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十七、被多关了五十天

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会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倒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

“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

老木匠

十八、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膛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陶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杨林

陈巨来老了更天真更可爱，有学问的老头往往是越天真越可爱。

老木匠

十九、取了艺名“师来”老师说好

我北京有个要好的朋友，是何亚农的侄孙子，父亲是五三年从美国福特汽车厂回国的二级教授——何泽宝。他家与陈半丁又是世交，他从小与陈半丁的儿子——燕麟一起长大，所以也有书画的渊源及爱好。他知道我跟陈巨来学篆刻很支持。

那时，陈半丁家被抄家去的古玩字画等大部分发回了，燕麟又从浙江回家探亲。于是他与燕麟二人买了空白印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了六本陈半丁的印谱，给我寄来了一本，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拿着印谱给老师看，老师看后说：“陈半丁的印刻得很好，他是跟吴昌硕学的，不过这本印谱不全，他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见，不知何故！”

我听了老师的介绍，一面想老师好记性，陈半丁还有些刻得好的自用印未打上去都记得！另一方面想起了老何寄印谱给我时附信说因时间不够，半丁的一些太小的印没有打上去……我想他们把小的印嫌麻烦，当然漏掉几个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下决心去一次北京，重新打一分完整的陈半丁印谱。

可是当我到北京打印时，老何却说：“较大的印一个也未漏掉，未打的只是一些扇面章之类的小印。”但我不管，既来了北京就要重新打印。

陈半丁的遗孀——三娘，对老何特别亲热，因老何与燕麟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把老何作儿子看待，老何管她叫老太太。她是陪伴陈半丁至死的妻子，陈半丁的孩子也都是她生的。

陈半丁家的古董字画都由老何全权代表去争回来后，老太太还一定要原来被扫地出门的四合院。那太不容易了，是老何帮着一直上了法院才要回的。

我到北京说明来意，老何马上陪我去拜望了老太太。老太太非常痛快，当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们打印起来，并且陪伴着老何聊天。

一大旅行袋的印章，印泥缸是她家的——一个方形的青花瓷缸，一看就知青花是苏泥勃青烧成的，我提高了看底上的印鉴——宣德年制。

我与老何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共打了二份。由于印泥太干了，不容易打，最后终因晚了，不好意思再打下去而放弃了一些扇面章。

打印时发现有好多黄冻印被用红漆编了号，老何猜测是田黄。我推测北京的老法师们对印石比较外行，把黄冻都看作了田黄。

老何还介绍说：“陈半丁是北京城中第一批被抄家中的一户。今天红卫兵上街，明天红卫兵就到他家抄家。后来知道是康生点名抄的，抄去的东西都不准别人动，第二天康生就来挑。故除了给康生挑走了些外，别人都不敢动，平反后总算基本上拿到了数量。但半丁老人叮嘱儿子最要保管好也是最贵重的一张画——北宋易元吉的狐狸给康生拿去了。”

我听着老何的介绍，想想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呵！原来一开始就是抢东西，这比强盗抢劫更彻底——东西全抢走还扫地出门。又想：原来这抄家一事不是红卫兵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大名鼎鼎的康生眼红别人的东西，唆使来抢东西的小强盗，康生则是大强盗、黑后台。老师所以说的有些好的自用印未见，恐怕也因印石名贵而给康生抢去了。

我抽空还去了车公庄的小市，买了几件上当的古玩，老何见我喜欢古玩，我临行时送了我一只朱彝尊制的小笔筒与一只有些破的宣德炉。

回沪后，我把打来的印与老何送给我的二件古玩，给老师看。

老师一看笔筒，尚未看字就说：“根据这笔筒的脚的形状就知这是嘉庆以前的东西。这宣德炉是明朝的，这是最大的一种了。”老师还对我说：“某××（姓名忘了）专门收藏宣德炉，收了二十几只，每只都擦得铮亮。”老师又补充说：“别的古董不能擦，就宣德炉外面能擦，里面不擦，非常好看。”

最后老师说：“你这次上北京最大的收获是打了一本陈半丁的印谱。”

过了一段时间老何要到上海来玩，信上说还要拜望我老师。

我去老师家谈起说：“老师，我有个朋友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玩，他说要来拜望你呢！”

老师非常随便地说：“你让他来玩好了。”

“他说他的八爷爷叫何亚农，是三十年代有名的收藏家。”我又添了一句。

老师一听说：“嗬！何亚农！”

我问：“老师认识？”

“大有名气！”老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

我说：“我的朋友说，他的八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是有名的大汉奸！”说完笑了。

老师说：“他是汉奸，但更是大收藏家。在国内谁不知道。”接着好象又亲热了许多：“你叫他来，叫他来。来玩就是了。”

老何到上海后我俩挑了一天的上午，计算着老师该起来的时候了，就到老师家。不料，老师还在床上，他见我们到了，马上就起床。我们在旁边坐着，玉嫦姐为我们泡了茶。

老师才穿上衣服坐上他每天习惯坐的沙发，见何元信手中拿着东西便问：“拿的什么东西？”

老何是必恭必敬地启了启身说：“老师，是一幅画和一手卷字。”

“拿来我看。”老师说着伸出了手。         

老何连忙提上手卷。老师一打开手卷就是一叠连声地：“好，好……”原来是明朝董其昌的千字文，老师一面看一面指着这手卷的纸对我说：“许培鑫，你看！这就是明朝的竹纸……”

我在旁：“噢，噢！”地答应着。

手卷还未看完一半，玉嫦姐为老师倒来了洗脸水：“爹爹，洗脸吗？”玉嫦姐问。

“洗，洗！”老师一面把手卷搁下，一面在方凳上洗起脸来。我见手卷可能要碰上水，便拿了起来。

我问老师：“还要看下去吗？”

老师答：“要看，要看！”洗完脸老师用杯中的水漱了口，老师是不刷牙的，因为他牙都掉了。

没有想到老师洗完脸仍仔细地把千字文看完，随后：“好，好！”连声。我想老师的造诣是与他的爱好分不开的，他看完千字文象吃到了久违而又十分对胃口的好菜一样。随后又伸手要看画。

老何马上把画递给老师，拿起天杆往后慢慢提起，老师二手拿着轴头缓缓把画舒卷开。

老师看了画又是连声说：“好，好！”原来是石涛的一幅芦雁图，老何管它叫“大鸭子”。

“老师，你看这画是真是假？”老何恭敬地问。

我想，老何真扯谈，老师这样一叠连声说好，还会是假吗？

“真，真！”老师说。

“会不会是张大千做的假？”老何又问。

“不会，不会！不是大千绘的，是真迹。”

后来的谈话才知道：原来老何帮陈半丁家要回了抄去的东西，亲自用大车把它拉回家；还为陈半丁家的房子打官司，要回了四合院。那太费力、太不容易了。老太太要谢他，他什么也不要。燕麟回家时老太太一定要儿子谢谢他。燕麟一再问老何：“你说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呢？”

最后，老何说：“你就把你家过去客厅里挂的‘大鸭子’给我吧！”

于是燕麟很高兴地把这画赠给了老何。

听说陈半丁发还的书画中单是石涛的画就有四、五十张呢！从康生要抢的东西来看，石涛的画还够不上级别。

老何说：“我怕石涛的画是张大千所假，想老先生挂在客厅里的东西，有人常来常往，见是假石涛不要下老先生的脸吗？所以这一定假不了，我就只要了这一张。”

老师说：“聪明，你真聪明。”

老师的早餐是一块奶酪和几块饼干，当然也是玉嫦姐送到老师的手上的，难怪老师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好了。

我们一面谈书画，一面也谈何亚农的收藏之巨。老师用完早餐，老何对老师说：“老师，给培鑫取个名吧！”

老何比我大四岁，把我看作兄弟。

老师说：“对，对！”一面抬头想了起来。

老何大约在思想上有备而来，他看了看老师说：“齐白石不是有个学生叫娄师白吗？培鑫就叫许师来吧，老师你看可好？”

老师听了说：“好，好！叫师来，就叫师来吧。”我师来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仍习惯地唤我许培鑫，这姓名是从市监唤到现在，习惯了。所以我一想，父母给取的名字也不改了，就把这师来作自己的字吧。为了与名相通，亦作师磊。但至今象所有现在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都以名行，只不过刻个师来一只图章罢了。

老木匠

二十、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师家主要是学习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数多，也碰到过很多来学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可说是无私了，他从不收任何人的费，而最高贵的还在于不论是谁只要你是学篆刻，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教诲。

在学生中有老师朋友的小辈，也有朋友介绍的，更有学生带来的，更值得介绍的是没人介绍从不认识而是自己慕名而来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并且会嘱你今后常来。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报酬来说，老师只要你以后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声“先生”。

我在外接触的很多朋友，说起我是狱中拜陈巨来为老师的，他们竟非常羡慕，有的甚至说：能拜到这样的老师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愿意！可是，他们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老师收学生是这样随意的。可见老师之大量和漠视金钱之一斑。但他们中受其他“名师”的影响，却没有一个空手去拜访、去求教的。

老师晚年身边大约有二、三十学生，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姓氏是因为老师没有对学生之间作介绍的习惯，碰上次数多了，或者向老师问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学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还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师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够了，问题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与编辑搭界，不是自己是编辑就是父亲是编辑。

还碰上过一个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来的。跟老师学篆刻，桌上一张纸写着篆文《诗酒乘年华》。她大约正欲刻此印吧。我后到见后问老师这位是师妹呢还是师姐？老师答：“师妹，当然是师妹了。”我照例抽烟时递给老师一支，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老师说他每天只在饭后各抽一支烟，每天只抽三支，决不多抽。我到后抽第一支烟，总是要先递一支给老师，老师照例放在一旁说午饭后抽）。可是耳伴忽听到“嚯！”的一声响，那姑娘自己也点燃了烟抽了起来。我觉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觉得她在责备我——怎么！同样是吸烟的人，为什么不递一支给我？我心中只能向上帝叹息——我哪里知道她也抽烟呢？大陆上的姑娘几乎没有抽烟的。

抽烟是话外之话，但问了老师是师妹呢还是师姐？也只得到是师妹的回答。

还有陈之或陈述的儿子等不常来的。除了陈佩斯以外，老师朋友的孩子只是听说，见过面但太少来，我见面也不认识了。

老师还有一种学生，其实是老朋友的学生，也常来看望老师。他们并不学篆刻，但也做学生论——如张素心是老朋友胡亚光画家的学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戏剧家余振飞的学生。老师对我介绍岳美堤是因为说她是的的确确的岳飞后裔才知道她的。

在这桃李芬芳的环境中，我学习非常方便，有时老师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师对我的关怀胜过常人，他不但教篆刻，还关心我为我介绍对象，老师说：“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钞票，人非常觑（方言，指漂亮）。要我帮她在国内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有名。你要吗？”

我一听，首先觉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结婚找对象只求有名外一无所求？瞎子、麻皮、跷脚、癞痢你都要。香港属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结婚不讲门当户对；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恋爱、外表、年龄，只要有名。这有名真的有这么好吗？

随后，四十岁的年龄，说她长得雪白那可能，说她还非常觑！未免有点吹嘘了。只听说女大三十一只瓜，没听说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过出于礼貌我不好说不要人家，我对老师说：“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么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没有吃出名来！”

老师一听，立刻高声地说：“什么！你是我陈巨来的学生就是有名的，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象吵架一样：“许培鑫！你要吗？要吗？你如要，定归成功！”

我看着老师的神态，好象见到了老师丈人在逼老师一定要马上当面回答一样。但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所以我说：“不，不！我已有对象了。”

老师一听我说有对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后来，也听到过几次关于白妹妹找对象之事，只是我并不关心。

一天老师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条，手臂全裸，戴着太阳眼镜，优美非常。老师说：“喏！这就是介绍给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听说白妹妹懵了，这白妹妹是四十岁了吗？我眼前见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样秀气年轻，虽不见她的眼神，但从她美丽的脸庞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这分明是二十四岁，哪里是四十岁！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会老了吗？

这时玉嫦姐问了一句：“杨羊还有没有意见？”

老师回答：“杨羊还有什么意见？他是一只老虫跌在米缸里，还有什么意见。”老师回过头，面对着我说：“你不要，挑挑杨羊！”

老木匠

二十一、“ 同窗学友” 谭敬

一天我到老师家见有一上了年纪的人，他也许坐了一会了，见我到便站起身来要走，老师也不请多坐一会，他走后老师对我说：“他就是谭敬。”

“他就是谭敬，就是那个爱养蟋蟀的谭敬？”我问。

老师一听我知道他爱养蟋蟀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谭敬爱养蟋蟀的？”（方言蟋蟀叫才吉）

我与老师谈起了我的家是养蟋蟀的世家，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专事养鸟养蟋蟀的养师。解放后蒋福钿去了香港。上海市过去养蟋蟀作为赌博也禁了。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养蟋蟀又兴起来了，那时最大的蟋蟀养户便是谭敬了，听说他也养到了一千盆，这是只有蒋福钿在解放前才养到这么多。另外听说有个叫张大炎的也养到了三百盆，高钟云医师也又养了起来。

