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5413
- 帖子
- 252
- 精华
- 2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5-10-30
访问个人博客
|
楼主
发表于 2011-10-9 18:54
| 只看该作者
度尽劫波问题在
本帖最后由 南东 于 2011-10-9 18:58 编辑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由于当事人的沉默及相继去世，将成为一个千古迷案。当然这本是他们的家务事，原不应谈论，可两位都是历史人物，而被受关注，众说不一且谬误很多，同时从认识二人的个性、思想乃至是还原他们的真实，如何解读这个事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我们现在关注这个事件也在于其中所体现出的鲁迅或是周作人与他们被接受的一般形象不同，只要对鲁迅略有了解的人都很难将他与风化的事联系起来，何况是兄弟间，自然鲁迅若是冤枉的，则他的表现符合其一贯和文字中的形象，周作人则是大为不同的。可以说这个事件中存在着某些不可理喻的现象，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人在关注的同时又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有些人的认识和评论也是难于理解的。鲁迅会调戏弟媳吗？若没有，他为何采取一种退让的态度？被人视为书生气的周作人为何对有恩于自己的大哥绝情？若是一个捕风捉影的事，又怎样使得那个时代被人尊奉的智者变得如此莫名其妙？我看到较为理性的认识是将之推到羽太信子身上，这与鲁迅的相关批判可谓不谋而合。我在考察这个事件时基本不去关注他们兄弟二人有关爱情婚姻及家庭的论述或思想，或者说从他们的这些思想上也无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及自身可能的意识和行为来。而我认为这些根本在于人心之机微。
关于这个事件可能的证据与说法基本被穷尽了，但我感到在既有的认识中都有其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概括而言关于他们的失和大致有三种看法：经济说，不敬说，事实说。经济说，显然无法解释他们的失和；不敬说，现在仍是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词；而事实说则是一个大胆的推论。当然我个人倾向他们的失和会是三者兼而有之，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这里的事实不是千家驹的意见——既是鲁迅和信子有了实际的关系，而是认为他们可能发生过会引起信子这方面想象的事情，也因此周作人会相信，如有事实应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周作人也只是希望鲁迅不要到后院去。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在这个事件之前的关系。鲁迅一直承担的是一个长兄如父的角色和职责，他们住在一起后，鲁迅形同家长，信子则是内当家的，他们之间必然会有各种矛盾尤其在经济上，这是角色也是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只是单纯的经济矛盾还不足于使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其次就是她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情感上的联系，鲁迅对信子的认识除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抱怨以外，看不出来在情感上有什么暧昧之处，相反信子在对鲁迅的抱怨中却有着很多情感的因素，比如她称鲁迅为“孤老头”，这可以看作她对鲁迅生活状态的不满，但也难免表现出她个人情感上的一个倾向，她是很关注鲁迅个人生活和情感的，这一点或许是她们发生冲突的根本所在。而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则一直是兄弟怡怡的，同时从各个方面看，信子与周作人的感情也是很好的——这一方面使得周作人会听信信子，另一面就是他无法忍受鲁迅的对应形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后他们的表现。这对鲁迅的心理和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因此大病一场，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来，随后他曾取过一个笔名“宴之敖者”，意为“被家里日本女人逐出的”人，并写出不少与之有关的文字，我们读一读他的《颓败线的颤动》，文字中那种痛苦、愤怒的心情是多么深重，显然表现出他在这个事件中是受害者。如果说在这个事件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情感却是无法伪装，应该说鲁迅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没有什么负疚，此后鲁迅虽然一直关注周作人，但并没有什么批评，而是赞赏和期待，鲁迅或许一直都有那种：“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期待。同时鲁迅和信子的家人继续保持着联系。而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鲁瑞、周建人还是朱安都站在鲁迅一边。
