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976年12月10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小茹办回家去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破烂的小屋,走向新的地方。其实,这新确实是应该打个引号的,因为她是回家了,回到旧地方去了。 我所能表达的,是我的祝贺。各人都在选择自己能够更好生存的地方,自然,她的回去比留在这里强。虽然回去后的一切都还是“问号”,然而,这里向人们显示的“句号”,却多多少少太冷酷了,就像窗外不化的雪似的。 小茹一离开,胖儿就匆匆忙忙地搬了进来,打破了我的幻想——独自“霸占”一间屋子。我很不理解她的举动,虽然小茹接到病退通知时她已先跑来定下了小茹的床位,说连里通知,今年因缺煤让大家住得紧凑一些,但我们之间的不合是心照不宣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住在我的小屋里。 我的小屋是从南到北一大排房子正中间的一间,本来夹在中间的屋子应该不这么冷的,可这排西房都是空屋不说,紧挨在北面的又是间破屋子,前后的门窗早就被风吹打烂了。当风在屋中团团打转,堆在屋内的草棵便也随着转起来。 这间小小的西屋是那样黑,除了因为缺少阳光的原因外,煤烟早把原先的白墙变成了深灰色的四壁及黑色的顶棚。一到狂风大作的时候,墙皮便随着风的呼啸在发抖,一缕缕细细的寒气便从砖坯的缝隙穿进屋来。我把大块的破洞用泥抹住了,然而寒气却并没被挡住。如果不是贪图这小屋的僻静,我是决不会喜欢它的。 小茹在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高兴的。我带来了捡到的一架破手风琴,拉起来用一个手指按来按去,倒也能按出曲调来,只是它同时还会发出哒哒的响声,所以,我们叫它“打字机手风琴”。一到晚上,我拉着手风琴,把我所能记得起来的好听的歌一首一首地唱着,忘了歌词的时候就顺口胡编,小茹开心得不得了。 一天,我按小祥寄给我的歌本教小茹唱《红河谷》,胖儿正好进来定床位,小茹马上邀请她跟我们一块儿唱歌,没料到她拉下脸说她从来就不会唱“这种”歌。我觉得不可思议。她来自北京有名的女中,那是我初中的母校。记得就在我们那届入学的开学典礼上,节目中一组“四个小天鹅”把我惊呆了。我一直以为芭蕾舞是在天鹅绒幕布后华丽的舞台上才能演出,没想到在学校操场的体操台上四只小天鹅也能翩翩起舞。中午放学后,那些高中生随口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歌经我们教室旁的小门出校吃饭,不知有多少人能将《外国民歌二百首》倒唱如流。如果不是她十分熟悉,她又这么知道我们唱的是哪种歌呢?而作为一个这种学校出来的高三学生,用那么鄙薄的语气说这种标榜的话,作姿作态给谁看呢?我继续拉着琴,含着笑看着她:“噢,我忘了,你只会唱《东方红》。” 小茹从保定来,名义上是初中生,恐怕还是实际上的小学生。看见她我就想起小祥,小祥来时才十四岁,冬天穿着一件小红棉袄,套着沉重的毡疙瘩,乍着两手,走在雪地上,真像一只小企鹅。为了帮她补习功课,我们曾反复讨论为什么“1米等于3尺”,后来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笑料。一天晚上,我给她描述“十一”的狂欢之夜,正在兴头上,她可怜巴巴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过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金色童年,除了学校里的钩心斗角,我什么也没见过。”小祥在北京尚且如此,小茹还能怎么样?那天晚上的好兴致,全被破坏了。吹灯以后,我们聊得很晚,主要是告诉她,碰上胖儿这种人,离她远点,她说什么也别往心里去。如果碰巧他们手里有权,就更要小心一点。小茹忽然担心地说:“那你们住在一起怎么办?”我告诉她,我还有什么?我已经从北京流放到这儿了,已经是最底层了,还能怎么样? 现在小茹走了。白天胖儿去办公室时,我常拉拉手风琴,唱唱小祥抄给我的那些歌,还有你抄给我的《草原上的家园》。其他的时间看书。调到团里最大的好处是找书容易了。然后,照例是不说一句话地各自躺下,互相听着各自的喘息。 分配给我的铣床就在院子里立着,蒙着帆布。我曾掀开一角看了看,锈迹斑斑不说,似乎还少了东西。我不知道这台铣床扔在这儿多久了,其实,它离北边的大车间仅10米左右,当初加把劲也就挪进车间里了。 由于我自己的宣传,大家都知道修理班新来了一个“休息工”。估计这一冬就这么休息下去了。到春天的时候,也许会让我去通辽学习——假如我不得罪领导的话。 如果不是只剩下我一个未婚女生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在北边的牧业队。不管怎么样,在那儿冬天有烧的。我屋里水缸里的水早已冻成一块大冰坨了。那天,我从伙房借了把菜刀,把冰剁碎了扔了出去,否则,屋里更觉得阴冷阴冷的。 不知是否带去了寒冷的问候。 小方