这些情况都是前文说的徐寿头来我家谈起的。徐寿头因妻子反对还把蟋蟀养到了我家。我才十几岁就听说了。

特别是有一事象笑话一样说谭敬大老婆未讨，小老婆却先讨了二个。这对我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为什么忘不了呢——那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叫做讨了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而要说是讨了二个小老婆呢——就好象不吃第一个馒头，却先吃了第二、第三个馒头一样。


还由于我也是个养蟋蟀的迷，所以对谭敬二字就记得特别牢。

后来从报上知道谭敬被抓去改造，原因有二：一、养蟋蟀赌博；二、走私字画，甚至走私了宋徽宗的画到香港。我还为他可惜得很，我的可惜是因为怕以后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喜爱蟋蟀养蟋蟀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老师说：“什么走私，上海是他家，香港也是他家，从家里拿到家里罢了。现在又在捧他做上海足球协会的名誉主席了。”

“他还喜欢踢足球？”我问。

“不，他哪里是踢足球！因为他有钱嘛，要他拿些钱出来罢了！”老师又说：“谭敬一出来，与他的儿子及另一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生意就赚了三千万美金，他们每人分一千万美金……”

我简直吓了一跳，钱怎么这样好赚，倘也能让我去这样赚一些就好了……

“他起先吃官司时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外面接济进去的，不吃里面一口饭一口水的。不过，后来不可以接济了……。”老师补充着说。

没想到三十八岁的我在老师家中竟碰上了二十年前就熟悉了名字的谭敬。

老师说：“谭敬没有家，他长期住在静安宾馆。他觉得这样方便，不用用人扫地、铺床，有什么只要吩咐一下服务员就行了。”

我想总不如有家温暖，刚一想温暖，我又想到了他大约吃了二十年的官司，现在只有儿子才没“离婚”。当年听说他讨了二个小老婆……如今怎么长住宾馆……唉！我是穷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母亲曾说一只桶箍不拢了。他是有钱人也搞得没了家……

后来也多次碰上谭敬。记得有一次他与老师咬耳朵讲话，老师说：“没关系，你大声些说好了！”同时用手指指我再指指谭敬和自己说：“我们都是‘同窗学友’！”

谭敬好象不理会老师的话，他还是低声地说话。我听老师的话，可能谭敬谈话正谈到了自己吃官司之事，我亦不去注意听他们，把脸转向窗外。

但后来碰到谭敬，他也不避我了。有一次，好象是与老师谈他从常熟买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与老师在谈这画的装裱及特点等等。

谭敬还邀老师一起去浴德池洗澡，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从来只听说邀人吃饭，邀人看戏什么的，今天却听到了还有请人洗澡的事。老师告诉我洗得舒服极了，擦背、扦脚、捏脚、敲背……全套的服务，不用自己动手，总的每人花去了七元之多（也不知是十七元之多，记不清了）。不过那时尚无桑拿浴什么的，更没有异性按摩……

老师与谭敬之间的走动，谭敬有什么事或与老师聊聊，都是谭敬到老师处的。老师若有什么事的话，则是由玉嫦姐上静安宾馆，玉嫦姐叫谭敬为谭家伯伯。

我每次见了谭敬总要想到——现在为什么不养蟋蟀呢？可见我对蟋蟀也着迷。

杨林

越来越好看，真羡慕上海的环境，坐牢狱不小心就碰上个民国大名人。

老木匠

二十二、寻找孙义文

这是张大千寄画给老师表示“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之后不多时日的事吧！

我到老师家，老师与我谈起了“老绍兴”来，老师说“老绍兴”孙义文就住在我隔壁，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小生在现在居住的地方，若有蒋经国的表弟住在我旁边，作为邻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老师坚持说就住在我附近，嘱我去打探一下，说是张承宗转请老师请他写信给蒋经国——请蒋经国和平统一。

老师说：“你下次来，我给你地址。”               

我想老师虽对我说在我隔壁，其实老师自己也没搞清楚。我回家也不问，心想：这儿有蒋经国的表弟住着我会不知道吗？

过了几天我又到了老师家，老师问我找到孙义文吗？我当然说：“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

老师给了我确切的地址——林荫路１３５号。

“咦！”我搞不清了，林荫路１３５号不就是阿忠家吗？我住１３１弄４号。阿忠家父母与我父亲是老邻居，我与阿忠从小在一个小学念书，他家里住着蒋经国的表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问老师：“你地址搞错吗？１３５号就在我隔壁再隔壁。此屋我父亲叫它徐家房子，听父亲说主人姓徐，祖上在清朝也是做官的，与我家是老邻居。他家母亲是徐家女儿，结婚嫁姓刘的工程师，所生子女皆以刘徐 X 命名。儿子刘徐德、刘徐忠与我同一小学毕业。刘徐忠小名阿忠与我是一个老师教毕业的还特别熟。只听说刘海粟解放前曾受过他母亲照应，寄居过他家，可没听说过有蒋经国的表弟居住在那里。”

一、是老师坚持地址不会错。二、是我虽经常到阿忠处去，但因他家房屋大，解放后被房地产占领租人，还办厂，一直到拆迁还有羊毛衫厂在，对他家房屋现在的瓜分情况确实不清楚。所以我回家后，一到晚上，估计阿忠已下班了，就马上到了阿忠家。

原来孙义文确实居住在阿忠居室的西面，阿忠的贤内助对我讲：“孙义文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被房管部门扫地出门搬到这里的。他原住在派出所对面，很大，很大。原来的街道文化站就是他家的一部分。”

“哦！原来他是文化站房子的主人。”我想到了我判刑前的隔离审查，就在原来的文化站。他家被扫地出门一定在我被隔离审查之后的事了。

贤内助又讲：“现在大家都叫他大伯伯的就是。作孽！只是因为与将介石有亲戚关系便被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这文化大革命有谁不作孽呢？阿忠家也不是作孽吗？因为父亲解放前曾买过些股票，也被作为资本家抄了家，以后又招勒令让出住房……你不是也作孽吗？嫁给阿忠有了孩子，不也挤在这十平方的房间中吗……。

贤内助很高兴地把我引见给大伯伯。大伯伯一见我当然也十分高兴，正是本来心中想着的“一别与之谁短长”，现在可尽情地谈论了。

当我谈到老师受张承宗之托要找大伯伯，为的是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一事。大伯伯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写这样的信。

后来我上老师家，对老师讲了找到孙义文的经过，又谈了与孙义文谈起过写信之事，看来大伯伯是不会写信的。

老师对我说：“张承宗的秘书又来过了，你请孙义文到我这里白相。”

“好吧！不过他来不来我可没把握，我尽量请他来就是了。”我回答。

现在找大伯伯太容易了，我从家门口走出，只五十公尺的路就已坐在他家的椅子上了。

我与大伯伯谈起老师要请大伯伯去白相。大伯伯对我讲他不会写这信，不写的理由是——蒋经国的嫡亲娘舅茅××写了信也没用，大伯伯写信就更没用了，既然没用何必再写呢？

不过大伯伯听老师请他去玩也欣然同意了，与我约定了日子我们一起去了老师家。

大伯伯与老师都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是一只电话。张大千送给老师的画——远山万重，寸心千里一直挂在茶几的上面墙上。

我坐在对面的二人沙发上，一会儿还是玉嫦姐给我们泡了茶。

老师见了大伯伯还是那么几句话，说是受张承宗之托，要请大伯伯写信给蒋经国。大伯伯既直率又大方，还是讲蒋经国嫡亲娘舅写信也没用，自己写信也一定没用，没用的信去写它干什么呢？所以不写。

此事大致也就这样结束了。大伯伯出来后对我说：“不能被人看不起！”

后来老师对我讲：“你人好，孙义文比你还要好！” 我真不知道老师所说的“好”是指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时老师已经去世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张承宗怎么会请老师去找大伯伯的呢？他难道连大伯伯曾与老师关在一起都知道吗？——监房是经常要变换人的，印象中的老师好象只是关在一起才熟悉的，但我怀疑了……

一次去大伯伯家玩，顺便问起：“张承宗是怎么会请老师来请你写信的？”

大伯伯说：“可能是张承宗了解到了过去我住在成都北路、善乐坊时与陈巨来是邻居才找他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想通了。

老木匠

二十三、黄志毅变了黄超慎

在市场上买印石碰上一个人，说他家有好印石，邀我到他家去看。我到他家，他拿了很多作品给我看，有些印石果然好，钮亦刻得好，还有一巧色的立雕古建筑，真是鬼斧神工。但终因价高而一方未成交。记得有一方半高的牛角冻，上雕一魑虎亦好，我出价十二元亦未成交。我出价是低了些，但我一个月仅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十二元已是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了。可见这好印石也不是一个工薪人士能随便买得了的。

好在自这以后成了朋友，他帮我刻了一方钮，这是一只龟钮，他还特地买了只乌龟养着照着刻，我当时糊涂了，他家去看到的作品这样好，如何他刻龟钮去买了个乌龟来照样呢？（这事后来碰上陆明良才了解了原委）那时我请他吃了饭，他也不肯收工费了，只是要求我带他到老师那里去一次，看看他用二方印石换来的篆刻——“徐顺宝印”刻得如何。我同意后约定日子，我们一起上了老师家。

老师听说有人请他看图章刻得如何，很高兴。接过图章，老师看得很认真，口中说：“徐顺宝印。”随后又说：“这印刻得好！象我，太象我了！是谁刻的？”老师把图章一转看起了边款，“怎么也象我？这黄超慎是何等样人，怎么我不知道？”老师犯难了，他思考着。

这时徐顺宝说：“听他说原来叫黄志毅。”

老师突然醒悟地说：“是他，我道是谁。”老师对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过去是我精心培养的，不过现在他常在外招摇撞骗，所以我这里不要他来了。怪不得这样象我……”

徐顺宝说是二方印石换的篆刻，又说黄志毅还拿了他二方小鸡血石没还。他这话真不该在老师面前讲！

老师一听：“好，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回头对我说：“许培鑫，你给我去一次，就在这里长乐路近得很，×××号。你去就说我找他，叫他马上跟你来一下。”

我哪里知道会产生这样的事呢！心想还是马克思讲得好——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由你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看一下图章刻得好歹的事，要发展成另一件不知怎样的事了。我也没法，老师说去叫也就去了。

很快我把黄志毅找来了，他人比我略高，也挺漂亮。黄志毅一见徐顺宝可能也感到突然，但他一见老师就叫老师，也随着问了声：“什么事？”

老师这时已坐到了东南面一个小间的床上。老师开口就是：“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又在外面招摇撞骗了！”

黄志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拿了人家的二方鸡血石为什么不还？”老师这句话出来，黄志毅才知道些眉目了。

“啊！偌小二方鸡血石，忘也忘记了。值什么钱啦，我当是什么事呢！” 黄志毅显然也没有否认二方鸡血石。

“鸡血石不要说小，就是扇面章大小的鸡血石，好的也会上千元！”老师又说：“拿了别人的鸡血石为什么不还？”

“喔唷！”黄志毅说：“这样一点小事，怎么闹到老师这里来，我会还给他的。”

“你马上去拿来还掉！”老师紧逼着黄志毅。

“老师，你让我自己去解决！”黄志毅说。

可老师还是紧逼着：“你会还他，现在就去拿来，当我面还！”

“我没把这一小事放在心上，这二方石头已给我刻印送人了。”黄志毅一面对老师辩解一面又转过头去对着徐顺宝说：“你好，你好！你知道我与老师关系不好还来搞挑拨！”
徐顺宝吱吱唔唔：“……”

老师逼得紧，黄志毅一再要求老师由他自己去解决，最后对徐顺宝发出了威胁：“你看好！我找你算帐！”

徐顺宝说不出什么，我可尴尬啦，因徐顺宝是我带来见老师的，又不是来讨鸡血石的。鸡血石之事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只能开口了：“你不要找他算帐！你有什么事来找我算帐。我可还没有听说过徐汇区（当时以为是徐汇区）有个叫黄志毅的怎么怎么狠呢！要地址我马上写给你。徐汇区我还认得几个外面白相相的人。”

“我不找你，我找他。”黄志毅说。

“……”

老师终于同意黄志毅自己去解决了，让他回去，要他尽快设法解决。

事后我才知道黄志毅是老师悉心培养的学生，而且是可能有意识地培养得与老师十分相象的学生，尤其是边款。也许老师是想在自己不能篆刻的时候能由他来代刻。可是黄志毅一学到手就在外面冒老师的名赚钱了，所以引得老师大光其火。

有三件事老师与我谈及过：一是他原是老师得意的门生，可能在七十年代后期，老师曾为他刻了一方印，边款中预测他是八十年代第一流的篆刻家。矛盾发生后老师有些后悔，老师曾问我怎么办？要我想办法：一是收回；二是使它无用。

我对老师说：“那太方便了。”

老师一听有办法，兴趣很高：“快说什么办法？”

我说：“你为每个学生都这样刻一个印，也不就大家一样了。”我知道老师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老师苦笑着说：“对，对！这样大家都有了，他也就不希奇了。到底你这反革命判七年比我判五年的门槛精，有办法。”说完我与老师大家笑了。

第二件：有一次我刻了一元朱文的印给老师指正，老师说好，同时又对我说：“黄志毅我只教了他白文，他元朱文刻不好！”

我与老师谈起黄志毅说：“这人我看还不是太差的，那天你嘱我把他叫来后，我看你这样的批评他，他没有一句对抗的话，他口口声声称你老师，只是求你让他自己去解决。所以说此人看来也不差。”

