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a80b60100zxqt.html
立场先行下的捆绑式批判
——评赵鼎新《论方韩之争》
西土城政法技校 罗洪启
按：赵鼎新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但我认为他的《论方韩之争》一文存在严重误判，因此作一长文与赵先生商榷。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对赵鼎新教授的有些观点是认同的，但本文只侧重批评本人不赞同的观点。
目录：
一、立场先行下的捆绑式批判
二、“方阵营”与“韩阵营”——对材料的选择性忽视与主观臆断
三、所谓“比较确凿”的五重证据
四、逻辑归谬法——谁在诉诸奇迹与信仰(觉得文章太长者可以只看此节）
五、一些具体观点的批评
迄今为止，在所有的“倒韩”人士之中，比较值得重视的重量级学者当属崔卫平老师与赵鼎新教授，本文乃对赵鼎新教授《论方韩之战》（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225/article_54396.html
）所作的评论。
赵鼎新教授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杰出学者，其2001年出版的《天安门的力量》曾获得美国社会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其国内出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是有关社会运动理论的简洁流畅的入门读物，向对此领域有兴趣的童鞋推荐；国内还出版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我也曾亲身听过其有关社会运动的讲座，对于其儒雅的学者风范相当佩服。
但我认为，其《论方韩之战》一文由于立场先行、对相关材料的选择性忽视以及逻辑方法的误用，表现了明显的误判。正如他文中所说：“人文领域文章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不在文章本身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以什么方式表述的，以及是谁说的和在什么时候说的。”其《论方韩争》一文的逻辑与观点，如果是一般网友所写，并没有多少反驳的必要；但由于其出自赵鼎新教授这样的的学界知名教授，其观点便有了认真审视的必要。
赵鼎新教授的长文甫出，便广受转发，再加上其“芝加哥社会学系教授”这个金字招牌，更被诸多人誉为方韩之争的“总结性”之作、“理性的典范”等等，这种现象表现了国内知识界对国外的“权威”、“大牌”依然有一种盲目崇拜。
勿庸置疑，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信誉卓著的权威人士观点，是有必要的。但即便是对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大牛”的观点，也应该根据三个标准来审视观点的合理性：第一、其所谈论之对象是否为其专业领域，若并非其专业领域，则其观点也只宜以普通网友的观点来看待；第二，其对自己谈论对象相关材料的掌握是否充分，若其掌握的材料并不充分，则其观点发生偏颇的可能性就很大；第三，其在讨论此问题时是否存在立场先行或是否存在高高在上“装大师”心态？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赵鼎新教授讨论“方韩之争”这种现象还不算跨界，但对于是否代笔这种事实的判断，他并没有多少权威意义；而且，他对于自己所谈论对象的相关材料掌握得极不充分（这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不仅没有读过多少韩寒本人的作品，甚至对韩寒本人的回应及其他“挺韩”人士的观点都缺乏充分的了解，在未掌握充分材料的前提下便遽然作肯定性判断，出现严重误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重要的是，赵鼎新教授的文章犯了“事实层面”立场先行的错误，将一个尚属存疑的事实作为其论式的前提，并以此来对韩寒父子及相关媒体、知识分子进行捆绑式的道德批判。不仅如此，在文章中，他还不自觉地摆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大师心态”，对国内媒体人及知识分子指手划脚。在不知不觉间，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像方舟子一样，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的教主地位上。
一、立场先行下的捆绑式批判 需要强调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主义”者，而且一向鄙视“乡愿”式的骑墙派，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必刻去追求所谓的超然“客观中立”，也就是说，立场先行本身并不是问题。
但对于“立场”却应该作进一步的划分，即将其区分为“事实立场”与“价值立场”。在“价值立场”上，我认为是不应该存在所谓的“中立”态度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立场，这种立场不是非黑即白式的武断，而是我们对纷繁世事作有效判断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基本的价值立场，则每个人都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在“价值立场”方面立场先行是正常、同时也是应该的，个体多元价值立场下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正是增进社会智识及促进文化繁荣的不二法门。
但对于“事实立场”而言，则每个人都应当尽量保持中立，并且应当随时提醒自己，“罗生门”式的困境随处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掌握事实真相的一部分，除非证据确凿充分，否则都不宜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事实层面的“真实”，并以此为前提来进行种种推论。
应该说，作为一名知名学者，赵鼎新教授并未像一般“方粉”一样，从开始时候就预设了韩寒有代笔的立场（他说：“开始时没有预设立场，只是好奇”），但很显然，在写这篇文章时，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韩寒代笔这个事实，并在此前提基础上对韩寒及相关媒体、知识分子进行捆绑式的严厉批判，如：
“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那就是在利用“少年天才”这一卖点来愚弄和欺骗读者并从中渔利。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读者群体也是可以以买了假货受骗为理由对韩寒进行集体诉讼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自己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失范的国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关心弱势群体等等一股脑儿都有可能成为流氓和骗子寻租的大舞台（而不仅仅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避难所’）。如果韩寒这一品牌真是假造的话，他不就是具有以上弱点的人追捧出来的吗？”
“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恳求那些已经公开站在韩阵营一方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和我一样抛开成见、诉诸常识，认真去研究一下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视频……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最后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的话，那就应该慎重了。 ”
