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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8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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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周泽雄：现代死亡
周泽雄：现代死亡
现代死亡
十五年前闷读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的情景，差不多都忘了，只有书页上的斑斑划痕和若干眉批，还在竭力唤醒我的记忆。前年酣读托马斯·曼《魔山》，倒还历历在目。不过，近一年半由于我自己一直在癌病房里转悠，所以有机会比较一下文学与现实中的苦难，究竟哪个更沉重。我发现，文学不管如何写实，文学家的手法不管如何高妙，一旦与上帝自身擅长的白描手法相比，还是有所不如的。也是合当倒霉，对我呵护有加的岳父、岳母几乎同时罹患晚期癌症，我曾尽可能多地不离左右，结果，除了大规模地感受悲情，我还近距离地体会到什么叫“现代死亡”。
说起来，十八年前还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我和几位校园浪子一起，曾经“为赋新诗强说愁”地去上海龙华殡仪馆晃荡过一回，一脸肃穆地混迹在悲痛欲绝的吊客队伍中，一个厅一个厅地轮番拜谒一张张遗容。那天我以速读法，见识了不下十来具现代尸体。其中一把搁在某位早逝少女身边的小提琴，曾使我一度茶饭不香。但总体上，这种对死者的走马观花式了解，不可能得到死神的理解或欢心，所以，对现代死亡，我仍然木知木觉。
岳母曾是上海一家区级中心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六十年代初的医院领导和世纪末的医院第一把手，工作方式是不同的。那时，但凡遇到重大手术或重要病人（如出工伤的工人兄弟）临终之时，院领导都得亲临病榻，以示重视和安抚。所以岳母年轻时，脑海里储存了大量“现代死亡”的实景图像，对现代医学的能力和局限，较之常人也就多了份可怕的观感经验。她当年两位要好的同事曾罹患晚期癌症，因年纪尚轻，不甘就死，遂遍尝了现代医学研发的种种刑具，如化疗、干扰素、器官切开、电击等，最后，是在苦不堪言的状态下仰天弃世的。这样，当岳母半年前知道自己患上呈弥漫性扩散的晚期癌症后，她大脑里储存多年的“现代死亡”程序立刻启动，她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治疗，回家静养。中间只是服用了些传统中药。我亲眼目睹了她的身体如何一天天走向崩溃。好几次我都觉得她已不可能再恶化了，她病弱的身体再也无法容纳任何恶化空间了，她却仍能以清晰的步点继续恶化。聪明的岳母只在临终前最后一刻，才用最后的力气同意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大难临头，她除了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然也希望减轻些痛苦。岳母是西方电影的热情观众，她脑海里大概萦绕着好莱坞大片《埃及艳后》片尾中那句台词：
“女王陛下死得安详吗？”
“女王陛下死得非常安详。”
岳母成功了，她走得也非常安详，我甚至还想说走得非常高贵，就像一位女王。我看着她的遗容，突然感到，那是她三个月来最安详、最美丽的一刻，当此之时，你不可能不想到天堂的存在。在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天，岳母踏上了天堂之路。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多维目衰竭。
与此同时，岳父身上同样有四五种肿瘤在体内奔窜，其中每一种都足以致人死地，如骨癌、淋巴癌和脑瘤。考虑到我们没有能力同时在家里服侍两位高危病人，再加岳父作为军队离休干部，一位十三岁即参加新四军的老兵，本来也可以享受较好的医疗待遇，所以他选择了住医院。我和医院里年轻的鲁大夫混得熟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如果不从医生的角度看问题，我得说你岳母的选择是最正确的。晚期癌症病人，就是神仙也治不好。通常，对晚期癌症病人的治疗，无一没有副作用，不管是选择手术、化疗、放疗、介入疗法还是中医，都或多或少有些副作用，会加重病人的身体负担。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弃治疗，实施临终关怀。当然，作为医生，我们却又不得不尽力而为。如果将一位原来只能活三个月的病人，经过治疗让他多活了三个月，我会把它视为一种成就。”鲁大夫之所以对我说这些，是因为他那同样罹患晚期癌症的外婆也曾尝够了现代医学的苦头。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那家医院擅自为她做了抢救，结果，他外婆的生命被延长了一倍时间，苦难则被放大了不止十倍。
