的作用，史阙记述。但《清史稿》将他与文庆、宝鋆列为同传，特别称道他“洵社稷臣”。美国的中国史家芮玛丽的名著《同治中兴》，也认为他是总理衙门的“主要决策人”。因而文祥在晚清对外关系史上迹近埋没，当然需要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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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茂荫质疑晚清外交观

  自从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 1月20日），北京出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1901年 7月24日）更名外务部，凡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存在时间长达四十年六个月，却在满清体制内始终属于临时特设的编外机构。
  它初设的曲折，在前已述。古怪的是，这个编外机构，对满清由中枢到地方的法定部门，似乎享有越来越广泛的决定性权威。它的职能，有关近代史论著说法不一。大概地说，它主管外交和外贸，也兼管海关、海防、卖军火、造枪械、修铁路、开矿山、设电报、办同文馆、派留学生等，即与初称“夷务”、后称“洋务”的政军财文事宜，无不插足。它还直辖北洋、南洋两通商大臣，分管职能同样很大，而由直隶总督兼任的北洋通商大臣，后来甚至代替理藩院处理藩国对外事务。
  前篇《晚清总理衙门的名与实》。已提及那四十年满清统治者的“外交”理念变异问题，这里不妨再略陈拙见。
  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帝自诩建有“十全武功”，那以后满清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认知，便较诸康熙朝发生倒退，表征便是中世纪晚期常见的“天下国家”陈腐观念，重新盘踞意识形态领域。乾隆末至嘉庆间，皇帝对付英国遣使来华的傲慢应对方式，给帝国继君及其臣民作出的表率，那负面作用，已在道咸二朝两次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不消说帝国臣民没有晚年乾隆及其子孙诸帝那么愚而愎。在英法联军打到京郊，被咸丰帝仓猝任为议和钦差大臣的恭亲王，据亲见其人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所评，为人并不聪明。但他的主要副手文祥，却是识时务的满洲大臣，（见《清史稿》本传，参前拙文《文祥与总理衙门》）。这位遍历内阁刑礼吏户工五部的满侍郎，于咸丰十年为总理衙门首任三大臣之一，备经同治朝慈禧与恭亲王争夺权力的风浪，在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的要职上屹立不倒，个中诀窍，尚待研究。但他在光绪元年（1875）以久病之身，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次辅代未到位的首辅李鸿章主持内阁，且代时已失宠的恭亲王成为事实上的领军机大臣，还照兼总署大臣，可知他在同光间的执政地位，已变得难以动摇。正因如此，他在光绪元二年相继“密陈大计”的两道奏折（均见《清史稿》本传），便值得重读近代史者格外重视。
  或因文祥在久病的床上自知不起，他的两道密折，便显得分外坦率。两折回顾嘉道咸三朝的对外政策，着着失败，以为毛病都出在“人心”，尤其是“君心”总与“民心”背道而驰。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说，道咸以来中国屡败于西洋各国，最大问题在于西洋各国总顺“民情”，而中国却总不察“民心已去”，以致各国得以投间抵隙。
  文祥的意见，没有超出六十年前龚自珍的《乙丙之际塾议》提出的“自改革”呼吁。但他于光绪元年疏中回溯的一段往事，却引人注目。文曰：
  咸丰六年（1856），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
  这里提到的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进士，便在清廷各部沉浮，在咸丰中屡屡上书言事，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当时清廷内外交困，京畿通货膨胀。而民间交易通用的铜钱，却因云南铜源被内战阻隔，而导致京畿银贱钱贵。清廷出下策，收取铜钱，回炉重铸，原定十文的份量，当五十、一百乃至当千，导致民间盗铸成风。所谓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假币盛行，致使民乱迭起。王茂荫主管户部钱法堂，以为铸大钱名不符实，而嗣后户部又请准皇帝发行钱钞即纸币，却因纸币不能兑换为现银，导致通货越发紊乱。他的货币论，经过在华俄人转述，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 C节注83中予以嘲笑，说它被咸丰朝大臣们痛斥，“完全是为商人的利益，而与皇室毫无利益可言”。不想王茂荫由此成为郭沫若等争相考证的晚清中国名人。马克思批判王茂荫经济理论为谬说，当否？是另一问题。但王茂荫作为十九世纪中叶满清大臣中首出的要求根本改变外交理念的人物，却不该忽视。
  上引王茂荫“奏陈夷务”，引经据典来自《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原谓要看天意，必看民意。但王茂荫显然受晚清复兴的阳明学所谓四海之内心同理同的影响，又迎合君心表征天心的观念，再依据满清君主自称眼界如天而高于万民的说法，称道皇帝的眼界当然超越中外分野，平等看待华夷，像《尚书》所说，皇天不分亲疏，只看有德无德。德者，福也，犹如四时的旺气。而今旺气既然在日起争雄的海外诸国，那么它就表征人心天命所归，必将体现于君心。王茂荫的逻辑推论，在文祥看来似属危言耸听，却切中时政，以为正是上承天心而下顺民心以收敛“夷心”的真知。这对一听“和戎”就喊叫离经叛道的理学家，当然是迫其住嘴的策略，同时也为恭亲王一派的对外政策似反祖宗传统观念作辩解。
  满清由雍正到乾嘉道咸五朝一百八十年，不是越来越自称“天朝上国”么？
  这种观念，显然也由自命理学的上书房师傅杜受田的教诲，支配了咸丰一生。他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被迫在与英法俄三国订立的屈辱和约上盖御玺，却至死拒绝“回銮”，真实理由是怕见欧美各国驻京使节，又怕各国使节觐见不行跪拜礼，使作为天子的他本人颜面扫地。
  文祥首倡设立总理衙门，在代恭亲王起草的密疏中，还将满清与英法俄的关系，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但通过总理衙门的涉外实践，他很快认知当前面对的欧美列强，绝非汉晋以来分裂时期的纵横捭闔关系可比。“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屡战屡败的清廷来说，适足以贻讥于“西夷”。他在主办“夷务”之后十五年，终于在临死的床上，决定向“圣母皇太后”说真话，盛称他的见解，早在近二十年前已为王茂荫说出。于是我们的近代史关于晚清对外关系史占支配地位的见解，应否重作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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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包世臣到冯桂芬（一）

  十九世纪前六十年，满清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内忧外患交迫，也促使改革吁求不断发生。
  以往的近代史论著，多半将晚清的改革论起点，界定为龚自珍、魏源改宗所谓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此说由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力倡，似已成为通识。魏源的政见与经说颇杂，姑且勿论。龚自珍呢？他首度吁求满清统治者“自改革”，见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 所写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那他时尚未与所谓常州派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交往，仍在他的外祖父、皖派汉学大师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羽翼之下。
  其实，吁求清廷“自改革”，并且设计可行性方案有迹可寻的，在龚自珍之前有包世臣，在龚自珍之后有冯桂芬。从晚清改革思潮史的轨迹来看，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可说是嘉、道、咸三朝的三个表征。
