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森根：周有光高尚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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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根：周有光高尚的人生境界发布时间:2013-01-28 11:13 作者:张森根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29次

核心提示：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针对眼前的消极因素，他总笑眯咪地说：不要急，社会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走三步退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 　　周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的贡献，万古千秋。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其他29位都作古了。他进入21世纪是96岁（按阴历算，下同），2013年1月13日迎来了108岁生日。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届时将推出《周有光文集》，大约20卷左右。他最近的一本书《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今年6月。2012年10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有事上门拜见周老，仍见他老先生光彩依旧，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从精气神方面观察，跟一年多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他像他往日一样——读书、思索、写作、与亲朋好友交流、切磋学问，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当今世界百岁老人也许不希罕，但像周老那样著作等身、头脑至今还那么清晰的知识老人，恐怕是空前的。这位世纪老人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足不出斗室，天下大事、社会态势，了如指掌。他的生活宁静而快乐，有时甚至忘记了年龄，还相当活泼、热闹。朋友们见到周老，都感到他生活得十分充实。他的著作、谈访录和视频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不少读者还把周先生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可见上苍把周老先生忘了，因为上苍要创造一个活着的奇迹，赐福于中华大地，以留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滋润他的子民。 　　周有光生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嫁，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界限，而且，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还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以及风范和人生境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先生在庆贺周老百龄华诞座谈会上以七个“最”字来评论他的贡献。陈先生说：周老是语言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长者，同年龄段中身体最健康的学者之一，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工作最勤奋的学者之一，思想最新潮的学者之一和品格最髙尚的学者之一（见王鉄琨等编：《一生有光——周有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第186-189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1月）。以下是周老在我的心目中三个突出的印象。 　　（1）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 　　周老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经历了晚清（光绪和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以及抗战时代）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几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他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二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他一生中认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髙官，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高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七七”事变后，章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请周老当副所长。自到北京工作后，周先生的收入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老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老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车了。但他心中只有事业，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他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练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其实，周先生解放前几年就有私家汽车，而打电话焉能出家门半里？但为了他心爱的语言文字工作，他总是乐观地面对生活。后來，上面让他当了政协委员。1989年秋季之后，他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慨然与政府主导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脱勾，以此来表明自已的信仰与立场。在他來说，文人的名节永远髙于个人的待遇。虽然不允许公开表明立场，他后來通过著书立说、接受媒体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统统说了出來。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文章中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 　　周老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八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光安身就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5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有一回全家被炸得只留下一双胶皮套鞋。好端端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落到了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共呼吸、同命运。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文革前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大家也许不知道，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在美国也祘中上等收入，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集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先生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他身上似乎永远充满着活力，能用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社会与人生，天天快乐，活得十分平静、愉悦、充实，令多少人羡慕不巳。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咪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周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的生死观上。2002年8月14日周老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充和，自称“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苐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老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们两人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兩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老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___--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五反运动（从1950-1978年估计有56次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老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地各一方。四对夫妻中除周老外，仅四妹张充和现在美国生活。周老夫妻性格不同，周老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老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的恩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他们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和谐的幸福生活。张允和那天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对周老是晴天霹雳，使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一如往常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老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过了比三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他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