15. 1976年12月26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这封信可以慢慢写下去了。 现在,我知道胖儿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搬到我这儿了,她怀孕了。 前几天,我去家属房那边补衣服,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听那些家属闲聊。忽然,有那么一会儿安静了一下,接着一个家属就问我:“胖儿有孩子了?”我一惊,说:“她胖。”那家属说:“胖跟这可不一样,你看不出来,我们可看得出来。告诉你,她快生了。” 我没说什么。我希望胖儿是生病了。一个人,总不该是这样矛盾的吧。要表现自己的正派,有人总喜欢指责别人的不正派,而因此,这种对别人的指责就该多多少少约束着自己。想起那天唱《红河谷》的事儿,想到那天她泼下的冷水,我不禁恨恨地想:何必自作正经!(以上是17日写的) 我到北边牧业队去了三天,过了三天又暖和又有好吃的的日子。我们用木工刨子刨了大半只羊的肉,包了好多的饺子。最让我高兴的是居然还有蒜吃!蒜们都被严严实实地包在被子里,怕冻着它们。冻过的蒜会变成半透明的黄色的,味道也差远了,所以要小心地保护它们。饺子都冻上了。包好了端出去,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的,然后往麻袋里一倒,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 临走前,胖儿若有所思地问我去几天,然后略含期待地说:“当然,我是希望你早点回来的。” 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到伙房的煤屋偷煤。我把麻袋尽量装满后,她主动说:“我背吧,你的腰不好。”我吓得赶紧背起麻袋,搪塞地让她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然后顺着后墙溜走了。她对自己怀孕一事的尽力掩饰使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无意”地照顾着她,不让她看出我已经明白了一切。这些煤,起码能在我走的期间起个让她睡觉前暖暖屋子的作用。 我在北边没敢多住,回来的时候,我以为她会表示高兴的,但看到她那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连我走时流露出的那点意思也无影无踪的时候,我真后悔回来得早了。(22日) 昨天晚上,我到基建连串门,为了过冬,他们备了好几大桶柴油。不知谁发明的烧砖头的办法在这儿被大家共同效法:把浸透柴油的砖头当煤烧,砖头可反复使用。一进门就可以感到扑面的热气,墙上闪动着的火苗的红光,让心里也暖和了。小伟说我来晚了,罚我喝酒,坚决拒绝听我的任何解释与哀求。我说我得先找个地方坐下,省得站不稳摔跟头,他就让我坐到床上;然后我说必须把酒发了才能出门,否则我可能会吐,他说你坐一夜都没事,大家聊天呗。我一咬牙,喝干了小酒盅里红红的果子酒,果然心就马上乱跳起来。小伟看着我变了颜色的脸,说:“你真不能喝啊?!”你看,他就是这种“眼见为实”的人!阿明笑眯眯地不言不语地在一边调整着他们从北京委托行里淘换来的手摇录音机,“命运”也就忽快忽慢地在这儿敲起门来了。我把《艺术哲学》拿来给他们看。为了这本书上的裸体画,为了我与小伟、阿明他们的交往,这儿的人们又在风言风语了。他们哪个的孩子都没少生,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个个都道貌岸然了呢? 等我在月光下踩着吱吱作响的雪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3点多了。空气好像也被冻住了,由于我的走动使它们碎裂,它们就把哈气推到我的睫毛上堆积起来,再把帽子的两个护耳冻在一块儿。在我的冰窖小屋里,碰哪儿哪儿冰手,我用最快的速度带着身上残余的热气钻到被窝里。被我破碎的空气又冻成了一个整体。 蒙眬中在寂静里隐隐地响起一声抽泣,我把头探出来仔细分辨,又是一声。“你怎么了?”我问胖儿。没有回答。