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1921年：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大合唱

年度事件：中共一大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用倒推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但在当日，这场十余人的秘密聚会，与彼时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相比，其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理解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就不能真正理解此后历史的奇异走向。

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

    国人最早了解“社会主义”的途径，是日本，而不是西方。“社会主义”于1850年代在西方兴起；1870年代，日本人福地源一郎首创用“社会主义”来翻译 “Socialism”；到188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已通行日本，“下至普通学生，上至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乃至前总理大臣，几乎都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直到1900年，“社会主义”一词才被引入中国。
    此后，中国知识界，上至梁启超这样的名学者、孙中山这样的名革命家，下至普通留日学生，高谈社会主义蔚然成风——1902年，梁启超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3年，孙中山也公开声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留日学生邹容则说，他现在当务之急要鼓吹的是社会主义了，而不再是消灭满人，社会主义将成为他今后写作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主义成为国人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在社会天翻地覆，政局朝秦暮楚，民生颠沛流离的民国初年，“社会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与国人强烈的“越级进化”期望有莫大关系——自接受“进化论”以来，中国知识界曾一度以为，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目下的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快步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认知不过维持了十余年，就被留日知识分子们集体推翻了——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留日知识分子们了解到西方知识界对资本的批判，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种批判的内容，正如严复所总结的那样：
    “欧美之民，其今日贫富之局，盖生民以来能未有也，富者一人以操之金钱以兆计，有时至千万亿，……乃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能未尝梦见者，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能以日盛也。”
    西方的这种反思，对做了许多年强国梦而不得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是莫大的利好消息——既然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实有着造就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弊端，必须用社会主义拯救之，那么一直在苦苦追赶西方的中国，就应该明智地规避掉这一弊端，越过西方的这段“进化弯路”，如此，不但可以实现强国梦，而且有机会赶超西方，坐上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头班车。
    知识分子们这种“越级进化”的心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必不可少，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辅以社会主义，防止社会出现西方式的巨大贫富差距；一种则认为不妨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两条进化路径的争论，贯穿了 1900-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甚至与到了1950年代，国家最高决策层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争论，其实质，也仍然是上述两条进化路径的争执——无论争执如何，在1920年代，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主义”已然取代了“资本主义”，成为了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知识界名流全都在谈论“社会主义”

    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妨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例，看看当日的知识界名流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此三人，一为改良派知识分子领袖、保守的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一为革命党领袖、激进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而严复的“进化论”启蒙，则同时改变了改良、革命两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观察社会主义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此三人为例，最合适不过。

【严复：西方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富差距上没有办法】

    严复用《天演论》引入了进化论，也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二者都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而又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路径的选择。中国知识界 20年代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也与严复有深刻的关系。
    严氏本人未曾信奉过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所知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严氏在强烈的“越级进化”愿望的驱使下，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做出批判，1901年，天津《直报》刊登严氏的《原强（修订稿）》一文。与1895年刊发的《原强》相比，修订稿在内容上有大幅度的增改。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中对西方的批评：
    “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郅盛极治，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
    严复感慨说：幸好西方国家的政教“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但尚无强横奴役之风，但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则是“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可谓毫无办法。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批评，与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大致同步。这种批评，意味着在20世纪初年，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发生了某些转变。自严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决不是人类文明进步链条中的终极盛世形态。稍后一些，孙中山也有类似的言论：“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民族极乐之乡也。”

【梁启超：社会主义精神是一定要的，实行则还为时过早】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已经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梁氏如此定义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梁氏并不赞同在中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

    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也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氏认为靠“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实现这一“驾乎欧美之上”的目标，因为欧美资本的弊病，必须靠“社会主义”来拯救：
    “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
    但与小部分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同，孙中山反对废除私产和搞阶级斗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改良、革命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兴趣浓厚】

    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进步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张东荪、张君劢等等；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胡汉民、张继、吴稚晖等等。前者总体上是改良派，后者大致上是革命党。这两派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都对社会主义有这浓厚的兴趣。
    进步党的“二张”，均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张东荪既写文章谈《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又极力反对在现时段以革命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张君劢则极力呼吁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应效仿德国，而不是效仿俄国；而在1919年 9月 1日，进步党改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公开发表宣言文章，宣称世界由封建专制而至资本主义再至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面对第三种文明即将到来，处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的中国人，决不应当再提倡资本主义的文明，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的工夫”。
    国民党的胡汉民，1920年 7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课程；张继、吴稚晖则一度成了另一支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在1917年 1月 4日，刚刚经孙中山改组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在其机关报《民国日报》如此公开倡言：
    “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虽然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指向的名词，但在当日，信奉各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曾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此外，还有许多同时横跨进步党与国民党、横跨改良派与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深受社会主义影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李大钊，后来成了革命党；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蔡元培，后来也成了革命党。二者都曾一度尝试过搞和平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于连周作人这样无法归类的人物，在1920年代，也曾积极将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村主义”引入到中国来。
    国民党人冯自由在1919年，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市场有多大：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最时髦的名词”，这几个字，其实恰恰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的弊端而兴起社会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会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自严复“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产主义”。

【一个粗糙的数据统计：80% 的报刊在谈社会主义】

    据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统计，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 种的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 1918-1922年间，共计约 280种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 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国民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产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 1918-1922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会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也不得不开始谈社会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宣言：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

    与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对当时的知识界几乎毫无影响相比，1920年 9月，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以及张君劢等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拟定的“公定之趋向”十六条，作为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的集大成者，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可谓极为深远。十六条内容如下：
    1、 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2、 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3、 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4、 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5、 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6、 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7、 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8、 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9、 闰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10、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11、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12、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13、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14、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15、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16、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份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了一体，企图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梁启超们的这十六条，按照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的理解：“然而，这样主张的结果，岂不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梁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
    为什么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呢？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结束语

    1920年代这场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日后的走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例：
    这个组织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决心置身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它的基本成员是国民党中上层政治军事领导人、社会名流与少数原来的共产党人，比如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邓初民、彭泽民、谭平山等人。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初，即明确宣布：
    “中国革命终究的目的，不是在乎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乎达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该组织曾在12个省市建立过自己的组织，出版过 6种以上宣传革命的报刊，最多的报刊一度发行到 50000以上。它所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曾在全国18个城市建立过分会或特别支部，影响黄埔学生达5000多人，占当时整个黄埔学生总数的 50%之多。
    在观察整个 1930-1940年代，大批知识界名流如李公朴、黄炎培积极抨击国民党而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时，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当1949年到来，大批的国民党要员和知识界名流如章伯钧、张东荪等，选择留在大陆时，也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曾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没有人比梁启超看得更清楚：“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百年已过，回顾当日社会主义热潮之初衷的同时，今人也不妨试问一下“公平”二字之有无。

ys1937

1922年：“好人主义”救国梦

年度事件：好人主义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周年。

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 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学者、教授们，在饱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各自拿出自己薪金的5%，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刊物的第 2期，即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可执行的路径。
    教授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
    不管这一主张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上了多少恶名，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至少它是平和而可行的，是有良苦之用心的。
   
对现实的黑暗丧失耐心，胡适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倡导好人主义

    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但他在1917年回国时，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那时节，正是民国知识分子沉痛反思自己的参政热情的时候——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譬如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简单说来，其实是民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改造中国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希望尝试去走的另一路而已，即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青年们的选择，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着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详见《转型中国·1919》）
    但“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又只是一种简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当现实政治继续恶化，这些曾一度拒绝涉入丑恶的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们，也终于无法克制住自己批判乃至参与现实政治的欲望——1920年 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 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如此说道：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这份《争自由的宣言》，虽然可以算做民国知识分子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逆动，但其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的。但到了1921年，时局的败坏和遍地的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这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氛围下，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又都陆续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但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如他自己1922年 6月在《我的歧路》中所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于是就有了1922年 4月13日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的这份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稿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若干年来，这份《主张》一直备受争议。但要获取这份《主张》的真面目，除了撇开笼罩其上的一切主义之争，回归《主张》的原始文本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在此(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

    《我们的政治主张》全文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 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 )，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好政府”的标准：必须在宪政框架下，财政人事公开、施政有计划】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 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厂，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 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须和平议和、军阀必须裁兵、国家必须裁官、选举制度必须改革、财政必须公开】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 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 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 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 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 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 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 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 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 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 如交通部 )，中部若干人( 如农商部 )，小部若干人( 如教育部 )。
    (2) 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 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 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 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 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 彻底的会计公开。
    (2) 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议人：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
    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读者的来信和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

    《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莫大的反响。青年们寄往《努力周刊》的读者来信很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既成势力里面，立场偏右（按民国时代习惯性的划分）的梁启超研究系，立场偏左的孙中山国民党，包括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内，则无一例外，对这一主张采取了攻击态度。联署文章的诸位学者、教授对这些反响，赞成或者批评，都曾有过恢复。个中讨论，给人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的感觉。限于篇幅，各举一例：

