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ufeng_1234    不好意思啊,老木匠出了这个主意,咱就照着做了。


杨林   这一组文章,作者李大同,他的经历很有特色。我把他的文章收集在一起,此次拿来与大家分享,慢慢看。他后来有“0点”的事儿,也是事出有因了。
心弦- 4


1973年6月10日
     一清早,我们就往龙德格那里出发了。
     老头子刚刚抓回马来,看见我们来了,就立在那里等着。
     没等我们下马,龙德格就围着青马转了一圈。我们还没问好,就听见了他的爽朗笑声:“哈哈,青马的肚子可是正好,今天有可能第一!”
     “哪里,哪里,不捡别人的马粪就不错了!”我暗暗压住内心的喜悦。
     老实说,老一辈牧民中,我们最佩服的就是龙德格。他不仅是放了四十多年马的老马倌,还是当年威震内外蒙的著名摔跤手。他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五,灰色鸭舌帽的鬓角上头发花白,略显瘦削的脸上什么时候也带着笑容,笑起来时眼角上堆起几道皱纹,显出老人特有的慈祥。
     公其格也来了,还没进包就听见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趾高气扬的:“我本来今天不想来了,羊没人放!可是一想拿上个第一再回去追羊也来得及,就过来了,哈哈哈……”
     目中无人!近乎疯狂!我的嘲讽眼看就要脱口而出——可是他的红马兔子似的跃进霎时涌现在眼前,一阵胆虚。还是沉默为好!
     老龙德格仔细地给大家讲着赛马的路线:“好了!就顺着这条线跑,基本是个上坡,对马腿好。我和A到终点去等你们。”说完,看着我和公其格,神秘地一笑:“红马今天可是有对手啊!”
      我听见公其格的鼻子里“嗤”的一声……
      走在路上,谁也想不出什么逗乐的话来,都是互带敌意地打量着别人的马。只有公其格一人一会儿跑到前头,一会儿落在后面,和这人三言两语,和那人开开玩笑。红马的肚子不大不小,精神十足,深红色的马身反射着炫目的光彩,没说的,绝对正常。这家伙肯定没少下工夫。
      公其格跑了上来,和我并辔而行。忽然开口问到:“B,你今天怎么没带麻袋呀?”
     “优各呢(蒙语:你说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的红马能拉屎,你没拿麻袋,可怎么装呢?”   
      啊!“左撒勒台个森(蒙语:他妈的)”!原来是恶毒的踩乎,说得倒是挺隐晦,蛮艺术的。“你也没带呀!大概你很明白自己的肚子就是麻袋!青马倒真的不很拉屎!”我终于忍不住反唇相讥了。
      到了地点,大家一字排开,只听见公其格还在可恶地大叫:“跑吧!你们都先跑!我让你们五里地……”
      管你让不让!听到口令声,我立刻放开了缰:“啾!”……
      我感到一阵惊喜,青马今天的步伐是这样迅速有力,在短短的二百米的距离里,瞬间已跃过所有的马而居第一了!好!就这么跑!攒着点劲儿!
      我回头一看,距青马不远的正是公其格的红马。什么让五里地,纯属放屁!他肯定已经感觉到青马今天的强劲,两腿拼命夹打着红马,力图赶上来。
      今非昔比喽!无论他如何追赶,青马总是保持着三十米的领先优势,并且毫无减速的趋势。
      我暗暗扭头又看了一下公其格,哈哈!老先生的脸像个茄子,眼睛却像恶虎,看那样子,真恨不得把青马一口吞下去……
      我真的得意了!满脸发热,可惜看不见自己的脸,只能勉强看见鼻子。不好!我的鼻子也像个番茄了!
      翻过坡,冲进了一片芨芨草,已经能够看见二里地外的高地上龙德格和A坐在那里。啊!他们也看见我了,站了起来,是在用望远镜辨认着吧!如果看见第一是谁的话……哈哈!
      可就在这时,我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得意忘形之际,一直紧拽着的缰绳放松了,还这么愚蠢地加了一鞭。青马猛加了一段速,却突然慢了下来,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
      后面的马蹄声倒愈发近了。天哪!公其格追了上来,离青马已不到五米远了。
      我慌了神儿,使劲又给了青马几鞭,可是丝毫不见加速……
      身后突然响起了公其格的怪叫,他像醉汉一样在马身上左摇右晃,红马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似的窜了上来,和青马前排了……
      五十米、四十米……只有二十米了!不能让他超过去啊!我不自主地把身子向前俯去……
      完蛋!到终点时,红马总算比青马先过去两个马头!
      我懊丧极了,简直是个莫大的耻辱,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被我这么蠢地丢掉了!
      不好意思走到龙德格面前,也不好意思去看A的眼光。我离人们远远地,绕圈遛着马。使劲鞭打着自己的马靴筒,恶毒地咒骂着自己……
      人群里传出了龙德格的喊声:“公其格的红马,B的青马……参加那达慕大会比赛,16号,选好骑马的孩子,开始正式训练!”
    16号?好吧!我不甘心,也不能甘心,我一定要把红马踩到脚下!
    “牙不牙(蒙语:走)!”我奇怪我怎么会这么恶狠狠地招呼A……
心弦- 5


胡来大叔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4e4d1defg6abe1dedfbf8#pic



1973年6月12日
      “赛努?(蒙语:好吗)”一声清脆的问好打断了我的思路。
      “赛,赛白努?(蒙语:好,你好吗)”我习惯地回答着,睁开眼一看,“喝!小孟克巴特来了,过来,柴乌(蒙语:喝茶)!”我递过一个碗去,心里暗暗琢磨:“这小家伙干什么来了?”
      “阿哈(蒙语:哥哥)!我想骑你的马!”
      “优格呢(蒙语: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奇地瞪着他:“你说什么?”
      小孟克看着我的眼睛,脸腼腆得发红了,勇敢地回答说:“我想骑你的青马去赛马!”多么干脆!
      我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啊呀!我的青马可不老实,你骑得了吗?”
      “斯那门儿(蒙语:放心)!‘巴勒格台额木呢个’(蒙语:一般的生个子马)尥不下我来!”小孟克的眼睛直发亮。
      嗯,值得考虑,如果真能骑得了,倒解决了这两天我日思夜想的大问题。我既意外又高兴。
      我开始用绝对挑剔的眼光审视他……
      个儿是真矮,最多也就到我腰这么高,两只小胳膊又瘦又圆,手倒有些不相称地粗大,眼珠滴溜溜地转,一副机灵鬼样,嘴角甚至还带点刚毅,就是留着方方正正小平头的脑袋大了点,这倒没关系,也许有助于判断情况和辨别方向呢……
      小家伙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赶紧低头喝了口茶,忍不住马上又抬起头来请求道:“行吗?B阿哈(蒙语:哥哥),就让我骑吧!我‘拉布挨河怪’(蒙语:肯定不怕)!”
      “别急,别急!”我绝对满意了,赶紧从箱子里翻出块月饼放在他手里。小孟克规规矩矩跪下一条腿,接了过去。“先喝茶!待会儿让你试试!”
      天下居然还有这么可爱的小孩儿!
      门“哗”的一声被推开了。A兴冲冲地一步跨进来,嚷着:“我可物色了一个好骑手,你琢磨是谁?”猛一低头,看见小家伙坐在边上,“嘿!小孟克跑得还挺快呀!直接来了吧!”
      原来,A一清早出去就是找合适的小骑手去了。转了好几个营子,不是小孩儿骑术不好,就是大人怕青马不老实,不放心小孩。结果在路上碰上小孟克,死气白赖地缠住A,非要骑青马不行。
      A和我一样,完全满意。怕他家长不同意,跑到乌力吉那儿一讲,却是出乎意外的开通:“不怕我们的孟克巴特尔坏了你们的马名你们就要!我们蒙古民族的‘呼呼德(蒙语:孩子)’没有怕屁股破的!”
      小孟克大概在A还没有到他们家就直接跑来了。“怎么样?蛮出色的吧!”A得意地眯起眼,打量着小家伙。
      老天爷怎么这么照顾我们,送上门来了!简直!……
      “走!小平头骑士,看看你的骑术!”我一跃窜到门口,真有点变态了!
      我给青马带上了嚼子。孟克脱掉小马靴,“啪、啪”往两边一甩,光着脚雄赳赳地走过来。
      青马显然还有些认生,歪着头看着小家伙,不安地打着响鼻。我用身子遮住马眼,一手抱起孟克,(真轻,最多有一袋面重!)试着往马身上放。青马前窜后退,放了几次也没放上去。
      小家伙有点急了,小脸儿涨得通红。他突然挣脱了我的手,一把抓住了青马的“门达(蒙语:肩胛鬃)”,“我自己上!”没等我说话他已经一手抓缰,“嗖”的一声伏在马背上了……
      青马横刺里大步腾挪着,竭力想弄明白背上有个什么怪物。可是小孟克简直就像胶一样粘在马背上,纹丝不动。
      “哎呀!不行!‘低勒怪(蒙语:挺不住)’吧!”A和我都慌得大叫起来。话音没落,只见孟克一翩腿,已经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了。
      青马低头弓腰地跳了几下,突然飞跑起来,一道灰光似的隐没到对面的沙窝子底下去了。没等我们悟过劲儿来,只见青马驮着小黑点,像兔子一样,一耸一耸地跃过两道沙梁,不见了!
      “不行!不保险,得去看看!”A急忙跑到马桩子那,解开马,撑起马杆,“哗”的一声翻上去,急打一鞭,冲青马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
      不会是摔下去了吧?真倒霉!试骑就掉下去了的话,以后就别想再叫小孩儿骑了!……马跑了倒是小事,把孟克摔坏了咋办……
      我不安地来回踱着步,焦急地注视着前面任何可能冒出马来的山头……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没动静。完了!肯定是掉下去了!怎么向家长交待?我感到一阵心烦意乱……
      突然,脑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急忙扭头一看,哈呀!我们的小英雄回来了!
      只见小孟克身子向后仰着,一手拽缰,一手抹汗,兴奋地对我嚷着:“阿哈——!牙骂日(蒙语:怎么样)?!我没吹牛吧!”青马摆动着头,轻盈地大颠过来,对背上的“怪物”也毫无反应了!
      A横杆纵马,从东边的平地上冲了过来,老远就听见了他的大叫:“没问题!纯属一个马猴子……”


图片说明:图片是从网上找的现代赛马图,不是当年的照片。当年的孩子比赛时是没有马鞍子的。这样的赛马,尽量减少马的负重,以利马跑出速度。骑没有鞍子的马,孩子的屁股会被磨破,但只要可以参加比赛,孩子们从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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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feng_1234    不好意思啊,老木匠出了这个主意,咱就照着做了。


杨林   这一组文章,作者李大同,他的经历很有特色。我把他的文章收集在一起,此次拿来与大家分享,慢慢看。他后来有“0点”的事儿,也 ...
德方 发表于 2012-5-3 17:46
是冰点吧?.......
是冰点吧?.......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2-5-3 18:24
对啊,我糊涂了。
本帖最后由 德方 于 2012-5-4 21:06 编辑

心弦- 6

1973年6月16日
      正式训练倒是和平时不一样,参加训练的马都按照赛马的规矩,扎起了“灯笼”尾,两耳间绑上了“顶花”。就是青马没有,咱还没见过这个世面。
      分场里得空的人都跑来了。颜金老太太腆着大肚子,跑来跑去地招待着人们。
      人们下了马以后,都首先走到准备跑的几匹马跟前,转来转去,细细地打量着,然后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交头接耳地走进包去。
      最得意、最有把握的是乌日根大队的道尔吉和红旗大队的占布勒两人。他们俩都是马倌,一人牵来一匹红马。一名“敲闹(蒙语:狼)”;一名“绝特格勒(蒙语:鬼怪)”——一般说来,马的怪名字都意味着这马有些特长。
      道尔吉和占布勒这哼哈二将,使出了他们所有的本事,叫雅干西勒的人简直抬不起头来:
      “……哎呀!咱俩的红马今天都‘以吉勒怪(蒙语:没有伴儿,意思是没有对手)’跑来,把第一、第二拿走,可真有些不好意思啊!”
      “就是嘛!早晨我就说人家自己的训练,咱们来把第一拿走,回头人家不参加那达慕大会可怎么办……”
      真是没治了!谁叫咱雅干西勒的马没跑出过好成绩呢!任他们踩吧!
      “扎!龙德格依勒森(蒙语:来了)!”老颜金高兴地招呼起来。
      我赶紧跑了出去。
      “怎么样?B,都准备好了吗?”
      “嗨!凑合呗!龙怪(‘怪’系蒙语对老人的尊称)!来,别的队来了不少马,您来相相,他们实在是‘东东午列借那(蒙语:吹牛太甚)’!”
      “是吗?”老头子不紧不慢地拴好马,走了过来。
      道尔吉和占布勒的马拴在棚圈的西侧,头花用细细的花布条扎着,挺友谊地在互相啃着肩胛,跟它们的主人一样!
      龙怪以他那富有经验的老马倌的眼光仔细地打量着,看了看前裆,又绕到后面看了看后腿,点了点头说:“也烂怪赛汉毛驴(蒙语:没说的好马)!”然后用手刮了刮两匹马脖子上和土粘在一起的汗渍,让人摸不着头脑地笑了笑。
      “怎么样,龙怪?”我急忙问道。
      “看看咱们的马去!”老头子没有马上回答。
      我们走到雅干西勒的三匹马跟前。青马、红马、黄马扎在一堆,头一点一点地躲着苍蝇,尾巴灵活地“刷刷”地来回扫着。龙怪抚摸着刷得油光发亮的三匹马的身子,又按了按马的后腰,饱满而不下垂。
      “嗯,”龙怪抿了抿嘴,没等我问,趴在我的耳朵上低声说:“今天的前三名,我看是这三匹的!”
      A也凑了过来,我高兴地把老头子的预言告诉了他。嘿!他好像早就料到似的:“早晨我就这么琢磨来着!”
      “都来齐了吗?外队还有要参加的马吗?好吧,我看可以往那边走了!”龙德格环视了一下大家说道。
      “扎”,大家都站了起来。当然,老头子是谁也公认的权威组织者。
      公其格今天出人意料地显示出集体主义精神。他有点过于严肃地把几个小骑手叫到一边,低声嘱咐:“你们三个今天谁也不许吵嘴,自己的马跑第几都没关系,主要是压住外面的马,别听他们吹得响……”小骑手们瞪大了眼睛,频频地点着头。
      “拉骂!(蒙语:一种赞叹声)”公其格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
      龙德格走到我身旁,轻声说:“最好你跟着去放一下。青马还有些怕小孩儿,万一……”
      “扎!”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一路上,小骑手们都是兴高采烈的。蒙古民族的孩子们从小就长在马背上,都把能够骑赛马的马作为自己幼年的最大光荣。为了这个,他们甚至不惜每次训练完后,晚上痛苦地让额吉用带盐的浓茶去洗磨破了的屁股。
      今天,雅干西勒的三个孩子抱成了一团,时不时轰着乌日根队骑红马的小孩:“插香(蒙语:一边儿去)!”
      这小骑手可不像他们的马主人那么得意,听到斥责,无可奈何地拨着缰绳离得远一点。红旗队的小孩儿干脆就一个远远落在后面。
      我有点可怜他了,走过去问道:“叫什么名字啊?”
      “钢巴特。”
      “以前骑过赛马的马吗?”
      “去年旗里那达慕骑过。”
      “也是这匹红马吗?”我开始注意起来。
      “就是!在旗里跑第八呢!”小家伙一下自豪起来。
      啊!怪不得老头子一看就说是好马呢,还真还有点来历!旗里第八?!我不觉心头沉重起来,早晨的自信突然无影无踪了……
      小骑手们在数着自己的马拉了几泡屎,听起来是那么天真可笑:
      “哈!又拉了!已经四次了!”
      “咪尼毛驴拉布洪空牙布那(蒙语:我的马跑起来肯定轻飘飘的)!”
      “我的马还尿了一泡呢!”
      骑黄马的小家伙由于自己的马既不拉又不撒显得不大高兴,拼命地反驳着,好像既不拉又不撒才是马能腾云的征兆。
      唉!小家伙们,你们知道些什么呀!
      走了两个多钟头,可算到地方了。地势平坦,沿着一条牛踩出的小道,一直是个大上坡,足有十里长!马的力量如何,到坡顶上就可见分晓了!
      “好了!就在这儿!下马休息一会儿,呼日登奢吉巴嘎来(蒙语:快拉屎撒尿)!”我大声吩咐着。
      小骑手们光着脚,躲闪着地上的草刺,围到我身边来。我尽量生动地给他们讲着老规矩:“嚼子要拽紧,好好认准方向,不到终点不许打马,到人群前时要发出漂亮的长吆‘喝嘿——依’。这才是正经骑赛马的孩子哪!”
      绷得紧紧的张张小脸是这么聚精会神地听着,其实,他们上马时,阿爸们何尝没有嘱咐过千百次呢。
      “好了,就这些,小勇士们,毛驴的(蒙语:上马)吧!”
      我转身找孟克,想把他抱上马去。这小家伙倒好,早不知什么时候窜上马背去了,“嗒嗒”地颠到我跟前,那快活、自信的目光好像在说:“看!阿哈,没有你我也能行!”
      “赛绞克斯,赛绞克斯(蒙语:排好)!”我让小骑手们摆成一行。
      “预备——跑吧!”我一面大声发令,一面抖缰纵马狂奔起来……
      我骑的这匹黄骠马,“短奔子”以快驰名,可今天简直像个猪!我拼命地驱驰着,一个个的小脑袋却都眨眼间掠过我的身旁。一会儿,就只能看见模糊的背影了……
      我恼火今天怎么找了这么个倒霉的差事,也恼火黄马今天怎么这么不争气,我甚至毫无道理地照它的脖子上狠狠地打了一鞭……
      好不容易才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大坡,前面的马离我至少有十多里了。只见数道尘烟在前面滚动,到底是谁的马早就无法分辨了!
      “一、二、三……”啊!有三匹马开始领先了!是谁的马?!“啾!啾!”我越发气急败坏地催着黄马快跑……
      正在这时,我看见在最前面的三道白烟中有一道突然向右冲去。
      “嗨!怎么搞的,简直是全部向右跑去了,不会是青马吧?……嗯!拐过来了!拐过来了!这还差不多!”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终点这边的大梁上站满了观看的牧民。远远地听得见他们嘈杂的争论。这儿离终点还有五六里地,可能……不!肯定胜负在这里就已经见分晓了,不然人们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地停留在这里。
      坡上的人们看见了我,有两个人飞马向这跑过来。他们显然是想告诉我些什么,可是我的脑袋正在“嗡嗡”作响。
      我不听!我不愿意听!我宁可自己看到青马的下场!二里、一里……已经清楚地看见人们牵着自己的马在遛圈子了,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朝鲁追了上来,“哎!B,你的青马……”真讨厌!多嘴多舌的,我烦恼地堵起一只耳朵,“你的马第一……”喊声顽固地在另一个耳朵里响了起来。
      “什么?!”我赶紧扭过头去。“你说什么?我的马?青马?!”
      “哈呀!真了不得!‘乌呢勒强嘎依日森(蒙语:强劲地冲到终点)’!再跑十里别的马也追不上!”
      “你胡说!别骗我了!”我假装不相信地反驳着,可觉得嘴笑得快咧到耳朵上了……
      我们俩并排跑到终点。一眼看见A正牵着青马在急速地遛圈子,所有的人都向我投来庆贺的眼光。
      老龙德格的稳重劲也不见了,孩子似的笑着,跑过来使劲拍了下我的肩膀:“包勒毛驴阿布见达(蒙语:青马太棒了)!哈哈……”
      我简直是傻乐着听着人们激烈的叙述:青马第一!公其格的红马第二,可惜跑歪了一段路,要不大概也和青马一块儿到了。乌日根的和红旗的两匹红马是倒数第二、三名,而且快到终点时“迷恋毛的森(蒙语:明显不行了)!”
      什么“鬼怪”啦,什么“狼”啦,统统“德密(蒙语:那么回事儿)”!
      公其格在对急急忙忙想溜走的道尔吉大叫:“道尔吉!别走呀!多光彩啊!你的‘第二名’真不错!”
      道尔吉尬尴得鼻子直发紫,一边溜号一边反击:“你高兴个啥呀!一个老牧民拴的马跑不过一个知识青年拴的马,我都替你脸红……”
      这句话起作用了。公其格的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这个毛(蒙语:坏蛋)道尔吉,真能挑拨离间!”我暗暗骂道。
      A牵着青马过来了,是那么仔细地在给马刮着汗。我赶紧翻身上马,过去把青马接了过来。A简直有点舍不得把缰绳递过来,而且又是这么会心的一笑……
      我慢慢地牵着青马遛着,爱惜地端详着。嗯,呼吸已经完全平复了,看来五十里地对它说来并不算什么!毛被汗水打湿,全都紧紧地贴在身上,显得苗条了一块。咦,嘴角上的红东西是什么?血?!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俯下身去仔细一看,没错,就是血!我着急了,急忙大声呼唤龙怪:“龙德怪!快来看看,青马嘴咋啦?”
      老头子跑了过来:“牙丧(蒙语:怎么啦)?嘴出血啦?嚼子勒的吧?乌吉牙(蒙语:我看看)!”他提起嚼铁,看着马的嘴和舌头……
      “哈!散宝勒了(蒙语:这下可好了)!”突然,老头子一拍大腿,直起身子来。我完全糊涂了!怎么倒好了?
      “操勒丧(蒙语:穿透了)!这下可不一般了!”龙怪更高兴了。
      我可是更弄不明白了。“什么‘操勒丧’?龙怪?”
      “不是嘴的血,是胸里的血。马胸里的废血跑出来,是要大大地长进的标志!这是老“咬斯(蒙语:经验)啦!”老头子兴奋地讲着,又对我神秘地一挤眼,意味深长地说:“这下,公其格的红马可就不……”
      我无法形容听完这句话后的心情……
      公其格牵着红马遛过来了,脸色铁青,看也不向这边看一眼,心里琢磨什么呢?
      老小子,不服气吗?下次训练再见!