在癌病房里呆久了，难免会关心死亡问题。我意识到，死亡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奇特的现代病。简单地说，一个现代人，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那么，痛快地死去，将成为一种奢望。一些老资格病人在谈到某人因一次中风突然死亡时的神态，和谈论一件风流韵事差不多，这表明，猝死，已经被他们视为一种艳遇，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美事。
现代死亡通常很难进入审美领域。刘伯伯一年半前就做了大手术，喉管割除，胸肺处也挨了一刀。他无法讲话，甚至无法正常呼吸，一只吸痰器不离左右。那时，死神就已经离他很近了，当他用一只擦写板和我交流晚报上某篇文章的优劣时，我好几次都能闻到死神的呼吸。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从抢救室里三进三出，病危通知单医院也发出了五回，他却依旧躺在病床上。区别是，他再也无法和我交流任何东西了，我也不必去闻什么死神气息，我一眼就能看出，死神天天和他睡在一起，随时准备带他上路。他的表情无法描述，那曾经清澈、明朗的眼睛，现在早已一片混浊。身上除了浮肿的部位，只剩下了骨头。他曾经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人，聪明果决，意志非凡，过去在国家安全战线上从容承担着复杂的使命。现在，当他体重只剩下三十五公斤之时，他身上原本属于一位男人的优秀品质也尽数脱落，他甚至无法思考“活着还是不活”，他只是像一只虾那样整天佝偻着身子。只有床头柜上那只心电图监视器，还在徒劳地证明他一个“万物之灵长”的神圣价值。
在这座军队高干楼上，处于刘伯伯这种状态的人，少说也有十位。
现代死亡，我指的是这种情况。现代医学对于自己无法治愈的所有顽症，几乎都具有拖下去的能力。它固然治不好某些病，但让病人多活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一年，却常常并非难事。结果，一个现代病人，会比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病人都能更充分、更长久地体验所谓濒死状态。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具体执行时间却未获知，结果，他被迫成为了死亡体验的大行家。当然，既然心脏还在跳动，在这过程中，现代心理学曾经拈出的“缓刑错觉”，难免也会在他脑海里生成，他的死亡恐惧里也可能交杂着生存希望。虽然，一旦引入概率学概念，这份“缓刑错觉”立刻变得无甚意义。他的希望越强大，处境往往也就越可悲。比如，想到刘伯伯早已“多维目衰竭”的体内还残存着生存渴望，我就只能避开他的眼睛。
如果询问这些病弱不堪的病人是否愿意接受以进一步折磨肉体为前提的现代治疗，答案多半是愿意。但考虑到这些病人的思维能力早已不复当年，所以他的答案是否经过了必要的理性程序，也颇为可疑。即以岳父为例，由于胆大妄为的癌细胞早已侵入大脑，他的思维能力已不再可靠，他当年在第二军医大学获得的专业医学知识，已尽数失落。确切地说，他最后出现了器质性精神异常。如果此时要他回答“活还是不活”，他肯定无能为力，无论“YesorNo”，都显得非常苍白。但反过来，如果你问我——一个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青年男人——是否愿意接受也许三十年后才可能降临在我身上的此类可怕治疗，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会一口拒绝。然而我又无法保证，若干年后万一真得面临这个拷问，我会否反悔。我知道生命本质上是一种意志，这既是对生命的恭维，也是一种不带偏见的贬低。它表明，生命，在其缺乏理性干预和指导之时，只是一股盲动的力量，只是一堆无知无识的灵长类肉体。
所谓“现代死亡”，自然有其对应物，我想到的对应物有二，一曰古典死亡，一曰艺术死亡。
与在病榻上动辄缠绵数月乃至经年的现代死亡相比，古典死亡，几乎算得上一种美丽之物。古时医疗条件落后，有大夫无医院，将死之人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疗。所以，不管病人的身体曾经如何强健，面对如山倾倒的恶疾，他们通常总是无法抵挡，通常总是匆匆走上赴死之途。仅仅依靠生命本身自带的能量，是不足以与死神长期周旋的。“多维目衰竭”，我相信二十世纪前的人类，无一死于此因。别说人类，就是生命能量远比人类强悍矫健的大型食肉动物，也免不了“斯须而毙”的宿命。长篇小说《白鲸》中那头生命力惊人的莫比·迪克，其死亡场景曾被麦尔维尔描绘得惊心动魄，地动山摇（在麦尔维尔笔下，连海洋都成了一块“巨大的裏尸布”）。但就过程而论，毕竟仍说不上漫长。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古人几乎不可能与死神玩什么太极推手游戏。在现代医疗条件出现之前，根据我曾接触到的杂七杂八传记材料，古人从将死到实际死亡的时间，平均不超过三天，大量的死亡都迅速得无“过程”可言。如卡尔·马克思或罗斯福总统在椅子上寂然坐化的例子，也非罕见。虽然我对现代医学大幅度提高人的自然寿命的丰功伟业，充满感谢和敬意，但对其副产品，即常常迫使现代人获得几何级数增长的濒死经验，则又充满恐惧。既然人非死不可，那么在这一天来临之时，让我等痛快地死去，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在这方面，我不禁对古人顿生羡慕。像现代人一样活着，像古人那样死去，我以为是一种更合理的生存方案。