【青年们的来信：你们追求“好政府”，非常好；但采取的是革命手段呢，还是改良手段？】

    24岁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钧、郑振夏、殷钺、许孝炎、李俊、林之棠、陈凯，读到《我们的政治主张》后，非常兴奋，给《努力周报》写信说：
    “想先生们是教育界‘清高事业’的人，从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会主义的，现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主张‘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和我们不约而同，这实在是思想界一大转机，使我们抱无限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舆论，流行一种“社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在学者、知识分子们当中很流行，在青年们当中也很有市场（“少年中国学会”就以此为宗旨）。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驳《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武器。但董秋芳等 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见，认为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互为因果，没办法分出先后次序，只能是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有许多言论，对先生们的主张怀疑的，我们都认为理由不充分。有人说“要从社会改革入手，否则政治改革是基础不稳固的”，我们可以反转说，“要从政治改革入手，否则社会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来好社会和好政治，互为因果，不能绝对划分。譬如鸡与鸡蛋一样，有鸡能生鸡蛋，有鸡蛋也能孵鸡。况且在中国现在特别情形之下，政治事业尤其是社会事业的工具。政治好，能够用政治的机械力，增进社会事业的效率;政治糟，什么都不好办，至少要减少儿分可能陕和速率。财政破产对于教育，内争政变对于民生的影响，就是眼前好例。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但青年们也有自己的疑问：“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一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是“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经山穷水尽。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门面话；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纸老虎！现在不好再请愿裁兵废督，希望国是会议，合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具体的手段呢，则是“我们相信平民革命的奋兴剂，一面是‘到民间去’，一面是手枪炸弹。”当然，青年们也很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我们也承认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的。但想不出别的方法较安全较和平，而能够有同祥的效果，可以认作救中国走得通的最后一条路。你们的主张大概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价能够得最大的效果，谁不乐意？关于此点，你们如能给我满意的解释，我们当然极愿意牺牲成见，服从你们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这封青年们的集体来信，是由胡适出面回答的。青年们给教授们出了一道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选择题，胡适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秃椽剩瓦也要人做。”
    对青年们“到民间去”的选择，胡适也有一段苦口婆心的告诫，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这段告诫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来自右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北京的《晨报》，虽然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启超、林长民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官方报刊。梁启超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在屡次与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无结果之后，在1920年代，转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启蒙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为思想界尽些微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面世之后，晨报的社长“止水君”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主张底根本疑问》的社论来驳斥，文章重弹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调——“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
    “政治是为社会而发展的，同时，又要待社会而发展。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
    有着相似观点的，还有天津的有教会背景的《益世报》，该报刊等题为《好政治》的社论，批评说：
    “以为今日之事而不从根本教育人手，皆是废话。以吾地大物博，岁入之丰，欲国民免去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实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实不足以语政治之事。”——也有典型的新文化运动色彩。

    高一涵和胡适的回复：
    《主张》署名者之一，北大教员高一涵回应了《晨报》和《益世报》的批评：
    “我们不是想抛开教育事业不管，一心要想去做政治事业；只想要求一个允许或不妨害我们办教育事业的政府。我们并不是想从政治方面‘单独进行’，把社会事业一切停止，只想要求政治事业与社会事业携手同行。”
    胡适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想要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力一面的。”

【来自左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与右翼的研究系有所不同，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关心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先后次序，他们关心的，只是从事政治改造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改良”，还是“革命”。譬如国民党人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说：
    “蔡、胡诸先生以好人自命清高为中国政局败坏的重要原因，诚然。但我认为还该说得明白一点。所谓‘好人自命清高’，应改为‘自命好人者不敢革命’才对。即如蔡、胡诸先生所讲民国初元以后的情形，就是好人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但那时候好人为什么要跑，不（正）是因为讨袁军的失败，而国民多数都反对革命，竟没有人继起吗？‘好人’的界说是最难定的。指有学识的阶级吗？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那时正揎拳奋臂，赞助袁世凯副署那破坏国会的命令咧。自命好人者自己既不敢革命，又要骂别人革命者为暴徒，真的‘好人’要不跑也不能啊！蔡先生自己不就是跑的一个吗？跑的是不得已，不肯革命的是真懦怯，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往事不说，眼前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先共同来破坏。蔡、胡诸先生全文不提及“革命”的字样，也不提及实际上革命的方法，只以有‘决战的舆论’为止，我认为这样决不能达到‘好政府实现’的目的。这是根本上要和诸先生商榷的地方。”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年的 6月15日，借着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判，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炳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 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 )又那能不蹈此覆辙！（《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胡适对邵力子的批评没有作出回应，但对中共的批评，则作了坚决的驳斥：
    “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义也决不能实现。”

结束语

    1922年的这场“好政府主义”论战，牵动了国内各种积极的改良、革命派势力的神经。最后，因为“好人内阁”——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两三位署名者进入政府，组了一个内阁——被北洋武人阴谋暗算而倒台，争论就此结束，当日批判“好政府主义”的各种左、右翼力量，也就异常光彩地宣告自己掌握了真理，获得了论战的胜利。甚至于胡适自己，在1923年10月《努力周刊》停刊之际，回顾这一年半以来的种种努力全都白费，也不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功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这似乎又回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路上去了。
    左、右翼力量们欢呼自己取得了论战的“胜利”，都觉得自己的救国路径才唯一正确，可惜日后的历史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尴尬，其实关乎到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总是寄希望于找到一套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方案。右翼拿“好人主义”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相责难；左翼同样如此；参与讨论的青年们也希望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二选一；连胡适自己，也一度急功近利地对“好人内阁”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可是，真有那种绝对的、唯一的、根本性的解决政治改革的方案存在吗？在实践尚未完成之前，这种绝对性、唯一性、根本性又该如何证明？这实在是很成问题。与其如此，何不摆脱这种对根本性方案的期望，先把能做的做起来呢？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里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与其期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如“好人”们先起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奋斗”。

鞍山仁者

文章很长
文章很好

ys1937

1923年：民国第三大政党兴衰始末

年度事件：中国青年党

    1920年代，在青年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首推国民党。其次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久已为世人所熟知；中国青年党，则与那些高倡国家主义和自由宪政的青年们，一并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民国第三大政党兴衰始末

    中国青年党（下文简称“青年党”）于1923年的12月 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此后数十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分庭抗礼

    追溯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出现，有跟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晚年在台湾如此回忆：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民国十年七月，共产党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中共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国民党也开始联俄容共，使中共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详见《转型中国1919》）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21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日后如此回忆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无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大钊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李大钊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李大钊、邓中夏们的“共产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据学会成员方东美回忆，“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周恩来等人有《赤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同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中共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这种长期的理念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掉了中国青年党真正的政治诉求。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度被扭曲解读成“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中共”。这种理解，完全背离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开表述。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甲）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
    1， 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
    2.  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
    3.  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
    4， 朝兰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
    5， 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
    6， 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
    7， 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
    8， 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
    9， 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
    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丙）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
    l， 武力侵略政策( 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 )；
    2、 文化侵略政策( 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 )；
    3， 经济侵略政策( 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 )；
    4、 宗教侵略政策( 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
（引自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从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中共的意思。不过，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约 500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产党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决定了新生的青年党，不仅不可能与共产党走到一起，而且与正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共产党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共产党。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共产党与联俄一点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点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 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道：
    “专制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说专制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专制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 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说，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说，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党人如此说，后来袁世凯也如此说，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说，“这不啻视我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 240余人的青年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 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点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说”、“训政工作未完说”、“军事时期不宜说”。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社论说：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
    1、 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
    2、 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
    3、 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共产党的政见对立。对此，中共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 8月 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说：“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点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结束语

    “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分歧，决定了国共内战期间，青年党的选择。但国民党实际上也容不下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内战的高压与政局的恶化，使得青年党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曾琦选择了与国民党积极合作，另一党魁李璜则拒绝了国民党“经济部长”一职，并缺席了1947年的青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往后，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青年党也去了台湾。这个在1948年党员人数一度达到30余万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就此走向了式微。
    但后人回顾民国时期这段历史，自不能忽略青年党的存在。它鲜明地昭示着：在国民党的“训政建国”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之外，仍然有许多的青年，怀抱着别样的建国之梦——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过是这诸多不同建国之梦中的一种。而这诸多建国之梦，在今天看来，仍有它的史鉴意义存在。

ys1937

1924年：国共合作

年度事件：联俄容共

    1924年 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 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 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 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 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 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 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1、 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 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 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 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冒险
    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也就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了。
    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1924年 1月16日回到广州，向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 3月，他曾致信廖仲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

    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 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 1月 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 1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 2月 9 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 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1925年 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 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 80%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 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

ys1937

第62期·1925年：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

年度事件：戴季陶主义

    1925年 3月，孙中山去世。这位开启“联俄容共”之门的革命家，终于没有能够如其所说的那般对“联俄容共”的负面影响“自有处理之法”，反而留下了一个在思想信仰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详见《转型中国·1924》）。为了挽救这种信仰的四分五裂，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的夏天应运而生。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能够与中共作理论抗衡的学者，唯有戴季陶与叶青二人而已，叶青虽有理论深度，其影响力却远不及戴季陶——正如周恩来当年所说：“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就是戴季陶”，这种评价，足以说明戴季陶及其戴季陶主义，对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没有戴季陶主义，国民党就无力与中共在理论领域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这自然也正是戴季陶在1949年中共所拟定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16位的主要原因。
    也唯如此，在时过境迁许多年之后，有必要重新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眼光去打量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然，这种重新打量，会进而涉及到另一个对正确解读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出炉的背景，是为了和共产国际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
    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出炉，其历史背景，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如上期策划《转型中国·1924》所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一个负面效应，是造成了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认知的信仰分裂。尤其是共产国际操控了国民党一大，坚持用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包装之后，孙中山本人为了挽救党内的精神分裂，不得不于1924年 8月在广州做系统的三民主义演讲，演讲中明确指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孙中山此前坚持要在国民党一大印发自己的《建国纲领》的原因，当然，因为鲍罗廷对一大的控制，《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一大的会场。
    孙中山1924年夏天的三民主义系统演讲，给苏俄和共产国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使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但次年春孙中山的去世解除了这种尴尬，此后，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加速推进。作为反击，戴季陶在1925年 3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口号，意即不接受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重新包装。稍后，在这年的夏天，戴氏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理论著作，再加上其《民生哲学系统表》，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和孙中山一样，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希望消弭阶级矛盾】
    由戴季陶，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乃至中共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并不是一个偶然——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多年，且与孙氏有相当多的理论交流。和当孙氏在1910年代转而信奉社会主义时，戴季陶也在1919年和另一社会主义信徒沈玄庐在上海合作创办了刊物《星期评论》，这份刊物随之成为1920年代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学者杨奎松曾如此描述孙中山晚年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和孙中山大略是一致，即“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他曾仔细分析俄国的革命缘自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的特权阶级：
    “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因为一旦特权阶级像俄国那般“专事助长阶级压迫”的话，其结果必然造成那些“为生活安全而起的农工阶级”纷纷揭竿而起，走到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去：“自从开战到去年停战止，俄国的死伤亡失将近千万。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懂、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社会民主化之英国政治》）
    孙中山曾询问戴氏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工人）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功夫呢？”戴氏的回答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他非常担心底层民众被引到“阶级斗争”的路上去：
    “（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1919年 6月22日）