老师象武术大师一样地说：“什么，他敢犟！他要敢犟我一几耳光打过去，至少打掉他二颗牙齿。他是知道我练过功夫的。”

我听了此话真是觉得绝了！一个身高不满一米六的矮老头子，年龄八十左右了，如何能把一个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轻力壮的壮年，一几耳光打得如此。

老师还要我相信他，他是有武功的，不是假的！

我当然说：“相信，相信。”了。

第三件事是某校一位教授由黄志毅刻了一方冒老师刻的印，知道老师很生气。他写信给老师，劝老师不要为区区小事生气（我未见信，只听老师说的）。老师看后不是不生气，而是大为生气。老师说：“他认为是小事，我不认为是小事，而是大事。我用红笔批了，把信壳翻过来给他寄了回去。这是最严厉的做法，是红笔批的……”

最后，还要提一下，老师作古了。大殓时传说黄志毅也要来，当时蔡乃康最起劲，说他来要赶他出去。大殓那天听说是在龙华殡仪馆门口被蔡乃康等人赶走了。我与陆明亮都不愿做这种事，都没有去理会蔡乃康等人的这种做法。所以门口也未去，究竟怎样，没有亲见。

老木匠

二十四、印石、印钮

学习篆刻一定会涉及印石品种的鉴定与好歹的识别，也一定会涉及印钮的制作。

象我这样的工薪阶层买印石只能去江阴路，这江阴路现在是花鸟市场了。刚改革开放时它其实不是花鸟市场，而是在黄陂北路近威海路一段上仅几十米的古玩市场。这些古玩摊有经营字画、碑帖、砚台、杂件等等，虽然里面有假货，倒也不是新做的假古董。在这些古玩摊中夹杂着一些青田来的石农，最早来的也是最长来的，开始不过三、五人，如老潘、被拖拉机轧死的老阮、嘴上有刀疤的老余、强盗老张（张淮生，因患高血压又好饮酒，脸常通红。陆明亮给他取了个绰号——强盗。虽说绰号强盗，可人极好，现已中风死了）、断手老阮、塌鼻子小付……等等。后来到了江阴路石农愈来愈多，他们中大多数姓余、阮、付，也有姓王、张、孙等等。到现在二十年了，他们的子女、女婿也都到《藏宝楼》设摊了。

我之所以要化些笔墨来写他们，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上海的篆刻以至雕刻工艺的发展极其重要，他们把沉重的印材、毛石，一批批地背到上海为发展篆刻与雕刻工艺功不可没。要不，恐怕搞这一行的十个人中要少七、八个。老师曾为朋友从友谊商店八折购得一旧的兰花青田，价八百元；长江刻字厂一方一厘米见方成品的竹叶青新的也标价一千。没有青田石农的努力，我辈是玩不起印石与篆刻的。

还有一个外号海龙王的半精神病上海人——老王。他印石的来源是朱行的一个农户家。这朱行的农户家怎么会有印石呢？原来，农户住在玉石雕刻厂旁边，玉石雕刻厂常购进一定的彩石，内中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昌化石。这些石头都是用木船运来的，在搬上岸时常常掉在河中，这农户知道这石头可卖钱，趁夏季在河里洗澡时把它们捞上来放在家中，给海龙王知道后陆陆续续贩上来的。海龙王做了多年的小贩，衣服脏得象瘪三，可他印石来得便宜卖得便宜，并且象摸彩一样时有好货。所以尽管他脏得象瘪三，要印石的人拍他马屁的还大有人在，有个姓周的要与这大名鼎鼎的戆徒轧朋友一起饮酒，结果还被他推开。

但这海龙王也怕一个人，他就是陆明亮。海龙王的印石到市场上都是毛石，一般人都不让翻看，就陆明亮来能翻看，还常常拍拍海龙王的头。原来陆明亮对石头比海龙王内行，海龙王碰上了老阿哥倒也服帖。再说陆明亮那时买石头多，只要他看得中的全要，价也出得不错。我就是见陆明亮对石头比我内行才与陆明亮攀谈上的。

原来他的职业也是木工，他在我还未出狱时就业余搞印石刻钮头这一行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跟徐顺龙学的制印钮这一项，与徐顺宝是师兄弟，徐顺龙既是徐顺宝的哥哥也是徐顺宝的师傅，陆明亮是徐顺宝的师兄。

陆明亮告诉我徐顺龙的作品非常出色，徐顺宝根本刻不来，他哥哥去了东北工作，他把哥哥留在家的作品说成是自己刻的，要钱用时还卖钱。

我与陆明亮时间长了感到他人的确不错，对徐顺宝也就疏远了。从认识陆明亮到他去美国也可算是莫逆之交了。

青田石农的印石及海龙王的印材，买回来锯锯磨磨，有时真能得到一些上等的印石，甚至是极品。

我到老师家去大约只是在我结婚时买去过一斤糖外从未买东西孝敬过老师，现在想来还觉惭愧。

不过！我也从未见有学生给老师送礼，而我们学生常常会给老师一些印石——这正是老师所需要的。我所送的印石就是这种自己锯锯磨磨出来的印石。

老师每月都要送掉些印，这些印大多数是送文艺界的演员的，特别是评弹演员。只要是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到上海沧州或大华书场演出，都会送老师一叠票，求一方印。老师说：“他们说起来是请我听书，其实，我汽车一来一去六元，票价只三角或三角五分。倒是我捧场才是真！”不过，老师喜欢听书，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心中也乐意。

老师送出去的印章若碰上客气一些的人，就不能是“和尚头”了，也就是要在印章上刻上印钮的印石了。这时最能为老师提供服务的也就是杨忠明了，凡老师需要有钮式的印石就嘱杨忠明去加工。所以老师在我们学生中间说起印钮谁刻得最好总是说：“ 杨忠明是现在上海刻印钮的第一高手。” 后来还介绍给程十发或者是刘旦宅（记不清了），为他题了什么“二杨并举”之类的匾额，也就是把杨忠明与康熙年间的寿山石雕艺人杨玉璇并举的地步了。

那时我与陆明亮已经熟悉了，我听老师说杨忠明是当今上海印钮刻得最好的高手便与陆明亮谈起，陆明亮一听笑了起来：“他什么高手，他是我的学生。用谢家林一句话来说，就怕给他刻坏了石头。”（谢家林与杨忠明都是陆康的学生，是跟陆康学篆刻的）

我一惊：“什么，是你的学生？”不过我真的未见过杨忠明的作品。

“你老师说他好，捧他大约是因为他生活比较艰难，因为他与小谢都在一个生产组里工作。”陆明亮说出来的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

陆明亮当时说希望我带他去拜望一下老师，我就同意了，我想：既然你是杨忠明的老师，刻得又比杨忠明好，那么也应该带你去见见老师，让老师知道了也为你宣传宣传……。

有一次，我在老师家闲聊，老师一下子拿出六方印钮给我看：“你看这是杨忠明为我刻的印钮，有趣吗？”

我那是第一次见到杨忠明的作品，说实话实不敢恭维，他刻的神兽往往身上剜去了一块肉。

老师拿起一方蛇钮说：“这条蛇多有趣，你看它翘起的尾巴上还刻了一颗珠。”

我虽然觉得杨忠明的印钮不及他的老师陆明亮刻得好，但他象这蛇钮样的钮式可能是自己的创作，倒觉得新鲜，还有些巧思，无论如何在陆明亮的作品中我没有见到过这种作品。陆明亮的作品我见得多了，他只是龙与兽——翼龙、龟龙、魑虎龙。不是左旋，就是右旋。
那天，我也确实吃了一惊，心想一下子就是六方，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业余时间，况且有家庭，少不了还有家庭的琐事。

记得不久前碰到杨忠明，老师也给了他几方说：“不管什么刻些就行……”

他马上接受下来，杨忠明也够有修养的了。

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一下就是几方，一下就是几方，要刻得好也不可能——没时间，难怪刻得不好。

我想起陆明亮要来拜望老师，就对老师说：我有个朋友叫陆明亮，他说杨忠明刻印钮是跟他学的，要想叫我带他来拜望老师。

那时我已是老师家的长客了，与老师先说不先说知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只是顺便告知一下。

老师当然也随便我什么时候带他来啦。

一日，我带陆明亮到老师家，陆明亮展示了几方他的作品，老师照例对他夸奖了一番。后来陆明亮说起杨忠明是他的学生，老师也没说什么。可是，陆明亮对老师的称呼却使老师大为不满：他开口一个“巨老”，闭口一个“巨老”。老师反感起来。

老师说：“你不要巨老、巨老的，我听不惯，你要么就叫先生！要么不叫也就算了……”

我一听老师来了火，便对陆明亮说：“你是不好，老三老四，算是老师的同辈，还是小辈？我们谁见了老师都叫先生，你不跟我叫先生，什么巨老、巨老的！”

陆明亮见老师来了气，又受了我的责备，于是马上改口称先生。

后来陆明亮告诉我，老师叫杨忠明刻钮次数多了，一次对杨忠明说刻十方钮，为他卖个好价钱，介绍生意。杨忠明当然高兴，象模象样地刻好了十方钮，交给老师。结果老师去卖给了陆康。这陆康是老师最得意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学生，人在香港，学生中可能数他最有钱。这十方钮的价钱还不是老师说多少就多少吗！卖掉后老师给杨忠明钱时，杨忠明知道是卖给了自己的篆刻老师，吓得连钱也不敢拿。不过，陆康大度一点也没什么，后来还把留在国内的家俱送给了杨忠明。这是陆康也象老师一样知道杨忠明在生产组工作生活的清苦吧！

我也刻过几方印钮，我刻印钮是爱好——不惜工本。一方一厘米多些的封门青印材上，刻了个凤形博古钮，刻了我整整三天的业余时间，博古钮的身上还装饰了薄意羽毛，精细得很。拿给老师一看，老师连声称赞：“头等、头等！头头等！……是你刻的吗？是你刻的吗？”

我被吓得结结巴巴地答：“不，不！不是我，不是我刻的，不是我刻的。”我怕老师象对杨忠明那样一甩就是六方八方的，我怎么去完成呢？

“刻这钮的人姓什么，姓什么？你说，你说！”老师追问着。

“姓张，姓张。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把作品移到我的一个朋友身上。在我的脑海中他身长体重都有，老师追问也不会有破绽了。

老师不追了，回头半举着这印说：“这钮真好，上海滩上真有人才！”

我心想：其实这人就是你的学生，若你只刻一个二个，我一定为你刻，但你经常十个八个不说，就是三个五个我也受不了，然而你又不是自己玩，你送的人太多了我没法为你刻。

这方印材后来为杨晓珍刻了印送掉了。

在与老师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少不了谈些珍贵的印石之类的事。内中少不了谈起田黄与灯光冻。

老师说：“田黄并非最名贵的印石，最名贵的是田绿，老师仅看见一方。所谓田绿也不是全绿的田石，而是田黄中有蚕头般大小一块绿色，此石为某人所有（老师当时能述其姓名，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说：“田黄本来不少的，只是给乾隆皇帝吃掉了。那时科学不发达，田黄在田中掘得，不知从哪里来，以为是龙生的蛋。乾隆皇帝认为吃了这龙生的蛋，当然不能长生不老也一定能延年益寿喽！所以，他每次下江南都要觅田黄，磨成粉吃。他皇帝做了六十年，三次下江南，这田黄都给他吃光了。”

老师的讲法是上代的传说，我想既不真也不假。因为魏晋人就有吃石头的风气，可说是有此事而并非全真。

老师说他刻过很多田黄，过去每刻田黄都把粉收集保存起来，如有外伤出血，止血立效。

我在市场上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地的石农把无色透明的印石叫法都不同。寿山人称无色透明之石为玻璃冻；昌化石农称玛瑙冻；青田石农称无色透明的青田石（极少）为灯光冻。

寿山与昌化的称法并不引起我的意外，而青田的灯光冻引起我的意外。因为从书上说：灯光冻的颜色如灯光，故名为灯光冻。古时点灯皆用油，这颜色必然黄绿色，哪里会是无色透明的呢？在我的思想上灯光冻就是今天的封门青，只是今天开采的方法与工具比古代先进了，产量多了，觉得不那么珍贵了，而把古人称作的灯光冻神秘化了，移向了更稀有的印材（印石并非透明即好，寿山、昌化全透印石并不是最好的印石，也不是最稀有的印石，只是青田石全透无色极少。断手老余曾带到江阴路花鸟市场来卖过一方，他说放在报上能清楚读出下面的字，他怪我去得太晚被人买去了）。

我带着这一疑问问老师，灯光冻是什么颜色的？      

老师的回答是：“泡一壶绿茶，倒在玻璃杯中，把印石放进杯中，印石看不见了就是灯光冻，看得见的就不是灯光冻。”

老木匠

二十五、老师去日本访问

八二年是老师生活中重要的一年，春天去日本访问，回来后又出版了老师的印谱——《安持精舍印最》。

老师要去日本访问了很高兴，他对我说：“日本人不忘记老朋友。”因为他曾经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做过事，当过一个小官。

我问老师：“你当的什么官？”

老师说：“什么官，说起来是官，其实，还不是刻图章，我是刻图章的官。”