“如果站在韩阵营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知道出了问题后还坚持下去，手中的道德资源可能就会在方韩之争中消耗殆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进行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首先，暂且不说这些批判是否有道理，即便我们毫无保留地同意他对韩寒及媒体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前提也是建立在“如果”这样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假设的前提不存在，则其批评就没有任何意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若其假设不成立，这些批判还应该反过来适用于“方阵营”的媒体人及知识分子，包括赵鼎新教授自己。
赵鼎新教授的这种批判的缺陷在于，他把这种虚假的（或者说是未经证实）前提当作了真实的前提来运用。然后以此为基础，对韩寒及媒体人进行夸大其辞的“道德鞭挞”！
而事实上，“方阵营”提出的证据能说服赵鼎新教授本人，并不意味着就能说服其他人，这些证据在未经权威中立机构（未必是法院）认定的情况下，并没有证据效力，赵鼎新教授把这些根据证明力存疑的证据构建起来的事实当作真实的前提来运用，显然已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裁判者的地位上。
不仅如此，他还越俎代疱地替国内的媒体人、知识分子作了“真假”判断——既然我都已经确认了韩寒有代笔这个事实，你们还在执迷不悟，不仅表现了你们缺乏常识、缺乏道德，而且简直是助纣为虐，要把中国推向“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这样一顶顶比佛祖的五指山还要沉重的大帽子接连抛出，再支持韩寒的媒体与知识分子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了，好怕怕！
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便韩寒代笔被百分之分的确认，上述对韩寒、对媒体人的指责也是不成立的。
第一，就韩寒而言，即便他的作品真有人代笔，赵鼎新教授将代笔与“三鹿奶粉”事件进行类比也是缺乏常识的，如果真的有读者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在获得其合法授权的基础上，我认为读者确实有集体起诉韩寒的权利，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起诉绝不可能获得世界上任何一家法院的支持，原因很简单，读者既不可能证明韩寒欺诈，更不可能证明自己权益受了实际的损害——法律并不惩罚没有实际受害者的行为。
至于他将方韩之争的核心概括为“诚信与道德”，而且还将其与传统“乌托邦式”的“治国平天下”观念相连接，在此基础上对韩寒代笔事实进行批判，更是无限上纲上线，让韩寒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要让韩寒为这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背书，韩寒何辜！他无权无势，至多也就是因观众的喜欢而有点话语权而已，在中国比他有钱有权的人成千上万，即便他的作品真的有人代笔，也不过是增添了一起文坛丑闻，从此身败名裂、无人再买他的书罢了，这跟社会充斥“劣质产品”有何关系？
韩寒无代笔或许能够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可爱一点点，但韩寒有代笔却绝不能使我们这个本来就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更坏一点点。如果要罗列这个社会之所以“充斥劣质产品”的原因，即便罗列一千个、一万个，也绝不会排到“韩寒代笔”事件，赵鼎新教授却将“韩寒代笔”视为必须要清除并惩罚的“元凶巨魁”，是诛心还是棒杀？
第二，赵鼎新教授此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媒体、知识分子与韩寒进行捆绑式批判，株连甚广。事实上，韩寒与媒体之间的这种“联盟”真的存在吗？媒体人永远只根据现有的、已知的材料来作判断，而不可能根据将来的、未知的材料来作判断，即便有一天韩寒真的被证明真的有代笔，当年曾经赞扬过韩寒的媒体人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赵鼎新教授对媒体人的指责犯了“普遍主义”的错误——除非能证明媒体人本身就是韩寒造假的知情人乃至是操作者，否则媒体又何须为此承担责任？
如真像“倒韩派”所认为的一样，韩寒父子有欺骗天下人十三年的能力，那媒体人因此而受韩寒父子欺骗，又有什么可耻的呢？如果说“方韩之争把大量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放到了天平上”，根据同样的理由，大量追捧过方舟子的媒体人与知识分子也同样被放到了天平上。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形来看，媒体人显然并不存在这种道德压力，我们既能看到许多曾经支持过方舟子的著名媒体人反过来质疑方舟子，也能看到一些曾经赞扬过韩寒的媒体人反过来质疑韩寒（这两类人哪一类占多数，无法统计，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来自行确定），他们并未被韩寒或方舟子“绑架”。
一个优秀的媒体人只应“就事论事”（这也是赵教授后文所强调的），他们只根据现有的材料与证据来形成自己的判断，没有理由认为当年曾经捧过韩寒的知识分子与媒体人今后就一定会捧韩寒，也没有理由认为当年曾经捧过方舟子的知识分子与媒体人今后就一定会捧方舟子，当现实中出现的事实与证据发生变化后，媒体人因而调整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任何道德压力。
因此，赵鼎新教授那种认为知识分子与媒体可能会因为当年曾经捧过韩寒因而碍于情面而不得不“死挺韩”的观点纯属主观臆断，媒体并不是韩寒的嫡系部队——退一万步说，即便韩寒真有一个嫡系媒体（事实上不可能），也同样可能会有专门倒韩的媒体，一家“韩系”媒体又翻得起什么血浪涛天？赵鼎新教授对一向颠倒黑白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之类的媒体不置一词，反而对就国内而言信誉卓著的“南方系”媒体大加谴责，让人不得不恶意地推测，他是否真的如李剑芒所说的一样，在下一盘很大，很大，很大的一盘棋？（本人可耻地“诛心”、“阴谋论”了一把）
二、“方阵营”与“韩阵营”——对材料的选择性忽视与主观臆断 对所谓“方阵营”与“韩阵营”的观察与判断，最能看出赵鼎新教授对其讨论对象的相关材料掌握的不足或有意无意的忽视。
赵鼎新教授认为，“方阵营”加入了许多独立人士，“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构成也与方舟子有很大的不同”，“方阵营”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观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他在一些细节上却极明显地流露出一般“方粉”式的偏见，如他说“我除了对韩粉大规模地用脏话骂人很有异议外（少数方阵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样的问题）”，他用“大规模”来形容“韩阵营”，用“少数”、“一定程度”来形容“方阵营”，显属偏见。