    【曾短暂鼓吹“阶级奋斗”，并参与中共的创建】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但不希望国人去走暴力的俄式“阶级革命”道路，而建议去走另一条和平的英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戴氏希望国内的特权阶级和资本家能够有所觉悟，在“阶级斗争”爆发前消弭掉“阶级矛盾”：
    “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工人教育问题》）
    但呼吁“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的戴季陶，在目睹了现实社会中诸多工人与资方谈判失败、罢工也无效的案例之后，在1920年前后政治立场也曾一度趋向激烈。这一时期，戴季陶不但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还亲自全文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著作《资本论解说》。文章里之前那种对“特权阶级”的劝告已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的鼓动：
    “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想靠资本家和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 2月 l日）
    虽然不愿残酷“阶级斗争”在中国发生，但戴氏也承认，资本、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戴季陶在1920年代初的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瞿秋白在1927年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肯之论。至于戴季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地位，李立三在1930年 2月的一次党史报告中曾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这个论述，是符合史实的。（详细可参见专题《思想的力量·戴季陶》）

    【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虽然深度参与了中共的创建（甚至负责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且在反对国共合作一事上不遗余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这只能解释戴氏何以不加入共产党，却不能解释戴氏何以会反对国共合作。能够解释这个疑问的，是戴氏在1926年写就的《八觉》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戴氏1922年在宜昌投江自杀，后被当地务农百姓和码头江湖人物所救。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戴氏，思想就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一件事（投江自杀获救），是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奇绩，也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所以精神颓败至此，会走道这条路上，这是说明我半生浪漫的历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种因收果，慎始全终，所以烦恼至极，弄到这种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说明无余了，由这一个奇遇，我们更看清楚中国民族的生机，决不在缙绅先生们当中，实在平和的农民，豪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里面。中国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高尚优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这平民社会里面，才看得出来。我们政教中人，此时不努力做实业教育，培养这些生机，只是争权夺利，斗气私争，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甚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我们看到的齐杨两位先生的高尚优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义了。”（《八觉》）
    很显然，“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仍然让戴氏耿耿于怀。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戴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戴氏也曾撰文竭力呼吁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但自始至终，戴氏都没有直接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八觉》中所说的——“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很显然指得也正是“阶级斗争”。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戴季陶主义的理论实质了。其一，戴季陶希望彻底断绝“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中，他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又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如此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阶级斗争”从“三民主义”中剔除出去——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二，戴季陶希望通过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彻底分割，挽救国民党人的信仰，挽救国民党的生存危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戴季陶看来，共产党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从来都“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

国民党不愿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陈公博引发争论：国民党该代表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背后所指向的命题，对国民党而言，实际上生死攸关，即：国民党究竟该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中共的解释，“国共合作”的本质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就是说，在中共的理论宣传里，国民党代表的是工、农的利益。但按照戴季陶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不可以去搞“阶级斗争”，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两个特定阶级翻身，而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换言之，在戴季陶主义的宣传语境下，国民党代表的是全民利益。
    国民党可不可以代表全民利益？以戴季陶、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认为是可以的，但党内不同的意见从来就有消失过。反对最力者，莫过于以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末，陈公博刊发了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正式挑起了这场“国民党统治基础何在”的论战。
    在陈公博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应该来自于它的阶级基础。陈氏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都必然会有它的阶级特性。具体到国民党，应该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陈氏甚至主张：在国民党的党员构成比例上，农民应该占 50%，工人应该占 30%，小资产阶级可以占 20%。
    陈公博虽然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不过和共产党不同，他虽然主张国民党应该有阶级性，但并不赞同如共产党那般去搞阶级斗争。其理由是中国并不存在足以成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乃至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国际帝国主义——陈公博说：“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一切的生产机会已被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万劫不复。”——故此，陈公博认为，中共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以小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无余”，陈氏尤其批评了中共在解决工人劳资争议的时候“往往以武力解决，不待党和政府的仲裁”的坏习惯；在农村土地问题上，陈氏也批评了中共的做法：“国民党的主张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的方法是以农民暴动来没收”。
    陈公博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介于中共和孙中山之间。中共不但认为中国存在着阶级，政党应该代表具体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阶级斗争”。但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孙氏看来，将“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很荒唐的。孙氏说：“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有冲突”，在中国这样一个“患贫，不是患不均”的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专制”都是用不着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换言之，孙中山认为中国尚无阶级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国民党应该追求的全体国民的解放，不应该仅仅代表某一具体阶级的利益，更不应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陈公博的论调，显然是上述两种政治观念的取舍调合——既如中共一般认为政党存在阶级性，又如孙中山一般反对“阶级斗争”。
    陈公博还将国民党此前的所有失败，都归结为本党没有具体代表某一阶级利益，所以缺乏具体的阶级基础的支持。陈氏说：“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风波。最终，以戴季陶、蒋介石纬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如蒋介石在1929年说：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当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
    蒋介石还说：“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换言之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日存在名副其实的“阶级”，更不认为中国需要搞“阶级斗争”。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蒋介石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陈公博之后，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国民党内都没有再发生过类似命题的争论。代表全民利益，一直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国民党宣传部门乃至党魁个人，对此一理念一再重申。如胡汉民曾说：
    “三民主义的立法，不能任资本家以最低的工资给工人，因为最低的工资不足以保养工人的生活；同时亦不能任劳动者要求最高的工资，因为如此就不足以维持生产事业；必须就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以法律约束生产家和劳动者相互有利的范围中，然后才可使生产不断地发展而保障社会全体之福利。”（《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1928年）
    蒋介石在1927年被舆论视为“背叛工农”的反革命者之际，也有类似的言论： “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
    上述资料，显然和一直以来所谓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既定结论不符。事实上，自孙中山始，国民党即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孙中山本人信仰社会主义深笃，1903年他对友人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12年他演讲说“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同年又勉励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不但要宣传社会主义，还要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到1921年，孙中山已经公开表示，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从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
    “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之命运》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丢掉了政权和人民】
    陈公博的观点——国民党必须代表具体某一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唯此才能“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唯此才能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地——没有获得国民党主流派系的认可，蒋介石采纳的是戴季陶主义；与蒋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其主张也与戴季陶主义相差无几：
    “革命派（作者注：汪精卫自我定位为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呢，……他和共产党同志不同的所在，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之目的，对于其他民众，不过一时利用，认为同盟。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的。”（1927年，《夹攻中的奋斗》）
    国民党主流派自1925年以来，始终坚持代表全民利益，但到了1949年，这个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却失去了它的政权和人民。如何理解这背后的缘故？学者王奇生曾以具体案例深入考察过国民党与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一切主义、政纲无不反映工人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农民自然也强烈认同于共产党。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党员、党权与党争》）
    这个表述是极有道理的。当一个政党宣称无条件代表工、农利益；另一个政党却宣称要合理代表全民利益时，占人口总数最大多数的工、农会倒向哪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其本职，本就应该代表全民的利益。国民党自1927年以来，长期以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自居，其坚持代表全民利益，本来是在尽它的本分。但特殊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地位，自始至终都是不完整的，长期受到各种势力（包括军阀与外敌）的挑战。这种不完整的执政地位，恰恰不允许它去名副其实地代表全民利益。国民党内的政治学者萨孟武很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想博全体人民的欢心，我们必须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须得那一个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第一当看那一个部分人民有实力，第二当看那一种经济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的党在社会上就有基础，就有力量。”（《如何增厚党的力量》，1932年）

结束语

    如正文所示，戴季陶主义是观察1920年代的国共斗争乃至整个民国史演进的一个极好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共在1927年的彻底分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共内战的最终结局。
    上述启示之外，戴季陶主义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宏大却极有现实意义的认知——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个国民党人，戴季陶终生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革命生涯”；但在戴季陶主义中，却随处可见其对“土地革命”、“阶级革命”的反对——在孙中山、戴季陶及诸多民国知识分子眼里，“革命”是明确区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大种类的；前者针对的是倒行逆施的统治者（军阀政权）；后者针对的是“土地革命”、“阶级革命”。孙中山、戴季陶们不反对“政治革命”，反对的是“社会革命”。这种区分，对许多今时今日热衷于高喊“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是个极好的警醒。

ys1937

第63期：1926年：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年度事件：北伐战争

    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因为聚合了苏俄的卢布、新党军体制以及工农运动，这场北伐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但在这辉煌的战果之外，质疑与恐惧也同时在人心中弥漫……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 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
    1、 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
    2、 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
    3、 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1926年 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 俄国人逼他如此 )，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 非寻常之师弟 )。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 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 )，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 百里当然跟着毁了 )，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 9月29日）

    笔者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 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 )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 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 )，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 也从未作此想 )，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 亦自甘心 )，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 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 1月 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 )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 1月 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 “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 “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 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 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 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 养党人 )，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 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 听说从前是不甚多 )，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 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在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1927年 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 我亲看见的 )，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 四师 )，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 )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 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 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 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 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 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 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 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 )，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 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 )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 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 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劢、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 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 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 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 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1927年 6月 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年 5月 5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 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 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 )，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1927年 5月 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 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结束语：

    1926-1927 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革命”付诸实施。它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方面，“社会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体的阵营划分（人民与暴君、暴政），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属的层级（尤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时候）既没有原罪，更不会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一旦开启，受财富重新分配的动力驱使，必然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但“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名词，它无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这种模糊性，导致“社会革命”缺乏明确的革命对象，或者说革命对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场，正如鲁迅在1927年所愤怒抨击的那样：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党——前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别革命”；后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万岁”——二者都明白：面对可能到来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不许诺“告别革命”；为了防范社会变成杀戮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从不会鼓吹“革命万岁”；他们能够很清晰地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同。

zoufeng_1234

这个帖子非常有营养, 非常感谢ys1937, 请继续.