我拉严被子,闭上眼睛,然而抽泣声清清楚楚地响着,扰乱着我的心。“你怎么了?”我又问。“鼻子不通气。”一句明白的谎言在哽咽声中传来。我不出声了,心里暗自责备着自己的多管闲事——难道她该哭的理由还少吗?(23日) 不知道从几点起胖儿开始难受的。我被她的喘气声惊醒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尽管不想被她打扰了睡意,努力着睡去,但多年放牧下夜养成的警觉仍使我在迷迷糊糊中把屋里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听见她粗粗地喘着气、听见她用脚摸索着鞋下床、听见她在窸窸窣窣地翻动报纸,还听见有铁器的响动……没翻身、没抬头,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有什么事儿,决不再自找没趣。 突然间,传来的一声细细的怪怪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人也清醒了。接着又是一声,我忽然感到这是婴儿的哭声!在细嫩的哭声中我一下子翻身坐起来,同时听见剪子咔嚓响了一声。 在冰冷阴暗的屋子里,背对着我的胖儿只穿着单衣坐在铺满报纸的床上。我跳下床,把炉子捅开,返身见她手上托着一个颤抖着细声哭着的婴儿,“要我帮忙吗?”她连头都没抬,也没出声。我穿起衣服,收拾好床铺,结满厚厚冰花的窗户已透进光来。天亮起来了。 屋外刮着白毛风,风卷着雪沙把窗玻璃打得沙沙响,电线在风中呜咽,一声高一声低。 “连包她的东西也没有……”看着这赤裸裸暴露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的小身躯,我痛惜地说。“还包什么,扔了算了!”这是她今天头一句话,它把我的心冻住了。我默默地看着她没有表情地从容不迫地用张报纸把孩子包上,又拿起那条2尺见方的、我过去就觉得小得出奇的“压脚被”再包上一层,然后便把这个小包包塞在枕头与墙的夹缝间了。 等到胎盘下来后,她用报纸包起来,连同床上所有铺着的报纸裹成一团扔到墙角。我看着那张平整、干净得似乎没在上边发生过任何事情的床,感到一种深深的寒意。 10点钟的时候,有人在后窗户上乱敲,大喊大叫地让胖儿到库房查库。胖儿穿好衣服,拉开塑料床单,把孩子和床罩住,然后开门,平静得像往常一样地出门去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白毛风中慢慢挪动着,很长时间,才拐过了南边的房角。 屋里显得更黑了。婴儿在塑料床单下不断地发出咳嗽声。我在屋里不知所措地转着。想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却伸不出揭开塑料床单的手;想看看书,但眼睛只盯在开头几个字上,什么也没看懂。我的心在咚咚地打鼓,耳朵却格外的灵:我怕听见屋外人们的走动声,怕有人推门而入;也怕听见屋里孩子的喘息声,怕被人听见。然而外边的人们的走动多起来了,孩子也不时发出微弱的哭声。一阵阵的恐怖扫过我的全身,让我不知所措。最后,我把门锁起来,出去了。 直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决定回去看看。白毛风仍在刮着,天黑黑的,四周的严寒包围着我。我顶着风往位于团部最北头的宿舍走着,不知道在那排黑黝黝的房子中间惟一亮着灯的屋子里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推开门,呆住了。屋内点亮着我们所有的煤油灯,竟有了一种金碧辉煌的气势,炉火也烧得旺旺的,使屋子整个冬天头一次有了暖洋洋的感觉。胖儿抱着孩子坐在床上,冲愣在门口的我破天荒地笑着说:“你回来了?”我靠在门上,腿有点发软。(25日补记) 我从没这样六神无主过。我不知道我心里怎么乱成这样。在给母羊接生的时候我们都拼命保护着那幼嫩的生命,而面对这个婴儿时所感到的恐怖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有车走,信以后接着写给你们。 小方