我一向认为，韩、方“粉丝”非理性式的谩骂只不过普通网友与公众人之间话语权极度不平衡的一种正常反应。一个拥有广泛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可以整好以暇并以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广泛的话语权能保证自己的声音及观点能够获得关注与回应，在这种情况之下，注重观点的客观与措辞的节制乃是其份内之事；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普通网友而言，其以理性形式发出声音往往无法获得关注与回应，哪怕其声音包含真知灼见，也不一定会被对方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网友以简单谩骂式的回应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或发泄一下自己对某种观点的不满，实属理所当然，无足深责（谩骂也是一种关注，没有承受谩骂的肚量，就别上微博，别当公众人物）。就“谩骂”的风度而言，方韩阵营之间半斤八两（或许赵鼎新教授根本不懂微博上有一种东西叫“僵尸粉”吧？如果他去研究一下方舟子大量粉丝为0，微博为0的粉丝，不知他是否会改变自己的判断？），谁也不比谁高雅到哪儿去，谁都没有资格谴责对方的粉丝素质低。
据我的观察，“方阵营”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类（不保证概括准确与全面）：
其一、以方舟子为代表的质疑韩寒有代笔人；其二、因对韩寒回应质疑的方式（悬赏、发誓、骂人等）很反感因而支持方舟子质疑的人，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韩寒有没有代笔这个事实，而是关注韩寒回应质疑的方式，比如崔卫平、薛涌都属于此类；其三，跟在方舟子后面摇旗呐喊的粉丝……
“方阵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此之前真正读过韩寒作品的人很少。这个判断虽然没有具体统计数据的支持，但至少在有名有姓的质疑者如方舟子、薛涌、崔卫平，也包括赵鼎新教授本人之前都没有读过多少韩寒的作品，如彭晓芸之流也是因为要质疑韩寒才去读《三重门》，并且是因为其文学口味过于“高雅”，结果读几页就不屑于再读或者是“忍着恶心”读下去的。
对于这些没有读过韩寒作品，而只读过方舟子或其他人的分析，便觉得其分析有道理而支持倒韩的人，或者那些看了方舟子的分析才去读韩寒的作品于是觉得“确实嫌疑很大”的人，显然是“立场先行”下被种种逻辑陷阱刻意引导、暗示的结果，于是就觉得似乎真有“代笔”这回事了。对于这类既相信所谓的“文本分析”方法又没看过韩寒作品的“方粉”，其对方舟子的盲从只证明了他们缺乏判断力。
在“方阵营”中，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是第二类人，他们对韩寒的质疑真正体现了一种道德观与伦理观的多元性，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我认为这些讨论对于建设赵鼎新教授强调的“公共空间”是正常、有益而且是有必要的，如崔卫平老师提出的公共领域内的“君子无戏言”便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什么场合可说“戏言”？什么场合必须“无戏言”？什么事情可说“戏言”？什么事情必须“无戏言”等等） 。
可惜的是，赵鼎新教授恰恰忽视了“方阵营”中这类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观点，反而对在很多人看来中最无意义的“文本分析”考证方法津津乐道，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的误判。
至于其对“韩阵营”的观察则更加主观臆断。他认为，“韩阵营”也是一个松散的群体，“韩阵营主要包括韩粉，发表过有利于韩寒观点的人，以及一些曾经追捧过韩寒并且继续明确或是实质上支持韩寒的一些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判断本身没有问题，但显得过于简单化与“脸谱化”，据我的观察，“韩阵营”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同样不保证概括准确与全面）：
其一，视韩寒为偶像者，这些人不仅读过韩寒的大部分作品，也看过他的大部分博客，不仅欣赏韩寒的作品，还欣赏韩寒这个人；其二，认为韩寒小说水平一般，思想水平一般，但其博客上杂文的文字技巧高超，直觉敏锐而往往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这类人并不视韩寒为偶像，只是欣赏他的个性与文字，我个人属于这一类，叶兆言、方方、慕容雪村等人大致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其三，认为韩寒回应质疑方式很“二逼”，但反对方舟子式质疑的人，这种人以李剑芒为代表，如破破的桥、方尺规及一些天涯、凯迪网友等均属此类，这类人数量不少；其四，没有看过韩寒多少作品，或者只看过韩寒博客而欣赏韩寒的人……
就其数量而言，当然可能是“视韩寒为偶像者”最多，但就其的成分而言，“韩阵营”在年龄层次、知识结构及价值观方面的多元性比“方阵营”只会更多元而不会更简单。
在所谓“韩阵营”中，真正的“铁杆韩粉”只是其中少部分；并且，即便是真正的铁杆韩粉，也绝不可能达到赵鼎新教授所说的视韩寒为“宗教”程度。赵鼎新教授的这种判断既表现了他对韩寒本人的不了解，也表现了他对当代80后、90后青年心理与心态的隔膜。以我个人对韩寒印象来看，无论是其行为模式还是其话语方式，均有非常明显的“反崇拜”、“反崇高”倾向，他更喜欢也更擅长的是“自我自嘲”与“自我解构”，这种例证在其博文或访谈中屡见不鲜，相信每个熟悉韩寒博客及访谈的人都会对此都深有体会，每个看过他十年前在央视“对话”人，或许都不会忘记他登场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土鸡”。
韩寒的文章及行为都将许多看似伟光正的东西拉下“神坛”，让一切回归常识，回归世俗，他的阳光、他的“不装”、他的赛车……都令许多年轻人视之为偶像，但这种偶像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上的偶像，而是一种陪伴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具有平等精神与平民气质的偶像。
赵鼎新教授说“方阵营”诉诸常识与奇迹，“韩阵营”则诉诸信仰与奇迹，其言下之意是“方阵营”的人似乎比“韩阵营”更加理性，这样的判断也是一种极大的偏见。“韩阵营”中会有信力健先生那种“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的昏话，“方阵营”更会有“挺韩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刘戈）或“反对我的基本都是曾经被我打假过或批评过”（方舟子）之类的梦话，而且据本人观察，“方阵营”中非理性的言论更为常见。（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偏见，因为“方阵营”与“韩阵营”都互相指责对方不理性）
三、所谓“比较确凿”的五重证据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赵鼎新教授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方阵营对韩寒的质疑是诉诸“常识加逻辑”理性质疑，而韩阵营对韩寒的捍卫是“奇迹加信仰”的非理性捍卫。正是在这一点上，赵鼎新教授表现出了最严重的误判——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可能恰恰是“韩阵营”对韩寒的支持诉诸的是常识、逻辑与经验，而“方阵营”对韩寒代笔事件的指控诉诸才是奇迹与信仰。
赵鼎新教授归纳了五个最能够体现“方阵营”诉诸常识与逻辑、“比较确凿”且“符合常理”的证据，认为这些证据对韩寒“很大的杀伤力”，甚至在“方阵营”看来，这些证据使“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由他人代笔”这一命题的可能性证明到了99.999…%！”我们不妨来对赵鼎新教授推崇的五重证据逐一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真的符合“常识”与“逻辑”：
1）韩寒父亲的文章说“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并说此后他给韩寒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在那里，韩寒“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韩寒的《三重门》是在高一写的。《三重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文学知识无数，直接引用的文本数量非常浩大，其中有些书籍的内容非常晦涩。如果韩寒是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报刊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兩年之间突然读起来了（并且读懂了）这么多书籍，并且能大量和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