天马行空

现在看来还是中山先生的先民族  后民生  再民主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更靠谱点  呵呵

ys1937

第64期·1927：国共两党反目成仇的根源

年度事件：国共分裂

    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 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 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    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 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 和我们 )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 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三）：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 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6年 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
    （1） 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
    （2） 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国民党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四）：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 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 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 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 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努力（一）：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 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中共的利益（早些时候蒋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绝），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和平解决的努力（二）：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 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结束语：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更像是一场噬与反噬的生存游戏。
    结局是如此的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ys1937

第65期·1928年：国民党搞县政自治

年度事件：县政自治

  国民党在1928年“北伐”成功，在形式上重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标志着“军政”阶段的结束。定都南京之后，国民政府立即进入“训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地方自治运动，以兑现其“全民民主”的承诺。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近代中国，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晚清的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也无论是民初的进步党还是国民党，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改良派重镇梁启超说：“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则谓：“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按孙中山的设想，国民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唯一之要政”，就是“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按孙氏《建国方略》的描述，训政的概念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流行一种很奇怪的论调，将国民党的“地方自治”区分为“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和“蒋介石的地方自治”；高度赞扬前者，竭力贬低后者。在笔者看来，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通观1928年国民政府所启动的“分县自治”的种种具体政策，完全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指导思想。承认这一点，是客观评价国民党地方自治的前提。

孙中山：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要“民治”不要“官治”

  1918年 7月，老同盟会会员李宗黄赴日之前，前往上海拜访孙中山，求教道：“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考察之时应从何着眼呢？”
  孙中山建议他仔细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状况：“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看，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吾党民权主义、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们的某种精神和方法在训政时期却很可参考，所以仍然很有考察的价值。”
  1923年，孙中山撰文反思之前的失败，则将没有搞“地方自治”视作最主要的原因。孙氏说：
  “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势显然。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在孙中山的设计里，“地方自治”的实质内容有二：
  1、 以县为单位——这和民国初年大批地方军阀热衷于“联省自治”很不同。在孙中山看来，搞“省自治”，一则极可能变成搞“省割据”，最终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二则“省自治”很难落实到地层民众当中去；“县自治”则不然，不但与底层民众更贴近，而且可以起到架空“省割据”的效果。
  2、 要“民治”不要“官治”——“地方自治”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主权在民。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规定，“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选举、创制、复决与罢免这四大“直接民权”，实质上是全方位地监督官权，这必然要求自治摆脱由政府主导的常规模式，变“官治”为“民治”。
  具体如何去搞“地方自治”，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也有详细描述：   “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国民党在大陆搞地方自治二十年，结果完败

  1928年 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正式启动“县自治”。次年，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认以地方自治作为政治建设的基础，并规定训政期限为 6年，地方自治完成期限为1934年。稍后，一系列与“县自治”有关的法规相继出台。
  如此前诸多专题所述（转型中国 1924-1927），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带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以代表全民利益为政治口号的政党。所以，虽然已经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国民党在1928年及其之后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县自治”的法规条文，都一律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气息，甚至与中共的同类政策高度相似，譬如对“公民权”的限制，国民党三大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也就是说，民众必须宣誓拥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有资格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地方政府颁发的自治法规，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宣誓典礼和誓词内容。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治法规里明文剥夺了“土豪劣绅”和“有反革命行为”之人的公民权。但这种“党国”体制并没有能够保证其“县自治”取得好的效果。梁漱溟在1931年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毫无成效：
  “从十七年起，地方自治运动又起，有好些省设立自治筹备处。湖南就是这样，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地训练人才，举曾任湖南省长的曾继吾先生为自治筹备处长，从十七年至十八九年，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从民国十七年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来作的除江宁县外，还有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中山县亦办地方自治，定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党国伟人筹备办理。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所有地方自治统统失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统统取消了！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现在统起来说，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地方自治经多次提倡统统失败！他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振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
  梁漱溟的批评，得到了国民党内部声音的呼应——陈立夫在1933年 3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说：
  “吾国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该年 5月份，陈公博也说：
  “现距中央规定完成县自治之期限已近，而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圆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
  陈立夫和陈公博的批评，如实地指出了国民党实施“县自治”的结果：它没有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使民众拥有直接选举官员、直接罢免官员、直接创制法律、直接复决法律的权利，相反，地方政权落入了官吏豪绅之手。按预计的进度，“县自治”应该在1934年完成，然后训政结束，进入宪政阶段。但据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道：“回顾过去成绩，全国1900县中，在训政将告结束之际，欲求一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者，犹杳不可得，更逞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至此，“县自治”虽未终止，但实际上已经宣告完败。

完败的根源：“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

  当时之人，对“县自治”何以完败，有过许多解释。陈立夫的说法是“吾国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国民党内务部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报告书也说：“吾国以农立国，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以农为业，而农民全散处于乡村，故自治之基础在乡村。近年以来，因受天灾人祸之影响，不独边远地方以及匪区灾区农村濒于破产，人民救死不逞，即号称东南富庶之区，秩序未经破坏，亦且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生活不能安定，对于自治事业，自难感觉兴趣。”
  国民党人赵如珩说得最直接：“因为目前中国各个地方人民的衣食都在朝夕的起着恐慌，求生求活的物质欲望尚不能如愿以达，那能还有时间和心思去求非物质的欲望—地方自治？”
  最切中利害的，则是梁漱溟：
  “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得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我们试想想看：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第二、将他们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第三、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第四、此机关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第五、此机关可以检举他们某项罪名( 例如烟赌 )而处罚他们；第六、此机关或且拥有武力——保卫团。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乡村建设理论》）
  在梁漱溟看来，“县自治”之所以最终变成土豪劣绅狂欢的舞台，并不是这些土豪劣绅“某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是现实使然。这现实就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即目下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去举办自治的条件；具体而言，这条件就是“经济进展，文化增高”。
  梁氏的这一看法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当民众生活困顿朝不保夕时，他们是没有兴趣和精力去追求什么直接选举官员、直接罢免官员、直接创制法律、直接复决法律的权利的。如此，不能从民众内部生发出主动的“自治”需求，单纯依靠政府的强制推销，结果必然有违初衷，“民治”最终难免搞成“官治”，正如赵如珩所说： “今后实施地方自治，依我研究的结果，现行的自治法规中最急需补救的就是由地方官治而进于地方自治的一个过渡办法。这一个过渡办法，乃是由地方官治而进于地方自治的一座桥梁。”1935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说：“必须将官办自治改为民办自治；将土劣自治改为革命自治，而后真正地方自治，始有彻底实现之可能。”
  但如何去改？桥梁何在？整个大陆时期，国民党人都没有找到，最终不得不启动旧时代的保甲制。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梁漱溟的意见：目下中国的现实，只能行旧时代的保甲制，而做新时代的“县自治”的预备工作（梁氏毕生致力于此），却还绝不能直接行新时代的“县自治”。

结束语

  毫无疑问，国民党人在1928年启动地方自治时，其态度是相当真诚的；同样毫无疑问，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地方自治运动，没有将民众推向民主的前台，而仅仅成就了一批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其实也恰恰是国民党精神分裂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和上层政策层面企图代表全民利益，现实里却无力阻止大批的土豪劣绅进入中下层政权——的一个缩影。
  究而言之，国民党在大陆时代的“地方自治”，仅仅只是一种“包办民主”——在底层民众没有内生出“自治诉求”时，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自治运动，既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呼应，更得不到底层民众的监督；最终，这些自治机构无一例外会蜕变成权力机构，从启蒙民众转向压迫民众——台湾时代国民党的地方自治的结果，之所以与大陆时代大相径庭，其原因恰恰在于：“自治”是台湾民众内生的主动诉求，是他们在要求国民党实行自治，在监督国民党实施自治，在积极参加竞选参与自治（参见《台湾转型·地方自治》）——而这些，在1949年前的大陆“县自治”运动里，是看不到的。
  当年民不聊生的状况如今已不再有，但国民党这场失败的“地方自治”运动仍然是个教训：
  1、 “县自治”是个好东西，以前条件不够没做好，今天应该把它做起来；
  2、 民主是等不来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包办”；即便有愿意“包办民主”的团体和政权，若无民间的内生诉求，其结果，恐怕比民国“县自治”也好不了多少。

ys1937

1929年：阎锡山的村级民主试验

年度事件：村本政治

  国民政府192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自治”，试图实践民权，革新国家的基层组织结构；梁漱溟后来说，这是一场时机未到的改革，所以必然失败。但在这时机未到的年份里，有人走得更远——1929年，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山西村政会议，正式提出他的全民民主的实践模式——“村本政治”，并希望将这一模式，推销给南京……

村政自治：阎锡山失败的民主试验

  阎锡山是一个军阀，自辛亥以来长期控制山西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是一个改革者，没有任何一个军阀，会像他那样，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断挑战既得利益者，试图造就一个“公道社会”；但阎锡山也是一个悲剧，他希望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他政治的基础，他一切的改革举措都奔着这个目标而去，但最后支撑他在山西三十余年统治的，恰恰是那些他所竭力想要推翻的东西。
  1929年阎锡山将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销给正在全面推行“县自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他已经在“村本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阎氏会走上这样一条与其他军阀迥异的道路，既有其饱受传统儒家教育影响的因素，更与二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汹涌澎湃有关（关于社会主义思潮，详见《转型中国·1921》）。阎氏早年留学日本，已经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即有意识地借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作为自己改造山西的思想资源。本文即试图勾勒出一个阎氏改造山西的简要轮廓。
  
进山会议：寻一个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的“适中制度”