信子的表现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中得到，比如鲁迅的书信，周海婴的记述，前者可看出信子对鲁迅依然非常关注，鲁迅的很多消息都是她告知朱安和鲁迅的母亲的，而周海婴在《我和鲁迅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信子对他很仇恨。
周作人的表现最为戏剧，鲁迅曾写信邀他来谈，被拒绝，后来鲁迅回八道湾取物，兄弟之间差点演绎成全武行。而在1925年10月间，鲁迅极为窘迫时，他写短文：《伤逝》，大概借以哀悼兄弟之情并表达珍重之意，晚年他还认为鲁迅写《伤逝》是对他的回应，是“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期间他们也曾在女师大等事件中并肩战斗过，但当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之后，及加入“左联”且影响如日中天时，周作人就不断地对鲁迅讽言讽语，显然他是不赞成鲁迅的这些行为，其内在的心理也颇多可猜测之处。鲁迅逝后他也很哀伤，解放后他可谓是吃鲁迅饭的，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有人分析其中有不少春秋笔法），在给一些人的信中时不时地议论一下鲁迅，可见他对鲁迅的心态一直都很复杂。这也表明他对自己的兄长缺乏清醒的认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对她们各自的影响。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看，这对鲁迅是一个解脱；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事件并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某种深化，但又成为他思想和精神上的一个负担，乃至是一个缺陷，单纯的兄弟失和对他都是一个痛苦的事，会有一种自责；而历史地看这往往成为鲁迅被人攻击的地方。
而对信子来说也是一个解放，从各方面看这个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她和周作人的关系，这以后她在家里就可以完全做主了，后来周作人的失足和此不无关系。这也表明在这个事件中她无论心理还是生活上都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从中也很难看出鲁迅与信子有一个事实或是既定的关系。
而这个事件从效果上看周作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从此不但失去了关爱自己的大哥，也生活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其实周作人并没有想到或者说愿意承受这样的结果——既是鲁迅的决绝，搬走并从此陌路。为什么起初他们会和平分开，中间突然恶劣起来，除了鲁迅的离开对她们是一个打击以外，我想可能她们也因此承受一种社会的压力，这也是她们会请外人介入的一个原因，对于周作人来说，可能鲁迅的离开不仅使他更加失落，也会加重他的疑心而更相信信子，自然信子会更多地吹枕头风，这就导致周作人会与大哥动武。我们从这一点看才会理解周作人随后心态的变化，以及至死的那种怨恨心理。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的过程，以及当事人的表现。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随后周作人在7月17日的日记中记录有他和鲁迅冲突的事由，后来剪掉了关键的十个字左右。而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日记中记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然后鲁迅在8月初搬出八道湾。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物，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冲突：“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的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事后他们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一事件，但都是间接的，其中信子的看法除了体现在周作人的态度上，也能从章廷谦等人的记录中间接地有所反映，但大多如此，而周作人晚年说张、徐等人是知情的——而他们曾对郁达夫等人说是由于信子的误会。现在看来鲁迅的日记是关于这个事件最为详细的记录，其实我们从中已可窥出整个事件的缘由，这也与我们现在把握的材料一致，既是信子认为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但鲁迅不接受，而周作人则支持她，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认识大都且也应基于此，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判断都不过是一种分析乃至是猜测，而众说纷纭。
鲁迅是在周作人写绝交信的前几天就改自己吃饭的，显见鲁迅和信子发生了冲突，鲁迅将之记在日记里而没有告诉他人，可见他采取的是隐忍的态度，随后信子和周作人说了，引起周作人的反应，从周的反应看这个事件是他以前没有意识和察觉的，这应是一个有关风化的事（鲁迅和信子的冲突和信子对周作人的倾诉可能不会是同一个事），但是事实如何已无见证，但却因此引发出一个不同人的不同理解的化学式反应。