2）韩寒公布了《三重门》手稿，并坚称这是他的初稿也是最后一稿。但是，韩寒所展示的手稿十分干净，修改极少。于是方阵营就有人说，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很难从头到底不经修改就写出来的，韩寒分明是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话语和场景，特别是思维方式是很难从书本中学来的。况且，一本写九十年代末高中生的小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这一论点的逻辑可用如下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以他的生活经历在七岁时去写“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词句。这一论点的逻辑非常强大，韩阵营人士至今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
4）作为《三重门》作者的韩寒拥有大量知识，但是视频访谈中的韩寒却是无知得可爱。比如，韩寒书中用了大量的党史和文革知识，但是他平时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他书中熟练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典故，但是他却在镜头前坦承没有看过《红楼梦》。他成名作叫《三重门》，但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他忘了书名的意思。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懂儒学和什么学什么家的，但《三重门》却熟练地引用了老子、庄子和荀子的文字。总之，从有关韩寒的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谈论赛车和女人等事的青年，而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韩寒对于方阵营提出的关键性质疑，要不就是回避，要不就是回应前后矛盾。大家所看到的韩寒的回应方式更多的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方阵营中更有人说，如果韩寒确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话，在这么多人对他开始怀疑的情況下，他应该选择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但是，韩寒不用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来正面回应方阵营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赵鼎新教授认为，“以上一、二、三点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韩寒是天才的话，这样级别的天才出现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的。而四、五点的逻辑则是：如果韩寒的确是个旷世奇才的话，那么四、五两点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它们竟然都成立了，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韩寒不但不可能是天才，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方阵营的有效推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笔者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
对赵鼎新教授的逻辑的，李剑芒评价为：“如果1，2，3，4，5是同样的事情，那么赵鼎新教授的逻辑兴许有道理（注意，我说兴许，我没有肯定）。但这5个证据是同样的事情吗？不！前三个是写作能力，后两个是演讲和记忆能力。前三个发生在15年前，后两个发生在15年后。所以，赵鼎新教授的逻辑是；如果你15年前是写作天才，那么你15年后必然是演讲和记忆天才。如果你15年后不是演讲和记忆天才，那么你15年前一定不是写作天才！”（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492330.html ）其意以为，写作能力与演讲、记忆能力性质不同，不能因其演讲能力、记忆能力差而否定其写作能力，也不能因其写作能力优秀而推定其演讲能力与记忆能力一定优秀。
李剑芒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其实，上述五重证据，网上已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一直认为此类证据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反驳与分析这种证据的兴趣，觉得完全没有分析的的必要。既然这种“证据”被赵鼎新教授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足见相信这种证据的人颇为不少，因此，我将耐着性子对这所谓的五重证据作一番细致且可能稍嫌繁琐的辨析（原本就不相信这些证据者可略过不看）。
第一重证据。赵鼎新教授的推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他根据韩父在韩寒初二时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而得以接触众多“少儿书刊”，推论出韩寒在初二时还在接触“少儿书刊”；并进而推论出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书刊”不可能在之后一两年就读过（并且读懂了）许多书籍并能大量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这个推论存在以下逻辑缺陷：
1），韩父的语言并不具有证据效力，他并不一定亲自陪韩寒到图书馆看书、借书（此点可查证），他对韩寒在图书馆读什么书也不过是推测之辞，韩寒在里面真正读什么书，韩父未必清楚——每个人不妨去问一下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否清楚自己初中、高中时读什么书？2），一个县书馆不可能只有“少儿书刊”而没有其他书刊，韩寒完全可能在图书馆接触“少儿书刊”之外的其他书，3），即便县书馆全是“少儿图书”（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也不能否认韩寒有可能其他途径可以读到其他书，更不能证明他初二之前没有接触过其他书。
可见，赵鼎新教授推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首先把一个没有证据效力的言辞当成了推论的前提；而且在推论的时候，还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只保留了一种可能，即韩寒在初二还在接触“少儿书刊”。但他对韩寒在此阶段接触的“少儿书刊”占其阅读总量的百分比却从不过问——似乎韩寒在初二时，读的还全是“少儿书刊”，然后到高一，就“神一般”地写出可以引用很多非“少儿书刊”的作品出来了，这显然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赵鼎新教授还说，韩寒不可能在之后一两年内读过许多书（并且读懂了）并灵活运用。首先，韩寒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读懂了，“读懂了”是赵鼎新教授强加给韩寒的，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一个没有读过原书，或者没有读懂原书的人是否可能引用这些书。质疑韩寒者否定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要灵活运用许多书的典故，就需要熟悉、读过或读懂原书。他们进而推论道，《三重门》能引用这么多的书、典故，一定非学识渊博者不能写出，而韩寒的表现并不像学识渊博的天才，因此韩寒的作品肯定有代笔。