心弦- 7


这张照片是我们1988年回内蒙时照的。


1973年6月20日
      还没起床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潮气。
      整个天空阴沉沉的。大片浓重的乌云接缝的地方,朦胧透着几道昏黄惨淡的光。两只苍鹰在那里奋翮高翔,看上去就像一匹灰布上的两个黑点。平常那么醒目的大梁上的架子也看不见了。
      “唉!怎么碰上这么个烂天气!”我和A鞴着鞍子去参加今天的第二次训练。
      “没事!只要不下雨,马凉凉快快地跑得更有精神。”A总是这么兴致勃勃的。
      10点多钟到了嘎嘎这儿,小孟克看来早就来这儿等着了。我有点奇怪,问嘎嘎:“今天怎么没有外公社的马?不知道信儿吧?”
      “咋不知道呢!挨森白勒轨的(蒙语:害怕了呗)!”老嘎嘎习惯地“咂咂”两声,往嘴里扔了两颗炒米,蛮有兴味地嚼着。喔!可不是嘛!
      嘎嘎是个老复员军人,分场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嘴唇下面总是留着一小撮尖胡子,不时还得用手去揪揪,手特别巧,看别人做东西有哪儿不好的时候,就“啧啧”咂着嘴“夸奖”你。他也是个赛马迷,据说有一次看赛马,一看自己的马露了出来,“咔”的一声把嘴里叼着的烟锅杆撅成两截,往靴筒里一塞,赶紧爬上马去……事后自己还直可惜烟竿怎么无缘无故地断了。我们去年冬天修建饲草基地的石墙时,曾在野外帐篷里住了两个月,每天晚上钻在一个皮被子里,感情特别融洽。
      “赛努?”好一声巨雷般的问好,红星大队的马倌巴图一头扎了进来。
      “赛!塔赛努(蒙语:问候语)?”我赶紧给他腾开地方。
      这可是个好小伙子,初中毕业生,对北京知识青年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到他马群想骑哪匹就骑哪匹。“嗨!骑吧!好好保护就行,你骑我骑还不是一样,反正四条腿驮着两条腿走!”开通得很。
      不过今天他的来意可值得揣摩,老早就听说他要拴红星大队有名的“高栽乌兰”,是不是今天拿来了?
      “巴图,怎么样,想和我的青马比试比试吗?”我开玩笑地挑衅着。
      “你那破青马,连我马的屁也闻不上!”真没办法,这个地方的风气是不是叫我们给带坏了?总是踩乎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三。
      “说真的,‘高栽’带来没有?”我笑了。
      “没有,没有,我是先来看看你的马到底怎么样。”他突然发现这话有点泄士气,赶紧补上一句:“不过看不看你的马也不——行!”
      哈哈……满包的人都笑了起来,到底是胆虚呀!
      我钻出包去,老嘎嘎走过来说:“今天你可该看看自己的马了,我领孩子们放马去!”他转身招呼起来:“孩子们,上马吧!准备出发啦!”
      我真打心眼儿里感激他。
      咦!公其格的红马怎么没来?他怎么可能放弃和青马竞争呢,简直不可思议!我叫住正准备走的嘎嘎:“公其格的红马今天不参加吗?”
      “那不是!”老嘎嘎一努嘴:“他直接从家里去啦!”
      东面的山坡上真的走着一匹深红色的马。
      好小子!连这么两步路都不想多走,真想拿第一啊!
      包里的人喝着茶,聊着天儿,猜测着今天的第一可能是哪匹马。
      我发现肯定青马能跑第一的人寥寥无几,大家都还迷信着红马,认为上次训练红马不跑歪的话,还是红马第一。
      老颜金在一旁搭上话了:“今天可保证歪不了,昨天公其格来向我借了两根皮条,给小孩做了个长鞭子,歪的话,一打嚼口就过来了!”
      准备得可真周全啊!
      过了两个钟头了,龙怪起来招呼大家:“该上马了!待会儿梁上一冒烟可就跑也来不及了!”
      我扛起作为终点标志的大红旗,解开马,叫着巴图:“巴图,一块儿去吧!”他正拿着望远镜瞄着前面的大梁,听见叫他,回过头来,吸了一下鼻子,滑稽地做了个鬼脸:“我不去后面了,就在这儿,看得清楚!”
      老头子和我并排小颠着:“龙怪!你看青马还能跑第一吗?”我让刚才人们的议论弄得心神不定。
      “阿勒特怪(蒙语:没跑儿)!肯定是青马!不过红马不跑歪的话,离青马也远不了!”老头子是这么自信而肯定地回答着。
      老实说,上次青马嘴里的血还是有点让我不放心,虽然龙怪说“操勒森”要“大大长进”,可按一般生理常识来说,内脏出血怎么也是不好才对嘛!而这偏偏还是什么“老咬斯”!出自放了四十年马的马倌之口……鬼知道!
      到了上次勒马的地方了。大家刚下马,马上就有人喊到:“来啦!来啦!”
      东面远远的大梁顶上冒出了几个黑点,瞬间已在梁这面的下坡上铺开几道白烟,扬起的尘雾马上又随风向一侧飘去。
      人们紧张地用望远镜辨认着。不知是由于今天的能见度差还是由于太远,几乎不可能认出来。
      龙怪刚刚给我打的“强心剂”又失去效力了,我只觉得浑身燥热,手足无措,骑的枣红马又一头撞在我的背上,上下蹭着痒。我回身狠狠一拳打在它的脸上,妈的,捣什么乱!
      赛马已经飞快地下到了梁底,隐没到一个沙坑里,立刻又冒了出来,已经快到嘎嘎营子前面了,这就是说离这里最多也只有十里多地了!
      人们这时如果看到我的脸的话……
      “B!上马!今天再延长十里地!”老头子突然大声吩咐着。他猛的拔出了插在地上的红旗,“跨”的一声上了马,向西跑去。
      多么想再看看啊!可是老头子的旨意……
      我无可奈何地翻上马,跟着龙怪跑起来。仓忙之际,我隐约看到一道白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
      好一阵急促的狂奔,足有十里地了,我和老头子滚下马来,仅仅来得及把旗子插在地上。
      面前二百米左右的平地上,一匹铁青色的马驮着小孩儿直冲过来。马上的小孩挥舞着马鞭,发出童声尖厉的呼啸。
      是赛马的马?不是吧!怎么会只有一匹?老头子在旁边也目瞪口呆。
      只剩三十米了!龙怪匆忙从怀里掏出望远镜,盲目地对着镜头,嘴里喃喃地嘀咕着:“狠宝勒其各吧(蒙语:这是谁呀)?”
      我们俩谁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青马!一点不错!”老头子终于大叫起来。我还发愣呢!我的小平头骑士的面孔不都是清清楚楚的了吗!白痴!我在脑袋上“啪”的一声,赶紧跨上马去。
      小孟克使劲拽着马缰,等我追上来,奇怪地问我:“阿哈,你怎么不接我呀?”
      哎呀!我的勇士!你再这么问我可就要高兴得疯了!镇静!镇静!我命令自己。
      放下孟克,我牵着青马遛了好几圈,才远远地看见后面的马跟了上来。喝,第二还真是公其格的红马,不过,这个第二可不够光彩喽!
      龙怪跑去接红马。公其格也跟在后面跑了上来。
      哼!老小子,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
      公其格冲我迎面跑了过来。哟,这家伙怎么这么兴高采烈的?见鬼了!只听见他大声嚷着:“B,好样的!青马拴得真好!查干诺尔那达慕有得第一的希望!啊呀呀呀!”
      嗯?祝贺?!“哪里,哪里!都是你们教得仔细嘛!我们哪懂得拴马……”
      我的反应也真够快的!
      往回走的路上,自然,所有热烈的话题都集中在青马身上。老头子给大家讲着三十米上用望远镜都看不清是谁的笑话,大家开怀大笑。
      巴图老远就迎了上来,好像第一次才见到青马似的拼命打量着。
      “巴图,我才知道为什么青马闻不到你的马屁,原来你马的屁都是往前放!哈哈!”我真有点忘形了!
      “拉骂!彻底投降,了不得!了不得!蹄子撂起来的土都是一块一块的,‘蛮德格你斯借那(蒙语:疯狂地在飞)’!我的马低勒怪(蒙语:抵挡不住)!低勒怪!”巴图的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回牧场可是有好马啦!”
      天,阴得更厉害了。西边天际的黑云像海浪似的涌盖过来。风“呜呜”作响,小草倾倒了身子伏在地面上……感谢老天爷啊!给了这么个好天气!
      在你身上没白下工夫!青马,你今天跑得可真……
      “哈哈!”我突然无缘无故地仰天大笑起来。
      A在旁边捅了我一把,“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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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弦- 8


1973年7月6日
      好了!好了!又经过了几次训练。青马真正显示出了长跑的天分。每当它飞快地捯动着四蹄,昂首轻飘飘地在人们面前出现时,人群里总是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喜悦的欢呼。别的马,外队和本队的马,早已是望尘莫及了!
      老头子指示:那达慕大会前,青马至少放马群一个星期,以使它的腿得到松活和有一段充分休息的时间。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辩证法!
      我把青马牵到马群,抹下笼头。可是它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给你自由啦!”我照它屁股上轻轻一掌。
      青马向前颠了几步,才发现没有什么束缚着它的东西,突然大跑起来,快活地向空中尥着蹶子,伸着懒腰,“咴咴”地长嘶着,找同伴去了。


