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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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成本

---前民主时代刍论之二：对南非的思考



1994年，終于变成的多种族的平等选举把黑人自由斗士曼德拉宣成为南非总统。黑人就此从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专制统治下面得到解放，平等了，自由了，也民主了。可是，曼德拉可能万万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接下來的总統任期内，他將做得最多的是以总統之尊去到那些被黑人罪犯无辜杀死的各种肤色的人士的家属那里慰问道歉。
来自南非的老乡纪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原来在南非曾经拥有一个很好的金银珠宝首饰加工生意，但是日益恶化的治安，和日益严重的犯罪使他不得不丢弃生意，转而移民加拿大。他述说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因为治安的恶化，一个白人买了一辆装甲车用来保护每天去银行提款和存款，这辆装甲车自然配备了重型机关枪。每天，装甲车开到银行，一个保镖端坐在装甲车上，手指紧扣重机枪扳机，另一保镖护送提款人去银行。似乎很安全了，但就是这辆装甲车保护下的白人，某一天在一家银行门口受到了三个持枪暴徒的亡命攻击！三个暴徒使用冲锋枪开着火，就朝正下装甲车的提款人冲去，车上的保镖立即扣响重机枪扳机还击，打断了其中一名暴徒的腿，并“安全”掩护提款人和另一个保镖回到装甲车！这位老乡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忍受对于治安恶化的恐怖，携妻带儿，毅然抛下生意，改投加拿大的。
2001年，对民主以后的南非，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南非的犯罪已经显赫地攀到了世界之最：非政治性犯罪在种族隔离统治结束以后有了剧烈的增加。根据Sibusiso Masuku的一项研究报告1994到2001的七年里，暴力犯罪增长了33%。《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自从1994年以后发生的非政治性攻击中，大约有1500个白人农场主被杀。Interpol调查得到的数字显示，在2002年，南非发生的凶杀达到每十万人居民中就有114.8起，这是世界最高的纪录，并且是五倍地高过排名第二的巴西。而在1998年，虽然只是不很大的数字差别，但调查还是显示了南非在杀人和抢劫两项犯罪上领先于世界。在2001年的一项由社会研究机构作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非所有的犯罪中，涉及财产的犯罪在相当高的发生率水平，但这种发生率水平还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南非的暴力犯罪所达到的令人震惊的高发生率水平却使得南非成为一个被那些犯罪受到限制的国家边缘化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犯罪调查得到的数据，也支持有关种族隔离统治取消以后的南非犯罪剧增，治安恶化的结论。

南非犯罪世界排名一覽表（1998-2000）
分类 犯罪统计 世界排名 千人犯罪比例排名   
杀人 21,995      第四  第二，千分之0.496008
持枪杀人 31,918        第一  第一，千分之0.719782
过失杀人 10,961      第二 第一，千分之0.248
抢劫 197,038       第四     第四，千分之4.4434
强奸 53,008    第二    第一，千分之 1.19538  
骚扰 535,461     第二  第一，千分之12.0752
犯罪总量 3,422,740    第五   第十，千分之77.1862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日南非反而成为犯罪之最国呢？
表面上看，昔日白人的种族隔离统治之下，对于黑人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造成了那时的黑人的反抗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自律。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白人的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时候，黑人更是及时地放弃了武装反抗的暴力主义，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支持。现在，黑人与白人平等了，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了黑人为多数的政府。当年黑人的自律就不再重要了，相反，昔日受压迫的记忆引发的仇恨，很容易地被转化成犯罪的冲动。大主教图图曾经有一句格言在南非社会深入人心，“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是没有认罪，就没有宽恕。”曼德拉任总统期间，曾经希望这种“认罪与宽恕”运动能使黑人和白人之间达到种族和解，但是以前总统博塔为代表，白人拒绝合作，造成了种族隔阂依然如旧。
但是在另一方面，南非社会实现多种族普选之前和之后，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社会财富重新组合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所造成的黑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人权不平等，通过超肤色，多种族的普选，可以在一夜之间以曼德拉的当选而烟消云散，但是，随着那庆贺人权，民主的胜利的礼花飘荡而去，统计的数字却冷冷地告诉世界：今日南非的财富占有仍然是按肤色来分的，百分之二十的白人占有着三分之二的南非国民收入。这种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均从前是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造成，现在却要变成南非民主的社会基础，而黑人为多数的民主政权不仅要认同这一不平均，更要为它给自己正造成的动荡买单。
