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1930年：土皇帝主持下的宛西自治

年度事件：宛西自治

    “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南京国民政府搞了“县政自治”；地方军阀们则热衷于“村（乡）政自治”。但其结果，无一例外与民主背道而驰，而仅仅成就了地方豪强们的飞扬跋扈。官方主导的“自治”惨败如此，非官方主导的“自治”，命运又将如何？宛西民间强人们1930年代的试验，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

宛西“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自治奇迹始末

    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 112县，被迫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地方强人别廷芳武力统一内乡县，做了土皇帝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 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房屋 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袁升庵——自1927年 4月到 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皇帝。

乡绅彭锡田回县，“宛西自治”获得合法理论基础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
    直到1929年镇平乡绅彭锡田出现，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宛西自治”才得以启动。彭氏1893年生于镇平，家有薄田 6亩，草房 8间，可谓清贫。其出人头地，全赖自己努力向学。1909年，彭氏被保送河南优级师范，已秘密投身于反清革命；辛亥年，与革命党人张钟端在开封起事，失败后幸免于难；1913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结识了民国乡村建设派思想家梁仲华；1916年因学费困难退学，返乡任教；1919年入西北军张之江旅，担任军法处长；至1926年，已在西北军中升至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之职，已是省级要员。彭氏的上述经历，为其积累了政界、学界与军界三方面的雄厚资源，是别廷芳这般地方强人所难以企及的。
    1927年，彭氏奔母丧返乡，途中因土匪横行迟滞达18日之久，抵家时母亲已然下葬。彭氏由此对镇平匪患深恶痛绝，加之又有本县乡绅苦求其留乡办理民团剿匪，彭氏遂辞去西北军要职，留在镇平做了个区长，一面办理民团，一面推行自治。与别氏白手起家靠血腥杀戮统一内乡不同，彭氏因社会资源丰厚，不过数日之间，即已纠合起力量强大的民团武装。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始才肃清镇平匪患。
    也正是在长期险象环生的剿匪生涯中，彭氏开始思考解决乡土民生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思路也逐渐转向乡村自治。1929年，军阀韩复榘曾希望彭氏出任豫南民团总指挥一职，彭氏婉拒了这一当红要职，转而商请韩氏出资设立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并亲自担任校长；民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学者如梁仲华、梁漱溟、吴丽泉等遂尽集于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首当其冲。镇平匪患再起，民团无人领导，几至溃灭。彭氏应家乡父老请求，辞去村治学院院长之职，再度回乡。也是在此年 9月，彭氏联络淅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与邓县宁洗古，经过三天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宛西四县联防剿匪的协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并正式联合提出“宛西地方自治”口号，订立《十条公约》与《五不办法》。随后，上述会议内容被制成檄文，颁布全境。
    彭氏的加入，为宛西四县的“自治”带来了实质内容。首先，是有了目标。1931年元旦，彭氏在镇平县全县区村长大会上演讲，将自治的目标总结为十六个字。彭氏说：
    “兄弟在昨晚就准备今天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很长，在说话之前，先送给大家十六个字，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十六个字兄弟盼望多年，几乎望眼欲穿了！这十六个字还可以换成八个字，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能做到了，在耶教，就是天堂；在佛教，就是极乐世界；在道家，就是蓬莱仙岛；在儒家，就是尧天舜日；在老百姓，可说是太平景象。这十六个字如果能做到，就是谁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也不和他换。孙总理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
    其次，是有了指导思想，即“自卫、自治、自富”，通称“三自主义”。彭氏将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作为宛西自治的合法理论基础。彭氏说：
    “什么是我们的主义呢？简单言之，即‘地方主义’是也。什么是‘地方主义’呢？即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是也。……吾所谓‘地方主义’，即孙总理之三民主义，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的三民主义也。”
    再次，是有了实践的基本途径。彭氏为宛西自治制定了一个“五步走”的基本程序：( 一 )自卫，会后要切实整训民团编查保甲，推行五证，防止匪徒。( 二 )教育：筹办宛西乡村师范，培养师资及地方自治人材。( 三 )经济建设：治河改地，植树造林，修道路，兴水利，发展农业，振兴工矿业。( 四 )建教合一：以教育完成建设，以建设充实教育。( 五 )教养卫合一：集中事权，以民团，保甲为中心，动员人力、财力，促进建设发展。以农田、水利、蚕丝、畜牧所得利益，充实自卫、教育的经费。用教育薰陶、组训保甲、民团，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建设和自卫的效率，务求自卫力雄厚，自养力充裕，自教力切实，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转引自《别廷芳地方自治纪实》）