1973年7月7日
      我和A舒舒服服地躺在包里,贪婪地大口吸着烟,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真的,一个多月的辛劳弄得我们俩都有点疲惫不堪。
      A看了我一眼,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你瘦了!”
      我不觉摸了摸脸:“不可能吧?我这么心宽的人,只能体胖,不会脸瘦!”其实,心里何尝不为青马给我们的这种报酬感到——甚至有点儿得意呢!
      “我想提醒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该打扮你的宠儿!譬如说你准备用什么顶花?小孩的骑马服装颜金老太太给缝呢!你难道不应该去看看式样和进度吗?”
      我的老兄,总是极有建设性的意见!
      “是啊,是啊!”我赶紧坐了起来,极表赞同:“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事了!我正琢磨用什么颜色才好。”可突然又有些发愁:“这好几种颜色的绸缎可上哪儿弄去啊?”
      “转营子呗!”A指手画脚起来:“肯定谁家也都有点存货!运用你拿手的甜言蜜语,许点空头支票,不愁弄不到!晚上拿到老头子那儿,一切都会绝对精彩地弄好的。”
     “对呀!你真是草原上的智多星,你的光辉永远普照蒙古包!”我高兴地扣上帽子,窜到门口,“说走就走!”
      沙蒂老太太刚烧好茶,赶得真巧!虽然从家里跑到这儿统共用不了半个钟头,可恶的太阳已经烧得我头皮发焦了!
      颜色棕黄的奶油茶,雪白的奶皮子,闪着油光的酸奶片,好一顿大嚼!
      我满意地抹了一把嘴,心里盘算着怎么开口。
       “啊,天下最可尊敬的沙带怪,请吸一支好烟吧!”我笑容可掬地掏出一盒“上海”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
      老太太高兴地接了过去:“乎米尼,柴乌嘎来(蒙语:我的儿子,喝茶吧)!”
      “扎!扎!沙蒂怪,你看我的青马怎么样?”
      “跑得真好!人们天天夸它,弄得我这把‘何勒格怪亚斯(蒙语:没用的骨头)’也想去看看!可是孩子们非要去,谁来放羊啊,只好由着年轻人吧!”
      这种话我真是再听一万遍也还想听。哟,别忘了正事!
      我开始天花乱坠了:“昨天我骑着青马去场部,青马简直就像百灵一样轻快地飞呀,飞呀……突然,它一头栽倒在地上,把我扔出去好远!”
      “乌吉格(蒙古妇女的惊呼声)!”老太太嘴里的烟差点没掉下来,“牙森白(蒙语:怎么回事儿)?”她着急地问着。
      我暗暗忍住笑,说得越发玄乎了:“青马躺在地上,腿也发硬了,我怎么扶它也站不起来……”老太太的眼睛都睁圆了,嘻嘻!
      “后来我趴在它的嘴上,听见它说:如果没有沙蒂怪给我一块金黄色的绸缎做顶花,我就要午呼(蒙语:死)啦!”
      “啊!死东西,吓死我了!”老太太大大地松了口气,笑得前仰后合。
      我马上又变成愁容骑士了!从兜里掏出一块从自己的天蓝色腰带上剪下来的缎子说:“瞧!到现在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
      “嗨!‘候勒黑(蒙语:可怜的孩子)’的,你咋不早说呢!”老太太爬到柜子跟前:“我给你找找看。”
      翻腾了好一阵,才听见老太太“嗯”的一声:“这个还差不多!”
      一块二尺见方的金黄色的锦缎扔了过来。
      真是块好缎子啊!上面还布满了大大的菊花暗影,只有青马才配用它!我赞叹着,抚摸着。
      “用不了这么多呀,沙蒂怪。”
      “都拿去,怎么,雅干西勒就你一匹马呀?”噢,真是相形见绌!
      走出门我才想起没有道谢,赶紧回身,趴在包门上:“沙蒂怪,你可真是我们的好额吉(蒙语:母亲),贫下中牧的这种再教育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天哪,说了些什么!
      老太太“扑”的一声笑起来,顺手抄起灶旁的一根柳条:“快走,快走!再不走我就‘乖达(蒙语:抽打)’你这个多嘴多舌的!”
      一路上我都在佩服着自己的演员天才,真是恰到好处!不时把黄缎揪出来欣赏着,何等的光滑、耀眼啊!
不知不觉,来到颜金浩特了。
      其其格挑着水走过来,打着招呼:“B怪,好吗?去哪儿啊?”
      “好!你好!就来你们这儿!”我一边说着,下了马,把马拴在羊圈上。
      “她难道没有这宗东西吗?”我突然灵机一动。嗯,肯定有,爱打扮的小姑娘缺了这些还了得!得去试试!
      我走到她们包门口,帮她把水桶拎了进去。马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放在面前了。
      “额吉哈牙布丧(蒙语:妈妈上哪儿去了)?”
      “饮牛去了!”
      好!好机会!正可以肆无忌惮!
      我俨然以一种长辈的尊严开始做戏了:“其其格,昨天我们党支部开了个会,决定正式参加那达慕赛马的青马的顶花,让你出一块粉缎或者……”
      上帝,不会荒唐得露了馅吧!
      其其格被这突然降临到头上的莫大光荣兴奋得满脸通红,略略有些为难地说:“可是我恰恰没有粉红的,只有白的。”
      “白的?白的也可以嘛!”
      她马上转过身去,一面打开柜子,一面说:“可能不是缎子,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我惊喜地愣住了,放在我面前的居然是一块尼龙!发着一种透明的白,白中射着紫光,美呀!这小姑娘从哪儿搞到的这东西!
      “好吧!就是它吧!你可以圆满完成‘任务’了!”我仍然不动声色。
      “嚓”的一声,一尺宽,二尺长的一块被扯下来,放到我的怀里。我叠着尼龙,突然一阵过意不去袭上心头,有什么办法呢?
      “其其格,你真不错!我会报答你的!我一定要从北京给你买些……”买什么?又是空头支票!
      “B怪,”其其格凑过来,趴在我耳朵上轻轻说道:“加木苏怪的小女孩有一大块准备扎头用的粉缎,好几年没舍得用了,你去要要看,可别说是我说的!”当然,她们的这种情报是绝对确切的!
      我赶紧爬起来,到加木苏那儿去。
      老加木苏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从柜子里掏出一瓶酒来。
      我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加木苏怪,我就怕白酒!”
      老头嘿嘿地乐着,揪着山羊胡子,几乎把酒瓶贴到了我的鼻子上。“哈乐比细(蒙语:不是白酒)!奶酒!是我的工厂里出的果子酒!”可不是,瓶底儿躺着几片苹果已莫(蒙语:疑问语),槟子已莫?
      我尝了一口,一股果香!真来劲儿!“咕嘟”,这回可是仰脖一大口。
      “马放到马群了,这回可要轻松点了吧!”
      “哪儿啊!更紧张了!”我决定开门儿见山:“今天跑了一天了,找做青马顶花的绸缎,倒是有了两块儿,    可就是找不着最增色的粉缎,弄得我简直一筹莫展!唉,”好!这声气叹得挺痛苦!
      “噢,粉的?”老加木苏揪着胡子,沉思起来。
      我快活地注视着他,老头子动摇啦。反正你也没用,干脆给我吧!
      老头子终于下了决心,把挂在“哈那”上的一个小书包取了下来,动作异常敏捷。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小哈斯的私货——老头子想先斩后奏呢!
      我紧张地看着老头的手——多么伟大的事业,胡子拉碴的人去偷娃娃的东西!
      看见了,好颜色!还带着竹叶的花影呢!
      “B怪!”一声清脆的叫喊。我和加木苏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了,好像猛然听到一声巨雷。
      门外飞进活泼的小哈斯。两条小辫滑稽地向上翘着,扑到我怀里,搂着我的脖子叫到:“B怪!教我说汉话,教我说汉话!”她把自己的耳朵揪得长长的,拉长声音:“儿——刀!”可爱得一塌糊涂!
      往常我早就和她玩儿开了,可现在只觉得脸红,心跳!
      小哈斯一扭头,忽然看见了老加木苏捂盖在书包上的僵硬的指缝里露出来的粉缎。“阿爸!你拿我的书包干啥?哎!你拿我的粉缎干啥?”
      “哦,哦哦!”老头子尴尬地支吾着:“阿爸有点用。”
      “不给不给!你有用不会自己去找吗?你拿走了,我拿什么扎小辫啊!”好家伙!伶俐的小嘴铺天盖地。
      我多么希望口袋里有块糖啊!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兜去。霉气,抓到的是一把细碎的烟末。
      只有厚起脸皮再挣扎一下了。我把小哈斯抱起来放到腿上,说得尽量婉转:“小哈斯,不是你阿爸要,是我想要,你看,我的青马的顶花就缺你这块粉缎了,可是商店里还买不着。青马的顶花没有你这块粉缎可是难看极了,怎么去那达慕呀?”
      我从来没做过这么“舸醋(蒙语:艰难)”的思想工作,词汇也贫乏到了可怜的程度。
      “是你跑第一的青马吗?”哈斯仰起小脸儿问。
      “是呀,是呀!”我拼命地点着头。
      “那我给,你不许给阿爸!”
      “我不要,我的小‘孬音(蒙语:王爷)”!老加木苏赶紧声明,生怕这个诺言变卦。
      小哈斯又跑到柜子后面,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几根只有指头宽的绸条。“B怪,这个也给你,缝在顶花上,不是更好看了吗?”
      老加木苏在旁边“嗤”地抿了一口酒,笑坏了,山羊胡子一上一下地抖动着。
      我把小哈斯一下举到空中,小家伙“格格”地笑着揪着我的耳朵。
      颜金老太太可生气了,只见她双手叉腰,站在门口大声扎干借那(蒙语:斥责):“B,你为什么今天不去我们家了!”
      “谁说的!我的脚不是已经迈出来了吗?”我赶紧赔笑,搀着老太太的胳膊走进她家。
      嘿!原来也是有目的的,三件用白丝绸做成的小骑手服平整地摊在毡子上。小开领,短袖子,胸前两侧用红丝线细致地绣着“雅干西勒”四个大字,背后像运动员似的还有号码“1”,“2”,“3”。
      “好,好极了!牙骂勒赛汉敖衣森白(蒙语:缝制得多精巧)!”我极口夸赞。
      “不!还缺了个东西。”老嘎嘎在旁边摇了摇头。
      “缺啥?一切都是按着老规矩做的呀!”老颜金不解地拎起衣服翻来覆去地看着,我也有点傻眼。
      “唉,你们呀!”老嘎嘎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们一眼,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
      红布一层层地打开了,啊!是三个红光夺目的大大的毛主席像章。
      嘎嘎嘴里念叨着:“过去,赛马的孩子们胸前挂的是佛爷的雕像,好像有了佛爷真就可以无凶无难似的。可今天……”他是那样仔细地往衣服正心口的地方别着毛主席像,别好后又歪着脑袋细细打量着。
      “压个塔勒借那(蒙语:一点不歪)!”所有的人都喊了起来。
      我看了看表,三点多了,得赶快去龙怪那儿了,最好今天能够做出来。冲送出来的人们招了招手,我翻上马一溜烟冲老龙德格家的方向跑去。
      刚下马,就看见蒙古包里A的秃脑袋在闪亮,摇头晃脑地和龙怪交谈着什么。我敢保证:还是青马!
      “怎么样啊?”A打听着。
      “别提了!什么都没弄着!”我装出一副沮丧的样子,一屁股坐到他的身边。
      “不可能吧?”A显然有点不相信,歪着脑袋打量着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从口袋里掏出粉的、黄的、白的,大叫起来:“绝对伟大的胜利!”
      “哈哈哈!”我们震耳的大笑把正舒服地睡在灶旁的老黑猫也给吓跑了。
      我津津有味地给他们讲着今天的“坑蒙拐骗”。讲到得意之处,去拿茶碗的手居然伸到奶油盆里去了。
      龙怪把拿来的绸缎摊开,嘴里数着:“蓝的、黄的、白的,嗯?没有绿的?”
      “还需要绿的吗?”我觉得已经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没想到还缺一种。
      老头子微微一笑,说道:“再配上绿的,正好五色,就是‘阿布勒个(蒙语:冠军)’马的顶花啦!你说青马不应该带这样的顶花吗?”说完,对正在烧茶的老伴儿一挥手:“把我的那个蓝包给找出来!”
      好家伙,打开一层又是一层,包得好厚,大概是轻易不打开的。
      当看到一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发着异光的绿腰带时,A和我都愣住了。
      腰带的每一道绿丝的侧面都是淡金色的,微微抖动,金绿眩目。上面布着微微凸出来表示“寿”字的圆形图案,是深绿色的;图案的四周却又用和谐的浅绿色梅花去冲淡它,有一种特殊的奇光异彩。
      “还可以吧!”龙怪笑了笑:“这是我年轻时摔跤得的奖品,二十多年了,一直没舍得用,这回可轮上用场了!”说着,从毡子上摸起了剪刀。
      这还了得!我一把抓住龙怪的手——这是人家的至宝,是永久的纪念,我怎么能够为了我的马……
      “不行!龙怪,无论如何也不行!为了我的破马……”
      “不!塔米尼(蒙语:亲爱的),”龙怪打断我的话,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俩,慢慢说道:“当然,这是你的马,跑得这么好是你们拴得好,是北京人的光荣。但是,青马现在不仅是你的马,也是全雅干西勒牧民群众的马,还可以说是全牧场牧民群众的马,在它身上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有多少人做梦都在盼着青马能在那达慕上为他们争光啊!”
      我和A默默地坐着,看着龙怪的老伴儿用绿丝线精巧地缝着青马的五色顶花。龙怪的话仍然久久地震响在我的耳旁。
      我为我的个人荣誉感惭愧得无地自容!
      老太太的焦急,年轻姑娘的慷慨,小孩子的热情,老马倌儿的关切,这些都是为了什么?青马啊,青马,你是黄沙漠漠荒原上的一朵醒目的红花;你是力图达到荣誉顶峰,正在陡壁上攀援的人手旁的一根粗藤;你在雅干西勒分场,已成了乞丐私囊里时常被抚摸的一块金币啦!
心弦- 9

1973年7月13日

      青马抓回来了。我从马群一直给它带着顶花牵回来,为的是让它先适应适应。

      青马不习惯地摆动着脑袋,五色顶花“哗哗”作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我觉得青马一下俊了起来。

      15号那达慕大会就要开始了。还有两天,多么难熬啊,而且前途未卜。

      我们和老头子约好,15号上午一起出发去查干诺尔公社,去后让马好好休息一天,估计16号就要赛了!

  

1973年7月15日

      从早晨就开始下雨,真叫人心焦,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门外烦恼地骂着。A在那里自我安慰:“没关系,快停了,快停了,草原上的天,小孩的脸嘛!说变就变!”

      几位女同胞也慢条斯理地打扮好了,平常头上绕的白纱布都换成了雪白的丝绸,也精神起来了。

      快到中午了,雨突然停了,我们赶紧钻出包去。

      浓重的云浪在迅速地向东方驰散。火热的太阳报复性地用自己夺目的光彩在云屏上射出一道彩虹。百草千花,迎风摇曳,草地上点点的露珠,衬托着七彩的虹桥,和一碧如洗的蓝天交相辉映。草原,立时显露出了一副生机勃勃的夏日景象。

      我们向着查干诺尔公社的方向出发了。一路上都是兴致勃勃的。龙怪、嘎嘎两个老头儿,居然扯着并不动人的嗓子唱起来了。一年里为庆贺丰收召开的那达慕大会对牧民来讲,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登上高坡,看见四面八方三三两两成伙的牧民向查干诺尔公社拢去。

      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乌日根大队的挤奶站。这里离那达慕会场只有2里地,并排坐落着九顶雪白的蒙古包。

      首先要进的,自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乌日根大队书记格力格的家喽。他是颜金老太太的亲弟弟。和姐姐一样,有个高耸入云的大鼻子。

      “赛努?勃业赛,赛苏乌吉白努?妈勒赛,阿吉勒缩日勒格阿莫吉勒特台哟?”哈!老先生在家呢!我们按老规矩发出一连串的问候(蒙语:“好吗?身体好?过得好吗?牲畜好吗?”)。

      “好,好,一切都好!”看见我们进来,格力格显然非常高兴,一面忙不迭地答应着,一面站起来,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

      “马乃好依勒扎洛(蒙语:我的两个年轻人),怎么好长时间不来啦?把阿哈给忘了吧?”他豪爽地大笑起来。

      “哪能忘了呢,正像你也没空儿去我们那一样,大家都在忙嘛!”

      “坐!坐!”女主人把碗摆好,给每个人都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又端过来一大盘各色各样丰盛的奶食,上面堆满了奶糖、水果糖和切成了三角形小块的月饼。节日的招待倒是不一样啊!

      格力格探身向门外看了一眼,突然极富有表情地回头问到:“青马拿来啦?”

      “凑个热闹呗,捡捡别人的马粪!”我努力做出一副谦虚的样子,漫不经心似的回答着。

      “别骗阿哈(蒙语:哥哥)啦!”格力格重重地一掌打到我背上:“我们的道尔吉早就回来转营子替你吹过了,青马厉害、厉害,把那小子吓得红马也不拴了,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哈哈哈,”我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老实说吧,我就是来拿前五名的!”

      吹牛的恶癖是死活改不了啦!

      聊天可真能耗时间,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夕阳西下,凉风缕缕,红霞漫天。碧绿无垠的草原,披上了耀眼的金装,羊群慢慢地蠕动着,营地上升起了袅袅的淡蓝色的炊烟。乳牛“哞哞”的叫声和远处牧羊人在归途上的长吆奏起了草原傍晚的交响。

      参加今天大会的人们都回来了。穿得可真算是五颜六色了,粉的、天蓝的、墨绿的、月白的,还有老喇嘛才穿的杏黄色的,别提有多扎眼了。

      大家热烈地谈论着白天的盛况,某某摔跤手如何如何啦,来了什么好东西啦。

      我注意到有几个人在马桩子那儿忙活着。又是刷,又是刮,有的还细心地给马修着鬃,没错,都是要赛马的马。去相相?唉,等没人时再去吧!

      等女主人收拾起来桌上的碗筷,已是掌灯的时候了。几根蜡烛同时点起,把个小小的蒙古包照得通明。老嘎嘎和格力格下起象棋来:“瞎个……刀个(蒙语:将军)!”挺激烈。

      那几个刚才伺候马的牧民钻了进来,原来都是附近几个大队的老相识。大家问过好,便摔着扑克,聊起天来。没几句话,就跑到拴马上来了。

      我真无法形容这帮“小人”之“卑鄙”!他们谨慎地警惕地询问着别人的马怎么拴的,跑得如何,对自己的马则是闭口不提。当听到别的马跑得不错时,眼里流露出的是毫不掩饰的嫉妒的目光。我不幸也“同流合污”了。

    “好啦,好啦,别尽是马、马的啦!在这快乐的日子里,让我们拉起马头琴,唱首好听的歌儿吧!”格力格输了,他是那么恼火地盯着自己的皇后无处可躲,然后干脆一翻棋盘,却提出了这么合时宜的建议。

      一个“扎洛”取下别在乌尼杆上的一个做得很粗糙的马头琴,拉了两下,声音嘶哑而低沉,难听极了,但是总比没有强。

      格力格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好像一下回忆起了遥远的过去,喉咙里发出了低沉、浑厚的长调……

          啊—

          哈嘿—依哀……

          过去我们随着牛、羊到处奔波……

      一个、两个,大家都跟着唱起来了:

          草原上流淌着穷苦牧人眼泪的长河,

          萨日伦花儿浸透了足上的鲜血啊,

          乌云里回响着饥寒的悲歌。

      歌声忽然欢快起来了:

          是共产党给了我们自己的骆驼,

          是毛主席给了我们永固的金钵,

          翻身的牧人拿什么献给您哟——,

          只有向社会主义走的心一颗!

          啊哈嘿依哀……

      歌声冲出包顶,直上夜空,鸿雁合起翅膀,百灵屏住呼吸。草原上的万草千篷都在聆听。

      大家都沉浸在激情里,好一会儿,格力格才抬起头来:“唱得不错,不错。我今天专门请的人也可能来了,我去看看。”说着,弯腰走出门去。

      专门请的人?何许人也!我向A看了一眼,这位通常是先知的老兄也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告。

      门外,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门打开了。

      “马吉格老人!”大家都惊喜地站起身来,格力格小心地搀着老人走了进来。

      “都好吗?孩子们!”老人声似洪钟,铮铮震耳。

      “好,您老人家身体健康,精神还好吧?”

      “那还用说吗,要不我这快入土的骨头架子还能跑到这儿来?”马吉格老人开朗地大笑起来。

      他已经八十七岁了,是查干诺尔公社仅剩的“过来的人”。快60岁的龙怪在他面前也是孩子。老人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深褐色的老年斑,脖子上的青筋显得干巴巴的,眉毛已经全白,却没有一根胡子,高大,壮硕的身躯看上去好像是四十多岁的人。最使人心酸的,是老人的眼睛。双眼已失明了!

      我赶紧掏出一支烟来,吸着后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人嘴边。我们还是那年“北征”时就和老人结下了友谊。路上碰上大雨,为躲雨跑进的正是他的家。老人指挥着四十多岁的孙子给我们倒热茶,烤衣服,为北京人能说这么好的蒙古语曾感叹不已。

      “谁呀?孩子,告诉我名字!”老人满意地吸着烟,问道。

      “是我啊,马吉格老阿爸,我是B,您大概忘了吧?”

      “B?”老人沉默了一下,突然惊异地伸出手来:“是吗?”

      我赶紧拿起老人的手放在头上,老人粗硬的手摸着摸着,碰到了我的眼镜,“嗯,没错儿,就是B,赶会来啦?”他显得非常高兴:“A呢,他来了没有?”

      “来了,来了!”A嚷着赶紧爬到老人跟前。

      “来,我摸摸,还是那个不戴帽子的光脑袋吗?”

      “就是,昨天刚剃过!”

      “喝喝,”老人笑起来:“真是一根毛也没有!”

      “他们俩还拴了一匹马呢,在牧场跑第一!”龙怪在老人耳边大声说着。

      “喝,真成了牧民啦,你们俩把北京给忘了吧,啊?”

      “二者兼而有之嘛!”大家看着我们都愉快地笑了起来。

      “马吉格阿爸,”格力格给老人端上一碗奶酒,说道:“今天请您来,大家都想听听您拉马头琴呢!平常您总是不愿意拉,可今天是那达慕大会,在这里想听您拉琴的有老的、少的、有牧民、有北京人……”

      “就不算我老头子啦?”老人风趣地接下去说:“好,好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们听得头也疼、耳也聋,一夜睡不着觉,那就满意了吧!”

      一个“扎洛”(蒙语:青年)把马头琴递到老人手里,老人摸了摸,“当啷”一声扔到一边去了。“去,到我的棚车里,有个木匣子给我拿来!”他大声吩咐着。

      匣子拿进来了,打开一看,是一柄特殊的马头琴——马头和弦把是紫檀木的,由于年久的缘故,已经有些发黑了。由马头向下,则完全是白色的,琴柄中央有个突起,明显看得出是用两根骨头接起来的。骨面上,刻满了各种形态的骏马,奔驰着的,长嘶着的,静卧着的,不知费了多少匠心。音匣也看不见一点木头,完全用一整块的略显发黄了的皮子四周紧紧绷住……整个琴毫无一点矫揉造作,显出一种特别的原始粗犷美。

      老人把琴竖在膝盖上,转转弦把,拉动弓子,听了听音色,“咚……咚……”的,特别悦耳。

      “孩子们,”老人的脸突然有些发白了,“你们只知道马头琴好听,哪里知道琴声里有多少牧民的血啊!”他好像一下回忆起了遥远的过去。

      “是吗?马吉格老阿爸,给我们讲讲好吗?”格力格请求着。

      “过去的事了,讲它干啥!”

      “讲讲吧!马吉格阿爸,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感起兴趣来,一致请求道。

      “都不知道?那倒是值得一讲,作为蒙古民族,怎么能不知道马头琴是怎样来的呢!”老人的手拉动了弓子,马头琴发出了低沉的音响,“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我也是听老一辈的人讲的。”他的嘴微微哆嗦着。

      “那时,有个蒙古青年叫巴图,从他懂事时就不知道还有他的阿爸和额吉,从小就给王爷放羊。

      “夏天酷日的灼烤,春天疾风的撩刮,冬天暴风雪的吞噬,都是我们小巴图的伴侣啊!

      “他吃的是长了绿霉的酸奶渣和蛆虫乱爬的臭肉,穿的是有碗大窟窿的破羊皮,住的是日见太阳,夜窥明星的破毡房。但就在‘小奴才’的恶骂声和柳条棍的鞭笞下,我们的小巴图倔强地长成人啦!

      “有一天,和往常一样,巴图天一放亮就把羊赶出去了。中午,看着蓝天白云和一望无垠的碧绿草原,巴图高兴极了。他喝了两口清凉的泉水,摸出自己在上面掏了几个眼儿的小竹管,吹起了最心爱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苦难的孩子。蓝天是他的阿爸,草原是他的母亲;除了影子没有朋友啊!有根长鞭不及马腹……’吹着,吹着,巴图感到一阵困倦,躺在地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马吉格老人看了大家一眼,手中的马头琴突然奏出了百鸟的鸣啼,时高时低,婉转动人,忽而又响起了颤颤巍巍的悠扬的长调。这不正是巴图的竹笛吗!

      “突然,他觉得有个热乎乎的湿东西在舔着他的脸,他赶紧坐了起来。啊!原来是个小白马驹!