  阎氏1920年代以前治理山西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政三事”。 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阎氏称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六政三事”与阎氏“保境安民”的立足之道结合在一起，给了千疮百孔的山西一段难得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传统的“善政”没有什么区别。但随着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汹涌，阎氏的治晋政策也开始明显地沾染上社会主义色彩。“进山会议”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是一场被思想史严重忽略的重要会议。1921年 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谈山西改革问题。召集会议的初衷，据阎氏自己说，是有感于“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阎氏深知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认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希望寻找到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适中的制度”，这是“进山会议”的终极主题。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与阎氏面谈乡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参与“进山会议”，梁氏后来回忆说：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阎锡山希望找到一个既非照搬欧美民主，也非照搬苏联党治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阎氏希望梁漱溟能给一些建议，虽然梁氏拒绝给出建议，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谈选择什么具体制度的条件，要谈这个问题还需等个三、五十年，但阎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困惑与探究热情，还是很让梁氏感慨，赞其“值得钦佩”。
  进山会议每周集会两次，每次商讨两个小时，一共持续了两年有余；与会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渐扩展到五百余人，不但山西本省贤达群集，全国各地学者也多有参加者，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
  1、 “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
  2、 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公道主义：一种儒家“德治”理想的翻版

  在阎锡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没有人主张“公道”。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寻求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阎氏无法认同，他主张用“公道”来达成平等和公平。阎氏说：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阎氏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公道”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阎氏还说，“公道”是民主政治赖以培育、生存的土壤，“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具体到社会生活，阎氏认为真正的“公道”，就是“以劳动换生活”。这种公道需要遵循这么几个基本原则：
  1、 你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你的，我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我的；
  2、 同一劳心劳力者也，时间长者，当赚钱多，时间短者，当赚钱少；
  3、 同一时间劳心劳力者也，效果大者，当赚钱多，效果小者，当赚钱少；
  4、 我过日子俭省所积存下来的钱，留于我家的人——这其实与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是一致的。
  阎氏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公道主义”，将其视为解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的良药；阎氏说：“公道是正义人道的全体，仁爱也可包括在公道内，我们主张公道，可以把人类幸福包尽。”阎氏也用“公道”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真义》里，他说：“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的，因此必须以公道为标准”。总体讲来，所谓“公道主义”，其实是传统儒家“德治”理想的一种翻版，阎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曾说过：“公道就是处事的标准，爱人以仁，处事重义。仁是爱，义是公道，古人治国如反掌，即是得了仁义”。
  但与古代儒家不同，阎锡山将“公道主义”这种翻版“德治”搞成了一项社会运动。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时，就明确向阎氏表达过对遍地张贴道德标语的不满，认为目的虽好，但手段有误。30年代，阎氏还在山西各县普遍成立了“主张公道团”（以前曾称作“好人团”），希望通过这种类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组织来“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
  毋庸置疑，阎氏的动机是良好的——他曾说，“我革命是为安山西，无论谁扰害山西，我是不让。革命是公道的，革命党不公道也问他的罪”；也抱怨过“那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还告诫过自己的下属官吏，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公道”，“由于社会制度之不平，有以激成之也”——但以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公道”，恐怕真的是走不通的。

按劳分配：“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与“公道主义”关联最紧密的，是阎氏的“按劳分配”主张。这一主张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时，国民党与中共正处在分裂后的血雨腥风之中。阎氏提出“按劳分配”，和这一时代背景有极深的联系。
  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是当日流行的共产主义语境下的“按需分配”热潮。
  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主张，与上述“按需分配”现象之间有强烈的针对性。直到1932年，阎氏还在日记中对这种“按需分配”现象耿耿于怀：“鼓动工人、铺伙、佃佣团结起来，强迫工厂、农户增加工资，以结工人、铺伙、佃佣之欢心，然后利用工人、铺伙、佃佣作为自己抢夺政权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损人利己之手段，……国民党若仿效之，结果必是害国害民，杀党杀身。”
  在阎氏看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机会却完全一致，如此，“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有违“公道主义”原则，必然造成“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工人对资本家之不满”，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大倒退。阎氏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
  1、 “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2、 好劳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
  3、 人人为增加享有起见，必须多劳动，故能促进生产。
  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按需分配”，阎氏同样也不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按资分配”模式。阎氏说：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结果，“按资分配”模式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半产物”，他们“不劳心劳力，而分得他人劳心劳力所得之代价”，也是有违“公道主义”的。
  共产党人杜任之1934年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以搜集军、政情报，曾亲眼目睹阎氏幕府延请了大批社会主义学者。他自己也曾与阎氏就“按劳分配”问题有过多次面谈，杜氏后来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回忆了当日的交流。下面摘取两段，作者立场虽不中立，但对于管窥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发难了，他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产；实行‘物产证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阶级斗争哩！‘资私有’能剥削，这是分配上的病，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阶级斗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变，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阎氏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坚持。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信心：“按劳分配的永久性，从竖说，由有人类始至无人类终；按劳分配的广义性，从横说，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应按劳分配，以美满人类的进化和幸福。已过不按劳分配是已过的错误，将来不按劳分配是将来的错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思想。”

村本政治：搞自治一定要从村一级开始搞

  如果说“进山会议”所确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义”和经济上的“按劳分配”，还只是“坐而言”的话，那么，“村本政治”，就可谓阎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了。
  阎氏搞“村本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 3月，阎氏召开山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
  在“村政自治”之前，阎氏的施政口号是“用民政治”。所谓“用民”，就是一切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支持，离开了民众，一切大计都只能流于空谈。这种见识，是阎氏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穷兵黩武的军阀的关键。阎氏还说，中国传统政治，善者不过做到不扰民，恶者则往往与民为敌，从而养成民众依赖性强，自治能力弱，性格守旧不知进取，只知道爱惜身家而不知道爱国，遇到危机，国家并非无人，但却没有可用之人。阎氏的理想，是通过启发民德、开启民智、充裕民财，将每一个人都教育、培养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随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势力日益向北扩张，阎氏的“用民政治”也顺理成章地进化为“村本政治”；当国民政府在南京秉承三民主义推行“县自治”时，阎氏早已在山西搞了好些年的“村自治”了。搞自治为什么要从村开始搞？阎氏曾反复解释过：“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阎氏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阎氏理解的“民间”，就是“村”：“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从1922年期，“村本政治”开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内容包括：
  1、 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
  2、 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
  3、 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
  4、 制订村禁约( 阎氏称之为村宪法 )规范村政；
  5、 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
  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据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书概括）
  之所以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而搞新的“编村”，是因为阎氏认为：村没有正规划的编制，就如同没了编制的军队，号令难行，指挥失灵——阎氏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设立村民会议的目的，则是为了要求全体村民参与村政，以此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阎氏说：“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与一村之政。……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在村里设置息讼会的初衷，则是为了“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监察会”的职责则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保卫团”则是维护社会治安。
  规范村政的主要内容，一是把扰乱村中治安的华人找出来，通过劝告、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幡然悔悟，从而让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乐业。当时山西总共列举了10类人作为规范的对象，包括：贩卖金丹洋烟；吸食金丹洋烟；窝娼；窝赌博；盗窃；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家庭有残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学儿童。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约”，“如女子不准缠足，树木不得损毁之类”。阎氏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个编村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阎锡山的自治实验完全失败，只成就了一大批豪强村长

  阎氏在山西搞了几十年的“村政自治”，其结果是什么呢？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书记载：某次，“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
  这件小事能够解释很多东西。譬如阎氏何以能够长期据有山西，即便是在他被迫下野避走天津之后，也仍然拥有完整的遥控山西军政的能力；再譬如作为与陕北共区接壤的最前沿，山西的统治系统，自上而下，何以能够在长期经受住来自陕北的意识形态侵蚀？一切其实都与这件小事所反映出来的阎氏对山西全省的强大控制力有关。这种控制力，通过“村本政治”里的“编村”制度，深入渗透到每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
  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这种控制力是基于某种利益共同体：譬如，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 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氏，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而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也很清楚，只有在阎氏的“村本政治”中，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阎氏的“村本政治”理念里有强烈的自治和民主诉求，但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治与民主从来都不曾有过，村民会议基本上流于形式——之所以如此，与“村本政治”的设计体制有关：在搞编村之前，乡绅和豪强虽然在农村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正式认可，其权力范围也不至于伸到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中去；但编村制度实施之后，乡绅、豪强的权力实际上扩大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能力也变强了。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 山西 )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的。”
  显然，从自治、民主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完全失败了。

结束语：

  国民党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践“县自治”，结果却没有将民众推向民主的前台，而仅仅成就了一批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阎锡山在山西一省境内实践“村自治”，结果也没有把村民们推上民主的轨道，而仅仅是成就了几十万在编村里飞扬跋扈的村长。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国民党推崇社会主义，阎锡山也推崇社会主义；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阎锡山希望站在“公道主义”立场对全民进行“按劳分配”——但最终，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出现了相同的背离。也许，梁漱溟的说法是对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都还为时过早——民主从来都不是民众或者当局单方面的事情，民主必须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在阅读阎锡山和“村本政治”的史料时，编辑所见到的，是阎氏的积极推进和民众的纷纷趋避，民众害怕“民主”，他们不知道能从这两个字里得到什么，但他们很担忧会从这两个字里失去什么，他们担心搞村公所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检查会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息讼会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保卫团要向他们收钱……他们还不清楚“民主”是什么。
  但阎锡山很清楚“民主”是什么。1959年 2月11日，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文稿中，阎氏说：“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须实行村自治的村本政治……”

ys1937

1930年：土皇帝主持下的宛西自治

年度事件：宛西自治

    “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南京国民政府搞了“县政自治”；地方军阀们则热衷于“村（乡）政自治”。但其结果，无一例外与民主背道而驰，而仅仅成就了地方豪强们的飞扬跋扈。官方主导的“自治”惨败如此，非官方主导的“自治”，命运又将如何？宛西民间强人们1930年代的试验，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

宛西“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自治奇迹始末

    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 112县，被迫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地方强人别廷芳武力统一内乡县，做了土皇帝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 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房屋 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袁升庵——自1927年 4月到 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皇帝。