  关于龚自珍的“自改革”论，我已作过多次讨论，兹不赘。本篇和下篇，拟分别说一说包世臣的《说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字慎伯的安徽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 年轻时因家贫卖过菜、教过村塾，同时自学古近兵书史书。当嘉庆二年（1897）他出现在安徽巡抚朱珪面前，便以申述为政应力求“不强民而令，不忧民而强”，使今上的这位师傅折服，从此名动公卿。但他耻于依权仗势谋取功名，结果六应乡试，才在三十四岁中举人，接着又十三次会试落榜，到年逾花甲才由举人大挑，签发江西，补新喻知县，又遭省内官场恶斗，不满一年便罢官，与涉案贪官同受审查，捱过三年，奉旨审案的钦差大臣叹道：“包君以一青天，居十七狗子之间，而得免于刑戮，幸矣！”此后他在七十岁刊出自选集《安吴四种》，却以“体大事丛，不可分散”为由，将《说储》上篇刊落。相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洪秀全曾尊他为“三老”之一。他终年八十一岁。
  据《说储》前序，此书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包世臣时年二十七岁，为教年方十四的门徒姚承谦了解“救时之要”，写出上下篇各四万言。在前四年，白莲教造反由湖北、河南向安徽蔓延。他献《练乡兵对》，大受朱珪赏识，由此名动公卿。他继续游说川楚诸省军政大员，说对付被迫聚众造反的平民，一要“近人情”，二要“不难为人”。他到处碰壁，于是写出《说储》。
  储者，蓄积备用也。朱珪曾称道包世臣是像汉代贾谊那样的“奇才”。包世臣也以提出当代《治安策》自许。但他的《说储》，尽管避免用“长太息”、“可痛哭”之类字眼刺痛嘉庆君臣的神经，而力求站在权力者的立场上设计“治民之术”，但《说储》本身便犹如愤火。
  怎么见得？《说储》劈头便引“先圣之言”，宣称国有四类，“王国富民，伯（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接着就指责“今者”民穷吏贫财尽，而公卿贵戚“无肯暂易其营私之智”，岂非明指当世已属“仅存之国”？于是作者以为“与天下为新”，关键在于“设审官院”。
  审官院乃旧名。北宋曾设审官东西二院，分掌文官和武官考选，王安石变法后归併吏部。包世臣倡设审官院，却不提它是北宋旧制。相反，按照《说储》，审官院应该拥有统辖内外文武官员的考试、黜陟等权利。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方案内完全不提军机处，却主张在审官院卿之上，设内阁左右丞相各一人，“正一品，执国政，总文武”，就是说要恢复四百多年前被明太祖取消的君相共治体制。第二，在方案内主张“内官”、御林军及京师卫戍的人事权也应由审官院决定，等于要求剥夺直属满清皇室控制的内务府、御前大臣、九门提督等特权。第三，在方案内力主裁撤地方总督、巡抚和分守分巡诸道，建议藩司守令均可带兵，而驻军提督也都由审官院任命。
  令人惊异的，是包世臣设计的审官院“主选举”的运作程序。不妨照录《说储》上篇一段原文：
  设审官院，择大臣一人为院卿，正二品；辖学士四人，正五品；主选举。诏内外郡县，不拘现任（原注：其专折，大臣自可奏达者，不归该院，其有奏记亦准）、故宦、儒生、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其有经国远虑，封疆大计，水利屯田，劝农练兵，以及吏治利弊，律意轻重，或即一郡一邑当兴当除，各就素习确见，缮书条例。大者勿忧骇俗，小成勿饰动听。……
  凡上书者，皆封递本县，知县即时加封，用三百里飞传该院，校别其实可施行及有意议可造就者，征入都试；不中征者驿给原书罢之。
  征者，本邑计里给资，每百里白金三钱，年五十以上非仆从不行者，增三之一。至都，舍于公邸，食用皆有主者。茂才，奏请不次擢用。其上第，练事达权身强品优识决性慈，可胜亲民正吏者，奏请外补；心地明达，可参大计者，咨呈内阁补阁史并供奉；温习典故，可备顾问者，供奉翰林，属审官院，正六（品）至从七（品）为直院．正八（品）以下为供奉；切直敢言者，咨御史台补台史并行走。中第，分别给级，咨国子监肆业。报闻罢者，咨户部给资还乡。
  惟诈伪代倩，坐之。或父师遗书，裨益时事者，皆许声明封递；剽窃坐如法。
  唐宋至明清士绅社会盛行一种赌博方式“升官图”，用掷骰子预卜官运，表明做官是种投机事业，也映现一般士人不信孔门所谓“学而优则仕”的遗教。岂知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安徽一名生员却彻底否定孔教传统理念，画出一幅理想政府的官员如何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进行选拔的蓝图。按照青年包世臣的设想，选拔官员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前提就是广开言路，不拘出身资历都可上书言事，所言之事没有题材限制，也不存在“越衙上告”的刑罚，相反各级官员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包括给审官院初审合格的言者提供应征入京复试的差旅费。复试合格分等量才录用，都给现职。初审不中，原书立即璧还；复试落第，还乡旅费照给。甚至允许代已故父师上条陈，唯有作弊剽窃，需要依法惩办。
  这不是近人熟悉的西方乌托邦体制么？但它确实出于二百零八年前一位年青中国人之手。也许包世臣对自己的大胆假设感到吃惊，生前仅向挚友出示。今存《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版）的《说储》，所附在嘉庆中以敢言著称的周济、以考史闻名的沈钦韩的批注，便可窥知它在同时代江南学界的流传状况。也如包世臣的后继者龚自珍、冯桂芬，他们改革论的精粹见解，都在身后才公表，《说储》上篇也被包世臣“藏之名山”，直到清末才由《国粹学报》刊布。据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刘师培跋，这位当年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仪征青年，盛称此书精义“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
  同样表示倾倒的，还有民国初叶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柳诒征。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偶然得到在地摊上流出的《说储》残篇，书眉有周济、沈钦韩批注，便急忙交由他主持的江苏省立图书馆影印问世，后附长跋，批判国民党腐败专制：“岂料光宣以来之变革，什百倍于先生所指斥，一惟诵法异域，不第尽更清制，且举周秦汉宋流风遗意，胥摧毁而更张之，先生地下有知，其谓之何？”
  同一种《说储》，经过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劫波，在不同取向的文史名家中竟有如此相反的价值判断，不正反证它需要再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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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包世臣到冯桂芬（二）

  前篇已述，清嘉慶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說儲》。據《劍橋中國晚清史》主編之一劉廣京的意見，《說儲》實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濫觴。
  杭州才子龔自珍（1792-1841）， 於嘉慶十七年（1812）二十一歲時，曾侍父居於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時他是否結識包世臣，乃至讀過《說儲》？不清楚。據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龔自珍晚年與包世臣交好，《已亥雜詩》第二二九首“涇縣包慎伯贈予《瘞鶴銘》”，即明證。因而，龔自珍於二十三歲在徽州著《明良論》四篇，抨擊官場腐敗皆由專制體制，次年隨父至上海的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的衙署，寫出組文《乙丙之際箸議》，疾呼帝國如不“自改革”，就難逃周秦以來改朝換代的覆轍。他有沒有受到包世臣的影響？同樣不清楚。有一點應屬事實，即龔自珍的“自改革”籲求，從抨擊時弊的重心，到邏輯推論的思路，都很像《說儲》的延伸。
  龔自珍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館”。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雖早在道光五年（1825），將《說儲》下篇關於改革治河、鹽政、漕運弊病的設計，編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吳四種》，卻不敢刊佈《說儲》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龔自珍，其遺文盡管曾被魏源刪削，卻早以不同形式流傳人間。因而，說到晚清“自改革”，人們常謂發韌於龔自珍。