      “小马驹的两只大眼睛黑黑的,嘴唇和四个小蹄子却是粉红色的。瘦得像一把干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你的额吉怎么啦?’巴图把小马驹搂到怀里,爱惜地抚摸着。小白马驹默默地舔着巴图的手。

      “晚上,他把小马驹领回去了。王爷和狗腿子们兴高采烈地嘲骂着:哈!快和它一块睡觉去吧!它就是你阿爸呀!

      “晚上睡觉,他把自己的破羊皮盖在小马驹身上;白天,他割回最嫩的青草喂它,还经常瞒着王爷去向挤奶的好心老妈妈去讨回一碗鲜奶来,一点一点地灌到小白马的嘴里。

      “小白马慢慢地胖起来了。每天巴图出去放羊,它就活蹦乱跳地跟在他的身旁;每当巴图的笛子响起优美的曲调,它就‘咴咴’地长嘶着,好像在欢快地和笛歌唱,每当夜里来了狼的时候,它又是那么勇敢地踢着,叫着,护卫着主人的羊群。

      “几年以后,小白马驹已经长成为一匹出众的骏马了!它那浑身白缎一样的毛皮射着耀眼的银光。远远地驰骋在草原上时,就像一朵白云在绿毯上滚动。它已是巴图心中的一颗明珠了!

      “一年一度王爷们寻欢作乐的‘奈勒’又要开始了。各地的王爷都拿来了自己最好的马,都试图把别人的马压倒。

      “一天清早,白马突然像人似的说开话了。它对年轻的主人说:‘主人,你骑上我去赛马吧!我一定会给你争得荣誉的!’巴图听到朋友居然说开话了,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但他还是按照朋友的要求牵着它走进赛马场了!

      “巴图走到台前,请求王爷允许他骑白马参加比赛。王爷们嘿嘿大笑:‘毛奴才,愿意啃啃别人的马粪蛋就跑吧!’

      “巴图怀着满腔仇恨跨上白马,别的马早已不见踪影了。‘白马啊,白马,你一定要给奴才争口气啊!’他趴在白马耳朵上轻轻说着。‘放心吧,主人!’

      “白马伸开了四蹄,嗒嗒嗒嗒……似箭如风!巴图紧紧地伏在白马背上,耳边呼呼作响,小山、丘陵……嗖嗖地掠过眼旁瞬间远远向后遁去。

      “‘快!快!’巴图仍在催着自己的朋友。白马背起了耳朵,已经快飞起来了。

      “等到折回来的时候,巴图已是遥遥领先了。在终点观看的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的欢呼:‘是巴图,是白马!’

      “得第一的是奴才的马呀!巴图激动的眼泪沾湿了胸膛。

      “坐在台上的王爷们暴怒了:‘来人哪!快给我打!穷小子竟敢在王爷面前放肆,打!狠狠打!’

      “巴图在皮鞭的抽打下痛苦地翻滚着。白马也被连拉带拽地关进王爷的马厩里去了。

      “深夜,巴图抚摸着遍体的鞭痕,忍着钻心的疼痛,思念着自己的朋友,伤心地抽泣着。

      “突然,他听见远处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他屏住了呼吸。马蹄声越来越近,已经响在耳旁了!

      “‘主人,主人!开门,快开门哪!’门外在呼唤着。巴图一骨碌滚到门边,拉开门。等他看清是谁时,他惊呆了。

      “门外站着他心爱的白马,浑身已经被血染红了。白马的脖子上、腿上、身上……箭头深深地扎进肉里,他已经不认得自己的白马了!

      “原来,当狗腿子们把巴图赶走之后,王爷吩咐把白马牵来,带上了银嚼子,鞴上了银鞍子,得意洋洋地说着:‘这样的马是属于王爷的!’他踩着奴才的背骑了上去。

      “白马狂怒地直立起来,把王爷狠狠地摔在地上,银鞍子也给踢得粉碎,长嘶一声,直向巴图住的方向跑去。

      “‘给我追,追!’王爷趴在马粪上,捂着摔得青肿的脸,声嘶力竭地狂叫着:‘给我射死它!射死它!’

      “狗腿子们在白马后面紧紧追赶着,无情的利箭没头没脑蝗虫似的向白马飞去。

      “巴图把朋友紧紧搂在怀里,流着眼泪给它拔着身上的箭头。白马急促地说道:‘主人啊,别拔了,别拔了!我已经快不行了!’

      “‘你怎么能忍心离开我啊!’巴图大哭起来,泪水‘啪啪’地掉在白马脸上。

      “‘主人,我不会离开你的,我死以后,你就用我的腿骨做琴柄,用我的皮蒙成琴面,前腿和后腿的筋可以做两根琴弦,我的尾就是弓子。每当你忧愁的时候,你就拉吧!拉吧……’白马的头扎在主人怀里,慢慢地死去了。

      “‘白马,白马!白——马——啊!’巴图拼命摇着朋友的身体,哭着,喊着。

      “‘天苍苍,野茫茫,狂风呼啸,万草悲怆。复仇的怒火啊,烧红了巴图的胸膛。王爷呀,王爷,奴才们有把你们踩到脚下去的一天!有把你们踩到脚下去的一天!’荒野里,久久地回响着巴图撼天的声涛。

      “‘天亮了,巴图掩埋了朋友的尸骨,按照朋友的话,做出了草原上第一面马头琴。从那以后,每当他思念心爱的白马的时候,马头琴便响起那无限深远、悠扬的乐声。’”

      马吉格老人停住了,他的脸在抽动,发红的眼角上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孩子们,你们今天这么欢喜地赛马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今天的马都是穷人的马,而且都是翻了身的穷人的马啊!”

      琴声急剧地响起来。

      粗弦“嗡嗡”,细弦“喑喑”,如怨,如诉,如听见塞鸿凄凉的悲鸣;如愤、如怒,如长空骤响的惊雷的余声;像江河汹涌的激浪,像骏马飞驰的四蹄,如瀑流击迸在崖壁,似金锤敲响了铜钟;泣莽原之百草啊,舞蓝天之大鹏。

      老人的手扔下了弓子,突然弹了两下琴弦,“嘣……嘣……”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整个蒙古包被震得发出了“嗡嗡”的共鸣。

      老龙德格用袖子急速地擦着碗,从怀里掏出酒瓶“哗哗”地往碗里倒着。他双手把酒碗捧到老人面前跪下了一条腿,说出了人们的心声:“阿爸!喝下这碗酒吧!你放心,草原上的人,看,还有这样的北京牧民,是不会忘记过去的!”

      马吉格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他颤巍巍地端起酒碗,仰天一饮而尽。

      夜深了,凉风拍击着河岸,偶尔几只野鸭“哗哗”地扇动着翅膀飞过头顶,月亮皎洁得如同玉盘。

      我守在青马旁边,听着它的咀嚼,用刷子随着它的走动刷着刷着,铁青色的毛皮在月下射着冷光。

      月中哪里有什么桂树寒宫,那分明是巴图白马的倩影嘛!

心弦- 10



赛马终点的大梁上站满了观看的牧民……



1973年7月16日
      太阳从草原的尽头跳了出来,刚还是灰蒙蒙的云霎时被烧得通红。草叶上白色的露水,也都摇身一变,成了金光夺目的珍珠。河面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白纱,飘飘忽忽,若隐若现。远方杂色的牛群、马群星罗棋布,点缀着绿色的草地,多么精彩的赛马天气!
      我向A跑去,昨天夜里他跑出来替我下了半天夜,肯定也冻得够呛了。
      A还牵着青马在选择好草呢。看他那样子,好像一觉刚睡醒,精神十足。
      不知怎么搞的,日夜盼望着来到的日子真正来到了,却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在心底,有一种异样的激动在翻腾。
      “没出息,这么沉不住气?”我暗暗骂着自己。
      “你看肚子怎么样?我觉得差不多了。再含一袋葡萄糖,今天保证没问题!”A把缰绳递过来,打量着青马说着。
      “嗯,大概可以了,还得让它咂两口水,今天又是火神爷降世!”我说着,尽量显得泰然一点。
      嘎嘎来了,那次格来了,嘎那也来了。他们甚至不进包,一下马就围着青马议论开了,交头接耳地在说着什么。
      龙怪在给青马仔细地扎着顶花,每绕一圈都小心地对着顶花柄布带的花纹,生怕有一点不够出色的地方。
      “牙吉,牙吉,”嘎嘎吆喝着躲着青马的屁股,用一根细细的白色黄羊皮皮条系着青马的尾巴。拢上去的尾巴像个灯笼,后腿中间只剩下很细的一缕,绝对妨碍不了马的奔跑。
      我让小孟克用香皂洗了三次脸,连耳朵眼儿都抠得干干净净的。“嗯,这回差不多了!”我端详着他,觉得非常满意。
      “来,穿上赛马服。”我拎着白色的赛马服,抖搂了几下,生怕有什么皱纹,小孟克性急地往头上套着。
      没说的,完全合身,下面又穿上一条带有绿色条纹的短裤。然后,用七尺长的黄绸蒙在头顶上,在两耳边上打结,形成天然小帽。金黄色的绸缎垂在胸前两侧又从腋下绕到背后打成大蝴蝶结,真是精神极了。我的小骑手大概从来也没有这么打扮过,兴奋地抡着鞭子,嘴里“啾啾”地在包里转着圈子。
      “吃饭啦。看你们,整整忙了一早晨了!”女主人冲着门外叫起来了。大家走了进来,吃着,议论着。
      “打扮得是不错了,就不知跑得怎么样?”
      “错不了,五名以内,你们看着吧!”
      “啊呀,难说,难说!去年旗那达慕跑第一的阿纳旗的黑马来了,东苏旗有名的拴马好手劳普森也拿来了至少有五匹好马!”
      突然,嘎那扭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B,我看青马的肚子大了点……”
      “是吗?”我几乎大叫起来:“昨天实际上只让它吃了半夜啊!”虽然青马通常都是在肚子显得稍大的情况下跑得更出色,可今天,往日的标准好像都不算数了。
      我心神不定地咬了一口包子,天下没有比今天的包子更难吃的东西了,可别人偏偏都在吧嗒着嘴大嚼,真见鬼!
      那达慕大会会场四周的旗杆上彩旗招展,身着节日盛装的牧民们挤来挤去,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主席台上搭着高高的凉棚,几个工作人员在台上奔忙着。主席台旁的一张桌子周围挤着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报着自己马的名字和小骑手的名字,两个登记员忙得满头大汗。
      我们一群人驱马来到了会场。分场的几名小骑手雄赳赳地稳坐在马背上,被围在中间。各公社、队和外旗的马已经开始站队了。
      龙怪急急地向主席台跑去,一会儿就赶回来了。“名报了,走,去站队吧!”老头子久经风雨,依然是那么镇定自若。
      突然,高音喇叭里响起了雄壮的“骑兵进行曲”。入场式开始了!
      查干诺尔公社正副书记各骑一匹高大的骏马,举着两面大旗,引导着长长的马队进入了会场。
      被打扮起来的各色骏马排成两行,蹄步杂乱地踏着场地,腾起阵阵尘烟。人群沸腾起来了,人们踮起脚尖,尽量想看得清楚些,热烈地谈论着,品评着。
      我的眼睛随着青马转着。嗯,还行,青马今天精神挺好,不时往下弓着脖子,一跳一跳的。银嚼子在阳光下射着白光,青马眯着眼睛,挺自得,对即将开始的鏖战好像全都没有放在心上。
      好兆头!我发现小骑手的金黄色的头巾在一百多孩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匹黑马跳入我的眼帘。喝,这马可有点来头!身材特别高大,可显得修长、匀称,马肚紧紧向后收起,两侧却十分饱满,正侧着身子,向前抢步。
      “拴得可真不错呀,哪儿的马?”我费力地辨认着小骑手红色赛马服上绣着的黑色蒙文,“阿——巴——哈纳尔!”啊,真来了!我不觉心里猛地一抽。
      旁边两个老头子却这么可气地在火上浇油:“这是去年旗‘那达慕’的头马,今年又来了!你看那肚子。”
      “马多漂亮,拴得多有功夫,头马肯定还是人家的!”
      胡说八道!我简直想对着这两个老不死的耳朵大叫。可是瞄了瞄青马,肚子好像是比黑马的大,有些下垂,有些——像猪?都是可恶的嘎那咒的!
      马队绕场三周,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方向出发了。A在马队的前方拼命地按着相机的快门。
      龙怪拉了我一把,“走,还得去嘱咐一下孟克。”
      我们俩追了上去,把孟克叫到了一边:“今天路远,有六十五里地,要拽好嚼口!”
      “不要着急跑在前头,一直保持在前10名左右,最后三里地放开。”
      “记住,”我有点咬牙切齿了,“要跟住那匹黑马,穿红衣服小孩儿的黑马,一定要超过去!”
      老龙德格下了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白瓶,往手掌里倒出一些清亮的液体,往青马的胸口擦着,揉着。
      “什么东西?”我奇怪地问。
      “酒精!”老头子对我神秘地一笑。
      又是什么邪办法?嗯,可以散热,可能对心脏的血液循环也有帮助,太妙了!老头子真是集原始拴马和现代医学之大成!我兴奋得心直颤抖。
      马队慢慢地远去了。最后,只能模糊的看见一条黑线。
      “该怎么混过这几个小时呢?”我看了看A。
      “这还用说,看看摔跤,中午美美地吃上一顿,下午看着青马跑个第一,明天等着领奖就是了!”喝,他倒是悠然得像弥勒佛。
      摔跤场里“布和”们扭成一团,甚至都能听见他们急促的喘息声。
      我无精打采地按着快门,摄着大肚子摔跤手的夸张造型,在脑子里打转的,还是青马,青马。
      “A怎么今天突然喜欢起看摔跤了?”我不由恨恨地看了他一眼。啊哈,这位老兄闹半天也不是什么“弥勒佛”,两眼直勾勾地哪儿是在看摔跤,盯着西北方向在沉思呢!
      “算了吧!老兄,别在这猪鼻里插葱,装相了!与其在这里晒太阳,真不如像你说的那样去美美地吃一顿呢!”我拍了他一把,大笑起来。
      走进饭馆,我们一人要了半斤馅饼,外加两个炒菜一碗汤。
      公其格也在这儿呢!他一看见我们,赶紧端着碗走了过来。
      “来,喝两口,拴马的人这会儿没有不喝酒的!”他的眼睛都红了。
      红马走后,他显然跑到这儿借酒浇忧来了。
      “看,坐在西边那两个,”他忽然压低了声音,指着坐在那边桌上的两个人,舌头有些发硬:“一……一个是阿巴哈纳尔的,那,那个是东苏的劳普森,他们想,想拿第一,做梦!”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
      西边桌子上坐着两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长了一张马脸,眉毛浓黑;另一个脸是圆的,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脸上是丛丛蓬蓬的络腮胡子,只是在说话时才能辨别出还有一张血红的簸箕大嘴。一人面前有一个快喝光的酒瓶子。看他们俩那醉醺醺的样子,都像二锅头酒的瓶塞子!
      隐隐约约听见他们的谈话:“阿哈!你的黑马今天肯定是第一,我一看就知道。”
      “哎,你的红马别看个不大,可就凭那像兔子似的后腿,也得让阿巴嘎的马啃粪蛋!”
      我觉得脸上一阵发热,混蛋,居然敢这么目中无人,这两个只配垫脚的榆木疙瘩!
      “不能小看阿巴嘎的马啊!有一匹青……”
      青!青什么?我的耳朵一下竖到了天花板上。
      “有一匹青马可是‘阿尤勒台马勒(蒙语:有危险的牲口)’。我也不知怎么着,一看那青马就有点‘额布怪(蒙语:难受)’。”
      “对!我也看见了,是圈印子吧?”大胡子用手在桌子上画着。“好家伙,我看那青马的后裆足有八寸宽,不知是谁的马,拴得……”声音突然小了。我拼命竖着耳朵也什么都听不见。
      好小子们!还想保密呢!喝了这么多酒,谈到马时神志还挺清醒。不过“爷烂怪(蒙语:没说的)”,都是好样的,“毛力午呢勒塔尼借那(蒙语:真认马)”!真可惜,没听见说拴得怎么样,肚子到底大不大?
      整个一顿饭,我都在胡思乱想。公其格把酒碗递了过来,我看也没看,“咕嘟”就是一大口,好家伙,真是能浇忧,我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胸口火烧火燎的什么也顾不得想了!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烘烤着大地。A和我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穿行着,我的脑子里仍然一片空白。
      “青马啊,青马,你今天可不能给雅干西勒丢脸啊!哪怕你只是跑个前十名,只要能把外旗的马压倒就行。可是肚子呀,唉,可能是大了点。不过最出色的那次训练好像比今天肚子还大,跑得可真好!”
      “训练到底是训练,今天的正式比赛不知怎么样?肚子,肚子……”
      “啊呀!”一声叫喊。
      不好!把一个老太太给撞倒了。我赶紧把老太太扶了起来。怪不得看不见,还不到我胸那么高,一身杏黄色的袍子。
      “老额吉,没摔坏吧?你看我走路就是这么莽撞……”
      老太太抬眼看了我一眼:“嗨!‘扫毫勒轰白西特(蒙语:原来是瞎子)’,没办法!”啊,这个老骷髅,好像挺宽宏大量地踩乎人,应该让你在地上趴一天!算了,算了!看在青马面上,青马……青马……
      高音喇叭里播送着蒙族歌手的男高音独唱,震耳欲聋。往常我们是多么喜欢他的长调歌声啊!可是今天,A在旁边粗鲁地骂着:“穷嚎些什么!”
      我们钻进雅干西勒的包里。老龙德格和几个年轻人正在聊天,看见我们进来,赶紧让开了座。
      “马乃洪(蒙语:伙计),怎么样?‘嘿勒格借努(蒙语:激动了吗)?”老头子问道。
      “没有,没有,一匹马还值得这样!”我努力显得毫不在乎,可马上就发现这是徒然的,又忍不住问道:“龙怪,你看青马的肚子怎么样,可能大了点吧?”
      老头子同情地望了我一眼:“B,别想太多了,青马肚子不大,和往常训练时一样嘛!唉,没办法,拴马的人就是这个时候难过,我也拴过马,马出去以后……”
      安慰?安慰也等于零。“唉!”我是这么老气地长叹一声,往后颓然倒在行李上。
      朝鲁拿起我的手,歪着脑袋,煞有介事地摸着脉搏,嘴一动一动地数着。
      “拉骂!”他突然大叫起来,“整一千下!危险啦,快送医院!”他扑过来,一把搂住我。
      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别闹了,你们不拴马的人哪里知道这些,让B睡一会儿吧!”龙怪制止着大家。
      我感激地望了老头子一眼,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已经走到放马的地点了,小骑手们都坐在地上喝茶,快该上马了。预备——跑!一百多匹马同时出动,一时间扬起了漫天的尘沙……
      啊!青马跑到前头了,第二,第一了!好,好极了!就这么跑!孟克,孟克!可别忘了拽紧嚼口!……突然,青马一下摔倒了,小孟克也摔没了!怎么啦?怎么搞的?!我大叫起来……
      忽然,我觉得有人在使劲推我,睁眼一看,是A,原来做了个噩梦。天哪!不会是可怕的第六感官吧?
      A着急地喊着:“快走!快走!你怎么还在睡觉,马快来了!”
      我赶紧爬起来,帽子也忘了拿,冲出包去,跨上马,向终点的大旗处跑去。
      人群黑压压地从东向西站成一堵长长的人墙。终点上插着两面大旗,拿着马牌的人们都立马列队在人群的对面,中间留出了一条宽宽的马道。
      一个胸前带着红布条的人大声喊着:“马的主人请到这边来,请到这边来,准备接自己的马啦!”我赶紧驱马向那边跑去。
      说时迟,那时快,西边五里左右远的大梁顶上出现了一辆卡车,卡车顶上飘着一面鲜艳的彩旗,这是引路的车。车刚刚下梁来,梁上就出来了几个黑点,眨眼间又变成数道白烟向这边滚来。
      “来了!”我呆呆地望着白烟,突然觉得一阵剧烈的心跳,这心跳不比往常,“怦怦怦怦”好像就要撞裂我的胸膛蹦出来似的。
      脑子里的念头闪电一般:青马,我的青马啊,你在哪儿?你在第几?孟克,你在第几?
      暂时还看不清谁的马在第一,可我持缰的手已经开始发软,牙关也有些微微发颤。
      只有两里地了!我举起了望远镜,费力地辨认着。是黄头巾,只有孟克是黄头巾呀。
      突然,我看见了!镜头里飘忽闪动着黄色,一,二……我默默数着。
      青马是……霎时,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涌到了脸上,这些血在我的面皮里沸腾了,好像马上就要迸裂出来!
      我不敢相信!我也不能相信!我的青马居然在第八,第八?!一个多月的废寝忘食,五色顶花,小哈斯的布条,老人的至宝,只跑第八?只跑第八!