乡绅彭锡田回县，“宛西自治”获得合法理论基础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
    直到1929年镇平乡绅彭锡田出现，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宛西自治”才得以启动。彭氏1893年生于镇平，家有薄田 6亩，草房 8间，可谓清贫。其出人头地，全赖自己努力向学。1909年，彭氏被保送河南优级师范，已秘密投身于反清革命；辛亥年，与革命党人张钟端在开封起事，失败后幸免于难；1913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结识了民国乡村建设派思想家梁仲华；1916年因学费困难退学，返乡任教；1919年入西北军张之江旅，担任军法处长；至1926年，已在西北军中升至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之职，已是省级要员。彭氏的上述经历，为其积累了政界、学界与军界三方面的雄厚资源，是别廷芳这般地方强人所难以企及的。
    1927年，彭氏奔母丧返乡，途中因土匪横行迟滞达18日之久，抵家时母亲已然下葬。彭氏由此对镇平匪患深恶痛绝，加之又有本县乡绅苦求其留乡办理民团剿匪，彭氏遂辞去西北军要职，留在镇平做了个区长，一面办理民团，一面推行自治。与别氏白手起家靠血腥杀戮统一内乡不同，彭氏因社会资源丰厚，不过数日之间，即已纠合起力量强大的民团武装。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始才肃清镇平匪患。
    也正是在长期险象环生的剿匪生涯中，彭氏开始思考解决乡土民生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思路也逐渐转向乡村自治。1929年，军阀韩复榘曾希望彭氏出任豫南民团总指挥一职，彭氏婉拒了这一当红要职，转而商请韩氏出资设立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并亲自担任校长；民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学者如梁仲华、梁漱溟、吴丽泉等遂尽集于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首当其冲。镇平匪患再起，民团无人领导，几至溃灭。彭氏应家乡父老请求，辞去村治学院院长之职，再度回乡。也是在此年 9月，彭氏联络淅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与邓县宁洗古，经过三天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宛西四县联防剿匪的协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并正式联合提出“宛西地方自治”口号，订立《十条公约》与《五不办法》。随后，上述会议内容被制成檄文，颁布全境。
    彭氏的加入，为宛西四县的“自治”带来了实质内容。首先，是有了目标。1931年元旦，彭氏在镇平县全县区村长大会上演讲，将自治的目标总结为十六个字。彭氏说：
    “兄弟在昨晚就准备今天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很长，在说话之前，先送给大家十六个字，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十六个字兄弟盼望多年，几乎望眼欲穿了！这十六个字还可以换成八个字，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能做到了，在耶教，就是天堂；在佛教，就是极乐世界；在道家，就是蓬莱仙岛；在儒家，就是尧天舜日；在老百姓，可说是太平景象。这十六个字如果能做到，就是谁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也不和他换。孙总理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
    其次，是有了指导思想，即“自卫、自治、自富”，通称“三自主义”。彭氏将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作为宛西自治的合法理论基础。彭氏说：
    “什么是我们的主义呢？简单言之，即‘地方主义’是也。什么是‘地方主义’呢？即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是也。……吾所谓‘地方主义’，即孙总理之三民主义，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的三民主义也。”
    再次，是有了实践的基本途径。彭氏为宛西自治制定了一个“五步走”的基本程序：( 一 )自卫，会后要切实整训民团编查保甲，推行五证，防止匪徒。( 二 )教育：筹办宛西乡村师范，培养师资及地方自治人材。( 三 )经济建设：治河改地，植树造林，修道路，兴水利，发展农业，振兴工矿业。( 四 )建教合一：以教育完成建设，以建设充实教育。( 五 )教养卫合一：集中事权，以民团，保甲为中心，动员人力、财力，促进建设发展。以农田、水利、蚕丝、畜牧所得利益，充实自卫、教育的经费。用教育薰陶、组训保甲、民团，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建设和自卫的效率，务求自卫力雄厚，自养力充裕，自教力切实，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转引自《别廷芳地方自治纪实》）

彭锡田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自”

    宛西的自治，以彭氏1933年遇害为界限，大略可以区分为“彭锡田时代”和“别廷芳时代”两个阶段。当然，这一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宛西四县的自治，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做到步伐的完全统一，彭锡田固然没有办法将他对自治的理解完全贯彻到别廷芳的内乡，别廷芳自然也不能过多干涉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四县自治的民主程度虽然不同步，但总体来讲，1933年之前，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来自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而1933年之后，镇平改革夭折，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就来自别廷芳的内乡了。
    按彭锡田的规划，宛西自治包括“自卫、自治、自富”三大要素。彭氏认为，虽然“卫”、“治”、“富”是最终目的，但“自”的手段更为重要。以“自卫”为例——“自卫”的内容当然包括剿匪；地方安定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彭锡田时代，还是别廷芳时代，宛西四县在剿匪上从来不曾懈怠。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但境内匪患完全消泯，乃至于贺龙、徐向前部欲转往伏牛山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也因宛西强大民团力量的阻碍而告失败；但在彭氏的理念里，“自卫”仅仅剿匪是不够的，还需要驱逐“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彭氏曾公开说道：“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我们想推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劣才没有护符；进行自治，才没有障碍。”为了推倒“官治”，彭氏还取缔了镇平县内一切的党派活动，不但将国民党在镇平的县党部逼去了南阳，也迫使中共在此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将希望寄托于“民”的信念，“自卫”这宛西自治的第一步，采取的“兵农合一”的实现方式，全民皆兵，就地训练，匪来迎战，匪去务农。镇平匪患因此彻底根除。
    这种对“自”的重视，贯穿了彭氏在镇平的整个改革过程。彭氏曾告诫镇平的民众，地方自治的实质，是一场“自救”，只有民众实现了“自救”，才能“救地方，就国家”。在《镇平自治宣言》里，彭氏说得很明白：
    “总理所说的‘民族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团结；‘民权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组织；‘民生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发展；《建国大纲》尤其是要以我们的‘地方自治’做基础。缩小而具体地说：我们地方上的痛苦，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福利，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谋求。”
    彭氏宣传“自治”之“自”，可谓不遗余力。譬如，在1931年元旦的镇平县区村长大会上，彭氏曾严厉批评了当地民众普遍存在的自私症和依赖症。彭氏将自私症比喻为“肠痈”，分作“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三大类，告诫民众：“这种自私自利的病根不生法去掉，社会水远不会好”。依赖症则被比喻为“半身不遂”，彭氏也将其分为三大类，（1） 依赖官吏；（2） 依赖驻军；（3） 依赖绅董。彭氏尤其提醒民众注意，不可依赖绅董，因为“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兄弟也是绅董之一，所以前天兄弟向宣传股的先生们一再声明，宣传时，叫大家自动地起来干，不要靠兄弟。”
    彭氏有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很值得一提，就是将镇平县大小所有乡镇的名字都赋予“自治”的含义，让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治”这一概念当中。以该县第七区所辖的十一个乡镇的名字为例，它们是：民权、民主、民智、民信、民新、民勤、民盛、民贤、民善、民和、民乐。其他乡镇的命名也是如此，譬如：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平等、和平、博爱、文明、自强、孝悌、忠信、合群、尚贤、至正、至善、简朴、公德、模范、公益……
    宣传之外，彭氏更重视通过实践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首先，是搞真正民主的选举，让民众切身体会到民主的好处。1931年，在镇平自治委员会的主持下，镇平全县范围内开始搞邻闾乡镇长的民主选举，制定的选举办法是：乡镇长的选举，自治委员会不提出候选人，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选，凡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任何限制；区长的人选则由自治委员会提两个名额，加上前任区长，由乡镇长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民众对民主选举所知有限，但因为自治委员会下派的工作组的努力，本次选举基本上保证了民主和公平，譬如：彭营乡的原乡长，作风素来恶劣，民选无望之下，动员本族富人操纵选票，结果操纵选票者被工作组罚了二十大板后押往乡公所关押。再如杨营乡某财主被民主选上，却觉得这个职位只能纯粹为民众服务而不愿就任，经连夜出逃躲了起来，结果被工作组强制罚款 500大洋，不得不回来就职。
    其次，是厉行法制，以此为民主自治保驾护航。彭氏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提出在镇平实践“司法独立”，其首要手段，就是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行政包办司法的“县政审判”制度，改行独立的“息讼会”制度：县设“息讼总会”，区、乡则设二级、三级“息讼分会”；每级息讼会有成员五人，须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品行端正，口碑良好，三人由自治委员会从公职人员中提名，两人由民间推举，最后由全民公决，方可宣誓就职。自治委员会并且立法规定：息讼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忠于法律。有胆敢幕后活动，对息讼会办理的案件打招呼、下指示者，无论案件是否受到影响，均视作已构成犯罪，按重罪惩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培养自治人才。自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彭氏在镇平县内总计办了 274所学校；各区公所、各乡村中小学还设立了民众阅报处；各区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县设民众图书馆一座，藏书7178册；十区各设民众图书馆一所，共藏书9089册；另设十个巡回文库，存书1063册……彭氏关心教育，一则是认为“自治”必须民众觉悟之后才能完成；另外则是希望教育系统负担起监督“自治”的作用。彭氏规定：村校不得搞关门办教育，须同时对村乡行政承担义务。乡村小学是乡村推进自治的中心，小学教师是建设乡村的指导者，村庄小学教师享有行政监督权，凡关系村乡民众利害的事情，村乡长未经本村乡小学教师同意，不得成为合法决定，村民有权拒绝执行。彭氏如此规定，有两重用心：其一，是通过乡村教师，向各级村干部贯输有关自治的知识；其二，是希望乡村教师起到一个对地方行政的监督作用。1933年，彭氏联合别廷芳等人，创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培育自治干部的大本营，彭氏自任校长。这所大学，是其以教育促自治的巅峰。

别廷芳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治”