  龔自珍卒於清英鴉片戰爭發生次年。他死前兩年多，曾著《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對林則徐奉旨赴廣州禁毒，表示熱情支持，但林則徐復札卻對他的獻策只給半首肯，並且拒絕他同往廣州。這使他很失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從此他的詩文，仿佛已將粵海日趨激化的清英沖突置諸度外。這是否表明，在當時龔自珍眼裡，帝國危機仍然在內不在外呢？很難說。歷史表明，龔自珍少作諸文，籲求帝國“自改革”，好為預言，如暗示清廷墨守祖制，安於長夜沉睡，“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就可謂不幸而言中，在他死後不到十年，遠在南疆桂平的大山之中，便爆發了拜上帝會的礦工與農民結合造反，號稱太平天國，幾乎顛覆了帝國。然後由於清廷的愚蠢，竟在太平天國戰爭高潮中，給英法聯軍入侵北國製造藉口。於是在巫術迷信氛圍仍濃的晚清，龔自珍似成先知。
  蘇州人馮桂芬（1809—1874），是林則徐的門生，清英鴉片戰爭開打那年中一甲二名進士，即授翰林院編修。其後迭遭母喪父喪，逢太平天國攻剋南京，在籍辦團練有戰功，升任五品銜的右春坊右中允。太平軍克蘇州，遁入上海租界，與各國政商人士直接交往，政見學識都發生很大改變。他開始籌畫用洋人力量組織地方武裝，致函說服曾國藩派李鴻章招募淮軍援救上海。由此迫使李秀成處於守勢，並使淮軍借洋槍隊重占財賦重心蘇松等府，而馮桂芬也化身為晚清“洋務”的首要理論家。
  《校邠廬抗議》便是馮桂芬“洋務”設計方案的匯編。，馮桂芬自序說書名“抗議”，乃用《後漢書》趙壹傳語，“即位卑言高之意”，但序末自署作於咸豐十一年（1861）冬十月，卻透露他的真實命意。原來此月初慈禧太後與恭親王聯手發動的“辛酉政變”得逞，政府大改組，宣稱次年改元同治。他們隨即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節制巡撫提督以下各官，等於把東南軍政大權交給湘淮系漢人官紳。這是自清初洪承疇死後近二百年，滿清首次賦予南國一名漢官如此巨大的權力。馮桂芬顯然從中看出了擴展南國士紳權益的機會，立即將改革現狀的政論四十篇結集，寄給曾國藩，說是求序，實為獻策，而且自比為東漢末名士趙壹對名將皇甫規的說辭，所謂“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
  曾國藩組建官兵餉械都自募自籌的湘軍，分明違背滿清不許南人將兵的祖制，卻道是為了捍衛“開闢以來名教”，但在戰爭過程中，卻向他詛咒的天國一樣，“竊外夷之緒”，越來越依靠洋器洋人博取內戰勝利。只是他和左宗棠、李鴻章等說一套，做一套，所謂義理與踐履二律背反，正如滿清列帝好申斥的“假道學”，適足以給滿清祖制守護者提供攻訐的口實。馮桂芬的《抗議》，顯然要為曾李左的言行相悖辯護，並且以攻為守。
  《抗議》自序已彰顯馮桂芬的策略。他首先贊頌“三代聖人之法”臻於至善，倒是後世近功小利的儒者不斷將它弄壞，致成空言，接著“觀於今日”，連舉十二大弊，指斥後儒已將三代聖人善法敗廢無遺。然後他強調“古今異時亦異勢”，不可“一切復古”，只可去其不當復，而復其當復。這已是包世臣、龔自珍論調的重申，但馮桂芬走得更遠，竟說在“法”即制度應用的層面，也可以“用夷變夏”。
  當然，《抗議》四十篇，附二篇，成稿前正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而逼迫清廷簽訂新一輪的不平等條約，因而馮桂芬對於“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表示“奇憤”，可以理解。他憎惡魏源剽襲林則徐的手稿，斥責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行不通，“欲以戰國視諸夷”，卻以為“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有道理。因為滿清由叛明到代明，就是“師明之長技以制明”。所以，《抗議》指出明末“採西學”行之有效，又絕口不提明人視滿洲為“夷”，還處處不忘聲明當今夷夏之辨，即指英法美俄等國與今之中國或中華的區別。明乎此，便可窺知馮桂芬和他的同時代人士，所謂“師夷長技”，承認“用夷變夏”有可行性，實為後來“向西方學習”的原初表述。
  正因如此，《抗議》作為馮桂芬向正在南國得勢的湘淮系首領獻出的治安策，為什麽要再三申述“今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馭夷為今天下第一要政”，甚至危言聳聽，羅列“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不符”，乃至“船堅炮利”、“有進無退”等等方面，中國都“不如夷”。
  在《抗議》中，馮桂芬反復指出中國曾經領先於晚出“諸夷”，即當今也多“秀民”，只要懂得自立、自強，必可恢復往日的光榮。《抗議》提出這樣的論斷，“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馮桂芬稱這是“今日中國第一要務”，表明他關註的焦點，仍是曾國藩《討粵匪檄》已提出的，被太平天國戰爭沖得大亂的“倫常名教”表徵的社會秩序，怎樣重建的問題。
  馮桂芬已表明，他反對恢復戰前清廷那套“以滿馭漢”的統治秩序，更反對滿洲權貴朘剝江南財賦的局面再現。眼見動亂已快結束，江南世族必能取消佃農乘亂“租田當自產”的做法，需要傳統“名教”的支持。然而不解決清廷與江南世族的租賦分割難題，富民必將重賦的負擔再度轉嫁給貧民，最終仍會導致“民窮為匪”。因而《抗議》認定重建“倫常名教為原本”，卻反復重述清初顧炎武《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的主旨，要求清廷對蘇松太三屬大幅度“減賦”，並特別指出“正本清源”的關鍵，在於安置亂後倍增的游民、飢民、妓女等。正是在“收貧民議”的破題中，馮桂芬寫出那四句教：“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被有的近代史論者嘆為驚世駭俗的這四句話，在古近變法史上是老調，但針對咸豐朝仍然很盛行的排外論，則是針砭。其實馮桂芬此篇贊賞的“夷法”，無非是指荷蘭、瑞典的濟貧院、教養所之類，他也承認這類機構在中國古已有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而已。至於政體改革，他的主張更限於皮毛。清末章太炎曾批評他最受“宦學者”稱道的減賦主張，“特為世族減賦，顧勿為農人減租”，表明其論“不正其本”，並非苛評。
  《抗議》的第一回應來曾國藩。他雖遲遲不願為《抗議》作序跋，卻不禁人傳抄，終於以復函形式肯定此稿“必為世所取法”。繼之是李鴻章，推許此稿深中“洋務機要”。在清法戰爭中崛起的清末洋務首領張之洞，盛稱它是“中體西用”論的先河。戊戌百日維新，康有為們倉卒拿不出應詔“定國是”的方案，騎虎難下的光緒帝，只得請求榮祿將四十年前成稿的《校邠廬抗議》翻刻一千部，發給內閣六部九卿各衙門就本職陳述其可行性。變法被慈禧政變絞殺，但各部遵旨復議的檔案仍存，可惜迄今尚未得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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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女主慈禧

  古典中国早行多妻制，形成分别嫡庶的体制，君位世袭也通行嫡长子继承制。相传孔子晚年接受天启，为汉朝帝王预制的“礼”经，即《仪礼》，便规定天子的嫡妻为“女君”，也就是汉人所称的皇后。而法定储君必为皇后之子。所谓孔子“为汉制法”，纯属鬼话，但好自我作古的汉高祖至汉武帝四世，都没能打破《春秋公羊传》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古旧规则，根由就在他们无不热衷于多妻制。因而，当皇帝死去，在位皇后升格为皇太后，乃至在儿皇帝死去又升格为太皇太后，把持操纵政权，也成惯例。汉武帝年青时备受祖母窦太后控御，中年又历父子兵戎相见的宫廷恶斗，晚年立少子为储君，采用留犊去母的手段，逼迫未来的汉昭帝生母钩弋夫人自杀。他的策略没能遏阻其后两百多年成为女主专权的频发时期，却成为之后列朝，特别是北国所建王朝常引的历史先例。
  满洲入关前，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在与北国诸族群联姻以扩张权力的同时，已警惕妻妾家族染指政权。这由他的子孙变成国策，因而从顺治历经六朝，至咸丰帝即位，满清也出现过主少国疑问题，过渡方案则是权臣辅政，尽管结局也是皇帝搞政变夺取专制权力，却没有太后临朝的先例。