我想起了老师有一次与我谈起上级派他去接待一个日本的画家代表团之事：那时老师根本不知道日本的绘画情况。日本画家问他是北派呢还是南派？他说他没有南派北派之分……语言又不通，有些地方真是笑话百出。结果，代表团总算搞清了他是篆刻家，可是他们搞不清为什么政府会派篆刻家来接待画家代表团。可见他是在糊涂政府中当了个糊涂官，因为是篆刻家，有事凑合凑合，没事刻图章。

老师一面说日本人不忘老朋友，一面又低声对我说：“开放了，日本人又要来了，他们是做给人看的，来拉拢人心的。”

老师似乎又很懂政治了，但老师不管政治上的事。日本人要请我，国家又让我去，我且先乐一乐，出出风头有何不可！

尽管老师在共产党手中一次劳动教养二年，解到白茅岭；一次文化大革命被判五年反革命，七十岁的人生在囹圄中度过。批斗、改造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平反了，原来的荣誉都回来了。不管什么人，过去待他好不好都一笔勾销。他的心情很好，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谦益》二字说：“这张玉筯篆的作品，这次到日本带去送给东京博物馆收藏。”

还一再谈起日本二个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适与他要好，还十分尊重他，小林斗庵来信称他为“函丈”。

老师还问我：“你知道‘函丈’的意思吗？”

我倒学过二年日语的，但没学到“函丈”是什么意思。心想“函”大致是学问、修养之类，“丈”指老年人，总不外乎“老师”的称谓。

老师说：“‘函丈’就是日本人最尊敬的称呼！日本人‘函丈’还表示最客气、最高级的意思。”

显然老师也半懂而不懂。                        

去时老师一再说要把张颂华的图章，介绍到日本。说是一个女的能刻得这样好在中国历史上还少有的。别人一个也未提及。但老师出示的作品就一枚印鉴，不知道老师身边还有没有第二个。

去之前徐云叔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他。      

这次老师不知怎么为我介绍起徐云叔：“这是徐云叔。”

于是，我与他点点头说：“好啊！原来是师兄。”

徐云叔带来了他的印谱，这是盖在一本画册上的印谱。我仔细地看了，觉得很好。

可是看着对面的徐云叔，心中却在骂他——混蛋，买到了王莽用的砚台，鉴定倒要请老师，制一张拓片老师挂挂却不肯了。象学生的样子吗！

后来老师对我说他这次带了印谱来，也是要求老师到日本后帮他向日本人介绍介绍。

我问老师：“你亦帮他作介绍吗？”         

“当然，当然！”老师一口答应。

我听老师这样乐于宣传徐云叔，当然什么也不讲了，只是觉得老师有些象小孩，一会儿气得要命，一会儿又这样乐于帮他到日本去宣传了。

老师日本回来后，身上摸出来一支笔是灌墨汁的，当时大家感到很新鲜。那时我在黄浦区文化馆的书画学习班，文化馆要开展览，我便请老师题一张润例式的横披。老师当时就用这支笔题的。老师题了《许培鑫篆刻》后，问我：“下面你要怎么题？”我一想：赞美语！没意思。老师称赞自己的学生且能不庇护吗？题上多少钱一个字？太俗！我又不去做刻字生意！于是对老师讲：“就许培鑫篆刻好了，下面你具上日子和款就可以了。”

老师听后说：“好，好！”就照着我的意思题了。

题好后老师说：“许培鑫，你一辈子吃不光用不完了。只要我陈巨来题了，你到外面去保证有生意……”

我根本没想过吃篆刻饭，这话也没放在心上。

老师那天为我讲了一则事：

他有一个早期学生，人在国外搞篆刻，生意很好，日子也过得不错。回国看望老师时，闲聊中老师说他生意不错是因为有了老师的题款， 没有陈巨来的题款就不会有生意。那师兄不信也不服，认为生意是靠自己刻得好，挣来的，与老师题字没有多大的关系。结果象打赌一样，回到国外把老师的题款收起来，没想到渐渐地生意清淡以至没有生意起来。他再次回国来看老师时便服老师了。

第二天托老师题款时，墨化了开来。去老师处，给老师看了。老师说：“这是因为那支灌墨水的笔造成的。”

所以又重新题了一张横的一张直的，这次是君君帮着磨的墨，用普通毛笔题的。

老师日本回来除了带回荣誉外，实物也未见什么。听说小林斗庵送了一辆很好的手推坐车给老师，没想到这辆坐车被海关上卡住了，不能进来，后来经多方交涉开证明，才同意领了，不过要检查。老师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检查要用钻子把轮胎都一个洞一个洞地扎破了，来检查鸦片。老师对我说：“你想，车子这样检查过还有什么用，还能坐人吗？”所以他便不要了，他当时很气愤。后来听老师说：小林斗庵知道后也很气愤，本来老师不要了，他也不会再花运费运返日本了，但由于这样才不要的，他也不愿留给中国海关，于是，要这车退了回去。

老师回来不久《安持精舍印最》便出版了，老师说这本书的装潢是最好的，是参加国际比赛的本子。

老师自己要了一百本，后来送得不够又买了一百本。老师在给我的印谱前题了《培鑫仁兄大雅正之》，我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想，这与老师说老师、谭敬、我是“同窗学友”是一回事的。用的笔就是那支日本带回来的灌水笔。

于是，我明白了古人所谓的灯光冻，其实就是今天的封门青。灯有明暗，石色有深浅，茶有浓淡。我想的与老师说的完全一致，与书上称灯光冻亦完全吻合。

杨林

太有价值了，这篇回忆的知识性、趣味性都好，史学价值也不容忽视。上海方言的叙述，读来饶有兴致。

老木匠

二十六、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

学习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兴参加书法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篆刻比赛，因为那是打倒“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象新生事物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到老师家去的人热闹了许多，是老师的学生都表示要参加。记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师对这样的比赛并不看重，他对我说：“是没什么意思的。”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来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陈巨来，再说评委中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字辈和学生一样的所谓篆刻家，而从后来看到的也确实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

只是学生们看得很重，当时的报上为吸引大家参加，说参加者都能有纪念品。

结果老师是经不了学生的鼓动，也算是为学生关心起比赛来，不过他显然是能免即免。最后确定了四个学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嘱君君送书法杂志社，其余学生一律由自己邮寄。

送到书法杂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当然该送，他是老师当然的继承人；二、蔡乃康，他是当时老师的代笔（代刻）人；三、张颂华，她有现在的女秘书一样的地位，几乎每天到老师家，什么事都参与，每天下午老师听书几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陈某，他是名演员的儿子，父辈与老师有很好的关系。

过了一段日子，外界没见动静，我去老师家问起比赛事，我满以为四人都能得一等奖了，没想到老师说他托大学生子高式熊，高式熊来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张选票。他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是委员，所以只要他投谁，谁至少得个优秀奖。但他只有一张选票，来问老师四人中投谁。

老师说：“我想了想，决定嘱他投张颂华，所以，君君也不会得奖，只她一个得优秀奖。”

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这不是什么公平比赛，老师在尚未开奖就知道了结果。这四个人中也不是张颂华刻得最好！不过老师的决定却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儿子未得奖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奖；另外你们三个男的去与女的争奖吗？谁也不能开口。这样一切舒适平稳，学生中不会有任何矛盾。张颂华每天陪老师听书当然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师不止一次地说高式熊是他学生，我想这不会错，篆刻比赛期间要他来，他就来了，要他投谁的票，他就投了谁的票。老师从未讲高式熊图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对篆文颇有研究我倒是听说的。

那是上海博物馆曾经整理一批旧图章，有很多图章中的篆文没法识。博物馆印后发了一份给老师，老师也给我看过，我是一个不识，而老师也识不了几个。

当时我问老师：“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老师说：“不要紧，我可以让高式熊去识，他要是也识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师没给徐云叔只给高式熊，可能是徐云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对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师回过头来对我说：“许培鑫，你要记住不要刻人不识的字。我陈巨来一辈子没有刻过一个人家不识的字。”

老师同时又教我：“《汉印分韵》、《六书通》等等书上都会有错字，不是个个能用的。特别是《六书通》，若叼一些字让编者离开了《六书通》去识，他也会不识的。只有《说文解字》才没有错，若它错的亦作为对的论了。”

篆刻比赛时期，在报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曾看见一篇赞美《叶落归根》一印的文章，这文章好象记得还是一位名家写的。内容是这印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叶上吊，因为树叶总是长在树的上部的；落铺满一格，因为叶子从树上落下，总是满地皆是喽；归字单边，为什么呢？因为归总该有个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认得，得有个去向；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扫帚一样扒开，扎在泥中，以示牢固。

这名家的评论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论而以字义论。学到那时尚属初次听见，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读十年书。

我要是买方印材来，不动刀就盖一个印给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识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黄”。天上了天，到了上边线里面去了；地当然也就在地下，在下边线之内；这左面“玄黄”二字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清，最彻底就是没有，没有你还能看见什么呢？当然彻底“玄黄”了。你看可好？不过我不知道当时比赛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传统的印章重在布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又称要取得不对称平衡的；也有说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应。老师教我们还多了一种——匀，匀就是无疏无密。从哲学上来讲无疏无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对立，呼应就是统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专辑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奖。

张颂华的得奖是因为高式熊作为评委委员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为老师的叮嘱，老师又因为张颂华能经常搀扶老师去听书，老师是因为觉得女的照顾要比男的更仔细，况且学生中也没有一个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师去听书。

老师说：“钱君陶一个人硬要保三个学生得一等奖。”

我说：“那么你也设法保几个学生得奖嘛！”

老师答：“钱君陶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还亲自去了苏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响了。

篆刻比赛中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老师总要大家看开些。虽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师的话来说：“艺术这东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的！”

但是，得奖总还是得了奖，谬论多喊喊总是有人会听的。曾参的母亲听人三次说了曾参杀人也会坐不住屁股。文革中又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脸红，只要多喊几遍，谎言就成真理了。

话得说回来，得奖作品中确有好作品。我说的是比赛好歹不分，不是没有好作品。那么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区别好歹的标准后，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艺术标准的，又能给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这就是好作品；反之当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赛结束后一等奖获得者王辉拜望了老师，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师也称赞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谱，打了不多的印，显示了他的精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杨林

老木匠

二十七、陆康与徐云叔

老师最得意的学生数陆康了，陆康为人随和，人居澳门。但那时学生们不把澳门另称，都习惯地一律称作香港，况且，来时都从香港过来。他在艺术上多有建树，待老师特好，深得老师器重。

陆康跟老师学成后，收有二个学生——谢家林和杨忠明。一天陆康与谢家林走过某处，见一断手断脚的人也在刻图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进去。大家一聊，原来那断手断脚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学者，正苦于无人指点，便一心一意要跟来人——陆康学习，要拜为师傅，连称陆康为爷爷。陆康为他的毅力而感动，也见他诚心诚意要学，于是收为学生，还常常上门施教。这断手断脚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陆康的关系，蔡天石亦去拜见过师祖巨来老师。蔡天石开业篆刻，老师还为他题写了润例。

老师平反后陆康从香港回来看望老师。凑巧那时蔡天石要求师祖能与他一起照相，老师说：“你要照相很好！这几天你老师也正好在上海，你与老师约定日子一起来，照在一起。”

没想到蔡天石这几天就是不来，待他老师陆康回了香港，他到师祖处要与师祖一起照相。老师对我说：“我勉强与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纯，他老师在，我嘱他与老师一起来照相，他不来。他老师回香港去了，他马上就来了。他想中间甩掉他老师，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听当然也不舒服，一个人在要老师时称呼老师为爷爷，学了些，自觉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师，不象是个心地真实的人。便对老师说：“象这样的人，你今天与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会把你甩开！”

老师说我怎么这样戆！说：“他学篆刻，甩开我还跟谁？当今世界谁篆刻的名气还能比我大？”

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他抛掉老师跟师祖，再抛掉师祖还能跟太师祖吗？再说他若抛掉了师祖便失去了师承，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后来蔡天石作为一个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在邓朴方的关心下大为走红时，我看到书报杂志上对他的介绍中只说是自学成才，没见过他师从陆康，也有刊物说他受陈巨来指点。他谁也不靠了。那时老师已经去世几年了。老师的在天之灵恐怕是不会知道这些了。

老师另一个高足是徐云叔。老师《安持精舍印最》后面的印话也就是他代笔写的。他大约在我们那时接触的师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师的大师兄了。因为老师谈到他就是这样开口的——你们大师兄为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云叔与老师的关系说好难，若说差也难。我只能谈一些我知道的罢了。

徐云叔曾经在黄陂北路（见前文所说）的古玩市场上购得一瓦砚，根据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东汉王莽所用砚台。徐云叔仅以三十元的价格购入了此砚，但他不能断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师处请老师看看鉴定一下。老师见后说不但真，而且好。无论文字的风格与制作都与东汉风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说字字流传有源。徐云叔当然高兴，三十元人民币能购得如此堪称国宝的事物，自然喜不自胜。

过了些时日，老师越想越觉得此砚好，况且学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于是，待徐云叔再次来时，便对他说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赏。徐云叔当时同意，可是，迟迟不拿砚台给老师作拓片。老师忿忿不已，知道是徐云叔不肯，与我说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叹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徐云叔得知后到老师处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印谱，要求老师带往日本宣传宣传，老师满口答应。那天我正好碰上，见他们师徒俩谈得还挺亲热呢！