      手中的望远镜不知不觉“当”的一声砸在前鞍桥上。
      我的两腿开始急剧地发抖。上牙死死地咬住了下嘴唇,咬得这么死,可我这时已完全没有感觉了,我不知道我这时是不是还在呼吸。
      只有一里地了!清楚地看得见跑在最前面的正是穿红衣服小孩骑的黑马。
      “阿巴哈纳尔的黑马,啃他们的马粪蛋?!”我的脑子几乎就要炸开了!
      我失去了理智,再也按捺不住,拳头没头没脑地向座下的红马的脑袋上、脸上、屁股上砸去,疯子似的向着青马冲过去。
      “青马!你给我快!孟克,打!打呀……”
      我听不见自己在喊着什么。
      就在这一瞬间,我模糊地看见孟克突然消失在马背上,这边仅仅能看见一条腿,忽然又翻过来,贴到了这面的马侧。马背上响起了刺耳的尖声呼啸“嗨哀——依!”小马鞭在空中画出弧形,“啪”、“啪”……
      青马像一股铁青色的旋风一般从我眼前刮过去,所有别的马突然都好像在原地踏步!
      等我清醒过来时,看见孟克已经高举马牌向着主席台冲去了。
      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狂跳。我拼命打着马,嘶哑地呼喊着我的小骑士,在人群中狂奔。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知道我的青马!人们惊惶地躲着我这个“疯子”。
      “孟克,第几?!”
      没错!牌子上不是明明白白的“1”字吗!
      “好样的,好孟克!名符其实的英雄!”我怜爱地望着小孟克布满灰尘叫汗水冲出一道道沟的红脸,一把把他从青马上抱了过来。
      小孟克站在红马屁股上,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我牵着青马急速地遛着大圈儿。我感觉到了黄绸在抚弄着我的头顶,我也感觉到了我的小英雄的急促的热热的呼吸。我的脑,我的全身都已被这呼吸烧红了!
      龙德怪,A,跑过来了!嘎嘎,那次格跑过来,全场的老乡们都向这边跑来,有的没有骑马,跑得跌跌撞撞的。老远就听见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欢呼:“B——!好样的——,青马——!”
      青马啊!青马!
      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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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弦- 11

1973年7月20日
    发奖的日子到了!
    青马和小孟克又一次被打扮了起来。决赛时被马汗玷污了的五色顶花和小骑手服都已被热心的女主人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色彩鲜艳,格外醒目。
    分场所有来赶会的老乡都集中在一起了,他们都要去共同享受这第一次的莫大的光荣。
    上午10点,我换骑了龙怪的高大黑马,小孟克骑着青马,神采奕奕地走在我的身旁。青马大概以为又要开赛了,不时地拉屎,昂首长嘶着,打着响鼻,拼命向前抢着步子。
    所有的人都在热烈地议论着,虽然这几天简直就没谈过什么别的,大家都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
    会场早已布置好了。人们团团坐在地上,中间留出了宽敞的空地。南端是进场的受奖马和摔跤手的甬道。
    看见我们一伙人过来,主席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赶紧跑了过来。他一眼盯住了青马,绕着圈子好一阵端详,嘴里咂咂的:“好马,好马,就是它!”又转过身对我说:“你就是青马的主人吧?肯定没错!戴眼镜的‘伯京思赫腾(蒙语:北京知青)’,人们早就传开啦。听见喇叭里叫,你就牵着青马进场。”
    我破天荒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
    隆重的授奖仪式开始了。人群突然安静下来。高音喇叭里在大声宣布着:“同志们,查干诺尔公社那达慕大会经过几天的激烈比赛,奖励了劳动模范,赛马和摔跤也都决出了第一名,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发奖!”
    “长途赛马第一名: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雅干西勒分场,北京知识青年,北京知识青年,B的青马——‘干青包勒’(蒙语:独一无二的青马)。骑手,孟克巴特!”
    龙怪捅了我一把,“快牵着青马进场吧!”
    我突然为难了,望着龙怪,“唉!龙怪,这是分场的马,你牵着青马进吧!”
    “扫料台(蒙语:疯了)!”老头子笑起来:“没听见宣布吗?一个劲说北京知识青年,看见进去个蒙古老文盲,还不把人吓死。快,大家都等着呢!”
    真是万般无奈,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使我头皮直发麻,哪儿是什么“演员天才”,都是蠢才!
    我抑制住激动,抖搂起精神,牵着青马走进了会场,一直走到主席台前。小孟克可是一点儿都不怕,一副得意的笑脸,满不在乎,到底英雄本色!
    人群突然杂乱起来,人们开始向中间围拢过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青马和我身上,使我浑身发躁。
    人们在大声议论着:“北京知识青年拴的马?好家伙,我们这些老牧民真是白在马身上长大了!”
    “你看青马那架子,真是好马!”
    “好马也得有人认识,也得有人拴!”
    “听说东苏旗的劳普森和阿纳旗的苏荣扎布也都服啦!”
    我不由得回头看了一下跟上来的第二名、第三名,哈!真是那天在酒馆里见的那两个人,他们俩在拼命打量着我和青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啊,惶惑?嫉妒?佩服?赞赏?谁知道呢?反正你们得站在我后面!
    劳普森和苏荣扎布在后面嘟囔的几句话终于使我笑开了。
    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俩在说:“北京知识青年?不是吧!我刚听见他说话,是个蒙古人嘛,他肯定有蒙古人的种!”
    “嗨!老哥,你又不是瞎子,哪儿有这样的蒙古人哪?不过是有点‘扫您(蒙语:奇怪)’,是把祖宗忘了的北京人吧?”
    忘了祖宗?祖宗没准儿真是蒙古人哪!
    唱马就要开始了。我参加过好几次“那达慕”,也听过好几次唱马,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潮起伏翻腾。
    附近最有名的唱马人那木吉拉老汉被扶上了一匹高大的白马。马头上下点动,马身前后挪腾,这是给唱马人准备的专骑,要的是马也有一副激动、欢快的样子。
    那木吉拉老人环视了全场一周,人群鸦雀无声。
    他缓缓地举起了话筒,会场中央高高的旗杆上音震四野的五只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抑扬顿挫、高亢激昂的洪声:

        嗨依——哀!
        天上的白云像海浪啊,
        百灵鸟在海浪里穿翔;
        无边的碧草迎风扬啊,
        牧民的长鞭震穹苍!

        流淌着辛勤的汗水啊,
        喂壮了雪白的羔羊;
        磨破了持马杆的双手啊,
        围起了丰美的草场;
        丰收的牧歌欢响四方!

        啊哈喝……依哀……

        草原上的“那达慕”啊,
        过去穷人莫想;
        那流成河的血汗哪,
        灌不满王爷的肥肠!
        那驱云扬沙的狂风啊,
        刮来了无涯的悲凉。

        今天我们喝着马奶酒啊,
        各民族兄弟欢聚一堂;
        再也不流伤心的泪啊,
        再不把那哀歌奏响。

        奴才们有了自己的牛羊,
        怎能忘把恩人歌唱,
        天上的雄鹰展翅舞啊,
        马头琴声无比悠扬。
        翻身的牧民跃马横杆向何方哎……
        正奔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啊哈……嗨依……哀……

        那木吉拉老人的唱词突然欢快起来了:

        忽然卷起了滚滚的尘沙,
        忽然响起了马蹄声“嗒嗒”,
        忽然出现了百色的纷杂,
        啊哈嘿……

        飞驰来的神骏似旋风啊,
        哪匹马在前我看不清!
        急得我睁圆老眼浑身流汗,哀……
        啊嗨!——
        黄金色的绸巾五花缨!
        黄金色的头巾什么人头上飘?
        红脸小孟克呼声啸;
        五色的彩缨什么马耳间戴?
        牧场的青马踏云来!

        青马嘿哀依哎……
        吃的是八荒峻岭上的草,
        喝的是九霄银河里的水;
        天生了弓一般的腰啊,
        长成了箭一般的腿;
        借来了奔鹿的脖颈啊!
        自有横扫百虫的尾!

        青马插上了边鸿的翅膀啊,
        能叫彩云脚下旋徊;
        青马踏碎了万里草原啊,
        能叫黄羊垂头落泪!
        百骑莫及啊!
        金鞍堪配!
        啊哈黑……依哀依哀……

    “拉骂”,我都没敢这么吹过,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吹牛也不例外!那木吉拉老人忽然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

        草原上的骏马四方游啊,
        好马也离不开好骑手;
        青马掣断丝缰摇玉辔啊,
        北京人纵马翻山过河流!
        北京人为什么到草原哪?
        是毛主席叫他们握马杆;
        百年未闻的新鲜事啊,
        贫下中牧喜开颜。
        殊土异乡不惧腥膻,
        漫天黄沙善舞长鞭;
        语谈歌声难辨蒙汉,
        冰天雪地不思南安。
        叫我老汉惊掉了下巴哎……
        他们今天又把头马拴!
        北京的鹰啊,草原的天,
        如今又要四方传美谈。
        啊哈依——嘿依——哀……
        ……

    这是对青马的盛赞,也是对北京牧民的盛赞。哺育了我们成长的草原——第二故乡,我们的血管里,将永远流淌着你的血!


                     1973年8月完稿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雅干西勒分场德勒斯台夏营地
李大同  北京26中67届初中学生。
    1968年10月赴阿巴嘎旗白音德力格尔牧场亚干锡林大队插队。回京后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是《冰点》周刊的创刊编辑。
http://www.hxzq.net/Essay/5490.xml?id=5490
李大同:草原归去来 -1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我的家庭

      我家祖籍是陕西,李姓发源于甘肃陇西,先祖也可能是胡人。听家里一幺姑婆说,我们家见过的家谱可上溯到明朝末年。那时祖上在陕西带兵,明朝衰亡后,就开始迁徙。乾隆年间进入重庆,就再没有动过。
      我爷爷是资本家、开明士绅。李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抽水马桶,曾是地下党的联络处。本来,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我的祖父和继祖母还指望着这房子过日子,当时每月租金收入200余元,可维持体面的生活。1956年以后让政府收为“经租房”,就不够生活了,每月父亲要补贴祖父。结果,租着租着房子没有了,无偿剥夺了吧。现在,祖宅地段是重庆的“王府井”,黄金地段。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他们兄弟姐妹的路子是按部就班安排好的——重庆小学,成都中学,北京汇文高中(那时是全英语教学),然后上大学或去美国留学,都当了教授。我爷爷曾说,他的义务是让儿女都大学毕业,然后就不管了。6个孩子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个早早参加了革命。
      父亲原名叫李春禔,参加革命后改成黄天祥。解放后,我们子女又改回祖姓。父亲算是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他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重庆的外围组织——民主救国会,比三八式干部早一点参加民主革命吧。去延安前,他在成都上中学。父亲这代人是有理想的,他是从西安步行到的延安。很多同伴要坐大车去,他说,我不能坐车,我要锤炼意志。我父亲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到了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后去中央党校。他们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抗日救亡。当时的知识青年精英,一部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其实都是为了抗战,打日本鬼子。在给父亲七十岁祝寿的家宴上,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这一生哪一段过得最有价值?”他回答说:“抗日战争。”父亲到延安三四个月后,就被派往敌后,到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打游击。1944年,他是中共绥西地委敌工科长、武川县委书记。一次遭遇鬼子包围,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了崖,悬崖有20多丈高。他命大,正好跳到老乡的柴草垛上。但从大腿根到臀部的连接处摔断了,后来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老乡看见是县委书记,赶紧把他抬到山洞里。腿后来接好了,但也瘸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半寸左右。后来把他转移到山西养伤,办干校。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内蒙的关系也很广,后来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乌兰夫、奎璧、克力更等,当时他们都在一块儿。文革中,父亲还对乌兰夫是否存在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关键证明。
      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嘛,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结果被整成了托派。这把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那时,父亲气得半死,说我要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而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文革前,父亲曾让我们看过一本名叫《大青山》的书,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写的,说的就是他们打游击那段的事。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连鞋子都没有,把藤条捆在脚上,晚上就钻进树叶堆里睡觉。处决汉奸都舍不得用子弹,用石头砸。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这件事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
      内战胜利后,父亲南下回到四川,参加接管川北。当时四川有四个行政公署: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是胡耀邦,我父亲是川北行政公署研究室主任,大概就是搞政策研究,笔杆子嘛。我父母结婚是在川北首府南充,耀邦是证婚人。父亲和耀邦关系很密切。耀邦从川北调北京的时候,不许开任何形式的欢送会,只让我父亲一个人去送他。
      我父亲是1952年被耀邦调到团中央的。耀邦调北京原来不是要去团中央,而是要去建设部当部长。据说,当时团中央的领导年龄偏大,他们给毛泽东报了三个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三人都是长征时的红小鬼。毛圈了胡耀邦。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干团中央。当时团中央还有廖承志、冯文彬等老人嘛。冯文彬是带着他参加长征的人哪!但是还得去。让耀邦去,就是重组团中央。他去了,廖承志、冯文彬他们就调走了。耀邦重组的方式,就是把各大区的团委书记调到团中央来。另外,就是个别他熟悉信任的干部。他一个电报打给了我父亲:“你快来!”那时也逗,也没有什么中央组织部调令啊,耀邦一个电报,就把我父母调到了北京。当时我刚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重庆的爷爷家。
      1954年,我都两岁了,母亲才到重庆把我接回来。那时我都不认她,我是奶妈的奶喂大的。到了北京,就在团中央的大院里长大。这时,团中央的大院已经起来了,在北京的中心正义路3号。五十年代,那里很幽静,有很长的街心花园,路口两端都有站岗的。
      我父亲到北京先是在团中央办公厅,后来是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报》的反右,就是我父亲坐镇。中国青年报当时也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张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邓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中青报是反右重灾区,远远超过百分之五。总编辑和部门主任一级进去好几个,包括著名右派刘宾雁等。我父亲和张黎群都是四川人,也都去过延安,但并不熟悉。这次反右派,两人角色相反,反倒惺惺相惜,彼此欣赏、尊重对方的人格,从此成为终生的“铁哥们儿”。我们后辈听起来,感到还真是一段佳话。

少年时代

      小学我上的是北京东交民巷小学。这个学校就在台基厂,几乎算是干部子弟小学。学校被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公安部、高法、高检、国防科工委、外贸部、元帅府等大院包围着。除了机关勤杂工的孩子,基本都是干部子弟,贺龙、罗荣桓的女儿都上过这所小学。
      我中学是在26中,是个男校,就是以前的汇文中学。我在小学始终是双百生,两门100分,上四中应该没问题。我上汇文中学时因为有个契机:团中央宣传部有个副部长的夫人,是汇文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那年就动员团中央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凡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都去汇文,结果那一届,院里孩子基本都上了汇文。汇文当时也不错,是北京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历史悠久,1871年由美国教会建校,是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惟一一所中学;设备一流,校园也大,可以寄宿。报考时,我先去参观了一趟四中,觉得它太寒酸,就一个破烂的二层小楼,不能住宿,离家也远。而汇文中学呢,有很气派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有五层的宿舍楼,是可以全住宿的中学;是北京唯一有正规网球场的中学;还有十万册藏书;有母腹中胎儿从一个月到十个月的真实标本,是当时北京设施最好的中学。骑车上学只需要15分钟。当时我们上生物解剖课一人一只兔子,别的学校哪有这个条件?有钱呀!
      后来想想,当时学校对干部子弟在态度上还是有倾斜的。我记得,开学典礼第一天,入学仪式大会之后,校团委书记就点名把我们一些新生留下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国家将来要依靠的力量。他们大概从档案中已经摸清我们的家庭背景,就是说,学校在政治上把我们当子弟对待。团委书记当场要求我们马上就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十五岁才能入团,我才十二岁,还早着呢。我记得初二时发生过一件事:上语文课时,我看小说,语文老师就拿粉笔头拽我,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拾起粉笔头就拽她。老师气哭了,跑出去告状。我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要狠批我一顿,结果没有一句批评。他说:“大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将来国家要依靠的对象。老师有错误,你们要耐心帮助老师……”听了这话,我很意外,但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确实知道自己有错。当时,很多干部子弟的家教和革命传统教育甚严。我弟弟上小学时,先被送进育才小学,这是纯正的高干子弟学校,我父亲知道后,立即让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说整天和干部子弟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不许有任何优越感”,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比别人“高一头”的意识。仅仅是从学校对待你和别的同学的态度上,会感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时高干有什么特权?除了工资高一些,三年困难时期有一点“特供”(几斤豆子、几两油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我是家里老大,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没穿破的衣服是要往下传的。有了新衣服总恨不能洗白了再穿,生怕穿得光鲜了,让人笑话为“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是什么社会政治氛围啊!我有一段时间中午带饭在学校吃,就是带个红烧肉,班里同学都跳着脚喊“资本家、资本家”,气得我再也不在学校吃饭了。干部家庭要说有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
      当然,我们生活要比一般家庭好得多。我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没有饥饿的印象。我听一个也是干部子弟的朋友说,当时他到别人家去玩,脚不由自主地就往人家厨房走去。看到人家有一小碗腌好的生肉,那家人中午要打打牙祭,他想都没想,就往嘴里放,嚼都没嚼,就往下咽,差点没被噎死。饿成那个样子!我没有这种体验。我问我母亲,怎么我对饥饿没有一点印象?她说,你们怎么能有印象?当时咱们家每月工资都吃光,保证你们的营养。你们牛奶都没有断,没有牛奶,就买炼乳罐头。
      我们不仅没有饥饿过,而且没有觉得生活水平降低过。当时,依父母的收入,只有三个孩子,生活算是很好的了,星期天甚至还经常去北京饭店的“谭家菜”打牙祭,就是解馋。记得母亲经常让保姆买一口袋青蛙回来,五分钱一只,给我们做田鸡肉,作为补充。当时家家都养鸡,靠这个吃鸡蛋;机关还分给每家一小块地,种菜解决副食什么的。记得我们家的菜地主要种辣椒。
      如果说有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各个出版社,经常送来本社新出书目、书籍的内容梗概,我父亲要做的就是打勾,打过勾的书,过两天出版社就会盖着赠阅的章送来。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内部书、灰皮书。那时我还体会不到这些书的价值,文革中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小时候喜欢看的是中国小说,什么《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啊!有一次在书架上找书时,我父亲指着《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爱看这些书呢?这是很好的书呀!我说没有意思!那会儿还没有开蒙呢!那些灰不溜秋的政治书,更别说了。


