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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从包世臣到冯桂芬(二)
前篇已述,清嘉慶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說儲》。據《劍橋中國晚清史》主編之一劉廣京的意見,《說儲》實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濫觴。
杭州才子龔自珍(1792-1841), 於嘉慶十七年(1812)二十一歲時,曾侍父居於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時他是否結識包世臣,乃至讀過《說儲》?不清楚。據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龔自珍晚年與包世臣交好,《已亥雜詩》第二二九首“涇縣包慎伯贈予《瘞鶴銘》”,即明證。因而,龔自珍於二十三歲在徽州著《明良論》四篇,抨擊官場腐敗皆由專制體制,次年隨父至上海的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的衙署,寫出組文《乙丙之際箸議》,疾呼帝國如不“自改革”,就難逃周秦以來改朝換代的覆轍。他有沒有受到包世臣的影響?同樣不清楚。有一點應屬事實,即龔自珍的“自改革”籲求,從抨擊時弊的重心,到邏輯推論的思路,都很像《說儲》的延伸。
龔自珍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館”。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雖早在道光五年(1825),將《說儲》下篇關於改革治河、鹽政、漕運弊病的設計,編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吳四種》,卻不敢刊佈《說儲》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龔自珍,其遺文盡管曾被魏源刪削,卻早以不同形式流傳人間。因而,說到晚清“自改革”,人們常謂發韌於龔自珍。
龔自珍卒於清英鴉片戰爭發生次年。他死前兩年多,曾著《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對林則徐奉旨赴廣州禁毒,表示熱情支持,但林則徐復札卻對他的獻策只給半首肯,並且拒絕他同往廣州。這使他很失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從此他的詩文,仿佛已將粵海日趨激化的清英沖突置諸度外。這是否表明,在當時龔自珍眼裡,帝國危機仍然在內不在外呢?很難說。歷史表明,龔自珍少作諸文,籲求帝國“自改革”,好為預言,如暗示清廷墨守祖制,安於長夜沉睡,“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就可謂不幸而言中,在他死後不到十年,遠在南疆桂平的大山之中,便爆發了拜上帝會的礦工與農民結合造反,號稱太平天國,幾乎顛覆了帝國。然後由於清廷的愚蠢,竟在太平天國戰爭高潮中,給英法聯軍入侵北國製造藉口。於是在巫術迷信氛圍仍濃的晚清,龔自珍似成先知。
蘇州人馮桂芬(1809—1874),是林則徐的門生,清英鴉片戰爭開打那年中一甲二名進士,即授翰林院編修。其後迭遭母喪父喪,逢太平天國攻剋南京,在籍辦團練有戰功,升任五品銜的右春坊右中允。太平軍克蘇州,遁入上海租界,與各國政商人士直接交往,政見學識都發生很大改變。他開始籌畫用洋人力量組織地方武裝,致函說服曾國藩派李鴻章招募淮軍援救上海。由此迫使李秀成處於守勢,並使淮軍借洋槍隊重占財賦重心蘇松等府,而馮桂芬也化身為晚清“洋務”的首要理論家。
《校邠廬抗議》便是馮桂芬“洋務”設計方案的匯編。,馮桂芬自序說書名“抗議”,乃用《後漢書》趙壹傳語,“即位卑言高之意”,但序末自署作於咸豐十一年(1861)冬十月,卻透露他的真實命意。原來此月初慈禧太後與恭親王聯手發動的“辛酉政變”得逞,政府大改組,宣稱次年改元同治。他們隨即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節制巡撫提督以下各官,等於把東南軍政大權交給湘淮系漢人官紳。這是自清初洪承疇死後近二百年,滿清首次賦予南國一名漢官如此巨大的權力。馮桂芬顯然從中看出了擴展南國士紳權益的機會,立即將改革現狀的政論四十篇結集,寄給曾國藩,說是求序,實為獻策,而且自比為東漢末名士趙壹對名將皇甫規的說辭,所謂“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