比古典死亡更痛快、更美丽的，无疑属艺术死亡。这里我想着重提到两种死亡，一种是禅宗和尚的死，一种是艺术作品（尤其是电影）中的死亡。
关于禅宗和尚的死，大量禅宗“传灯录”中都有记载。那真是说死就死，想怎么死就怎么死（如选择倒立法），人类在死亡面前似乎完全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可以轻轻巧巧地置死亡于死地。一个现代经典例子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提供的。他在提早数天给弟子的信中，精确预言了自己的死期；他的死亡姿势也是标准的佛门姿态：侧卧在床上，与卧佛无二。
艺术作品中的死亡，亦即伴以想象和巧思的死亡，其境界尤能超乎死亡之上。个中最具观感性的，不妨以电影中的死亡为代表。我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类死亡的独特性和美妙性，那就是“恰到好处”。电影中的死者，通常不出两种形态：要么死得非常痛快，要么死得非常及时。如是后者，十之八九他们还能在死前说出最后一句话，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接最后一次吻。虽然人类拍摄出的影片成千上万，我看过的影片也成百上千，但稍加回想，如我在癌病房里看到的那种以“不得好死”、“迁延日久”为特征的现代死亡，可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还记得《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那位黑手党魁堂·柯里昂吗？咳，就是这样一位杀人魔头，居然还被允许突发性地死在自家花园里，死前正与孙子捉着迷藏。
我等凡夫，此生断然不敢高攀禅宗死亡的高境，对以电影为代表的艺术死亡，也只能可笑地表达一番羡慕之情而已。我对死亡的肤浅认识是：死亡是件扫兴、乏味而又必须的事，死亡孤苦无依，孤立无援。帝王再多的人殉、畜殉，也改变不了死亡的孤独本质。所以，面对死神的强权，最人道的建议就是，迅速、果断、无痛苦地把它料理掉。
然而这是一件难事，我发现即使那些现代高人，一旦抵达那个只能任由生命意志作决断的时刻，在见识上与我等凡夫也没有多少高下。明哲勇毅的思想家顾准，在可怕的癌症面前，事实上也是奉行拖的态度，能拖一天决不拖半天。在《顾准日记》里，我看到的正是令人心悸的现代死亡图像。钱锺书先生从卧床不起到撒手人寰，据说也长达四年之久。至于巴金老先生，众所周知他的身体早已有解脱之愿，但许是为了体现现代医学的灿烂成果，许是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对文坛硕彦的敬意，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某些政界要人逢年过节有一个现成的慰问人选，巴金遂被现代医学强制性地扣留在人世。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媒体曾好几次无意间披露巴老这样一个想法：“我是为你们而活着”。——有人从中听到了巴老的真诚感谢，我理解的意思则接近控诉。
多年前读一部中国人郭二民先生编译的三联版小册子《合法杀人家族》，读到一则惊心动魄的法国式凌迟。行刺路易十五未遂的法国人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被巴黎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其内容残忍得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我且放纵一下自己的残忍因子，摘抄如下：
“被告达米安将身穿一件衬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在板车上被拉至巴黎第一教堂前。在那里进行公开忏悔，然后，他跪在地上……乞求上帝、国王、正义的宽恕。本法庭并命令把他带到沙滩广场，在为此特别搭起的处刑台上，用火铗烫他的胸、胳膊、腿，用硫黄烧他犯以上弑逆罪时持刀的右手，用烧开的油、溶化的铅、加入硫黄的树脂和蜡灌入他的伤口，然后，让四匹马撕裂他的身体、把他的四肢和躯体烧掉，让风吹散他的骨灰。”以上只是法院非常扼要的公告，实际执行起来，当然还要具体得多。比如，达米安在押赴刑场前已经受到了严刑拷打。“四马分尸刑更是一场恶梦”，因为达米安强壮的躯体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被四匹骏马撕裂，实际上直到马臀上挨了第三次鞭子，达米安也仅仅是有点脱臼而已。结果，“要把这档恶事做到底”，便“非得用斧头不行了”。
除中国式的凌迟外，这是我阅读生涯中见识到的最残忍的死刑。然而，根据我在癌病房里一年半来的所见所闻，我敢说，有些现代死亡的例子，实在不比这位倒霉的达米安先生好多少。火铗、硫黄等物固然能极大地增加人的痛苦，但有些晚期癌症病人从疾病本身领略到的痛苦，似也未见得比硫黄的威力小多少。更可怕的还不在于病痛与刑罚的疼痛度比较，而是受折磨的时间。我们知道世上最残忍的死刑处决，招数尽可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尽量延长受折磨的时间，绝对不让对方痛快地死去。若以此为标准，我敢说世上没有一种刑罚比现代医学做得更出色，更有效。虽然医学界有着种种堂皇的理由，高扬着令人不敢仰视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在做的，或者反过来说，濒危病人实际上正在感受着的，乃是如何使自己以滴漏的方式一寸寸地死去。倒霉透顶的达米安，大概时隔四小时才死去，而现在医院里的不少待死者，死亡时间甚至会持续四年。什么叫“多维目衰竭”？想象一下，我们的肉体就像一座有几十个房间的大城堡，每个房间都灯火通明。传统的死亡，只要其中一个主要房间——不妨是主人的卧室——灯光熄灭了，死亡即告完成，现代死亡则只有在所有房间的灯光全部渐次熄灭后，才算正式谢幕。这里不存在一个总电闸，关灯的工作还必须由羸弱的病人自己去做。这一来就可能需要半年乃至四年。