彭锡田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自”

    宛西的自治，以彭氏1933年遇害为界限，大略可以区分为“彭锡田时代”和“别廷芳时代”两个阶段。当然，这一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宛西四县的自治，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做到步伐的完全统一，彭锡田固然没有办法将他对自治的理解完全贯彻到别廷芳的内乡，别廷芳自然也不能过多干涉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四县自治的民主程度虽然不同步，但总体来讲，1933年之前，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来自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而1933年之后，镇平改革夭折，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就来自别廷芳的内乡了。
    按彭锡田的规划，宛西自治包括“自卫、自治、自富”三大要素。彭氏认为，虽然“卫”、“治”、“富”是最终目的，但“自”的手段更为重要。以“自卫”为例——“自卫”的内容当然包括剿匪；地方安定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彭锡田时代，还是别廷芳时代，宛西四县在剿匪上从来不曾懈怠。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但境内匪患完全消泯，乃至于贺龙、徐向前部欲转往伏牛山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也因宛西强大民团力量的阻碍而告失败；但在彭氏的理念里，“自卫”仅仅剿匪是不够的，还需要驱逐“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彭氏曾公开说道：“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我们想推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劣才没有护符；进行自治，才没有障碍。”为了推倒“官治”，彭氏还取缔了镇平县内一切的党派活动，不但将国民党在镇平的县党部逼去了南阳，也迫使中共在此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将希望寄托于“民”的信念，“自卫”这宛西自治的第一步，采取的“兵农合一”的实现方式，全民皆兵，就地训练，匪来迎战，匪去务农。镇平匪患因此彻底根除。
    这种对“自”的重视，贯穿了彭氏在镇平的整个改革过程。彭氏曾告诫镇平的民众，地方自治的实质，是一场“自救”，只有民众实现了“自救”，才能“救地方，就国家”。在《镇平自治宣言》里，彭氏说得很明白：
    “总理所说的‘民族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团结；‘民权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组织；‘民生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发展；《建国大纲》尤其是要以我们的‘地方自治’做基础。缩小而具体地说：我们地方上的痛苦，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福利，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谋求。”
    彭氏宣传“自治”之“自”，可谓不遗余力。譬如，在1931年元旦的镇平县区村长大会上，彭氏曾严厉批评了当地民众普遍存在的自私症和依赖症。彭氏将自私症比喻为“肠痈”，分作“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三大类，告诫民众：“这种自私自利的病根不生法去掉，社会水远不会好”。依赖症则被比喻为“半身不遂”，彭氏也将其分为三大类，（1） 依赖官吏；（2） 依赖驻军；（3） 依赖绅董。彭氏尤其提醒民众注意，不可依赖绅董，因为“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兄弟也是绅董之一，所以前天兄弟向宣传股的先生们一再声明，宣传时，叫大家自动地起来干，不要靠兄弟。”
    彭氏有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很值得一提，就是将镇平县大小所有乡镇的名字都赋予“自治”的含义，让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治”这一概念当中。以该县第七区所辖的十一个乡镇的名字为例，它们是：民权、民主、民智、民信、民新、民勤、民盛、民贤、民善、民和、民乐。其他乡镇的命名也是如此，譬如：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平等、和平、博爱、文明、自强、孝悌、忠信、合群、尚贤、至正、至善、简朴、公德、模范、公益……
    宣传之外，彭氏更重视通过实践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首先，是搞真正民主的选举，让民众切身体会到民主的好处。1931年，在镇平自治委员会的主持下，镇平全县范围内开始搞邻闾乡镇长的民主选举，制定的选举办法是：乡镇长的选举，自治委员会不提出候选人，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选，凡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任何限制；区长的人选则由自治委员会提两个名额，加上前任区长，由乡镇长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民众对民主选举所知有限，但因为自治委员会下派的工作组的努力，本次选举基本上保证了民主和公平，譬如：彭营乡的原乡长，作风素来恶劣，民选无望之下，动员本族富人操纵选票，结果操纵选票者被工作组罚了二十大板后押往乡公所关押。再如杨营乡某财主被民主选上，却觉得这个职位只能纯粹为民众服务而不愿就任，经连夜出逃躲了起来，结果被工作组强制罚款 500大洋，不得不回来就职。
    其次，是厉行法制，以此为民主自治保驾护航。彭氏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提出在镇平实践“司法独立”，其首要手段，就是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行政包办司法的“县政审判”制度，改行独立的“息讼会”制度：县设“息讼总会”，区、乡则设二级、三级“息讼分会”；每级息讼会有成员五人，须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品行端正，口碑良好，三人由自治委员会从公职人员中提名，两人由民间推举，最后由全民公决，方可宣誓就职。自治委员会并且立法规定：息讼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忠于法律。有胆敢幕后活动，对息讼会办理的案件打招呼、下指示者，无论案件是否受到影响，均视作已构成犯罪，按重罪惩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培养自治人才。自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彭氏在镇平县内总计办了 274所学校；各区公所、各乡村中小学还设立了民众阅报处；各区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县设民众图书馆一座，藏书7178册；十区各设民众图书馆一所，共藏书9089册；另设十个巡回文库，存书1063册……彭氏关心教育，一则是认为“自治”必须民众觉悟之后才能完成；另外则是希望教育系统负担起监督“自治”的作用。彭氏规定：村校不得搞关门办教育，须同时对村乡行政承担义务。乡村小学是乡村推进自治的中心，小学教师是建设乡村的指导者，村庄小学教师享有行政监督权，凡关系村乡民众利害的事情，村乡长未经本村乡小学教师同意，不得成为合法决定，村民有权拒绝执行。彭氏如此规定，有两重用心：其一，是通过乡村教师，向各级村干部贯输有关自治的知识；其二，是希望乡村教师起到一个对地方行政的监督作用。1933年，彭氏联合别廷芳等人，创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培育自治干部的大本营，彭氏自任校长。这所大学，是其以教育促自治的巅峰。

