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所认识的青年希特勒

老木匠

作者：奥古斯特·库比席克

译者：郑国雄（天涯论坛/煮酒论史网名：一声浩叹）
   
译者前言

    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大概还比较陌生，的确，这位谦虚，温和，酷爱音乐的奥地利人从没制造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名字，却随着另一个人物的发迹，而变得广为人知。
　　
　　 1904年到1908年期间，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唯一朋友。从林茨到维也纳，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而库比席克也见证了希特勒的成长，这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初恋；辍学；他的梦想；改造“家乡”的计划；他的母亲去世；维也纳历险以及他思想的发展；政治观点的形成等等。库比席克用生动的语言为我们记述了一个立体的青年希特勒。
　　
　　 似乎命运为库比席克做出了两个经典的安排。一次邂逅和一次重逢……

老木匠

　　作者序
　　
　　 我的决定和理由
　　
　　 将我对青年阿道夫•希特勒的回忆记录成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因为我承担了可能被误解的巨大风险。我五十七岁时，在美军拘留营遭受了16个月的牢狱之灾，从而我的健康也被摧残殆尽，所以我必须有效的利用我的剩余时间。
　　
　　 1904年到1908年期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的朋友，起初在林茨，而后是维也纳，我们曾分享过同一个房间。希特勒的性格初步形成的这段时期鲜为人知，而人们已知的，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却又虚假不实。在《我的奋斗》中，他将这个阶段几笔带过，目的是为了粉饰过去。因此我的发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化阿道夫•希特勒的形象，不管人们站在何种立场去解读。
　　
　　 本书中既未掺杂任何不真实的事件，也没出于政治原因，省略掉一些东西，为此我一度煞费苦心。我想要说：这些都是实事的原貌。例如用希特勒后期的思想来武断定义此人，其实是不正确的。我在记述时，总是小心翼翼的避开这个误区，仅仅把他看作是从1908年以后，或者战争爆发后，就一直杳无音讯的挚友。
　　
　　 要想精确的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的确很困难。但我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它的不同寻常。我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些细节，比其他事情更能令我印象深刻。此外，我还要感谢阿道夫•希特勒，因为他让我父亲相信，我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我属于维也纳音乐学院，而非家具装潢作坊。阿道夫•希特勒化解了来自我家庭的阻力，为我的人生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也给我们的友谊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另外，感谢上帝赐给我优秀的记忆和听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借助了我朋友曾经寄给我的信件，明信片，画作，以及我很久以前的一些简短笔记。
　　
　　 奥古斯特•库比席克
　　
　　 埃费丁，1953年8月

老木匠

　　第一章 初会
　　
　　 我于1888年8月3日出生在林茨。
　　
　　 我父亲在结婚之前曾在林茨的一个家具制造厂当过家具商助理。他过去常到一家小餐厅去吃午饭，那儿正是他邂逅我母亲的地方，因为我母亲是那家餐厅的服务员。很快他们坠入爱河，并于1887年7月结为夫妻。
　　
　　 起初这对年轻的夫妇居住在我外公外婆家。我父亲的收入微薄，但工作却很辛苦，我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又不得不放弃了工作，所以说我就出生在这么一个窘迫的生活环境中。一年后，我的妹妹玛利亚出生，但她还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第二年，黛蕾丝出生；她在四岁时也离开了人世。我的第三个妹妹，卡洛琳，患上了绝症，勉强支撑了几年，八岁时同样离我们而去。我母亲的悲伤无穷无尽，她的生命中处处都承受着害怕再失去我的恐惧；因为眼下我是她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我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投放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库比席克家和希特勒家的这两位主妇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两位母亲都遭受过同样的苦难。希特勒的母亲也曾失去过三个孩子，古斯塔夫，艾达和奥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道夫一直是她的独子。在希特勒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埃德蒙出生，但六年后不幸夭折。其他的幸存者就只剩下他的妹妹——1896年出生的保拉。尽管阿道夫和我平时都很少提及这些死去的兄弟姊妹，但我们总能感觉到作为家族血脉之延续者的一份特殊责任。
　　
　　 阿道夫偶尔称呼我为“古斯塔夫”而非奥古斯特——给我写信的时候他甚至还把这个名字搬到了信封上。然而他并没发现，他给我起的这个别名其实跟他第一个已故兄长的名字是一样的。可能他是将“古斯塔夫”和我的小名“库斯特尔”搞混淆了，亦或他只是想给某人，比如说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来取悦他的母亲，毕竟他们家一直都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开始自立门户，他在克莱姆大街9号开办了自己的家具生意；丑陋而老旧的贝恒艾特公寓便成了我童年和青年时的家，至今它都还一成不变的矗立在那里。昏暗狭窄的克莱姆大街与它的延伸部分——铺着草坪和种植着树木的宽阔而大气的人行道——相比，显得相当的寒酸。
　　
　　 我们不良的居住环境肯定也是导致我妹妹们幼年早亡的一个因素。然而在贝恒艾特公寓，情况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公寓的底楼是家具作坊，二楼才是我们的住处，包含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但现如今，我父亲一直就没摆脱过来自金钱方面的困扰，店里的生意十分惨淡，他已经不止一次的考虑过要关门歇业，然后又回到以前的老板那里去谋一份工作，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够在最后关头克服所有的困难。
　　
　　 那时候我也刚开始上学；这段经历很不愉快。我母亲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潸然落泪，她的悲伤成了我努力发奋的唯一动力。然而在我父亲看来，除了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手他的生意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算问题——是什么能让他这么奴隶般的没日没夜的工作——还不是我母亲想要我上学的愿望，无论我成绩有多差她都希望我能继续学习；首先我必须在语法学校学习四年，然后可能要被送到师范学院去念书。但我对此并不同意，可喜的是，我父亲早就有了别的打算，在我十岁的时候，他把我送进了公立学校。这样一来，我父亲便想当然的以为，我的未来规划已被最终确定。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还有另外一样事物在支配着我的生命，让我心甘情愿为它出卖自己的灵魂，那就是音乐。九岁那年，我收到一支作为圣诞礼物的小提琴，那时候，这份爱好便被赋予了充分的表达。我清晰的记得那个圣诞节的每一个细节，当我现在垂垂老矣，追忆往昔之时，我才发现，我有意识的人生好像就是从这件事物开始的。我们邻居的大儿子是个年轻的小学实习老师，他给我上小提琴课，我学得是既快又好。
　　
　　 当我的第一个小提琴老师在乡下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已进入了林茨音乐学校的初级班，但我很不喜欢那里的氛围，也许是我比其他小学生都更优秀的原因吧。假期过后我又去上了一些私人课程，这回是跟着一个匈牙利军乐团的军士长学习，他很快就让我明白，其实我啥都不懂，而后他才开始教我用军乐方式演奏小提琴的一些基础原理。那家伙，真是老科佩斯基实打实的军营广场操练。有时候，我真的是受够了他那套讨厌的军士长规矩，而他每次都会用这种保证来安慰我：只要有更大进步，我就一定有机会被军队收编为音乐学徒——在他眼里，为军队服务是一个音乐人荣誉的顶峰。后来我放弃了在科佩斯基那里的学习，并升到了音乐学校的中级班，那时培养我人的是海因里希• 德绍尔教授，一位兼具天赋与实力并有着细腻感情的老师。同时，我还学习了小号，长号和乐理，并成为了学生管弦乐队里的一员。
　　
　　 我已经在天真的考虑着要让音乐成为我终生的事业，直到冷酷无情的现实让我的想法落空，我才不得不以一名学徒工匠的身份去帮我父亲打点生意。那时我刚刚离开公立学校不久。以前，每当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我就得去充个数，搭把手，因此对这活儿还算比较熟悉。
　　
　　 这是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拆开旧家具的填充物，换上新的又重新装回去。可怜的学徒们在令人窒息的漫天灰尘中开展工作，那些被带到店里的旧床垫是多么的破烂啊！不管是那些已被杀死的病菌，还是那些残存下来的病菌，都在这些旧床铺上留下了痕迹。怪不得家具装潢商都活不长。但我很快便在我的工作中发现了更多的愉快面：个人品味和对艺术的感觉在此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份工作与室内装修也并非毫无相同之处，一方面它能够让我去参观到一些富有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长我的见识。到了冬天，就基本上无事可做了。那么这个空闲时间，我自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当中。当我成功的通过了我的熟练工测试之后，我父亲就想去承包其他店子的生意来做，我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但就我内心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怎样提高我的技术水平，而是如何搞好我的音乐学习。这么一来，我只好选择呆在我父亲的工作间里，因为比起在其他老板那里工作，我有更多的自由来支配我的空闲时间。
　　
　　“通常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小提琴总是泛滥，但中提琴永远难求。”
　　
　　 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激德绍尔教授为我提供的这句座右铭，并辅导我转型成了一名中提琴手。当年，林茨音乐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度；奥古斯特•古勒里希是音乐社的负责人，作为李斯特的信徒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合作人，古勒里希是林茨音乐界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也使之招致了许多诽谤，有的人甚至把音乐社说成是“土包子的集会”。每年音乐社都要举办三场交响音乐会和一场特殊音乐会，通常是唱诗班还有管弦乐队配合着表演。我母亲也热爱音乐，尽管她有着卑微的出身。她几乎从不错过任何一场类似的演出。当我还是小孩儿时我就被我母亲牵着去看音乐会了。那时是我母亲在为我现场讲解。而当我开始精通几样乐器的时候，我对这些音乐会的鉴赏力和理解力也自然就提高了。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一名管弦乐队里的演奏者，演奏中提琴或者小号都行。
　　
　　 但是目前，对于改造布满灰尘的旧床垫和糊墙这种活计来说，这仍然是个问题，那些年，我父亲遭受了许多家具装潢商通常都会染上的职业病。一次慢性肺炎发作让他在床上躺了将近六个月，我不得不一个人到作坊去工作。如此一来，便有两件事情并列出现在我年轻的生命中：一样是工作，它唤醒了我的力量甚至是我的肺；一样是音乐，这是我的挚爱。我从不曾想过这两者会有任何联系。然而它们的确有。我父亲的一个顾客是省政府里的官员，他负责管理歌剧院。一天他找上门来，想要我们帮他修理一套洛可可式家具的坐垫。这活儿完成以后，我父亲吩咐我把坐垫送到歌剧院。舞台监督指引我来到舞台，叫我把垫子重新安回家具的框架上。当时，台上有一场排练正在进行，我不清楚他们演的是哪一出，但想必这是一部歌剧。我仍然记得，当我置身舞台之上，站在这些歌唱者的中间，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魅力。犹如脱胎换骨般，我平生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自己。
　　
　　 剧院！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表演者神采焕发的站在台上，衣着华丽而整齐。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他们演唱得如此的辉煌，以至于我都无法想象，这些人也竟能像普通人那样讲话。管弦乐队对他们强有力的声音作着回应，我伫立在这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场所，此时此刻，音乐迄今对我意味的一切似乎已不再重要，只有将舞台联系起来，才能使音乐达到一个更高，更庄重的境界，达到想象的极致。但是身处此地的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家具装潢商，却正忙活着给一套洛可可家具装垫子，多么可悲的工作！多么不幸的存在！戏剧，那只是我曾经搜寻过的字眼。演出和现实开始在我的意识里变得混乱。那个一头乱发，套着围裙，卷着衬衫袖子，显得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正站在舞台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笨拙的倒腾着他的家具垫子，好像在为他的存在做着辩护------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穷苦的家具装潢商？一个可怜的，被人鄙视的傻子？一个为了生计四处奔走，被当成活梯一样摆来搁去的下人？如果那个小家具商拿起他的工具走向舞台前排的脚灯，那他绝对会显得从容不迫，他会跟从着乐队指挥的手势唱出属于自己的乐章，而这只是为了要向坐在剧院正厅前排的观众们证明，他敢于拒绝那个谨小慎微的世界，事实上，他并不真正是那个苍白消瘦，来自克莱姆大街一个家具作坊的店小二，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他也能拥有自己的位置！
　　
　　 从那时以后，我就保持着对剧院如痴如醉的着迷。在顾客家里刷墙的时候，我胡乱的往墙上抹着糨糊，心不在焉的贴着充当涂底层的报纸，然后又漫不经心的铺着墙纸；而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美梦，我梦想着剧院里咆哮般的喝彩，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乐团指挥，神气十足的站在管弦乐队的面前。然而这些美梦不仅没有对我的工作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促进效果，反而有时还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比如，一部分墙纸会因为我的粗糙做工而不幸错位。但有一次，当我回到店里的时候，我害病的父亲立马便让我认识到了我身上肩负的重担。
　　
　　 因此，我就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家里面无人知晓我的思想状态，与其要我将自己心中的豪情壮志透露只言片语，不如让我咬舌自尽。即便是对我母亲，我也隐藏了自身的愿望和打算，但或许她还是能够猜到，是什么在占据着我的思想。然而我又怎能跟她增添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呢？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吐露自己的心事。我感到深深的孤独，像一个被抛弃的人，仿佛也正是这种年轻人特有的孤独，让我的生命第一次显露出他的美丽与危机。
　　
　　 剧院给了我新的勇气。我几乎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歌剧演出。无论干完工作后多么劳累，我都会毅然决然的向剧院奔去。当然，用我父亲发给我的那点工资，也就只买得起一张剧院的站票。因此我常常习惯性的来到剧院里一个所谓散步走廊的地方，那里有着最开阔的视野，此外我还发现，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里的音响效果更好。就在“散步走廊”的正上方是贵宾席，它由两根木头柱子支撑着。这些柱子对“散步走廊”的那些常客来说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是唯一一处能够让人倚靠着并且毫无阻碍的看到舞台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斜靠着墙，这两根柱子就总会在你视线里出现。我很高兴能够背靠着这些光滑的柱子休息，尤其是当我结束了一整天在活梯顶上的艰辛工作之时！当然，要想占到这个位置，那就必须赶早！
　　
　　 一些琐碎的事情总是经常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象。我仍然能回想起自己那时冲进剧院，不确定是选左边的柱子，还是右边的柱子。然而，两根柱子中的一根，通常是右手方那根，早已属于了一个比我还更热心的人。
　　
　　 我一半是恼怒，一半是惊喜，朝着我的竞争对手瞟了几眼。他是个面色苍白，身型羸瘦的年轻人，与我年龄相仿，他闪耀的眼睛正贯注于演出。我推测他来自一个较好阶层的家庭，因为他总是显得穿着讲究并且不苟言笑。
　　
　　 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却仍然没有半个字的交流。过了没多久，我们便开始在演出的幕间休息时相互交流，很明显，我们两个都不赞同这部歌剧其中一个部分的角色分派。我们共同探讨并为我们一致的批评而深感欣喜。我对他能够快速准确的把握住人物的性格而深感惊讶，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我的老师。而另一方面，当谈及纯粹的音乐之时，我又感到了自身的优越性。我已记不得这次初碰面的确切日期了；但我确信那应该是在1904年的万圣节前后。
　　
　　 这种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他从没向我透露过他的任何情况，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论我自己，但是，不管剧院上演何种戏，我们都更加强烈的驱使着自己去观看，我感到我们两个都对戏剧有着同样的热忱。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陪同他回家，前往洪堡大街31号。临别之际，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老木匠

　　第二章 一段友谊的成长
　　　
　　至此以后，每逢演出，我们便不约而同的来到剧院门口见面，并且在大多数夜晚，我们都会沿着兰德大街散步。
　　
　　 林茨，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并吸引着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各地人民，然而在此之前，它只是个乡村城镇。在林茨的郊外，仍然保存着那些坚如堡垒的农舍，经济型公寓住宅在使用至今的牧场周围迅速增长。人们坐在小酒馆里喝着当地的葡萄酒；无论置身何处，你都能听见各地的方言。镇上的交通运输仍然依靠马车，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林茨所遗留下来的“乡村气息”。镇上的人虽说大多是农民出身，而且同一些乡下人还沾亲带故，可他们却刻意要跟乡下人划清界限。当地大多数有权势的家族几乎都彼此相识，商界人士，政府公务员还有部队官兵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要阶层。每天晚上，在城里的主要街道上散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主街道与火车站相连，直通横跨多瑙河的大桥，它被意味深长的称作“兰德大街”。由于林茨没有大学，所以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十分热衷于效仿大学生的行为举止。兰德大街的社会生活，几乎可以跟维也纳戒指路的人文风貌相媲美；至少林茨人是这么想的。
　　
　　 耐心，仿佛不包含在阿道夫自身那些杰出的品质当中，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迟约，他就会立马寻到我店里来找我，不管我是在翻修着一台黑色马毛沙发还是在捣鼓着一台老式的翼状靠背椅。我的工作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种令人生厌且对我们的私人关系构成阻碍的事物，除此之外便无任何意义。一旦失去耐心，他便会快速的旋转起他那根随身携带的黑色小手杖。我对他平日里那种极其休闲的生活状态感到相当惊讶，于是我就无意识的问起他是否在从事什么工作。
　　
　　 “当然没有。”他粗鲁的回答道。
　　
　　 针对这个我认为十分异常的回答，他做出了相当详尽的说明。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去找工作的必要，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被他统称为“糊口的营生”。
　　这种观点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它驳斥了目前支配着我人生的每一个原则和信条。起初我认为，他这些言论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自吹自擂，因而阿道夫的强势姿态，以及他那种严肃而自大的讲话方式，并没能将我唬住。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的观点还是感到有些震惊，至少我暂且忍住了没往下问，因为他看上去好像对不适合他的问题相当敏感；这点我已经明显的察觉出来了。所以还是跟他谈谈《罗恩格林》——那是一出令我们无比醉心的歌剧——显得更恰当一些；总比拉扯我们的私事强。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纨绔子弟，刚刚继承了一笔财产，能够负担得起生活，用不着依靠那种“糊口的营生”——在他嘴里，这几个字眼充满了轻蔑之意。我从没把他想象成是那种羞于找工作的人，甚至丝毫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肤浅而无所事事的懒汉。每当我们路过园丁咖啡厅的时候，阿道夫总会变得情绪失控，因为他见不惯玻璃橱窗里面，那些倚靠在大理石面桌子旁，用毫无意义的闲侃打发着时间的年轻人。而这群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阿道夫对这种与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多么的愤怒。但说不定坐在“橱窗里”的其中一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好工作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
　　
　　 或许这个阿道夫是一名学生？这曾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手中那根顶着精美象牙箍的黑色檀木手杖分明就是一个学生的特征。但仔细一琢磨我又感到有点奇怪，他选中的朋友竟然只是一个时刻担心别人会闻到他身上的糨糊气味的家居装潢匠。如果阿道夫真是一名学生，那么他肯定在某个地方读书。于是我又突然把话题引向了学校。
　　
　　 “学校？”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火爆脾气。他不愿听到任何与学校有关的事情。学校再也不属于他关心的范畴，他说。他痛恨学校的教师，以至于他都没再跟他们打过招呼。而且他还特别讨厌那些被学校变成懒汉的同学。不行，关于学校的话题看来是个禁区。然而我还是将我在学校的失败经历告诉了他。“为何没有取得成功？”他好奇的问道。尽管他对学校的教育充满了蔑视，但他似乎对我在学校的差劲表现感到相当遗憾。他这种矛盾的思想让我困惑不解。但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多少能够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他一定刚离开学校不久，可能是所语法学校，也可能是所实科中学，并且想必他的求学生涯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否则他绝对不可能对学校产生这种完全排斥的情绪。除了他的自我矛盾以外，他在我面前还总是显得反复无常和令人捉摸不透。有时候他在我看来甚至几近凶险。一天，在我们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从他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册子------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为我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诗歌。
　　
　　 诗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确切的讲，我是无法将这首诗与阿道夫日后给我朗读的其他诗作区别开来。但在我清晰的记忆中，我的朋友喜欢创作诗歌，而且老是随身携带他的诗作，就如同我经常揣着我的工具一样。后来，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些未完成的画作和设计——这些迷乱而令人费解的设计完全超出了我的欣赏水平。当他告诉我说，他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放在他房间里，并且已决定将他的毕生奉献于艺术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了我朋友的真正为人。他属于那种特殊类型的人，那种我曾经在天真烂漫的时候，梦想过要做的人：一名艺术家。他鄙视那种纯粹的“糊口营生”，立志献身于诗歌创作，绘画和歌剧欣赏。我对他钦佩之极。我为亲眼见证的这份伟大志向而感到激动不已。那时候我对艺术家的看法依旧很懵懂------大概就跟希特勒的思想差不多。但正因如此，艺术家这一身份对我们而言才显得更加的迷人。
　　
　　 阿道夫很少谈及他的家庭。他经常对我说，不跟大人们牵来扯去是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些思想奇怪的人，只会迫使别人偏离自己的计划。比如他的监护人，一个叫做迈尔霍费尔的莱翁丁农民，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让阿道夫去学一门正经手艺。当然，他姐夫也持这种观点。
　　
　　 我只能这么做个概括：阿道夫和他家里的关系肯定颇为异常。显然，在这些大人当中，他只接受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但当时他只有16岁，比我还小九个月。
　　
　　 然而他的许多想法都与资产阶级的观念格格不入，我其实对此毫不在意——相反，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他的不同寻常，在我眼中才显得更具魅力。他决意献身艺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个年轻人能做的最好决定。我也曾偷偷的遐想过，要把那灰尘满天，噪声不断的家具作坊变成纯粹而高尚的艺术场所，然后将我的一生，交付给音乐。
　　
　　 对年轻人来说，初次邂逅一段友谊的地方，绝不可能没有意义。我和阿道夫的友谊就诞生在剧院，诞生在辉煌的场景和壮美的音乐当中，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象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本身就构建在这种令人愉快的气氛之上。
　　
　　 此外，我和阿道夫的境遇也无太大差别。学校的教育早已无法满足我的需求。尽管我把爱和忠诚都献给了我的父母，可是大人们对我来说也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在被诸多问题困扰的情况下，我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倾诉。
　　
　　 尽管如此，但我们这段友谊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是一个安静，有点心不在焉的年轻人，非常善解人意，适应能力强；所以说我总是愿意屈服，可以说我有着一种“音乐人格”。而阿道夫，感情极其强烈并且容易冲动。一些十分琐碎的事情，比如几句轻率的言语，都能导致他大发雷霆，使得事件的本身和他那种莫名的恼怒显得极不相称。但也可能是我在这方面对阿道夫有所误解吧。或许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针对同一件事情，我可能会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而他却会看的很重，甚至是相当较真。是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典型性格；任何事物都能激起他的兴趣——就没见过他不感兴趣的事儿——但也能使其烦恼。
　　
　　 尽管有这么多源自我们迥异性格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危机。我们也没有像其他很多年轻人那样，时间一久，关系就变得冷淡，甚至不相往来。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十分小心的回避着冲突。说来也奇怪，像他这么一个固执己见的人，竟然也能偶尔体贴的想到，他的某些言语可能会伤害我的自尊。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之间磨合的越来越融洽。
　　
　　 很快，我便意识到了我们的友谊为何能够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我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但我对自己扮演的这种被动角色并没有感到任何不满，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的朋友是多么的需要我。
　　
　　 他，也是个孤独之人。阿道夫的父亲已去世两年。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他母亲对于他思索的那些个问题确实也爱莫能助。我仍记得他曾经是如何就那些我完全不感兴趣的问题跟我侃侃而谈的，比如什么多瑙河大桥上的义务征税，或者是哪条街上举办的慈善基金募捐。
　　
　　 其实他要的只是一吐为快和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当他对着我一个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会比划出一些夸张的手势，经常弄得我一惊一乍的。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听众而感到苦恼。但像我朋友这种年轻人，他对自己看到和体会到的周遭事物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必须要为自己蓄积在心中那份汹涌澎湃的情感找到一个宣泄口。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长篇大论的评说，他自身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便得到了释放。
　　
　　 通常，他发表这些演说的地方都选在户外，比如弗莱堡的大树下，或是多瑙河畔的丛林中；其势如火山爆发。仿佛当真有什么东西正在努力挣脱他的身体。像这般如痴如醉的模样，我迄今为止，只在剧院看到过——是一名演员对强烈情绪的表现和诠释。最初，当我见识到这种情感爆发的时候，我被震撼得瞠目结舌，甚至都忘了鼓掌。但我很快意识到，阿道夫并不是在演戏啊。的确，他没有演戏，也没有夸张，他的演讲中所流露出的都是真情实感，因为他的表情总是绝对的严肃。他是怎样做到流利的进行自我表达的？怎样做到生动的传递自己的内心感情的？而当他的情绪完全失控的时候，又是怎样做到出口成章的？这些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惊叹不已。首先打动我的并不是他演讲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对我而言，这是种值得称赞的新鲜感受。我从未想象过，一个人仅用语言就能制造出这样的一种效果。然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赞同。我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赞同他的观点对我而言有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仔细的思考过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友谊假设成那种局限的单边关系，那就错了。这未免也把阿道夫想得太低级，也把我看得太微不足道了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能够达成互补。在阿道夫身上，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一种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表明立场；他的情感爆发只是他对所有事物都热切关注的一个表现。而我，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显现出一种沉思的天性，每次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发表意见和评论的时候，我总是放弃辩驳，并且无条件的接受他的观点。除非我们谈的是音乐。
　　
　　 当然，我必须承认，阿道夫对我的索取是没有底限的，他几乎霸占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由于他自己没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不得不随时待命。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对我有所要求，但也时刻准备着为我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的友谊没给我留下任何时间去结识新朋友；然而我也并不需要其他朋友，因为在我看来，阿道夫顶得上十几个普通朋友。只有一件事情才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系走向决裂——假如我们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我可不是开玩笑。那时候我也不过十七岁，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在情感方面，命运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这个独一无二的方案——我在后面“斯蒂芬妮”这一章当中做了详细阐述——不仅没让我们反目，反而还深化了我们的友谊。
　　
　　 我知道他也一样，除了我以外便没有其他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回忆起一个非常琐碎的细节。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德大街散步。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从拐角处走来，他看上去体态微胖却又显得相当时髦。他认出了阿道夫是他以前的同学，于是便停下脚步，满脸堆笑的招呼到：“你好啊，希特勒！”他亲密的拉住阿道夫的手臂，询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当时以为阿道夫会给予他相应的友好回应，毕竟他向来都很重视得体而有礼教的行为举止。但我朋友却气得脸都胀红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种表情的变化肯定是个凶兆。“你在搞什么，冒失鬼。”他反应激烈的朝他同学甩出一句，同时迅速的把他推开。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臂，继续走我们的路，根本没把那个年轻人放在眼里，直到今天，我仿佛都还能看见他同学那张困惑而尴尬的红脸。“都是未来的公务员。”他怒不可遏的说道，“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以前跟我是同学。”过了好一阵子他的情绪才得以平静。
　　
　　 另一段经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尊敬的小提琴老师海因里希•德绍尔去世了。阿道夫陪我一同参加了葬礼，但令我惊讶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德绍尔教授。当我对他的行为表现出诧异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无法忍受你和其他年轻人在一起厮混以及同他们交谈。”
　　
　　 这还不算完，即便是跟一个普通关系的人呆在一起，都会让他感到不高兴。但最让他压不住火的事情是听到有人建议他去当公务员。无论何时，只要一听到“公务员”这几个字眼，即便和他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都会感到无比的愤怒。我发现，他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在针对他去世已久的父亲，那个曾经很想让他成为一个公务员的人。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遗腹防御情节”。
　　
　　 我必须跟阿道夫一样，把公务员看得非常轻贱。像这类观点，或者说立场上的统一，是我们友谊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了解到他对行政工作所抱有的强烈排斥情绪之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更乐意把友情交给一个普通的家具装潢匠，而不是那些被溺爱的宠儿——他们从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得到庇护的保证，能够准确的预知未来的人生道路。而希特勒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还有一个事实似乎注定要让我成为阿道夫眼中的理想伙伴：我们彼此都认为，艺术是人间最美好的事物。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用这么夸张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但在实践中，我们都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因为音乐早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作坊工作只是为了谋生。对我朋友而言，艺术更是显得至关重要。他处事的极端方法，可怕的严肃情绪，还有永不停歇的活跃思维，都需要得到一种平衡。而只有艺术能够帮他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满足他对一个朋友的所有要求：首先，我跟他以前的同学没有共同点；其次，我与政府机关也没有任何牵连；我完全为艺术而活。另外，我还很懂音乐。我们精神上的相似点和我们性格上的不同点，都使得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到底人们是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紧不慢的找寻人生出路，根据过渡时期的需要，随意的选择一个伙伴？还是应该相信友情的缘分，听候命运做出的安排？我把这个结论留给大家自己去评判。我所能告诉大家的是，从我们初次在剧院相识，到后来他在维也纳陷入窘境，我都一直是那个与阿道夫•希特勒相伴相随的朋友。