我注意到人们在考察这个事件时总是从事实的认定上着手，而忽略了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同心理所造成的变化，特别是忽略信子以及周作人的心理，我们不仅思考鲁迅做了什么或是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引起这些反应，也应该思考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认识和态度的差异性，并由此导致的那种相互关联的反应——这其实也体现在我们对之认识和态度的多样性上。我们特别要考虑到她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属于家人，家人之间的细节不足为外人道，而且家人之间感情的联系更是细微的，情感上的纠葛不切入当事者的心理和情感是很难得到真相的，同时感情上的事又是无法把握的，对于事实我们可从情理上来推论，而对于情感和心理我们不能做任何的预设，但也因此我们从感情和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件才可能接近事实。何况我们现在所谓的事实也大多得自于当事人的说法，这本身就不可靠，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人们很少从情感、心理及常识上来思考，人们在认识、分析这个事件时过于注重事实或者说那种客观的立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客观是表现在我们对既有事实的把握上，而我们对之的认识总是主观的，我不否认我有些主观——而我关注这个事件不仅在意事实，更关注我们对之的认识和态度，尤其是其中体现出的我们对三位当事人的某种认知以及从中反映出的人性乃至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我也有这种信心，我们是可能通过对在这个事件中三位的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还原出事件的真实与过程，增加我们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理解。问题是很多是心存偏见的却总是寻找对应的事实来证明，他们为了使得这个事件看起来合情合理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大或抹杀事实（这往往反映的是他们自身的感情偏向和主观倾向），其实忽视了情感上的纠葛（这也包括解说者）大多是难于理喻，相反他们有时所推测的事实不但违背了现在所把握到的史料，也偏离了正常的人情世故。
我在前面讲到信子对鲁迅有一种爱恨交错的复杂感情，而这样一种状态和感情最容易将一些简单的事复杂化，生出是非来，虽然信子是这个事件的得益者，我并不认为她要陷害鲁迅，一个女人若对一个男子没有兴趣的话，从她那里很难得到一种暧昧的认识，若有事实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她会向周作人坦白并向一些朋友公开，而周作人得到这样的讯息，其表现应不会如此吧。我认为是发生了某种使信子产生这种想象的事而不是既成的事实使得信子选择向周作人来倾诉的，如周海婴在书中认为鲁迅不经意看到信子的洗澡等，而共居一个屋檐下，这样的事不会缺乏说辞的。同时由于她们的关系闹僵，信子难免会将事情往自身有利的方向思考，乃至放大某些现象与反应，正如她曾说鲁迅听窗（其实这就否定了事实说），这已被人质疑，且难考证，更接近一种想象，否则周作人不可能一直没有察觉，当她有疑惑时也应立即和周作人说的，即使有感觉，她又何以确定是鲁迅呢。
这个事件鲁迅是被动的，信子除外，周作人的态度很关键，人们在强调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以及癔症时，忽略了信子作为一个女性正常的感情和思维，且往往对周作人的表现轻描淡写，乃至认为周作人是屈从于信子，这显然低估了周作人（当然也有一些赞扬周作人的表现得体或是思想开放的，一些认定事实说的人往往是以周作人的表现为依准的）。我在想，当周作人听到类似的话，他为什么会坚信并很快反应，我觉得他更多不是坚信，而是由于失望或是失落所引起的一种怨恨，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很好的，因此一些微小的事都可能引起内心的混乱，如同我们一直信赖的人突然发现他们的缺点那样，那时他不但没有去确认而有一种放大的想象，因此失去理性。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去见鲁迅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想象比真实更有打击以至于他不敢面对真实来。而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也可谓当得上鲁迅所评的一个字“昏”。
坦率地说我最初关注这个事件时，就有些疑惑周作人的绝情。首先他不应偏听偏信；其次即使有一些影子，在我看来，我们也应观察一下，即使有一些不妥之处，我个人大多会在制止事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忍受和包容，我们不能因一个尚不确定的事就与一个有恩于自己且关系亲密的大哥反目，并将之置入一个痛苦和尴尬的境地。可以说周作人在这个事件中是极为自我的——这也符合他与鲁迅的关系中一贯的形象，当然其中可能包含着某种独立的意识，其中也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信子的意志，我们也可以说周作人相对于爱情更看重亲情，不过从中体现的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他不能忍受大哥的一点问题，从中也很难看到他理解鲁迅或为之着想的心理和行为；却对信子言听计从，他若有丝毫的怀疑，就不应如此快地反应，自然我个人并不认同传统的那种“兄弟如手足，妻子如敝履”的观念。我现在还奇怪信子说了什么使得周作人如此对待鲁迅，而对信子并无隔阂。