  破除满洲九世传统的，就是慈禧太后。她的远祖为老满洲的叶赫那拉部族酋长，曾献女给努尔哈赤以结“和亲”，却终于不免被努尔哈赤吞并，余部编入满洲镶蓝旗。但到清道光间，那拉氏这一支，早已破落。据《清史稿》的后妃传，述慈禧履历，劈头便谓她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惠征是旗人，通过怎样的途径，恩荫呢，科举呢，还是纳赀即花钱买官，得以入仕？无信史可考。我们仅知他官终皖南徽宁池广太道，为主管地区税务兼防务的分守道，列正四品，相当于后世的地区专员，但没有人事权。他没有爵位，绝非满洲贵族。咸丰初由太平天国引发的内战，波及皖南，他以守土无方，被革职，旋病死。可知清末多种记载，均谓慈禧姐妹，奉母扶柩返京，并应咸丰帝选秀女，并非空穴来风。
  慈禧于咸丰元年（1851）如愿被选入宫，虚龄十八（她生于1835年11月），一说她被选秀女在咸丰二年，被分配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做宫女。她如何博取好色的青年皇帝注目，上床后被封为兰贵人，有种种传说，不必罗列。贵人是非贵族出身的皇帝小妾初阶，可知慈禧出身卑微。她似乎很会讨皇帝欢心，不久便跳过常在、答应的阶段，被封懿嫔，即皇帝的四等妾。渴求得子的咸丰帝，同时有两个小妾生男。玫嫔徐佳氏所生男未及命名便夭逝，而咸丰六年（1856）三月懿嫔产下的麟儿，居然无恙，命名载淳。于是那拉氏也由嫔晋妃，成为皇帝的三等庶妻。那时咸丰帝年未“而立”，无疑期待其他妃嫔生子，因而迟至独子周岁，才进封其母为二等妾，号懿贵妃。很奇怪，到咸丰十一年（1861）他的独子已虚龄七岁了，他本人也病入膏肓，却不按理出牌，即不肯遵循“母以子贵”的老例，晋封懿贵妃为皇贵妃，充当皇后治理中馈的副手。旁证还有懿贵妃家族抬旗，即由下三旗的镶蓝旗，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已是同治初年之事。
  问题不止于此。据清末的野史笔记盛行的一种传说，谓咸丰帝在热河的最后岁月，担忧的正是在他身后，懿贵妃“母以子贵”，以太后身份篡夺政权。因而他与亲信大臣肃顺等，密议过是否仿照汉武帝处置钩弋夫人的先例，清除懿贵妃？不知因为皇帝软弱还是肃顺等轻敌，此策未行。有个传说似乎属实，即咸丰帝曾手书密诏赐予皇后钮祜禄氏，大意谓他死后，那拉氏如恃子为帝而闹事，即可按“祖宗家法”处置。
  中世纪的专制政权，无论古今中外，在同朝易代之际，必定是政治阴谋籍军事政变相辅而行。作为咸丰帝的遗妾，当年慈禧向亡夫授权的顾命八大臣发难，她凭借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母以子贵”，她已跃居“圣母皇太后”。其次她已说服亡夫嫡妻慈安太后出面，迫使顾命八大臣承认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从“权”即随机应变，确有先例可循。其三即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愚昧地放弃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权，以致面对政变，无兵可用，束手就擒。再次慈禧利用君位更迭之际达官显宦的危机感，散布肃顺等当权必导致朝廷清洗的谣言，迅即纠结北京“清议”，猛攻肃顺等危害帝国，而肃顺等却蒙在鼓里。
  慈禧由此当权了。她“母以子贵”，且逃脱立子杀母的命运，相继在儿皇帝、姪皇帝，实则在东亚专制体制下修补老例。
  那个号称慈禧太后的女主，在位四十七年，接受尊号达八次。据《清史稿》，她累加的尊号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犹忆五十多年前，我初读近代史，见到清代官方记载的如此冗长的尊号，总嗤之以鼻，以为那不过是满汉无耻文人舔臀拍马的谀词，不值一顾。岂知后来偶读英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清室外纪》，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晚清早将荣誉称号与经济利益挂钩。
  原来，那拉氏接受尊号，虽然每回仅加两个字，却每字值十万两白银。就是说，她每接受两字尊号，满清国库便要每年增拨二十万两白银，作为皇太后的个人津贴。她受尊号，或者说清廷专攻马屁经的权贵发起给他上尊号，总在她逢五逢十的生辰，或在她虚情假意地表示要归政儿皇帝之际。这样到她七十岁再接受一个尊号，她的个人“年金”已达一百六十万两白银，还不计她作为皇太后的日常开支。据说在八国联军侵占清宫，清查她的私蓄，已达白银一千八百万两之多，堪称帝国第一巨富。
  辛丑和约迫使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出一两白银，替这个专横狡诈的老太婆煽惑义和团排外的行径赎罪，外加利息达九亿多两。哪知这个老太婆依然在晚年通过諛臣上尊号，给自己增加年金，再在全国纳税人身上扒一层皮。可知清末的新政，有识之士纷纷斥作假立宪假改革，单就它的策划者慈禧太后通过上尊号，给帝国权贵，各级官吏，提供如何在当时体制下合法贪污的一个范例，而且她盗窃国库，广收贿赂的手段决不止这一招，就已证明这个帝国从头到脚已经腐烂到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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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辛酉政变和肃顺

  《清史稿》因回护满清“正统”而被诟病，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禁止。但中世纪式的“正统”，涵泳着意识形态的“道统”和政权延续的“法统”。慈禧作为咸丰帝的遗妾憑借所谓“母以子贵”，与亡夫的嫡妻并列太后，在清史上已无先例，而她借口亲子年幼，要求垂帘听政，更分明违反满洲“祖制”。在这一点上，前揭《清史稿》肃顺传论，于肃顺等反对慈禧垂帘无责辞，相反将专权四十七年之久的这名女主，列入《后妃传》而少恕辞，用这类曲笔暗喻肃顺反对慈禧，实为守护帝国典制的合法性。
  因而，《清史稿》的肃顺传和后论，写法很有趣。肃顺不是由上谕宣布“悖逆狂谬”吗？不是被判作帝国公敌而杀头碎尸吗？按照所谓“成王败寇”的正史老例，他既明正典刑，理应追述他少年即纨绔不法，甚至出生第一声啼哭已兆叛音。但那班修史遗老，只交代一句他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便写他仕宦生涯，虽然时夹一二贬语，却总在突显他功大于过，而“负谤”的主因在于执法严刻，得罪了满洲权贵和八旗子弟，相反对汉人名士礼敬有加，力主用湘军曾、胡、左等对付太平天国，实为解救满清统治危机的头号功臣。熟悉帝国严分满汉主奴的读者，于此见力破“内满外汉”传统国策的，竟是位居实际首辅的这位满洲宗室大臣，岂不惊异？
  同样，肃顺传作者以为此人的最大失误，在于低估了恭亲王的能量，阻挠咸丰帝回京，致招恭亲王及在京王大臣忌恨，转而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所谓“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咸丰帝拖延回京，拒绝恭亲王赴热河会见，是否肃顺的主意？论者有异说。事实是咸丰帝死了，遗嘱要肃顺等八大臣担任“賛襄政务王大臣”，将在京主政的恭亲王排除在外，又想防止慈禧干政而泄露机密，已给慈禧与恭亲王密谋先发制人制造了前提。肃顺等自以为权随位行，恃阳谋而不防阴谋，被恭亲王利用在京抓到的军权，发动突然袭击，使肃顺等猝不及防，相继束手就擒。
  历史没有假如，无法假设肃顺等事先警觉，利用顾命大臣的威权，倒过来先发制人，辛酉政变是否可能流产，而咸丰之后的晚清史是否会呈现别一模样？人们但知，肃顺死了，他的政策特别是重用汉臣“以汉制汉”，仍被晋位“议政王”的恭亲王为首的清政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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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胜保与慈禧

  倘说辛酉政变，没有胜保的跳踉叫嚣，便不能实现，或者说虽暂时成功也未必持久，大约不算过度推论。
  不过胜保也如传统谚谓，小人得志，利令智昏。作为满洲下五旗的世僕，他出身卑微，被满洲宗室权贵所贱视。他发迹变泰的资本唯在军功，而他先前的军功多属假冒虚报，早为识者不齿。他在辛酉政变前后居功骄横，却不悟在恭亲王们眼里无非“功狗”，早已注定兔死狗烹的宿命。辛酉政变得逞，议政王奕訢给他的奖赏，是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一身充当八旗两军统帅，地位够高了，却随即打发他去主持剿捻。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欣然就职，却只会一招，即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不想捻军头目苗沛霖，比他更狡诈，在诱擒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而受重赏之后，随即倒戈，以致“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于是恭亲王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同意，下令查办。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不是别人，正是胜保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格林沁亲王。当然僧王对胜保的罪状，件件“查实”。议政王政府唯恐胜保狗急跳墙，在先已将他调往陕西剿捻，密令僧王“监制”，这时又密诏多隆阿率重兵到陕西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同治二年（1863），北京三堂会审，胜保仅承认“携妾随营”一条有罪，而相反要求惩办对他诬告之罪。但虎已入柙，岂可宽纵？