16. 1976年12月30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知道你们一定等孩子的消息。我自己私下给她起的名字叫达娜。一方面,她能活下来,这生命力已不一般,另一方面,我希望她永远健康。蒙语“达娜”就是结实的意思。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消息从来都是不胫而走。26日,去师部开会的指导员回来了,后窗户又被敲得快碎了似的:“小方,电话……”只有食堂管理员屋里有电话,我飞快地跑出去,一边跑一边想:谁会给我来电话?(重音在“我”上) 指导员正跟炊事班的花瓶儿在说话,见我进屋四处乱找电话,花瓶儿笑着说:“没你的电话,就是指导员要问你点事。”旁边还有炊事班的另外两个女生。指导员问:“胖儿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经过讲了。刚说完,花瓶儿就说:“胖儿真不怎么样,说我们妨碍她、影响她学习,所以不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倒好,自己生孩子还把屎盆往别人头上扣!”旁边小纹接着说:“也就是在小方姐那儿,要在我们这屋,半夜里忽然生个小孩出来,吓也吓死了……”指导员直截了当地打断了她们的话头,问:“小孩儿现在怎么样?”“咪咪把孩子抱去了,和她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喂着。”“胖儿准备怎么办?”“咪咪和她丈夫跟她谈过了,让她先认个错,写份检查,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别捂着盖着的了。再说事情一公开,别人说什么也不在乎了。”“胖儿现在干什么呢?”“休息呢。”“她那天还上班了?你怎么不拦住她?”“我看她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说。反正她检查都写好了,也没什么可瞒的了,只是这事变成我的“坦白交代”,心里总觉得别扭。但没想到花瓶儿又在旁边插嘴说:“其实,好多人都看出来了。那天庞胡子就说胖儿出事了,今儿上午对完账坐在那儿半天没起来。我傻乎乎地还追着问呢,说胖儿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当时屋里的人全笑我,我哪儿能想到是这种事!”我又呆住了。真没想到,我为了替她保密,在团部四处游荡,可事实上却根本不是秘密了!真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 其实,我也并没有完全给胖儿保密。那天我先到了一个已婚知青家,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远远地看着那道被锁上的门,心都快憋炸了。最后我向她讲了这个事情及胖儿所说的扔了孩子的话,当时她也傻了,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后来,我又到别处去了,走到看不见那间房子的地方。最后,我到了基建连小伟、阿明那儿。我想,如果我回去的时候孩子还在,那么就根本保不了密了。而我离开那个知青家之后,她也坐不住了,又找了另外一个家属讨主意,最后她们一块儿去找了曾与胖儿在一个队的咪咪。咪咪和她丈夫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大家商量了一下,让咪咪和她丈夫天黑以后去看看情况,如果胖儿已经把孩子扔了就算了,大家就都不吭声了,没扔就先由咪咪照料一下。如果有人要就送人。所以那天我靠在门上还没挪步,咪咪就敲响了我们的门。 胖儿满眼疑问地看了我一眼,迅速把孩子放回角落里,然后抬眼迎着刚进来的咪咪夫妇平静地与他们打着招呼,说自己不太舒服,先睡下了。寒暄过后的冷场终于被孩子的咳嗽声打破,咪咪好像就等着这声咳嗽似地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女孩儿。”胖儿平静地回答着,随手又把孩子抱起来,低下头看着。“你准备怎么办?”“反正也没奶,过几天还不就死了?”胖儿仍看着孩子说,声音仍那么平静。灯光虽然明亮,照不见她的脸,也照不见孩子的脸。我忽然明白,满屋里灯火通明,却并不是为庆祝新生命的诞生。“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先把孩子抱走,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过来再谈。”咪咪夫妇抱着孩子走了。我怀着满腹的疑团与欣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到咪咪家问,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对自己没想到找咪咪后悔万分。咪咪抱着自己两个月的孩子和胖儿的孩子一块儿喂着,说:“胖儿怎么不早点说?早点儿找个要孩子的人家,生下孩子就抱走,也没事了。”然后她把胖儿的孩子递给我说:“多怪,月子里的小孩儿皱巴巴的,胖儿的孩子白白圆圆的,眼睛还挺大。”