当然这未必反映周作人是自私的，而是体现出他们兄弟之间长期的那种带有依附性的心理和关系，正如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会推崇那些压榨他们的人物，而对那些对自身有着美好感情的人有着无尽的要求，乃至稍不如意就会产生算计和打击的心理和行为，他们会将个人期待的落空当作一种实际的伤害，而忽略了其所得到的恩惠——比如事后鲁迅后悔自己的“涓滴归公”，而周作人则大手一挥说以前的事拉倒，同时他们一方面伤害对方，却又是期待得到安慰的，这样的人往往也会习惯按照一个理想的标准来要求对象，而忽略个人对应的责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周作人在此事中的心态，他事后的很多表现并非是由于这个事件中所受到的伤害，而是这种大哥的缺失所引发他内心的怨怒，自然这也包括某种想象性的心理。
我现在仍有些疑问，既是大多数人为什么没有想到周作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乃至是问题，隐然将之作为一个受害者来理解，即使一些为鲁迅辩白的人也是如此，当然这个事件任何的可能都不能排除的，那么鲁迅也可能是被诬陷的，这样我们不是辩诬而是要指出问题所在，和那个理应承担责任的人，我觉得周作人是应担负的。相对于鲁迅将这个事件记录在日记里，周作人的不说，乃至将日记中的文字剪掉是非常可疑的，正因为他的不说使得这成为一个迷案——自然大多人是向着不好的方向想象的，同时他若对自己的大哥有爱，就应该搞清楚事实，然后还之清白，或者是澄清，显然他没有这方面的努力，或者是不愿去直面——无论是真相还是自己的内心，直到晚年仍是模棱两可，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应该知道这对鲁迅是最为不利的，我在读《不辩解说》时感到周作人如此的自我且自相矛盾，而不自知，真是可叹，这个事件中鲁迅是被动的受害者，若要说辩解的话，也应该是鲁迅，这是否潜意识地表露了他个人的某种愧疚和受害者的心理。这相对于鲁迅期待兄弟和解的态度相去甚远。这让我想到鲁迅在《忽然想到（十）》（写于1925年6月间）中的一段话来，他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从这个事件后他们兄弟两人心理感受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鲁迅虽痛苦，但对应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表明鲁迅是心地坦荡的；而周作人有悔恨，也有怨恨，这都不是那种受伤害者的心理，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这个事情没有清醒的把握。他曾认为自己晚年写作一些有关鲁迅的文字算是对得起鲁迅了，而他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也部分地认可了现在大多数人的推测，那就是由于信子的偏执所造成的误解。而晚年信子曾因为怀疑周作人在日本时期有外遇，行为狂易，周作人形容她为恶魔，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她们之间的感情，和女性的那种偏执性。
周作人曾针对此事叹息“人总只有人的力量”，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在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身上就是如此残缺地存在着，而在生活中我们所遭受的匪夷所思的事情是那么多，相反那些人可能正快乐地活着。有时我也在想他们有没有摆脱这种窘境的可能，以及最终和解，遗憾的是这么一个伤口一直展现在那些关注它们的人的眼中和内心里。
自然这个事件可能因为没有事实，而成为一个无法说清的问题，有一些暧昧的场景，而信子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和反应，她不会自我否定的，鲁迅是否有这样的意识难于把握，也无法说清，而周作人至少是有些疑心的，这样的状况可能最终考验的是我们感情的偏向、品行和智慧了，因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只有周作人，自然如果鲁迅再忍让或坚持一下，乃至是以轻松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事件，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从这点看鲁迅也是很在乎这些的——这从另一个意义也证明他自律的需求。
写到这里我想起风起萍水之末这个成语，有些看起来微小的事情其所引发、造成的问题可以是巨大的，这就是由于不同人群心理感知的差异，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何尝不是如此呢。而我不愿谈论此事，也在于这对于他们兄弟来说是一个悲剧，对此我们理应抱持一个理解的态度，某种关注本身就有鉴赏他人痛苦的嫌疑，也是因此我厌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诲淫诲盗的人，我也以此时时反省自己。但我并不一味推崇恕道，而认同于“以直报怨”的态度，每一个人有其尊严和权利，但也要承担他们应尽的责任或过错，这应是真正的恕道。