  于是恭亲王与两宫太后假借同治帝名义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
  就这样，胜保被迫自杀了。他活了四十岁，后半生都为拯救满洲统治权力而战斗。他很卑鄙，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他很荒淫，贪污纳贿买妾样样都干。他很投机，总瞄准中枢权势的未来取向下注。但他弃文从武之后，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招降纳叛固然应受谴责，效应呢？却是动乱地区得到安定，由民不聊生转而民可聊生。因而，胜保为彰显个人“剿匪”业绩，尽可能避免武力冲突，对沦为匪徒的平民，以软性的招抚措施，缓和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情绪，是否只有否定意义？
  据说胜保被逮，被他招抚的前捻军首领李世忠，愿以提督官位替他赎罪。而胜保一位幕宾之兄，时任御史，也不避嫌疑，上疏说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他们的尺度相异，见解相近，都以为胜保对清朝功大于过，甚至有功无过。但这样的辩护，可称历史如实而与现状不合，反而促使胜保非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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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胜保的浮沉

  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开始了她在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僭主生涯。
  相传孔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然而在中世纪列朝，没有皇帝、国君之类名号，却“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实际充当专制君主的历史实例，屡见不鲜。这类实例，常见于史籍的，不外权臣专权和太后临朝两种形态。满清有过权臣“以下儗上”的僭主政治，却从未有过母后临朝的先例。
  一则广泛流传于晚清的传闻，说咸丰帝生前，已感到懿贵妃可能在他身后无法控制，曾与肃顺密商，要仿行汉武帝暮年对付钩弋夫人的故事，为立子为帝而杀其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等，均录此传闻）。此说似非空穴来风，由咸丰遗诏指定肃顺等满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便显然是模拟汉武帝托孤给宫廷侍从霍光等三人的做法。又相传咸丰濒死，曾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朱谕，说假如此人闹事，“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前篇引）。这由咸丰生前，没有因懿贵妃生子而给她的家族“抬旗”（由镶蓝旗抬入皇帝亲率的镶黄旗），在遗诏中也无一语提及这位贵妃的未来身份问题（懿贵妃晋圣母皇太后在咸丰死后次日，晚于皇后晋母后皇太后一天，而抬旗更在宣布改元“同治”之后），也可知他给慈安的密谕应属实有。
  所谓辛酉政变，海内外已有很多论著。虽说传闻异辞，而使过程的陈述不尽一致，有一点则很少有异议，即由慈禧策动的这场政变，否定了咸丰临终安排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而太后“垂帘听政”，也明显地破坏了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历代相承的“祖宗家法”。
  只是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要是没有军权在握的旗人权贵做后盾，也是不行的。谁是他们的军事支柱？进入人们视线的有三名带兵大员，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满洲大臣瑞麟、胜保。
  这三人都是上一年八月（1860年 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败将。咸丰帝就是闻报他们在八里桥大败，仓皇北奔热河的。（见前《圆明园之焚》篇。）咸丰帝跑到承德行宫，惊魂未定，又闻报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北京城开门揖盗，迁怒僧、瑞，下诏革去二人爵职。挑动皇帝对他们怒气的，一是恭亲王，二是胜保，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胜保的折片和咸丰帝的硃批，尤其有趣。
  据《清史稿》本传，这个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做了十多年京官，忽然上疏提出“办贼方略”，于是由文转武，被派往前线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很快成了督办河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很得意，刻图章两方，分别文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我战则克”。可惜战多不克，于咸丰十年被降为光禄寺卿，即专管国宴的满官头儿。他回京正值英法联军打倒通州，于是又奉旨率八旗禁军，成为僧王麾下。
  在八里桥大战前，咸丰派载垣与联军谈判，破裂后由僧王武装劫持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为人质。胜保立即表现高尚的忠义之心，手刃人质两名。不想接着开仗，他就被敌方炮子击伤左颊右腿。伤得奇怪，却成了他向皇帝显示忠君捨身的本钱，不仅赏假十五天，使他躲过联军攻打京城的战役，而且每奏不忘提及倘未负“重伤”，指挥京城保卫战，决不会像僧格林沁、瑞麟那样不战而溃。他又屡陈“力疾”与恭亲王等商议“退夷之策”，“以为必须痛剿后再行议和”。而恭亲王的奏折，也总在指斥僧、瑞应为园焚城陷承担罪责的同时，称道胜保可用。这样，皇帝还不肯定胜保“报国心殷”吗？还不愿把禁军残兵和各省援兵，“俱著交胜保统带”吗？
  胜保当然不会满足。他又连上奏折，说只要他有兵，“定当出奇致果，立殄狂氛”，“惟以奴才现在所秉事权，尚恐有呼不灵之处”；“奴才惟有急催所调新兵早日到齐，言战方有把握，尤须稍假事权，方不致有掣肘”。如此云云，迫使咸丰帝明发上谕：据胜保折，“足征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其各省未到援兵，无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不幸，胜保启用钦差大臣关防仅十来天，咸丰帝便批准清英、清法北京条约。既然“抚局已定”，皇帝对于胜保的豪言壮语，便由嘉尚变为嘲笑，尤其不能容忍他以带兵大员干涉“抚局”，一再予以训斥。胜保立即转而建议改练京兵，果然又打动了皇帝，命他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于是他成了皇家侍卫亲军的首领。这个位置如此重要，以致使他不仅拉紧了同恭亲王的老关系，还与懿贵妃之弟桂祥建立了新关系（参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也许咸丰有所觉察，次年派他赴山东“剿捻”，虽赏他为钦差大臣，却强割他所部五千兵给复爵郡王的僧格林沁（见《清史稿》本传），而且不改他的“候补侍郎”职称。他抓住“兼管”皇帝侍卫亲军的实权不放。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故，他很快表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扬言要“清君侧”，——西汉景帝时吴楚诸侯造反的口实，为中世纪列朝的僭主习用，——就是说要率领皇家侍卫亲军打到热河去。这使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吃惊，不得不容许他赴热河行宫哭灵。但此人到达行宫，却没有如预发奏折所说要求面对皇太后请安，还向秘密夜访的许庚身辩白说，“伊等（賛襄政务王大臣）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见《近代史资料》总36号所刊《热河密札》第十一通）。可见此人首施两端，唯恐“投机”失败，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过确如有的论者所说，胜保临场退缩，也意外地起了麻痹肃顺等警觉性的效应，使得慈禧与恭亲王的密谋，即借挟柩回京，拆散顾命八大臣，分别抓捕的设计，得以顺利实现。事后论功行赏，胜保也有份。或因他不够坚定吧，只在政变成功后，正式任命他为兵部满左侍郎，但仅让他在职一年，便取消他掌握皇家侍卫亲军的权力，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命他赴安徽“剿捻”。（参看《清史稿》本传，其任兵部满左侍郎的起迄时间，据该书部院大臣年表。）