施国英

进来报到过了，请木匠师傅继续贴~~

自觉的梦游人

眼看着希特勒也要拿蓝钻石，俺这一定“鲎得”住，坚决挺住，不给蓝钻石！

施国英

6# 自觉的梦游人
钻石的不要，标题颜色的需要~~

自觉的梦游人

遵命。

老木匠

　　第三章 青年希特勒的画像
　　
　  我手里面并没有阿道夫当年的照片——也许在我们交往的这段时期里，他根本就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奇怪。因为在本世纪之初（二十世纪），我们那里还没有便携式照相机，即便是有，我们也不可能买得起。那时候，人们想要照相，就只有去照相馆。但其消费同样也很昂贵，放纵行事之前，须得考虑再三。在我的印象中，我朋友从未表达过想要去照相的意愿。他从不爱慕虚荣，即便在斯蒂芬妮走进了他的生活以后，他都依然如故。我料想阿道夫·希特勒在成名之前最多只照过五张像。
　　
　　 已知的关于他最早的照片是一张婴儿照，拍摄于1889年，那时候的阿道夫才刚出生几个月。照片上显示了他的特征部分——鼻子，脸蛋，嘴巴，明亮而锐利双眼，以及刘海。这个男孩看上去简直像极了他的母亲。我初次见到希特勒夫人的时候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妹妹保拉却长得更像他们的父亲。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的父亲，这些都是从希特勒夫人那里了解到的。
　　
　　 希特勒学生时代的照片都是班级集体照——没有肖像照；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上面都出现了同一副格格不入的面孔，仿佛一切都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我看来，这些照片反映出阿道夫人格当中的本质特征，即“保持不变”。还有一张他十六岁时的侧面肖像素描，那时候他在斯泰尔念书；艺术家斯托姆莱赫勒为这幅画起名叫“生命的真谛”。显然他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将其视作一幅上好的肖像画。
　　
　　 阿道夫大约中等个头，身形修长，那时候身高已经超过了他母亲。他的体格远远算不上结实，相对他的身高而言显得格外消瘦，一点都不强壮。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更为糟糕，这也是他的首要遗憾。林茨的冬天潮湿又多雾，因而在此期间，他必须得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不然他就会害病或者经常性的咳嗽。总之，他的肺很虚弱。
　　
　　 他的鼻子挺拔而匀称，但绝不显得打眼。他的额头宽阔而略向后倾。令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那时候他就已经养成了把头发朝着眉毛梳的习惯。然而，这种传统的面部特征描述在我看来却显得异常滑稽，因为在阿道夫的面貌中，眼睛是如此的出众，以致让人们都注意不到他的其他五官。我一生中从没见过哪个人的长相里——怎么说呢——眼睛具有如此鲜明的特色。阿道夫的眼睛随他母亲，明亮而清澈，但他的眼神同他母亲相比，则更显犀利。尤其是在阿道夫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还能诠释出不同的感情。在我看来，他洪亮的声音远不及他传神的眼睛。实际上，他拥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即便他的嘴唇不动，别人也明白他想要讲什么。阿道夫头一回到我们家来做客的时候，我把他介绍了我的母亲；那天晚上，我母亲对我说：“你朋友那双眼睛真不得了啊！”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母亲道出这句话的时候，她语气中的恐惧明显多过赞赏。如果有人问我，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一个年轻人的独特品质。那么我只能回答：“从眼睛里。”
　　
　　 当然，他的口才也是不同凡响。但由于当时的我涉世未深，因而并没想到他这个优点会在将来产生怎样的特殊意义。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深信不疑，那就是希特勒终将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一开始我觉得他适合当个诗人，后来我又认为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直到最后，在维也纳居住期间，我才确信，他真正的天赋是在建筑领域。但对于这类艺术抱负而言，卓越的口才不仅会失去用武之地，而且还将变成一种阻碍。尽管如此，我却总是喜欢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语言非常的精炼。他不喜欢地方语言，尤其是维也纳方言；那种软绵绵的口音令他感到极其厌恶。当然，严格的说，希特勒讲的并不是奥地利德语。他的发音，尤其是他讲话的韵律，明显带有巴伐利亚风格。我想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他三到六岁，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真正形成的年龄段，他们全家都居住在帕绍——他父亲是帕绍的一名海关官员；所以他的口音自然也就受到了当地语言环境的影响。
　　
　　 毋庸置疑，我的朋友阿道夫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了演讲的天赋。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很健谈，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每当他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怀疑，这样的演讲练习究竟意义何在？但与此同时我又会考虑到另一方面，难道我没有把他所说的一切奉为真理吗？有时候，阿道夫甚至会把我或者其他人当做实验品，来测试他的演讲威力。有件事情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在阿道夫快满十八岁那年，他成功地说服了我父亲，让我去维也纳音乐学院深造；把我从家具作坊中解救了出来。鉴于我父亲那种顽固不化的本质，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了。从那时起，我对他这项天赋便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从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只要具备希特勒的超凡口才，就没有任何达成不了的事情。



　　幼年希特勒

　　

　　希特勒班级照，上图最后排居中者，下图最后排右数第一个

　　

　　希特勒青年时期的一张素描

　　译者注：上面四张相是上文中提到的相片，也是原书中的附图。
　　
　　 我个人认为，中间的两张特别有意思，第一张很明显，小学生嘛，身高差不多，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站位展现出了他的自信，因为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不错，每年吃着老本儿就能顺利过关，根本不用刻苦。所以当年牛！
　　
　　 到了初中（也就是第二章集体照），情况就不一样了，青春期开始发育，但明显他是迟缓了，高个子如云，加之当时他的成绩大不如前，因而信心骤减，选了个不太显眼，却又不失风度的位置。当然，猜想他旁边那位肯定是片专找的绿叶。还有一点，初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不合群了，几乎没有交朋友。

　　 他有这样的习惯：故意用缓慢而有节奏的手势来渲染自己的说辞。每当他谈起自己喜爱的事物时——比如多瑙河上的大桥，博物馆的重建工作，或者甚至是他为林茨设计的地铁站——我就偶尔会把他的话题打断，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实现这些计划；毕竟我们只不过是两个穷鬼。这时，他会向我投来怪异而不怀好意的一瞥，就好像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的问题。对此我从没得到过答复，他最多也就抬手一挥，示意我闭嘴。后来我便习以为常，不再去寻究此事的荒谬之处 —— 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居然口口声声的告诉我说他要兴建许多庞大的工程。如果我只用耳朵去听他的讲演，那整件事情所呈现出的无非就是愚蠢的幻想和十足的癫狂；但我的眼睛让我相信，他绝对没跟我开玩笑。
　　
　　 阿道夫十分重视礼教和恰当的言行举止。他谨小慎微的遵循着社会教条，然而却对社会本身漠不关心。他总爱强调他父亲的职位，一名海关官员，相当于军队里的一个上尉。人们绝对想象不到，当他谈到自己父亲的时候，表现得有多么暴躁，主要是因为他父亲一直打算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公务员。尽管如此，他在待人接物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考虑的比较周全的地方。他从不会忘记问候我的家人，在寄给我的每一张明信片上，他都不厌其烦的写着“问候你的双亲”。
　　
　　 我们在维也纳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发现他每天晚上都会把裤子小心翼翼的压在床垫下面，这样一来，当他第二天早晨穿上裤子的时候，就能够欣喜的看见一条完美的折痕。阿道夫懂得一个美好形象的价值，尽管他并不爱慕虚荣，但他知道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显得更加体面。他极好的运用了自身的表演天赋，并十分机灵的将他的演讲才能与之相结合。我过去常常纳闷，像阿道夫这样天资聪慧的人，为什么没能在维也纳过上如意的生活？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职业上的成功根本不是他的志向。在维也纳认识他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矛盾：一方面，他衣冠楚楚，谈吐有涵养，时刻彰显着自信的风采；而另一方面，他却过着咎由自取，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人们肯定会想，他这不是自视清高就是虚伪做作。但我认为两样都不是，他只是显得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罢了。
　　
　　 阿道夫带着饥饿，投身到一项真正的艺术当中。虽然他偶尔也能碰上打牙祭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维也纳通常都没钱购买食物。即便有钱，他也更愿意空着肚皮，把钱拿去看戏。他缺少常人那种对生活娱乐的理解。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在维也纳，他只靠牛奶和面包度日。
　　
　　 他藐视一切同肢体锻炼有关的事物。因此，当年流行的体育运动，在他看来根本不值一提。我以前在某处读到过一段关于青年希特勒是怎样壮着胆子，横渡多瑙河的描述。我并不记得发生过这种事情；要说下水游泳，倒也有过一次，就是那回我们跑到罗德溪去泡澡。他曾一度对自行车俱乐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每逢冬季，运动员们就会到溜冰场去骑车。而这又仅仅是因为他爱慕的女生经常去那里训练溜冰。

　　 走路，是阿道夫唯一喜欢的运动，他无时无刻不在走动，即便到了我的工作室，还有我的房间，他都仍会迈着步子踱来踱去。在我印象中，他从来就没消停过。他能连续走上数小时而不会感到疲惫。我们曾经从各个方向对林茨的周边环境进行过探索。阿道夫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比较自我一些。与其他事物不同，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并不像学习那么枯燥；我根本没见到过他从哪本书上去了解大自然。他的求知欲在此已达到了极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一度对植物学充满了激情，并且还亲手培育出一个小型植物园，但这不过是一名学龄儿童的爱好罢了。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他所感兴趣的是大自然的整体。他将其称作“室外”。这种表达从他嘴巴里讲出来似乎有种“家”的感觉。事实上，他确实也把大自然当成他的家。早在我们交往的第一年，我就发现他有种喜欢在夜间漫步，甚至能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彻夜徘徊的特殊癖好。
　　
　　 置身户外，将会对他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时的他，同呆在城市里的自己相比，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他的本性在此显露无疑。当我们沿着静谧的小径漫步在米尔地区的山毛榉树林，或者当我们踏着轻快的步子徜徉在夜幕笼罩的弗莱堡之时，他显得如此的从容与淡定。伴随着步伐的节拍，他的思绪变得更加畅通，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长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他身上特有的一种矛盾。当明媚的阳光洒向街道，清新的和风把植物的芬芳带到城里的时候，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会把他从狭窄而拥挤的马路驱赶到田野和树林。但我们几乎没有去过乡下，因为他会向我保证过，他不可能再到乡下生活。居住在一个乡村对他而言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尽管他对大自然有着无限的热爱，但每次我们返回镇上的时候他都显得特别高兴。
　　
　　 直到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之后，我才理解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他离不开城市，他需要从各种各样的事件中，获得大量的感受和体验；他觉得城里的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因而所有的事物都囊括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希望人们各自怀有不同的爱好，志向，目标，计划以及愿望。只有处在这种问题丛生的环境当中，他才会感到舒坦自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总体上就显得太过单调，太没意思，太不重要，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阿道夫那无尽的探索欲望。此外，城市作为一个由许多建筑物构成的整体，其本身就是一种令他着迷的事物。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只想在城里居住。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不仅总让他感到亢奋和烦躁，而且还不断地榨取他的天赋和激情，所以他又渴望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平衡方法。大自然则为其提供了这种平衡，因为不管他如何尝试，他都无法“改良”大自然，它的永恒法则凌驾于人类意志之上。在此，他能重新找回自我，并且完全不必像在城里那样，被迫选择立场。
　　
　　 我的朋友自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让大自然为他服务。他以前在城外找到了一处幽静之地，于是便乐此不疲的反复前往。当地的一草一木在他眼中都显得如此的熟悉。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搅扰他沉思的心境。处在大自然的环抱之中，就如同呆在一间安静而温馨的房间里，使他能够从容不迫的酝酿出那些富有激情的构想和计划。
　　
　　 有段时间，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就会跑到钟塔路，在一条长椅上开展他的“户外学习”。比如读点闲书，画些素描和水彩。他创作的第一首诗歌便诞生于此。另外还有一处更清静，更隐秘的地方，后来也成了他的最爱。我们喜欢坐在山顶一块挑出的岩石上俯瞰多瑙河的美景。那柔动的波涛总是能将阿道夫深深的打动。不知有多少回，我的朋友在这块大石头上面向我倾吐心声，阐述他的所有计划！当他的感情完全压倒理性的时候，他就会释放出天马行空的想象。记得有一次，阿道夫生动形象的为我描述了克里姆希尔特的匈奴国之旅，当时的我，仿佛梦幻般的看见勃艮第国王的强大舰队在河中缓缓下沉。
　　
　　 我们的远途旅行跟其他人大不相同。无需太多准备，有根结实的手杖便足矣。阿道夫会找出一件彩色衬衫来搭配他平日里穿的衣服，并且，作为着手远途旅行的一个迹象，他会把普通领带换成一根坠有两个流苏的丝带。我们不会携带任何食物，但我们会想办法在哪儿去弄点干面包和牛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妙啊！
　　
　　 我们鄙视火车和汽车，无论到哪里都靠步行。每回只要一碰上我父母带我们两个一起外出度周末，我和阿道夫就得早早的动身出发，以便能在目的地和我父母会合，因为他们偏好乘坐火车。跟我父母一同出游有个好处就是，我父亲会在一家乡村小客栈请我们饱餐一顿。我们都特别喜欢去一个叫瓦尔丁的小村庄，因为它的附近就是罗德溪，一到暖和的初夏，我们就喜欢去罗德溪游泳。
　　
　　 我记忆中浮现出一件小事。阿道夫和我从客栈来到罗德溪洗澡。虽说我们两个都是相当老练的游手，但我的母亲还是对此感到担心。于是她跟着我们，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看护我们。那块倾斜的岩石上布满了苔藓。我可怜的母亲只顾着注意我们，却没有留心脚下，于是她在光滑的苔藓上滑了一跤，掉进了水里。当时我离她太远，无法立时帮到她，但阿道夫当即跟着她跳进水里，将她拉上了岸。他一直保留着对我父母亲的喜爱。直到1944年，在我母亲八十岁生日之时，他还特意给她寄来一个食物包裹。
　　
　　 阿道夫特别喜欢米尔地区。从珀斯灵堡到格拉玛斯特滕，我们可以徒步穿过霍茨珀德和埃兰德斯玛，或者漫步在草木丛生的利希滕哈格废墟。阿道夫测量过废墟中的城墙（尽管它们所剩无几），还把测量数据记在了他经常携带的写生簿里。他先用寥寥数笔勾绘出城堡的原貌，然后画出护城河和吊桥，最后再在城墙上装饰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哥特式尖顶塔楼。他曾就此对我高声讲道：“这是我创作的十四行诗的理想背景。”但当我想对其作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他却说：“我必须是第一个评价它好坏的人。”而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向我坦白，这是在为一出戏剧扩充素材。

　　
　　 我们曾踏访过古仁的圣乔治，本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些农民战争时期的遗迹。然而我们却未能如愿以偿。于是阿道夫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点子。他确信当地居民仍然保留着一些，关于那场伟大战争的模糊记忆。因此第二天，在徒劳的尝试了从我父亲那里为我争取一天的假期之后，他一个人又去了。他在当地逗留了两天两夜，但我已经忘了是怎样的结果。

　　 为了变换视觉，从东面去欣赏他所热爱的林茨，我不得不忍受着乏味，陪他一起登上芬尼山顶。阿道夫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觉得林茨人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兴趣。虽然我也喜欢俯瞰城市的风景，但绝不是从这个方向。然而，阿道夫却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这个无聊的地点写生。
　　
　　 另一方面，圣佛洛里安也变成了我的一块圣地，因为这里曾经是安东·布鲁克纳工作过的地方，在他去世以后，此地便被神圣化，我们幻想着自己见到了“上帝的乐师”，听到他在宏伟的教堂里用大管风琴演奏极富灵感的即兴创作。然后我们穿过唱诗班脚下的地板，来到一座简易的墓碑前，那是大师在十年前被安葬的地点。奇妙的僧院唤起了我朋友的高涨热情和兴趣。他在辉煌的楼梯前驻足停留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简直太久了。图书馆的壮丽让他叹服不已！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僧院里过于花哨的套房与布鲁克纳居住过的陋室形成的强烈反差。当他看到房间里那些简陋家具的同时，他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天才总是要与贫穷相伴的。
　　
　　 这类参观对我具有启发作用，然而对阿道夫来说，这是天性使然。他决不允许任何人洞悉他的性格。他的心中藏着令人费解的秘密，对我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一直是个迷。但有一把钥匙能够解开他所有的秘密之锁，那就是他对美的热爱。当他站在像圣弗洛里安僧院这样宏伟的艺术杰作面前时，我们之间的隔阂便会荡然无存。然后，激情燃烧的阿道夫，会放下心中的所有戒备，让我感觉自己完全沉浸在我们的友谊当中。
　　
　　 包括鲁道夫·赫斯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问过我，后来是谁邀请的我到林茨去拜会元首？在我认识希特勒之初，他是否具有幽默感？因为他的随从说他缺少幽默感。毕竟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本该继承一些奥地利人的幽默感。当然，人们普遍都感觉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尤其是在跟他接触不多的情况下。这种绝对的严肃，似乎遮蔽了希特勒的其他特点。青年时期的他同样如此。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显得格外认真，这种表现与他十六七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他可以认真的去爱，去赞美，去恨，去鄙视。但有一样他无法做到，那就是对某件事情一笑置之。哪怕是针对他不感兴趣的事物，比如运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他眼里都显得同等重要。他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新问题，他都绝不会敷衍对待。要是在现实中没有找到答案，他就足不出户，花大量时间翻阅书籍，冥思苦想并对这个问题进行刨根究底。这种惊人的钻劲儿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品质。而其他年轻人的一些思想在他身上却难觅踪迹：得过且过；活在当下；“听其自然”的愉快态度。即便是年轻人正常的“越轨行为”他都无法容忍。说来奇怪，在他的思想中，这并不是一个年轻人该干的事情。正因如此，他的幽默仅限于最亲密的圈子，就如同一种避讳。通常只针对他身边的人，换而言之，就是那些不会再对他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基于这种原因，他那冷峻而乏味的幽默常常带着讽刺，但一般都是无恶意的讽刺。比如有一回，他看见我在音乐会上吹奏小号。通过模仿我的动作表情，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并且还一再调侃，说我的脸鼓得像个鲁宾的天使。
　　
　　 我若不提及希特勒的另一个品质，本章便无法结束，但我必须坦率的承认，现在谈论这个似乎显得相当矛盾。希特勒善解人意并且充满了同情心。他对我倾注了许多关怀。无需言表，他便能准确的理解我的感受。经常在我困惑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总是明白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无论如何，他都会腾出时间去帮助他关心的人。是他，说服了我父亲送我去学音乐，从而决定性的影响了我的人生，这一切并非偶然。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出于他的常规态度，即分享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把我的生活也当做自己的生活在过。
　　
　　 这就是我根据回忆所描绘的青年希特勒的肖像。但是，对于悬在我们友谊之上那个不得其解的问题，我至今都没找到任何答案：上帝创造此人，究竟意图何在？
　　

老木匠

　　第四章 他母亲的画像
　　


　　 当我第一次见到四十五岁的克拉拉·希特勒时，她已经是个守了两年寡的妇女了。尽管当时的她，脸上写满了生活的苦难，头发也开始变得斑白，但是，同她那张唯一存世的照片相比，形貌几乎无异。克拉拉·希特勒直到死去的那天都保持着她的美丽。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见到她——不知为何——我就会对她产生一种同情，就总觉得想要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十分高兴阿道夫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并且信任的朋友，正因如此，希特勒夫人也很喜欢我。她时常向我倾诉阿道夫为她带来的担忧。她非常希望能争取到我的帮助，去说服她的儿子，遵从他父亲为其做出的职业选择。可我不得不让她失望；然而她并没有责怪我，因为她肯定觉察到了这一点：阿道夫的态度之坚决，远远超出了我对他的影响程度。
　　
　　 正如阿道夫经常享受我父母家的款待一样，我也经常去看望他的母亲，并且临走的时候，希特勒夫人总是不断的叮嘱我下次再来。我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平时几乎没人去拜访他们。
　　
　　 每当店子里提前收工的时候，我就会迅速的洗漱整理，直奔洪堡大街。31号是一栋还算凑合的三层式公寓。希特勒一家就住在第三楼。我会直接冲上楼，按响门铃，希特勒夫人会为我打开门，然后热情的欢迎我。这份贴心的友好似乎抹去了一丝苦难的阴霾，她脸上掠过的每一次微笑都能带给我愉悦。
　　
　　 我依然能记得那幢简陋的公寓。狭小的厨房里配备着一个绿漆家具，窗户只有一扇，向外望去就是院子。起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他母亲的，一张是小保拉的，从这里可以俯视整条街道。边墙上悬挂着一副他父亲的画像，那张典型的公务员脸让人印象深刻并且颇显庄重，他的胡须照着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样式精心梳理，使他严酷的表情得以缓和。阿道夫则在卧室外面的壁橱里睡觉和学习。
　　
　　 在我头一回拜访他们家的时候，阿道夫的妹妹，保拉，只有九岁。她是个相当可爱的小姑娘，安静且不苟言笑，但长得既不像她母亲也不像阿道夫。我从没见过她开怀大笑。我们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但阿道夫跟她并不是特别的亲近。这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差异而造成的——他总是亲切地将保拉说成是“小孩儿”。保拉一直没有结过婚，现在居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国王湖。
　　
　　 我在希特勒家认识的另一个人是一位大约二十出头，容貌出众的年轻女子，她叫安吉拉，虽然和保拉一样，她管克拉拉·希特勒叫“母亲”，但起初，她在这个家庭的身份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后来我才解开了这个迷团。安吉拉生于1883年7月28日，也就是说比阿道夫早出生六年，是他父亲跟前妻生的孩子。她的母亲，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她出生的那年就去世了。五个月后她的父亲和克拉拉·波尔兹尔结婚。安吉拉自然对她的生母没有什么记忆，于是她把克拉拉看做是她的母亲。1903年9月，在我与阿道夫相识的一年前，安吉拉嫁给了一个叫拉包尔的税务局官员。她和丈夫居住在她继母的附近，并且时常来看望她，但从不带上她的丈夫，至少我从来没见到过拉包尔。安吉拉的性格一点也不像希特勒夫人，她是个快活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并且喜欢笑的人。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活力。她的面容俊秀，一头漂亮的乌发扎成了一条辫子。
　　
　　 通过阿道夫的描述以及他母亲的一些暗示，我了解到拉包尔是个酒鬼。阿道夫对他痛恨之极。他将拉包尔视作一个混账的化身，因为阿道夫鄙视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他把时间统统耗费在了酒吧里；他喝酒，抽烟，还去赌博，把钱输得精光。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个公务员。好像这还不够，拉包尔认为他有责任去捍卫他岳父的观点，即说服阿道夫，让他去当一名公务员。单凭这一点，就完全足以跟阿道夫结下梁子。每当阿道夫谈及拉包尔的时候，他的脸上便呈现出着实吓人的表情。也许是阿道夫对他姐夫的明显憎恨，使得拉包尔远离了洪堡大街。与安吉拉结婚没几年，拉包尔就去世了，与此同时，他与阿道夫之间的恩怨也算是抵消了。后来，安吉拉又和一个德累斯顿的建筑师再婚；她于1949年在慕尼黑去世。
　　
　 我从阿道夫那里了解到，他父亲在他的第二段婚姻里还生下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他的童年是在希特勒家度过的，但当他们搬到兰巴赫居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于1882年11月13号在布劳瑙出生，比阿道夫年长七岁。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还去过几次莱翁丁，但据我了解他从未在洪堡大街出现过。他从未在阿道夫的生活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他对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也没有任何兴趣。他曾出现在巴黎，然后是维也纳，再后来是柏林，到今天，年满七十的他居住在汉堡。他的第一段婚姻，娶的是一个荷兰女人，并且育有一子，叫做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他在1939年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阿洛伊斯和他第二任妻子生的儿子叫海因茨·希特勒，作为二战时期的一个军官，他在东面战线阵亡。
　　
　　 希特勒夫人不喜欢谈论她自己以及她的担忧，然而向我诉说她对阿道夫的疑虑却能使她感到宽慰。显然，她对阿道夫那含糊，且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言论——今后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不是很满意。她对这个独子今后人生幸福的操心让她日渐忧郁。经常，我同希特勒夫人坐在一起，而阿道夫自己则闷在小厨房里，“你可怜的父亲若泉下有知，岂能瞑目”，她常对阿道夫这样说，“因为你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顺从，才是一个好儿子的表现，但你并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学校表现得这么差劲，并且至今也没能够到任何地方去的原因。”
　　
　　 我渐渐学会了理解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痛苦。她从来都不抱怨，但她对我讲述了她年轻时候吃过的苦。