别廷芳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治”

    1933年，彭禹廷被暗杀，原因可能跟彭氏的均富思想有关。彭氏在镇平最招豪绅们忌恨的政策，是搞“赋税累进”，简言之，就是按拥有土地或资本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缴纳税赋的等级，拥有土地或资本越多者，赋税累进得越重。彭氏的看法是：限制贫富差距，又注意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但这一政策并不被镇平的豪绅们所理解，有1931年 7月11日彭氏在自治办公处召开的“富绅座谈会”上的严厉讲话为证：
    “土地税，工商税，我们定的政策立足长远利益，是结合镇平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慎重的。这需要你们中有一些人提高认识水平才能理解。若还不能接受，就赶快想想管子之言，也许就想通了。兄弟今天就直说了吧，富人不要认为吃亏了，你们实际上沾了穷人的大光！今后，富户将在杜会安定的生产经营中得到繁荣活跃的市场。如果你们不让穷人有饭吃、有房住，只想自己发财，你们的饭就吃不长！房就住不稳！家就安生不了多少时光！你们个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寿终正寝。人来人世上，干什么？难道，就是要为财物而生，为财物去死，而不留荣光？这层道理，你们回家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有失尊敬了，可仅仅是有失尊敬，比之血腥，要儒雅得多。你生点儿气比一家人哭好！想想这一层道理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氏的命运了。彭氏之后，别廷芳成为“宛西自治”的领袖人物，自治的重心，也从镇平，转移到了内县。自治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朱玖莹曾担任过南阳第六区专员，有过近距离观察宛西自治的机会。去台湾后，朱氏回忆道：
    “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探池，亦一夕数惊，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人，则奸究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富、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
    朱氏在盛赞别氏搞宛西自治带来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余，其实也道出了其中的严重问题：“编保甲”和“验证设卡”——1934年宛西奉上峰命令，取消自治委员会等一切自治组织，改编保甲，这一巨大变化，通常被解释成别氏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别氏显然过于积极了，不但认真贯彻了上峰下达的“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乡镇”的指示，还进而将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彼此连坐等恐怖内容也引入其中，这只能解释为别氏对保甲这种逆流而动的体制本身就非常喜欢。
    “验证设卡”与保甲制差不多，也是在别廷芳时代搞起来的。所谓“验证设卡”，是别氏在宛西所搞的“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迁移证”、“通行证”、“乞丐证”和“小贩营业证”。若无上述证件，境外之人固然进不了县，境内之人也是寸步难行。当时宛西境内四处张贴“白天查路条，夜间查住客”的大标语，来历不明、面目可疑之人，动辄遭遇逮捕刑讯。其结果，自然是造就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天堂”。
    别氏武力强人出身，文化素养有限。彭锡田去世后，别氏虽然继续高举彭氏“宛西自治”的大旗，也仍然坚持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自治目标，但别氏所关注的，已经只是一个“治”字，另一个“自”字，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对此，《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里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该书说：
    “在他（别廷芳）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说理几句话的人，以及敢于藐视他的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哀乐。一九三四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适遇别廷芳走到，别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城西安子沟一姓朱的因扒了邻村一家几窝红薯，掐了一把谷穗，人被送到中一区区公所，恰遇别廷芳，别立令将朱枪毙在东城门外。诸如此类的割草娃娃摸别人家一窝红薯，册别人家一个嫩玉米穗，摘了人家一个南瓜，对这些，他的哲学是，小着都‘偷人’，长大也不是个‘好货’，就地枪毙除了。修自行车的因顶换了人家的车胎，他认为这种人‘拐固’给以杀掉。别廷芳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为给一家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护兵将其处死。对那些不论你是匪不是匪，只要有人报告，他就要将其处死。总之，在他的管辖区内，他对所谓行为不规与犯罪，从不要什么界限，也不分罪大罪小，犯到他手下，你别想多活一天。他视庶民百姓教而不改，天性决定。什么司法科条统统不在他的话下。他要你午时三刻死，你别想活到半夜子时。他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老百姓的口碑答复是别廷芳杀人如割草。聂国政部下有个副官竟浇，经他的手杀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由此可见。”