后来徐云叔去美国，老师对我说，徐云叔到美国去都是老师帮的忙，他是通过他美国的叔父走的，而这是个西贝叔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老师因为他要去美国而想的办法帮他介绍的。我也未问老师心中的气是如何消去的。

徐云叔去美国后，不但老师觉得可惜，还对我说某副市长也说可惜，说他篆刻好，字也写得很好，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现在去了美国当然不会再有国内的前途了。他单位也觉得很可惜。好象徐云叔去美国前是友谊商店工作的。

老木匠

二十八、老师的治印和代笔

老师治印可以说很早就有代笔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说徐云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钱也没给他，也是给他多了。老师的意思徐云叔之所以今天成为篆刻高手，与外界知道他为老师代笔是分不开的。一个学生能为老师代笔是老师对他的认同与爱护。另外，老师认为凡是老师所篆，经过老师指点与修正的印，老师认同的，都应该算老师的作品，书画如此，篆刻也如此。这种观点是与传统一致的。

据我所知徐云叔代刻后由黄志毅代刻，之后便是蔡乃康，当君君（外孙孙君辉）能接上手时就都由君君代了。

一次新春在博物馆展出的几方印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师指点君君刻就的。

为老师代笔其实也不难，老师常把一些应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随便吩咐学生刻的，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则是自己刻的，还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老师篆稿，学生代刻，再经过他看过，修正。这种印老师强调是他的作品，等于说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个印，在传统中也作为本人的篆刻作品的。这一点从现代的观点来说也说得通——借了一只机器手。

老师生活中最后一段时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与蔡乃康刻的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师篆的，刻后还由老师指点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蔡乃康是学出世后，老师照顾他生活困难，拿钱代刻的。当然老师不会为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说边看边让蔡乃康修正了。

君君是刚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孙，特别关心，精心培养。老师对君君的培养是可能类于黄志毅，要培养得十分象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养，情况不同，也就不同对待了。

据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谊商店来的生意。

老师说：“蔡乃康这个人极坏！图章倒刻得好的。”

我问老师：“他坏在什么地方？”              

老师说：“他一来就问图章有伐，图章有伐？脑子里一天到夜是钞票。我是看他没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难，挑挑他，让他赚两钿。他却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会给他的。”

显然老师友谊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点反感了。

老师说：“我友谊商店挂牌一百元一个字，还有生意。钱君陶只有二十七元一个字，照样没有生意。并且我与友谊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谊商店拿四。这是最高的分成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分成的！”

我问老师：“那蔡乃康为你代刻拿多少钱一个字？”

“我给他五元钱一个字。”老师答。

“什么，你只给他五元钱一个字？”我有些嫌少。

“怎么！我给他五元钱还少吗？我不给他钱还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难才给他的。”老师继续说：“学生子不代老师就不出世，代老师是老师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气。徐云叔为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现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响了。心想：少也确实不少了，我单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时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他一个图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来最费时的元朱文，一个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月有三个五个贴补贴补比我的工资还多呢！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觉得蔡乃康会钻营些，可能老师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故说他人极坏。但老师讲话常常是二个极端，究竟如何坏老师心中一定有数——不过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后的印蜕老师给我看过，他好象擅于满红印及汉印。

老师也叫我代过印，记得好象是老师乡下来的亲戚，可是我没有刻这方印，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业余爱好，时间自己用还不够，常常刻到深夜二点钟才睡觉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时正对钮式发生兴趣，正在探索钮头，草草了事，怕老师会不高兴；其三，心中还有些别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师在狱中收我这个学生时说：“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笔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吗？

所以那方印我没有刻，第二次去时老师的乡下亲戚已经走了，老师大约也忘了没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对老师代刻的方便看起来，陆康肯定也代过不少。一是他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二是老师可多听书多看戏了。

从我出狱跟老师学印后一直未见老师刻过印，初时只见老师写过一篇隶书的书法作品，老师说是市里某某人要他写的（姓名记不起了）。平时老师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见的。

有一次听老师说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么四方印。老师说某人是看他刻起来的，而某些人硬说他现在已刻不动了，是别人代的。老师说时好象心中有气，象真的一样。再说他一般什么都不骗我。可我想这是用不到申辩的，可以“就在这里跳舞吧”嘛！我当时当然唯唯诺诺啦。可是联想起从未见老师刻过印，总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老师现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问老师：“这边款切刀应如何用刀，如何刻？”

老师用手做了个拿刀的样子，随后把手一摇一摇地说：“喏！就这样刻。”老师万没有想到我身边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与一块青田石，递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你刻几个字，不管什么字，示范给我看一下。”

老师看似有些为难了，但还是接过了石头和刀，用刀在石头上一按，手一摇，立即说：“唷！钝刀，钝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么会是钝刀呢！这是我特地磨起来的刀，一个字也未刻过！”我争辩着说。

老师一看蔡乃康在旁边就说：“蔡乃康，你刻给他看。”说着把刀和印石递给了我。

我看了心里明白，但面上不能说不要看了。我把刀与石头递给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许培鑫刻”四个字，我还装得挺认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来是这样刻。”

蔡乃康的边款刻得也很好，但与我所见黄志毅刻的显然不是一路，或说不是一种风格。黄志毅学老师极象，蔡乃康象我一样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象谁，想也没想过，若有人一定要问个象谁，那只能说象自己！

我也请老师刻过二个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个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国去，请老师刻一方给她留个纪念。

我明知老师已不能刻了，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刻呢？这因为一、这样刻出来的印总算是老师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说法。二、作为与老师一起服刑，平反后又一直跟着老师的我，没有一方老师为我刻的印也说不过去。三、送人我辈是买不起名贵印石的，偶尔得到好印石又不舍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则显得礼太轻了。

君君代刻，老师与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给老师指正时，我问：“老师，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师也很坦率说：“不过是我篆的，他刻好后经我看过，再嘱他修过，这要算是我的。”

尽管我早就有数我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这是老师亲手给我，又是老师花了精力的作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老师从狱中出来是否刻过印，我不敢断定，我从我去老师处的七九年开始，可以说老师是不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作古，凡求老师图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师不会花钱嘱蔡乃康刻。友谊商店来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杨林

很奇怪，后面那么多人和事都具名道姓，不怕惹麻烦。前面那些看似无所谓的人却隐去真实姓名，不知为什么？
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我估计会有很多读者，喜欢篆刻的人其实不少，陈巨来的名气也确实够大。虽然就我看来，陈巨来也就是个高级点的刻字匠，够不上个严格意义的篆刻艺术家。不过老头的那股天真顽皮和率真还是挺可爱。

老木匠

二十九、老师对我的培养

老师对我的培养可以说一是毫无保留，二是很有些心思的。

在狱中分分秒秒在一起，老师只我一个学生，也可说只有我一个亲人在身边。不管你问到哪里，他都讲给你听。不但无保留而且凡是老师自己想得到的都主动谈给我听，一直到谈天说地再到干脆说书。我与老师同狱，时日虽短短一个月还差几天，但这是什么日子，抽象的篆刻法可说没有不谈到的。

具体的说——我刻了一方肥皂印；学写了老师所写的篆文姓氏；画了几方印算是创作；也照着报纸上的印印了些，算是临摹。不过，真的用刀刻印石则一方也没有。

出狱后，到老师家可说是重新学了，那也就是有条件了，具体了。老师首先嘱我买的是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嘱我临摹里面的汉印，后来又临了些秦印。当古籍书店出了《说文解字》又嘱我买了，老师说：“《说文解字》上的字没有错的，错的也要作对的论。”

初学临摹汉印有些烦了，问老师：“刻图章就这样一分四地刻吗？就这样呆吗？”

老师说：“刻图章就是要越呆越好！”

我简直不能相信，象老师说越呆越好那我就呆吧！照着老师说的呆且呆下去。

没多久，老师见了我的图章说：“你刻的图章怎么这样呆？刻图章要活，要有借让。”

我真的呆了。这图章就是要呆明明是老师的教诲，而且还说越呆越好，现在怎么又嫌我呆了呢？可我从未见到有学生与老师争辩的，哪怕是玉嫦姐与她的丈夫从来只是服从的。所以我也不争，心中想对了现在你说对了。刻图章怎么能越呆越好呢？要我刻得呆，只是基本功：要我的刀听话，要练到要怎样就怎样。现在基本功差不多了，便要我刻得活了。

以后一段时间老师嘱我刻满白，刻了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怀疑，便问老师：“你的图章就这样死吗？都刻成满白便算了。”

老师一听说：“什么！我的图章死？我的图章最活。我不但元朱文第一；我的白文也是第一。我白文中有圆有方，有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变化无穷。我给你的印谱你怎么不好好去看？”

说实话老师给的印谱我怎么不看呢？可是不经老师指点，象瞎子一样。只觉得老师的印谱中图章比我刻得好看，而自己刻出来的东西就是与老师两样。可为什么两样却一点不知道，只可以说叫做熟视无睹。老师一点，再去看，看出东西来了。才知道了什么是外圆内方，什么是外方内圆。以后我临了些老师的印，同时也临了老师的元朱文。老师说：“元朱文要圆，要疏密得体。”老师说的疏密得体，就是疏密要有呼应。

我被老师骂过狗屁。那是老师通过张素心介绍我到胡亚光处学画，我说：“初次拜老师见面，我为胡亚光老师刻方印好伐？”

老师很赞同说：“好！”

我回家刻了一方我最拿手的元朱文“亚光长寿”，到老师处，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上一看就说：“狗屁，狗屁！你怎么刻图章刻到现在还不知道元朱文要搭边？”

我别扭极了，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不说吧！那是根据老师印谱中一枚《江南吴氏世家》刻的。说吧，没人在老师面上争辩过。

玉嫦姐正好也在，也听到，她为我开导说：“你还好，算给爹爹骂得少的，骂得最多的要算蔡乃康了。”

老师说：“学生不骂不成器！”为自己骂人找出了理由，不过象我这样的人，听到这种骂声根本就没把它当作骂人，只觉得是严肃的批评。骂人——自己被别人批斗时，才被骂得狗血喷头呢！

我当时还是没有说这是仿老师的《江南吴氏世家》所刻，反正刻印是我业余的爱好，重刻一方算了，不刻“亚光长寿”也要刻这刻那的。于是又重新仿汉印刻了一方白文“亚光长寿”。经老师认可后，去胡亚光老师处赠给了胡老师。

我经过老师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教诲，终于掌握了篆刻的真谛。

一天，老师见了我的图章对我说：“许培鑫，图章刻到这样，也就算是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记住我的话：图章刻得再好，没人捧是没用场的。没有吴湖帆、张大千就不会有我陈巨来。再说我号称刻印三万方，其实哪里有这许多，我真正刻的印不过三千方，而真正刻得好的也不过三百方。”

我毛估估刻三万方，一天刻二方要刻四十年，成名后还会这样不断地刻吗？况且与老师教我们一星期刻二方已足够的教诲也不符。

老师对我讲的话实在知心，我的热泪在心中翻滚。   

老师与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师是要我今后的道路自己去闯了。其实我从小一直喜欢的是绘画，我之所以会学篆刻是因为在狱中巧遇了老师。平反后我想学国画，可是哪里能去找一个象老师一样贴心的师傅呢？于是我决定先学篆刻，以后再学绘画。

现在听了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话，在激动之余也向老师倾吐了想学画的愿望。没想到老师很乐意为我介绍一个老师，他要求我下次把自己绘的东西带些来给他看看。

那当然使我高兴，我在家中自己临摹的画稿中挑了些画出来，不过那时画的不是山水，是花鸟为主的杂画。

我几乎不出二天，带着画到老师处。老师一见我的画，一面看一面说：“对，对……”看完后说：“都对，都对！你现在图章不要刻了，你绘画，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大画家。”

希望我成为大画家却叫我图章不要刻了，到底是捧我还是辱我；见了我的画不说好，只说对。我的画少不了都是临摹扬州八怪之类的名家，构图上错不了，不是自己的创作，只是依样画葫芦。

“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老师说着，一面写好了地址：“就在这里过去点，王家沙就是。他弄堂口有一挂牌的妇科医生的便是，你找到他就是了。我已与他说好了你去跟他学。”

老师当时姓名地址都写了，也告诉了我。（现在都忘了）

我一听显然不满意，与我心中想的太远了一些：我想的是老师经常说起的、他所要好的画家——程十发，刘旦宅等。给我介绍的老师怎么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又想，倘张大千在国内的话老师大约也会介绍我给大千作弟子吧！

我根据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一见是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年人，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当场示范画给我看说：“喏！就这样画竹叶，嗒一撇，嗒一撇……”

我听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看他手下的画，心想我与你大家上小学时也许你的毛笔字还不如我……。

他对我说起了他的老师：“刘海粟是我的老师，我是跟刘海粟学的。”

我听他一提刘海粟更觉不对了，刘海粟与老师是一个辈份的艺术家，现在我与你年龄也差不多，你是刘海粟的学生，我是陈巨来的学生，怎么叫我跟你学画？你为什么不跟我学篆刻呢？

回到老师那里，我就对老师讲：“老师！那人年龄太轻，我不想跟他学。我希望找一个年龄象你差不多的人做老师。”很高兴我的要求老师又同意了。

老师说：“那好，让我想想，以后再说。”         