  

李大同:草原归去来 -2
我的“文化革命”

      中学上了两年,就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一场运动。红卫兵很快起来了。在北京,“八?一八”以前加入红卫兵的叫“老兵”。毛泽东接见以后的红卫兵,就不叫“老兵”了。我是1966年7月左右加入的红卫兵。
      我父亲1964年已经调到中央农林部政治部当宣传部长。共青团九大以后,凡是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团中央常委,一律走。那时他已经42岁。
      文革初,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也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积极地从正面去想。但总的感觉不好。我属于保守派。我敬重的老师,都弄得灰头土脸的。我骨子里有一种保守倾向。就拼命地学习毛选,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体会,当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不是如同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一场痞子运动?那么,当前的阶级阵线怎么划分?总之十分困惑。你不能把老师当成地主老财,把校长当成土豪劣绅!再踩上一脚?不大对劲啊!有一天晚上,我给我父亲提了十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他桌上。他平时很晚才回来,我们几乎见不到他。我说,你回答一下我的这些问题。那些具体问题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对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这十个问题,立刻让团中央如获至宝。到处都在造反,竟然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
      我写这个东西大概在1966年的7、8月份。我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的编辑工作。当年她是和我父亲一块调过来的。她觉得我小小年纪,这样思考,很重要,就拿去提供给书记处参阅。结果,很快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一期《团的情况》上。这是团中央最高的内参件,往党中央书记处送的,我本人看过。我记得引语说:一个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十个问题……这份《团的情况》有很多人知道,代表了当时中学生中的保守倾向。否则不会被当权者那么重视。
      我本人还是红卫兵仪仗队的队员。1966年国庆游行:第一方队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方队是红卫兵仪仗队。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夜一夜地练习走正步。我们这一排扛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红卫兵万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万什么岁呀?1966年11月底我们串联回来,老红卫兵组织就不行了。满大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现在大家印象中的红卫兵好像就是一群打砸抢分子,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红卫兵里分很多层次。老红卫兵只有半年就垮台了。
      文革初期,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学校斗老师时,我也没有参与。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在北京,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文革中,有暴力行为的主要是初中的孩子。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我本人和我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钱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我妈带着我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不久,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了照作为罪证。造反派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迎面就踹过来一脚,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梁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我家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很伤感。但是父亲和我们专门谈了一次话,他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某书记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有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一寸多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主要是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才逐渐平静下来了。
      到了1968年,北京的风气也坏了,满街“拍婆子”的。一些年轻人骑个锰钢(永久13型)自行车,带转铃的,往街上一戳,见到漂亮的女生就上去:“交个朋友吧?”这让我受不了。我们院里一帮孩子,就开始跟卫戍区的一个教官练擒拿格斗。
      那时,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当时驻团中央的军人中有一帮卫戍区的,有个老班长是“硬骨头六连”的训练标兵,又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他教我们擒拿、格斗。我们练得很苦,包括拼刺刀。每天下午还骑车到玉渊潭运河游泳,要逆流向上游至少十个台阶(相当于2500米)。回来饱撮一顿,再到篮球场,正儿八经比赛两场篮球。那时按毛泽东的教导办,“野蛮其体魄”!我当时可以潜泳60米,非常强壮,而且身怀擒拿绝技。后来教官和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打架了,条件反射,一个反关节回击,对方骨头就会断。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开始大量读书,还是按毛说的,“文明其精神”。我们是有先天条件的。家里书多。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看的书,开始看进去了。我们大院里有个读书会,别管是什么书,懂不懂,别人说看了我也得看;如果别人看了我没有看,会感到耻辱,大家比着读。比如,当时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热泪盈框;看《大骗子江奈生魏尔德》这种书,那叫津津有味,后来再版我买了一本,就没有当年的感觉了。还有《笑面人》、《约翰?克力斯朵夫》等等,那个震撼啊!现在再看那些冗长的叙述,已经受不了了。还有一些灰皮书:《赫鲁晓夫主义》、《大策略家赫鲁晓夫》、《新阶级》这些讲苏联东欧的书,使我们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九评》,我是来来回回看,看苏联方面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感觉中国当时是有些问题的。可见干部子弟其中的一部分,是当时中国青年中最前卫的一些人。不是他们天生聪明,而是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当然,如果你家是二机部的,可能你就接触不到这些东西,而恰好你家是搞意识形态的,就什么都有。有些东西,我们是偷偷看的。我父亲说:这些东西你们还看不了。他越说看不了,我们就越看。
      当时还有理解不了的东西,但已经感到这个阵营是有裂缝的,有可以讨论问题的空隙,再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伟大、崇高、天衣无缝的了。看中苏论战,觉得苏联有很多论据是站得住的。我们本能地就不接受核战争,那确实没有胜利者。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
      记得1967年,联动有一伙人,有一次冲公安部之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我们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就说得很对,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几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非常喜欢看知青的故事,我下载了慢慢看。我想德方大姐心里也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刀子嘴  豆腐心  丫丫我是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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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看知青的故事,我下载了慢慢看。我想德方大姐心里也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雅琼 发表于 2012-5-11 21:22
喜欢就好。
故事总是有的,当年也写了一点儿。
以后发来看看吧。

草原归去来-3

李大同



离开北京

      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比较倒霉,一批一批都没有我们。先是东北兵团,然后是去山西插队,接下来是去陕西。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多了,本能地厌恶农活。以前的下乡劳动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腰酸背痛,我个子又大,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拔麦子手上鲜血淋淋,我心说这辈子可不能干农活。
      我们大院一些孩子说,我们得自己走,不能跟着学校走。去哪儿最好?哪儿最自由?你猜一开始我们最先选择了哪儿?鄂伦春自治旗!那儿是什么地方?游猎生活!整天骑马打猎多带劲啊!而且同苏联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时干部子弟虽然家庭大都垮了却不服气,有一种抱负,也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练了一身功夫,在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全人类”的宣传教育下,总渴望打仗,像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当时不少干部子弟去越南,甚至参加缅共,战死了不少。
      我们给鄂伦春旗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想到你们那里插队。人家很热情,很快回了信,说:“我们这里没有安置知青的任务,因为这里有克山病。到现在病因不明。”这下把我们给吓住了。赶快查医书,看克山病是什么病,一看是关于侵害到心脏的什么病,病因不明。好么!这地方可不能去!去哪儿呢?想不出去哪儿。当时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坐不住了,家里全“黑”,也不想去农村,这就是李三友、秦晓他们五个人,都是四中的。他们决定去内蒙草原。其中路书奇是我们大院里的子弟,我们去为他们送行。这五个人去了草原后,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不久,这本日记就传回了北京,这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沟通。写得特别有意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写了去草原一路上的艰辛,哎呀,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刺激!心说这才是生活啊!像冯江华,他是原水电部党组书记冯仲云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中死得早;李三友,西纠第一号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我们管他叫戈培尔;路书奇是大院儿孩子中最成熟的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搞政治的,好像当时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看了这本日记非常非常激动。马上决定走这条路!
      他们走了大概不超过20天,我们就看到了那本日记。他们后来被当地政府顺利地收下了。我们决定也去草原。
      我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两天时间。院里还有一个同伴叫朱力平的,也要去,他还有同学也要去。我们七联系、八联系,最后联系了十个人,清一色“黑帮”子弟,决定一块走。我对父母说,我要去草原!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你能吃羊肉吗?她觉得羊肉对我是最大的威胁。我说,蒙古人能吃,我们也能吃。我父亲先说“你们想当‘盲流’?”(编者注:那一时期对没户口的流窜人口的统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盲流”。他又说:我得考虑考虑,那地方,几十里地没有人烟,抗日战争我就在那里。他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得学校同意,全国一盘棋,你们不能胡来。
      当时学校已经是工人宣传队管理。工宣队那家伙,一脸不屑,你们还想插队?他的态度是,你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黑帮子弟,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也许巴不得有地方要我们。我回去就和父亲说:工宣队没有意见。他说,那就去吧。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同意,我去;不同意,一分钱不给,我也去。因为在北京的日子,无所事事,无聊,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没有棉衣,就把父亲下乡时的棉裤接长了一截儿,把他下乡的皮大衣带上,两床被子,一个褥子,衣服、药品;打行李,买东西,自己迁出了户口。
      我们没有和内蒙方面联系。但有李三友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以为会很顺利。迁户口时,警察问:迁哪儿?我们说,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其实去了才知道,我们整个就是盲流。
      我们去内蒙是1968年12月15日。天气很冷了,上了路。火车坐到赛汉塔拉,下了火车,离阿巴嘎旗还有七百多里地。那时没有客车,只有卡车,要顶着北风往北开。我们到处求拉煤的、拉肉的,人家凭什么拉你呢?一开始我们递烟什么的,人家根本不理你。幸好我们带了最好的行贿的东西——毛主席像章,带了好几大盒。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东西,你来看一下。我们把像章一展开,哈呀,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要了好几个。然后说,行!第二天上车。两个女生在驾驶楼里,我们男生都在上边,没有篷子,整整走了两天,颠得浑身散了架,到了阿巴嘎旗。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后,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后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后,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后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 “文革十年日記”﹐孫月才著﹐上海歷史所的﹐木匠是否認識﹖

草原归去来-4

李大同



初受挫折

      我们是把各人家里的书,有价值的全部运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也包括当时的“内部小说”。其中包括《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等;我们还有全套的《摘译》;也有马恩列斯的书、中外历史的书;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耀邦在团中央时主持编的《中华活页文选》,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没有书,我们在草原怎么活啊?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人就废了。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的《堂吉柯德》,被我们看散架了,不知读过多少遍,连人物对话都背下来了。《唐诗三百首》至少背下来二百多首……
      我们带的书有多少?两个牛车,专门拉我们的书。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换草场,我们这个包,是原来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辆牛车才能把我们的家搬走,其中两辆牛车,专门运我们的书。直到我离开草原,还有满满一木箱子书。其它除了不断传阅流失了,就是在没有柴火就要冻死时烧掉了。当然是先从最没有用的书烧起: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二本烧的是农业科学知识。刚下来时,我们还想用种树啊等农业科学,改变那里的面貌。在草原,实际上不需要这些农业科学知识。
      我们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们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么再教育的,我们很狂:我们是要去掌权去的!是要改造那块地方去的。个个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管理一个生产队算什么?
      我们后来也和李三友他们联系上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旗里,但他们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们牧场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们之间有四百多里地。一个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错了。别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有。后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来了一次远征,四个人骑马去他们那里访问了一次,当时叫“千里北征”。到他们那里,我们骑了三四天。一人骑一匹,牵一匹,换着骑。
      下去之后,生活很快就教训了我们。
      首先,语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连说吃饭都听不懂,你还想“统治”?下乡前父亲还教过我两句蒙古话,说你会这两句话就饿不死了。结果我发现他们那儿的蒙古话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我们那吃饭叫:“浩勒亦得”。我父亲打游击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吃饭叫“布达亦得”。还别说吃饭,刚下分场,第一夜是住在老乡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男女混居过呀!试想你脑袋旁边就是女主人的脑袋,好家伙!怎么睡得着?还有关于草原上性病的传说,吓死了!简直吓死了!瞪着眼,一夜没有睡着。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们第一次长虱子时,也吓傻了!人身上怎么能长这东西呢?人家告诉我用两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呕心。是别人帮我掐死的。后来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笼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没有了。我们回去告诉老乡说:我们回到北京就没有虱子了。老乡根本不相信!说天底下可能有没虱子的人吗?他们认为虱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知青当时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费嘛。我们六个男生的钱可以买八个“哈那”(侧墙)的大蒙古包。我们去以后,因为是春天,哪儿有什么羊肉啊!我们就是到场部买些小米、面,没有肉。牧民一年也杀不了几只羊。开始牧民们从心里是很歧视我们的。他们也欢迎你,那时因为怕毛泽东,而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理你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内蒙曾经有过的盲流一样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难时期闯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杂活、苦活、累活的人。汉人在牧民那里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两等的。
      但我们借着政治的余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们的说,我们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我们得靠放牛放羊挣工分,吃饭啊。他们不敢不给。他们从最近的、离我们约一里地的羊群中,给我们分了一半羊群过来;又从离我们更近的牛群里,给我们分了一半牛群过来。我们可高兴啦!放牛放羊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跟着它们屁股后面走嘛?每一头牛身上刷了一道红漆,标志着是我们的了。我和一哥儿们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没了。它们又回到原来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们。不给我们马,我们追不上嘛。羊就更别说了,我们当中,三个人放着一群羊,白天还拢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问题了。羊在夜里是要卧到它们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是生草地,它们怎么会卧呢?它们一叫,一里外原来的羊群也叫,它们就开始往那儿冲。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们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会儿一只都没有了。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们。
      哥儿几个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还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儿。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转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觉得人家看不见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时,怎么蒙古包看不见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还找不回去。是牧民们打着手电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针也没有用,要看地形。
      后来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蒙古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存技能低于一个五六岁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议,咱们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个牧民家里去。首先掌握语言,然后掌握生产技能。
      我们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选择来的。选择来的和分配来的不一样。我们无怨无悔,什么坎都得迈过去。谁让你选择了这块地方?如果是强迫来的,也许你会怨天尤人,低沉、颓废……干部子弟还有点不同,深受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越是艰苦,反倒越有一种亢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状态。受了一通折磨后,我们决定,必须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我们才能统治这块地方。当时脑子里真用了“统治”这两字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只有两三个人不愿意下到老乡蒙古包里,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两个男的也不愿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种站。我们雅干西勒分场是全内蒙的改良畜试点。羊是改良羊;牛是荷兰红改良牛;马都是顿河、卡巴金种马。当初最富的大队是红星大队,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是冲着好马来的。顿河是中挽马,卡巴金是高纯血,比蒙古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经当过土匪,有一个老伴,还有一个他们领养的上海女儿。1960年代困难时期,从上海运来很多孤儿,让牧民们领养。


草原归去来-5

李大同



与牧民一起生活

      和牧民在一起生活,早晨、中午都是喝茶、奶食;晚上一直到女主人挤完所有的奶牛之后,已经到十点多了,她才回来做顿饭。这顿饭,一年360天,有300天是面条汤。
      他们也能做面条,面是商品粮,买来的。草原上全是商品粮,但定量很低,一个人也就十一二斤粮食。我们的定量和牧民完全一样,都是细粮:白面、小米、炒米,一个月大概就是十一二斤。其它就是奶食,如奶豆腐、奶片、奶皮子、奶碴子,大概就这几种。最好吃的是奶豆腐,是白奶豆腐,白奶豆腐就是奶还没有完全酸,微酸时制成奶豆腐。我下到老乡家里,第一次吃奶豆腐,手掰下一小角儿往嘴里放,当时就要吐。忍着不敢吐,跑到外面吐出来了。酸臭无比,咱们根本接受不了。茶呢?砖茶加牛奶加小米,喝一碗就够了,咸得很。还有一种是奶茶加炒米加黄油喝起来很香。
      那种奶食品营养很高,但我们刚去喝不了。我们根本不会吃那些东西啊!天天就盼着晚上那顿面条。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半脸盆面条端上来了。老乡做面怎么做?一锅水烧开,削几个肉条放在锅里,这边水咕咕地响,那边擀面条。就切成三寸长,往锅里一倒。连汤带面,放点盐就行了。老乡就吃小两碗,吃完,舌头一舔,舔得锃亮,碗放下了。你猜,第一天我吃几碗?我连吃十碗!肚子里还空着那,刚垫了个底儿!可老乡都放下碗了。锅里虽然还有一点面条,但要第二天早晨给放羊的喝。我心说每天要盛十几碗,也太掉价了。就给家里写信:你们在北京给我买一个最大的碗寄来。
      一个月后,碗寄来了,搪瓷的,其实就是一个小脸盆。我只盛一碗,半脸盆面条就下去了。那天晚上,我盛上那么一碗,躲在后面猛喝啊,喝得都撑了,跑到外面直溜弯儿。早晨起来一看那碗,我直笑,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好。
      当然,不能这么下去。我就想,必须学会吃奶食。仗着年轻,大概有半个多月,奶食就可以吃了。肚子里有奶食品,就不那么饿了。生活关很快就过去了。
      手抓羊肉,别提有多香了!平时,老乡吃一次肉,也是很算计的。把肉剔得就剩下骨头。肉留下来,慢慢吃,只喝汤。因为夏天肉稀缺。真正大块吃肉是冬天。秋天,就和分庄稼一样分肉食牛羊:譬如你家可以宰两头牛,五只羊,一天就得宰掉。然后挂在那里冻着。这时你可以猛吃肉。冬天,每天早晨都是肉,没有别的。夏天不行,羊很瘦,不能吃。一年基本上吃不上蔬菜,一天到晚喝茶呀。
      家务事我也不怎么做,实际上是做不了。主要是干杂活。比如,剪羊毛时,就观察怎么剪,先从哪下手?然后学着剪。然后是调教生马,这是基本的生产技能。
      你别看蒙古人生活很封闭,其实一个蒙古包里从早到晚能来几拨人。都要进来喝茶。然后就互相通告有什么新闻。草原上的消息,走得比电报都快。他刚把从别人家听到的什么告诉了你,你又很快把刚听到事情告诉另一家。一传十,十传百。
      一个蒙古包与另一个蒙古包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但是一个浩特组(畜群组)和另一个浩特组——也就是一个营子,要有二三十里地。一般一个畜群有三个蒙古包:一群牛,一群羊,还有一个是下夜的。羊群要有两个工,一个白天放羊,一个下夜。夜里需要人看着,一是怕它们跑,二是怕来狼。
      我们牧场是两级核算。牧场是一级,分场是一级。决算在分场(大队)。一个分场有二十多个浩特。我们全分场也就两百多号人。
      其次,就是怎么过语言关的问题。我们当时在盟里看到一种《蒙汉小辞典》,一人买了一本。里面有3700多个基础蒙语单词。我每天早晨就像背英语单词一样背蒙古单词。小辞典有汉语注音,但你用汉语注出来的蒙语和老乡说话,老乡听不懂。小辞典还有拉丁语注音,你一用卷舌音,他们就听懂了。他们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比如“手”和“火”,我们听去都一样,都是“嘎了”;区别就在于是不是卷了舌头。蒙古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大概过了三个月,日常的会话就能听懂50%了。
      我的蒙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三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前两年有个电影叫《疾风中的马》,给内蒙老知青专门放了一场。蒙语对白,中文字幕。我一开始还得看中文字幕,电影看到一半时,我的语言记忆就恢复了。后半部电影,我基本就不用看字幕了,听起来特有味道。在草原时,我曾用蒙文读党的十大报告,念得滚瓜烂熟。老乡都吓得要命,因为很多政治词汇是翻译过来的,他们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觉得我的蒙语比他们说得都好。我们的蒙语是用拉丁语音来学的,学完了,请老乡来校正。所以,我们的发音非常准确。有一年内蒙古大学新蒙语系,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到我们那里实习,撞到我们蒙古包里,我和他用蒙语对话。当时,我刚刚去了半年,他说:你这半年的蒙语水平,超过我们四年级的蒙语水平。我多少有一点语言方面的天赋。我是我们这伙人里蒙语最好的一个。后来,我们逐步掌握了放牛、放羊、放马的技能。
      我白天干各种杂活,跟着他们的孩子放羊。一方面看他们怎么放,然后我们再看书获得一些放牧知识。比如羊群要吃回头草,羊是一边走一边吃,吃五六百米后,要拦住,让它往回走。充分利用这片草场。然后再从另一边往前走。还要顶风赶羊,顺风,羊就跑了,回来时顺风走。各种知识,在一年到两年之间,我们基本掌握了。放牛难一些。放牛是散放,在阿旗北部放牛简单,因为那边缺水,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口井,所有的畜群都要到这口井来喝水,丢不了。可是我们那地方不缺水,是浑达克沙漠北部边缘。挖地一米多深就见水了,遍地都是沼泽、河流、湖泊,牛群在哪儿都能喝到水。所以,必须得对它们经常去的地方了如指掌,而且对地形也得非常熟悉。
      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后,我们的野心还没有死——我们要“统治”这块地方。这时老乡已经发现我们和原来的汉族盲流不一样了。发现我们半年时间就掌握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只用一天的时间学习蒙文就初步能读蒙文文章。其实,我们在旁边摆着字母表,跟着字母表硬往下读。这在老乡看来真是奇迹。“知识青年”蒙语直译过来是:聪明的青年人。他们看我们很快会说蒙语后,恨不能把他们会的所有汉语说出来,原来他们是一句都不说的。就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当发现我们奇迹般地掌握了他们的语言,觉得面子挂不住了,也拼命地说他们会的几句汉语。这时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
      我们里面出了马倌,会套马;做马具——马绊、马笼头、马嚼子(甚至是银嚼子)、马鞍子。马鞍子工序最复杂也会做了。我们很快把老乡所有的看家本领都学会了。我们知青都分别掌握了其中的一项技能,而且我们不是一般的掌握,而是高手!我们做出的马杆子,让老乡们都赞叹不已。我们当中的路东文,是路书奇的弟弟,动手能力极强,马具做得最好。我也行。我们知青里头有马倌、牛倌、羊倌;而我,竟然从一开始就当了管理者。