    好杀，贯穿了别氏的一生。与彭锡田更关注“自治”的过程（民众觉悟）不同，别氏只关心“自治”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杀卖锅人，杀写状词的，是为了“村村无讼”；杀偷谷穗的，杀换车胎的，是为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别氏的观念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彭锡田在禁毒、禁赌等事上也好杀，但彭是先定酷律，尔后依律而杀，与别氏大不同），他眼里的“宛西自治”，就是由他别氏自己来治理宛西，其他人（譬如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宛西的公路建设，是1930年代的媒体报道的热点，其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记者们惊叹之余，选择性地过滤掉了这些光鲜的马路背后承载的民众的痛苦。据《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记载，自1931年到1937年间，别氏以“有利进剿”为由，强迫民众修了57条公路，总计超过4000华里；劳力与费用全部由宛西民众负担，故内乡有民谚：“给别廷芳修路做官差，等于死了没人埋”。别氏还规定：公路修成后，民众必须雪后扫雪、雨后垫沙——这正是记者们30年代见到宛西公路“无泥泞”、“光硬异常”的原因；别氏还规定：“汽车路上只准行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不准走牛车、马车、小车（木轮）、牲畜，如有强走，轻则罚款，重则扣留”。其结果是民众大量的牛车、马车因为不敢穿越这些公路，而不得不四处绕道而行；而彼时宛西的汽车屈指可数，1933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宛西考察，在内乡通往镇平的整条宽阔大道上，只见到别氏一个人的座车在奔驰如飞……
    彭锡田时代留下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在别氏手里也变了味道。接任校长后，别氏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行辕搬了进去，将一个培养宛西自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变成了自己的政治中枢；别氏更进一步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传统官僚体系内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1937年秋，别氏出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抗敌自卫军司令时，宛属十三县的各级干部，都由他的这些“门生”给填充了……这所学校与“自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彭锡田在世之日的那段话：“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在别廷芳时代，迅速变成了现实。别氏于1940年去世，没有将宛西土皇帝的权柄传给子孙；1948年，共产党部队在别氏旧宅挖出大量烟土和银元，“其（银元）数目在一百五十万块上下”（据《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事录》）。

结束语

    地方自治，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究竟该怎么搞？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失败了；阎锡山的“村政自治”也失败了；“宛西自治”同样失败了，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自治模式，孰对孰错，教训何在，读者当有自己的判断。笔者于此照录国民党人李宗璜当年给宛西自治所提出的三条建议，这些建议，今天应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 由人治走向法治：宛西的地方自治无疑是以人为治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是一种人人有份的政治、不能全靠英雄。要作到人人能治的地步，就不能只靠人治，要靠法治。
    （2） 由绅治走向民主：宛西自治由开始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地方绅治阶段，由自治领袖到各级干部都是地方的正绅。正绅执政本是好的，但是绅士的地位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事实上是没有人民为其后盾的。
    （3） 由自养到互养：自富是宛西自治的三大政策之一，实施结果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但详加检讨，乃完全以家庭为本位。现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无论农业、工业，都应由各人顾各人的经济制度，变为互相协助、集体发展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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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期·1931年：中央苏区经济崩溃之根源