但是，很多人的经验已经证明，要囫囵吞枣地引用很多书，并不需要真正读过原书，更不需要读懂全书，也不需要什么多么高深的学识。诀窍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个：“引用别人的引用”即可，这种秘诀在许多装逼学术论文中被广泛运用（本人也曾经用过），韩寒《求医》一文中引用《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 中引用的屠格涅夫的作品《父与子》中的细节就是典型例子。运用这种技巧并不需要什么博览群书的惊世骇俗的“天才”，而只需要一颗刻意卖弄装逼的心与相当的聪慧即可——很显然，年轻时候的韩寒正是深谙此道者，这点已经有很多韩寒的老师、同学可以证明，具备证据效力。（与《韩寒初高中相关的一些事实》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c8a5e101010vbd.html ）
第二重证据，手稿的整洁问题，这个证据被很质疑者抓着不放，但这个证据并没有说服力。运用逻辑上的穷举法，可以列出手稿之所以如此整洁的四种可能性最大的原因：1），手稿是韩寒抄他爸爸的；2），手稿是韩寒自己一次写成的；2），韩寒自己把手稿誊抄了一遍，但原稿已经不存在；4），韩寒边写边修改，但修改过的部分都丢掉了，保留了只有细节修改的手稿。
从逻辑上来说，这四种可能性都是成立的。值得进一步应该考虑的就是，这四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最大。质疑韩寒者自然想当然地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不仅最大，而且还已经“证据确凿”，但逻辑在很多时候却是反直觉的。从发生的概率来讲，第一种可能性恰恰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后三种可能性我们都可以轻易地举出许多现实中的案例来进行佐证，而第一种可能性，即儿子抄父亲稿子这样的案例，在古今中外文坛上，都是小概率的事件，没有理由将一个很难举出实例的小概率事件视为发生概率最大的事件。一次写出长篇确实是小概率的事件（但其实也不少），但儿子抄父亲手稿这种事的概率却更小。
对此，质疑韩寒者可能会说，儿子抄父亲手稿这种事情之所以在古今中外文坛上难以找出实例，并不代表这种现象不存在，而只不过是因为这种现象没有被人们发现罢了。这种辩驳更加违反常理：如果曾经有这种现象而一直没有被人们发现，那质疑韩寒者又凭什么发现了韩父为韩寒代笔这件事呢？是因为韩寒父子的骗术超越了之前的所有人，还是现在质疑者的智商超越了之前的所有人？
可见，“方阵营”的人只抓住了可能导致手稿整洁诸多原因中概率最小的一个原因不放，而根本不能有效排除其他三种可能性，这种证据又怎么可能有证明力呢？韩寒又何须为此再作进一步的回应？
第三重证据。赵鼎新教授说因为《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所以一个九十年代末的高中生不可能写得出来。而且还举出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在七岁就写出“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诗句。
这个证据是最不堪一驳的，我们可以假定（注意是假定哦）同意赵教授的观点，即一个九十年代末的高中生确实写不出具有“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的作品。但问题的关健在于，这个命题的前提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你根本不能证明《三重门》确实具有“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如果一百万读过《三重门》的读者有80万人认为这本书并没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而20万读过《三重门》的读者认为有，不知赵教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诉诸他的个人经验、直觉还是权威？坦率地说，如果能从《三重门》中找出一百个八十年代的证据，就可以从中找出一万个九十年代末的证据。赵教授之所以会把这条证据郑重地提出来讨论，显然是没有细读过《三重门》的原因。
他举的那个例子本身是有效的，但由于其命题前提的虚假，所以也就失去了证明力。简单地说，就是不能证明《三重门》“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像“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一样，是典型的成年人思维方式。
第四重证据。赵鼎新教授像其他人一样，质疑韩寒在视频访谈中的无知，先看他举的这三个例子：①不读《红楼梦》而用《红楼梦》中的典故；②不知“三重门”的含义；③坦言不懂“儒学”“什么学”“什么家”却能在书中引用老子、庄子和荀子。
第一个例子，有人已经指出韩寒用的典故出自中学课本，如果果真如此，则毫无问题；退一步说，即便不是出自中学教材，偶尔用一个没有看过的书中的一些例子，也很正常，比如像我这种比韩寒要笨很多倍的普通二逼青年，从来没有读完过《圣经》，但我19岁写的一篇小说中就非常自然地用了《圣经》中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韩寒说忘了“三重门”的含义，他说是因为当时“气氛不好”（几乎没有人读过他的作品、视他为异类）而不想解释，我认为这个回应是可信的，赵鼎新教授说主持人问韩寒时“气氛是相当友好的”，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一个十六岁少年对周围人的感知与一个五十多岁学者对周围人的感知可能会完全不同，赵鼎新教授没有理由来代替韩寒下判断。就我个人对这个节目的观感来看，主持人对韩寒的态度确实可算友好，但现场嘉宾及观众对韩寒则充满明显的敌意（“敌意”一词程度过重，确切地说是视韩寒为“异数”）。而且，如果《三重门》真的是他父亲为其代笔，作为一个能欺骗无数大众十三年的“阴谋家”韩仁均，他竟然会连帮儿子代笔的“三重门”这个书名也忘了告诉韩寒、并让他熟记以防止别人问起吗？这不是既把别人当旷世巨骗又把别人当脑残傻逼吗？
第三个例子，首先，就我看这段视频的感觉，我认为韩寒所说的不懂“儒学”、“什么学”、“什么家”更多的可能指现当代的各种学派，而不纯指古代的孔孟老庄（纯属个人感觉），当代的什么“新儒家”、“新道家”之类的玄学，懂的人确实没几个。其次，我认为，引用老子、庄子和荀子与懂不懂“儒学”、“什么家”并无直接关系，现当代的中国人，只要上过高中，而又对古代文史知识有点兴趣的人，要引用一些老子、庄子和荀子的只言片语都没有任何困难。中学教材里选了许多先秦诸子的作品，只要按图索骥，再去读上其中一两篇，再来刻意引用，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以上三个例子的反驳当然不能完全反驳赵鼎新教授的观点，因为他说此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因此，更需要指出的是，赵鼎新教授这种根据视频访谈来判断韩寒真实文学水平、知识水平的方法根本上就是缘木求鱼。早在十几年前，韩寒就曾经说过，他对“摄像机的镜头没有好感”，“总觉得作为一个人在那玩意下说的话，可信度和在你女朋友面前说的是一样的。想想，有个镜头在你面前，过几天，你的声音就传遍大街小巷，那还不尽量往高尚的地方说？你揪一个人，放在镜头前，问：把你扔一荒岛上，你带哪三样东西？那人肯定说，带毛泽东语录、杜拉斯全集、鲁迅杂文选。你撤了镜头再去问，答案就简洁多了：不带粮食、水和女人还带什么？”（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1152737&page=329 ）