问题就在于从前种族矛盾遮住了一切矛盾，举凡社会不公，财富占有不均，教育与受教育权利的不均，就业权利的不均，等等，都是由于种族隔离主义造成的。而一个理想的民主前景就是，黑人取得与白人一样的民主权利，种族矛盾遮掩下的社会矛盾也会随着这一民主权利的获得而跟着缓和。但是，这些社会不公却严重地以现实的利益分占不均，财富占有不均体现出来，民主不可能立即解决种族隔离主义历年持久地造成的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不公等等问题。民主和人权，对于今日南非黑人来讲，相比于从前，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张选票。从前的种族矛盾遮掩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或者说，激化的程度依旧，不同之处则是这些矛盾现在越来越显现出来，并反而遮掩住了种族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说到在黑人得到所谓的民主选举权利之前，他们失去的人权并不仅仅表现在没有选举权，更重要的的压迫是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的那些保护白人的法律制度性的经济剥夺，比如，在1939年，议会通过土著土地法，规定只以边缘的只占全南非的百分之八的土地作为黑人居住地。白人，只占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黑人不能到规定的居住地之外买进或租赁土地，甚至连作为合作投资者也被禁止。在接下来的当局执行这些法律的过程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所谓的非法占有者（黑人）从他们原来的农场驱逐出去，把这些黑人赶到迅速变成格外拥挤的落后地区，或者干脆把它们撵到城市，使他们沦落到没有土地的劳动力的社会地位。
这样的法律制度性的经济剥夺，历经南非的联邦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直到1994年黑人通过选举夺取了政权。而这还不包括所谓的土著土地法案之前，以英国殖民主义者为首的对于黑人的土地剥夺。
整个南非在1994年之前，可以说一直在通过法律制度性的和非法律制度性的剥夺，使黑人不断地失去土地和财富，这种剥夺甚至还包括对黑人的知识技术的限制和剥夺。比如在1939年的土著土地法案之前，联邦就有相关的法律禁止黑人罢工，同时用法律强行把那些技术工种保留给白人，排除黑人涉及这些技术工种，法律更明确规定禁止黑人参军受训，等等。
可以说，至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这种系统的制度性的“合法”剥夺使得南非在黑人得到民主之前就处在普遍的贫穷之中，而在1994年之后，号称处在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之列的南非，财富的分配却恰恰如同当年“土著土地法案”所“设计”的一样，占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的白人，占有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土地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
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事实来回味图图大主教那句关于宽恕和认罪的格言，那么，格言所要求黑人做到的宽恕，显然是要求黑人在接受这样的贫富不均的前提下宽恕从前白人在种族隔离的法律制度下的剥夺黑人的罪恶。而对于依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罪恶造成的贫穷中的黑人来说，这种罪恶不仅是一种可怕的记忆，更变成了民主平等下面的一种绝不平等的现实。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来反思民主到底给南非带来了什么？如果说这种由种族隔离法律制度造成的贫富严重不均状况是当年曼德拉们进行武装反抗时，立志要为黑人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而加以彻底的改变的话，那么，当德拉克宣布要取消种族隔离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南非的白人却很成功地利用了民主对社会既成结构的认同性，把这种财富占有严重不均的历史“合理”地转化成了民主南非的合法的现实。这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平等实际是与经济权利平等分开来的。曼德拉们过于理想而忽略了经济权利对于民生的重要意义，即使图图主教也只能通过要求宽恕和认罪来化解贫富严重不均造成的社会对立。
本来，对于历史上种族隔离的制度性经济剥夺应该有一个制度性的清算和纠正，社会对于种族隔离主义造成的经济和财富的不均等也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地调理，更重要的是对于贫穷和缺乏教育的黑人的民生应该有一个致力于改善的制度性建设。简而言之，就是对于黑人的贫困，社会有一个必须付出的解脱贫困的成本投入，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成本。但是南非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甚至在邻国津巴布韦穆加贝领导黑人剥夺白人农场时，穆贝奇总统还因为没有加以谴责受到南非不少白人的非议。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不能接受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财富占有不均，先是准备用向白人赎买土地的办法，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由于白人的拒绝合作，没有成功。接着就采取强制剥夺，结果引起西方投资者的退出，因而导致津巴布韦经济进入危机。现在，中国的资本正在进入。穆加贝大概是希望中国能帮助他复苏经济，并解决殖民时期留下的财富占有不均问题。对于邻国这样的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举措，穆贝奇总统自然是有惺惺惜惺惺的感受，但是来自民主的南非的批评却是他不该不立场分明地谴责这种剥夺。民主限制的主要就是政府的权力，当财富不均在人权的旗帜下成为民主南非的现实之后，任何一点有违于民主的政府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哪怕这种权力可能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的。