    1933年，彭禹廷被暗杀，原因可能跟彭氏的均富思想有关。彭氏在镇平最招豪绅们忌恨的政策，是搞“赋税累进”，简言之，就是按拥有土地或资本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缴纳税赋的等级，拥有土地或资本越多者，赋税累进得越重。彭氏的看法是：限制贫富差距，又注意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但这一政策并不被镇平的豪绅们所理解，有1931年 7月11日彭氏在自治办公处召开的“富绅座谈会”上的严厉讲话为证：
    “土地税，工商税，我们定的政策立足长远利益，是结合镇平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慎重的。这需要你们中有一些人提高认识水平才能理解。若还不能接受，就赶快想想管子之言，也许就想通了。兄弟今天就直说了吧，富人不要认为吃亏了，你们实际上沾了穷人的大光！今后，富户将在杜会安定的生产经营中得到繁荣活跃的市场。如果你们不让穷人有饭吃、有房住，只想自己发财，你们的饭就吃不长！房就住不稳！家就安生不了多少时光！你们个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寿终正寝。人来人世上，干什么？难道，就是要为财物而生，为财物去死，而不留荣光？这层道理，你们回家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有失尊敬了，可仅仅是有失尊敬，比之血腥，要儒雅得多。你生点儿气比一家人哭好！想想这一层道理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氏的命运了。彭氏之后，别廷芳成为“宛西自治”的领袖人物，自治的重心，也从镇平，转移到了内县。自治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朱玖莹曾担任过南阳第六区专员，有过近距离观察宛西自治的机会。去台湾后，朱氏回忆道：
    “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探池，亦一夕数惊，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人，则奸究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富、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
    朱氏在盛赞别氏搞宛西自治带来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余，其实也道出了其中的严重问题：“编保甲”和“验证设卡”——1934年宛西奉上峰命令，取消自治委员会等一切自治组织，改编保甲，这一巨大变化，通常被解释成别氏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别氏显然过于积极了，不但认真贯彻了上峰下达的“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乡镇”的指示，还进而将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彼此连坐等恐怖内容也引入其中，这只能解释为别氏对保甲这种逆流而动的体制本身就非常喜欢。
    “验证设卡”与保甲制差不多，也是在别廷芳时代搞起来的。所谓“验证设卡”，是别氏在宛西所搞的“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迁移证”、“通行证”、“乞丐证”和“小贩营业证”。若无上述证件，境外之人固然进不了县，境内之人也是寸步难行。当时宛西境内四处张贴“白天查路条，夜间查住客”的大标语，来历不明、面目可疑之人，动辄遭遇逮捕刑讯。其结果，自然是造就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天堂”。
    别氏武力强人出身，文化素养有限。彭锡田去世后，别氏虽然继续高举彭氏“宛西自治”的大旗，也仍然坚持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自治目标，但别氏所关注的，已经只是一个“治”字，另一个“自”字，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对此，《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里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该书说：
    “在他（别廷芳）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说理几句话的人，以及敢于藐视他的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哀乐。一九三四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适遇别廷芳走到，别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城西安子沟一姓朱的因扒了邻村一家几窝红薯，掐了一把谷穗，人被送到中一区区公所，恰遇别廷芳，别立令将朱枪毙在东城门外。诸如此类的割草娃娃摸别人家一窝红薯，册别人家一个嫩玉米穗，摘了人家一个南瓜，对这些，他的哲学是，小着都‘偷人’，长大也不是个‘好货’，就地枪毙除了。修自行车的因顶换了人家的车胎，他认为这种人‘拐固’给以杀掉。别廷芳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为给一家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护兵将其处死。对那些不论你是匪不是匪，只要有人报告，他就要将其处死。总之，在他的管辖区内，他对所谓行为不规与犯罪，从不要什么界限，也不分罪大罪小，犯到他手下，你别想多活一天。他视庶民百姓教而不改，天性决定。什么司法科条统统不在他的话下。他要你午时三刻死，你别想活到半夜子时。他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老百姓的口碑答复是别廷芳杀人如割草。聂国政部下有个副官竟浇，经他的手杀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由此可见。”
    好杀，贯穿了别氏的一生。与彭锡田更关注“自治”的过程（民众觉悟）不同，别氏只关心“自治”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杀卖锅人，杀写状词的，是为了“村村无讼”；杀偷谷穗的，杀换车胎的，是为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别氏的观念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彭锡田在禁毒、禁赌等事上也好杀，但彭是先定酷律，尔后依律而杀，与别氏大不同），他眼里的“宛西自治”，就是由他别氏自己来治理宛西，其他人（譬如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宛西的公路建设，是1930年代的媒体报道的热点，其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记者们惊叹之余，选择性地过滤掉了这些光鲜的马路背后承载的民众的痛苦。据《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记载，自1931年到1937年间，别氏以“有利进剿”为由，强迫民众修了57条公路，总计超过4000华里；劳力与费用全部由宛西民众负担，故内乡有民谚：“给别廷芳修路做官差，等于死了没人埋”。别氏还规定：公路修成后，民众必须雪后扫雪、雨后垫沙——这正是记者们30年代见到宛西公路“无泥泞”、“光硬异常”的原因；别氏还规定：“汽车路上只准行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不准走牛车、马车、小车（木轮）、牲畜，如有强走，轻则罚款，重则扣留”。其结果是民众大量的牛车、马车因为不敢穿越这些公路，而不得不四处绕道而行；而彼时宛西的汽车屈指可数，1933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宛西考察，在内乡通往镇平的整条宽阔大道上，只见到别氏一个人的座车在奔驰如飞……
    彭锡田时代留下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在别氏手里也变了味道。接任校长后，别氏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行辕搬了进去，将一个培养宛西自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变成了自己的政治中枢；别氏更进一步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传统官僚体系内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1937年秋，别氏出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抗敌自卫军司令时，宛属十三县的各级干部，都由他的这些“门生”给填充了……这所学校与“自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彭锡田在世之日的那段话：“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在别廷芳时代，迅速变成了现实。别氏于1940年去世，没有将宛西土皇帝的权柄传给子孙；1948年，共产党部队在别氏旧宅挖出大量烟土和银元，“其（银元）数目在一百五十万块上下”（据《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事录》）。

结束语

    地方自治，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究竟该怎么搞？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失败了；阎锡山的“村政自治”也失败了；“宛西自治”同样失败了，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自治模式，孰对孰错，教训何在，读者当有自己的判断。笔者于此照录国民党人李宗璜当年给宛西自治所提出的三条建议，这些建议，今天应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 由人治走向法治：宛西的地方自治无疑是以人为治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是一种人人有份的政治、不能全靠英雄。要作到人人能治的地步，就不能只靠人治，要靠法治。
    （2） 由绅治走向民主：宛西自治由开始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地方绅治阶段，由自治领袖到各级干部都是地方的正绅。正绅执政本是好的，但是绅士的地位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事实上是没有人民为其后盾的。
    （3） 由自养到互养：自富是宛西自治的三大政策之一，实施结果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但详加检讨，乃完全以家庭为本位。现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无论农业、工业，都应由各人顾各人的经济制度，变为互相协助、集体发展的经济制度。

ys1937

第68期·1931年：中央苏区经济崩溃之根源

年度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31年是个多事之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国民党的内讧却仍在继续，两广的分裂倾向日趋严重；日军则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并终有九·一八事变，酿成丧失东北全境的奇耻大辱……这年的11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屡次催促下，也终于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陕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1927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
    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甚至于在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 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11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

【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 30%，而不是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此后，“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
    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并不能支撑其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 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收租 300石到 500石）占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18.255% ，贫农（粮食不够吃欠债）占 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地主占 30%，农民占 30%。
    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示数据如下：

阶级           %        土地最多的                土地最少的
土豪         2%            1000亩（约10家）       500亩
自耕农     40%               50亩                        20亩
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
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 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 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 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
    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 . 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 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 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 实际上 )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 全部土地之 )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

【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 30%】

    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70-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 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题上，仍然很关键。
    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 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面，譬如：（1） 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还会说到。（2） 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归佃户所有。（3） 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比率不过 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 80%的地租，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 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
    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 20-30年代，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 40%左右；这样算来( 70-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 和地租率（30%）， 才能解释中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一个重要问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

    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 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 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 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 )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 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 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 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 )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 约斛斗担余 )，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 （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 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 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 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 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 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 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 一 )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 二 )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 三 )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 四 )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 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 家( 家庭总人口1181人 )，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 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结束语

    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
    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
    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ys1937

1932年：“法西斯主义救中国”

年度事件：中华复兴社

    “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口号虽然简单粗暴，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捏造。1930年代，蒋介石确实一度认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怀有这种看法的，还包括诸多的青年国民党人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相反，它承载着许多人沉重的强国之梦……

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 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1930年代，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