我在生活中也会遭受到那种被伤害者反倒承受道德的责任的处境，而且无能为力，我们对他人的伤害也是对自己的伤害，因此我们大多是采取一种隐忍、逃避的态度，而这一点可能也会被人引为口实，有人就曾质疑鲁迅若没有做亏心事为何要离开自己耗费心血安置的家，那么若相反就体现的是鲁迅多么高尚的情操，因此他所遭受的污蔑和伤害是多么的深重——而一般人大多数对于这种美德是陌生的，他们更接近且容易认同周作人的状态。我不能说鲁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如此，但至少他的表现以及被人的议论恰是这样。有人或许认为我过于偏袒鲁迅，其实这样的处境就是对鲁迅的一种伤害，我有时想象各种可能的关系，都比现在这样的状态好，因为有些事实反倒于鲁迅有利，否则他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承担也是公平的，而若是由于自身的清白和高贵而承受污名化的结果，乃至被一般弱智、肮脏的人指指点点，这是怎样的苦境，又是怎样悲哀的现实。我有时也奇怪为什么很多人所表现出的道德感却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乃至是污名化，这可能由于某些道德本身就是不健全的，这体现为将人生与之俱来的欲求道德化，另一个是按照自身的道德水准和需求来认识其他对象，这在一般人那里是适用的，但对于像鲁迅这样的人物有时就成为问题的。
而一些人现在如此关注此事不也表明他们的问题，他们一方面要求别人毫无瑕疵，可是个人的思想和心理却如此低劣，这也代表人们关于这个事件以及对于性爱的态度，我们越是在乎的事，越是被认为肮脏的或者说越是肮脏的。而周作人也不过如此，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是光明正大的（有《两地书》为证），作为亲人理应为之高兴，相反他却将之作为丑事，这不仅违背了他在这方面的信念，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他个人内心上的某种病态。
当然我并非是一个性自由论者，也不认同于传统的“发乎情，止于礼仪”。我们需要考虑社会的习俗、道德，而这个事件的复杂之处也在于不仅可能是一个情爱的故事，更有关人伦道德，鲁迅在情感上对信子无论有着怎样的喜好，都不成问题，但若发生一些事实都是需要质疑的，信子这一面不说，对于周作人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对爱情、婚姻的忠诚我们不必质疑，但若涉及到亲人就必须要有所兼顾，有所担当——这恰是他缺乏的，这就要求他应对整个事件有着清醒的把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可行的对策，我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真正知道事情的真相，同时从他处理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也是无益的。
也因此我认为真正超越这样的局限不仅在于当事人，也内在于我们的民族性和传统，其中体现出的道德悖论其实是我们自身局限的表现，自然这些也部分地体现在鲁迅和周作人的身上，他们由此失和表明他们太介意这种事了。另外我感到人们在道德和情感上倾向于那些弱者，而在现实层面推崇的是那些无所不能的强者，这两样情感都使鲁迅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鲁迅不是那种无所不能的强者。鲁迅在传统的婚姻上也承受的是这双重的悖论，当他屈从于母亲时，人们指责他反封建不彻底；当他背负传统的婚姻时，人们指责他没有给朱安以幸福；当他寻找到爱情的结合时，人们指责他背叛婚姻，在我看来鲁迅做出重大牺牲堪称完美的表现，在世人眼中一无是处，我们在把鲁迅当作超人来要求时，却用的是我们自身卑微的需求和心理——他们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更应该尊崇，我有时想鲁迅背负着这么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徐志摩这样的风流而受人推崇。而这一点也近似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可谓自我，相反得到理解，鲁迅做出很大的牺牲，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里我放弃为尊者讳的意识，尽情想象鲁迅与信子可能的关系，鲁迅在信子与周作人结婚之前就发生过关系，或者是在结婚以后发生关系；鲁迅在他们一家共住一处时对信子有好感，有表示；鲁迅与信子没有任何暧昧的关系。那么对应的是鲁迅爱信子；喜欢她或者是不喜欢她。而相应的就是这样几个结果，鲁迅爱信子并发生关系，鲁迅喜欢信子但没有发生关系，鲁迅不喜欢信子，也没有实质的关系——我个人更倾向这个，可能信子与周作人认定的是第二种情况，但是一般的好事者则倾向于前者。那么这些可能性各有多大，特别是其中哪些是我们所难于接受的。有时我想这些对我而言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何况一个连当事人都搞不清状况的，他们为此大动干戈，以后被受关注，有些莫名其妙，写到此，我想到略萨和马尔克斯的风流事来，两个大文豪为了一个女性大打出手，也不失为一个趣话，并未减少我对他们的尊敬，乃至觉得人就该如此，忠实于自我而尊重他者，否则相互自由解决。从这一点看不仅我们的关注让人生疑，他们兄弟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
|
发表于 2011-10-9 21:31
| 
发表于 2011-10-12 08: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