年度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31年是个多事之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国民党的内讧却仍在继续，两广的分裂倾向日趋严重；日军则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并终有九·一八事变，酿成丧失东北全境的奇耻大辱……这年的11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屡次催促下，也终于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陕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1927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
    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甚至于在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 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11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

【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 30%，而不是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此后，“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
    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并不能支撑其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 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收租 300石到 500石）占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18.255% ，贫农（粮食不够吃欠债）占 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地主占 30%，农民占 30%。
    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示数据如下：

阶级           %        土地最多的                土地最少的
土豪         2%            1000亩（约10家）       500亩
自耕农     40%               50亩                        20亩
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
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 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 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 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
    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 . 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 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 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 实际上 )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 全部土地之 )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

【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 30%】

    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70-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 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题上，仍然很关键。
    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 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面，譬如：（1） 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还会说到。（2） 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归佃户所有。（3） 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比率不过 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 80%的地租，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 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
    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 20-30年代，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 40%左右；这样算来( 70-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 和地租率（30%）， 才能解释中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一个重要问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

    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 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 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 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 )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 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 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 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 )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 约斛斗担余 )，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 （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 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 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 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 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 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 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 一 )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 二 )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 三 )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 四 )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 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 家( 家庭总人口1181人 )，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 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结束语

    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
    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
    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ys1937

1932年：“法西斯主义救中国”

年度事件：中华复兴社

    “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口号虽然简单粗暴，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捏造。1930年代，蒋介石确实一度认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怀有这种看法的，还包括诸多的青年国民党人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相反，它承载着许多人沉重的强国之梦……

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 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1930年代，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

    对复兴社而言，十六字纲领其实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导社团政治活动的，是1930年代国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迷信。上海《社会主义月刊》1933年第 1卷第 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文章极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热望。作者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沈阳吉林陷落了，黑龙江陷落了，锦州陷落了，山海关陷落了，热河陷落了，长城一带与滦东各县陷落了。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外患的威胁之下，然而像这样的丧土失地，还是第一次。本来内部的贫乏与不安，已经使国本动摇，民生日蹙，现在再加上这样严重的外患，在内外夹攻之下，使中国民族的运命，几如风中残烛，使每个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这是每个中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总结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四种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崛起的模式：1， 苏俄式的共党主义革命；2， 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 法国式的民主革命；4， 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结果是，除了第四种模式，其余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四种方式中，那一种合适于中国国情？那一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上四种方式——苏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兰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种( 前之三种 )是不适于中国现状的。除此四种方式以外，尚有一种没有成功过的方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如以前的德国，以及英法各国，才有部分实现的可能——但也仅仅是部分的实现。在中国，资本主义既不发达，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战以后，几有国亡家破之叹，如果没有法西斯蒂运动，则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决没有复兴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样。经过了战败的牺牲，德意志已到了绝望的境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把德意志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然而‘法西斯蒂’的运动，拯救了德意志的运命。因此，‘法西斯蒂’的运动可说对于一切濒于死亡的国家与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顾我们中国，现在处境之危，尤甚于昔日之意大利与德意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作者还希望国民党能够负担起领导中国的“法西斯蒂”运动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运动，就需要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机关，具体的说，要有一个法西斯蒂党。但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内，把无组织的民族组织起来，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从无组织的群众中去组织新党，而只有从现成政党中去彻底改造。……中国的既成政党，实际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除此以外，虽有青年党社民党产业党第三党等名称，组成则仅有招牌，或则仅有空气而并招牌亦无之。这些‘野鸡党’( 即不成党的代名词 )，当然够不上担负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至于共产党，本是与法西斯蒂绝对对立的东西，况且严格的说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党。他们已经没有主义，没有政纲，没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杀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称之为土匪集团，不能称之为党，如此，则明白的，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为“冠山”的作者，对自己所阐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内涵，有明晰的认识。冠山说：“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则，就是救国，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任务”，因为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冠山还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义都可谓不期而合”。因为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地位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国”。30年代国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与冠山这种“民族至上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完全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热衷，正如学者易劳逸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象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拒绝接受一种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况，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家存亡已经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上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法西斯主义这种已被证实具有迅速强国效用的手段，受到国人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复兴社希望全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具体到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刘健群：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贺衷寒：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
    这种追求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如复兴社骨干刘健群1933年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持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项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健群所谓的这三个要点，概括起来就是：1、 一党专制；2、 领袖独裁；3、计划经济。这些其实也正是当日国民党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1969年，刘健群在台湾接受学者易劳逸的采访时，曾如此不无感慨地评价自己当年的理想：“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复兴社的另一领袖人物贺衷寒，1937年 3月在《前途》杂志上刊文《现代政治与中国》，即公开宣扬这种救国路径：
    “到今天这时候，大家当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复兴的国家，其政治几无一而非举国在一个政治信仰一个政治领导与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中得到成功，这即是说明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那末，我们中国有认识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顾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这条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样百出，喊甚么各党各派合作的口号呢？总之，大家如果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决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又何从得到合作的途径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时勉强合作，又有甚么好结果咧！？中国国民党在其五十余年奋斗历史的过程中，对国中任何革命派别的人士，无不尽量容纳，大家现经觉察国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当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下来从事国家民族复兴的奋斗咧！？……同志们，这里有我们国家民族的事业，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时候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奋斗！”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刘健群与贺衷寒们“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路径信仰，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救国路径信仰。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蒋氏其实早在1931年 5月 5日国民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已有详细阐释。与“冠山”相似，蒋氏也先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 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知识界同时期也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冠山”是何人？其言论在普通民众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个难以具体数据衡量的问题。“复兴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志，其实也很值得怀疑，蒋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说明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之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已经足以说明，“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这样的救国模式，在当日确实有它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在1933年末知识界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当中，可以看得更加具体。