草原归去来-6

李大同



我做了当家人

      大概是1972年,牧场(总场)一级核算的体制彻底崩溃了。原来分场没有独立核算权,所有牧民都欠牧场的钱,牧场欠国家的钱,好几万。总场说,不行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核算权要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可蒙古老乡谁会呢?只能选知青。那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大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蒙语最好。另外,我生性老成。我在我们知青里年龄倒数第二,但老乡觉得我老谋深算的,很有主意。还是选了我。
      在老乡家时,我们的收入不都给老乡,但要付粮钱、肉钱。或自己买了粮放在那儿,或是老乡买了羊后,下一只我来买。这时我们开始自己独立过了。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能包羊群,两个整工,一人一天就能挣到十个工分了,我们也不要求挣得很多。知青们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挣多少就挣多少,收入都放在一起。
      我当了会计,成了管理者以后就不干牧活了。当时我面对的局面是相当糟糕的。老乡们欠分场一万多元钱,分场欠国家一万多元钱。里外里,我们欠国家两万多块钱。没有一家不是一年干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老乡家穷得蒙古包都见了天,买不起新毡子换。冬天穿的袍子没有面了,只有白板羊皮,因为没有钱买布。甚至连烟都抽不起,就是摘一种树叶子,勉强当烟抽。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管理问题,无非是要开源节流。另外就是要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我是非常强硬的。那时老乡生活,每月都得先到我这里借钱。以前,他们要借多少就借多少,反正是不还的。现在不行了,我就算:你家包了一群羊,你的总收入将是多少,你的借款只能在你的总收入额度之内,超过一分钱也不借。老乡一开始骂呀——当面骂我是“黑汉人”!
      我们还有一个分场长,他没有搞过经营管理,他不懂。出纳也是知青,所以我们说了算。当时开了几次大会。每一个浩特,你一年需要多少马鬃、马尾(搓绳子)都精确到“两”来计算。整夜开会。干部子弟对《人民公社60条》,《23条》都反复读过,知道这就是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通过,严格执行。开那达慕大会,老乡来借钱,不借!因为你一年都收入不了这么多,我不能让你再欠款。还是骂啊!但是,到这年年底分红时,我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款。就是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刨去已经借支的部分,其它的我不给他了,用来抵欠款。
      他的羊群、牛群繁殖了,是他给分场带来的收入。他当年有多少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分场总收入除以总工分数),按每人工分,他应该分到多少钱。扣去了他的欠款,他实际应该拿多少钱。第一年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他们已经不欠公家的钱了。
      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没有的事情。我到牧场银行取钱的时候,要求都给我一元钱的票子,这样装到纸袋里厚一点。牧民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我包在红纸包里,给一家一户发现金,老乡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年回北京腰里揣着五百元钱,如同现在大款的感觉!
      自从文化革命开始,老乡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现金。过去每年分红时,就是告诉他们:你欠了多少钱。而这年是,把他们一年吃的牛羊、借的款都折完了,还剩这么多的钱啊!我当会计后,分场第一年的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工分值是1.6元,第三年工分值到了1.8元。这时老乡把我当救星看待了。后来,我那方章是很有名的。任何条子上如果没有大同的篆字印,你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队长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公章都不行。这样,一举奠定了我们管理者的地位。不过,这时我们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那达慕大会的桂冠

      我们在草原真正的胜利,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在文化上战胜他们。我们很早以前就有了文化碰撞的意识。比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去,他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族首领,儿子是马倌儿。马倌儿用的刀子不能从供销社买,一定是弄一把钢锉回来做,钢锉是好钢。马倌儿要经常做马杆子,刀子钢要非常好。他用一个羊皮口袋一样的东西在退火,先把钢锉的硬度减低一点,然后再做成刀子。我看他儿子在羊皮鼓风机上把钢锉一直烧红,拿出来放在一边退火。这时他的爸爸,看着看着,就伸出手去拿,手刚一接触到钢锉,“刺啦”一声,手就冒了烟。老人惨叫起来。当时我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没有看见它刚从火里拿出来,你干吗要去摸它呢?他说:“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们蒙古人不是用眼睛看东西,而是用手去看东西的呀。”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到了文化的不同。
      蒙古民族是个非常感性的民族,他们没有理性的思维。抽象的词他们文化里是没有的。记得我曾经拿着我父亲当年视察南洋玉器厂时人家赠给的一块玉,给自己刻了一个名章。蒙古老乡都有烟锅子,烟嘴多是玉石的。通常要用一个二岁马才能换来这么一块玉石烟嘴。我就问他们,你看我这块玉石值多少钱?他们都来看。这块玉章玲珑剔透。像咱们,看看就完了,蒙古老乡不,他们看过之后,放在嘴里舔,然后用牙轻轻地咬,然后再舔。感受着玉的温度和质感。最后告诉我说:“这是好玉!”他不是看了以后说,而是舔了以后才说。
      再比如,1973年以前,我一直入不了党,来了一个阿巴嘎旗本地蒙古人当了我们公社书记。他很喜欢我们知青。他说:“大同,你怎么没有入党啊?”我说:“我父亲还没有解放。”他说:“你有你父亲的照片吗?”我说:“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他说:“哪天我过去看看。”有一天,他自己骑着骆驼到我们蒙古包里来了。聊了聊天,他说,把你阿爸照片拿出来我看看。我正好有一套父亲1955年出访苏联的照片。他就在那儿看。看完一张,再看一张,足足看了半个小时,最后对我说:“好人哪!”他仅仅凭感觉、看面相就能做出判断,他回去第二天就批了我入了党。
      有段时间,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都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像在训老乡。可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他们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没办法,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这大概持续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后,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当时要是买了,我们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级数发展的。
      再说文化碰撞。我们发现,若想让蒙古老乡把你当自己人,最终要在文化上战胜他。我们在智力上取胜,他们并不完全佩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看家的本事,最主要的:一是赛马、一是摔跤。摔跤,我们不行。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天桥宝三儿的徒孙,技法很好,但一让蒙古摔跤手抓住,就像被铁钳子固住了,什么绊儿都使不出来了,因为力量差得太远。蒙古式摔跤不分级别的,100斤重的和200斤重的摔,摔得过人家吗?摔跤不行,我们就研究赛马。赛马是比摔跤更加神秘的蒙古文化。
      什么样的马可以参加赛马?首先你得对这匹马有正确判断,看它是否有长跑的骨骼、肌肉和天分。一般的马倌都不敢说什么马能长跑。在蒙古赛马是往前走60里地,再往回跑60里地。一般的马根本不能一口气这样折腾120里地。我们在城市赛马场看的赛马,才跑1000多米,而在蒙古是长距离赛马。当决定了用哪一匹马参加赛马,还要进行神秘的拴养。控制它吃草,一直到把它皮下、肚子里的脂肪完全消耗掉,同时又不能伤害它的精神,让它浑身都是精肉了,它才能跑下这么远来。
      拴起来是不让它吃草。马,你要不管它,它就不停地吃草。它是直肠子,一会儿,哗,一泡屎就泄下来了,不像牛羊还要反刍。最后把马拴得肚子就猎狗肚子一样呈弯弓型,浑身瘦骨嶙峋,但它不是弱马,而是具备了长跑的条件。平时拴这种赛马,至少要拴一个半月。在这四五十天里,每隔两天,要跑一次这种长距离,像运动员一样。跑的当中,既训练了马,也训练了骑手。让骑在马身上的孩子懂得如何驾驭这匹马。蒙古赛马全是让小孩子骑,是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而且都是光背马,不能备鞍子,因此,参加赛马的人神秘感很强。
      我们就想,要想让蒙古老乡对我们服气,就得在赛马上比他们强。最后就选了我的青马。我这匹马,老乡看不起,因为它是改良马。改良马不耐粗饲,不像蒙古马那么吃苦耐劳,什么恶劣的条件也能活着。改良马需要有好的草场。老乡觉得改良马不经造(折腾)。我们坚定认为,改良马有前途,蒙古马难看,矮小,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文化的冲突。我们就要改良马当坐骑。
      我这匹马,是牧场引进的卡巴金种马的第一代儿子。从小桀骜不驯。参加赛马那年,当我的坐骑也有三四年了。决定参加赛马后,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拴它一次,然后观察它的粪便。夏天吃青草,马本来拉的都是稀糊糊的粪便,但是拴的马,高度吸收草里的养分,最后拉的粪竟然掉到地上都摔不开,得像骆驼粪一样掰开看。这是很神秘的。从老乡那儿听到不少拴马的秘诀,但我们认为大多是迷信的东西,不科学。我们则是根据从俄罗斯翻译过来的养马学——怎么调教马的心脏、肌肉,分别用慢步、快步、袭步来进行,而且一定要让它夜里吃草!蒙古老乡的赛马,夜里一口草都不许它吃。而我们不但让它夜里吃草,而且还加了葡萄糖,葡萄糖有活跃三磷三腺苷的作用。我们一直拴到参加那达慕大会,得了头马——冠军。
      我1973年写成了《赛马日记》,成为手抄本流传,一直流传到北大留学生那里。他们看了非常惊讶!后来,有人编《草原启示录》,从我的日记中摘了一万多字,收了进去。又被文革研究者杨健注意到,把它当作史料引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去。我的日记有四万多字,没有全部发表过。当年是在蒙古包里点了六根蜡烛,用了两天两夜写完的。开始在信纸上写,后觉得信纸会被蹂躏坏,又誊在一个破烂的纸本上。纸本很快传走,两年以后才传回给我。这个本我还留着,原始的名字叫《心弦》,是说赛马怎么牵动人的心弦。后来在《草原启示录》中改为《雅干西勒日记》。现在有了博客,我就把过去写过的东西都贴上了。
      我们得了冠军,让老乡真服了!他们开始不把我们当汉人了,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而且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时甚至当着我们面痛骂汉人,根本忘了我们也是汉人。通过赛马,是一次重大转变。牧民们认为我们全面蒙古化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草原归去来-7

李大同



彷徨与孤独

      生活的转折,是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梦想。
      1972年,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来我们旗招生,问知青办:这里的北京知青,谁的蒙语最好?打听到我蒙语说得好,就来牧场找到了我。他让我找来一个蒙古老乡,说:你们随便谈话,我在一边听听。结果,他非常满意,说:“太好了,没有听出你与蒙古老乡说话的差别来。”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这个老师就决定要我。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
      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或者“否”。如果他们说影响实际就违反了当时的政策。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当时,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起因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可他们又不敢真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造反派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这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三次求学不成,我就真正考虑扎在草原上了。我开始设计我的蒙古包,一定让它要比老乡的富丽堂皇。我铺的是地毯,周围一圈是挂毯,然后是书架。一看,这个蒙古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一辈子是走不了了。
      蒙古老乡也真是想把我留下。我们大队有个叫颜金的老太太,德高望重,是妇女的首领。她专门和我谈了一次话。她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说谁会嫁给我们这样的知青呢?她说:“不!想跟你的人多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你是要有文化的,还是要有钱的,还要长得漂亮的?方圆几百里地内的姑娘,我都可以把她领来!”她确实想让我当草原女婿。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草原的这几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不属于草原。你总是在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北京发生着什么,外国发生着什么。“美国之音”在草原上听得特别清楚,比北京清楚。我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北京稍微有个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感到坐卧不安,就感到要发生什么变化。再看看老乡,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马头琴,只有他们的歌曲,他们根本不关心外界的任何事。这时你觉得:他们才真正属于这块地方。这么偏僻,恒无变化,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
      剩下我一人后,曾经有一年我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蒙古包里住过。这时,老乡感到我一个人住,会有问题。因此,你会看到蒙古的老规矩出现了:早晨喝完了茶,我正想要干什么呢,老远的,山梁上,一个老乡骑着一匹马,又牵着一匹带鞍子的马过来了,请我到他们家去。他知道你自己有马,为什么还要牵一匹带鞍子的马呢?这是一种迎接的礼仪:我牵一匹带鞍子的马来,你是不能拒绝的。老乡怕我一人太孤独。我在这个老乡家一住就是一星期。等我回来后,山梁上又出现另一老乡牵着一匹带鞍马过来……。很有诗意,也很感人,我又到另一个老乡家去住。
      每家都有我的专用被褥,绸缎的。睡觉时,从大木箱子里拿出干干净净的被褥,给我用。这是专门给我做的。他们自己是羊皮褥子,羊皮被子,往身上一拉就行。我的蒙古袍,也是老乡给我做的。我成了个公共女婿。这一年我就没有回我自己的住处。从一个浩特到另一个浩特。那年年初,我只买了七斤面,回去已经成了硬块了。这时,我已是分场主任,党支部书记。好像成年在管理巡视似的。



草原归去来-8

李大同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后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后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后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后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后,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她后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后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后,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后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后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后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后来回北京后,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后来那个姑娘失恋后,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后,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作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后,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后,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后,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后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后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后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后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后一坐,杆子往后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后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后,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啪”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后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后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后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后,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后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后,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李大同系列 续完)
邢奇找到我,说李三友患了肝癌,他最后想做的事,就是收集内蒙知青没有离开内蒙时的作品,并出版。这里已经转贴的李三友的《乌兰宝力格的春天》、李大同的《心弦》都是收集到这个集子里的作品。这个集子最后叫《扎洛集》,“扎洛”是蒙语“青年”的意思。
我把过去的手稿翻了出来,没有一篇是完整的。挑出这篇“路”,也是没有写完的,只算相对完整的故事。那个时候,想写长篇小说的知青其实不少,只是完成的不多。
邢奇把我的手稿拿去,做成电子版。后来,他们把《扎洛集》电子书做成盘,也送给了我一份。
去年,邢奇猝然离去。今年,李三友也告别了我们。
内蒙牧区知青的经历,有两个特点:1,知青的历史定位;1,内蒙游牧生活最后的记录。


1972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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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


      自从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已经是第四次搬进夏季草场了。昨天,高原的太阳照耀着那晶亮弯曲的小河,水鸟们在河畔欢歌起舞,现在,星星点点的蘑菇般的蒙古包已经在山脚边散开,在小河旁,代替欢乐的水鸟们的是那些早已想念这清莹河水的马、牛、羊。
      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风也停了,袅袅的炊烟直直地向上升起,慢慢地飘散开去,出牧的羊群开始回家。
      在小河的东岸,不远便是一溜山,沿着山脚,从南向北,交错排列着四连两个牧业排的蒙古包,与河西同样排列着的五连牧业排的蒙古包遥遥相对。
      在这一串蒙古包的最北头,有两座并排搭在小坡前面的蒙古包,熟悉的人一看外表就可以看出东边住的是知识青年,人们习惯称这个包为刘珍包。西边是贫牧塔勒根额吉的家。坡上散开着一群披着霞光的羊,放羊的人正站在坡顶上向下张望。
      两个骑马的人小颠着穿过那一串营子往北边跑着,一边聊着天:
      “你看,那坡上放羊的是谁?”
      “看姿势,是个女生,”另一个人回答着,“也许是黎毓吧。”
      放羊的人正是黎毓,她也注意到了那两个骑马的人,正琢磨着:“看来,这俩人像是要到我们包里,是谁呢?”她仔细地辨认着。从姿势看,这是两个知识青年,一个像是赵桐,他瘦高的个子,总是很怪地在马上摇晃着身子,人称唐·吉珂德;但另一个人是谁呢?她目送着他俩,直到他们下了马,到了包前。嘿,果真是来我们包的。黎毓见羊群吃得很安稳,也不用急着回家,便把缰绳捆住了马的左后腿,这样,马既能吃草,又不好逃跑,她坐在了坡顶上,想起了昨天的事。
      昨天,她的羊群碰上了淑娟的羊群,淑娟很高兴地告诉黎毓:丽丽过几天就要从兽医学习班回来了,一定会带来很多学习材料。淑娟很想学习兽医,因此热切地盼望着丽丽的归来。
      黎毓调皮地眨着眼睛,听着淑娟滔滔地讲着,在淑娟喘气的空隙时间,她忽然插了一句:
      “你和冬生……”
      淑娟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威胁地瞪了黎毓一眼:
      “鬼丫头!……”
      “哈哈哈……”黎毓笑得弯下了腰,淑娟无可奈何地看着她,接着也笑起来,她低下头,用手指玩弄着垂到胸前的辫梢,小声说:
      “过几天……过几天一定告诉你……”
      “淑娟,我不是拿你开心,我只是想知道,你和冬生到底怎么打算的。”黎毓收起笑脸,认真地对淑娟讲:“你知道,吴凌昨天来了一封信,你看看吧。”她从兜里掏出了信,递给了淑娟。
      字很大,吴凌的眼睛不好,她写信,总是写不了几行,纸上就已经是满满的了。
      “请你告诉其他的同学,现在,家里正给我办转回城里的手续,妈妈的病必须有人照顾,家里考虑了我的身体,觉得这样子在那里长期坚持将来会很困难。
      “这与我回京治病前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在几天的认真考虑后,我确实感到,在那样的环境中,长期过着那种动荡生活,我顶不住,不过,我很想听听大家的看法,然后再做最后决定,盼你的信快到……”
      淑娟的眼睛,在最后几行上扫了几遍,她抬起头,用沉思的目光注视着远处的群山,把信随手递给黎毓。
      黎毓惴惴地望着淑娟,半天方说道:
      “你看,已经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迈步了。”
      淑娟搂着黎毓的肩膀,看着黎毓的眼睛,好像是在出声地思索着说:“我同意吴凌的话,在咱们这样的环境中,在这种动荡的生活中,不要说吴凌,就是你、我这样身体较强的人,能否顶得住呢?不,也是顶不住的。于是,有人害怕了。”淑娟说到这里,静静地微笑了一下,好像反问似的说:“我害怕了吗?似乎也害怕了,但是,我想,这里难道永远是这个样子,永远不会改变了吗?……”
      黎毓随着淑娟的话,在心里重复着,解答着,补充着:
      “我也觉得是很可怕的,那么重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夜、剪毛、参加所有的集体劳动……还有搬家……”
      淑娟继续沿着自己的想法说下去:
      “如果我们到老,这里还是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对得起谁呢?我们到这里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想着昨天淑娟的话,琢磨着如何给吴凌回信,黎毓沉思起来,而吴凌那封来信今天留在了包里,估计现在来的那两个知青马上就会看到。