克拉拉。希特勒
　　
　　 所以，一部分根据我的经验，一部分根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我便对希特勒家族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我偶尔会听到他们提起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些亲戚。但我很难搞懂这到底是他父亲那边的亲戚，还是他母亲那边的亲戚。总之，希特勒一家只在瓦尔德维尔特尔有亲戚，这点与其他公务员不同，他们的亲戚遍布全国。只是到后来我才了解，希特勒父亲和他母亲方面的血统已经融合到了第二代，以致从他的祖父到阿道夫都同出一系祖先。我记得阿道夫确实曾拜访过一些他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亲戚。他曾经在魏特拉给我寄过一张彩色明信片——魏特拉隶属瓦尔德维尔特尔，毗邻波西米亚。我不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他从不十分情愿提及他在那些地方的亲戚，但他比较喜欢描述那里的风景；贫瘠的乡村，与多瑙河畔富庶的瓦豪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原始而艰苦的农村是他先辈们的家乡。
　　　
　　 克拉拉·希特勒夫人原姓波尔兹尔，她于1860年8月12日出生在斯皮特尔，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个贫穷乡村。她的父亲约翰·巴普迪斯特·波尔兹尔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母亲婚前的名字叫做约翰娜·勋特勒。希特勒这个名字在各种文件中的拼写不同。有的写作希德勒，也有的写作勋特勒，然而希特勒这个名字是被阿道夫的父亲首先使用的。
　　
　　 据相关文件记载，阿道夫的外祖母约翰娜·勋特勒，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一个女儿。如此一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和勋特勒（希德勒）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而格奥尔格又作为阿道夫父亲的父亲出现在多拉萨姆的洗礼名册上。所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是他丈夫的第二代堂兄妹。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们结婚之前总是提到克拉拉，但仅仅是把她当做自己的侄女。

　　 克拉拉·波尔兹尔有着一个悲惨的童年，这段时期的她在一个子女众多的穷苦家庭中度过。1875年，在她十五岁的时候，他的亲戚，布劳瑙的海关官员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请克拉拉到他家去帮他照顾妻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当时已经和安娜·格拉斯尔-霍勒结婚，而也就在第二年，他继承了希德勒这个姓氏（后来被他改为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段婚姻——跟一个比他大十四岁的女人结婚——没有留下子嗣，并最终分离。当他的妻子在1883年去世以后，阿洛伊斯·希特勒娶了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这段婚姻中，他们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另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在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间，克拉拉还一直住在他家里，而当他的第二段婚姻又开始的时候，克拉拉就去了维也纳。
　　
　　 他的第二任妻子弗兰西斯卡在生完第二胎的时候便患上了重病，于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将他的侄女召回了布劳瑙。1884年8月10日，仅仅在他们结婚两年之后，弗兰西斯卡便去世。（在这段婚姻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小阿洛伊斯，是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出世的，并由他的父亲抚养）。
　　
　　 1885年1月7日，就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六个月之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迎娶了他的侄女克拉拉，而当时克拉拉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于1885年5月17号，也就是在他们结婚五个月后出生，而1887年的11月9号就夭折了。
　　
　　 尽管克拉拉·波尔兹尔只是他的第二代堂兄妹，但这对夫妇的婚姻仍需得到一份教会的豁免。而那封申请书——由一位奥匈帝国公务员用干净工整的字体手书而成——现在仍然保存在林茨主教区的档案馆里，编号6.911/11/2 1884。这份申请如下：
　　
　　 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其未婚妻克拉拉·波尔兹尔的结婚申请
　　
　　敬爱的主教：
　　
　　 怀着最谦恭的礼敬在下面签署姓名的两位，己决定结为夫妻。依照附上的家谱，他们受到了教会规定的限制，因为他们是第三代与第二代旁系亲属的结合（近亲结婚），所以他们谦恭的请求尊敬的主教基于以下理由，仁慈的豁免并成全他们的婚姻：根据附上的死亡证明，新郎从今年8月10日起就成了单身，并且还是两个未成年小孩的父亲，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小阿洛伊斯）和一个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孩（安吉拉），他需要一位女性助手像他一样的来照料两个孩子，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在白天总是远离自己的家庭，甚至经常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回家，所以几乎无法担负起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义务。自从孩子的母亲去世之后，新娘就一直在照顾他们，并且孩子们也非常的喜欢她，所以我们可以正当的假设：也许这对孩子们的培养会是有益的并且这段婚姻也将是幸福的。此外，新娘也别无他法，她可能再也不会有另外的机会去获得一段美好的婚姻了。
　　
　　 基于以上理由，签字人重申他们谦恭的请求，请求教会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的阻碍进行仁慈的豁免。
　　
　　 1884年10月27日于布劳瑙
　　
　　 新郎：阿洛伊斯·希特勒 ------ 新娘：克拉拉·波尔兹尔
　　 　
　　 申请中附上的家谱如下：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 ------ 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丨 丨
　　 阿洛伊斯·希特勒 约翰娜·希德勒（嫁给波尔兹尔）
　　 丨
　　 克拉拉·波尔兹尔
　　
　　 林茨教会声称自己无权发放豁免并将其转发给了罗马，因而这封申请是经由罗马教廷裁定并予以的批准。
　　
    译者注（关于家谱）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 和 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是两兄弟。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 的儿子：阿洛伊斯·希特勒
　　
　　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因此，阿洛伊斯·希特勒 和 克拉拉·波尔兹尔 是名义上的近亲；他们两人结为夫妻，生下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当年是个私生子，他的生父一直是个谜。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并不是他的生父，算是后爹吧。
　　
　　所以阿洛伊斯·希特勒，跟克拉拉·波尔兹尔，从实质上说，没有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 阿道夫·希特勒并不真正是近亲结合的孩子

　　 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的结合被所有与之相识的人描述成是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这大概是基于妻子顺从且随和的本性。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讲道：“我年轻时的憧憬和梦想并没有在我的婚姻中得到实现”，接着又逆来顺受的补充道：“但是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生产，这对虚弱的妇女而言，无疑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1885年儿子古斯塔夫出生；1886年女儿艾达出生，两年后夭折；1887年另一个儿子奥托出生，奥托只活了三天；然后，在1889年4月20号，又生了一个儿子，阿道夫。在这些赤裸裸的真相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苦难啊！阿道夫出生的时候，其他三个孩子都已夭亡。于是那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对她的第四个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关怀。有回她告诉我，阿道夫曾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因此她总是生活在害怕再次丧子的恐惧中。
　　
　　 也许前面三个孩子的夭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彼此是近亲的缘故吧。我把这个疑问留给专家来作出最终定论。但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此乃重中之重。
　　
　　 我朋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正如我亲身体会的——言行一致。他的本性中包含着一些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一成不变的甚至是顽固不化的成分。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之上，并且构成了他其余性格的基础。阿道夫根本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本性。他思想中这片僵化的区域所储存的东西，永远都保持不变。对此我深有感触。我尤记得，1938年，当分别30年后的我们再次聚首之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一点没变，库比席克，只是老了一些。”如果这是真实的我，那么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从未改变。
　　
　　 我试图为他性格中这个基本的显著特征找到一种合理解释。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能想象——尽管我完全是一个遗传学领域的门外汉——近亲结婚的生物效应肯定固定了某些领域，而那些“停滞的观念”就导致了他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生。阿道夫·希特勒性格中的顽固，恰恰是给他母亲带去无数悲伤的主要原因。
　　
　　 母亲那颗脆弱的心再次受到命运无情的摧残。1894年的3月24日，即阿道夫出生五年后，她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名叫埃德蒙。埃德蒙同样也难逃厄运，于1900年6月29号在莱翁丁夭亡。虽说阿道夫对前面三个在布劳瑙出生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并且也从来不提起他们，但他却清晰的记得他的弟弟埃德蒙，因为他弟弟死去那年他已经11岁了。有回他告诉我，埃德蒙死于白喉。他们家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名叫保拉。保拉生于1896年1月21号，且一直存活了下来。
　　
　　 因此，像这样的早夭便夺去了克拉拉·希特勒六个孩子中的四个。也许她那颗母亲的心已经被这些磨难给伤透了。如今她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好好照顾两个活下来的孩子，为此，她不得不在她的丈夫过世后，忍受着孤独与寂寞。令她稍感欣慰的是，保拉是个安静听话的孩子；然而更多的是对她那个独子感到忧心忡忡，这份焦虑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阿道夫真的很爱他的母亲，这点我可以向上帝和所有人保证。我记得在他母亲弥留之际，他曾多次展现出他对母亲的爱，如此深沉又如此感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母亲，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感情。他是一个好儿子。但却无法满足他母亲的最大心愿——从事一项稳定的职业；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我们在维也纳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是将他母亲的相片随身携带。后来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概括他对父母的感情：“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爱我的母亲。”

老木匠

　　第五章 他父亲的画像
　　
　　 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近两年，但在我与阿道夫相识之初，他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仍旧“无处不在”。这位母亲让他的人格在各个方面都化为不朽，顺从的天性导致她几乎已失去了自我，因而她的思想和言行全都秉承了那位死去的父亲的意旨。但她缺乏足够的精力去执行这位父亲的遗愿。宽宏大量的性格加上对儿子的溺爱，使她在对阿道夫施行教育的过程中阻碍重重。我能够想象这个男人对家庭的影响是多么的透彻和持久。他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他那无法撼动的权威受到了绝对的尊重。如今，他的相片被挂在了房间里最好的位置。我仍然记得，在他们家的橱柜上，精心的陈列着他生前抽过的一些长烟斗。它们几乎成为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象征。每当希特勒夫人谈到他的时候，她就会指着这些烟斗反复强调，仿佛它们见证了她是怎样忠实的延续了她丈夫的传统一样。
　　
　　 阿道夫谈到他父亲的时候，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除了职业选择上的分歧以外，我从没听见过他对他父亲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反而越发的尊敬他的父亲。针对父亲对他未来的职业做出的独断规划，阿道夫并没有怪责；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父亲的一种权利，甚至说是一种义务。然而对他姐夫拉包尔来说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小税务官员竟然也敢奢望这种权利。阿道夫当然不会允许他干涉自己的私事。但即便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权威依然存在，并且影响着阿道夫的个人发展和奋斗。他父亲的态度激起了他反叛心理，使他从最初的隐蔽抵触发展成后来的公开对抗。正如阿道夫自己描述的那样，父亲经常给他一顿痛打。但阿道夫把这种暴力场面的发生归因于自己的执拗以及对父亲的冒犯。
　　
　　 海关官员阿洛伊斯·希特勒，终其一生都彰显着一种仪式性。因而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反映他人生各个阶段的完好照片。关于婚礼的照片倒是不多，因为他的婚姻总是笼罩在不幸的阴云之中，但是当他获得一些晋升的时候，他就会给自己留影作纪念。大多数照片上所显示的，就是他板着那张庄重的公务员脸，穿着深色的双排扣制服和白色的裤子。这个男人的脸令人印象深刻。他长着一个宽大的头，蓄着一脸络腮胡——他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那是在效仿他的最高领袖，奥匈帝国皇帝。他的目光显现出的是敏锐和廉洁奉公。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一切事物。但在大多数照片中，庄重的眼神压过了这种“好奇的”注视。即便在阿洛伊斯·希特勒退休之后，他照的相片都还反映出这个男人，在精神上依然保持着工作状态。尽管他已年过六十，但一点也看不出那种典型的岁月痕迹。有一张照片——也许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他莱翁丁的坟墓上也能看到——上面显示着一位恪尽职守的男人，阿洛伊斯·希特勒。另外还有一张他的早期照片，时间要追溯到他在莱翁丁居住的时候，这张照片更侧重于他的私人生活，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喜欢安逸生活的富有的公民。
　　
　　 阿洛伊斯·希特勒从一个女仆的私生子到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务员，这个过程就是他努力不懈的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奋斗历程。
　　
　　 在《我的奋斗》中，阿道夫这样描述过他的父亲：
　　
　　 作为一个落魄小商贩的儿子，他从没想过要踏上他父亲的老路，年仅13岁的他，毅然离开了瓦尔德维尔特尔。他无视乡亲们的“忠言逆耳”，只身前往维也纳学习手艺。那一年是1850年。想必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因为当时只有三个向导跟他一起踏上了这条未知的征程。17岁那年，他度过了学徒的见习期，但他不仅没有满足，反而相当失望。长时间的穷困潦倒给了他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以前在乡下，牧师是穷人心中最高荣誉的化身，而到了首都，这个角色则一直被公务员扮演。怀着一份“准成年人”的不屈不挠，这个17岁的老男孩投身到一项新的奋斗当中——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想他花了23年才等到那个回归的成熟时机——他曾对自己立下过誓言，若不干出点“名堂”，绝不还乡。1895年6月25日，连续为国家服务了将近四十个春秋的他，在政令下达的情况下，以58岁的年纪退出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他在海关的同僚们形容他是一名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官员；一个十分严厉却也有“弱点”的人。作为一个长官，阿洛伊斯·希特勒并不是很受欢迎。在办公室以外，他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思想开明者。他对自己取得的地位感到非常自豪。每天上午，他都会抱着一种官员的守时态度光顾一家小酒馆，他的几个老酒友都觉得他很好相处，只是偶尔他也会勃然大怒，并且变得相当粗鲁，这既显示出他先天的暴力因子，又说明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甚严。
　　
　　 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位父亲的工作同绝大多数奥匈帝国海关公务员的职责并无多大差别，但是当某些个人因素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另一番情形便暴露出来。《我的奋斗》是一部政治著作，而并非自传。阿道夫·希特勒在此书中所谈之内容，只是为了迎合他自身的政治目的。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想要掩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的出生源于他父亲的第三段婚姻；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他母亲曾是他父亲的远房侄女；他是近亲结合的后代；他不是家中的长子，而是第四子；他是六个兄弟姊妹中，两名幸存者之一。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私生子身份在施通勒斯教区的教堂注册簿上得到了确凿的证实。根据资料上的显示：四十二岁的女仆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于1837年7月7日产下一子，取名为阿洛伊斯。孩子的教父就是她的雇主，一个名叫约翰·托梅施拉格尔的施通勒斯农民。据目前所知，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他的母亲并没有透露其父亲的身份。
　　
　　 1842年，当这个私生子年满五岁的时候，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嫁给了磨坊工人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德勒斯海姆教会的注册簿上载有以下明文：
　　
　　 “签字证人特此证明，经确认，他们熟识的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之子阿洛伊斯公认的父亲，故请求将他的名字登记在洗礼薄上。”
　　
　　 这份登记申请由教区的神父和四名见证人共同签署。
　　
　　 1876年，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在魏特拉当着公证员的面，在一份关于遗产继承的官方声明中再次确认了他的父亲身份。那时候他84岁，孩子的母亲已去世了三十多年。而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也已经在布劳瑙担任了多年的海关官员。
　　
　　 由于这个男孩在他母亲婚后并未被正式收养，所以他的姓氏任然是施克尔格鲁贝。如果，阿洛伊斯的生命中没有出现约翰·格奥尔格的弟弟，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那么他会一直沿用原来的姓氏。因为奈波穆克曾立下一个遗嘱，将一笔钱留给他哥哥的儿子。但是，作为条件，阿洛伊斯必须继承希德勒这个姓氏，所以后来，在1876年的6月4日，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这个名字，在德勒斯海姆教会的注册簿上，就被改成了阿洛伊斯·希德勒。米斯特尔巴赫当地的政府部门于1887年1月6日正式批准了这项更改。于是从此以后，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便管自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虽说这次姓氏变更的本身意义不大，但却保证了他获取遗产的资格。
　　
　　 有一回，当我们谈到他亲人的时候，阿道夫告诉了我他父亲更改名字的故事。这个“老头子”以前从没做过一件像这样令他开心的事情；“施克尔格鲁贝”这个名字在他看来似乎过于粗野，甚至有些土里土气，此外还颇显笨拙；一点都不实用。然而“希德勒”这个名字他又觉得太乏味，并且不够阳刚；还是“希特勒”这个名字好，既中听又好记。
　　
　　 阿洛伊斯并没有将“希德勒”这个家族姓氏“照单全收”，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拼写形式——“希特勒”。这是他的一个典型性格，喜欢不停的改变。在他整整四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只调动过四次，而这跟他的上司并无关联。他工作过的几个地方——萨尔费尔德，布劳瑙，帕绍和林茨——都处在得天独厚的位置上，它们拥有一个海关官员梦寐以求的各种环境。但每次都还没等他们安定下来，他又开始着手搬家。有记录显示，他在布劳瑙工作期间，曾更换过十二次住址；可能还不止。在帕绍的两年里，他搬迁过两次。退休之后，他从林茨搬到了哈费尔德，又从哈费尔德搬到兰巴赫——起先住在莱恩加特勒的小旅馆，然后又搬到施崴格巴赫的一个铁匠作坊，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更换了两次住处——最后才是莱翁丁。我刚认识阿道夫的时候，他就已经记得自己搬过七次家，转了五次学。这种情况也难说不是糟糕的居住环境造成的。当然，阿道夫的降生之所，珀梅尔旅馆——阿洛伊斯·希特勒非常喜欢住在旅馆里——是整个布劳瑙最好的，也是最拿得出手的建筑。然而，就在阿道夫出生不久之后，这位父亲又决定要搬走。事实上，他经常是从一处体面的住所搬到一个相对简陋的地方。房子的好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不停的搬迁。如何解释他这种怪异的癖好呢？
　　
　　 也许只是因为阿洛伊斯·希特勒讨厌让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由于他的工作性质迫使他必须具备一种可靠的稳定性，所以他就想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一些改变。一旦他熟悉了周围的某些环境，他就会感到厌恶和乏味。生活的意义在于改变自身的状况，我从阿道夫身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
　　
　　 阿洛伊斯组建过三次家庭。也许这样的状况真的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倘若如此，那他的命运的确可谓曲折离奇。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饱受了他那些不安定因素的折磨。当安娜还在世的时候，阿洛伊斯·希特勒就已经和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因而对于他们最终的分离以及安娜的突然去世，阿洛伊斯也负有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后旧戏重演，当他的第二任妻子患上重病，即将去世的时候，他的第三任妻子克拉拉又怀上了他的孩子。正好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孩子成为婚生子。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丈夫当得并不容易。对此，希特勒夫人那张疲倦而紧绷的脸比她偶尔的暗示更具说服力。这个家庭的夫妻之间总是缺少内在的和谐，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从未娶到过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人。安娜比他大十四岁，弗朗西斯卡比他小二十四岁，还有克拉拉，比他小二十三岁。　　

　　 阿道夫的父亲总是在不断的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他这种异乎寻常的癖好，在那些安宁舒适的日子里就会变得愈发的显著。我从这位父亲的性格中找到了一些关于他儿子的古怪习性的解释，因为阿道夫经常性的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对此我长久以来，一直深感迷惑。当阿道夫和我轻车熟路的漫步美丽古镇的街道上时，一切都显得平静而祥和，我的朋友在享受这种意境的同时又开始改造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某栋房子的位置不对，必须拆毁；某一小块空地可以被合理利用；某条街道需要改修，使其给人的印象更为紧凑；夷平某座粗制滥造的房产大楼，使人们能够尽情的观望城堡。就这样，他总是在重建整座城市。但他的关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即便是一个乞丐站在教堂门口乞讨，都会成为他滔滔不绝的理由，他声称国家应该出台一个针对老人的计划，使他们免于乞讨。一个农村妇女一路走来，手里牵着一条可怜兮兮，拉着牛奶小货车的狗——批判社会的时机到来，他认为在禁止虐待动物这方面人们缺乏自觉性。两个年轻的中尉在大街上闲逛，他们得意洋洋，军刀碰得叮当作响——足以让他对军队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因为制度上的缺陷纵容了这种懒散之风。他对一切事物的现状感到不满，并总是想要将它们改变和完善，这种倾向在他的身上已根深蒂固。
　　
　　 他这种怪癖的养成，绝非源自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而是从他父亲那种不安分的性格中继承过来的先天特质。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好比一台能够带动千百个轮子的发动机。
　　
　　 然而，这种品质却从不同的途径，分别影响着这对父子。父亲那难以自控的本性被一种稳定的因素给束缚着，那就是他的职位。单位的纪律给他反复无常的性格制定了目标和方向。他一次又一次的从工作上那些艰巨又紧急的任务中获得拯救，使其免于陷入精神错乱。
　　
　　 海关官员的制服作为一种万能的掩护，使他私生活中暴戾的一面得以继续发展。尤其是身在其位的便利，使他能够毫不客气的将建立在部门之上的权威归为己有。尽管阿洛伊斯·希特勒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在奥地利的公务员中并不罕见——但他绝不会质疑国家乃至皇帝本人的权威。只有恭顺的俯首称臣，阿洛伊斯·希特勒才能够安全的穿越他人生中的险滩和沙漠，如若不然，他可能会一败涂地。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出，他为何执意要让阿道夫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原因。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为儿子的将来作出铺垫，更重要的是指引他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了解到服从权威的必要性。很可能这位父亲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态度产生的内因，但从他对自身观点的绝对坚持来看，想必他也感觉到，儿子的处境已危如累卵。他对阿道夫是如此的了解。
　　
　　 怀着同样的决心，阿道夫拒绝遵照他父亲的意愿行事，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他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构想。在他父亲眼中，成为一名画家可能是个最糟糕的结果，因为这就将意味着漫无目的的徘徊，而他父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感。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拒绝进入政府工作，所以他们父子之间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阿道夫选择与父亲背道而驰，决绝而不可撤销。这的确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伟大决定。在往后的岁月中，我都一直站在他这一边。他认真地尝试着找寻自己人生中的正确出路，不仅仅是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是一项能够施展他才华的真正任务。
　　
　　 在阿洛伊斯去世前不久，他把13岁的阿道夫带到了他在林茨海关的办公室，想给儿子展示一下他未来的工作环境，结果枉然。从本质上说，阿道夫之所以断然拒绝从事他父亲的职业，是因为他排斥这个国家的现存政权。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通向一片未知的领域，却最终让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国家所有权利的化身。一方面，他无怨无悔的选择了一条险恶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他又狂热的想要改变现行秩序。这看上去好像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品质。但事实上，它们却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尽管他让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他却置身于风暴中心，丝毫不受影响。
　　
　　 阿洛伊斯·希特勒去世得很突然。1903年1月3日，上午十点——六十五岁的他依然健壮，而且精力充沛——他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酒馆喝酒。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昏倒在自己的椅子上。还没等医生或牧师赶来，他就已经死亡。
　　
　　 当这个十四岁大的儿子看见他死去的父亲时，顿时泣不成声。这证明阿道夫对他父亲的感情比人们想得还要深。