    【蒋廷黻：中国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与“冠山”们一样，这场论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论战的蒋廷黻，其《革命与专制》一文开篇就说：“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廷黻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势力”的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廷黻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丁文江：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导火索。随后，大批知识分子分成“独裁论者”和“民主论者”加入到了论战当中。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独裁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譬如钱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这场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其理由则与复兴社诸人相当一致，认为英、美议会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独裁制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钱氏认为，中国欲谋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而“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编辑注：“民主与独裁论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编辑将用另一个专题来详细阐述，本专题只作简单介绍）

结束语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ys1937

1933年：民国多数“公知”选择社会主义

年度事件：中国现代化讨论

  1933年的这场“中国现代化讨论”的参与者，有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同情中共的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这其实说明的是：这次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不是某一固定思想群体的自娱自乐，而很能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知：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民国“公知”：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历史行进到1933年，摆在国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
  1、 该如何振兴全面破败了的农村；
  2、 该如何解决因日、俄的步步紧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
基于这两大现实问题，1933年 5月，上海《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向全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发信约稿，征求意见。征文活动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以两个问题为核心：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究竟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33年 7月，《申报月刊》 2卷 7号发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录发表了26篇文章。概览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在回答经济政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时，16位明确作答的学者，15位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 1位选择了“纯粹的资本主义”。

祝伯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祝伯英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其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题目是《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祝伯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若要复兴，必须搞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祝氏说：
  “如果要使中国真能现代化，消灭没落的气象，走上发展的道路，那只有将中国的经济，作全盘的改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来建立社会的全部。随意的今天一个钢铁厂，明天一个航空公司，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那是没有结果的。现代资本经济中，各业不平均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间不平均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有资者各自为政的各自投资，结果并不是全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吞弱亡的经济破产。所以‘统一’的建设，是首要的原素。……这当然不是旧式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谓“‘统一’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据此，祝氏不赞成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中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那么，这是什么道路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便该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我觉得单纯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对的。现在阻碍我们上述的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张素民：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民生主义

  张素民是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他应约撰写的征文稿题目是《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张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实现“法治”：
  “为什么法治是工业化之前提呢？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例如契约一项，必须由法律强制执行，否则企业者毫无保障。至于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则一切公私企业，必腐败而倒闭。不仅企业，其他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亦然。英美工业之发达，其基础完全在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阐明之后，张氏继而论述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张氏明确表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被张氏细分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最缓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居中的“社会民生主义”，张氏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节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生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经说明了。假定我们能具备这个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则中国现代化应采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现代化的方式之选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一名词。”
  “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张氏说得很明白：“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前面说过，即是‘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换句话说，即是统制经济。不过统制经济一名词，在英美不多见，而他们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只爱用‘统制’一个字，或‘节制’一个字。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实际，不在名称。”