  这个胜保，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只有“一意主抚”一招，也就是封官许愿，包括许诺其首领“反正”后不拆散原有团伙，等于承认官军和“土匪”的区别，仅在旗号服色而已。这一招似乎很灵，驰骋皖豫鲁苏各省的著名枭雄，如李兆受、苗沛霖、宋景诗等，都以绿林易服而成官军。当然，他们随时可恢复原形。结果呢？
  “捻匪”越剿越多，地方动乱没有尽头。
  胜保本人也如官匪一体。他总用对付咸丰的老谱，向清廷声称，“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辩护自己无能并伸手要权要官。“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傲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促使清廷将他革职拿问。（《清史稿》本传）但他被捕后仍自比雍正时的年羹尧，辩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全是因为他拥戴之功。这不是揭露慈禧勾结军头发动政变才得母仪天下的丑史吗？于是胜保非死不可。慈禧发扬“臣主”，由满清王大臣会议判处他大辟，“从宽赐自尽”。时在同治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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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胜保何以非死不可？

  还在清世祖亲政初期，他到内三院即后称内阁阅史，与满汉大学士有这样的对话：“问汉高、文、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由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年（1653）二月保存的这段实录，可谓满洲君主入主北京后将朱元璋开创的明朝体制奉作圭枭的首次表述。
  所谓明太祖的立法，焦点就在集权于君主个人。洪武晚年借口丞相胡惟庸、大将蓝玉企图谋反，屠戮开国功臣，株连杀害列侯以下朝臣约一万五千人，随之废除君相共治体制，正是实现君主独裁的手段。
  不过由于满洲八旗的军事民主传统，以及满洲征服全国过程面对的复杂矛盾，以致时历三世，直到雍正帝夺取帝位，总算实现祖训。只是这个世宗的手段更诡诈，先勾结掌军权的汉军皇亲，因其妹为康熙皇后而改隶满洲镶黄旗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其妹早为雍亲王侧福晋并握西南军权的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内外呼应，打掉势力强大的兄弟诸党，然后掉头囚杀隆、年等功臣，实现大权独揽。特别对付年大将军的恶辣策略（参拙作《年羹尧与汪景祺》，《走出中世纪》1987初版），可看作慈禧处理胜保的先例。
  前篇《胜保与慈禧》，已略述胜保之死。其实，在辛酉政变中，由恭亲王与慈安、慈禧叔嫂结盟，对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发动突然袭击而能得手，假如没有胜保凭借兵权威迫肃顺等就范，那结局便很难说。关于这位“大将军”于政变后怎样走上死路？以《清代野记》的记述，较诸《清史稿》的胜保传要详尽得多，不妨据它对前篇稍作补充。
  《清代野记》作者张祖翼，其父（名不详，书中但称“先君子”）于辛酉政变后入胜保幕府任文案，至胜保被逮共十六个月，携子随胜保从安徽、河南至陕西，因而书中《胜保事类记》篇长事详。书初刊于民国三年，在清亡以后，因而很少避忌（现所见中华书局2007年 4月排印本，整理说明却说做了“必要的删节”）。
  有趣的是《胜保事类记》，说胜保“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故收局亦如之”。乍看似荒唐，难道胜保不知年大将军被雍正安上罪名达九十二款而强令自杀的下场？他应该是知道的，但仍以当代年大将军自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认定时无雍正，自己与当国的恭亲王有深交，而垂帘的两太后乃女流，莫奈我何。他也确实有实力，任剿捻钦差大臣，除原统官兵一万五千人，又收编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世忠诸部及山东大刀会等共一万五千余人，后者的帮会积习，知“大帅”而不知朝廷，使他有恃无恐。因而他神气得很，自刻二印，一镌“我战则克”，一镌“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对所驻行省巡抚发文，都用红笔札示，并向劝阻的幕僚宣称：“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
  这位“大将军”在同治初的最大战功，无疑是通过苗沛霖，诱捕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正如陈玉成所说：“我死，我朝（太平天国）不振矣！”胜保不顾陈玉成痛骂他是自己“手中败将”，向清廷报功，要求入京举行“献俘大典”，不料曾国荃早向清廷表功，声称是他把陈玉成打得全军覆没。
  但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又曰‘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曰‘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此三语时时用之，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
  末语判断是不错的。胜保既奏捻军主力降，陈玉成部太平军败，便给慈禧行调虎离山计的口实，命胜保移师陕西镇压回民造反。恭亲王知晓要害，通过军机处发密书，要他抵陕后“日内切勿上言触怒”，因为他一调动，他的政敌便看出风向变了，纷纷上书弹劾。曾被他札示侮辱的河南巡抚，弹章甚至说较诸回捻粤寇，“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
  胜保呢？却不顾恭亲王密书告诫，抵陕数日便上书大发牢骚，说是“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即呼应不灵”，“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在慈禧看来，这不分明是拥军要挟吗？恰好证明此人确有“不臣之心”。于是急调原随僧格林沁起家的满洲悍将多隆阿，率军入陕，怀揣密诏，乘胜保不备，一举将他擒拿解京。
  昔读雍正三年（1725）四月清世宗给已降为杭州将军的内兄年羹尧的一道硃批谕旨，曾说：“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个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由此得知雍正帝“怀疑诛忠”，年大将军非死不可的奥妙。时逾百年，胜保自居年大将军，从地位、战功、威望等任何方面，都只配称作东施效颦，照说绝无帝制自为的野心或可能。但慈禧尚未成为一人独裁的僭主，便对胜保疑忌如此之深，以致胜保也非死不可。
  《胜保事类记》讨论胜保是否罪有应得，说：“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公允”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他暗讥慈禧的心态与雍正毫无二致，倒给怎么看待慈禧的权力取向，颇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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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慈禧破满清惯例

