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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吧？
邱晓云 发表于 2012-10-19 22:17 
77届系列1---当年如何学日语？
魏海波
我是78年2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当时，大学已停办十年，百废俱兴。摆在我们77届大学生面前如何学外语，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选择。当时可以选修英语、俄语或日语，我考虑到日语中汉字比较多，而且日本离中国也不是很远，恰好当时高仓健的《追捕》，栗原小卷的《生死恋》这类影片在热播，我也很想去日本看看，所以选择了日语。然而当时，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教材，校方拿不出一本像样的日语教材。第二个问题是没有日语教师。教我们日语的李金林老师原先是学俄语的，临时转过来教我们日语。十年之后，我陪日本客人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和李老师交谈同时，没想到李先生居然听不懂日语，让我当翻译。我很惊奇的问他，您当年是如何教我们日语的呢？李先生仰天大笑，告诉我，当年他是上周听了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下周就来教我们日语的。因此，他并不会说日语。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位不会说日语的老师辛勤指导下，我们班走出了一批精通日语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原上海外贸大学校长王新奎；华东师大教育科学院院长谢安邦；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复旦法学院原副院长郭建教授（他经常出现央视讲台上）；复旦历史系教授张翔；华师大历史系教授郭海良。活跃在日本商界的吴立群、伍继涛，以及现在经营朝日的我。说来可笑，当年学日语就是在一无教材，二无教师的情况下，走上了苦苦的学习之路。说起来，我们的学习方法非常简单。
第一个秘法：苦背单词。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废纸做的单词本，每天至少背20-30个单词。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冬腊月，每天六点半我们就在校园里边散步边背单词，去食堂排队买饭时也在背单词，去伙房打开水时也在背单词，晚饭后去散步还在背单词。记得当年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日文杂志是《人民中国》，当时，我们一无照相机，二无复印机，只好将人民中国的文章照抄下来，每天背诵。大概是1978年的下半年，新华书店开始出售日汉简明小词典，我和郭海良一人买了一本，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互相提问，互相检验背功，不到一年，我就把整本简明小辞典背了下来。
第二个秘法：苦练会话。当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名外教，自然更没有机会和日本人练习会话，只能在同学互相之间扮演不同角色，互相对话。我们就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日语的教材为蓝本，互相练习对话。我的对手就是郭海良，他当时是应届中学毕业生，年纪比我小，记性比我好，说的也非常流利。长的圆头圆脑，很像日本和尚。我就和这位假日本和尚练习对话。还有件事使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时，王新奎老大哥年龄比我们大，他进校时已有一定日语基础，我们暗暗在心里以他为榜样。有一次和他去参加一个外事活动，听到他非常流利的用日语和日本客人交谈，我心里非常羡慕。心想，哪一天我能说到这样就好了。王新奎的刻苦更是全年级有名的，他每天晚上一般都要在教室自修到十一点半或十二点，再回寝室睡觉。我们有时候为了捉弄他，经常在他的被子里放肥皂盒或漱口杯、毛巾、梳子什么的。有一次，有个同学居然把洗脸盆放到了他的被子里去了。他回来后一摸被子一个圆鼓鼓的东西，气得 “大怒”：“你们几个小鬼，难得放放肥皂盒、杯子也就算了，今天居然把洗脸盆也放进来了。以后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吓得我们几个不敢出声，以后再也没人捉弄他了。32年过去了，今天的学习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复印机、录音机、照相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任何一个大学生都能随意听日本NHK广播，看日语DVD，和日本人交谈也是稀松平常，不值夸耀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走进大学校园，很少已经看到当年77届、78届学生们刻苦攻读的气氛了。一些学弟、学妹追求的已经不是“板凳要座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目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看不懂也摸不透的潜流。
今后，不管社会如何进步，顽强拼搏、刻苦攻读的风气总是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庆幸，自己当年成了“七七届”的一员，庆幸自己和同学们经历了苦苦奋斗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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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2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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