但是对于同样也摆脱了种族压迫的南非黑人，他们对于这种贫富不均的不满和愤恨却完全会很自然地把刚刚获得的人权用在仇恨的发泄上，这样的解读可能才是对于民主以后南非犯罪攀升到世界之最的原因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而原来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掩盖在民主制度下的以贫富不均为特征社会矛盾之下而已。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自从1994年，估计有250，000左右的南非白人移居国外。其他白人则用迁居到私人领地来回应新的取消了种族隔离的社会，在这些领地里，他们用隔栏把社区隔开，使他们很少与黑人接触。似乎可以这么说，只要民主在对付此前的种族隔离造成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财富占有不均继续表现出它的无可奈何，那么，南非社会就将继续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种族隔绝，继续面对社会犯罪的不断恶化这样一个无法一时解脱的阵痛。这决不是在鼓吹黑人犯罪有理，而是希望对于南非犯罪高攀世界之最的原因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中国的孟子有一句名言，有恒产故有恒心。今日南非黑人对于昔日的民主人权自由理想缺失恒心，轻易犯罪，很大原因应该就是他们缺失恒产。由此，我觉得应该相信，民主其实不是空想，它更应该是一个很实际的利益体现。一个健康和谐的民主社会，民主体现的，应该是很实际的民生利益均沾，很实际的社会普遍富裕。也就是说，对于南非黑人来讲，人权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的民生却是保证这种人权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基础。
综观来自南非的民主经验，我想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民主是目的，也是一个过程。所谓民主是目的，是指作为社会的发展水平，建设现代民主社会是目的。但民主又是一个过程，那就是指争取民主或者建立民主的过程。说民主是为了今天，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民主过程，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指民主社会应该有一个成本建设时期，就是民主的准备，它较之于选票，可能意义更加广泛，深远。借用孟子的话，那就是恒产与恒心的关系问题，民主的恒心是不能没有恒产的基础的。南非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在民生权利方面，由于南非从前民主时代到民主时代之间，缺少了一个切实的民主准备，没有一个民主的成本投入。对于黑人，政治权利是应该和民生权利一体的。南非的白人政权不可能在执政时期把这里的人权与民生一体考虑，曼德拉胜选之后，也没有时机把人权与民生一体解决。跟着曼德拉几十年如一日地争取人权民主的黑人，在最后选出曼德拉之后却发现自己依然一贫如洗，只是换了自己的黑人兄弟执政。质言之，今日南非之所以深陷于民主的阵痛，乃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充分的民主准备阶段，尤其是在改善和提高民生方面。它实际是以穷人闹革命的方式搞穷人民主。社会没有来得及对穷人进行脱贫的成本投入，就只能面对这些穷人犯罪日增的现实。这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代价，因为没有成本投入造成的代价。
第二，对于前民主时代的任何制度性地造成的财富占有不均的社会弊端，实际也需要一个民主化的解决过程。这是要说，如果不能制度性地在民主准备阶段对这些社会弊端进行清理和清算，这些弊端就会像南非现状那样，变成民主化的负担，由穷人来荷负的负担。对于前民主时代的那些不公正的剥夺黑人的法律制度，南非虽然都加以废除了，但是对于这些法律制度当年“合法”地造成的财富占有不均，新政府却没有实际能力来立即加以解决，相反，法律制度的继承性，即在对于私有财产的认可方面的法律继承性，使得今天南非的财富占有不均，变成了民主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也许可以说，南非正在走印度的老路，即没有把民生权利和政治民权一体纳入民主进程。虽然南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有很多“只能如此”的原因。但是事实的如此，却从反面告诉了我们，对于现状还是有严重的财富占有不均的前民主社会来讲，其民主进程之必须把民生权利与政治人权一体包涵是何等的重要。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一个著名提法是，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在今天中国以民生为纲的解决贫富不均的努力中，这种提法其实是很有意义的。而实际上，民主的进程中民生权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能影响到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富民基础上的社会民主还是贫富严重对立基础上的社会民主。
第三，民主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是迄今来讲最适合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中国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关注贫富差别，这是一些民主国家都不能坦然做到的。中国因为改革而发生的“制度性”造成的贫富差别已经日益成为社会问题，而在同时，官僚权力正在发生着的贪腐以非制度性的夺占财富造成了正在迅速扩大的贫富差别呈现超经济的恶化趋势。这一切都在提示中国必须注意南非民主经验。一方面，把中国纳入民主化的过程才是中国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民主才能真正解决官僚权力的无限制性可能带来的贪腐的无限制性。也就是说，要制度性地解决造成非制度性的贫富差别恶化的贪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主对于官僚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中国又同时需要前民主时代的新权威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性”造成的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问题，举例来说，涉及今天中国所谓的弱势群体的贫困生活的教育，住房，医疗和保险等等方面的制度性改革曾经有去除政府权力干涉民生过多的的构想，但是，实际操作中，政府的权力还是依旧，而政府对于这些民生的职责却被疏忽乃至抛弃了。把社会所需要的新权威体现在政府改善和提高这些民生的制度建设上，体现在政府对于民生的职责上，应该是另一可能的缓解贫富差别的途径。
普遍富裕的民生从来就是一切社会的得以稳定的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显示出她的关切。我认为，这实际意味着中国有着一个南非不曾有过的历史时机，那就是在前民主时代把民权和民生一体考量，真正切实地通过建立普遍的富裕（恒产）来使未来的民主有一个成本基础。
（200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