  在前诸文已述，清同治元年（1862）正式登场的“两宫垂帘”，在政变事实之前曾受到咸丰帝临终时委派的顾命八大臣的抵制。肃顺们抵制的理由很正当，说她们违反“祖制”，没有满清列祖列宗“圣圣相传”的体制合法性。但他们终于成了输家，除了恭亲王已在北京拥有政军实权，使他们猝不及防，在后者突然袭击时失去抵抗能力，还因为他们忘记了同样曾由本朝祖宗不断示范的惯例。
  那惯例，前明万历时名剧《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已经道破：“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清沿明制，清初列帝对明初二祖（朱元璋、朱棣）不择手段夺权弄权的帝王术都很钦仰。顺治帝才亲政，就将已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打成逆党首领。康熙帝刚成年，便将顺治临终委任的顾命大臣鳌拜及其党擒拿下狱。雍正帝更厉害，靠“舅舅隆科多”、内兄年羹尧搞宫廷政变，残害手足，转身就杀功臣。乾隆帝搞文字狱，有一个大案就是杀掉劝他建储、立后的言者，从此不准外臣干预皇帝“家事”也成祖训。近例还有嘉庆帝在太上皇尚陈尸大殿，即出手捕杀当国首辅和珅。君位更迭，新主集团必用阴谋暴力清除旧主辅弼，既成本朝惯例，当然也算满清体制的一种不成文法。肃顺们似乎至死未悟。
  更可注意的是慈禧善于利用惯例破惯例。满洲原属中国北疆的少数族群，至早在明初才脱离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对生产和生活都保留较大发言权，社交也相对开放。努尔哈赤及其子孙，通过与满蒙各族联姻以增强后称爱新觉罗氏的皇族实力，又不得不防后妃依仗各自氏族或部落的实力干政。清史论著每每好说满清没有后妃干政传统，那时以假当真。正如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满洲顺康雍乾诸帝，无不警惕后妃氏族干政，早从反面递送了真信息，即宫廷内部后妃争风吃醋，其实映现与列帝联姻的满蒙汉八旗诸氏族的勾心斗角。
  慈禧是满洲镶蓝旗人，母家属于叶赫那拉氏。但其父这一支显然已经没落，由慈禧被选秀女，起初分发至圆明园桐荫深处做宫女可知，所以她得咸丰帝临幸，由贵人而妃，即使生子后晋贵妃，也只是二等妾。有的史著已注意，肃顺正是清初第一代镶蓝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就是说与慈禧同旗。他在慈禧已成懿贵妃之后，仍表示藐视，也可反证慈禧母家在本旗内地位式微。
  或说卑贱者最聪明，不知有什么历史统计学的依据？但在等级森严的满洲八旗内部，慈禧由宫廷女奴爬到贵妃地位，除了色相，必定心计过人。近人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许指严《十叶野闻》等，都记有慈禧如何媚主固宠的传闻，有的传闻只可视作荒唐言。有一点众说相同，即咸丰帝死前两年，已不满慈禧恃宠干政。这可说明咸丰帝何以至死不给独子的这位生母晋封皇贵妃，也不给他的母家“抬旗”（镶蓝旗属下五旗，储君之母未来必称皇太后，照满清惯例应将其家族抬入镶黄旗，即皇帝直辖的上三旗之首旗），决非无因。
  正像那些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阴谋家，慈禧很懂得利用他人权势以达个人目的。她本来恃子而骄，觊觎皇后地位，却被咸丰帝识破，反被疏远。于是掉头巴结后称慈安太后的中宫钮祜禄氏。
  慈安在其夫还是皇子时已为侧福晋，值嫡福晋早逝，于咸丰二年（1852）立为皇后。她比慈禧小两岁，少年入宫，唯知恪守传统妇道，不妒咸丰多内宠，相反常劝皇帝以国事为重，颇得咸丰敬重。据熟悉晚清宫闱官场掌故的张祖翼所作《清代野记》，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临终前，“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引注，指慈禧）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显然慈禧被镇住了，却转而拉慈安共同对付受咸丰遗诏襄政务的顾命八大臣。慈安不知是计，于是充当慈禧篡权所利用的第一个出头鸟。
  慈禧入宫前已随其父备历官场沉浮，颇知权术成败在于实力。她早就相中在北京的恭亲王，通过心腹太监安得海，与恭亲王暗通消息，密谋于皇帝身后夺权。
  据早与恭亲王打交道的清廷英籍雇员赫德说，这位亲王智商不高。不过在满清宫廷政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非智商，而是权益。恭亲王于道光末与其兄咸丰帝争夺储位失败，终咸丰朝遭忌。然而咸丰帝出逃热河前，命他留京主持和战，却因英法联军在逼出新一轮不平等和约后退出北京，使他人望骤升，化身为帝国中枢的实际执政。
  满清“祖制”，其实忌讳皇子亲王干预政事。例外的只有雍正兄弟相残，用十三弟怡亲王充当打手。往后仅有嘉庆帝用其弟成亲王主持军机处，但在打掉和珅集团后即将其免职。因而前揭张祖翼《清代野史》说：“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
  可见恭亲王位居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一样，都不合顺治、康熙亲新政后改立的“祖制”，当然更背离雍正、乾隆极权于君主个人的传统。慈禧把慈安、恭亲王当作走向个人独裁的影身草，直白地说就是实现权力转移的工具。她成功了，终于成为人莫予毒的晚清大独裁者。但归根结底，她失败了，因为她走向个人独裁四，大清帝国却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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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再议“满汉双轨制”

  所谓满汉双轨制，并非清朝首创的权力机制。类似的政权结构，在中世纪中国北方边疆诸族建立的王朝史上，如鲜卑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的元朝，都曾出现。
  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统贵族高踞权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群的武装力量，吸纳被征服各族的所谓文化精英参与文官统治。
  不过，贯穿于清代全部权力史的满汉双轨制，也非满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机制的重复。
  它的结构准则是"以满驭汉"，而作为权力支的满洲八旗，其实是以满洲权贵为核心的满蒙汉人组合的军事共同体。它设官分职必定区别满汉，而汉军与汉臣虽属同族，却有体制内外的区别，就是说汉军旗人作为满洲"世仆"，享有满洲血统贵族的若干特权，较诸被征服的汉人（也是被征服诸族的泛称），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态，随着满清征服全国的内战趋向结束似乎淡化，某些通过科举或捐纳晋身的汉人，也可位列宰辅或出任督抚，但那意味着满汉双轨制的传统发生质变么？
  以往的清史论著，几乎异口同声曰是。推而及于晚清史，又异口同声，谴责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之非，说是上世纪初同盟会纲领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民主革命变形为“种族革命”，乃转移斗争大方向，体现了资产阶级或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云云。这样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李泽厚们的“告别革命”论。
  晚清的“排满革命”思潮，是否属于历史的错误？那是假问题，姑置勿论。但看晚清百年史，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满清统治者放弃了满汉双轨制么？就史论史，只可说没有。
  不妨先看尾声。辛亥革命由武昌新军的下级兵士引爆，固然出于举国人士逆料，但假如没有四川立宪派士绅闹事，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军队入川镇压，造成武汉防务空虚，留守的新军能造反吗？假如没有慈禧生前许诺“预备立宪”，唤起各省士绅竞相鼓动“地方自治”，四川士绅敢与总督对抗吗？假如没有慈禧死后摄政王组织‘皇族内阁’，恰好反证清廷立宪是假把戏，各省立宪派士绅能因失望而站到清廷的对立面吗？如此等等，都彰显满清统治者宁死也不放弃“以满驭汉”的世袭特权，代价当然是满洲整体统治的死亡。
  人们常常讥笑历史学家是“事后诸葛亮”。的确，真的史家，要是不顾政治高压或者金钱诱惑，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就不敢脱离历史实相，迎合揣摩当局旨意，而混充预言术士。将说史等同于卜筮，十个必有十个失败。