当我去了不几次以后，老师对我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叫胡亚光，年龄与我差不多，是张承宗的亲家。”

我一听说年龄与老师差不多，又是好老师，当然是画好喽！一定是个老画家了。虽然不是程十发、刘旦宅，也总是个老画家了。

我曾问过老师：国画国内现在谁画得最好？老师说是刘旦宅。问现在活着的人谁字写得最好？老师说大字胡问遂最好，小字任政最好，只是任政的字写得太多太滥了。老师又说画家中最相好的人是程十发。

所以，这次我非常高兴。老师说：“等我与张素心约好后嘱她陪你去，给你地址你找不到的。”

我想老师你卖什么关子，你给我地址会找不到吗？不过由张素心陪我去这还有什么不好呢！

张素心我在老师家见过多次面，老师也说是学生，可没见她刻过图章，也不与老师谈图章事，与老师、玉嫦姐所聊都是生活琐事。当时玉嫦姐曾说：“张素心现在大约在谈朋友了，所以不常来。”

学生中张素心还算是熟悉的，那是怎样约好的我也忘记了。总之，我们是老西门车站碰的头，她好象也住在老西门附近。那天她还带了一个男的，那是她要介绍给胡亚光老师学画的。记得我们三人是一起乘二十三路电车去的。

跟着张素心走到了海防路某号，真没想到上了某号的楼，竟然象十八街胡同一样，张素心带着我们转弯抹角地走了好一段，才到了胡老师的家。

在胡老师家张素心象是一个养娇了的女儿一样，当我与她带来的朋友把所带的画给胡老师看过后，她一定要问二个人谁的画绘得好，胡老师说一样，差不多。她不依，一定要胡老师分个高低。胡老师被她缠得过不去，才说她带来的那位好些，于是张素心满意地笑了。

其实，我与他难比。因为我出示的是毛笔画的国画，他出示的是铅笔画的西洋画——素描。从我多年与魏景山的接触来说，也可以说不是个西洋画的外行，看来他也是一个需要拜师学习的人。

胡老师有二间房，一进门大概算客厅或算画室，左面挂着张大千的山水画，右前方挂着一张郑板桥润例的拓片，中间是一张大桌——可能是画桌。胡老师还和我们一起欣赏了郑板桥的书法。

张素心象在自己家一样熟，要老师把给她画的肖像拿给我们看看。胡老师尚有些犹豫，张素心已领我们到里间去看她的肖像了。

原来胡老师给她画了肖像画，这是一幅中西合壁的肖像画——是用国画用品，西画方法绘就的。上面题满了大家的赞语。记得二点：其一、当时评论下来是老师陈巨来的行书最好。其二、胡老师的题字是——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此外题字的有刘旦宅或程十发等人，记不清了。

最后，张素心要老师把发表她作品的日本某杂志拿出来，让她献献丑。张素心说这是胡老师帮他介绍到日本去发表的作品。张素心在胡老师家与巨来老师家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遗憾的是我到胡老师家拜老师就此一次，为什么呢？首先是正如老师说的——给你地址你也寻不着，所以要由张素心陪着去。现在去是去过了，可我根本没有太好的记忆天分，自知自己去是肯定找不到的。其次再要请张素心陪我去的话，怕有意外想法——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尽管我才结婚，家有漂亮的妻子，但这不能说，也必须注意的。

张素心也正如玉嫦姐所说的那样来得少了。我正寻思不出一个好办法，等机会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巨来老师去世了我还去送行，每年周年连续去了四年。第四年，玉嫦姐不做周年了我才不去了。而胡老师什么时候去世，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去世一直到我到石伽老师处求画才知道。

我把我从师胡亚光的经过说给石伽老师听后，石伽老师说：“胡亚光好象已经故世了，你说的情况大约是他晚年的事了。张素心我一点也不知道。”

为此石伽老师大慈大悲收我为徒，圆我学画之梦，至今已六年矣。

杨林

凄婉悱恻的从艺悲剧。不是妄下断语，从艺往往是注定的悲剧，喜剧几乎没有，这不关乎成不成名或有没有钱，也不在乎天分高低作品好坏。作者的艺术才能不知怎样，这种从艺的经历可以说不会有辉煌的结局，老师并没有错，自己也不糊涂，可是没有从艺者的那股忘我痴情。不过，能把那个年代艺术圈的一个小角落写出来，的确具有可读性，艺术作品背后的人影憧憧，很少有人会用心描绘出来，作者迫于要卖文维生，无奈之下娓娓道出。

老木匠

三十、杨晓珍要想请刘旦宅绘肖像

我与魏景山是青年时的邻居，又是一起学小提琴的同年朋友。他结婚后妻子待我也很好，我们之间象兄弟姐妹一样。

那时我想学国画，他妻子勇士（也说原作永士）对我说她父亲现在国画绘得不错，介绍我到她父亲那里去玩，去向她父亲学习。勇士还对我说，她父亲很好说话，嘱我不要陌生。当然我也愿意去，可她父亲不肯收我做学生。他是退休后自己喜爱而自学的，竟然无师自通，画得很好，玉佛寺有他的作品与唐云等挂在一起。他请我刻了好几方印，有一方是：六十岁学吹打，咪哩嘛啦。

我经常去看他绘画，他也喜欢与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我管他叫伯伯。黄浦区文化馆也是伯伯介绍我去的，在那里认识了王家骅、董芷林、周逸范等人。

勇士有个兄弟叫永利，妻子杨晓珍，生得一张雪白的圆脸，中高的身材配以健美而发达的胸部，一见就会使人联想到貂禅，她的脸庞象满月一样美丽动人。

杨晓珍想请刘旦宅绘肖像，与公公说了要公公想办法。钱伯伯知我老师与刘旦宅熟悉，就要我带杨晓珍上我老师处去，请我老师作个介绍人为杨晓珍画一张。

我陪着杨晓珍到老师家说知此事，老师说：“不要请刘旦宅画了，就请胡亚光画好了。这样能省钱，而且不用你去做样子，只要一张照片即可。”

闲谈中老师得知杨晓珍是专业学校学京剧毕业的，老师就请杨晓珍清唱了一段。杨晓珍毫不谦逊，拉开嗓子就唱了一段。老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她×××的韵味十足。我这个外行也算拣了个便宜，听了段听不懂的但很好听的戏。

杨晓珍回家后说知情况，杨晓珍有些难——因为她是要刘旦宅绘的，花钱本来也愿意，在意料之中。是我老师太为杨晓珍着想，要不花钱为她请胡老师画。其实这本来不难解决，只要我再与老师说明一下就行了。但是杨晓珍是景山阿舅的妻子，象妹子一样的人，而景山又是国内有名的油画家，这西洋画与国画的门户之见到现在还没消除，更何况那时，魏景山知道了说：“他们画国画的画不来肖像，我替你画一张只有好。”这事大约相持了数天。

据我想：杨晓珍原想请刘旦宅画一张中国传统的仕女图，月下花中，凭着自己的美丽一定会楚楚动人。而景山可能想有我这样的画家在家中，还要什么国画家去画呢！

凭心而论，老师说刘旦宅国画画得最好，特别是人物。我也觉得好，好就好在他笔下的人物个个仙风道骨，飘逸动人。魏景山西洋画的根底，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人物，有精神，有灵气。不但抓住你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考虑到与你职业的协调——他给我绘的肖像，我的一位朋友说：“一看就知道你的性格，强头倔脑，什么都不服气……”我提出这抱着琴的手是否大了点？景山回答我说：“帕格尼尼的手比常人大，要不如何拉伸指八度。” 哦！原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景山都想到了。我又想你画得是好，可这不是一个帕格尼尼而是一个爬格尼尼呦！

杨晓珍的肖像终于由景山画了，当然如果画后不满意还可以再设法请刘旦宅画喽，可杨晓珍没有委我去老师处再提请刘旦宅画肖像。

景山画的肖像果然精神，但太肖像化了。布局是半身照相，没有风，没有月；没有山石，没有花草。美女是纯粹的美女，少了点诗意。

杨晓珍委托老师介绍请刘旦宅画肖像一事，刘旦宅若不见我的文章是不会知道此事的。

杨晓珍尽管老师嘱她常常去玩，以后再也没去过。

老木匠

三十一、吴跃光儿媳来看老师

在老师的生平中有一个暗暗的，不像张大千一样明朗却与张大千一样有力地支撑着他的人，那人就是吴跃光了。

老师在狱中曾告诉我，他被领导送安徽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的生计全靠吴跃光从香港汇钱来支持的。

出狱后，老师比较详细地谈起过，说老师仅为吴跃光刻了一方印，而且也未见面，印是吴跃光托朋友转来的。

以后，吴跃光时时把老师放在心上，像这样见情的好人真是少有。老师一发生什么事，他的钱便到了。原来文革中老师受冤入狱，他的钱又到了。不但到，而且不是救急不救穷，是救急又救穷。你不嘱他不要汇了他每月汇钱不拖时日。

自师母进文史馆有一份工资领了后，老师便致谢吴跃光，说知此事，提出现钱已够用，请不用汇来了后，吴跃光才不再汇钱。

可是吴跃光对老师这朋友是交定了，他时时没有忘记老师。一天我去老师家，老师又高兴地谈起了吴跃光，说：“前几天，吴跃光的儿媳到国内来白相，吴跃光嘱他二个儿媳一定看望我。”

他二个儿媳到老师家。老师说：“她们性格都很开朗，说话声也响亮。”吴跃光的儿媳说老师是戆徒：“为什么他给你钱你写信去回断他，不要了？你要尽量问他要，尽量去花，他（吴跃光）现在钱多得花不光。每逢农历年三十，他五个儿子都会齐香港，吃了年夜饭后，每人必须拿二万港元去施舍穷人，不施舍完不能回家睡觉。”

老师说：“吴跃光是孤儿出身，解放前在国内很苦，后来去香港，如今发了财他不肯忘记穷人的苦，所以如此。”

老木匠

三十二、师母死了

当我初见到师母时，老师就叫我不要理会她。说来奇怪，她却与我很亲热。也许是自幼家教所决定的。她常常笑着与我说话，可我从未听清楚她对我说些什么。

一次她与我说话，我当然不敢怠慢，认真地要听清楚她要对我说些什么。老师见了插上来说：“你不要去理会她，她已搞不清什么事了，是脑动脉硬化，看不好！”

“哦！”我这才知道老师要我不要理会她的原因。以后她笑着与我说话，我总是点点头，鼻子里嗯，嗯……地了事。

自从张承宗请老师写信给张大千以后，可能是作为一种回报，师母进了上海市文史馆。她作为况蕙风的女儿与陈巨来的妻子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馆的。

师母比老师先去世了一年左右，由于师母多年脑动脉硬化（其实可能是一种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师说是脑动脉硬化），所以老师一家人并不是很悲恸。大殓时也没通知老师的学生，只是认真地清理她的遗物。

老师给我看了二张她过去绘的画，画是绘在毛边纸上的。老师说，这是过去师母绘给孩子看的示范作品，绘得对！只是不成一张画，要拿到刘旦宅处，请刘旦宅补成一画，挂起来看看，以示纪念，寄托自己的哀思。

后来刘旦宅为她补好后，老师给我一看果然一幅一尺的小品。老师说没有画框。我当即自告奋勇：“这区区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来为你做。”

老师当然高兴，不几天我把画框拿到老师家中，老师一看，很满意，但又担心框太细了：“这边框是不是太细了，吃得消吗？”

“这框子只能这样细，粗了太难看，你是一尺的画，框小边怎么能粗呢？”我解释着。

老师说：“好，好！谢谢你了！”

可是，过几天我去老师家见画是挂起来了，框却不是我做的。我问老师：“怎么不用我做的框？”

老师说：“他们说你做的框边太细，要吃不消。这是乡下做上来的。我看是太粗了，有些木头木脑，也没有办法。”

我苦笑着说：“老师，你知道我是做木匠的吧！我是正宗的木匠，做这么一个画框会做不来？我做的框会吃不消吗，不能挂吗？”

老师说：“我叫他们换掉，这框边太粗，实在太难看！”

我再次到老师家的时候，画框换了我做的了。老师说：“你做的框太好了，这样就好看了。”这画与张大千的照相一朝南，一朝东，都一直挂在老师的床边墙上，直到老师去世。

老木匠

三十三、“女大不中留”

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学生是必须谈一谈的。我初去老师家时老师就介绍给我听了。说是女排运动员，现在离开女排，跟他学篆刻。

此女学生就是张颂华。她与其他女学生有些两样。如岳美堤、张素心等叫名是老师的学生，其实不然。岳美堤是俞振飞的学生；张素心是胡亚光的学生；她们因为老师之间都是好朋友，所以也作学生论。

张颂华是正式学篆刻的学生，而且曾经是老师非常得意的学生。她是退役的运动员，老师说她浑身有伤，一个人有四张劳保卡，不管去哪家劳保医院都不用花钱可直接看病，而且都是大医院。

我见她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天天在老师家，吃饭是否在一起我未见，但每次去她都在。

由于她是女排的退役队员，所进的单位大约也对她特别照顾，几乎用不到上班。

上午呆在老师家，这个那个都参与。玉嫦姐忙不过来时她也搭搭手，除了跟老师学篆刻以外，每天下午老师听书总是她陪伴的。她又长又大搀扶着老师，不要说搀扶，就是当个保镖也不会逊色，老师当然满意。正像领导人当年年龄大了，搀扶他们的常常是女性一样。