曾國藩組建官兵餉械都自募自籌的湘軍,分明違背滿清不許南人將兵的祖制,卻道是為了捍衛“開闢以來名教”,但在戰爭過程中,卻向他詛咒的天國一樣,“竊外夷之緒”,越來越依靠洋器洋人博取內戰勝利。只是他和左宗棠、李鴻章等說一套,做一套,所謂義理與踐履二律背反,正如滿清列帝好申斥的“假道學”,適足以給滿清祖制守護者提供攻訐的口實。馮桂芬的《抗議》,顯然要為曾李左的言行相悖辯護,並且以攻為守。
《抗議》自序已彰顯馮桂芬的策略。他首先贊頌“三代聖人之法”臻於至善,倒是後世近功小利的儒者不斷將它弄壞,致成空言,接著“觀於今日”,連舉十二大弊,指斥後儒已將三代聖人善法敗廢無遺。然後他強調“古今異時亦異勢”,不可“一切復古”,只可去其不當復,而復其當復。這已是包世臣、龔自珍論調的重申,但馮桂芬走得更遠,竟說在“法”即制度應用的層面,也可以“用夷變夏”。
當然,《抗議》四十篇,附二篇,成稿前正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而逼迫清廷簽訂新一輪的不平等條約,因而馮桂芬對於“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表示“奇憤”,可以理解。他憎惡魏源剽襲林則徐的手稿,斥責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行不通,“欲以戰國視諸夷”,卻以為“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有道理。因為滿清由叛明到代明,就是“師明之長技以制明”。所以,《抗議》指出明末“採西學”行之有效,又絕口不提明人視滿洲為“夷”,還處處不忘聲明當今夷夏之辨,即指英法美俄等國與今之中國或中華的區別。明乎此,便可窺知馮桂芬和他的同時代人士,所謂“師夷長技”,承認“用夷變夏”有可行性,實為後來“向西方學習”的原初表述。
正因如此,《抗議》作為馮桂芬向正在南國得勢的湘淮系首領獻出的治安策,為什麽要再三申述“今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馭夷為今天下第一要政”,甚至危言聳聽,羅列“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不符”,乃至“船堅炮利”、“有進無退”等等方面,中國都“不如夷”。
在《抗議》中,馮桂芬反復指出中國曾經領先於晚出“諸夷”,即當今也多“秀民”,只要懂得自立、自強,必可恢復往日的光榮。《抗議》提出這樣的論斷,“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馮桂芬稱這是“今日中國第一要務”,表明他關註的焦點,仍是曾國藩《討粵匪檄》已提出的,被太平天國戰爭沖得大亂的“倫常名教”表徵的社會秩序,怎樣重建的問題。
馮桂芬已表明,他反對恢復戰前清廷那套“以滿馭漢”的統治秩序,更反對滿洲權貴朘剝江南財賦的局面再現。眼見動亂已快結束,江南世族必能取消佃農乘亂“租田當自產”的做法,需要傳統“名教”的支持。然而不解決清廷與江南世族的租賦分割難題,富民必將重賦的負擔再度轉嫁給貧民,最終仍會導致“民窮為匪”。因而《抗議》認定重建“倫常名教為原本”,卻反復重述清初顧炎武《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的主旨,要求清廷對蘇松太三屬大幅度“減賦”,並特別指出“正本清源”的關鍵,在於安置亂後倍增的游民、飢民、妓女等。正是在“收貧民議”的破題中,馮桂芬寫出那四句教:“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被有的近代史論者嘆為驚世駭俗的這四句話,在古近變法史上是老調,但針對咸豐朝仍然很盛行的排外論,則是針砭。其實馮桂芬此篇贊賞的“夷法”,無非是指荷蘭、瑞典的濟貧院、教養所之類,他也承認這類機構在中國古已有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而已。至於政體改革,他的主張更限於皮毛。清末章太炎曾批評他最受“宦學者”稱道的減賦主張,“特為世族減賦,顧勿為農人減租”,表明其論“不正其本”,並非苛評。
《抗議》的第一回應來曾國藩。他雖遲遲不願為《抗議》作序跋,卻不禁人傳抄,終於以復函形式肯定此稿“必為世所取法”。繼之是李鴻章,推許此稿深中“洋務機要”。在清法戰爭中崛起的清末洋務首領張之洞,盛稱它是“中體西用”論的先河。戊戌百日維新,康有為們倉卒拿不出應詔“定國是”的方案,騎虎難下的光緒帝,只得請求榮祿將四十年前成稿的《校邠廬抗議》翻刻一千部,發給內閣六部九卿各衙門就本職陳述其可行性。變法被慈禧政變絞殺,但各部遵旨復議的檔案仍存,可惜迄今尚未得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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