我第一次在近处仔细看到胖儿的孩子,在长长的睫毛下,黑黑的眼睛懂事地看着我,安静极了。我忽然觉得胖儿真是可怜,居然找不到可以分忧的朋友。(26日) 自从昨天指导员说让她在屋里养着,照顾她的事由我承担,这件事就完全公开化了,我心里也轻松了。我们之间话仍不多,胖儿也从来不说要我做什么,脸上总是一种淡淡的样子,我就做着我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在车间里里外外搜罗了一番,什么废电瓶壳、破胶鞋、碎窗框、烂轮胎……在门口堆了一堆,补充了我们的燃料,使室温能升高点儿。只是有时搞得屋里一股怪味,但也没办法,暖和要紧。 今天中午打完饭路过水房,庞胡子正和几个老兵在打开水。这些老兵都是因为家乡太穷苦在组建兵团时复员跟来的。庞胡子一看我手中叠放的饭盒,与那几个人交换着眼光,冲我笑嘻嘻地说:“打三个人的饭?”我站住了,看着他也笑嘻嘻地说:“不,孩子太小,不会吃饭。——你还想听我说什么?”他们的笑容凝固了。 那天晚上,虽是黑夜,咪咪和她丈夫把孩子抱走时就被这些暗中注视的眼睛盯住了,今天咪咪把孩子送回来,他们又看到了。他们以一时的口舌之快求一场无聊中的大笑,并用这种无聊的大笑组成一张网,蒙向比他们的处境艰难的人,使这些人因此更加艰难。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善意待人呢? 我从正在看的赫尔岑写的《普希金断片》中抄段话给你们看,我很喜欢这段话: “必须有另外一种气质,才能够忍受这阴暗时期的空气;必须从小就习惯于砭骨的、不断的冷风;必须适应解决不了的怀疑、辛辣的真理、本身的无力、每天遭受到的凌辱;必须从最娇嫩的童年起就养成习惯,把一切激动灵魂的东西掩藏,不失掉蕴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相反地,必须在无言的愤怒中使心中的一切成熟起来。必须能够为爱情而憎恨,为人道而轻蔑;必须有无限的骄傲,才能够手脚被镣索捆住,还是高高地抬起头来。”(27日) 下午,我和小叶去小卖部,走了快一半儿路的时候,小叶突然不自然地说:“小方姐,真不好意思说,其实……因为在我们家乡,像胖儿这样肯定是没人理的,家里人也不理的,觉得丢人……我想了好几天了,要不是你对她这样,我也是不理的……我也不敢这么做的。我家还有些别人送给我们的小鱼,我拿来给胖儿熬着吃吧,别放盐,听说能下奶。”我忽然心里很感动,对她说:“胖儿其实挺可怜的,也挺惨的。上次你们说她从炊事班那儿搬出去时说的话,我才明白,她那会儿没地方去了。她也知道我们俩没话说,但还能搬到我那儿,也算是看得起我吧。我不能在人家倒楣的时候再踹上一脚。我为了孩子谢谢你了。” 晚上,终于找到刚巡诊回来的玉莲,我问她:“家属房的人早就对我说胖儿快生了,说她们早就看出来了,那你看出来了吗?”玉莲说:“嗨,这事儿我听说也吓了一大跳。要往那方面去想,是几个月了一看就知道,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过。你们住一屋,你没看出来?”“第一天就看出来了,就是拿不准。她晚上刚洗完澡,正好我回去了,她坐在椅子上喘大气,我看见她的棉毛衫绷在肚子上,肚子凸得奇怪,不是平缓地胖起来,而是一下子出来一块儿。当时我不知道我判断得对错,后来家属们也这么说。我不知道穿着衣服也看得出来。”“走路姿势、喘气也都能看出来。”“我没想到那天她没叫,如果不是孩子哭,我都不知道她生了。”“一声都没吭?”“只是喘气的声音比较粗,但也不厉害,我听别的家属说都要叫的。”“你帮她了?”“没有,我起来的时候脐带都剪断了。”“怪不得有几次接生的时候她主动跑来问我经过情况,我还带她见过一次。真是有心啊!”“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忍的。”“唉,到了那个地步,想不忍也不行啊!”“小叶拿了点儿鱼给胖儿下奶,说不放盐就行。”“是鲫鱼吗?鲫鱼才下奶。”后来玉莲去给达娜检查了身体。(28日) 看看前边写的,现在,我已经把写信变成写日记了。 今天,胖儿给孩子换尿布,我站在旁边看,由于屋里太冷,没法洗,孩子臊臊的,我忍不住说,给她起名字吧,大名叫达娜,小名叫臊娃。小臊娃怪了,平时不哼不哈地躺着,只要一哭,肯定是饿了、拉了、尿了,省事极了,省事省得让人心酸。 今天从师部来的车带回不少信,可是没我的。胖儿家里来信说她的接班手续已经办好了,让她马上办妥这边的手续早日返京。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咪咪,她叹口气说:“我们还在找要孩子的人,难呢!送给牧业队的牧民肯定没问题,可又觉得那样孩子太苦。当然,送给蒙族家庭是最好的了,他们不在意孩子的来历。