  新权威主义者不是盛称满清“康乾盛世”吗？很可惜，只提“康乾”意味着删除了雍正十三年，而这十三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至1735年农历八月），恰是满清权力机制的转折关头。
  雍正帝是否弑父夺嫡？史家争论已久，且不去说它。但雍正在位期间，囚兄屠弟，重点打击满洲亲贵，并重用非科甲出身的汉臣，却似乎表明他在消弭满汉界限。是这样吗？
  不然。由现存当时公私史料，无不证明此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强化君主个人独裁。
  他非但没有触动满汉双轨制，反而通过信用其弟怡亲王，始建军机处，剥夺内阁职权，并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满汉均衡，并在死前委任的顾命大臣大半为旗人，彰显他使权力机制既恪守“内满外汉”祖制又成个人独裁工具的心态。
  戊戌维新前夜，僭主慈禧的心腹荣禄，不是当面警告康有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以示对光绪帝的藐视么? 他说的‘祖宗之法’，就是雍正为强化君主独裁而捍卫的“以满驭汉”体制。
  按照逻辑，历史变了，体制也应该与时俱进。但时间已进入十九世纪末叶，满清帝国的内外生存环境，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岂知支配帝国权力者头脑的统治法则，仍以一百六十年前清世宗的言行为圭枭。于是慈禧集团绞杀了“变法维新”，紧接着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利用愚民的民族沙文主义心态，指望稳定满洲的世袭特权。不料玩火自焚，导致慈禧步亡夫咸丰后尘而创造帝国首都二度沦陷于外国侵略者的新纪录。
  当然满汉双轨制尚未死亡。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它既然已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它既然已成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形态，便不可能随着满清的垮台而很快终结。它会变形吗? 它会借尸还魂吗? 它会超越清史而进入新的轮回吗? 至少是民国史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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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清代的“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通行于古今中外。清史或近代史表明，满洲列帝，对这一点格外认真。
  上世纪初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 1887?-1939 )，通过在中国东北的多年田野调查，指出清帝国的建立者属于“新满洲”。他们与仍然为生活在北满山林中的“老满洲”，体现于文化形态方面的不同，就是老满洲只信祖宗古传的萨满教，“根本不拜佛不崇儒”，而努尔哈赤以后的新满洲呢? “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既拜佛又崇儒”。( 说见拙著《走出中世纪二集》，页1—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据史禄国在清华的唯一及门弟子费孝通说，他的这位老师的学问，胜过他的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 1884—1942 )，尽管马氏在西方人类学界号称翘楚。我没有资格对史、马二氏的文化人类学成就说长道短，却对史氏描述的新满洲的信仰特色有同感，以为其描述合乎满清“神道设教”的历史实相。
  清顺治元年(1644)，满洲入主北京，立即建立“堂子”，就是萨满跳神的祭坛。萨满是通古斯语“巫”的音译。满洲凡军国大事，均由皇帝率领满洲王大臣向堂子女巫祈求神谕。尽管清中叶某些满洲贵族，如《啸亭杂录》作者礼亲王昭槤等，力辩满洲堂子跳神，合乎汉宋儒家“古礼”，但时至清亡前夕，被排斥在堂子例祭之外的汉族士绅，对堂子巫术仍不明了。这由1903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仍然指斥“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云云可知。
  清末的“排满革命”论者，特别强调满洲的萨满教信仰，与宋明所谓儒教传统之异，可以理解，却不可盲目称道。他们自己也犯反历史的同样毛病。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反清各派成立同盟会，发布十六字纲领。前八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照抄四百多年前叛元称王的朱元璋北伐檄文，不过改了一个字，将“胡虏”改作“鞑虏”而已。可见孙中山标榜的民族主义——把同为中国人的蒙古、色目等边疆民族排斥于“中华”之外——仍属明末清初建立在夷夏之辨腐论支配下鼓动“反清复明”的大汉族主义。
  满清入主北京，标榜恪守传统，“改正朔，易服色，正制度”。然而颁行黄历“依西洋新法”，强迫被征服的汉、回、壮、彝、苗、瑶诸族，剃发留辫，泯灭满汉外观上的差异，而权力结构更搞满汉双轨制，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以满驭汉”体制，并以八旗驻防保证满洲统治特权，如此等等， 已使全国满洲化。
  满洲以一个文明落后的少数族群，因缘时会，征服全国。它起先似乎不计较被征服诸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以服从满洲军事管制为满足。然而随着全国大一统，由省府州县体现的空间差异，大小族群体现的民族差异，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体现的利益差异，更不消说每个村落都存在的宗族家族矛盾冲突，都给帝国带来统治危机。
  因而，满清入主北京的头几十年，以顺治、康熙为首的征服集团，面对南国仍然持续动荡不安，而心存畏惧，无法不居安思危。顺治帝借奏销案、科场案，对江南士绅残酷打击，但闻报郑成功北伐势如破竹，便吓得要想逃回关外老家。康熙帝撤三藩、征台湾，都以王朝命运作赌注，为征台甚至不惜与荷兰侵略者相勾结。诸如此类，均为历史昭示的显例。
  问题是史禄国所谓新满洲“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既拜佛又崇儒”，揭露了北京清廷“神道设教”的特色，却没有说明特色的形成过程。这也难怪，他到底不是清史学家。
  自从清顺治元年( 1644 )在皇城内建立“堂子”，直到清亡，满洲的祭天和出征回师等军国大事，必由皇帝亲率满洲王公大臣，至堂子举行萨满教传统仪式。起先还允许官居一品的汉大臣与祭，到康熙中叶便取消汉臣参与。这使堂子变得格外神秘，连满洲亲贵也数典忘祖，说不清楚堂子所祭诸神，何以有晚明的邓将军、万历妈妈之类。
  直到民初，孟森作《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诸文，才由偶像崇拜的角度，揭示新满洲已改变萨满教传统，将以前宗主国有助于满洲崛起的人物，奉作萨满崇拜的神灵。
  也如中世纪列朝的“神道设教”，满清首先要求增强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征服族群的向心力。新满洲自称金朝女真族嫡系，却非常害怕重蹈金朝汉化覆辙。它在全国统治越稳定，君主专制越强化，而皇帝对于征服族群丧失权力的担忧越增长。
  人们常常称道康熙帝尊孔崇儒，却忽视其人尊孔实为尊朱，将朱熹奉作孔孟正宗，并将自己诠释的朱子学，定作意识形态准绳。这是在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即他统治晚年之后的事情。康熙按政治需要重新诠释孔孟程朱之道，“以汉制汉”，绝不妨碍他恪守祖制，“以满驭汉”。因而，他对付蒙藏边疆诸族，重视喇嘛教作用，而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不改变回回的信仰，都证明满清统治者不以宋明“道统”定是非。不消说，其历史效应，就是破除中世纪政教合一传统，在客观上承认一统帝国内部，可以存在多元信仰。
  于是，在新满洲成为紫禁城的主人之后，帝国的文化政策看似矛盾，其实颇高明。这个边疆族群，假如强迫被征服的汉族等多数民族改宗萨满教，必定挑起文明战争；假如被动接受被征服文明，那它将如其辽金元列朝先辈，很快重蹈征服者被征服的覆辙。因而它实现政治大一统，却对被征服族群的宗教文化传统又打又拉，而本身不放弃萨满信仰。虽说它的“神道设教”，最终失灵，但一个少数族群建立的一统帝国，竟然超越中世纪先例，续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个中奥秘，不值得史家重新探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