杨林

素描画得很有天赋，和毕加索这个岁数的素描差不太多。一直觉得毕加索长得像极了希特勒，不过年轻时还是差的较大。

老木匠

　　第六章 学校
　　
　　 当我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学业。不可否认，他仍然在施泰尔实科中学就读，并且每逢礼拜天就要回家一趟。按照他的说法，仅仅是出于对他母亲的尊重，他才同意做出这种“最后的努力”。之前在林茨实科中学上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确实很糟糕，因而校方就建议希特勒夫人让阿道夫转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只有当差生离开以后，学校的优生率才会提高。照此一来，省城里的学校就把他们不满意的学生，全都转到镇上去读书。这种狡诈的做法激怒了阿道夫，因为这意味着从他转到施泰尔实科中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会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失败者。至此，他已经把学校看透，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鉴于自身的未来规划，学校已无多大用处。缺少的知识可以通过自学来弥补。
　　
　　 艺术，早已俘获了他的心。他怀揣着年轻人的激情投身到艺术当中，他确信这才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同艺术相比，学校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显得黯淡而乏味。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获得自由，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他鄙视其他与之想法出入的年轻人。学校的氛围令他深恶痛绝，于是他选择离开作为一种解脱，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友谊也获得了价值和重要性。他的老同学无法给予他的东西，他只有在新朋友身上去寻找。
　　
　　 对于阿道夫的教育情况，我曾做了个简单的了解，基本内容如下：
　　
　　 1895年5月2日，6岁，兰巴赫，菲什哈姆，学前班
　　 1895—1896年，哈费尔德，一年级
　　 1896—1898年，兰巴赫国民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1898—1900年，莱翁丁国民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900—1901年，林茨施泰恩大街，奥匈帝国州立实科中学，一年级
　　 1901—1902年，降级，林茨实科中学，复读一年级
　　 1902—1903年，林茨实科中学，二年级
　　 1903—1904年，林茨实科中学，三年级
　　 1904—1905年，施泰尔实科中学，四年级；1905年秋天申请退学
　　
　　 上小学的时候，希特勒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对知识掌握得很快，甚至无需努力就能取得进步。他的第一个老师，卡尔·米特迈尔，给他打过一张“每科满分”的成绩单。米特迈尔一直活到了1938年，当人们问起他对以前的学生还有何记忆的时候，他对当年那个苍白而虚弱的男孩所言甚少。小阿道夫以前很听话，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事情弄得井然有序。至于其他，也就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了，不好也不坏。顺便提一句，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年当上帝国元首之后，特意回到了他的母校，并坐在自己以前的课桌上重温了当年的往事，因为就在此处，他学会了读和写。同往常一样，他利用此次造访之便利，尽可能的对学校进行了一番改造。他以个人名义，买下学校的旧址老楼，并下令建造一座全新的教学大楼。老米特迈尔的继任者以及她的学生被一起邀请去参观了奥巴萨尔茨堡。
　　
　　 但当阿道夫·希特勒于1900年9月进入林茨实科中学学习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变。在《我的奋斗》中，他是这样描述那段往事的：
　　
　　 “我在学校的失败，从一开始便已注定。我喜欢哪样就学哪样，尤其是对我今后的绘画事业有所帮助的东西。凡是我觉得不重要的或者是对我没有吸引力的，我就会完全忽视。这段时期，我的成绩显得极不均衡，根据不同的学科以及我对它们的重视程度的差异，大致可分为‘良好’和‘优秀’，但也有‘中等’和‘不及格’。我学得最好的，也是我最喜爱的课程是地理和世界历史，论及这两样，我是班上的佼佼者。”
　　
　　 人们很容易从阿道夫这段回忆校园生活的自我描述中获得一个假象。阿道夫在对我谈起他的校园生活之时，显得相当勉强，并且总是带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愤慨，不得不承认，他这段经历的确给我们的友谊罩上了一层阴影。所以我当时获取的印象跟他十五年后在书中的描述大相径庭。
　　
　　 起初，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环境。每天，他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从莱翁赶到镇上念书。不过他经常对我说，这样的日常步行给他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至少，这一个小时的上学路途，确保了他的一点自由，对此他不甚感激，因为之前他一直居住在郊外。镇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显得怪异而不友好。他的同班同学，大多数都来自林茨的富有家庭，他们瞧不起这个每天从“农村”赶来的古怪青年。老师们则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学生的家庭背景上。这里的一切同他在小学的经历是如此迥异，小学的老师脾气随和，对自己的每个学生都比较了解，而且还经常在晚上同他们的父亲一起吃酒。这个男生已经习惯了靠吃老本，在小学顺利的渡过每一学年。
　　
　　 刚到新学校的时候，他也曾尝试过在他擅长的领域发表一些即兴演讲，但他这种惯用伎俩在此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老师们看重的是学生的成绩。由于他在学习中找寻不到丁点快乐，所以他开始变得暴躁并且放任自流。他在班上几乎无人关注；他没有一个朋友，也不想去结交任何朋友。偶尔一些娇生惯养的同学会暗示阿道夫，实科学校并不适合他这样的“乡下孩子”——导致他变得更加畏缩的充分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曾声称和他建立过亲密的朋友关系。
　　
　　 教一年级数学的校长，汉斯·康曼达，给希特勒的成绩打了个“不及格”，还有学生们惧怕的男教师，马克斯·颜士拿，给他的自然史也打了个“不及格”。如此一来，实科中学学生希特勒，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便带着一张印有两门“不及格”的成绩单回去交给了他父亲；这样的成绩表现，决定了这个学生将无法升到下个年级继续学习。阿道夫从未跟我讲过他父亲对此事的反应，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
　　
　　 如今，他不得不从头再来。这回，他的年级主任是爱德华·休谟教授。休谟教授除了教德语外还上法语课，法语是实科中学低年级开设的唯一外语课程，据我了解，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学过的唯一外语，或者说是被迫学习过的唯一外语。与此同时，他也渐渐的适应了学校的环境。在一年级复读的时候，他的学习进展得相当顺利。然而，到了二年级，他便旧病复发，许多课程只是刚刚及格。他父亲又收到一张，显示着数学“不及格”的成绩通知单。显然，这样的结果并非出于老师的刁难。希特勒痛恨数学，因为它太过枯燥，要求复杂的系统运算。为此我们还经常展开讨论。后来在维也纳，希特勒意识到，若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必须要懂得运用数学。但这丝毫未能缓解他对数学的强烈反感。
　　
　　 三年级读完，他又有两科“不及格”，照样有数学，另外还多了门德语。尽管他后来声称，休谟教授是他最尊敬的三位老师之一。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休谟教授向阿道夫的母亲阐明道，除非转校，否则阿道夫不可能升至四年级。因此，不能说阿道夫·希特勒是被赶出了林茨实科中学。只能说是被“外寄”。

　　 如果说以前他留在学校是受制于父命，那么现在则是母爱在鼓励他继续学习。无奈之下，他转到了施泰尔。在读完但丁的《神曲》后，他对我说，学校就像是“炼狱”。
　　
　　 在施泰尔读书期间，希特勒寄宿在绿色市场19号，一个名叫艾德勒·冯·希奇里的法官家里，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返回林茨。不出所料，他在学校的表现是一如既往的糟糕。1905年9月1号到15号期间，他又参加了补考。这次除了数学常规性的“不及格”以外，还多了一门应用几何。
　　
　　 众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于1923年11月发动过一次失败的暴动，在为其叛国罪做鉴定的时候，曾经担任了希特勒三年年级主任的休谟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证词：“希特勒确实在一些单科上颇具天赋。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他喜好争辩，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还不服从学校的纪律。像他这么有天赋的人，若不是缺少勤奋，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发表完这些极为负面的评价之后，休谟教授又语重心长的补充道：“然而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在校表现跟他今后的人生没有多大关联，那些被标榜的学生也可能会淡出我们的视线，渐渐销声匿迹，而一旦那些困难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拓展空间，他们就会壮大起来。我以前的学生希特勒似乎就属于后者，我打心底希望他能够从最近的艰难中恢复过来，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心中的理想，给每一个德国人带来荣耀。”
　　
　　 这些写于1924年的文字，绝非是针对那次暴动事件的权宜之词。它们反映出这对曾经的师生之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休谟教授间接地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暴动的目的源于他在学校的理想。然而对于教德文的休谟教授来讲，希特勒并不是个好学生；从他寄给我的信件和明信片上的语法错误便能证明这一点。
　　
　　 另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接替了颜士拿的自然史老师，西奥多·基辛格教授。阿道夫之所以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跟阿道夫不谋而合。基辛格非常喜欢户外运动，是一个耐劳的步行、登山爱好者。他是所有信仰民族主义的教师中，最狂热的一个。在那个时期，政治分歧在教师群体中也明显存在，跟普通群众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对青年希特勒的智力发展而言，要比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重要得多。通常情况下，一所学校的价值体现并不取决于它开设的学科，而是它自身的氛围。
　　
　　 顺便提一下，基辛格教授后来也给他以前的学生希特勒做了评价。这份引人注目的证明材料上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希特勒在林茨的时候，既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在班上他绝对不是什么领导者。他身形修长且挺直，他的面容苍白而消瘦，就像是肺结核病人，他的眼睛明亮，目光炯炯有神。”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教他历史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他是诸多老师当中，唯一一个在当时就已经深受希特勒仰慕的人。希特勒一般不愿与我谈及他以前的老师，然而波希是个例外。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这个人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我命中注定，要碰上这样一位历史老师，他深明教学与考试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即，抓住重点，忽略细枝末节），这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我的老师，林茨实科中学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先生，是一位和蔼而又严肃的老绅士，他不仅能用出众的口才捕获我们的注意力，同时还能点燃我们的热情。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我就感动不已，他那激情洋溢的言语有时会让我们忘掉现在，并如同魔法一样，将我们带回过去，他能撩开时间的迷雾，把枯燥的史实转变成鲜活的现实。我们坐在教室，个个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希特勒最尊敬的老师，利奥波德·波希教
　　
　　 利奥波德·波希是唯一一个在《我的奋斗》中被提及姓名的人，希特勒用了两页半的字数来对其进行描写。然而这样的描述无疑显得有些夸大。有事实为证：根据希特勒在林茨最后一张成绩单上的显示，他的历史只得了个 “中等”，也许此事跟转校有关。但无论如何，波希博士给这个极其敏感的男生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如果说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唤起人们对它的热情，那么波希博士无疑是个称职的老师。
　　
　　 波希是奥地利南部边区的人，来到林茨之前，他曾在马里博尔还有其他一些毗邻德语区的地方任教。因此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他可谓阅历颇深。我相信，波希对德语区人民的绝对热爱以及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治的反感，让年轻的希特勒深受启发。这种炽热的精神为他的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终其一生都对那位昔日的历史老师心存感激，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学校和老师的怀念之情也在不断增添。1938年，希特勒造访克拉根福期间会见了阔别已久的波希。他花了不止一个小时与这位虚弱的老人在房间里独处，临行之时，他对随行人员讲道：“你们无法想象我对那位老人有多么感激。”
　　
　　 要想知道希特勒对他老师们后来的评价到底可不可靠，还得从他以前的同学所持的相反观点中去求证。真实的情况是——正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带着一种固有的憎恨离开了学校。尽管我总是小心谨慎，不把话题往这上面引，但有时候他又控制不住要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从未与任何一个老师保持联系，就连波希也没有。相反，当阿道夫在街上碰到教过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就故意回避，装作没认出来。
　　
　　 另一场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斗争，正在与他和老师之间不断爆发的小规模冲突同时进行：跟她母亲的精神较量。不要误会了我的表达。事实上，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竭尽所能的想要消除他母亲的忧虑，因为母亲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当他在学校的失败已成定局，并且偏离了他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之时，这种努力的尝试就变为了一种徒劳。他解释不清他为何要选择另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阿道夫内心的矛盾远胜于他跟老师们永无止尽的游击战。我并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糟糕成绩如何看待，但对他母亲而言，这就意味着阿道夫不会被大学录取。他选择的“另一条路”是个什么样子，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即便在他母亲去世多年以后，他也仍然无法讲清。就这样，她把自己对儿子未来的担忧一起带进了坟墓。
　　　
　　 1905年的深秋，阿道夫已处在了危险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这个十六岁的男生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在施泰尔实科中学复读四年级，还是永远的离开学校。但此番决定，意义重大：到底是应该为了母亲，继续踏上那条他认为是错误并且毫无希望的道路；还是应该不顾母亲的担忧，毅然选择“另一条道路”，一条他只能说是朝向艺术（可想而知，这样的字眼怎能让他母亲感到宽慰）的道路？
　　
　　 但鉴于阿道夫的本性，这并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因为现实中根本没有出现让他左右为难的状况。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义无反顾的走上第二条路，离开学校。他深知这样的决定会对他母亲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
　　
　　 在1905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阿道夫挺过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而这次经历也成了我们友谊中最沉重的一段时光。危机的表现是阿道夫患上了重病。在《我的奋斗》中，他将其描述为呼吸道疾病。但他的妹妹保拉，却提到过他的一次咳血症状。又有人断言，这是由某种心理暗示引发的胃病。在他患病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因为我得照常向他汇报斯蒂芬妮的消息——斯蒂芬妮是阿道夫当时很倾慕的一个姑娘。根据我的回忆，他的病症实际上是肺部感染。我记得很清楚，自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在遭受肺炎和剧烈咳嗽的折磨，尤其是在潮湿，多雾的日子里。
　　
　　 同时，由于害了这场大病，他母亲也不再耳提面命的敦促他继续上学。如此一来，正好符合了他的决定。然而，这种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我暗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内部病变引起的必然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纯粹的先天遗传？我不得而知。
　　
　　 从阿道夫走下病床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校园生活已经成为他的过去，现在他要扬起风帆，毫无顾忌的朝着他的艺术家生涯驶去。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没有任何明确的人生目标。当他在《我的奋斗》中描述这段空白时期的时候，感到有点别扭，于是他将其命名为“闲暇生活的空虚”。从表面上看，这种概括是恰当的。他既不用上学，也不需为任何实习而操心，他就呆在家里享受母亲的照顾。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游手好闲的懒汉，相反，他把人生的这一章节安排得相当充实。他画画，写诗，阅读书籍。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遇到过无事可做的情形。如果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厌倦，他就会立马转生离开，然后重新振作，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当中。不可否认，他的生活因缺少清晰的目标而显得杂乱无序。他仅仅是将各种感受，经历和素材在他身上堆积起来。至于这么做的目的何在，我完全无解。反正他总是在不断的四处寻觅。
　　
　　 与此同时，阿道夫用实际行动向他母亲证明了一件事情：学校的教育在他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对母亲解释道：“一个人通过自学能够获得更多知识。”于是，他开始在俾斯麦大街的成人教育图书馆订阅书刊，随后又加入了博物馆协会，以便从中借阅书籍。同时他也经常光顾斯托约尔的租书馆和L.汉斯林格图书公司。我记得从那时起，阿道夫就总是扎在书堆里，其中，《德国英雄传说》尤其令他爱不释手。每当我干完活儿以后，他总是会要求我把他看过的书学习一遍，以便能同他一起讨论。现在，忽然之间他就具备了那些在学校所欠缺的品质——勤奋，有兴趣，享受学习。正如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我用学校自己的武器战胜了学校。”
　　

老爺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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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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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叔 发表于 2012-2-24 20:51

至少可以在维也纳画水彩画明信片混饭吃

老木匠

第七章 斯蒂芬妮
　　
　　 说实话，作为我朋友的青春期恋爱的唯一见证人——除开斯蒂芬妮本人——我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惬意，从他十六岁开始，这段恋情一直持续了四年。我害怕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会让那些期待有重大揭秘的人失望。因为阿道夫同这名望族女孩的关系，被当时的道德观念限制在了一个准许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情况绝属正常。若不是当今社会的性道德观如此颠倒，人们肯定也会认为，青年男女“出轨”是不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们之间——简单的讲——“什么也没发生”。
　　
　　 在此，我不能提及这位女子婚前和婚后的姓氏，还请诸位见谅。我之所以偶尔将其透露给那些致力于希特勒青年时期研究的人，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诚恳，而且也没有什么坏心眼。斯蒂芬妮，这个比阿道夫大一岁，或许大两岁的女孩，后来嫁给了一个高级军官。现今居住在维也纳的她，已成了一名寡妇。所以，想必读者能够理解我的谨慎。
　　
　　 190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如往常一样，在兰德大街散步，突然，阿道夫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激动的问我，觉得那个跟她母亲手挽手的金发美女怎么样。“听我说，我已经爱上她了，”他毅然的补充道。
　　
　　 斯蒂芬妮是个相貌出众的女生。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一头浓密的金发向后盘成一个发髻。她的穿衣打扮着实讲究，单从举止上就能看出她来自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


　　
　　 这是一张由汉斯·日夫尼在乌尔法尔为她拍摄的毕业照，时间比此次碰面略早。当时的斯蒂芬妮可能只有十七岁，或者最多十八岁。照片上显示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她的表情显得落落大方；浓密的长发，依然盘着格雷特式的发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她的整体气质给人的感觉是清新而健康。
　　
　　 傍晚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是林茨人当年最热衷的一件事。女士们喜欢浏览商店橱窗，然后买点讨喜的小物件。青年一代也有他们自己单纯的娱乐方式——朋友约会。年轻军官对其中许多调情的环节尤为擅长。
　　
　　 想必斯蒂芬妮一定居住在乌尔法尔，因为她总是挽着她母亲的手，从大桥一路走到主广场，然后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每天下午五点钟，几乎是准时，这对母女就会出现——当时我们就站在施密托尔街口守候。若直接冲过去跟她打招呼，势必显得十分唐突，因为这位年轻的小姐根本不认识我们两个。所以阿道夫只能用眼神的一瞥来代替问候。从那时起，阿道夫就一直对斯蒂芬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然而他变了，变得失去了自我。
　　
　　 通过调查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母亲是一名寡妇，并且母女俩确实住在乌尔法尔，偶尔陪伴在她们身边的一个男青年，其实是斯蒂芬妮的哥哥——维也纳的一名法律学生。这个消息令阿道夫如释重负，因为之前他一直对那个身份不明的男青年耿耿于怀。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见到这两位女士跟一些年轻军官走在一起。像阿道夫这种身体虚弱的穷小伙，自然不能够跟这些身着华丽制服的年轻中尉相提并论。阿道夫对此也颇有感触，于是他只好通过雄辩来宣泄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愤怒，最终导致了他对整个军官阶层，乃至军队总体的仇视。“自负的蠢货”是阿道夫以前对他们的惯用称呼。更让他感到生气的是，斯蒂芬妮竟然跟这些（他坚持说是）穿着紧身胸衣，擦着香水的懒汉在一起厮混。
　　
　　 当然，斯蒂芬妮并不知晓阿道夫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将阿道夫看作是一个有些害羞，却又异常顽固，并且信心十足的追求者。当斯蒂芬妮对他试探性的一瞥回以莞尔一笑之时，他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的心情会变得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截然不同；仿佛世间万物都是那么的美丽，那么井然有序，而他自己又是如此的心满意得。但当他的目光被斯蒂芬妮冷漠的无视之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就会顿时陷入崩溃的境地，那一刻，他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连同自己，一起摧毁。
　　
　　这样的现象，无疑是每一段炽热的初恋之典型特征，也许有人会把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感情误解成一种短暂的雏恋。如果只考虑斯蒂芬妮的个人想法的话，这种解读也并不为过，但对于阿道夫而言，他同斯蒂芬妮的关系早已超越了雏恋。即便他后来在维也纳过着艰苦的生活，这段恋情所散射出的光辉也依旧不减当年。可见阿道夫对她的感情是一份深厚而纯洁的真爱。在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代替斯蒂芬妮在他心中的地位——这与普通男生的恋爱是多么的不同，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对象。我不记得阿道夫还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女孩。反正后来在维也纳，当露西·维德在歌剧《罗恩格林》中扮演的爱尔莎唤起了他的热情时，他给出的最高评价只是，她让自己想起了斯蒂芬妮。从外观上看，斯蒂芬妮是饰演爱尔莎一角的理想人选，不仅如此，瓦格纳歌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适合她扮演，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很想知道，她是否具备必要的声音条件和音乐天赋。阿道夫倾向于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她那如瓦尔基里一般的外表，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吸引，同时也引燃了他无限的激情。
　　
　　 他为斯蒂芬妮创作过无数首情诗。其中有一首诗，题目叫做《献给爱人的赞美诗》，出自他的黑色小本子：斯蒂芬妮，一位出生高贵的少女，她身着一件飘逸的深蓝色丝绒长衣，骑着白马，伫立在那鲜花盛放的草地，她散开的秀发宛如一道金色的波浪搭在她的双肩。春日里，碧空如洗。万物纯净，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仿佛又看见了阿道夫那张神情专注的面孔，听到他饱含深情地吟诵着这些诗歌。斯蒂芬妮已经彻底的占据了他的思绪，以至于他所谈论的一切，所实践的一切乃至为将来所计划的一切，都围绕着她而进行。尽管阿道夫从未跟她有过只言片语的交流，但随着他与家庭的逐渐疏远，斯蒂芬妮对我朋友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则较为缺乏想象力。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曾就此事进行过反复的争论——我对阿道夫与斯蒂芬妮这段关系的回忆尤为清晰。他以前总是坚称，一旦他同斯蒂芬妮相遇，任何事情，彼此都能了然于心。他说，像他和斯蒂芬妮这样的特殊人类，根本犯不着用普通人的语言来交流感情；优秀的人类可以凭借直觉来相互了解。阿道夫始终相信，斯蒂芬妮不仅能够准确的了解他的想法，而且在与之分享的过程中还充满了激情。但他从未跟斯蒂芬妮谈过任何事情，即便她知道阿道夫的心中所想，也不见得她就会感兴趣。倘若我胆敢像这样提出质疑，他就会狂怒的冲我吼道：“你根本就不懂，因为你无法理解超凡之爱的真正意义。”为了使其平息，我便委婉的问他，能不能仅通过眼神来向斯蒂芬妮传递那些复杂的知识。他回答道，“有可能！但这种事情我跟你解释不清，反正我心里有的，斯蒂芬妮心里也有。”当然，我总是小心谨慎的在触碰这些敏感话题。但我很高兴阿道夫对我如此的信任，因为除我之外，他没再对任何人，包括他母亲，谈起过斯蒂芬妮。
　　
　　 他希望斯蒂芬妮用拒绝他人的方式来回报他的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斯蒂芬妮周围的青年男子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军官，因为他认为斯蒂芬妮这是在转移视线，目的是为了掩饰她对阿道夫的强烈感情。但她的态度却又常常引来阿道夫的嫉妒；当斯蒂芬妮无视这个苍白青年的守候，将注意力转向护送她的年轻中尉的时候，阿道夫就会感到深深的绝望。不过想来也正常，为什么一个青春活泼的女生要满足于一个神秘崇拜者的渴望眼神，更何况其他人对她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又是如此的优雅与不同？当然，我绝对不敢当着阿道夫的面表达出这些想法。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我该怎么办？”要知道，以前他从来不询问我的意见，因而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风水轮流转，我终于也能在他面前找到一种优越感了。“很简单，”我解释道。“你先接近那两位女士，然后抬起你的帽子，向她母亲作自我介绍，再请求允许拜访她的女儿并护送她们母女回家。”
　　
　　 阿道夫怀疑的望着我，对我的建议考虑了许久。最后，他还是拒绝了。“如果她母亲想了解我的职业，我怎么说？毕竟我必须直接提到我的职业；最好是跟在我名字后头——‘阿道夫·希特勒，学院画家，’或者相类似的职业。但我还不是一名学院画家，我总不能把我将来的状况拿到现在来说吧。对妈妈而言，职业要比名字重要得多。”
　　
　　 我思索了很久，觉得阿道夫只是出于害羞而不敢接近斯蒂芬妮。但令他退却的原因还不止这一个。那时候他对两性关系的概念非常保守，以至于同一个女生的正常接触，在他看来都是件有损尊严的事情。由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调情，所以他坚信斯蒂芬妮除了盼着他来求婚以外，便再无其他渴求。我对此完全不敢苟同；但正如他处理所有疑难问题的惯用方式一样，阿道夫已经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同他完全陌生，并且从未跟他有过言语交流的女孩，做到了他父亲，学校，甚至是他母亲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为自己的将来拟定了一个明确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能在四年后迎娶斯蒂芬妮。
　　
　　 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最后，阿道夫委托我去收集更多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
　　
　　 我偶尔看见斯蒂芬妮的哥哥与音乐社里的一个大提琴手交谈。通过这名乐师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父亲曾是一位政府高干，几年前便已过世。她的母亲现有一套舒适的房子而且还能领取遗孀抚恤金，她把这笔钱用在了对两个子女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上。斯蒂芬妮读过女子高中，现已被大学录取。她有许多的追求者——她长这么漂亮，倒也不足为奇。她喜欢跳舞，去年冬天，她同母亲参加过镇上所有重要的舞会。那个大提琴手还补充道，据他目前所知，斯蒂芬妮尚未订婚。
　　
　　 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相当满意——“尚未订婚”这一条在他看来怎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的汇报中，只有一点让他感到有些焦虑：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并且根据那个大提琴手的确切说法，她跳得很好，而且乐在其中。
　　
　　 这完全不符合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想象。一位瓦尔基里般的女子竟被一些“傻瓜”中尉揽在舞池里跳华尔兹。细想起来简直糟糕无比。
　　
　　 他排斥一切属于年轻人的娱乐。这种古怪的，酷似禁欲主义者的性格特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毕竟阿道夫的父亲也曾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男人，当年这位相貌堂堂的海关官员，肯定引得无数女生对其频频回头。可阿道夫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十分中看的年轻人，他体型匀称而苗条，一双非比寻常的眼睛给他那张冷峻而严肃的面孔增添了几分生气，他眼中闪烁的独特光芒会让人们忽略他脸上的苍白与憔悴。然而——同抽烟、喝酒一样，舞蹈，与他的天性相悖。这些事物根本就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但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甚至是他母亲，用这种观点来劝过他。
　　
　　 长久以来我一直是他嘲弄的对象，现在我终于也有机会调侃他一把了。我一本正经的声明，“你必须上舞蹈课，阿道夫。”跳舞，立时成为了他的一个难题。我清楚的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每天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剧院”或者“多瑙河大桥的重建”，所有的话题都被一件事情给占据——舞蹈。
　　
　　 只要遇到不能立马解决的问题，他就会沉溺在自己的归纳总结里。“想象一个拥挤的舞池，”他曾对我讲，“再假设你是个聋子。你听不见舞蹈音乐，然后瞧一眼他们漫无目的又毫无进展的移动。难道这些人不像疯子吗？”
　　
　　 “阿道夫，这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回答道，“可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如果你想要征服她，那你就必须跟其他人一样，漫无目的的，如同白痴一般的去跳舞。”此言一出，他顿时暴怒。“不，不，决不！”他冲我大叫。“我绝不会去跳舞！懂不懂！斯蒂芬妮跳舞，只是被这个不幸的社会逼迫所致。一旦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断然不会对跳舞产生一丁点渴望！”
　　
　　 与平常相反，这回他讲的话连自己都无法相信；因为他三番五次的向我提出关于跳舞的问题。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在家里秘密的同他妹妹练习过一些舞步。希特勒夫人曾给阿道夫买过一架钢琴；于是我想，兴许过不了多久，他便会找我去弹奏华尔兹舞曲，到时候我就装成聋子调侃他。他跳的舞根本不需要伴奏。我也刻意提醒过他要注意音乐与舞步之间的协调，因为他对此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但这绝对无法同另一件事情相提并论。阿道夫终日苦思冥想，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绑架斯蒂芬妮。他向我描述了整个计划的所有细节，还给我分派了角色，但不是很有价值的那种；他负责实施绑架，而我只负责上前攀谈来转移她母亲的视线。“那么你们俩靠什么生活？”我现实的问道。我的问题让他渐渐清醒，因而这个大胆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更糟糕的是，斯蒂芬妮对阿道夫怀着一种不友好的情绪。每次经过施密托尔街口的时候，她会把脸转过去，就当阿道夫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做法将他带到了绝望的边缘。“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大喊道。“我要做个了结！”
　　
　　 这是阿道夫第一次，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次，企图要自杀，而且是很认真的。他告诉我，他会从桥上跳进多瑙河，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但他坚持声称，斯蒂芬妮必须跟他一起死。于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再次出炉。这出骇人惨剧的每一小部分都被他详尽的描述了出来，包括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作为唯一生还者的后续行动。这阴森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甚至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很快雨过天晴，阿道夫迎来了他在1906年六月份中最高兴的一天，我确信这段经历在他印象中同我的回忆一样清晰。夏日到来，花卉节即将在林茨举办。同往常一样，每个星期天我和父母亲都要去卡迈尔教堂做礼拜，而阿道夫就站在门外等我；然后我们又一起来到施密托尔街口守候。我们的位置非常的有利，因为那里的街道十分狭窄，游行的马车必须紧靠人行道才能通过。乐队牵引着鲜花装扮的马车驶过簇拥的人群，车上载着年轻姑娘和夫人们。但阿道夫根本没正眼瞧过这些女人，因为他在兴奋的等待着斯蒂芬妮的出现。阿道夫焦急的抓着我的手臂，直到把我弄疼的时候她都还没出现，我已经放弃了见到斯蒂芬妮的希望。忽然，这对母女乘着一架布满鲜花的漂亮马车驶入施密托尔大街。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位母亲身穿浅灰色的丝绸礼服，打着一把小红伞；斯蒂芬妮穿着一件漂亮的丝质长袍，也许是由于光线的原因，她的面容如魔法般的显现出玫瑰色的光辉。斯蒂芬妮也装饰了自己的马车，但跟其他大多数不同，她没用玫瑰，而是用了一些简单的野生花卉——红色的罂粟花，白色的雏菊还有蓝色的矢车菊。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大束这类鲜花。马车渐近，而阿道夫变得更加魂不守舍。他从未见过斯蒂芬妮如此迷人的一面。正当马车经过我们的那一刻，一个圣洁的眼神降临阿道夫。斯蒂芬妮给了他一个愉悦的微笑，并从花束中取下一支，掷给了他。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阿道夫如此喜悦。马车驶过之后，他把我拖到一旁，然后深情的注视着那朵鲜花，这个象征着斯蒂芬妮之爱意的信物。我仿佛依旧能听见他激动得颤抖的声音，“她爱我！你看见了吧！她爱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道夫辍学的决定引发了他同母亲之间的一场争吵，而后他就害了病，斯蒂芬妮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一直把斯蒂芬妮送给他的花，装在盒子里。我同阿道夫的友谊在他看来并非必不可少；我是唯一一个分享他秘密的人，只有通过我，他才能得到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每天我都不得不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以便向他汇报我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告诉他这对母女跟什么人讲过话。阿道夫觉得，要是我每次都独自站在同一个角落，容易让斯蒂芬妮感到很不自在。其实我并没这么做，但我也没有跟他说。幸好，阿道夫从未想过我可能会爱上斯蒂芬妮，若他在这方面有丝毫的怀疑，那都将意味着我们友谊的结束；正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因素，所以我才能将全部消息毫无偏颇的汇报给我那位可怜的朋友。
　　
　　 阿道夫的母亲对儿子的变化留意已久。一天傍晚——我记得十分清楚，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相当尴尬——她直接问我：“阿道夫这是怎么了？如此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你。”我吱唔了半天，然后赶忙溜进了阿道夫的房间。
　　
　　 每当我给他带去一些关于斯蒂芬妮的新消息时，他就会显得格外高兴。有一天我告诉他，“斯蒂芬妮有一副美妙的，如同女高音一般的嗓子。”他听后一跃而起。“你怎么知道？”“有时我离他特别近，我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就我对音乐的了解而言，我能断定，像她这种声音清澈而纯净的人一定是个很好的女高音。”这番话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也很高兴能让憔悴在病床上的他，感受到一时的快乐。
　　
　　 每天晚上我都会抄近路来到洪堡大街。阿道夫时常向我描绘出一幅宏伟蓝图。“我已经决定了，”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十分郑重的宣布，“我决定为斯蒂芬妮修建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房子。”然后我必须对此发表看法，尤其是对音乐室的形状和大小是否感到满意。他说，他在这个房间的音效设计上花费了很多心思，还让我告诉他，钢琴该摆在什么位置，等等若干。一切看上去就仿佛他的计划已无懈可击一般。我胆怯的问了他一个关于建造资金的问题，却招致了他粗鲁回应，“噢，让资金去见鬼！”——这是他的一种惯用表达。
　　
　　 我们曾就这幢别墅的建造地产生过一些争论；作为一名音乐人，我完全赞成建在意大利。阿道夫却坚持要建在德国，而且要邻近一个大城市，这样就方便他和斯蒂芬妮上剧院或者听音乐会。

