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lian

60多年以来历史事实被意识形态暴力强奸，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停留在若坚持（其实是追求）史料真实，就会得到许多人捧场。其实，追求史料真实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最基本的东西，历史叙述（事实判断）中，无论怎么追去客观中立，总要叙述者自身主管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我国读者层渎到不受意识形态威胁，遇到叙述历史的著述就高声赞美，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最近翻译约翰·密尔文章，他谈到历史学教学：

我还经常感慨：为那些从学校毕业之后，很少再接触书籍的工人阶级子弟在小学开设历史、地理课程另当别论，但是在中学还继续设置这些课程就非常愚蠢。你们曾见到过不是自发读书，真正学习历史、地理的人吗？因为在所有的知识中最富有魅力的、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历史和地理，是可以通过自学习得的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说，不培养学生必要的读书习惯及以读书为快乐的趣味的那些教育制度，在中学设置这样的课程完全是失败的。大学是引导学生走向“历史哲学”的场所，即大学不仅是让学生知道各式各样事实的场所，还成了用理性的光芒照亮这些事实的教授们向学生开示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尽力说明其各种要因的场所。历史批判、验证历史的真实，也成了这个教育阶段应该诱导学生去关注的课题。若是一个对被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能发挥某种知性能力的青年，踏入了历史学某一部门的房间，就能学到所有必要的知识了。这样的青年之所以会把这种知识和其它大部分普遍知识作为自己必需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少年时期被教了这些东西，倒是他们能够活用丰富的藏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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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史料，如何组合，阐释，那才是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区别、水平高低的分界线，事实真理确定之后，需要的逻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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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赞成老爷叔：不往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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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的历史学家因为感到压力，只能叙述，不能尽情展开自己的评判，列奥·斯特劳斯所谓的“隐微写作“，保护自己。只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同行能体味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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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摆事实，还要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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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主，比我大几岁，还坚持为自己吃过的苦，苦难的人生找根源，找书读，很好！但是，要找真能追寻根源的书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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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叔叔的愤怒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新疆刘芳、牢狱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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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的意思，謝謝你。
但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對文革的憤怒，對文革辯護士(無論他有意無意)的憤怒，就是我上面說的，是我對良心的堅守，對正義的吶喊，和對民族未來的期盼。
這種心願被某些人看作是 “個人意氣 ...
老爺叔 发表于 2012-5-24 12:41

当然同样受过流放、牢狱苦难的，并不是有同样的立场。境遇、处境激发是外因，内因倒是就是出自良知，那么良知来自何处？这是西方哲学、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有好几本题目为《论良知》的洋人学术书，至今没有定论，国内北大这一领域何教授等人也只说过点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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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记忆并不能追究历史事件的真相，同样一个历史事实，大家对事实认同没有多大出入，但是评价会有很大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所以阿伦特认为不仅要有记忆，还必须要不断思考，才能逼近事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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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女弟子，也是最权威的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等译，译林出版社）。按照布鲁尔的阐释，阿伦特晚年之所以强调通过思考来辨别新事物的本质，就是因为光凭机械的回忆、寻找历史的类比、铭记历史教训来不重蹈覆辙，是有其局限的。只有不断思考才能避免思想僵化，才能辨别善恶，正确认识新的现实。1960年代不少知识分子与美国约翰逊政府一样，因为拘泥于1930年代张伯伦、达拉第的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支持发动越战的错误舆论与政策。布鲁尔认为阿伦特如果今天还活着，也不会赞成简单地把“9，11”事件比附珍珠港事件、把本•拉登当作希特勒和把萨特姆•侯赛因政权，称之为极权主义。阿伦特可能会否定“反恐怖战争”这个概念，“因为恐怖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阿伦特为什么重要》，9-10页）当然，阿伦特看到记忆和简单历史类比的局限，并不是放弃她坚持的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相比更为重要的原则。因为阿伦特擅长分析具体的环境和历史，发掘人们“经历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1971年在评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文章《政治谎言》中，她首先讨论了政治史中一贯存在谎言的现象，之后，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纳粹政权谎言无所不在的新特征。”最后，把目光转向当时美国政府官僚们，揭露他们制造谎言的新手法企图用一种貌似科学论断、看似无害的谎言来否认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事实。（《阿伦特为什么重要》，6-7页）我想，阿伦特之所以要人们突破、否定简单、随意的历史类比方法，是出于她的历史偶然性的信仰，出于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即个别历史事件、历史状态中总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今天分析当下面临的各种社会难题时，机械、简单的历史类比也显示方法上的局限。比如，最近几年，追忆60多年前的学者、大师品格的高尚、学术的深邃的一类文章越来越多，几乎要成了今天研究20世纪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一个热点了。当然，研究者们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追忆表达来抨击、纠正眼前学术制度、学人学风腐败不堪的现状。但是，这些旧时代、旧体制的学界前辈的榜样，在今天学术界根本发挥不了他们道德号召力，学术腐败日益明显。人们在一个不同于往昔、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好像人人都已经处在一个难以完全摆脱的、无边无际肮脏的泥潭之中。所以，这类追忆文化人、学术人的历史研究，真要借题发挥、以史为鉴，逼近这30年来的学风腐败新特征——根源的话，还必须要抓着当今与前30年或者60年前学术界、教育界及其制度不同的、新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也因为阿伦特重视人的记忆，认为记忆与思考有着紧密联系：

如果我们拒绝思考、记忆，虽然也能像极其普通的人那样生活，那却是危险的事，那样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实现人类最高级活动的能力——言说能力，将会受到很大损伤。自己使得自己的说话失去意义。不仅如此，对其他的人来说，本来应该具备高度的知性，现在也不得不作为一个丧失思考能力的人来生活。所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这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而且，假如我们拒绝记忆的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困难。比如，如果忘记了痛苦的经历，我们的勇气会成为极其盲目的东西。（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Edited by Jerome Kohn，2003.引自日文版《责任と判断》，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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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叔，否认痛苦记忆激发勇气，我坚持这一条，个人之间的立场观点不同，痛苦经历是其中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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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19世纪的瓦格纳的作品和20世纪的纳粹几乎无交集“，但是样板戏剧本创作，哪怕问起旗手干预之前的底本，都是49年后极权政治的产物，只能与第三帝国时期创作的电影、戏剧相比拟。至于说表演手法技巧中由艺术手段，艺术手段只是工具，这工具用得越好，大毒草毒性、危险性越大。正因为如此，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他的艺术性。殊不知，越纯粹艺术，真正的美，越远离工具和功利性。问题是1966年前留在大陆稍微有些艺术造诣的、受过点传统人文熏陶艺术家，把身心都奉献给共产“艺术“，今天回头看许多甚至60年代初电影（经历过10多年磨难)都运用相当高的艺术手段，如《英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