就像一个80年代的青年在日常话语中谈文学、谈理想是一种时尚与情调而21世纪的青年在日常话语中谈文学、谈理想是“二逼”一样，韩寒在视频访谈中对文学语焉不详而热衷谈论赛车与女人恰好完全符合韩寒给人的一贯印象，也符合80、90后青年的行为模式与思维习惯：这是一个崇尚“不装”、“消解严肃”、“解构高尚”的时代，拿腔拿调地在日常话语中讨论“严肃议题”，对50、60年代的人来讲或许很正常，而对80、90后来讲则往往只会被视为“装逼”或“二逼”。赵鼎新教授从这个角度来批判韩寒，再次暴露了他对大陆年轻一代心态的隔膜。如果韩寒在访谈中不谈赛车与女人，而非常学院化、严肃且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创作及各种公共议题，相信许多人反而会觉得非常诡异。
而且，客观地说，韩寒在访谈中并非从不谈文学。以那个被无数方粉质疑、攻击的何东的访谈为例，他对文学就谈到了两点看法，一是文学的时代性，他说如果一个时代的读者喜欢读的书全都是死去的作者，那这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而当代作品由于太多，所以不太可能的经典作品留下去。二是他谈到了文学作品最重要品质是可读性而不是思想性。何东问他《长安乱》想表达什么时，他回答说你应该去问语文老师，这种回答恰恰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作者不必关心作品的思想、甚至不宜过多的谈作品的思想，一切应该由作品本身来说话。他的这些观点未必恰当，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是一个没有文学创作经验者所能道出的。
第五重证据，赵鼎新教授认为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不正常。首先我也承认韩寒的回应有失当之处，但我认为，这种失当固然有可谴责之处，但也恰好证明了韩寒是一个真实、冲动和有缺点的普通青年，而不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危机公关”专家。他回应是否失当，与其是否有代笔没有任何关系，即便韩寒回应再失当，也不能推出他有代笔这个事实。
更为重要的，究竟什么样的的回应才算“正常”，其实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赵鼎新教授认为韩寒“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很反常（“辱骂”可说韩寒无风度；“发誓”、“悬赏”虽属无必要，但以此自证清白，又有何不可？说韩寒“挑拨离间”，疑似赵教授在造谣；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赵教授居然把“展手稿”、“上法院”视为“反常”），我则认为赵鼎新教授所说的让韩寒“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完全违背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基本常识，更加反常。只要韩寒的回应方式没有违法，便没有谁有资格去指责他的回应（当然可以反感、可以评论），韩寒也没有任何义务向任何人解释他为什么会如此回应而不如此回应，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对其他人无害他人的兴趣、价值观、行为方式保持最大程度的尊重。
对于赵鼎新这样的知名教授居然会提出让韩寒“与方舟子辩论”或“让韩寒在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写一篇命题作文”，令我觉得非常惊讶。
首先，韩寒没有这种义务，方舟子更没有充当裁判的资格。如果方舟子质疑韩寒，韩寒要求公开辩论，则方舟子有出来对质的义务；正如方舟子质疑肖传国，如果肖传国要求公开对质，则方舟子就有出来对质的义务一样。反过来，方舟子质疑韩寒，韩寒却没有一定要回应他的义务，他也没有要求韩寒必须出来公开辩论的权利。否则，每一个人只要质疑他人，这个人就必须回应、出来公开辩论乃至是接受公开考核。比如，我质疑奥巴马，他就有与我进行公开辩论或接受我公开考核的义务；或者如我质疑赵鼎新教授，赵鼎新教授就有与我公开辩论或接受我现场考核的义务。如果可以这样，那所有的名人即便不被气死，也要被累死。
其次，即便韩寒真的愿意出来公开辩论、现场写作，也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的操作问题无法解决，那种将文学写作与刘翔跨栏、林书豪打篮球进行类比的观点完全忽略了文学创作与评价的主观性与技术性评价的客观性之间的重大差别：
其一、谁有资格充当裁判？这个裁判既要获得方舟子认可，同时也要获得韩寒认可，甚至还要获得“公众”的认可，应当何寻找、并按何种程序产生辩论的裁判？
其二、即便能确定裁判，裁判的标准如何确定？与技术性的东西完全不同，文学的评价向来是主观性的。以韩寒最近的两篇文章为例，贬低者（如方舟子）认为其不过初中作文水平、甚至是文盲水平，击节叹赏的学者也很多，如果韩现场写出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文章，究竟如何评判其文学水平？
其三、即便真能确定韩寒是否具有文学水平，如何保证这种裁判的公信力？若认定韩寒没有写作水平，对韩寒的惩罚是什么？若认定韩寒有写作水平，则对质疑者的惩罚又是什么？
电视辩论的性质与现场测试性质完全一样，电视辩论绝对不会分出输赢，而只会增加分歧。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权威的评判者。或许质疑者会说，人人心中有杆秤，群众的眼睛的是雪亮的，公众是最好的评判者——那么，请问公众“雪亮的眼睛”如何体现？像“超级女生”那样观众投票？若韩寒票多，方舟子肯定会认为韩粉刷票；若方舟子票多，韩寒也会认为方教徒刷票。
因此，我认为，赵鼎新教授提出的回应方法不仅是“反常”，而且还是无效、野蛮与荒谬的。
四、逻辑归谬法——谁在诉诸奇迹与信仰 赵鼎新教授认为，“方阵营”运用“归谬法 (reduction to absurdity) 来诉诸人们的常识”。所谓“归谬法”，简单地说，就是在论证中首先假设对方的论点是正确的，然后从这一论点加以引申、推论，或者模仿运用对方论证中采用的逻辑论式而得出极其荒谬可笑的结论以驳倒对方论点的一种论证方法。这种方法在辩论中运用很广，如网友方尺规的《质疑鲁迅》就是通过运用对方的逻辑论式得出“鲁迅也有代笔”这个荒谬结论来反驳方舟子质疑方法的荒谬性。（竟然有作家认为方尺规真的在质疑鲁迅，这种作家的水平让人笑喷）
那么，赵鼎新教授及方阵营是如何运用“归谬法”呢？且看他具体展示的运用“归谬法”诉诸常识的例子：
假设：韩寒是《三重门》的作者。
常识前提1：作者应该读过或熟悉自己作品中运用的书及典故。
由此可以得出推论1：如果韩寒看过《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韩寒应该拥有独一无二的读书能力、理解能力与对人生的洞察能力。
常识前提2：“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少年在一年多时间是看不完《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的，并且其中很多书也是一个少年既不会感兴趣也看不懂的。”
由此可以得出推论2：“在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方面，韩寒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天才。”
常识前提3：“中国出现韩寒这样一个天才的概率（连死去的带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加在一起）至少要小于十几亿分之一。”
因此，可以得出最后结论：韩寒不可能是《三重门》的作者。
根据这种“归谬法”，赵鼎新教授归纳了上文已分析过的五重“比较确凿”的证据，他说自己曾经“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但赵鼎新教授在运用“归谬法”时，存在致命的逻辑谬误——他增加了一个虚假的“常识前提1”，这个前提并不为主张韩寒是《三重门》作者的人所承认。所以，其后面的常识前提2、3虽然成立，但其最终的结论仍然是无效的。
除了个别人之外，所谓“韩阵营”中并没有多少人认为韩寒是学识渊博、洞察力惊人的“天才”，这顶“天才”的帽子恰好是“方阵营”的人强加给韩寒的——先把这个大帽子强加到“韩寒”头上，然后再竭力强调这种“天才”出现的概率极小，并要打破韩寒这个“神话”，于是韩寒的作品肯定是有人代笔的。
