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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和发展似乎开始进入到最危险的时期，精英们开始成批地用脚投票，避走他乡，但政府集中社会资源用于增加投资和出口来保持增长和就业，同时相应大幅度增加官员、国企和与政府关系密切者收入，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的中特模式还在不断强化。创新乏力和投资效益低下，则从全球化市场竞争层面同时对中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怎么办呢？杨晓凯的有关后发劣势的论述似乎有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