    对复兴社而言，十六字纲领其实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导社团政治活动的，是1930年代国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迷信。上海《社会主义月刊》1933年第 1卷第 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文章极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热望。作者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沈阳吉林陷落了，黑龙江陷落了，锦州陷落了，山海关陷落了，热河陷落了，长城一带与滦东各县陷落了。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外患的威胁之下，然而像这样的丧土失地，还是第一次。本来内部的贫乏与不安，已经使国本动摇，民生日蹙，现在再加上这样严重的外患，在内外夹攻之下，使中国民族的运命，几如风中残烛，使每个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这是每个中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总结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四种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崛起的模式：1， 苏俄式的共党主义革命；2， 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 法国式的民主革命；4， 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结果是，除了第四种模式，其余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四种方式中，那一种合适于中国国情？那一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上四种方式——苏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兰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种( 前之三种 )是不适于中国现状的。除此四种方式以外，尚有一种没有成功过的方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如以前的德国，以及英法各国，才有部分实现的可能——但也仅仅是部分的实现。在中国，资本主义既不发达，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战以后，几有国亡家破之叹，如果没有法西斯蒂运动，则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决没有复兴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样。经过了战败的牺牲，德意志已到了绝望的境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把德意志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然而‘法西斯蒂’的运动，拯救了德意志的运命。因此，‘法西斯蒂’的运动可说对于一切濒于死亡的国家与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顾我们中国，现在处境之危，尤甚于昔日之意大利与德意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作者还希望国民党能够负担起领导中国的“法西斯蒂”运动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运动，就需要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机关，具体的说，要有一个法西斯蒂党。但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内，把无组织的民族组织起来，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从无组织的群众中去组织新党，而只有从现成政党中去彻底改造。……中国的既成政党，实际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除此以外，虽有青年党社民党产业党第三党等名称，组成则仅有招牌，或则仅有空气而并招牌亦无之。这些‘野鸡党’( 即不成党的代名词 )，当然够不上担负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至于共产党，本是与法西斯蒂绝对对立的东西，况且严格的说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党。他们已经没有主义，没有政纲，没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杀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称之为土匪集团，不能称之为党，如此，则明白的，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为“冠山”的作者，对自己所阐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内涵，有明晰的认识。冠山说：“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则，就是救国，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任务”，因为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冠山还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义都可谓不期而合”。因为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地位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国”。30年代国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与冠山这种“民族至上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完全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热衷，正如学者易劳逸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象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拒绝接受一种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况，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家存亡已经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上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法西斯主义这种已被证实具有迅速强国效用的手段，受到国人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复兴社希望全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具体到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刘健群：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贺衷寒：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
    这种追求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如复兴社骨干刘健群1933年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持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项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健群所谓的这三个要点，概括起来就是：1、 一党专制；2、 领袖独裁；3、计划经济。这些其实也正是当日国民党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1969年，刘健群在台湾接受学者易劳逸的采访时，曾如此不无感慨地评价自己当年的理想：“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复兴社的另一领袖人物贺衷寒，1937年 3月在《前途》杂志上刊文《现代政治与中国》，即公开宣扬这种救国路径：
    “到今天这时候，大家当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复兴的国家，其政治几无一而非举国在一个政治信仰一个政治领导与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中得到成功，这即是说明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那末，我们中国有认识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顾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这条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样百出，喊甚么各党各派合作的口号呢？总之，大家如果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决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又何从得到合作的途径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时勉强合作，又有甚么好结果咧！？中国国民党在其五十余年奋斗历史的过程中，对国中任何革命派别的人士，无不尽量容纳，大家现经觉察国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当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下来从事国家民族复兴的奋斗咧！？……同志们，这里有我们国家民族的事业，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时候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奋斗！”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刘健群与贺衷寒们“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路径信仰，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救国路径信仰。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蒋氏其实早在1931年 5月 5日国民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已有详细阐释。与“冠山”相似，蒋氏也先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 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知识界同时期也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冠山”是何人？其言论在普通民众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个难以具体数据衡量的问题。“复兴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志，其实也很值得怀疑，蒋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说明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之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已经足以说明，“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这样的救国模式，在当日确实有它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在1933年末知识界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当中，可以看得更加具体。

    【蒋廷黻：中国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与“冠山”们一样，这场论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论战的蒋廷黻，其《革命与专制》一文开篇就说：“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廷黻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势力”的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廷黻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丁文江：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导火索。随后，大批知识分子分成“独裁论者”和“民主论者”加入到了论战当中。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独裁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譬如钱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这场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其理由则与复兴社诸人相当一致，认为英、美议会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独裁制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钱氏认为，中国欲谋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而“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编辑注：“民主与独裁论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编辑将用另一个专题来详细阐述，本专题只作简单介绍）

结束语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老爺叔

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
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蒋介石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
ys1937 发表于 2012-3-27 16:21

中國苦難，歷史糾結，百思不解，豁然開朗，一言道破，一通百通。

天马行空

要创造无数个地球和宇宙   给理论上无限繁衍的人类一人一个  以满足理论上人 尤其是男人无限的欲望 使之都成为无远弗界的统治者  嘿嘿  呵  现实中除此以外  别无他法

天马行空

还有一终极解决之途   天机不可泄露  嘿  呵呵      “2012”了 。。。。。

ys1937

1933年：民国多数“公知”选择社会主义

年度事件：中国现代化讨论

  1933年的这场“中国现代化讨论”的参与者，有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同情中共的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这其实说明的是：这次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不是某一固定思想群体的自娱自乐，而很能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知：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民国“公知”：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历史行进到1933年，摆在国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
  1、 该如何振兴全面破败了的农村；
  2、 该如何解决因日、俄的步步紧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
基于这两大现实问题，1933年 5月，上海《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向全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发信约稿，征求意见。征文活动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以两个问题为核心：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究竟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33年 7月，《申报月刊》 2卷 7号发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录发表了26篇文章。概览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在回答经济政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时，16位明确作答的学者，15位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 1位选择了“纯粹的资本主义”。

祝伯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祝伯英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其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题目是《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祝伯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若要复兴，必须搞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祝氏说：
  “如果要使中国真能现代化，消灭没落的气象，走上发展的道路，那只有将中国的经济，作全盘的改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来建立社会的全部。随意的今天一个钢铁厂，明天一个航空公司，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那是没有结果的。现代资本经济中，各业不平均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间不平均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有资者各自为政的各自投资，结果并不是全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吞弱亡的经济破产。所以‘统一’的建设，是首要的原素。……这当然不是旧式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谓“‘统一’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据此，祝氏不赞成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中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那么，这是什么道路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便该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我觉得单纯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对的。现在阻碍我们上述的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张素民：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民生主义

  张素民是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他应约撰写的征文稿题目是《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张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实现“法治”：
  “为什么法治是工业化之前提呢？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例如契约一项，必须由法律强制执行，否则企业者毫无保障。至于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则一切公私企业，必腐败而倒闭。不仅企业，其他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亦然。英美工业之发达，其基础完全在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阐明之后，张氏继而论述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张氏明确表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被张氏细分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最缓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居中的“社会民生主义”，张氏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节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生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经说明了。假定我们能具备这个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则中国现代化应采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现代化的方式之选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一名词。”
  “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张氏说得很明白：“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前面说过，即是‘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换句话说，即是统制经济。不过统制经济一名词，在英美不多见，而他们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只爱用‘统制’一个字，或‘节制’一个字。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实际，不在名称。”

董之学：中国“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

  董之学是1930年代很活跃的一名学者；出版有《各国民权运动史》、《意大利大观》、《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运动》、《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类学术著作。他此次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从廓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入手——搞不清中国现在是什么，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国将来该怎么走。董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们将民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称他们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将民国视做“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他们只会教条式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套在中国现状上。董氏的意见，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帝国主义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而连系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便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商业资本与买办资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炭溃，主要地是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与帝国主义商品的袭击。”
  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复兴改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复说一次：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至于什么是“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阐释，只是说：“非资本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杨幸之：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杨幸之是国民党十八军的一名干部，也是一名学者。他在《申报月刊》刊发的文章，题目叫做《论中国现代化》。杨氏将中国落后的主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与残余封建势力两重恶势力便是束缚中华民族使其不能前进的桎梏，而且此两重恶势力实际上已结成为一金字塔，最显明的事实是帝国主义者以军阀为爪牙，而军阀又倚帝国主义者为靠山，交相依庇，狼狈为恶。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作为南京中央嫡系部队的干部，杨氏所谓的“军阀”，很显然是指那些与南京割据抗衡的桂系、粤系之流。
  如何实现现代化？杨氏的意见，是不但要改进生产，即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如何“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呢？杨氏的意见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

戴霭庐：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戴霭庐是中国公学、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等高校的教授。他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戴氏说：
  “现代化到联应该采用那一种方式的间题，大概是指来而言。以后如何，当然不容易答复，不过就主义而论，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譬如现在关于农村的救济，大多数主张由国家或地方创设农民银行，由农民银行贷款于农民，但是其间非在各乡村设立合作社不可，否则便不容易放出款项。就这合作社而论，当然须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目前的中国，处于这过渡时期，关于那一种主义的方式为合宜，似乎不容易断。理想上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促进现代化，当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难，然而决不可以气馁，如果已经决定方式，不可仍旧被个人主义所蒙蔽！”

罗吟圃：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罗吟圃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和媒体人，还曾做过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他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罗氏的意见非常鲜明：“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罗氏说：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个人主义是承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主张自由竞争，倡导无统制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动辄夸说个人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如果不能自由，便要变成团体的奴隶了。可是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都得享受的。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休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唐庆增：唯一主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

  经济学家唐庆增，是此次讨论中唯一一位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其文章标题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唐氏的意见是：社会主义或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实施，但现在却绝不能搞，理由如下：
  （1） 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经济进化有一定的程序，在贫困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其富力，财富丰盛之后，渐渐出现分配不均，需要由国家出面调剂，此时方才适用社会主义。
  （2） 财富的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不能达到目的。制约生产的三大要素，我国目前所缺乏的，是资本而不是人工及土地，所以增加资本，是今后的主旨。获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如此则资本的积累就成了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鹜远，一味模仿苏俄模式。一者，苏俄公开的统计数据是不可信的；二者，中国与苏俄在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异。
  （4） 与资本主义挂钩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语。今人动不动拿“个人主义”做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是根本不懂“个人主义”的真意。“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其他参与者的观点

  吴觉农（上海中央研究院学者）：“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郑林庄（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计划掌握一切：经济计划不仅为工业极度发达国之必需，生产落后国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则更为切要。……总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欲在生产现代化上谋出路，其途径应是融和了生产机械化，合理化，计划化三原则，先达自足自供之经济的境界。”（《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
  樊仲云（中国公学教授）：“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
  李圣五（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日报》主笔）：“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
  陈彬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所谓现代化，固然只有个人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资本主义宗祖国——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现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
  ……

结束语

  1933年的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却很能解释历史进程的奥秘：中共日后能够借“新民主主义”发展壮大，将大批知识青年吸引到延安，并非偶然；1949年能够取得政权，获取士心，更非偶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尤其是经济层面）是近代中国最主流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胡适到了台湾之后，还曾有过这样一段反省：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 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 )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 翁文灏、钱昌照 )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至少，在信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问题上，1949年不是割裂，而是坚固的延续。这种延续，显然也不是执政党一厢情愿的延续，而是“士心”之所在。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摸准近代史演进的真实脉搏。

ys1937

第71期·1934年：民主与独裁论战

年度事件：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3 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 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2)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
    (3) 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
    (1) 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 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 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阀，“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国论”的，则稍单薄了一些。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
    1、 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 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艺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 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 一 )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 二 )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

结束语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1934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1949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