董之学：中国“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

  董之学是1930年代很活跃的一名学者；出版有《各国民权运动史》、《意大利大观》、《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运动》、《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类学术著作。他此次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从廓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入手——搞不清中国现在是什么，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国将来该怎么走。董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们将民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称他们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将民国视做“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他们只会教条式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套在中国现状上。董氏的意见，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帝国主义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而连系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便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商业资本与买办资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炭溃，主要地是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与帝国主义商品的袭击。”
  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复兴改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复说一次：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至于什么是“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阐释，只是说：“非资本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杨幸之：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杨幸之是国民党十八军的一名干部，也是一名学者。他在《申报月刊》刊发的文章，题目叫做《论中国现代化》。杨氏将中国落后的主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与残余封建势力两重恶势力便是束缚中华民族使其不能前进的桎梏，而且此两重恶势力实际上已结成为一金字塔，最显明的事实是帝国主义者以军阀为爪牙，而军阀又倚帝国主义者为靠山，交相依庇，狼狈为恶。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作为南京中央嫡系部队的干部，杨氏所谓的“军阀”，很显然是指那些与南京割据抗衡的桂系、粤系之流。
  如何实现现代化？杨氏的意见，是不但要改进生产，即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如何“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呢？杨氏的意见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

戴霭庐：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戴霭庐是中国公学、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等高校的教授。他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戴氏说：
  “现代化到联应该采用那一种方式的间题，大概是指来而言。以后如何，当然不容易答复，不过就主义而论，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譬如现在关于农村的救济，大多数主张由国家或地方创设农民银行，由农民银行贷款于农民，但是其间非在各乡村设立合作社不可，否则便不容易放出款项。就这合作社而论，当然须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目前的中国，处于这过渡时期，关于那一种主义的方式为合宜，似乎不容易断。理想上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促进现代化，当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难，然而决不可以气馁，如果已经决定方式，不可仍旧被个人主义所蒙蔽！”

罗吟圃：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罗吟圃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和媒体人，还曾做过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他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罗氏的意见非常鲜明：“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罗氏说：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个人主义是承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主张自由竞争，倡导无统制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动辄夸说个人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如果不能自由，便要变成团体的奴隶了。可是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都得享受的。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休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唐庆增：唯一主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

  经济学家唐庆增，是此次讨论中唯一一位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其文章标题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唐氏的意见是：社会主义或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实施，但现在却绝不能搞，理由如下：
  （1） 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经济进化有一定的程序，在贫困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其富力，财富丰盛之后，渐渐出现分配不均，需要由国家出面调剂，此时方才适用社会主义。
  （2） 财富的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不能达到目的。制约生产的三大要素，我国目前所缺乏的，是资本而不是人工及土地，所以增加资本，是今后的主旨。获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如此则资本的积累就成了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鹜远，一味模仿苏俄模式。一者，苏俄公开的统计数据是不可信的；二者，中国与苏俄在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异。
  （4） 与资本主义挂钩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语。今人动不动拿“个人主义”做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是根本不懂“个人主义”的真意。“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其他参与者的观点

  吴觉农（上海中央研究院学者）：“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郑林庄（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计划掌握一切：经济计划不仅为工业极度发达国之必需，生产落后国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则更为切要。……总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欲在生产现代化上谋出路，其途径应是融和了生产机械化，合理化，计划化三原则，先达自足自供之经济的境界。”（《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
  樊仲云（中国公学教授）：“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
  李圣五（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日报》主笔）：“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
  陈彬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所谓现代化，固然只有个人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资本主义宗祖国——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现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
  ……

结束语

  1933年的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却很能解释历史进程的奥秘：中共日后能够借“新民主主义”发展壮大，将大批知识青年吸引到延安，并非偶然；1949年能够取得政权，获取士心，更非偶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尤其是经济层面）是近代中国最主流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胡适到了台湾之后，还曾有过这样一段反省：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 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 )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 翁文灏、钱昌照 )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至少，在信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问题上，1949年不是割裂，而是坚固的延续。这种延续，显然也不是执政党一厢情愿的延续，而是“士心”之所在。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摸准近代史演进的真实脉搏。

ys1937

第71期·1934年：民主与独裁论战

年度事件：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3 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 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2)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
    (3) 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
    (1) 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 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 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阀，“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国论”的，则稍单薄了一些。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
    1、 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 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艺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 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 一 )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 二 )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

结束语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1934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1949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