　　刚能下床，他就跑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了；他的病尚未痊愈并且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如往常一样，斯蒂芬妮和她的母亲准时出现。看到阿道夫憔悴的面孔和空洞的眼神，斯蒂芬妮冲他微微一笑。“你注意到没？”他兴奋的问我。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体就恢复得更快了。
　　
　　 1906年春，当阿道夫离开林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些详细的交代，主要是告诉我，直面斯蒂芬妮之时我该如何表现；因为他确信，斯蒂芬妮很快就会趁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向我询问他的情况，看他是不是又生病了。那时我必须这样回答：“我的朋友没生病，但他不得不去维也纳艺术学院进修。等他毕业之后，他肯定还要花一年的时间到国外旅行。”（我坚持要求说成“去意大利”。很好，那就意大利吧）“四年后他会回来向你求婚。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婚礼的筹备将毫不拖延地展开。”
　　

　　 当然，阿道夫在维也纳旅居期间，我还得通过书信向他例行汇报斯蒂芬妮的情况和消息。由于寄明信片比寄信更便宜，所以阿道夫在临行之前给斯蒂芬妮起了一个秘密代称，叫“本基泽”，这是他以前的一个同学的名字。同年5月8号，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一张彩色明信片，看得出来，尽管他在当地见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物，但他仍然无法停止对“本基泽”的思念。上面写道“我渴望回到我热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 “乌尔法尔”加了下划线，当然，它代指斯蒂芬妮，因为她住在那儿。“真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他近来如何。”
　　
　　 几个星期后，阿道夫返回林茨，我到车站去接了他。我依然记得，我们轮流拎着他的行李，他急切的想要了解斯蒂芬妮的情况。我们当时显得有些慌忙，因为再过不到一小时，就是傍晚散步的时间。阿道夫不会相信他走之后斯蒂芬妮没问过他，因为他一直想当然的以为，她正盼望着与他相见，正如他渴望见到斯蒂芬妮一样。但他心里还是暗自庆幸，我没有机会向斯蒂芬妮阐述他对未来的美好规划，因为那时候他的前途尚不明了。我们一路匆忙赶往施密托尔街口，都没来得及在洪堡大街停一下，问候他的母亲。阿道夫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待。斯蒂芬妮同她的母亲再次准时出现。她朝着阿道夫投来惊讶的一瞥。已然足够——他并没有更多奢求。但我却失去了耐心。“你看，她想要你上去跟她讲话”我对阿道夫说。“明天吧。”他回答道。
　　
　　 但这个“明天”，从未到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局面。当然，斯蒂芬妮的反应也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的眼神交流。在那次气氛愉快的花卉节上，斯蒂芬妮带着淘气的微笑掷给阿道夫一朵鲜花，这件事情尤使他对其充满了期待。此外，她的一举一动，只要超出了严格的习俗规定，都会毁掉她在阿道夫心中的形象。也许阿道夫并非羞怯，只是害怕同她近距离的接触，会使自己的幻想破灭。因为在他眼里，斯蒂芬妮不仅是所有女性优点的化身，而且还是一个对他的宏伟计划抱有极大热忱的女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没再给予任何人如此之多的关注和理解。因此，哪怕现实与他的想象存在一点点出入，都会让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表的失望。

　　当然我确信，只要斯蒂芬妮一开口跟他交谈，这种失望无比的感觉定会油然而生。因为她本来就跟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女一样，阳光，年轻，也有着与常人无异的兴趣爱好。为了让斯蒂芬妮更加贴近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阿道夫总是把他想得很崇高，很神圣，而这无疑是白费苦心。因此，只有严格的控制彼此的距离，才能够保护他心中的偶像。
　　
　　 虽然希特勒极其鄙视资产阶级社会，不过在恋爱这件事上，他所遵照的规矩和礼仪比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都要严格得多。这样的行为准则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建立了一道屏障。“我还没被正式的介绍给她。”——我经常听到他讲出这种话，尽管他通常对此不以为然。严格遵守社会习俗是他本性中的一部分。很显然，也正是他的整洁着装和近乎天性使然的恰当举止，让我母亲对他喜爱有加。此外，我从未听过他使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或者讲述一段不确切的故事。
　　
　　 因此，抛开所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不谈，希特勒对斯蒂芬妮产生这样的奇特爱情，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在爱情的领域，任何意想不到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它还会变成一种危险。曾经有多少个怀揣着伟大梦想的男人都被那反复无常的爱情截断了奋进的道路。这很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啊！
　　
　　 出于本能，青年希特勒在他对斯蒂芬妮的恋情中，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生活态度：他拥有一位爱人，但与此同时，他又未能真正将其拥有。他规划着他的整个人生，仿佛他深爱的人已非他莫属。但由于他自身回避任何形式的约会，所以他现实中的爱人也只能停留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的愿望，计划，构想统统为爱而生。只有这样，他才不至脱离人生的轨道；的确，这段奇特的关系，通过爱情的力量，强化了他的个人意志。他幻想有一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和他一起生活在他亲手设计的花园洋房里，共同布置他们的浪漫天地。事实上，正如他后来在奥巴萨尔茨堡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那时候，少了一个她。将梦想与现实混合就是青年希特勒的特点。一旦他的爱人有变得彻底虚无飘渺的危险时，他就赶紧跑到施密托尔街口，确信她的真实存在。希特勒坚定的选择了他的道路，不是为了原本的斯蒂芬妮，而是为了那个幻想出来的她。因此，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意味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实，另一部分是愿望和理想。不管怎样，斯蒂芬妮是他人生中一个最美丽，最丰富，最纯真的梦。
　　

老木匠

　　第八章 痴迷理查德·瓦格纳
　　
　　 我故意要将希特勒的初恋同他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热情这两个章节编排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希特勒而言，斯蒂芬妮身上集合了所有女性的优点——从而影响了他今后多年的人生道路；以其作品著称的理查德·瓦格纳，在德国艺术领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若不是斯蒂芬妮的外表和行为举止与理查德·瓦格纳塑造的女性形象如此一致，她绝不可能满足希特勒心中的理想标准。在戏剧的世界中，希特勒找到了他的挚爱，像艾尔莎，布伦希尔德，还有《名歌手》里的爱娃；就某种意义而言，斯蒂芬妮亦如瓦格纳的灵感创造，并注定要从这位戏剧大师的梦境降生到纷繁的尘世之中。
　　
　　 希特勒同斯蒂芬妮的关系也能体现出他对瓦格纳痴迷的一面。从另一种角度上讲，当他见到斯蒂芬妮的一刹那，他对理查德·瓦格纳的感觉就变为了一种真正的激情。但直到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这个女孩的爱，他对艺术的敏感才提升到了热爱的程度。事实上，这份爱只是种一厢情愿的暗恋，并且从未得到过正经的回报。因此，在这种单相思的煎熬之下，他只得努力的向这位艺术大师靠拢，希冀能够从瓦格纳的作品中找到这份苦恋所给予不了的慰藉。从青年时期一直到死，他都始终追随着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男人。正如这段怪异罗曼史中的斯蒂芬妮变成他的一个想象产物一样——其实在常人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多年以后，阿道夫·希特勒的心中也创造出了一个“瓦格纳”，一个融入了他的自身理解和想象的理查德·瓦格纳。
　　
　　 希特勒没有受过多少系统的音乐教育。除了他母亲的培养以外，他在音乐方面受过的最好的教育，无非源于兰巴赫本笃会修道院唱诗班的一位神父，名叫莱昂哈德·格鲁纳，当时的阿道夫作为唱诗班的一员，在他那里培训了两年。这小子加入到唱诗班的年龄是八岁，正是在接收能力很强的一个时期。但凡对当年奥地利的文化水平有所了解的人都该清楚，除了比较正规的唱诗班以外，几乎找不出其他更好的音乐培训机构。尽管小希特勒那纯净而美妙的嗓音总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但不幸的是，这段大有希望的开端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想必他的父亲对此也毫无兴趣。这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音乐成绩一直都是“优秀”，但到了实科中学之后，他就没再上过音乐辅导课，因为学校里根本没有开设此类课程。谁要是想进行音乐方面的培训，就只得自掏腰包，上私人课程，或者去读音乐学校。即便阿道夫的父亲同意他去上私人课程，他也腾不出任何时间，因为每天光是从莱翁丁到实科中学的路程就有足足两个小时。
　　
　　 阿道夫对我受到的音乐教育极感兴趣，但他又时常感到不安，因为我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比他掌握得多。从我们平常谈到的关于音乐的话题中，我惊讶的发现他的表述十分专业并且相当到位。如果说我走的叫正道，那么他则是独辟蹊径。他甚至无需经过任何的系统学习就能够道出音乐中的所有原理。一谈到音乐，他的理解力立马就能被唤醒。我只能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十分强烈，以致常常使我为之惊讶，因为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当你叫他正儿八经的去演奏某样乐器的时候，这份无师自通的天赋便会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像演奏乐器这种事情需要的是系统的培训，反复的练习，坚定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心态；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我不得不说，对于这些必要的品质，我的朋友知之甚少。他的感情用事，他的幻想，以及他那份过了头的自信都使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品质变得毫无意义；他确信自己能行。然而，直到他将我的小提琴抵在下颌，拿起琴弓准备演奏的时候，他那份必胜的信念才变得不那么肯定。我仍旧记得他当时的尴尬表情，因为这活儿并不像他想得那么容易，我从他手中接过乐器，给他来了一小段，可他却不愿意听。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能够战胜他意志的事情，这着实让他恼怒不已。当然，那个时候他早已超过了乐器启蒙的年龄。

　　 有一天他冲我吼道：“你总是把音乐吹得跟巫术一样，现在我倒要看看它有多了不起！”带着这句开场白，他宣布了他准备学习钢琴的决定，并大放厥词说，无需数日他便能熟练的掌握其演奏技巧。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约瑟夫·普鲁拉斯基开设的音乐课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不靠勤奋和努力，这种技艺是学不来的。他在普鲁拉斯基那里的经历与我之前在老中士科佩斯基那里的感受相似。普鲁拉斯基根本就不在乎乐感的培养或是什么具有亲和力的即兴创作，他所看重的是熟练的指法和严格的纪律。所以阿道夫便陷入了一个窘境。要是叫他放弃这次尝试他又觉得拉不下脸，毕竟之前自己也信誓旦旦的放了话，但这套愚蠢的指法练习又着实让他懊恼不已。对于这次分歧，我倒是处之泰然，因为在音乐这方面，阿道夫糊弄不了我，正如我在其他方面也无法撼动他的权威一样。而后我注意到，普鲁拉斯基那种“疯狂的音乐体训”给他带来的强烈不满正在逐渐消退——每当我跨进洪堡大街19号的门槛时，我就越发明显的感觉到，他在钢琴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甚至在我面前他都会尽量避免去打开琴盖，而普鲁拉斯基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中也提到得越来越少，因此，“学习弹钢琴”这码事儿便被悄然搁置。我不知道阿道夫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了多久，反正肯定没超过一年。但对于被普鲁拉斯基随意支配的希特勒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了。尽管如此，当后来我们在维也纳为学生舞台创作歌剧的时候——很不幸的是这部歌剧一直未完成——阿道夫不仅担当歌词创作，而且还负责作曲，不过他至少把主题曲留给了我。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一个事实，尽管先前的所有迹象都与之相反，但是音乐的要义在于灵感，而不是指法练习。
　　
　　 然而，阿道夫对我的音乐天赋还是予以了肯定，他不仅对我没有丝毫的嫉妒之心，而且还能享我成功之喜悦，哀我失败之痛苦，有如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般。渐渐地，我发现他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他的信任是我精湛技艺的练就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份信任也为我们的友谊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白天的时候，我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装潢师助理，在灰尘满天的作坊里修补着被耗子啃坏的旧桌椅，但是一到晚上，当我来到希特勒的公寓，我便忘却的工作，抛开了烦恼，同他一道，踏入一片纯净而崇高的艺术领地。
　　
　　 我犹记得阿道夫与我共同分享过的一次演出：佛朗兹·李斯特的清唱剧，《圣伊丽莎白逸事》。那时候，我有位教小号的老师，名叫维尔特尔迈斯特。在一次课程结束后，他直接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圣伊丽莎白逸事》这部巨作的演出，我当时别提有多么激动，膝盖一下就软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说完之后他毫不迟疑的同我开始检查起小号的乐谱。演出当天，我在音乐大厅练习的时候还认识了乐队指挥，奥古斯特·古勒里希。即使今天我回想起那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都激动不已。刚满十七岁的我自然成为了乐队里最年轻的演奏者。没有那样乐器比小号更挑人。
　　
　　 在拥挤的大厅内，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就坐在阿道夫的旁边，脸上泛着鼓励的微笑。一切进展得都十分顺利，我觉得，有一部分来自人群中的热烈欢呼应该是属于我的。无论如何，至少阿道夫的掌声是给我一个人的。此情此景也让我的母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经过这次成功的登台亮相之后，有一回，阿道夫在同我夜间散步的时候建议我，应该把人生目标放到音乐领域。他那些一针见血的言词至今都还在我耳畔回响：“你必须放弃你的装潢工作，它会害死你。（不久前我才害了一场大病。）这种工作不管是对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没有任何好处。在音乐方面，你的确是个饶有天赋的人，你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独奏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还可以成为一名舞台或是音乐会的乐队指挥。你在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我发现你是如此的胸有成竹，想必整个乐谱你早都已经烂熟于心。音乐能够体现你的人生价值，音乐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它才是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你，属于音乐。”如今，阿道夫道出了我深埋已久的心声。成为一名乐队指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有此知音，使我倍感欣慰。尽管冷酷的现实总让人事与愿违，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越来越多的放在了对未来的规划上。
　　
　　 我父亲得了病。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我最终不得不接手他这份白手起家的艰难事业，将所有的重活都揽在了自己肩上。父亲的夙愿就是想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管他的生意，这是他的全部希望，也是他耗尽毕生精力的一个着落点。事实上，他与阿道夫的父亲不同，他不会逼迫我去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因为这会让我在他规划的道路上行进得更加艰难。他几乎从不表现出他对我的关注，但我深知这份事业对他而言有多么的重要。
　　
　　 当我脑子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时，阿道夫·希特勒挺身而出，展示了他作为我朋友那份赖以信任的情谊。他坚定的支持我选择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并积极的为我谋划，试图将我这个想法变得可行。于是，在同他结识了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一个品质，一个我之前从未意识到，而之后又再没体会过的品质：耐心。他心里相当清楚，单凭一味的正面顶撞，绝不可能让我父亲坦然接受这么一个重大决定——不管我们下了多大的决心；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进攻的软肋，那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对音乐有着一种天生的喜好，因此她倒不会反对阿道夫的提议，尽管她也十分清楚，这种音乐教育所耗不菲。有了我母亲的支持，才更有可能获得我父亲的同意。阿道夫认为，要想把这件事办成，就需要同他们进行一次巧妙的接洽。
　　
　　 为了音乐，我和阿道夫不得不努力的克服重重困难，而与此同时，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记得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也没有收音机，想听音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音乐厅，而现如今对大多数人来说，去音乐厅已经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对当年的我们来说，音乐厅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平时感兴趣的事情或是想要做的事情都围绕着音乐厅而发生或进行。当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指挥一支交响乐团的时候，阿道夫则忙着设计他的超大型史诗级剧院。
　　
　　 加之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又是在林茨的剧院大厅内，是这次碰面奠定了我们的友谊。这段友谊始于低矮窄小的地方剧院，通过维也纳歌剧院和城堡剧院得以延续和发展，并最终在拜罗伊特得到了升华——我作为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客人，应邀参加了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
　　
　　希特勒对音乐厅有着一份天生的喜爱与激情。我确信这与他的童年印象有关，尤其是他在兰巴赫的经历。我不敢确定他以前是否跟我讲过他在本笃会唱诗班的表演经历，对此我确实也想不起来了，但根据近来的研究，人们会发现，他以前很可能经常参加表演。作为一个唱诗班男童，他处处都有参加演出的门路，或许他还对其他形式的音乐表演产生过兴趣。那里的巴洛克风格的舞台被业内人士视为精品，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唱诗班里唱歌，怎会不叫人对音乐产生激情呢？

　　12岁出头的他从莱翁丁来到林茨的兰德斯剧院，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

　　当时，上奥地利州的首府有一座音乐厅，相对而言还算不错。所有剧目都能在那里上演。在我12岁那年，我第一次欣赏到了《威廉·退尔》。几个月后，我又在那里观赏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出歌剧，《罗恩格林》。我顿时便为之着迷。我那年轻的生命对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大师燃起了无限的激情。我一次又一次的被他的作品给深深打动，时至今日，我都把当时在地方剧院的这段平庸经历看作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因为我知道，它们只可能会变得更好。

　　讲得好啊！如果叫我来评价，我绝不会对林茨的兰德斯剧院那么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音乐指挥的缘故吧，所以相比他而言，我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在看待那里的一切，包括当时那只管弦乐队。然而，也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一种强烈的移情心理，使得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忽视场地的缺陷，并对其以后的演出质量抱有幻想。阿道夫经常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表演有没有瑕疵，他只看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有一回，由于一个舞台置景工人的疏忽，导致出演罗恩格林的演员从帆船的大艇上落了下来，掉进了一大堆用来表现海水的锯末里，当他浮出“海面”后，又只得靠自己，奋力攀爬回甲板，重新和其他演员站在一起——这一情形不仅搞得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就连爱尔莎都忍俊不禁——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丝毫不能损毁这出剧目在阿道夫心中的美感。是啊，这些搞笑的插曲同大师在创作歌剧时的伟大构想又有什么关联呢？但是，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包容力也仅限于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在其他时候，他仍然显得像个苛刻而强硬的批评家。

　　兰德斯剧院是一座十分庄严的建筑，但它的舞台对于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来说则显得过于紧凑，并且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量，都不尽如人意。它不具备与表演水准相匹配的硬件设施。其主要缺点并不是在于没有合适的戏服，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设立统一管理服装的部门。管弦乐队的人手不够，导致其无法满足相应的音响要求。我只需举一个事例便足以证明，在《名歌手》上演的时候，有一些乐器并未被使用，我可以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将它们例举出来，比如，低音单簧管，英国管，木管乐器组的低音巴松管，还有所谓的瓦格纳铜号，另外，弦乐器组还缺三名演奏者。但就算是有这么多现成的乐手来补齐整支乐队，那个窄小的舞台也不可能为他们腾得出足够的空间。这才是一名乐队指挥真正的可悲之处。一支由2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去尝试演绎瓦格纳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而唱诗班，无用说，更是丢脸，他们穿着毫不相称的戏服，其存在完全有赖于公众对他们的包容，比如在《名歌手》演出的时候，他们中的所有男性都挂着英式的假胡子，直接把阿道夫气得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地方性舞台而言，兰德斯剧院的歌手倒还不错，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瓦格纳歌手。

　　舞台布景总是在不断地遭受人们的批评。演员在台上每走一步，后面的背景布就拍打个不停；当遇到需要表现山体或岩石的背景之时，这种情况就会让人感到相当不悦。一想起“神殿的火焰”，就是《黎恩济》结尾时的一幕场景，我就不寒而栗。当时，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宫殿，宫殿上设有一个挑出的阳台，黎恩济和伊蕾娜就要走到这个阳台前，试图平息下面暴怒的民众。在他们左右是一些燃烧的树脂，代表那场“大火灾”的起始。根据舞台效果的需要，置景工人必须用火焰来烧毁支撑宫殿的一根柱子，从而引发宫殿坍塌这幕剧情。这根柱子由一组支架牢牢的固定住。可那天不知是谁松开了支架，那根柱子猛然一下就朝着观众倒向了地面。对于类似的事件，人们必须加以防范啊！希特勒说这些“朴实”的表演承载着某种美好的希望，此话也对，就像我们后来在维也纳的霍夫歌剧院所获得的感受一样。但令我至今都为之惊叹的是，如此可悲的表演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或者说使我们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理想主义根植在我们那颗年轻的心中，因而我们对这些表演的批评绝不会带有任何敌意。

　　每当剧院上演瓦格纳作品的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我们经常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在站票区抢到一个位置。幕间休息总是漫长的要命。当我们兴奋之余想来点冷饮的时候，一个迎宾的白胡子老头儿会卖给我们一杯水，然后就允许我们继续占着自己挣来的地盘。喝完水后，我们会在空瓶子里放上一枚小硬币，然后还给那个老头儿。通常演出会持续到半夜。看完演出过后我会陪阿道夫回家，但这段路程实在太短，以至于根本无法平息我们当晚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因此，他会反过来送我回克莱姆大街。然而在此过程之中，他会陷入到忘我的境地，热情和兴致有增无减，于是我们又会沿着原路返回洪堡大街。我不记得阿道夫什么时候疲倦过；夜晚总是能够点燃他的激情，而白天他的确又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每当我们看完一场演出过后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在各自的家门之间往返游荡，直至我们开始打哈欠或者发现自己已经忍不住要合眼。

　　阿道夫从小就对德国古代英雄故事极为着迷。对于青年时期的他来说，这些故事总是百读不厌。他曾有过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写的书，内容是德国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只不过作者用了一种通俗的手法将其呈现出来。他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在洪堡大街住家的时候，他总是将这本书摆在书架的最好位置，以便拿放。当他害病在床之时，这本书就会为他敞开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我记得我们在维也纳合租的时候，阿道夫就有一本珍藏版的《德国英雄传说》，这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这本书能解决他当时浑天度日的苦恼。

　　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知和掌握绝非像有些人那种图新鲜，或是装腔作势。他所着迷的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从来不缺乏对历史和政治的考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这个世界。除了活在这些光荣的德国古代英雄中以外，他想不出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觉得自身的命运和这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伟人是紧密相连的。相比他们的人生而言，任何努力与奋斗都会显得黯然失色，那是成就了伟业的英勇作为，是最具英雄气概的崇高人生，从此进入瓦尔哈拉殿堂，同他之前所崇敬的英雄一样，变为一段不朽的神话。希特勒思想中这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不应该被忽视。在一个施行苛政的世界里，这种年轻人的沉思将被视为一种幻想，但现实情况是，纵使他活在当下，可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却仅仅留在了对德国英雄故事的虔诚信仰中。