对于她的篆刻也一味称赞，老师曾赞她是当代找不到的女篆刻家，在清朝的女篆刻家中找出一个来相比。老师对她的指导我虽未见，但想来一定特别耐心，别人刻得不对时老师习惯称“狗屁！”她可不会受“狗屁！”的唾弃。她刻得稍一好，老师便常常逢人拿出她的印蜕来褒扬。其实传统的讲，作为女子能学篆刻是不差的，她也刻得不差，但要说怎样好，我看也只是老师的宣传罢了，不过是因为能陪他听书。

老师一时有这样一个学生非常得意，去日本访问前还多次说要把她向日人介绍。篆刻比赛又嘱高式熊投她的票以使得奖（见前文）。

可是后来不对了，老师的外孙君君参加工作了，不论君君有什么事她都要轧一脚，君君要到什么地方去，她都要陪着一起去。

君君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感了，与母亲（玉嫦姐）说：“她这样陪着算是姐姐呢还是算什么人？路上碰到了同学怎么说法子？”——这话是玉嫦姐对我说的，老师也对我说过。

玉嫦姐还说过不配的话：“人比君君又长又大，年龄又比君君大，君君也不会要她……”

张颂华一定也知道了玉嫦姐或君君的意思，或者受到了回绝。

有一天我去老师处，老师对我说：“张颂华对张素心说：你应该嫁给香港人，她要嫁给西欧人，因为她人长得长大。弄得人家张素心难为情得面孔通红……”

由于君君的事看来无望，张颂华渐渐到老师家的次数少了。老师一时可能没想到什么，问她她只是忙、有事之类地应付过去了。

一天，我去老师那儿，老师大为光火，说张颂华某人说她是“跳槽”，问我“跳槽”懂不懂？我真的不懂了，本来嘛！“跳槽”没什么难懂，给老师这样一问我倒真的不懂起来了。老师的解释好像与唱戏中不光彩的女子的行为搭界。后来才说到：原来张颂华为找对象，借学篆刻去跟陈茗屋不知怎么了。老师气愤的是你张颂华是我陈巨来教出来的，我把你教成又把你介绍到日*本，又叫高式熊投你的票使你在篆刻比赛中得到优秀奖，你张颂华不感激老师也罢了，你怎么去跟陈茗屋学呢？在老师看来陈茗屋算什么呢？我陈巨来世界第一，你张颂华跟我学了怎么还去跟陈茗屋学呢，这简直是“倒配葫芦”了（打扑克牌十三只用语）。

后来老师终于知道了张颂华不是为学……老师为此事闷闷不乐！年龄大了一受刺激，终日少言寡语，身体也明显走了下坡路，以至一次偶然的感冒造成了肺炎，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离开了人世。

玉嫦姐多次与我说：“爹爹一半是死在她身上。”

老师的兄弟陈左高就在隔房，老师死时我去坐过一会。他说，老师一年中妻子去世，后又大千去世，特别是大千去世后老师常闷闷不乐，心情不好，也就造成身体的不好，以至今日……。

我想人总有一死，况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有喜怒哀乐，死因常常是多方面的，我只是记叙看到的、听到的。究竟如何？各人心中自主。

老木匠

三十四、老师与文艺界

老师晚年若说有业余爱好的话，那么，也就是听书了。几乎不管哪里来的评弹名角都会亲自把票子送到老师家，而且是二份。演员们不是求方印，便是求捧场（文革后评弹几近消亡，生意清淡）。

老师对我暗暗讲：“他们送我一张票子只几角钱（指每日的书票，票是一月一送的），我每天轿车钱倒必须六元：三元去，三元来。又不能不去，不去脸上过意不去。”

其实老师也喜欢听书，说脸上过意不去只是借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师家的经济还算允许。一个上了年龄的人每天听一档书，车子外面兜一圈，对身体也有好处，况且开场前在后台与演员们有说有笑，我见他非常快乐。

后来每天轿车一出一进总觉开支大了些，所以玉嫦姐设法为老师找了一辆三轮车。老师乘三轮车觉得比轿车更舒适。人在风头里，东看看西望望，车又不快不慢非常合适。每天听书时间一到，车已在家门口等老师了。书场散场时车又等候在门口来接老师回家了。车费节约了一半，一去一回只三元了。

玉嫦姐对我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每天打电话约轿车了（当时轿车很难叫到，不像现在，当时老师是特别的，他有一张叫车的卡，无卡是叫不到车的）。三轮车是一月一包的，一个月一次讲好就行了。”

老师听书天天还得有人陪伴。除了家里人外，陪伴次数最多的就是张颂华了。

我也陪老师去过一次，那是凑巧，我下午到老师家坐了一会要走了。老师说：“今天正好没人陪我去听书，许培鑫你陪我去吧！”我当然也就答应了。

记得那次听书在马当路的《大华书场》。三轮车停在边门口——演员进出的门口。看门的人是熟悉老师的，不会阻拦。那次有一档是黄异庵说的《红楼梦》，老师说黄异庵学问很好。一个女演员很漂亮，也许是胖了些，换妆时穿罩裤困难了一点，那时是没有减肥一说的。

老师到后台时大约离开场还有半小时左右，大家都很熟悉，有说有笑，女演员少不了还会发几声嗲。那天一女演员还送了老师一盒糕点。当老师从后台走到场里自己的座位上时，演员也就出来了。女演员一上台频频地对老听客送上一个个微笑；男演员也频频点头致意。对老师点头微笑是少不了的，而最有趣的是演员往往会像专门说给老师听的一样，有时又像与老师对话，只不过是老师没开口罢了。听完书我扶着老师照例从后台边门出去，三轮车已在招呼我们了。

在老师家中我碰上过多次的一位老艺人，他姓程，好象叫咬程。老师说他解放前在无线电（收音机）中说《列国志》，是赫赫有名的杨六郎，杨六郎的空谈，老师很佩服他的发嘘，说是怎么会给他想得出的。那时他也求了一枚印章。

后来杨六郎生癌住院，老师对我说：“杨六郎没有妻室，单身一人，现在医院没人照应，很可怜！你为我去看他一次，说是代表我去看他的。”

我便遵嘱，买了二听麦乳精之类的饮料去看他，见他人很瘦，旁边有一女人陪着。床边橱上空空如也的没有一样食品，不像其他人放满了食品。他一见我是老师嘱我来看他的，立刻坐了起来，简直像抢一样地从我手中接去二只罐头，二眼盯着我好像在问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吗？你不要揩油！我想这已经很好了，至少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随后我又十分可怜他，想杨六郎啊！你出风头时想到过今天吗？你会缺二罐头饮料吗？你不要人穷志短啊！

当我说老师很关心他的健康时，他很感激。

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也许是不会营生，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最后是穷极潦倒一副窘相。我亦不愿多坐，离开了他。

不多久，老师告诉我他死了。

老师这里，文艺界内幕的各种消息都会有，正是出门唯听书，来者送消息。老师的消息是不用外出打听的，都会有人送上门来，且很及时。什么越剧团上香港访问有什么事啦，回来后什么演员写检查啦。不过老师似乎有些看不起越剧。他自称与昆曲、京剧有缘，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俞振飞。不过我从没见老师去过，也没见俞振飞来过。也许岳美堤是俞振飞与老师之间的交通员吧。老师还说岳美堤是正宗的岳飞的后裔。老师是当着岳美堤面对我说的，可当时岳美堤自己却未作声。

尽管老师说俞振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有一件事却再要好也不管用。那是什么事呢？是房子。

老师自平反后落实政策，再也不是狱中登记时给他定的小学文化程度了，而是一个被称作特殊的知识分子了。

由于住房较小，国家要给他安排房子，几次都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俞振飞的旁边，让他们好朋友做邻居。当时玉嫦姐很愿意，她对我说：“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还不满意，不肯搬。”老师为什么不肯搬呢？他自己不是讲与俞振飞是最要好的朋友吗？那么与最要好的朋友做邻居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师说，他住的房子第一任住户是汪精卫。而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一间，从来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他对别处的房子不可能满意的，他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搬的，玉嫦姐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老师是相信迷信吗？不是的。是怀念汪精卫吗？也不是的。老师从来不拜佛，也从不做礼拜，老师的思想是什么呢？我隐约地觉得老师有一种佛教旁边的一种中国人传统的迷信思想——中国人有一种星宿的说法。一个有迷信思想而不相信迷信的人——这在常人看来奇怪的说法算是我的创造吧！大凡是有名的大人物都是大星宿下凡，若你能依托到大星宿的衣钵下，那么任何妖魔鬼怪都奈何不得你，你必然会遇难又呈祥。

老师的居室，第一任住的是汪精卫，那么不管汪精卫的为人如何，对他的评论如何，他总是个大人物，是个大星宿下凡。且在这幢房子的这一居室中又从未死过人，当然就不会受妖魔鬼怪的侵犯了，老师怎么肯搬家呢？

不过老师终究也还是死了，因为大星宿们也要死的，只是老师也未死在这间不死人的房间中——去世在救护车上。

后来大概老师觉得汪精卫星宿不够大，又刻了个中国的印，打了印蜕后暗暗藏在身上，乞求保佑长寿健康。

那就是老师去世后有人传说在老师的衣口袋中发现中国印蜕的事吧！不过这事只是传说，我未亲见，玉嫦姐也未为大家说起过。

老木匠

三十五、老师口中的张大千和吴湖帆

与老师闲聊，我保证半小时之内必然会聊到张大千。张大千给老师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而老师对张大千也实在是忠诚，犹如小弟对大哥。囹圄中老师的精神支柱不是沈钧如了（沈钧如已于一九六三年去世），而是张大千，他认为张大千就是他的保护神，只要张大千还活在世上，就有他陈巨来站起来的一天。

老师的房间中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照相，不是父母，不是妻儿，恰恰是张大千与四姨太的合影。这照片可能是十二吋，就挂在他的床头，也许老师每天睡下或起床时都要看看这位在解放前时刻都会守护他的大哥。

老师所谈的张大千，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活生生的画家，他有优点，有缺点，为人慷慨，乐于助人……。

在与老师“同窗”之时就听老师说起张大千了，说张大千明明是画家，偏说自己烧菜第一、绘画第二。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清蒸鲥鱼。老师介绍说：“他的清蒸鲥鱼需要二只大青蟹，把二只青蟹的盖办开来盖在鲥鱼身上一起清蒸。”老师说：“他有钱，不在乎二只青蟹，一般人家哪有这样吃法，没人想到，他却说是他发明的。”

“他与朋友们三天五天便要聚餐一次，请一个上海市有名的厨师，烧几只有名的菜……”

我听老师这么讲时心想：张大千是个谗唠胚。不过现在的名称好听了——这叫做美食家，也称家了。

张大千好女人，因为女学生生得好看，就会不知不觉地去亲上一口（见前文）。晚年到台湾定居后，绘得少了，外面的人求画更不容易了，便想出个办法，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陪他，向他发嗲讨画，通过这样的手法搞到大千的画。这一定是老师听来的，他几乎每月有香港过来的人来拜望他。

老师还说大千在台湾生活得很好，他与蒋经国、张学良、张群四人每月要会餐数次……。

老师说张大千好游山玩水，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别墅，巴西还有他的庄园。他游山玩水喜欢一个人瞎跑，跑得不认识回家了，便从身边摸出一个小本子，周围随便找人，给人看。原来这本子是他早就请人用各种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等写就的，内容是：我是中国人，画家张大千，现在走得不认识家了，请你帮助我回家。我的家住在……地方。谢谢！

人家见了这样一个老人也很愿意帮助，用车送他回家后，还要留一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之类的话。在老师的口中，这国外都是天国，上帝的家园。没有欺诈，没有绑票……。

张大千还乐于助人，那是解放前。不管有谁，求张大千帮助，他是有求必应的。身边有马上摸给你，身边没有便到家里去拿，家中没有他会绘你一张画，反正他的画能变钱。老师说自己受过他多次帮助。老师讲这些时使我想起了《四杰传》中唐伯虎绘画能当钱，李太白千金散尽还复来。　

老师不但赞美张大千在金钱上气量大，还十分赞美他画品上气量大。老师说：“人常言同行是冤家！可张大千就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十分佩服齐白石，说齐白石的画一面是极工细的蝴蝶、蜻蜓之类，一面是极粗旷的写意荷叶和荷花，二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从外界书报上只知张大千说朋友的画个个好。如：溥心庵、吴湖帆等。听老师讲张大千佩服齐白石时也觉新鲜。

老师还比较张大千与吴湖帆的画，老师说张大千绘的山水都是蜀中的山水，是真山真水；吴湖帆的山水都是从书上来的。张大千绘的人或鸟都是活的，可老师未讲吴湖帆绘的人、鸟是死是活。

老师是否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去四川。那么老师怎么会说张大千绘的都是四川的山水呢？是真山真水呢？我想他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或是凭自己的想象吧！