真正的常识前提应该是：韩寒虽然不算什么天才，但他的知识储备、文学感觉与写作能力确实是其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一点有其中学时代的老师、同学为证，也有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的评委及其他参与者为证，具有证据效力。凭着这些知识储备、文字能力加上刻意掉书袋、卖弄才学的机智，已足够他在《三重门》中运用种种自己没读过或没读懂而只道听途说了解的书。因此，韩寒并非那种出现概率小到不可能的“绝顶天才”，而是因为自己出色的文字能力，再加上各种机缘巧合，从而成就一番事业的杰出青年。这种类似的事例，古今中外，俯拾即是，与所谓的“奇迹与信仰”有何关系？
相反，“方阵营”确认韩寒有代笔，并且锁定代笔者就是韩寒父亲这种论证，才是真正的诉诸奇迹与信仰。下面我将运用赵鼎新教授所说的逻辑“归谬法”，来展示一下“方阵营”所构建的“奇迹与信仰”，我绝不增加任何“方阵营”所否认的前提，也不运用“方阵营”所不承认的逻辑论式，层层推论，看能推论什么惊人的结论。
我们先假定韩寒的作品确实是他父亲代笔，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第一，方舟子的绝顶智商与“火眼金睛”。
韩寒的作品自出版十几年来，发行数量数百万册，读过韩寒作品的读者不下几百万，这些读者涵盖了各个年龄、各个行业，有作家、有教授，无论是其智商还是眼界，都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水平会低于一个生物博士方舟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十几年来阅读韩寒的作品都没有发现韩寒代笔，而方舟子一读韩寒的作品，且没有经过什么深入研究，就能立刻发现了韩寒的作品是其父亲代笔这样一个惊天骗局呢？这说明了什么？
我们知道，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要想获得重大突破，都离不开新证据的出现、新方法的运用及新理论创建，还得加上研究者本人在自己研究领域内超迈常人的创新思维能力。
而在方舟子认定韩寒代笔这件事中，既无新证据，也无新方法，更无新理论，因此，要承认方舟子可以作出这种重大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假定方舟拥有旷古绝今的智商与超越“火眼金睛”的惊人辨别能力。但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有多大呢？我想其概率并不高于牛顿从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的概率，也不高于“韩寒是天才”这种事件的概率。
这就是从“方式质疑”中推论出的第一个“奇迹”。根据赵鼎新教授教授的“归谬法”，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样一个“奇迹”式的方舟子不但不可能是“奇迹”，“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
第二，韩仁均是旷世奇人。
根据“方阵营”的要引用大量著作就必须熟读或读懂这些书的逻辑，根据赵鼎新教授所说中的在书中引用老子、庄子、荀子就必须懂儒学或什么家什么学……可以推论出《三重门》的代笔者韩仁均应该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试问当今学界，全部读过并读懂韩寒《三重门》中引用过的书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懂老子、庄子、荀子的又有几人？但韩仁均都做到了！所以，韩仁均应该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
不仅如此，根据“方阵营”所主张的韩寒早期作品熟练运用生僻单词、英文书名甚至是拉丁文说明其应该具备远超高中生的英语水平，可以推论出韩仁均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而且还是英文水平很高甚至是汇通中西的大家，在八九十年代就有如此牛人，而且居然被埋没在民间帮儿子代笔写青春小说，而没有被高校请去当教授，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耻辱。
如果你认为韩仁均只有这点能耐，你就把他想得太简单了。他不仅学识渊博、汇通中西，而且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午萎缩男”身份，他还深谙九十年代末十六七岁中学生的心态，熟悉他们平时的段子，他居然仅凭着自己丰富的文学想象，就能运用少年人的视角，创作出了一部“对于中年人来说很平常”、但对于“少年人来说很杰出”的《三重门》，并且深受广大青少年喜欢，畅销数百万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一大奇迹，也是中国作家中的奇迹，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另外一个作家写出另一本类似的小说来“蒙骗”那些无知的少年少女呢？
不仅如此，他还收买了《萌芽》杂志社，买通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所有评委，甚至还有能力主宰“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判程序，让评委们单独给韩寒补考的机会，并且在补考之前就买通赵长天，提前知道了考题，于是提前为韩寒写了参赛作文，让他进去抄——他编织黑暗关系网简直笼罩了神洲大地，比黑手党的教父还厉害。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城府深沉、精于算计的阴谋家，从韩寒出生开始，他就开始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个惊天骗局从韩寒进入松开二中就开始正式布局，他让韩寒每两周回家都背诵好许多自己写的文章，然后让韩寒到学校去在同桌、室友及老师面前表演，以制造“韩天才”这个假象，并最终以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简直就是罪孽深重的旷世巨骗。
韩仁均身上的奇迹还不止这些，不再继续举例。可见，如果韩寒的作品真的是他父亲代笔，那他父亲韩仁均就不仅是一个旷世奇人，而且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第三，韩寒是奥斯卡影帝。
既然韩寒早期的作品都是他父亲代笔的，那韩寒在这个巨大骗局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显然，他是韩仁均导演的“韩老虎”事件中的一号男演员。
事实证明，这个被“方阵营”的人视为“智商堪忧”、“知识贫乏”的韩寒演技水平相当成功，简直已达化境，他已经把生活与演技完全融为了一体，因此，在十几年中，他成功地骗过他的中学同学、老师，成功地骗过了出版界N多大佬，还成功地骗过了无数的媒体人……直到2012年的某一天，他的骗子真面目才被“悲天悯人”、“没有任何主观恶意”的方舟子揭发出来。
如此高深莫测的演技，而且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出演，并且没有证据表明其之前参加过任何表演训练——什么是天才，这才是绝对的表演天才，这种天才出现的概率比“文学天才”出现的概率要低至少一百倍。对于这样的表演天才，如果好莱坞不给他颁发几十个小金人，从此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不再有意义；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不请他去当系主任，这个系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一个“智商堪忧”、“知识贫乏”的文盲骗子居然欺骗了无数中国人十几年，这究竟是谁的耻辱呢？是这骗子的骗术太高，还是被骗者的智商太低？各位受韩寒这个“傻逼”欺骗的人请注意：如果连你认为是“傻逼”的韩寒都能欺骗你十几年，那海外留学博士这种高智商人才又能欺骗你多少年呢？