据最新资料，我国每年用以无效治疗的费用，高达五百亿元人民币。这笔钱算多算少，我不懂。考虑到我国的人口数，所谓“五十亿元”，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区区三、四十元而已。即使数据有误，实际支出远大于此数，似也在国人的经济承受力之内。所以我考虑的绝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的现实苦难。让我揪心的是，“现代死亡”所施行的种种仁行善举，对于那些具体承受者而言，其实已构成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身心灾难。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躲藏在现代文明幕后的虚伪。面临“现代死亡”这个无人可以最终规避的沉重话题，我感到了人类智慧的不足。其实，即使从所谓“伦理道德”角度考察，“安乐死”的伦理深度也是无法与“堕胎”或“克隆人类”相匹敌的。使无可救治的病人及早免于病魔的肆虐，也许不符合人道，却未必有违天道。至少，大自然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人类也早已总结出一个“丛林法则”出来。也许，文明的人类能够识别政治左倾的可怕，面对道德左倾，则难免思虑瘫痪。比如，不久前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在做一个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一位青年以无人敢正面逼视的道德激情，痛斥安乐死提倡者的懦弱，热切地歌颂人类生命不可凌犯的尊严。面对这位青年人，我无言以对，自诩也绝无能力说服他改弦更张。我只是想到了近一年半来不断在癌病房里见识到的生命现象：一个人在走向大限之前，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使生命如何在外观上变得毫无尊严。消化系统的紊乱乃至失控，几乎是所有现代死亡的必由之路。在癌症侵入大脑以后，他除了肉体上失去了尊严（以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的大小便失禁为特征），心智上也将迅速堕落。你愿意高谈生命的尊严，自然请便，反正我没有从现代死亡者身上看到它，相反，我看到的是，正是现代死亡这一未必符合天道的科学程序，使人丧失了尊严。
岳父临终时，我们谁都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比我们看得更清楚的，当然只可能是那位负责最后抢救的主任大夫。但他坚持俯下身子，非常费劲地圈动双手，在病人（死者？）身上实施状类武林高手比拚内功般的救治。汗水一滴滴地淌下，而病人纹丝不动。最后，是在我妻子的劝阻下，他才终止了此类仗剑作法。护士立刻从一旁的心电图测量仪上拉出一张纸来，一连拉出四五米长，所见均为一条直线。
一位军医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他亲历的奇事。有一位老红军，其实半夜里已经在家中死去。但家属不以为然，坚持要他们进行抢救。由于“老干部是国家的财富”，又由于国内关于这些高干子弟的能耐历来充满着可怕传闻，一名普通军医是万万不敢得罪的，他只能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当着家属的面对死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抢救。抢救进行了五个小时，“病人”僵硬如铁，尸斑纵横，家属竟还是不依不饶，坚持要他们再把“病人”送往医院，以便最后确认。两位身心遭到巨大折磨的军医，再次以军人的威严，执行了家属的命令。最后，他们免不了还得被那家医院里的大夫骂上几句“白痴”。——那些家属肯定想告诉别人：我老爸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想死，没那么容易。
当然，转机也非不存在，荷兰人刚刚通过了安乐死法，在我国，主要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所谓“无痛化原则”，据说也已开始实施。
我对现代医学的梦幻奢望是：让人类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如果确有难处，那就帮助我们迅速远离“现代死亡”，回归古典或艺术死亡。
200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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