老师说张大千家中长期养着裱画师傅，这裱画师傅也许老师也认识，姓什么叫什么，裱得如何如何都熟悉。可我记不得了。

说起做假画，张大千与吴湖帆都做假画。老师说：“吴湖帆还自称是外科大夫，他能把一幅变成二幅；能把山下的亭子搬到山上。”吴湖帆做假画也养着裱画师傅。

一对画界的老朋友，又都是当代著名的大画家，又都做假画。可最后吴湖帆恨透了张大千，把大千看作仇人也是因为假画。

张大千做了一幅梁楷的《睡猿图》托人在市上出手。不料被吴湖帆认作真迹购去了，吴湖帆得到了梁楷的“真迹”非常高兴。他请大千等好朋友去欣赏，大千一看自己做的假画，一时不能说穿，就暗暗地对吴湖帆说：“我看这画靠不住，不如再出手卖掉它好！”

张大千本是好意，没想到吴湖帆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看错，再说吴湖帆在当时社会上也是排得上号的鉴定家。他不相信张大千说的此画靠不住，反而因气量狭小对大千作了不良推测。吴湖帆认为张大千看了这幅《睡猿图》也想得到它，嘱自己脱手那么他便可得手了。认为张大千想挖他的宝贝，可谓警惕性颇高。

没想到过了不久，这幅《睡猿图》是张大千做的假画传到了吴湖帆的耳朵里，吴湖帆确认后，从此就恨死了张大千。

老师讲这段往事时还添了一句：“吴湖帆自家不好，不听大千的话，还以为大千要挖他的宝贝呢！”

老师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吴湖帆这样大的家业，文革中死得惨啊！隔离室里一只勺、一只碗、一张地铺……”寄托了无限哀思。

老木匠

三十六、老师说起丰子恺

尽管丰子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吴湖帆，甚至高于张大千，可是老师谈丰子恺的事却不多。只是因为与老师一起被批斗，都是文革中的同命人才谈起的，在丰子恺的追悼大会期间，老师又一次义愤填膺地谈起了丰子恺与钱××的事。

老师在狱中就对我讲，他与丰子恺在画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曾一起被批斗。老师说：“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人楸着斗后好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耸耸肩，就自己走回去了。”

老师的佩服丰子恺，说出了丰子恺先生蔑视“四人帮”的傲骨。使我想起了在外面听说红卫兵批斗滑稽演员的事——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就从身边摸出高帽子戴上去。红卫兵说：“太低不够高。”他说不要紧，随即把它拿下来一拉，这帽子便高了许多。引得看客哄然大笑，破坏了所谓的秩序，使红卫兵们尴尬。

但我眼前又立即出现了一幅极需人们同情的画面——一个弱女子被红卫兵捉弄得喘不过气来，还半带凌辱地要她唱《小燕子》。

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他们莫名其妙地批斗，高帽子一米二十。判刑时横了一颗心，示众时挺起了胸膛昂起了头。以致楸我的警察说我是死硬派，花岗岩头脑……。

丰子恺先生是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的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没有看到文革的下场。

不！他看到了文革的下场，要不为什么会对红卫兵对他的批斗如此不屑一顾呢！

在“四人帮”打倒后，丰子恺先生的追悼会隆重召开。人们都又一次地怀念起丰子恺先生。老师也又一次谈起了丰子恺。

老师与丰子恺一个单位，一起批斗过。他的话大致是可信的。

老师说：“******了，外面抄家破‘四旧’的风声很紧。丰子恺感到少不了要轮到他，于是，某天晚上在自己家里整理起来，几十年来的文化生涯——绘画、写作……该整理的就整理一下，不要的东西，或可能惹事的东西，能不要就不要了……。”

那天，钱××也来帮老师丰子恺整理。老师说：“钱××是丰子恺多年的学生。那天整理到一张四十年前在广西桂林绘的漫画，那是一张讽刺漫骂国民党的作品，当时丰子恺欲把它处理掉。那时钱××说：‘老师这张画很好，你不要，我倒挺喜欢，送给我吧！’”

丰子恺见他要，也不考虑说：“你要你拿去好了！”

没想到第二天钱××即把那幅画交到画院说：“这是丰子恺昨天晚上画的。”算是与老师划清界线。

老师说：“你想四十年前画的变成昨天晚上绘的，针对国民党的就变成针对共产党了。那还了得？从此以后丰子恺便被批斗，而他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多年的学生怎么会咬他一口，诬蔑他的？就这样丰子恺每天喝一杯高粱，终于慢性自尽了。”

丰子恺在“四人帮”打倒后，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家属，守在殡仪馆门口不让钱××进去。若钱××来要打他出去。钱××终于没去！老师去世时，蔡乃康等对黄志毅采取的一套，就是从此学来的。

******一切都会倒悬的，师生关系会成敌我，搞成你死我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因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搞成冤家。但像这样无事生非、硬咬一口的恐怕也少见！

老木匠

三十七、老师与谢××

老师与谢××原本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俩人如何会成冤家的呢？

老师曾对我说：“为谢××刻印的那人原是我的学生，但那人刻得不好。我好心帮谢××介绍另一个刻得好的学生，谢××不要他刻，喜欢那个学生刻。其实那学生是个屁精，谢××是因为喜欢屁精才不肯换人的。”

老师说此话显得很随便，看来老师既然这样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别人这样说。老师的这种说法少不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谢××的耳朵里。

另外，老师把知恩图报看得比什么都重，本来这是美德，但我所知道的老师知恩图报到了有些不够理智的地步。怎么说呢！那就是对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态度。老师不知多少次对我说过——先是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后来是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

老师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面前说坏这二个人，甚至不能说这二人的画有什么不好。若有人在他面上说这二人坏话，或贬低这二人，那么老师一定会与他当面大吵起来或给他一个下不去。

老师房中唯一挂着的相片是张大千和他四姨太太的，而且挂在他的床头处之墙上。据我所知老师对大千的思念更甚于吴湖帆。

当老师在画院听到有人贬低张大千，甚至说去敦煌是他带大千去的时，老师便怎么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感情了。尽管老师身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今天能仗义说话的人只有老师了。老师像一头雄狮那样吼了起来——

“你与大千是四十多年的朋友，而我与大千是五十多年的朋友了！（恐怕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与大千的交往时日超过老师了。）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吗？不但不是你带大千去敦煌，而且是你哭着跪在大千面前磕头求拜要求大千带你去，大千纔带你去的。我亲眼看见你磕头的……”（我想老师的说法一定是矫枉过正了罢。真的要他磕头才带他去也不是张大千了。）听说那次在画院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老师与谢××的矛盾我想基本上是由这二点造成的。如果真如这样，那么他俩的矛盾就必然不会调和。一是谢××喜欢屁精，不管真假，谢××都受不了。二是老师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张大千，而且谢××是在造谣以抬高自己（还听说谢××说泼彩不是大千创造的而是他创造的。）老师同样受不了——这是由老师的性格和他与大千的关系决定的。

至于谢××反对老师入画家协会，我看尚是小事。老师与吴湖帆合作画松是实实在在的事，再说作为鉴定家入画协也应该。

然而，一个是篆刻大师，被人称为“在世国宝”的人；一个是国画家，在画界亦大名鼎鼎。成了冤家对头，毕竟影响不好。所以既是政府又是领导，又是老朋友的汪道函、裴先白、王一亭等出面规劝了。也许都明白老师说了谢××喜欢屁精。至少是老师打断谢××发言引起争吵。都要求老师先去叫应谢××。

老师呢，可能也感到了自己的这种说法太使谢××难堪了，所以也同意主动叫应谢××。于是在日后的画院活动中曾二次主动去与谢××握手，但谢××均不予理睬。

记得老师对我讲述第三次去与谢××握手是裴先白在场，嘱老师与谢××去握手，可谢××还是拒绝，裴先白这位老领导亲眼见了，也只能摇头了。自此以后便再也没人出面调定老师与谢××的矛盾了。

一日我到老师家去，老师一见我就对我说：“我这口气总算被我出了。我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理我，我叫看在汪道函、裴先白等人的面上……”

我坐定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由于日子多了，我也记不得是谁请老师绿杨村吃饭了）

也许那是老师的一位亲朋好友从香港来邀老师吃饭，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昔日的好朋友，今日已成了冤家对头。

他请老师吃饭，还请了谢××来作陪。谢××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请他吃饭。

酒宴开始前，二人四目相对都不作声，也许二人都在盘算着对方是怎么会来的，也许是双方都在作能量上的积蓄。分把钟后，老师开口了说，谢××白老师眼睛（后来我听说谢××那天戴着墨镜，即使白老师的眼睛老师也不会看得见，是老师故意找茬）。这话一出口，双方便争吵起来了。

谢××不知怎么，骂老师不是人。于是老师亦骂谢××不是人。由骂不是人到双方对问有什么不是人？谢××应该知道老师对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非常了解，可是一吵架昏了头，还问老师：“我有什么不是人？”老师说：“某某人是你的什么人？她是你的过房女儿怎么会与你生了两个孩子？某某、某某是谁生的？你纔不是人，是畜生……”

一吵架老师不管谢××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也不管自己该不该把“畜生”挂在口上，可说是斯文扫地了。

谢××翻不出老师不是人的地方，只能狠狠地说：“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一面用拐杖敲击着地板。

副市长都没能让他们俩握起手来，主人哪能劝得下来。不过谢××在听老师讲了“今天他在这里吃饭就没有我！要么他走，要么我走！”的话后，谢×ד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地离席而去。

老师又说：“我看在别人面上，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睬我，今天他饭没吃上，吃了一肚子的气，也是报应！”

接着又说：“压在我胸中多时的一口气，今日终于出了！”

我见老师痛快得很，心情太好了，人也好像年轻了许多。

自觉的梦游人

谢稚柳？

老木匠

谢稚柳？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2-10 19:20

应该是吧

老木匠

三十八、老师真的死了

记得那是新春中的日子，我们喜欢印石的人常常迫不及待地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去，因为石农们回家过年去了，他们最晚的要到元宵节后纔出来，但最早的有可能在初十前就来了，大家都想首先看到他们带来的石头，以便挑选到喜欢或难得的好印材。

那天没有青田的石农来，我就走到老张摊旁聊了起来。老张——张寿民，是上海人做印石生意，在花鸟市场第一个设长摊的人。

老张对我说：“听说你老师死了。”

“什么！”我虽吃了一惊，但立即就平静下来了：“我老师，人常常传他死了，他活得很好呢！我前天还去过哩！”

“你前天去过！你今天去过吗？”老张问我。

“今天，今天才早晨我哪能去过！”

“哎！你今天没去过，我告诉你他是昨天死的。”老张说，“你今天去了就知道了。”

下午，我到老师家中，啊！老师的床已拆了，灵台前点着香烛，放着照片。

玉嫦姐告诉我：“爹爹感冒发寒热，我叫他上医院去，他不肯去，他还说这一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陈巨来发三十九度寒热还能刻图章，而且刻得咯好呢！”

玉嫦姐说到此，我的眼前出现了老师说的一幕：那时敌伪时期的事了。陈璧君乘飞机特地从南京到上海老师家，要刻一方图章，恰逢老师发三十九度的寒热。陈璧君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后弄来了鸦片烟让老师吸，老师一吸鸦片顿觉得有了精神，起床刻图章，自觉还刻得特别好呢！

这就是老师多次将三十九度寒热不放在心上的原因。说：“这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我陈巨来……”

玉嫦姐又谈到了张颂华，说老师这一时期很气，身体也大不如前，所以抵抗力下降，以致稍一感冒便引起了肺炎，这毛病一半是给张颂华气出来的。

我只是听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我也到师叔陈左高那里坐了一会，他告诉我自从大千死后老师一直闷闷不乐，身体也变坏了。我好像是听到了真正的死因。

大殓前我写了一首挽诗“印坛巨擘陨春早，铁笔遗珠犹嫌少。回首仰望总不如，生徒恸哭胜父老。”

大殓前老师所在单位——上海中国画院说老师的丧事由单位全包，与玉嫦姐商量国外的讣告一律不要发。单位最怕讣告发往日本。若梅舒适等人来就很麻烦。因为他是国会议员，要由相应的中央委员接送。玉嫦姐和陈左高商量后都同意了。以致大殓时日本一个人也来不及来，只有唁电了。

大殓那天我们学生各有各的分工，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我在花篮中看到了吴跃光的花篮，这位敬重和帮助老师而从未与老师见过面的长辈引起了我很大的尊敬，是他在老师二次受难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了老师。

陆康从香港赶到上海，因为飞机误点而直奔火葬场，参加大殓，路上也够辛苦了。

那天还听说黄志毅被赶走了，最起劲的是蔡乃康。究竟真假没有看见。

大殓后照例在绿杨村吃了豆腐饭。

大殓后我们学生每人刻二方印以示不忘老师教诲之恩德。我刻的一方是“铁笔扫千军”，是刘海粟挽联中用语；一方是“元朱君独步”，是钱君匋挽联中用语。

在老师家中还来了个人说要对学生训话，我从未见过此人，也未听清介绍，不过有人认识。我心中想不明白他是谁，来训人！老师活着时，一次也未见过他，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现在老三老四训起人来。若要训话为什么陈左高不来训呢？他是老师的弟弟。然而再一想这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老师也死了，由他去吧！

以后每逢年初四——老师的忌日，我总买盆花到老师灵台前凭吊。四周年时，玉嫦姐告诉我灵台不设了，因常人都以三年为限，嘱我以后要多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