以上才是“归谬法”的真正运用。从中可以发现，“方阵营”虽然号称要打掉韩寒身上的“天才神话”，但事实却是，韩寒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神话”色彩，“方式质疑”却树立了方舟子、韩仁均与韩寒三个“神话”与“奇迹”。赵鼎新教授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指责“韩阵营”诉诸信仰与奇迹，不得不说是一种严重的误判。
如果说韩寒的作品有代笔的可能性是赵鼎新教授所说的证据比较确凿的话，那根据他的逻辑，韩仁均不可能代笔的证据确凿程度是韩寒有代笔证据确凿程度的的一百倍。
五、一些具体观点的批评 以下是对赵鼎新教授文章中一些细节观点的批评：
1、方韩之争的主要问题
在阐述自己之所以关心方韩之争的原因时，赵鼎新教授认为，“方韩之争中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因此想从“这次方韩大战一窥我们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
其所说的方韩之争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从方韩之争可以观察“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这两个判断我相当赞同（参看本人《韩方事件与公共论辩的兴起》一文：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8505&PostID=38487682 ）。但其所谓“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则过于武断，并且还显示了他代表“大家”的心态，其实此处所谓“大家”，不过指他一人而已（当然肯定有许多人跟他关注点一样）。
由于每个人的知识、阅历均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对韩方论战关注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我本人而言，从一开始，所谓“事实层面”的真假问题我并不是特别关心，因为在我看来，“事实问题”只能用“优势证据”规则来处理，用舆论压力、道德胁迫来迫使任何人自证清白都是不道德的——除非有强有力的相反证据并经权威中立机构认定，否则所谓“质疑”，均不能成立，韩寒也没有必须回应的义务，因此，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证明真假”以及对公众人物进行质疑的边界问题（参看《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弱化保护原则及其界限——有关韩方笔战的评论及思考》一文：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8505&PostID=38468343 ）。
在我看来，要建设赵鼎新教授所强调的“公共空间”，“如何证明”与“质疑的边界”这两个问题比事实层面的“真假”问题更加重要。对“真”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但我们应当知道，绝对意义的“真”只存在“上帝”手中；对于人类自身而言，如何证明“真假”才是区分一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仅凭大义凛然的道德指控永远不能证明“真假”问题，而只可能增加无数无辜的冤魂，难道我们忘记了，历史上多少大清洗正是以道德上的“真假”为借口来进行的？如果只强调实体意义上的“真假”，则辛普森足够判刑一百次；正因为强调如何证明“真假”，辛普森才能幸免于罪。
2、方韩之争的重要性：
在“方韩之争的重要性”这一部分，赵鼎新教授将方韩事件的核心概括为“诚信与道德”（从逻辑上说，“诚信”本属于“道德”的下位概念，两者并不能并列，不过本人没有兴趣像方舟子那样扣赵教授的字眼）。这种概括混淆了“公德”与“私德”之间的界限，“诚信”属于“私德”范畴，我们有要求别人不损害自己的权利，但我们并没有权利强求别人不说谎，民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与“私德”范围中的“诚信”内涵并不相同。民法中之所以强调“诚实守信”，是因为交易双方如果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则会造成双方在信息了解上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实际的损害；而“私德”范畴中的“诚信”则只是一种道德品性。是否具备这种道德品质，对于营造“公共空间”当然非常关键，但需要注意的前提是：“私德”只能只我要求，而不要求他人；“私德”只须为自己的内心负责，而不必为其他任何人负责；“私德”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尊重他人的“私”。而“公德”则只宜以法律为限度，以每个具体时代、具体环境的公序良俗为限度。
韩寒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任何人均有对行为、作品进行自由评价、质疑的自由，但韩寒却没有必须回应这些质疑的义务（哪怕是道德义务），他是否回应其他人对自己的质疑与批评，不过是一种功利选择，即只有当他觉得不回应可能有损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出来回应，其他人如果认为韩寒代笔涉嫌欺诈，则到法院起诉即可——韩寒没有澄清自己、回应他人的义务。
赵鼎新教授认为“大家”之所以关心韩方之争是因为涉及“真假”问题，而此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涉及“诚信与道德”，这两种观点都充分体现了他有关韩方笔战的论述都是从道德视角出发的，他对韩寒、对媒体人及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批判。
没有人否认道德的重要性，但一切道德都基于法治社会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公权力之间的非强制性关系，凡涉强制或干涉他人之自由选择，道德即无由产生。因此，对于方韩之争而言，更关键的，并不在道德性批判，而在省思整个过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3、赵鼎新教授的两个低级失误
在《论方韩之争》一文，赵鼎新教授犯了两个一般“方粉”才会犯的低级失误，我认为这种失误有失学者风范。
第一，在阐述他强调的“比较确凿”的第四重证据时，赵鼎新教授特意将韩寒“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拿出来批判，并以此证明韩寒对文革知识的文盲、白痴水平，我认为这个证据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完全没有必要。韩寒说姚文元延安整风，要么是口语中的不严谨表达（将姚文元视为文革作风的代表，与延安整风并列），要么就是口误，这种口误每个上课的教师都可能会发生，显然没有任何证据效力。赵鼎新教授居然特意将此提出来批评，在这一点上完全与一般级“方粉”没有区别。
第二，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赵鼎新教授又将韩寒发给石述思的私信拿出来调侃了一番，认为这段私信“思路不清、语法欠通、行文幼稚”，纯粹出丑给“方阵营”的人看。
不必讨论这段私信的文字水平，即便这段私信文字水平确实滥，拿一条别人随意写的私信出来嘲讽（即便这段私信已被石述思不恰当的公开），即便是对普通网友而言，也是件很掉价、很不光彩的事，更何况是一名学界知名的学者呢？赵鼎新教授此举，有失学者的敦厚风范。
PS：1、由于记忆有误，文章最后把“石扉客”与“石述思”混淆了，现已更正，向躺着中枪的石扉客老师道歉。
2、为避免伤及“和气”，将原文“XX、XX未入流，XXX、XXX之流 不 足论”一句删除（黎叔说：做人要厚道！雷老虎说，要以德唬人！） ，对原文几处语气稍嫌激烈的细节作了修改。
3、本文主要凭常识及基本的逻辑规则意识进行推理，在逻辑学方面只是菜鸟级别。新浪网友＠奥卡姆剃刀、＠破破的桥、＠被打飞、＠李剑芒等才是逻辑高手，本人读他们的文章时受到过很多启发，尤其是破桥的最新长文（本文讨论学界“大牛”观点是否值得参考的三个标准时受到了破桥“诉诸权威”理论的有益影响，在此谢过）。 | 
发表于 2012-3-1 19:18
| 
发表于 2012-3-2 16: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