　　狡诈而虚伪的资产阶级在他看来已一无是处，在与这个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他本能的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去探寻，在原始的历史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将其视作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段仅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中被了解到的失落时代，鲜活的呈现在了年轻气盛的希特勒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要是能活在1500年前该有多好，而这种强烈的意愿却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像我也成了古代人。难道他当真和那些混沌时代的英雄们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不然他怎会把这些人物跟我描述得如此真切，仿佛他们就生活在路边树林的营帐里一般？亦或我们发现的这个古老世界只是他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时空的转换经常让我对他的神志感到担忧：也许有一天阿道夫会发现，他已无法挣脱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黑洞。
　　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对阿道夫有着致命的吸引，在他们身上，阿道夫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产生一种特殊的认同感。阿道夫1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欣赏到了《罗恩格林》，这部歌剧将他儿时的梦想转化成了美妙的诗歌与音乐，使得他年轻的生命对古代德国那个无比壮丽的世界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从那一刻起，瓦格纳，这位已逝的天才便走进了他的人生，并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在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处的几年里，我见证了他从一个男孩变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作为一名狂热的音乐人，我也曾有过偶像，我也曾试图效仿他们成为一名伟大的人，但是，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
　　他如饥似渴的寻找一切同瓦格纳有关的读物，不管是写得好的还是写得差的，不管作者的立场是赞赏拥护还是厌恶反对，只要是阿道夫能弄到手的，他就一概接收。他对描写瓦格纳的人物传记相当热衷，尤其喜欢读他的笔记，信件和日记，另外还有他的一些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如此日复一日，他便进入了这个男人的生活中心。每个琐碎的细节乃至一段最无关紧要的时期他都了然于心。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本来还在侃侃而谈的他会突然打住，然后开始背诵瓦格纳的笔记或书信中的一些段落，甚至还可能是他的一篇论文——《未来艺术之性质》或者《艺术改革》；当然这取决于他当时的谈话内容——也许是在谈论，从一个想象出来的，专门的基金会里拨出一笔钱，为拙劣的地方音乐厅开出一份硬件更换清单。尽管要撵上他的思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总是神情专注，期盼着希特勒那份恒定不变的概括性结论。他会说：“你看，瓦格纳的行事作风与我相同，就连他都不得不去应付身边那些愚昧之人。”

　　我个人认为这种对照是相当夸张的。瓦格纳活了整整70岁，在他那漫长而多产的一生当中，必定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尝到过失败的痛苦，但我的朋友，这个向来喜欢把瓦格纳和自己的人生进行对照的年轻人才刚满17岁。他除了画过几幅水彩和几张建筑设计草图以外，再无任何值得示人的作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那时候，他的重大人生经历也无外乎就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的去世，二是他在学校遭受的挫败。然而他却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饱受迫害的殉道者，因反击敌人失力而遭到放逐。
　　他极其热心的收集着瓦格纳的每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片段，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灌输给我。他对我讲述，瓦格纳创作《漂泊的荷兰人》的灵感就源于他当年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斯卡格拉克海峡面对风大浪急的海洋的切身感受。我认真的听完了年轻的瓦格纳那段充满危险而又颇具革新精神的航程——数年的漂泊与被放逐。我跟阿道夫都特别喜欢路德维希二世，素有艺术守护者之称的路德维希二世曾在瓦格纳的陪同下造访过威尼斯，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其实阿道夫并不是不愿意承认理查德·瓦格纳人性中的弱点，比如他那种肆意挥霍的生活作风等等，只是他看在瓦格纳创作了那么多不朽巨作的份上，忽略了那些细枝末节。


　　在那时候，瓦格纳虽说已经逝世了二十余年，但公众围绕他作品而产生的认知上的分歧却掀起了一阵经久不衰的浪潮。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想象，当时的音乐青年对这种论战有多么的热衷，但在我和阿道夫看来，他们当中无非只有两种人：瓦格纳的朋友，和瓦格纳的敌人。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在音乐方面的论战则显得太婉约，太乏味，人们顶多也就相互置之一笑。然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院或者其他的录放设备；只有剧院，了解剧院将要上演的节目就是许多老百姓心中的大事。无论何时，只要一碰上演出，我们就变得无比激动，简直比台上的演员都更显得生龙活虎。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方法想要释放自身那份不受约束的激情，但都徒劳无获，直到曾为瓦格纳工作过的指挥家，奥古斯特·古勒里希的出现。他不仅是大师作品的有力诠释者，更是瓦格纳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的忠实监护人。在我们眼中，他俨然就是一位圣杯守护者。
　　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崭新的德国艺术形式的诞生。这种新音乐剧的诞生完全让人们始料不及，它首次将诗歌和音乐进行结合并置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后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
　　阿道夫的最大愿望就是造访拜罗伊特，这座德国的圣堂；去瞻仰万弗雷德庄园，那位天才的故居。他想要在瓦格纳的墓前致敬默哀，想在这位大师建造的剧院里欣赏他的不朽之作。如果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仍有诸多的愿望和梦想未能实现，那么至少这一件，他算是如愿以偿。
　　对我这么一个64岁的老头来说，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又重新勃起了一颗年轻的心，就如当年我在拜罗伊特的感受一样，跳动得如此火热！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错过这些青年时期的经历——目睹希特勒在最初阶段对瓦格纳的痴迷。鉴于我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跑腿送信的中间人，因此我凭着比他过硬的音乐基础，越发积极的参与到他这段关于瓦格纳的经历之中。当然，他暗恋斯蒂芬妮这个秘密，使得我同阿道夫走得更近，毕竟，没有什么比分享秘密更能夯实一段友谊，除此之外，我们还都对理查德·瓦格纳抱有极大的热情。

老木匠

   第九章 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当我回忆起青年希特勒的政治信仰和观点的时候，我似乎又听到了他对我讲话的声音，“你不懂”或是“简直无法跟你沟通”；有时他甚至会对我加以斥责，比如说，当我不经意的对他的错误观点表示认同的时候，他会怒不可遏的冲我吼道：“在政治这方面，库斯特尔，你就是个白痴。”

　　实际上，我这辈子就只有一样爱好：音乐。阿道夫也曾认同，艺术应该摆在人们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但在随后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政治的兴趣变得逐渐突出，虽说他也从未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抱负。人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林茨居住的时候，艺术是我们永恒的话题，而到了维也纳，我们的生活则被政治所占据。我感觉在他眼里，我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他越是对政治感兴趣，我们的友谊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但他以前并未对我表达过这种观点；因为他一向是极其严肃的在对待我们的友谊，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

　　政治一直都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临界点。我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具体的说，我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去捍卫我的观点并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对阿道夫而言，我并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讨论伙伴。他更愿意改变我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将我说服。但事实上，我不暇思索而又毫不质疑的接收着他的一切言论，甚至有时还背下几段，以便能使我在讨论中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但我可不想发展成他的对立面，这样正好迎合了他口头争论的癖好。就政治而言，我的确不是块好料。好比一个置身于音乐大厅的聋子，虽然看得见别人演奏，却不知所奏何曲。老天并没赋予我驾驭政治的天赋。
　　阿道夫对此感到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竟有像我这般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家伙。为了培养我的政治兴趣，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当然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在维也纳期间，他多次强迫我陪他一起去议会，但我对此相当反感，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弹钢琴上。然而阿道夫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我必须跟他去；即便他十分清楚，议会里的事情总是让我无聊得想哭。但如果我当时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惨了。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家都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这样的信条并未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得以体现——恰好相反！这又是希特勒身上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很喜欢谈论政治，并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听不惯任何针对君主制的反对之词。作为奥匈帝国的一名海关官员，他的立场十分明确。每年8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诞辰之时，他就会穿上他的节庆制服。他是帝国和皇室的忠实仆人。也许阿道夫小时候没怎么听到过他父亲谈论政治，因为他父亲认为，谈论政治的地方应该是酒吧，而不是家庭。无论人们在酒吧里侃得怎样热火朝天，回到家里总是风平浪静。我不记得阿道夫曾例举过他父亲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

　　在洪堡大街的公寓，仍然少有关乎政治的迹象。阿道夫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个单纯而真诚的女人，她对政治毫无兴趣。阿道夫的父亲尚在之时，克拉拉可能偶尔会听到他对政治局势的一些抱怨，但她并没有耳濡目染或者把话传给她的孩子们听。这位性格易怒的丈夫和父亲，并没把他在酒馆里的情绪带到他的家庭，这样的做法兴许并无差错。希特勒家不欢迎客人前来谈论政治，我也不记得在他们家听到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即使是一些闹得满城风雨的政治事件，都无法渗透这户平静的人家，甚至连阿道夫自己也要遵守家里的潜规则。

　　我所见到他们家的唯一改变，就是克拉拉夫人（均同克拉拉•希特勒）在1906年年底，从洪堡大街搬到了乌尔法尔。这次搬迁绝不是受到她丈夫那种不安定性格的影响，而是根据实际考虑做出的决定。那时，乌尔法尔（现在是林茨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具有乡村气息的独立教区，是退休者的理想居所。由于当地不用履行纳税义务，因而许多东西，比如肉，就比镇上卖得更便宜。克拉拉夫人希望能更好的利用她每月的抚恤金——数目适中，共120克朗。其中90克朗留给她自己，剩下的30克朗，阿道夫和保拉一人一半。不管怎么说，重归田园生活令克拉拉夫人倍感亲切。布吕腾大街9号的房子至今依然静静的矗立在那里，每当我路过的时候，我仿佛依旧能看见站在小阳台上的克拉拉夫人。对阿道夫来说，能跟斯蒂芬妮“同处一岸”，令他无比满足。由于阿道夫搬到了乌尔法尔，因此我们每晚回家的路程也变长了。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去探讨一些有深度的话题。多瑙河大桥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要是我们特别关注某些问题，就只得在桥上来回漫步，直到我们所有的话题都被聊尽为止。准确的讲，阿道夫需要时间倾吐，而我，需要时间聆听。

　　每当我想起阿道夫的家庭成长环境，再回忆起他所受的政治压力之时，我脑海中就总会浮现出一副龙卷风的画面，无论外围的风暴多么猛烈，其中心依然平静。在研究像阿道夫•希特勒这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天才的时候，人们要把外部影响和这个人的自身倾向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毕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也跟阿道夫一样，接受着相同的教育，经历着同样的政治事件，从所见所闻中感受着激情和愤怒，但是这部分人最终只成为了能干的业务员，技师或厂长，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

　　民族主义思想支配着林茨实科中学。学生们在私底下抵制所有的传统制度，比如爱国主义演讲，王朝节日还有王朝宣言；他们反对学校的宗教仪式，参加圣体节的游行。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种氛围比实际的教育重要得多，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

　　“资金为南疆协会以及学联会而募集，矢车菊和黑、红、黄三色旗，让人们的立场表露无疑，我们用“Heil”（万岁）互致问候，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代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颂歌。无视一切警告和处罚。”

　　德意志人在奥匈帝国的生存斗争让当时的年轻人大受鼓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奥地利的德国人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还有意大利人中间显得孤立无援。诚然，林茨大体算得上是一座德国城市，它远离重组后的边区，但与之毗邻的波西米亚却总是动荡不安。在布拉格，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就连帝国皇家警察也承认，他们不敢保证德国居民免受捷克暴徒的侵扰，这在林茨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和平时期的布拉格几乎都处在了城市告急的边缘。

　　当时的布德韦斯仍然由德国人管理，在这个小镇的议会中，德国人占据着多数席位。阿道夫有一些同学来自布拉格，布德韦斯或是帕赫阿提茨；每当被别人戏称为“吉普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气得跺脚，因为他们只想跟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纯粹的德国人。很快，动荡便波及到了林茨。林茨城里居住着几百个捷克人，他们都是一些老实而谦逊的工人或技师，平时没人对他们过多在意。而如今，一个叫汝拉泽的捷克修道士成立了一个索科尔俱乐部——捷克文化组织，他在捷克的圣马丁教堂布道，还为一所捷克学校募集校舍修建资金。这在镇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资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从这个狂热分子的举动中察觉出，这是在为捷克人的“入侵”做准备。当然，这样的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正是这个捷克人的举动让慵懒的林茨人感到了某种威胁，结果，他们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加入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斗争行列当中。

　　就其个人政治发展的可信程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道：

　　“谁懂得年轻人的心理，谁就会了解他们为何在听到战斗号召之时，如此亢奋。他们通过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虽然他们只是这场伟大斗争一个真实缩影，但他们反映出的状况通常都更令人信服。”
　　实科中学里那些民族主义教师走在了这场“保卫战”的前沿。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希博士，是一个活跃的政客。在镇议会里，他是国民党的权威之一。他痛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的楷模。）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都将他的话奉为至理。

　　“为了自身的优越地位，他们一次又一次卑劣的出卖了德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利益，谁还愿意为了这样的王朝继续卖命？”

　　带着这样的反问，阿道夫明确且义无反顾的背弃了他父亲所支持的泛德主义计划。当阿道夫让他的思想列车一往无前的行进时，我很难跟上他的大部分讲话，于是我只好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尽情发挥。然而，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帝国”。他喜欢用这个词来结束他冗长的倾泻。一旦他将话题带入死胡同并且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就会直截了当的说：“帝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我问他，谁来为他画板上这些庞大的建筑工程买单，他会自信的回答，“帝国。”任何琐碎的事务都可以交给“帝国”去处理。省剧院的硬件更换将由“帝国舞台设计师”负责。（众所周知，1933年后，真的有人填补了那个职位。我记得阿道夫•希特勒在十六七岁时便创造这个名词。）在他看来，即使是对残障人士的照顾或者是对动物的保护，都属于“帝国”的管理范畴！

在奥地利，“帝国”这个词通常是代指德国的势力范围；当地居民被称作“帝国的德国人”。但是当我朋友使用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它不光是指德国。尽管他总是避开对“帝国”的准确定义，但很明显，这种混合的表达，包含了一切他看中的政治要素。

　　怀揣对德国人民和“帝国”的热爱，他排斥着一切外来事物。其他的国家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虽然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渴望体验异国风情，但阿道夫完全没有这样的冲动。即便是艺术家对意大利的传统向往在他身上也难觅踪迹。他所有的计划与构想，永远都只在一个国家施展，那就是“帝国”。

　　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毫不含糊的指引着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并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的所有特质，尤其是他钢铁般的意志------一旦他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他就不会改变。民族主义思想根植在他脑中，成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任何失败与挫折都无法使他妥协。从十六岁一直到死，他始终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与身边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大不相同。在他心中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即便再琐碎的事，他都会给予关注。对待任何事情他都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越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他就越要加倍关注。通过这种方法，他就能填补自身存在价值的缺失，从而才使得他谋求改变的强烈渴望有了目标和方向。虽然他尽心竭力的试图解决一切障碍，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时我真的为他感到遗憾。像他这么一个颇具天赋的人，什么样的幸福不能获取；而他却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他总是为了一些事情跟整个世界争执不休。也正是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让他同大多数普通年轻人区别开来。我从未见过他对什么事情一笑置之；每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彻底研究和验证，以便能与他的政治目的吻合。传统的政治观念在他眼中一文不值。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必须被他从头到尾的全部重组。

有人会以为，青年希特勒将身心和灵魂都献给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概括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苍白，虚弱，羸瘦的年轻人，不为人知而又涉世未深，性格内向又没有进取之心，所有的激进行为都是他一个人在执行。只有某些极其重要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他才会在晚上对我提及，然后同我一起探讨，因为首先他需要一个听众，其次，我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卑微，孤独的人。若允许我做个不恰当的类比——青年希特勒同政治的关系恰似他对爱情的看法。他越是在精神上积极从政，他在实践中的政治参与就越是受到抑制。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也没有参与过政党的示威游行，他总是小心谨慎的，不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如我所见，他第一次跟政治“眉目传情”是在林茨。仿佛他已经预感到，政治将同他结下不解之缘。

　　而目前，他只是把政治当成了一种思维练习。这种含蓄的做法展示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反常特点——耐心。政治对他来说仍然意味着数年的观望，批判，学习和积累经验；由于阿道夫将政治视为私事，因而当时的公共生活在他眼中显得毫不重要。

　　有趣的是，阿道夫早年对军事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似乎与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相悖：

　　“在浏览我父亲的藏书室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军事书籍。其中，有两册描写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流行杂志是我当年的最爱。不久之后，这场英勇的斗争便成了我最宝贵的思想体验。从此，我对战争和军事的热情变得日益高涨。”

　　1924年，他在兰德斯堡监狱坐牢的时候撰写了《我的奋斗》，我猜测他在书中对这段“回忆”的描述只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因为当年我认识的那个阿道夫•希特勒，对战争和军事没有丝毫兴趣。那些围着斯蒂芬妮身边转的年轻中尉，不仅是他的眼中钉，更是他强烈憎恶的对象。就连强制性服役制度都让他极为反感。不，他绝不会在别人的强迫下成为一名士兵。就算要当兵，他也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誓不加入奥地利军队。

　　在结束关于阿道夫的政治发展这一章之前，我想先回顾两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比其他任何关乎政治的事情都重要得多：一是青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二是他对教堂的看法。

　　在林茨，阿道夫•希特勒这样描述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如果不是事实，今天我就很难讲出这样的话：‘犹太人’这个词头一回填充了我精神食粮。我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我不记得他何时在家中提到过这个词。我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老先生的想法，他肯定觉得，给这个词加以任何的负面强调，都是一种文化衰退的表现。在他一生当中，他多少曾获得过一些富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仅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谐共存，而且还影响了我。即便是学校也无法改变我从他那里继承来的观念。

　　在实科中学，我的确认识一个犹太男孩，但大家都不相信他，并且还跟他保持距离，主要是因为他跟我们的经历不同，每次别人跟他开玩笑他都显得相当沉默。另外我跟他的接触也不多。

　　直到十四五岁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犹太人’这个词，有时是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当一些宗教异议人士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一丝厌恶，我无法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感觉。但这些问题根本提不起我的兴趣。林茨的犹太人很少……”

　　所有这一切听上去似乎都非常真实，但却与我的印象不符。

　　首先，在我看来，当描述到他父亲性格中的自由思想时，他进行了着重的修饰。既然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林茨的圈子已经普遍认同了肖纳赫的思想，那么我可以推断，他父亲也是个反犹主义者。

　　其次，在叙述他的校园生活时，希特勒遗漏了一点，那就是实科中学的一些老师是公开反犹的，并且毫不隐讳的在学生面前承认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恶；而且希特勒在实科中学肯定也意识到了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性。实情必定如我所言，当初我刚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主义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回我们沿着伯利恒大街散步，途经一座犹太小教堂，当时他就对我说，“这个东西不该出现在林茨。”

　　据我所知，到了维也纳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就彻底变为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尽管他在维也纳的经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思想肯定不是萌生于此时。

在我看来，阿道夫•希特勒的描述其实是想要表达以下观点：“在林茨，这个犹太人口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形势还不至使我感到焦虑。只不过到了维也纳，在见识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之后，我才被迫去面对这些问题。”

　　他对教堂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我的奋斗》中，他几乎没有提起过教堂，只有他在兰巴赫的一段童年经历的描述：

　　“由于闲暇之时，我会去兰巴赫的修道院上声乐课，因而我总能获得绝佳的机会，在教堂典礼那节庆般的辉煌中陶醉。如同我父亲当年在乡村小教堂的感受一样，我自然也对修道院长的光辉形象崇拜不已。至少在当时，情况是这样。”

　　希特勒的祖辈们必定是笃信宗教且常做礼拜之人，这恰恰体现出农民的本性。但希特勒的父母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各不相同；他母亲对宗教倒是很虔诚，然而他父亲却是个不拘一格，又不怎么热心的基督徒。但很显然，他父亲对教会比对犹太人问题重视得多。鉴于君主与教会的密切关系，身为国家公务员的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将其视作一个反教权主义者。

　　只要小阿道夫还亲近他的母亲，他就肯定会受到克拉拉夫人的影响，并接受教堂的庄严与美丽。这个苍白年幼的唱诗班男童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希特勒对此所言甚少，但一切情况似乎已昭然若揭。他了解这些宏伟的建筑；在他稚气未脱之时，教堂一度令他深深着迷，而其中也少不了他母亲的鼓励。但随着岁数的增长，他逐渐忘却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变得更像他的父亲，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产生的。林茨实科中学的弗朗兹•赛尔斯•施瓦茨，是阿道夫的宗教老师，他没对这帮年轻人产生过什么启发或影响，因为学生们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

　　我的回忆可以被总结为几句话：我认识阿道夫•希特勒这么久以来，从没见他去过教堂。以前他知道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同父母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他也接受这个事实。尽管他偶尔也承认，他对这样的做法很不理解，但他从未试图劝我不去教堂——他母亲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但无论如何，阿道夫自己是不愿牵扯其中的。此外，每当他对这些事物发表评论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某种宽容和耐心，而这种表现与他惯常作风相悖。很明显，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此事之上。主日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会在教堂外碰面，对于这种周日的例行礼拜，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不敬之词，也没有采取过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令我惊讶的是，他甚至从未把它当成一个辩论的机会。

　　有一天，他兴奋满怀的找到我，向我展示了一本关于审判女巫的书；还有一次是一本关于宗教法庭的书。不管这些书中记载的事件令他感到多么激动，他都不会对其下任何政治结论。可能他觉得在这方面我不是个合适的听众吧。

　　每个星期天，他母亲都要带小宝拉去做弥撒。我记得阿道夫从没跟她们一起去过，或者说克拉拉夫人从没叫他去过。正如她对宗教的虔诚一样，她已经顺从了这样的事实——他的儿子是个例外。也许在这件事上，她对那位父亲的不同观点持保留态度，因为丈夫的箴言与奋斗历程仍然是她为儿子树立的标准与榜样。最后，我想用以下语言来描述希特勒当年对教堂的看法：他绝不是对教堂漠不关心，而是教堂给予不了他任何东西。

　　总而言之，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当年，我就见证了他对德国人民炽热的奉献精神。只有依靠人民，他才活得有意义。离开人民，一切皆为虚无。

feilian

我印象中这本书很厚的

老木匠

我印象中这本书很厚的
feilian 发表于 2012-2-28 08:43

这位网友现在翻译到第12章，大概是想在天涯上找到出版社能出版吧，现在翻译进程很慢了

这本书出得太早，现在能看到的希特勒传记都利用过，所以没有什么重要价值了。只是网友翻译不容易，搬过来大家看看玩玩

老木匠

第十章 阿道夫重建林茨

　　正当我犹豫着，到底是该把我朋友列为未来的大音乐家，还是大诗人的时候，他突然向我宣布，他打算成为一名画家。我立刻回想起他在家里，以及在远足的时候画过的速写。在我们的友谊不断发展的同时，我还见到过他的许多习作。以前，当我还是个家居装潢匠的时候，我偶尔也会画点速写，但我总是发觉相当困难，因而我便更加佩服我朋友的天赋。他习惯将各种纸张随身携带。我总感觉创作的起始部分是最头疼的；而对他来讲却恰恰相反。他会提起画笔先在纸上果敢的勾勒出他的主题思想。语言描述无法达到的效果，将由他的画笔代劳。这些原始的粗线条的确有一些令人着迷之处——目睹一幅创作由模糊的轮廓逐渐变为清晰可辨的画面，这着实令我兴奋不已。但是，他不怎么喜欢完成草图。

　　我初次到他们家去拜访的时候，他的房间里凌乱的摆放着许多速写，素描和设计图。这儿是一张“新剧院”，那儿又是一张“利希滕伯格山峰酒店”。整个房间就像是一个建筑师的办公室。看着他在画板上创作——比一般的即兴之作画得更小心，更细致——我暗自确信，想必他早就掌握了这项专业的必要技巧和手法。我不相信有人竟能瞬间记下如此复杂的事物，因为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即兴创作。

　　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赋，单从这些作品的数量上，便能窥见其一斑。这里有一张水彩画——当然，说它是水彩画并不合适，因为它只是一幅用蛋彩画颜料来上色的铅笔画。水彩画是通过得当的手法对某些气氛和意境进行瞬间捕捉，从而将所绘之物赋予新意与活力，这正是水彩画的典型特征，但阿道夫却根本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体现出来。有些该靠直觉几笔带过的地方，他却小心细致的涂抹。

　　对于阿道夫的艺术作为，我所谈到的内容全都指他的初期尝试。我目前拥有的唯一一幅他画的水彩，就出自那段时期。尽管历史可能赋予了它某种独特的吸引力，但这幅画依然显得十分笨拙，毫无感情而且相当青涩。画中用鲜明的颜色描绘出了林茨的地标建筑，珀斯特灵贝格城堡。阿道夫把它赠送给我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我们不要指望能从这幅水彩，以及往后他的数百幅作品中，获得什么艺术启示。他的意图并不在于表达个人情感，而只是闲来无事，聊以自娱。所以他选择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事物，比如他偏爱的建筑，或者偶尔，一些风景。如果这些明信片和图画不是出自阿道夫之手，想必它们也无人问津。

　　他真正的画作则另当别论，但这些作品至今保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尽管他曾给过我几幅，但后来也只剩下了一幅意义不大的建筑画。画中描绘的是施托克鲍尔大街7号的一幢别墅。当时这栋建筑刚刚修好，它引起了阿道夫的极大兴趣。所以他把这幢别墅画了下来，当做一份礼物送给了我。这幅画除了显示出他对建筑的热爱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回想当年那段岁月，我不得不说：阿道夫从未认真的对待过绘画；这只是他志向以外的一种兴趣爱好。但建筑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他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建筑中，忘乎所以。一旦构思出一个想法，他就跟着了魔似的往里钻。其他任何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尽管我觉得与他为伴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但那些时光却令我难以忘怀。我陪他伫立在新落成的总教堂门前；这个苍白消瘦的年轻人，上嘴唇显现出固有的深棕色，他穿着一件椒盐色的旧外套，肘部和衣领都已被磨薄，他的眼睛注视着建筑物的每一处细节，分析着建筑的风格，他时而批平，时而赞美，还针对建筑材料，发出自己的不满——他的所有见解都显得如此的全面和专业，就好像他才是教堂的建造者，他愿为这幢建筑的每一处缺陷买单。然后他会拿出写生簿，任其画笔在纸上奔走。他会声称这是解决问题的不二途径。而我必须把他的构思与现实事物进行比较，从而表达我的赞同或反对，同时我还要装出一副激情满怀的样子，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吃这行饭的人。

　　他强烈的改造欲望在此能够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泄，因为每座城市总有那么多好坏不一的建筑。没有哪回他走在大街上不会受到刺激。他脑子里经常有一半是装着不同的建筑设计，我甚至偶尔都忍不住要想，是不是整个镇上的建筑都排列在他的大脑中，就像一幅巨型的全景图。一旦他选取了一个细部，就会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到上面。我记得有一天，当中心广场的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堡银行的旧楼被拆毁的时候。他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密切的关注着重建工作。他心中忐忑不安，生怕新建筑会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当重建工作刚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去了维也纳，于是他便让我定期向他汇报工程进度。1908年7月21号，他在给我寄来的信上写道：“银行一旦建成，就请寄给我一张彩色明信片。”由于当时没有可用的彩色明信片，所以我只好弄了一张新大楼的照片寄给了他。顺便提一句，新建筑得到了他的赞许。