雨后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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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那两个知青正往包门口走,几条快活地摇着尾巴的狗正在牛车旁迎接他们,显然这两人不是生客。只有一只很小的小黑狗在往前冲了几步之后,又笨拙地退回到蒙古包门口,大声地叫唤着,同时紧紧地夹起了它短短的小尾巴,惊慌地看着走过来的人。
    “哈哈!这外强中干的小家伙。”一个高个子、两肩稍稍弯向前面的男青年眨着眼睛蹲下身子,用手指尖轻轻地提着小狗下垂的耳朵,小狗往后退着,在门槛边缩成一个小绒球,尖利的叫声更刺耳地响起来。
    “谁这么讨厌呀!别欺负小黑子!”一个女生的尖嗓门在包里喊起来,压倒了小狗惊慌失措的叫声,“要进来就快点。”
    高个子把小黑狗捧起来,放到一边,掀起了门帘对同伴说:“进去。”身旁那个戴着眼镜、显得文文静静的人便低头钻了进去。
    “嘿!柳青也来啦!我还以为光是赵桐呢,赵桐总欺负我们小黑子,真讨厌!”尖嗓门说。
    “我的耳朵都震得嗡嗡地响啦!”赵桐一边往里钻,一边说。
    “怎么。你们是送行来的吧。”那声音依旧大。
    “哎呀,你小点声不行吗?包都要震塌啦。”赵桐侧头看了看蒙古包的包顶。
    “嘻嘻……”这回嗓门降下去了。
    “林水,刘珍哪天动身回北京探家?”柳青坐下来后问道。
    “如果去宝格达山拉木头的汽车明天回来,她明天就搭车走。”林水回答着,又小心地把一直坐在炉子上的锅端了下来,锅里冒出了一股香味,她提起轻飘飘的壶,到外边打水去了。
    赵桐看着锅,抽动着鼻孔,冲柳青一笑,然后打量着刚搬完家新布置的蒙古包。
    蒙古包里的东西很少,北面是用灰色的毯子罩着的被垛;西面透过已从外面挑起毡子的小窗口可以看到额吉家和整个的羊盘子,在小窗口的旁边,是个漆成紫色的小木箱,上面有半导体收音机、闹钟和几本散放着的书、本;东面,斜放着一个碗架,挂着一块天蓝色的小花布帘。在蒙古包的正中,是砌得很精致的长方形的泥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小煤油灯瓶。
    赵桐舒服地靠在被垛上,向提着壶进来的林水说:“刘珍哪儿去啦?”
    林水把头一歪,冲额吉家一努嘴,然后把壶放在炉子上。
    “刘珍探家走了,你们俩怎么轮换呀?”柳青关心地问。
    “巴拉沁副连长说了,让扎布给我们放羊。”林水把敲碎的茶叶倒在壶里,犹豫了一下说:“吴凌来信了,你们见到了吗?”
    “是吗?她说了些什么?”
    “我拿给你们看看吧,挺简单的。”林水从小木箱上的一本书中抽出信来,递给早就伸过手来的赵桐,柳青也忙凑过去。那一行行大号字立刻撞入二人眼中。
    这正是前面所写到的黎毓给淑娟看的信,字大行稀,几下就看完了,柳青缩回了脖子,看着那开始冒气的壶,没说话,赵桐抬起头,把信交给了林水,说:“真没想到,她竟……”
    只觉得包里忽然一暗,原来是刘珍回来了,她胖胖的身体一下把门堵得很严,赵桐眨了一下眼睛,很高兴地说:“嗬!刘珍,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刘珍往上推了一下眼镜,很高兴地说:
    “原来都已收拾好了,可额吉又送给我好些东西,只好重新收拾。”她把刚从哈曼车里取出来的手提包放在小木箱旁,又把怀里的东西放在一堆儿,返过身问:“林水,今天的饭要我帮忙吗?”
    “不用,我都做好了。”林水说。
    柳青往赵桐身边靠了靠,给刘珍腾着地方说:“吴凌的信你看了?”
    “看过了。”刘珍的两道眉毛在眼镜后面猛地拧到一块儿,收敛了眼里快乐的光,“她不过是给自己的离开找个借口罢了!”
    “为什么说是找借口呢?她的身体就是顶不住嘛!”林水在一旁打断了刘珍的话,“你自己还当面劝过她,让她找个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工作的。”
    “可我没说让她离开这里。”刘珍说。
    “我也觉得她有困难,可是她不应该走。”赵桐补充上自己的看法。
    “你也这么看?”林水斜着眼睛看看赵桐问:“你认为在这里,什么工作适合她?”
    “……”赵桐一时无言以对,在下边,除了放牧和下夜,又有什么活呢?如果说让吴凌去搞基建,就连赵桐自己,也知道对患有严重关节炎、中耳炎的吴凌是不合适的,他闭着嘴,看着刘珍。
    刘珍正低着头,跪在毡子上,重新摊开了手提包里的东西,她把额吉给她的羔皮叠好,放在手提包底下,再把那两瓶黄油仔细地裹在皮子里,手里不住地收拾,嘴里讲道:
    “她总是强调困难,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还行?既然来了,就不应该再想回去。”
    她又推了推眼镜继续说:“离开和不离开,是块试金石。咱们应该看看牧民,他们就没困难了?难道牧民能生活的地方,咱们就不行?”
    林水用眼角看着刘珍的嘴,心里默念着:
    “离开和不离开,是块试金石……咱们就不行?”
    柳青默默地用碗里的茶水洗着手,注意地听着。
    “对,就是这样,牧民能够生活的地方,咱们怎么不行?牧民也有老弱病残,他们可以在这儿,那么,知识青年以身体为理由离开这儿,这简直不是借口,不成理由。”赵桐跪起一条腿,用他认为有力的动作打着手势说着。
    “林水,家里有茶吗?”包外响起了黎毓的声音,“没有的话,我就去额吉家喝茶去。”
    “有!”林水一下子高兴起来,她尖起嗓门说:“刚开,你快进来!”
    “嗯。”
    西边,可以听见羊群杂乱的脚步;东边,是黎毓卸鞍子的叮当的响声。大家静了一会儿。
    “黎毓,拿进一簸箕牛粪来吧。”林水冲还没进包的黎毓喊着。
    黎毓从包外把簸箕递给林水,一低头便闪进包里,随手把书包挂在了门边的哈那上。
    “嗬!是你们两位呀!我刚才只猜到了赵桐。”黎毓几步跨到林水旁边,顺手从碗架上拿下碗,倒了满满一碗茶之后,就在林水旁边的毡子上盘腿坐下,问:
    “今天送刘珍,林水快说,吃什么好吃的呀?”
    “我刚才闻着挺香的呢,吃什么呀?”赵桐也高兴地问着,快活地眨着眼。
    “嘻嘻,看给你们馋的。”林水故意慢慢地掀开锅盖,雪白的发面包子热腾腾地冒着气。
    “嗨!”赵桐拍了一下手,抓起两个包子,递给了没动地方的柳青一个,自己手里的早已被咬了一大口。
    “咦!你倒快,主要人物还没吃,你就下爪子啦?”林水看着他们,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大家都笑起来了。
    “咱们把灯点起来吧。”有人说,于是,火柴一闪,点燃了炉边的小灯。
    “我刚到家的时候,听你们在说着什么,声音好大呀,能不能讲给我听听呀?”
    “是为了吴凌的信,大家谈谈。”虽然包子还烫着嘴,赵桐仍然先说了,他咽下一口,又说:
    “我是决心在这儿一辈子啦!”他压低嗓门,用自豪的眼光扫着大家:“等我死的那天,就让人把我放到乌兰陶拉盖(山名)顶上去……”
    “什么?……”林水诧异地看着赵桐。
    “噢?那么,你决心连骨头都扔给草原的狼喽?”柳青一改文静的样子,马上打断了赵桐的话,他恨不能把所有的狼都拧下脖子。这时他看着赵桐,等着回答。
    “哼!就是你一个人恨狼?!”赵桐对柳青不满起来,在这样的场合下反驳自己,这柳青也未免太不够朋友,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说:“那又怎么样呢,牧民也是这样的呀,他们恨狼,可他们不是也把死人扔到山里去吗?”
    “好大的志气!天葬——可真浪漫呢!”黎毓在一旁插进去。
    林水忍不住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想起死来了?”只觉得心里的话像是压不住的水汽在往外冒,又说:“到咱们老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赵桐不满地反问:“那你说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现在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们应该尽量把自己的力量全都发挥出来,不能总像现在。”
    “现在?现在怎么不好啦?”赵桐问道。
    “反正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对改变草原面貌不会有什么自己的贡献的。当初咱们到这儿来时,也不是只准备当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是希望在这里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的。”
    “咱们的羊群,放的是全连最好的吗?牧民的放牧经验,咱们都掌握了吗?在生活上,能自立吗?”刘珍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她头也不抬地说着:“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错了。连放羊都没学会,还提什么最大作用?”
    听到刘珍这冷冰冰的几句话,林水愣住了,她惊诧地看着刘珍没有说话。
    黎毓觉得心里一阵发紧,于是低声问刘珍:“按你的要求,也就是像牧民一样过好日子、放好羊喽?”顿了顿,她仍用刚才那平和的语调说:“不错,牧民在生活、生产上手把手的教会了我们不少东西,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你认为,这种学习,就应该让我们什么都只按他们的步子走?”
    “那你说怎么走?”赵桐问。
    “昨天放羊时,碰上了淑娟,她对我谈了一些她的看法。你们想想,其实在牧民中,放牧的方法、管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孩子的方法和父亲的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就是说,在咱们的学习中,存在着去糟粕、取精华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满足于跟在几千年的放牧方法后面挥羊鞭了。尤其是我们这群改良羊,应该有不同于本地羊的放牧方法的!”她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着,对不会把话闷在肚里的黎毓,怎能不把从与淑珍的交谈中得到感受告诉大家呢。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呢!”林水小声说。
    赵桐显出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用眼扫了一下大家,然后又看着刘珍。
    黎毓接着说:“昨天,我把吴凌的信给淑娟看了,吴凌在信里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我实在顶不住,咱们应该想想,即便咱们身体较强,长期生活,咱们能顶得住吗?”
    “啪!”
    大家一惊,只见刘珍沉着脸,把勺子扔到锅里,也不看别人,一字一板地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到牧区来了,我们应该安心在这里干一辈子,在这里扎根!主席让我们到这里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一辈子。这是根本态度问题。至于顶得住顶不住,应该学习一下《青年运动的方向》。主席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了!还说什么呀!尽是歪的!”
    黎毓的碗在手里哆嗦着,她用手把垂在眼前的散发拨到旁边,直直地看着刘珍说:“我们应该向牧民学习一辈子,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应该怎样学,学什么?牧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对的?”
    看到刘珍又阴了一层的脸,赵桐连忙在一旁打岔:“算啦!算啦!……哎,刘珍,你回京到我家看看吧。”
    刘珍淡淡地点了点头,提起收拾好的手提包出去了。她把手提包轻轻地放在哈曼车里,抬头看看天,几颗星星远远地在窥视着这里。“不早了。”她看着这天上的钟,靠在了车边上,风悄悄地掀动着她的头发。
    炉台上的灯闪动着昏暗的光,赵桐无趣地向后仰靠在被垛上,他想:刘珍这人看问题真够深的,扎根思想真坚定……黎毓这人挺怪,提的问题别扭,不过……柳青同意谁的呢……他转向柳青,想从柳青的身上找出答案。
    柳青拿着一根针在挑着灯芯,他专心地在干着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注意到赵桐探寻的目光。
    包里很安静,小木箱上闹钟在滴答响着,林水笑了一声说:“今天的送行会倒成了辩论会了。”
    黎毓从自己的沉思中醒过来,抬眼看看林水说:“这些问题应该好好想想。”
    “刘珍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柳青抬起头来问。
    刘珍恰在这时觉得自己应该回包了,她从哈曼车里拿出自己一个空书包,又弯腰进了包,问道:“柳青,你需要我帮你捎东西吗?……”





一批才华横溢的知青,令人百感交集的草原生活,他们改变了草原,草原也改变了他们。那时的草原还叫草原,那时的内蒙人还很蒙古。这一切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我很向往草原,一直就很想去看看内蒙大草原,小时还做过很多草原的梦,可现在越来越不敢去想、去看了。想想一年比一年破坏得厉害,看了肯定不舒服,还要诅咒破坏草原的不知什么人。对草原犯罪的人可能还包括自己,穿过好几件羊绒衫,吃过无数次涮羊肉。

这是德方大姐本人吗?当年可真是英姿飒爽啊。
一批才华横溢的知青,令人百感交集的草原生活,他们改变了草原,草原也改变了他们。那时的草原还叫草原,那时的内蒙人还很蒙古。这一切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我很向往草原,一直就很想去看看内蒙大草原,小时还做过很 ...
杨林 发表于 2012-5-18 17:27
回杨林,正是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那时候,还经得起折腾。
逍遥说过多次想回去,但到现在也不敢回去。
2002年,我与一知青同回牧场,刚出发的时候,他还嘲笑坝上草原安了大门,说:草原上安个门,那还是草原吗?但一路走去,他再也不说话了。
的确,人的变化是最大的。在牧场里,一位老额吉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的汉人,不是你们那个时候的汉人了,现在的蒙古人,也不是你们那个时候的蒙古人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提回去看看的事了。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有才华横溢的青年,只是……

    往年,搬进了夏季草场后不久就开始剪毛,今年也是一样,顺着各家住的位置的排列次序,一天剪一群,剪过了几家之后就轮到刘珍家的这群改良羊进圈了。暂时帮她家放羊的扎布一早就来轰羊。七点多钟时,剪毛的人便陆陆续续地往石圈那儿去了。
    眼看着住在同一浩特的塔勒根额吉也晃着胖胖的身体走了,林水更加着急,她快手快脚给留在家里的瘸子羊换了药,饮过水,便往圈那儿赶去。
    石圈在她家南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林水从圈边绕到门口,向周围的人们问着好,走到往日的老地方,放下剪子,然后在身边抓了一只正傻头傻脑地看着她的大母羊。立即将它的三条腿结结实实地捆住,林水返身拿起了剪子。
    “黎毓怎么没来呀?”额吉一边不停手地剪着羊毛,一边问林水。
    “她打水去了,早上只剩下半小桶水啦!”
    “哎呀,我今早刚刚打过水,那时水就不多了。”乌力吉阿够(蒙语:阿够是对某个妇女的一种称呼)在一边接上一句。
    “我家阿介(蒙语:阿介也是对某一个妇女的一种称呼)早上打了半缸水就回来了,她说没工夫等井水出来。”巧克拉也说起来,“可能黎毓姐姐在等水吧。”并且还下了结论。
    由于开了头,人们便不停嘴地说起来,参加剪毛的基本全是妇女,她们平时陷在一堆家务事中,难得有机会和外人接触,所以一到了这种集体劳动的场合,便显得格外能说,其中声音最响的要数恩布和阿嘎了。
    “现在蚊子可多起来啦!下夜可就更难了!”她的声音所有人都听到了,并且立即引起了共鸣。就像家务事由妇女们负担一样,习惯的做法,下夜也是妇女们的事。自然一说起下夜,妇女们的话就多起来。
    “可不!”额吉插了进去,“昨天晚上我们孩子的鞭子整整响了一夜。”
    “我们孩子”,这是牧民对住过自己包的知青的称呼,听见说到自己,林水悄悄地笑着,低着头,并不吭声,只是一股劲地在手上使劲,单把耳朵竖起来。
    “哎呀!她们这群改良羊,可真是最难下夜的啦!”阿嘎深表同情的语调使林水忍不住抬起眼,看了看她,见林水在看自己,阿嘎就很有体会地说起来:“那种羊的夜,我也下过。那可是整夜整夜的不卧呀!嗬!有一只蚊子,羊也要走。”
    见有的妇女在赞同着,她更加起劲了:“还是几个人一块儿下呢!有我,我们额吉,还有乌吉玛,那也累得够呛。林水,你们是两个人一块儿下夜吗?”
    “不,”林水摇摇头说:“我们一人下一夜。”由于折腾了一夜,她总不能振作起精神,嗓门也不如往常那样响了。
    “阿介说,这几天早上额斯勒格家的那群改良羊是从大山里轰回来的。”用了极认真的语气,巧克拉向大家报告着,这消息震动了所有的人,纷纷问巧克拉:
    “让狼咬着了吗?”
    “跑到哪儿啦?”
    还有人叹了口气说:“他家下夜的人还挺多的哪,两个女儿,还有新娶的儿媳妇。”
    “真吓人哪,让狼咬了十几只呢!”巧克拉说,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往大山里跑,可不是往狼窝里送嘛。”
    听到这个消息,林水觉得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十几只羊呢!这几天夜里,她总听见山里狼群的嚎叫,那鬼哭似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没有比狼叫更难听的声音了。”这句话,她不止一次对人讲过,也不止一次听人提起。
    “什么时候,草原上没有了狼,没有了蚊子,该多好啊!”她看着满圈的羊群,自己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