　　像这样能让他产生持久兴趣的建筑还有很多。无论哪里兴修楼房，他都会拖着我一起去看。他对所有即将修建的房子都怀有一种责任感。但相比这些实体样本，他还是更喜欢自己的原创设计。这样至少他的改造癖不会受到限制。起初，我疑惑的观察着他的所有举动，想弄明白他为何如此顽固的让自己钻营于这些计划——在我看来永远都无法实现的计划。越是脱离现实的计划，就越容易使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在他看来，这些计划的每个细节都跟真的一样，就好像它们已经被付诸实施，并且全镇的重建工作都是根据他的设计来进行的。我经常感到混乱，分不清他到底是在谈论一个现实中存在的建筑，还是在描述一个他自己想象创造出来的建筑。但对他而言，这没有多大区别；现实中的建筑物只是相对次要的事物。

　　他性格中那不可动摇的延续性在此显露无疑。这个十五岁男孩的所有计划在他五十岁时得以实施，然而往往，比如拿多瑙河上的新桥来说，从计划到执行，其间好像就只隔了几个星期，而并非几十年。计划已经存在；到后来，威望和权力也有了，于是计划就变成了现实。这种事情的发生有着异乎寻常的规律性，仿佛这个十五岁的男孩，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将拥有必要的实力和资金。这在我看来，简直难以领会。我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人们只好把它看作一个“奇迹”，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的确，这个鲜为人知的男孩为家乡的重建所草拟的计划，与他在1938年后为林茨所设计的规划方案如出一辙，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相同。我简直不敢在后文对这些早期的计划进行记述，唯恐我的诚实受到质疑。但是，我下面陈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在1906年8月3日，我18岁生日这一天，我的朋友送给我一副别墅草图。这与他为斯蒂芬妮所设计的别墅颇为相似，采用的是他最喜欢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幸亏我将这副草图护存了下来。图中展示了一幢气势宏伟的府邸式建筑，建筑的正面被一个嵌入式的塔楼分开。从这幅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房间的布置上确实考虑得很周全，各个房间都围绕着音乐室而协调构成。像旋转楼梯这种精巧的建筑构造，在个别图画中也呈现了出来；此外还有门厅，架设大梁的天花板。在另一草图中，正门入口用几笔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来。阿道夫和我还一同为这份生日礼物选择了一处合适的建造地址——鲍威尔伯格。当后来我在拜罗伊特见到希特勒的时候，我极其小心的不使他回忆起这座想象出来的房子。因为他可能真的会在鲍威尔伯格给我修建一座比最初那个设计还要好的别墅，并且会非常具有时代气息。

　　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为林茨新音乐厅设计的两幅草图，在他无数的设计中，这两幅堪称上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老剧院都脱离了时代的发展。林茨的一些艺术爱好者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们筹划着要兴修一所现代剧院。阿道夫闻讯之后立马就加入了这个协会，并且还参与了一个关于设计构思的角逐。他在自己的计划和草案上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有绝对的把握，建议会被采纳。当协会决定放弃新建剧院的想法而改为对老建筑进行翻修的时候，阿道夫的全部希望也就此破灭，同时，他的愤怒也达到了极点。

　　我是指1908年8月17日，他的来信中那些辛辣的言辞：“看来他们打算再次修补这堆老垃圾。”

　　他义愤填膺的声称，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将他的建造说明书打包，然后寄往这个地址：“负责实施改建工程的剧院重建协会委员会”。这个小恶魔，最擅长用调侃称谓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青年希特勒设计的别墅草图



青年希特勒为林茨设计的歌剧院草图

　　在我收藏的两幅草图中，其中一张要追溯到那个时期，就是画有观众席的那一张。圆柱将墙壁隔开，包厢则置于其中。栏杆上装饰着各种雕塑。一个巨大的穹顶覆盖了整个大厅。除了工程的大胆创意之外，阿道夫还向我介绍了这座建筑的音效情况，作为一个音乐人，这点尤使我感兴趣。画面上清晰的展示出，声波怎样从管弦乐队发出，然后通过穹顶天花板的反射，倾降到下面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阿道夫对音效的问题很感兴趣。我记得有一次，他建议改变人民公园大厅的内部结构，因为那里的音效一直让我们很不满意，他想通过改变其天花板的形状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对林茨城的重建！在重建林茨这方面，他有许多的想法和愿望，然而他并没有随随便便的对其进行改造，而一旦他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当年的往事记得如此清楚的原因。每当我们经过某个地方，他所有的计划便能立马成形。

　　精美而紧凑的主广场一直都令阿道夫感到十分愉悦，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位于多瑙河河畔的两座房子，妨碍了人们欣赏河流与山丘的风景。在他的计划中，他并没有对主广场的原有观景处进行改造，而是将这两座阻碍视线的房子放到了更远的位置，远到足以让人们在加宽的新桥上欣赏到多瑙河的壮丽风光。后来，他的确实施了这个解决方案。他觉得位于广场之上的市政厅已经配不上林茨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城市。于是他设计了一座更加雄伟，庄严的市政厅，这座市政厅必须运用现代风格来修建，必须跟当时流行的新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厅（比如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市政厅）区别开来。希特勒还着手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改造旧城堡——这个曾经管理过旧城市的丑陋盒状物。他发现了一张城堡的老图片，由梅里安绘于城堡遭火灾之前。城堡面貌应被复原，然后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

　　还有一座建筑也总是能唤起阿道夫的激情，那就是兴建于1892年的博物馆。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那块长达110米的大理石浮雕带前驻足欣赏，从这些浮雕里感受这个国家的历史。对这些事物他总是乐此不疲。在他的计划中，博物馆将被扩大，要超出邻近的科芬园，并且浮雕带需被延伸至220米，用他的话讲就是，全欧洲最大的浮雕带。在他眼里，哥特风格的复兴不过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他对林茨人不能勇敢的面对维也纳人而感到气愤。因为出于对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的尊敬，林茨教堂的顶尖被限制在了134米，比圣斯蒂芬教堂矮4米。阿道夫对新的石匠公司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公司的成立，与兴建大教堂有关；也正如他希望的那样，石匠公司将会给林茨培养出一大批能工巧匠。

　　他认为火车站与城镇离得太近，铁路网阻碍了交通，同样也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对此，阿道夫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而这个解决办法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将火车站从城里移到了乡下，然后在地下架设轨道穿城而过。拆掉老火车站后腾出的空地被他设计成了公园的一个延伸部分。读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那是在1907年，而且他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18岁青年，他既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也没有获得过任何的资格认证，尽管如此，他却提出了这些革命性的城市改造计划，他对已经存在的构思不屑一顾，他证明了自己有多么能干。

　　希特勒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改造林茨周边的事物。在重建维尔德贝格城堡的计划中，他采取了一种有趣的思路。他想要恢复城堡的原貌，然后将它发展成一个类似户外博物馆的地方，并且还有常住人口——十分新颖的构想。一些工匠和工人会被吸引到这个地方。他们做的生意既要继承中世纪的传统又要服务于现代社会，就好比一种旅游产业。这些城堡中的居民还要按照古代的样式来穿着打扮。管理方式就采用以前的旧行规，并且还要在城堡里建立一所声乐硕士学院。这片“与世隔绝的岛屿”（这是他的原话），将成为所有中世纪民俗研究者的一块圣地。在对丁克尔斯比尔和罗藤堡加以对比和改造之后，维尔德贝格就不会光是张显其建筑特色了，它还要展现出当年真实的生活。参观者必须在大门口买票进入，这样就能支持当地居民对城堡的维护工作。阿道夫在选择合适的工匠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我记得当时我们就这个项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毕竟，那时我正着手我的研究生考试，所以我有资格发言。

　　利希滕贝格的铁塔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它是纯粹的现代设计。登山铁路一直通向山顶，在那里会兴建一座舒适的酒店。整个工程的核心是一座高达三百米的铁塔，这个钢结构的建筑让他煞费苦心。要是在晴朗的日子，通过铁塔最高平台上的望远镜还能够看见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顶上那只镀金老鹰。我记得我还看过这项工程的草图。

　　多瑙河上的一座超大跨度的宏伟高桥是一个非常胆大的设计，与之相比，其他所有的工程都会显得黯然失色。为了这项工程他还计划修筑一条高架道路。这条道路将始于古格，当时那里仍然是个丑陋的采沙坑，因此这里将用来填埋城里的废品和垃圾，填埋后的空地会用来建造一座新的公园。而新的道路就将从这片被大规模清理后的地方开始，一直延伸到城市森林。（顺便说一句，城市工程师在不知晓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情况下，于不久前才开始实施这项工程，而这条道路的修建方案与希特勒的计划如出一辙。）

　　位于雅格迈耶森林的“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之瞭望塔”——迄今仍然存在——在他计划中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挺拔的纪念碑。

　　在一座名人堂内集合了所有大人物的半身塑像，这些都是曾为上奥地利州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站在名人堂的至高点，人们将领略到一望无边的壮美疆土；而在整个宏大建筑的顶端，将放置一座西格弗里德的雕像，他手中高举诺统宝剑。（凯尔海姆的解放纪念堂和条顿堡森林的赫尔曼纪念碑都是其参照对象。）

　　从这个地点，大桥呈单拱之势飞跨至彼岸的陡坡之上。阿道夫的这个灵感来源于一位骁勇骑士的传说，相传他被敌人追击至此，逼上了绝路，于是他纵身跳入了可怕的深渊，然后游过多瑙河，抵达了对岸。一想到这座大桥的规模就让我感到发怵。桥拱的跨度算起来超过了500米，而两岸的峰顶离河面有90米高。我非常遗憾这些罕见工程的真实草图都未能保存下来……我的朋友曾断言，这座横跨深谷的大桥，将会成为林茨所拥有的一座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每当我们在河岸伫立之时，阿道夫就会对此计划为我做出详尽的描述。

　　这个大胆而超前的计划给我留下了一个奇特的印象，使我至今都无法忘怀。尽管整件事情让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假象，但它的独特魅力却使我难以抗拒。这些记录在碎纸片上的东西令我朋友绞尽脑汁，它们不光是朦胧的奇思妙想；这些看似荒谬的构想还包含了一些引人入胜和令人信服的东西——一种优秀的逻辑思维。

　　他的各个想法之间都有着本质的联系，将这些想法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一条清晰而理智的思维链。像“还原中世纪风格的维尔德贝格城堡”这种纯粹的浪漫主义构想，很明显的暴露出理查德•瓦格纳在他心中如父亲般的地位。所有的工程都结合了极其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比如用地下铁路代替平交道。这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一个严谨而系统化的过程。

　　这段“以建筑谱写的乐章”将我深深吸引，也许，正是因为它看上去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尽管我们两个穷鬼不可能实现这些计划。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我朋友的热情与信心；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些庞大的工程全部付诸实施，这是他坚信不疑的。

　　金钱是无关紧要的——只在于时间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活到那么久。他这种绝对的信心打败了我理性的思考方式。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最多也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指挥家。而阿道夫呢？一个颇具天赋的画家或者制图师，还可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建筑师。然而获得重建一整座城市所需要的金钱、权力和名望与达到这些职业目标相比，显得多么的遥不可及啊！

　　但是，他本身就具备令人无法理解的奇思怪想以及容易冲动的性格，谁知到我这位朋友会不会就这样耗在了林茨的“重建”上，因为他对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以我曾对此深表怀疑，并且偶尔会忍不住提醒他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把我们两个全部的身家加到一起也不足几克朗——连买张画纸的钱都不够。但通常，阿道夫都会无视我提出的异议，而且还很不耐烦，我依然记得他在这种时候的冷酷表情和轻蔑的姿态。他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天这些计划都会被准确无误的执行，于是他就为这一刻的到来做着准备。即便是那种最不切实际的打算他都想到了最细微处。

　　怎样运输用来修筑多瑙河大桥的材料？用石材还是钢材？末尾桥墩的基础如何设置？基石能否承受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显得相当不专业，然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又一针见血。阿道夫对林茨未来的幻想如此沉迷，以至于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经常“畅游”名人堂，纪念堂或者我们的“中世纪户外博物馆”。

　　有一天，正当他在“国家纪念馆”的宏伟构想中沉醉之时，我突然把他打断，然后认真的问道，如何解决这项工程的资金问题；我首先得到的是他的一个粗鲁回复：“噢，让资金去见鬼！”但很明显，我的质疑对他起到了作用。后来他跟其他那些想要快速发家致富的人一样，做了同一件事情——买了张彩票。然而阿道夫买彩票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只是希望，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梦想中得头奖，但阿道夫从彩票买到手的那一刻起，就确信自己已经中了奖，只不过忘了去领钱。他唯一的担忧可能就是如何将这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花在刀刃上。

　　他的一个典型之处在于他经常把最冷静的计算混入到他那些奇异之极的构想当中，同样的例子就发生在买彩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已经在自己的想象中花掉了那些奖金，但他还是仔细的去研究了彩票，并且精确的算出了我们的中奖概率。阿道夫邀我同他一起进行这项风险投资。对此他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每张彩票的售价为10克朗，而我就得分摊一半。可是他与我约定，这5克朗不能用我父母给我的钱，必须靠我自己去挣。那个时候我也挣得一些零用钱，并且偶尔还从顾客那里得到一点小费。阿道夫坚持要搞清楚这5克朗是从哪儿来的，当他了解到我贡献的这部分投资，确实是我自己的劳动报酬之时，他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到国家彩票局去买彩票。他花了很长时间来打定主意，我至今都不知道促使他做出选择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尽管他对神秘主义完全持怀疑态度，并且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非常理性，但他的行为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迷。最后，他找到了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它！”他说到，然后小心的将彩票放到了他那本用来写诗的黑色小本子里。

　　我觉得开奖之前的那段间隙是我们友情岁月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爱情与热情，伟大的思考和崇高的理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曾拥有。唯一缺少的就是金钱。现在金钱我们也有了，夫复何求？

　　尽管头彩意味着一大笔资金，但我的朋友绝对不会将这笔钱草率的挥霍掉。相反，他会对这笔资金的花销精打细算。要是把全部的资金都耗费在他的其中一项工程上，比如说重建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因为这只是他宏大的城镇规划方案中的一小部分。把这笔钱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倒是更合理一些，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使得我们离终极目标更近一些。

　　要是为我们自己修建一栋别墅那成本就太高了；这样会耗费我们所有的财产，等到我们搬进这座富丽堂皇的别墅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阿道夫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说我们可以租一套合意的公寓。在对各种因素和条件进行了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和调查之后，我们选择了位于乌尔法尔的科尔臣大街2号公寓楼的第二层；因为这座房子处在一个十分优越的位置。这幢建筑紧靠多瑙河畔，我们能欣赏到延伸至珀斯特灵堡的葱绿田地，风景宜人。我们悄悄的溜进房子，打开楼道内的窗户，欣赏着风景，阿道夫还为公寓绘制了一张平面草图。

　　我们这就算是搬进去了。大一点的那间套房应该是我朋友的，而小一点的那个则是留给我的。阿道夫对房间做了安排，使得他的书房离我的书房尽可能的远，这样一来，他在作画的时候就不会被我的乐器练习给打扰了。

　　我的朋友同时还负责设计室内家具，他按照比例将每样家具的每个部分绘制成平面图。这些家具造型优美，品质上乘，由镇上最好的工匠制作而成，绝非那种工业流水线制造出的廉价物。甚至连每个房间的墙面装饰设计都出自阿道夫之手。而他只允许我做一些窗帘布置之类的事情，尽管他交给了我几个房间，但我还是必须就房间的布置征得他的意见。在我们“合作布置”公寓的过程中，他一定很享受那种把控全局的自信行为。对于中头奖，我们是志在必得。阿道夫的自信感染了我，让我像着了魔一般也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我也期望着能够赶快入住科尔臣大街2号。

　　尽管朴实无华是我们这个家的基调，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高雅和个人品味。阿道夫想让我们这个家成为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我负责提供一些音乐方面的娱乐活动。他负责背诵或朗读诗歌，再或者阐述他的一些近期作品。我们会定期到维也纳去旅行，参加一些讲座和音乐会，然后上剧院。（那时候我意识到维也纳在我朋友的思想世界中是个很重要的部分，奇怪的是他却选择了乌尔法尔的科尔臣大街。)

　　中头奖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会保持着单纯的本性，身着质地上乘的衣服，但一定简约而不招摇。出于对我们穿着的重视，阿道夫想出了一个美妙的主意，让我感到欣喜若狂。他建议我们应该穿得完全一样，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两兄弟。对我而言，光是这个想法就已经能够凸显中奖的价值和意义了。它显示出我们在剧院的一次邂逅怎样发展成了一段深厚而浪漫的友谊。

　　当然，我将不得不搬出我父母的房子并放弃我的生意。我未来的音乐学习可容不得我花费时间去处理这些事务；因为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对艺术的感悟会与日俱增，使得我们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阿道夫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甚至连这个家的日常运转他都想到了，当然，随着开奖日期的临近，这种考虑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请一位文雅的女士来操持这个家，使其正常运转。她必须是位中年以上的妇女，而且还要排除她没有任何干涉我们风雅生活的期望或企图。我们还一致同意为这个大家庭请几个必要的雇工。这样一来就万事齐备了。这幅愿景在我的脑海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位中年女士，她的头发渐白，但显得极其有尊严，她站在明亮的大厅前，迎接着两个年轻人，一个十七岁和一个十八岁的才华横溢的绅士，他们的客人都是从他们圈子里精挑出来的高尚之人。

　　我们准备在夏天出去旅游。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拜罗伊特，我们可以去欣赏大师们的音乐作品。游罢拜罗伊特，我们要去造访一些著名的城市，宏伟的大教堂，宫殿，城堡，还有工业中心，船坞和港口。“这就是德国的全部，”阿道夫讲。这是他比较爱说的一句话。

　　开奖的日子到了。

　　阿道夫拿着开奖结果发狂一般的冲到我的工作间，我很少见到他像这样被气得发疯的样子。首先他迁怒于国家彩票局，说这是由官方组织的，对善男信女们的剥削利用，说这种公开的诈骗建立在顺民的牺牲之上。然后他又将锋利的矛头指向了国家本身，说它就是由十一个或者十二个或者鬼才知道有多少个的国家组成的拼凑物，这个怪胎就是哈布斯堡王朝联姻的产物。除了活该，人们还能对这两个被骗走了最后几克朗的穷鬼说点什么呢？

　　阿道夫理所当然的认为头等奖是属于他的，对这种想法他从未感到过自责或内疚；尽管事实上，他也对彩票的状况进行过多时的研究，他精确的推算出，在彩券发行量甚多而奖项提供甚少的情况下，我们中奖的概率是多么的渺小。对于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我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但它的确存在。

　　这是他第一次丧失了他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过去总是推动他关注的事情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这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因为这比失去金钱，比放弃公寓和以尊容待客的女管家还要糟糕。

　　在阿道夫看来，把自己的未来放在自己手上，比去相信彩票局这种政府机构要靠谱得多。这样至少能够让他免于遭受打击。于是，在经历了一小段彻底的消沉之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到了他先前的工程计划上。

　　他最喜欢的一个计划是对林茨到乌尔法尔那座大桥进行更新。我们过去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大桥，而且阿道夫还特别喜欢这段路程。当1868年5月的那场洪水毁掉了这座木质老桥的五根支柱时，人们决定要将它修建成一座铁桥，铁桥于1872年竣工。这座丑陋之极的铁桥，路面狭窄，尽管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可大桥总是拥挤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阿道夫喜欢倾听那些为了抢道而相互咒骂的车夫，他们粗鲁的诅咒着，手里的鞭子打得噼啪作响。尽管他通常对眼下的事物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更倾向于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但他还是为这种现存的状况想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即在不改变桥身的情况下，给桥的两侧加上一个两米宽的人行道，使其分担人流量，从而缓解道路交通的拥堵状况。

　　当然，在林茨，没有人会听从这个年轻梦想家的建议，因为他甚至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在校成绩单。而如今，阿道夫对大桥的重建变得更加的执着与热衷。

　　这座丑陋的钢铁建筑必须被拆除。新大桥一定要让从主广场一路而来的观光客有一种十分协调的视觉印象，这不是一座桥，而是一条路，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街道。而气势非凡的雕塑将突显整体的艺术氛围。

　　据我所知，希特勒当时为新桥所做的大量设计，一幅也没被保存下来，这的确是一大遗憾；因为要是将这些草图同阿道夫•希特勒在30年后设计并下令兴建的这座大桥相比，会显得非常有趣。虽然1939年战争爆发，但多亏了他对新林茨建设的迫切渴望，使得这个在林茨规划建设中的主要工程竟然得以竣工。

老爺叔

阿道夫最 ”偉大“ 的設計是 Volkswagen 甲蟲車（Beetle），從最初的原型設計到第一輛車完成，完全是在希特勒親自指導下，而且直到現在，甲蟲車基本保持了希特勒親自畫的原型車風格式樣。

老木匠

22# 老爺叔

是呀

不过那是当了总理以后的事了

设计的基础就在这17、8岁的自学成才

老爺叔

设计的基础就在这17、8岁的自学成才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2-29 14:38

老兄，您可別太納粹囉。

老木匠

24# 老爺叔

不纳粹不纳粹，俺一直很喜欢甲壳虫

老木匠

　　第十一章 蜕变从那一刻开始

那是和我朋友一起度过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这段经历如此的令我难以忘怀，以至连当时的一些琐碎细节——当晚阿道夫的穿着打扮以及天气情况等等——都还让我感觉历历在目，仿佛这份感受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面对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我站在弗莱堡山的孤顶，目睹苍穹的神秘与焕然一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永恒气息。当我回首我和阿道夫•希特勒这段友谊，我记得最清楚的既不是他的演讲，也不是他的政治思想，而是在弗莱堡山上的一个小时。就在那时，他的未来人生被最终确定。当然，出于对他母亲的尊敬，他会假装维持自己既定的艺术生涯。因为即使是当一名画家，都比他声称自己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现实得多。他在林茨城的山顶上做出了要成为政治家的决定。也许用“决定”这个词并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这不是他的自愿行为，只是出于长远考虑，他不得不踏上这条道路，虽说也超出了他的意志。

阿道夫身穿一件黑色大衣站在我家门外，他的黑色礼帽遮住了他的脸庞。那是一个寒冷而令人不快的十一月的傍晚。他招手示意我立刻出来。我当时正在对楼下店里的工作做一些最后的处理，之后就准备同他一起上剧院。那晚，剧院将会上演《黎恩济》。我们还从没看过瓦格纳的这出歌剧，因此我们都激动的期待着一饱眼福。为了将“散步走廊”上靠柱子的有利位置弄到手，我们不得不赶早。阿道夫又向我吹口哨，提醒我抓紧时间。

随后我们热情满怀的来到剧院，我们屏息凝神，共同见证了罗马护民官黎恩济从最初的崛起到后来的垮台。当这出歌剧谢幕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朋友将手插在衣兜里，一路沉默寡言的迈着大步向城外走去。通常，在经历了一些令他有所触动的艺术体验之后，他会立即开始滔滔不绝的评论，尖锐的批判某场表演，但看完《黎恩济》之后，他保持了很久的沉默。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于是我就主动问他，看过这出歌剧后有什么感想。然而他却朝我投来一种几乎是带有敌意的眼光。“闭嘴！”他粗鲁的说道。

狭窄的街道上弥漫着潮湿阴冷的薄雾，空气中透着几分沉重。人行道上只有我们两个的步子声。阿道夫朝着通往弗莱堡的道路走去。他只管大步向前，而不发一言。他看上去几近凶险，面容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苍白。他竖起的衣领更是加深了我这一印象。

我本想问他：“你打算往哪儿走？”但他那苍白的脸庞是如此的令人生畏，以至于让我又把问题咽了回去。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他前行，阿道夫登上了弗莱堡的山顶。我突然发现我们已不再身处于偏僻和黑暗之中，因为此时在我们头顶，繁星闪耀。

阿道夫站在我面前；他抓起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他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举动。当他紧握我的双手时，我感到他已被深深地打动。他熊熊的目光，透露出极度兴奋的神情。他的言语并不像平常那样从他嘴里连贯而有条理的道出，他的声音显得相当嘶哑、粗糙甚至有些失控。从他的声音中我能够感觉到，这次经历给他带来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

他的言谈渐渐的放开了，措辞也变得更加的随心所欲。阿道夫•希特勒在那一刻讲的话我以前从未听过，后来我也再没有听到过。我们伫立在星空之下，仿佛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生物。

我无法将我朋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复述出来。有种奇怪的感觉向我袭来，以前即便在他讲得最来劲的时候，我都不曾注意。我觉得他身体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说话，让他自己亦如同我一样被打动。虽说有时候演讲者也会被自己讲的话感染，但当时他的状况绝非如此。相反，我倒感觉他仿佛是带着惊讶和强烈的感情在倾听来自他本身的元力爆发。我并不想尝试着去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在这种完全陶醉和痴迷的状态下，他用不切实际的幻想，将黎恩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转化成了他自己在某种层面上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根本没有承认黎恩济是他的榜样或楷模。然而这并不只是一种低劣的改编。事实上，我不得不说，这出歌剧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用他的夸张措辞来讲，就是如洪水决堤一般。他用幻想为他的未来以及他的人民描绘出了一幅壮丽而振奋人心的画卷。

　　之前我还一直确信我的朋友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一名画家，或是一名建筑师。现在看来，情况已不再如此。这个时候的他已有了更高的追求，只是我还不能完全领会而已。这让我感到相当惊讶，因为我曾一度认为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才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现在他却侃侃而谈：有一天，人民将会授予他权力，他将带领人民摆脱奴役，争取最大的自由。

　　在那个奇特的时刻，跟我说话的人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他谈到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将被委以一项特殊的任务，而当时的我，作为他的唯一听众，却几乎无法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个令我朋友陶醉的时刻，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话一讲完，他便陷入了沉默。

　　我们下山来到镇上。钟声敲响了三下。在我家门前，我们相互握手道别。但我惊讶的发现，阿道夫并没有往他家的方向走去，而是又朝着山上折返了回去。

　　“你现在去哪儿？”我惊讶的问他。他简单的答道：“我想一个人呆会儿。”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再也没有提及弗莱堡山上的那一个小时。起初我还感到很奇怪，我无法解释他的怪异行为，因为我并不相信他将这些都统统忘掉了。事实上，我在33年后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忘记。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因为他想让那一刻完全属于自己。我能够理解，也尊重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毕竟，那是属于他的时刻，而不是我的。我只是扮演了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朋友，这种谦恭的角色。

　　1939年战争爆发前不久，当我，作为帝国元首的客人，第一次到访拜罗伊特的时候，我以为提起那晚在弗莱堡的事情会让主人家高兴，所以我告诉阿道夫•希特勒，说我还记得那件事。可以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见到过无数的人又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这种阅历的提升将会给一个17岁青年带来怎样的改变。但几番交谈之后，我感到他已清楚地回忆起了那个时刻，在他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所有的细节。他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叙述证实了他自己的回忆。后来还有一次，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欣赏完《黎恩济》之后拜访了瓦格纳夫人，当时，作为应邀客人的我，也在场。如此，我自己的记忆也得到了加倍证实。希特勒就这段故事给瓦格纳夫人做出了简短概括，令我一直难以忘怀。他郑重的讲道：“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

ironland

最近有看到不同说法。

希特勒从犹太工程师偷来甲壳虫概念？
原文链接：http://www.dailymail.co.uk/news/ ... storian-claims.html

有历史学家称，在汽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众甲壳虫是希特勒从犹太工程师手上偷来的概念。

纳粹头子一直被传在1935年与设计师 Ferdinand Porsche 会面时提出了甲壳虫汽车的想法，这款“人民汽车”也一直被说成是这个对犹太人实施过种族灭绝的独裁者影响世界的成就。但历史学家 Paul Schilperoord 在著作《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Josef Ganz - the Jewish engineer behind Hitler's Volkswagen》可能会颠覆这一说法。在希特勒与 Porsche 会面前三年，犹太人 Ganz 就驶出了他名为“Maikaefer”的汽车（又名五月虫），而从当时图纸也可以看出后来的甲壳虫似有 Maikaefer 的影子，配备管状骨干底盘、后置发动机和可摆动车轴的悬挂系统，这一切就活像精简版的甲壳虫。

书中写到希特勒是在1933年的车展上看到 Maikaefer 并绘下草图，而当1935年的那次与 Porsche 会面后，Ganz 的汽车杂志被勒令关门，而秘密警察也找上门来。作者还称就是因为得到那些 Ganz 拿不到的资助，Porsche 才能造出广为流行的甲壳虫。

老木匠

最近有看到不同说法。

希特勒从犹太工程师偷来甲壳虫概念？
原文链接：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86663/Hitler-copied-idea-iconic-Volkswagen-Beetle-Jewish-engineer-historian-claims.html
...
ironland 发表于 2012-3-1 16:29

都有可能吧

希特勒最多只是外形设想，不是汽车设计

老木匠

　　第十二章
阿道夫前往维也纳
　　我对阿道夫留意了很久，我发现无论是谈论艺术，政治，还是他的将来，他都不再满足于那个亲切、熟悉但又庸俗的林茨了。他将目光越来越频繁的投向了维也纳。维也纳仍然是一座光辉灿烂的皇城，它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一座主要城市，它承载着阿道夫对未来的所有憧憬。我说的时间是1907年的夏天，就在头一年，阿道夫通过一次旅行，了解了维也纳。到1906年的四五月，他已经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他对当地所有事物的兴趣上升到热爱的高度——霍夫博物馆、霍夫歌剧院、城堡剧院、环城大道上的宏伟建筑——但如果想要了解隐藏在这座城市，华丽外表下的忧伤和苦难，那么这段时间还不够长。通过艺术想象制造出的大量假象对他来说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他人在林茨，而心早已飞向了维也纳，他无视眼前现实，把幻想当成真实情况来对待，如今，这种惊人的能力已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我必须要更正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犯下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错误的声称自己初到维也纳之时还不满16岁，而事实上，他那时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其他的描述则与我的完全相符。
　　我清楚的记得，我的朋友在谈到对维也纳的印象时的高涨热情。然而，他描述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幸运的是，他第一次造访维也纳时寄给我的明信片，我还保存至今。一共是四张明信片，它们除了对写传记有用以外，还是重要的笔迹学文献资料；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真迹。他的字体显得异常成熟并且相当流畅，使人们难以想象，这竟是出自一个还不到十八岁的年轻人之手。然而其中的错误拼写却显现出他受到的不完整教育，同时也说明他当年对此毫不在意。他寄给我的所有彩色明信片大都关于一些颇有意义的建筑。但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肯定会选点别的明信片寄给他的朋友。
　　这些卡片中的第一张——日期为1906年5月7号——是当年的明信片中的一张杰作，肯定让他破费不少：这张明信片伸展开来是一幅卡尔斯广场的全景三联图，图中间印的是卡尔斯大教堂。明信片上的原文如下：
　　“在寄给你这张明信片之前我得先说声抱歉，因为我没能及时跟你联系。是的，我已经安全抵达维也纳，并且准备畅游一番。明天我要去歌剧院，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后天看《漂泊的荷兰人》，等等。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我依然思念着林茨。今晚去斯塔特剧院。祝好运！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在明信片的图画中，维也纳音乐学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特定视觉的图片，可能是因为他早就想到了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在维也纳学习，所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用这种颇具诱惑的方式来提醒我这样的可能性。在图片下面一点的空白处，他补充道：“代我向令尊令堂问好。”

　　我想解释一下他的这句话：“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我还是思念着林茨。”此处的“林茨”，代指斯蒂芬妮，一个让他离得越远就爱得越深的姑娘。试想一个孤独的异乡人，身在一座无情的大都市，写着一些只有他的密友才能看懂的话，这必定有助于缓解他对斯蒂芬妮的冲动与渴望。



　　就在同一天，阿道夫给我寄来了第二张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皇家歌剧院的舞台。这幅出色的图片展示了舞台的部分装饰和设置，大概他对此比较感兴趣。他在上面写道：“歌剧院的内部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振奋。虽然这幢雄伟建筑的外观具有艺术纪念碑一般的庄重感，内部结构也令人赞叹，但却并给人留下高贵的印象。只有当气势磅礴的声浪涌遍整个大厅，还有当风中的低语让位于声浪的可怕咆哮之时，人们才会感受到那份庄严，才能忘却剧院内的金碧辉煌与天鹅绒之满溢。阿道夫·H。”

　　卡片的上方再次补充道：“问候令尊令堂。”

　　阿道夫到了维也纳，简直是如鱼得水。他把我和斯蒂芬妮忘得一干二净；没有祝福，也没有问候，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明信片上通篇覆盖的全是他最近的亲身经历。他那拙劣的文笔清楚的显露出，他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妥当的诠释出他内心的深切感受。这种糟糕的语气听上去就像一个因入迷而变得结巴的狂热者，但同时又揭示出这段经历对他的重要性。毕竟，这是我们少年时代在林茨的一个最大梦想，就是某一天能在维也纳的歌剧院观赏一场完美的演出，而不是我们省剧院里的那种表演，为此我们期盼良久。当然，阿道夫这种热情洋溢的描述，意在打动我对艺术的拳拳之心。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艺术共鸣更能唤起我对维也纳的兴趣。

　　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5月8日，我又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两天之内，他在同一个地方，寄给了我三张明信片，这让我感到相当惊讶。这一回，明信片上展示的是维也纳歌剧院的外观，从文字内容上看，他的动机昭然若揭。

　　他写道：“我非常思念我亲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迫不及待的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他过得如何。我将于星期二下午3点55分抵达林茨。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问候令尊令堂！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乌尔法尔”这个词加上了下划线，可能是由于行文匆忙而导致的拼写错误，但当时阿道夫的母亲仍然居住在洪堡大街，而不是乌尔法尔。所以，这个词代指的是斯蒂芬妮，它和“本基泽”这个商定好的代称，意思相同。“迫不及待的想再见到本基泽”这句话反映出阿道夫的典型性格。“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这句话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件紧迫的事情，但他尊重我对父母的孝顺之情，因而也没忘记在卡片上问候他们。









　　很不幸的是，我已无法证实，阿道夫是否真的在这之后的星期二返回了林茨，或许这种暗示仅仅意在满足他对斯蒂芬妮那份难以抑制的思念。他在《我的奋斗》中声称自己在维也纳只呆了两个星期，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在那里住了将近四个星期，有一张日期为1906年6月6日的明信片可以为证。这张卡片展示了弗朗岑斯大道和国会大厦，上面一如既往的写道：“向你及你的父母，致以我最良好的节日祝愿和问候。阿道夫·希特勒敬上。”

　　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思慕之情，让他的首次维也纳之旅变得既美妙又理想，带着这段回忆，阿道夫进入了1907年那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夏天。这一次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两年前经历的重大危机相似。那时，在认真的反省之后，他最终决定跟学校划清界限，做个了解，不管他母亲为此感到有多么痛苦。一场大病加速了他的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只给他换来了“闲暇生活的空虚”。不上学，也没有职业规划，他跟母亲一起生活了两年，而且还没挣得一分钱。不过这两年他也没有虚度。那时候，我同阿道夫朝夕相处，我可以证明他对学习的热情有多么的高涨，但这种自学与他的艺术行为一样，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放任自流。一场意义深远的改变将给他一成不变而漫无目的的人生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从表面上看，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显现出的是一种严重的消沉情绪，我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我知道这与他狂热的献身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我帮不了他。在那段时期，只要我们一两天不见面，他就会变得难以接近，沉默寡言，甚至是态度冷淡。如果我上门找他，他的母亲会显得非常惊讶。“阿道夫已经出去啦，”她会说，“他肯定是去找你了。”实际上，阿道夫会独自漫无目的的徘徊在城镇附近的田地或森林，一呆就是一整天。当我最终找到他的时候，他会因我的到来而表现出一丝喜悦。但当我向他询问原因的时候，他的唯一答案就是：“让我一个人呆着，”或者是一个粗暴的回答：“我不知道。”如果我坚持要知道答案，他也会理解我这份同情，然后用一种温和的口吻对我说：“不打紧，库斯特尔，但即便是你也帮不了我。”

　　这种状况一连持续了几个星期。然而，就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傍晚，正当我们沿着多瑙河畔散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阿道夫又恢复了以前的情绪。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时刻。和往常一样，我们看着斯蒂芬妮同她母亲手挽手的走过。阿道夫依然被迷得神魂颠倒。虽然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见到她，但对阿道夫而言，这种碰面，永远都是那么的意义非凡。然而斯蒂芬妮大概早就厌倦了这个沉默不语，苍白消瘦的年轻崇拜者。见到她的次数越多，我的朋友就越发的迷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他已不再抱有那些浪漫的想法，比如私奔或者自杀。他用饶有说服力的言词向我阐明了他的思想状况：他对那位心爱之人的幻想，日日夜夜在他脑海中萦绕不去；他无法工作，甚至无法专心的思考；他害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他会疯掉，可是他又没有想出打破局面的办法，况且责任也不在斯蒂芬妮。“只有这么做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必须离开——远离斯蒂芬妮。”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就这个决定为我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一旦他搬到一个远离斯蒂芬妮的地方之后，他们就无法每天相见，那么他就更能承受这段关系。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他可能会完全的失去斯蒂芬妮——他是深信自己已经赢得了她的芳心。

　　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或许阿道夫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赢得斯蒂芬妮的芳心，他就必须开口跟她讲话，或者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他甚至可能也开始发觉，在兰德大街的眼神交流似乎显得有点幼稚。可是，他本能的觉察到，倘若当真与斯蒂芬妮相识，那将猛然毁掉他的人生梦想。的确，正如他所言：“如果我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自我引荐，我就不得不立马告诉她我是谁，我有什么，我想干什么。我的自身条件会使我们的关系戛然而止。”他内心明白，他们的关系只有建立在一种坚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被嘲笑，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能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奋斗。于是他立马开始陈述自己的详细计划。比如她要是充满惊讶的问起我朋友的近况，我该怎样回答。对此我接到了清楚的说明。（她从没问过！）阿道夫自己也意识到，想娶斯蒂芬妮，就得为她提供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虽然他跟斯蒂芬妮的感情纠葛是导致他离开林茨的决定性因素，但对我朋友这种性格的人来讲，原因不尽然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渴望逃避家里的压抑气氛。对于一个年满十八岁的青年男子来说，他已不再好意思继续承受母亲的照顾。这是一种痛苦的窘境，如我亲眼所见，这种状况差点把他憋出病来。

　　一方面，他爱自己的母亲胜过世间的一切；克拉拉夫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阿道夫真正亲近的人，她对阿道夫也有着同样深切的爱，尽管她被儿子的迥异天性深深困扰，但有时她也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过去常说。另一方面，克拉拉夫人感到自己有义务去实现她已故丈夫的心愿，说服阿道夫从事一项稳妥的职业。但在她那个性格独特的儿子看来，何谓“稳妥”？他的学习一塌糊涂，并且无视他母亲的愿望和建议。

　　一个画家——这就是他自己声称想要成为的人。这似乎并不能让他母亲感到释怀。因为她是一个心灵单纯的人，任何与艺术或是与艺术家有关的东西，在她眼中都显得轻浮而毫无保障。阿道夫试图将自己打算去学院深造的想法告诉他的母亲，从而改变他母亲的观点。

　　听上去倒不错；毕竟，阿道夫提到的学院，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在他母亲看来，这或许能够弥补他在实科中学的缺失。他们的家庭讨论总是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阿道夫在为自己的艺术事业作辩解的时候，表现得如此的善解人意而又极富耐心。这同他平时的作风完全相反，在这种事情上，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或是变得狂暴。

　　通常，克拉拉夫人也会向我吐露心声，因为在她看来，我也是一个志向远大并且颇具艺术天赋的年轻人，我在音乐方面的造诣，胜过她儿子在绘画方面的随意涉猎，她经常觉得我的观点比她儿子的想法更具说服力，而阿道夫对我的支持也十分感激。但是，在克拉拉夫人的眼中，阿道夫跟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已经学会了一门正当手艺，并且已经通过了熟练工考试，结束了我的学徒生涯。我将永远有个避风的港湾，而阿道夫才刚刚踏入一片未知的领域。这种景象让他的母亲倍感焦虑。

　　尽管如此，阿道夫还是成功的让克拉拉夫人相信，送他去艺术学院深造，势在必行。我依然清楚的记得，当时他有多么的高兴。“现在母亲不会再有任何反对之词了，”他有一天告诉我。“九月初，我必去维也纳。”为了这项计划，阿道夫还同她母亲算了一笔细账。他的生活费和学费将用他父亲留下的一小笔遗产来支付，如今这笔钱由他的监护人暂行保管。阿道夫指望这笔来之不易的资金能够让他在维也纳生活一年。他说，过后再想其他办法。也许他能靠卖画来挣点钱。

　　这项计划的主要阻力来自他的姐夫，拉包尔。作为一个见识狭隘的税务官员，拉包尔自然不能理解阿道夫的想法。他声称这是荒谬之举；是时候让阿道夫明白一些事理了。尽管拉包尔同阿道夫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但他总是屡占下风，所以他就干脆避免与阿道夫进行过多的争论，而是试图从克拉拉夫人那里下手。
　　阿道夫掌握的这些情报，大多来自“小孩儿”——他过去常常这么称呼他十一岁的妹妹。当保拉告诉他，拉包尔来见过他母亲的时候，阿道夫会勃然大怒。“这个伪君子正在破坏我的家庭，”有一回他暴怒的对我讲道。拉包尔显然还与阿道夫的监护人取得了联系，因为有一天，那个富农迈尔霍费尔跑到莱翁丁拜访了克拉拉夫人。这个人最想让阿道夫成为一个面包师，并且已经给他找了个学徒工作。阿道夫担心他的监护人会劝说他的母亲扣留这份遗产。这将导致他的维也纳之行泡汤。尽管这个决定有好一阵子都处在悬而未决之中，但计划还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所有人都在反对阿道夫——甚至连公寓里的其他住户都看不下去了。克拉拉夫人或多或少的听取了这些善意的劝言，被这些唠叨弄得困惑不已。
　　通常，当阿道夫意志消沉的在林间徘徊之时，我就同他的母亲坐在他们家的小厨房里，感同身受的倾听着她的悲叹，尽量的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同时客观的替我朋友作出辩解，并尽我所能的帮助他。我很能够设身处地的为阿道夫着想。如果不是顾及到他母亲的话，就凭他那旺盛的精力，早就卷起行李走人了。他已经开始厌倦了这个庸俗的生活空间。他几乎无法在野外独处数小时后又回到这个狭隘的世界。他总是处在一种愤怒，艰难和倔强的纷扰之中。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忍受很多东西。但我们一起分享的，关于斯蒂芬妮的秘密，却将我们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她所散发出的那种不可企及的动人魅力，平息了一场风浪。尽管阿道夫老早就打定了主意，但由于他母亲是如此的容易受影响，因而这件事情便被暂时搁置。
　　而与此同时，维也纳又在向他发出召唤。对阿道夫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这座城市充满了无数的机遇。这些机遇也许能让人升至高峰，也会使人坠入谷底。这是一座宏伟壮丽同时又冷酷无情的城市，她向人们允诺一切而又背弃着一切——这就是维也纳。她要求向她投怀送抱的人们压上最高的赌注。而这，就是阿道夫的意愿。

　　毋庸置疑，阿道夫将他父亲以前的经历视为榜样。如果阿洛伊斯·希特勒没有去过维也纳，那么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也许是一个贫穷落魄的鞋匠，苟活在瓦尔德维尔特的某个贫民窟。看吧，维也纳让这个由鞋匠抚养大的孤儿练就成了什么样！
　　自从1906年春，他初次造访维也纳以来，这些极其模糊的想法就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渐渐的具体化。像他这种献身艺术的人，只有到了维也纳才能发挥出他的天赋，因为这座城市集合了所有领域的最高成就。在维也纳短暂停留的那段时间，他已经去过了皇家歌剧院，并欣赏了《漂泊的荷兰人》、《特里斯坦》和《罗恩格林》。用这种标准来看，林茨剧院的表演则显得粗俗与欠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的经典剧目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然后是藏有无数奇珍和精彩图集的博物馆。霍夫图书馆，能为他提供无数的学习和自我提高的机会。
　　林茨，已经无法满足阿道夫的需求。这座城市需要着手改建的地方已由他完成，只不过是在脑海里，再没有任何具有吸引力的问题等待他去解决了。而且我一直都在林茨向他汇报镇上所有变化，比如上奥地利州银行的新大楼，萨尔茨堡的中心广场，或者正在计划兴建当中的新剧院。但他想看到的是更为壮观的事物——维也纳市中心的宏伟建筑，广阔而堂皇的环城大道——而不是林茨那窄小而粗陋的兰德大街。此外，他日渐增长的政治兴趣在保守的林茨城得不到满足，因为那里的政治生活一直是按部就班的运转。风平浪静的生活怎可能激发一个年轻人的政治兴趣；那里没有紧张的局势，没有斗争，也没有动乱。从一处微澜不兴的地方转移到风暴的中心，这的确是一种刺激的冒险。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精华都集中在维也纳。三十个民族为了他们的生存和独立而产生的斗争，制造出了一种如同火山爆发般的气氛。投身到这种无拘无束的斗争中，那颗年轻的心该有多么的欣喜！
　　伟大的时刻最终来临。阿道夫满心喜悦的来到我的工作间，那时我正忙着干活。“明天我要走了。”他简单的说道。他叫我到时候陪他去火车站，他不想让他母亲去送他。我知道在其他人面前与自己的母亲告别会让他感到多么的痛苦。他最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流露自己的感情。我答应他到时会去帮他提行李。
　　第二天我腾出时间到布吕腾大街去接我的朋友。阿道夫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我帮他提行李箱，箱子又沉又重，里面装的全都是他舍不得搁下的书，我行色匆匆，避免撞见他们一家子告别。但是我也没能完全避免。他母亲在哭泣，而一向与阿道夫感情不是很深的小保拉也伤心的呜咽着。阿道夫下楼赶上我，帮我拎起箱子，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眶也湿了。我们坐电车来到火车站，谈着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就像那些想要隐藏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一样。与阿道夫告别让我感到很伤感，而且一个人回家更加重了我这种情绪。好在店子里还有很多活儿等着我去做。

　　不幸的是，那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只记得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那时候我才深深的感到，他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是不会对我感兴趣的，我料想他们只会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的兴趣爱好不同于他们那些无知而肤浅的行为。阿道夫显得比大多数的同龄人都要成熟得多。他的视野宽阔，并且他对一切事物的由衷热情时常能够感染我。如今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和难过，于是我就来到布吕腾大街，克拉拉夫人那里去寻求一点安慰。也许跟喜爱阿道夫的人交谈，会让我感到好过一些。

　　我以为阿道夫已经给他母亲寄过了信，因为他毕竟已离开了两个星期；我想我可以要到他的地址，然后给他写信，同时，根据他事先的指示，我要向他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对阿道夫来说，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十分重要。我在施密托尔街口见到了斯蒂芬妮，当她发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确实有些意外，因为她知道，这么久以来，我仅仅是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主角却不见了。在她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这表示什么？尽管阿道夫只是一个沉默的崇拜者，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定，更顽强。她并不想失去这个忠实的崇拜者。当她询问的眼光扫过我的时候，她的表情显得如此的意外，弄得我差点上前去跟她攀谈。但斯蒂芬妮不是一个人，陪伴她的还有那个无时不在的母亲，况且我的朋友已经给我下了严格的指示，要等斯蒂芬妮自己来问我。是的，一旦她感到阿道夫已经奔向了他远大的前程，他会在第一时间找个机会，独自跑到桥上，急切的恳求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怎么了。也许他遇到了一场意外，或者像两年前一样害了病，更或者，死了。不可思议！尽管那样的对话并没有发生，但我无论如何也可以写满一封四页纸的信了。可阿道夫究竟怎么了？我无从知晓。克拉拉夫人替我把门打开，热情的欢迎了我，我能感觉到她正盼望着我的到来。“有阿道夫的消息吗？”她站在门口问我。看来阿道夫也没有给他母亲写信，这就让我有些担忧了。肯定发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也许在维也纳，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克拉拉夫人给我端出一把椅子。我看见她卸下这个担子后显得多么的轻松。唉，可是以前那种悲叹又来了！我从心里能够感受到。但我还是耐心的倾听。“如果当初他在实科中学学习得当，他都可能被大学录取了，但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她又接着说道，“他和他父亲一样固执。为什么就非要到维也纳去啊？还不如留住他那点点遗产。这点钱马上就会被他花光。之后怎么办？他靠画画，什么钱都赚不了。写诗写故事一样赚不了钱。我帮不了他——我还要照顾那个小的。你也知道她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但她还是要参加一些像样的培训。阿道夫什么也不考虑，他只管走自己的路，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我等不到他出息的时候了……”

　　克拉拉夫人看上去显得比以前更加忧心忡忡。她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她的眼神毫无生气，她的声音听起来显得疲倦而又逆来顺受。我有这样的感觉，现在阿道夫不在了，她如释重负，然而她看上去显得更苍老，身体状况更糟。为了让她的儿子放心的离去，她肯定隐瞒了自身的状况，亦或许是阿道夫冲动的本性曾维持着她的活力。而现如今，她孤身一人，在我看来她只是一个衰老而体弱多病的女人。

　　很不幸，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忘记。阿道夫把地址简短的告诉了我。他住在维也纳第六区，斯通帕街29号，Ⅱ单元，二楼17号，套房的女主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查克雷斯。他就写了这么多。但我猜测在这种固执的缄默背后还有更多的情节，因为我知道，阿道夫这种沉默通常表示他碍于面子而不愿意讲出来。

　　因此，谈到他的第二次维也纳之行，我要引用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这段描述被普遍认为是真实可靠的：

　　“……我曾经到维也纳去参加了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那时我带着我的一大叠画作便踏上了征程，我坚信，入学考试对我而言就是小菜一碟。在实科中学的时候，我是班上绘画最好的一个，而自那以后，我的绘画技巧更是突飞猛进；所以我对自己特别的满意，我自信能够做到最好……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迫不及待而又满怀希望的等待着入学考试的结果。我对通过这次考试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于当拒绝的消息传来之时，我感到犹如被晴天霹雳击中一般。是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我跑去见院长，向他了解我为什么会被学院的美术系给拒绝，这位先生告诉我，从我出示的这些作品来看，我在绘画方面没有天赋，我的才华似乎更多的体现在建筑领域，他说我不该读美术系，而应该去读学院的建筑系。我从未上过建筑学校，也没有受过任何建筑方面的培训，这点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失败，我离开了席勒广场上，这座雄伟建筑，在我年轻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在突然间被告知的能力似乎与我自身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对于这个长久以来困扰着我的问题，我至今都无法认清原因。
　　几天后，我自知我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这条道路何其艰难。由于固执，我已经在实科中学错过了机会，而现在我尝到了苦果。在艺术学院建筑系的学习是基于实科中学的建筑课程的，而想要接触后者，要求学生在二年级的时候必须通过录取考试。这些条件我一个都不满足。因此我所能预见到的就是，我已经不可能实现当艺术家这个梦想了。”

　　他被艺术学院拒绝了，他在维也纳甚至还没站稳脚跟就已经失败了。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但他觉得讲出来有碍于他的面子，所以这些事情他都瞒着我。也瞒着他的母亲。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多少已经对这个艰辛的决定做出了反省。但他绝口不提。我尊重他的沉默，而且我什么都没问，我猜想肯定是他的计划出了差错。直到第二年，我们一同在维也纳居住的时候，所有这些情况才渐渐的变得清晰。

　　阿道夫的建筑天赋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他应该被视作一个例外——学院里还能找到许多没有天赋的学生。这个含有偏见且官僚化的判定结果是不公正的。然而阿道夫对这个羞辱性待遇的反应却是典型的。他并没有尝试着去获取那种特殊待遇，或者在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面前尽失风度和颜面。当时他既没有不服也没有进行抗争，而是选择了一种理性的退却，用顽固的意志来对付这场灾难，“现在我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这是他对席勒广场那位先生放出的愤怒之词，就像两年前他同学校的老师做出的了断一样。无论生活给他带来怎样的失望，他都会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难，并且继续坚持走完自己选择的道路。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当苦难女神将我拽入怀中，并威胁要把我击垮之时，我反抗的意志不断增长，最后，意志胜利了。”

老木匠

好了，译者到今天为止，翻译到第12章，等他翻译完完整一章再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