他们之间送孩子的多了,而且也不瞒着孩子,孩子也知道自己本来是哪家的,没有歧视问题。”我们都从牧业队调上来,太知道牧民的热情与朴实了。“最好是找个干部家庭,经济上不困难,孩子又不至于受欺负,有权也能保护孩子。”她的丈夫说。这会儿我也觉得,有特权还是有好处的。最后咪咪让她的丈夫再扩大找寻面,我俩去见胖儿。咪咪要胖儿做好带孩子回去的准备,她说:“孩子肯定聪明。月子里的孩子没有她这么漂亮的,到我那儿看孩子的人都说她招人喜欢。你妈妈一定会喜欢她的。不管怎么讲,她是你身上的一块肉,要让我跟我的孩子分开我肯定受不了。”胖儿把孩子抱在怀里,没说话。 下午,到基建连去。小伟和阿明看见我就乐了。阿明还是不言不语笑眯眯的,小伟说:“请坐,请坐!‘团部名人’,欢迎光临!”他看见我有点儿真要跟他急了,忙说:“我说的也是实话嘛。现在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就我们这儿,这几天也来了好几拨人了。有的什么也没说,看看就走了,有的倒说了几句,最坦率的是何云祥,他说:‘师部有人想跟小方交朋友,让我问问小方有什么条件,比如身高啦、工资啦。小方一张口就说什么第一不做饭,第二不要孩子。你说,这娶个老婆又不做饭又不生孩子要她干什么?!我看她挺喜欢到你们这儿来的,告诉你一声。’我说:‘谢谢你的关心。’就把他好好地送出去了。你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吧?”“好像也不是,想下也下来了,但是不想下来。”“是不是认为不能落井下石?可她这种人可不会感恩的。” 是的,我对她并无好感,尤其最近,知道的事情渐渐多了,更是如此。整个事情是她把我装进去了,而现在我又成了她的挡风的墙,甚至我看得越明白越得替她挡着!我才不想让她感什么恩呢,我只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反正不是一种人,等她一回北京,谁还认识谁呀! 我认为,朋友之间应该是坦诚相待的,这样才能有信任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结婚的勇气,而且,我也不愿因我的出身连累任何人。尽管有人对我讲,也有人这样做着,即嫁个好出身的丈夫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我不想这么做。我知道我在这儿太显眼,那些“热心肠”的人为我早已坐立不安了。尤其胖儿的事一出来,就像再次点起根导火索似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是带刺的玫瑰,看着漂亮就是不能碰,可我从来没扎过朋友。我和小伟、阿明早就挑明了:我非常看中他们的坦率和善良,非常喜欢与他们交往,如果他们也愿意保持这种交往,我希望在其中不涉及性别,而且因与我交往可能会引起很多议论,所以他们不愿承受时我也完全能够理解。非常不善言辞的阿明讷讷地说:“我反正什么也不在乎,只是怕对你不好。”这是让人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的话。我说:“没什么,我早习惯了,我只要与男生交往就会有议论的,我只是想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并且知道我的态度。”小伟倒是挺高兴,说咱们合伙跟他们开个玩笑,涮他们一把!你们看,现在果然如此,事事不出所料。 我跟他们讲了我对胖儿紧紧地把自己封起来的困惑,这种封闭拒绝着所有的帮助。小伟一边想一边说,根据这几天我所听到的情况,她在北边当记工员的时候,曾经非常苛刻地对待了与她观点不同的一群知青,而这群知青正是你的朋友。以己之心度人,你想过没有,如果是你生了个孩子,那她会怎样做? 我想起1973年夏有一次在河边放羊,平凡也正巧在那儿饮羊。因我在偶然间看过他的一些随笔,觉得颇有启发,如:“学风受政风左右。仅强调个人意识领域并加以斥责,不指根源,学风怎么纠正?把政治架空,学风趋于虚伪,抛开物质基础,精神从什么基础提高?”“迂者引经而炫其学,伪者据典而饰其意,世之迂伪,孰能辨之?”……所以拍马上前问候。那天我们坐在山坡上聊了一会儿,因为我实在幼稚,他就说:“你看,在把光明都写在了报纸上给人看的时候,是不是把黑暗就写在人心里去了呢?”这时,我忽然深深地感到那包围着胖儿的黑暗的阴森。 答应过把平凡的诗抄给你们,只找到两首,均无题(我看到的时候就无题,不是诗名为无题)。
昔厌尘嚣今亦然, 放羊骑马立孤山。 一层薄雪知秋尽, 几朵浮云有雁穿。 时催候鸟担劳碌, 翅抗天风受苦艰。 规律驱人作雁徙, 可怜强者上史篇。(其一)
历历群山, 平平看去, 淡淡心情。 任风之割面, 云之压顶, 雨之断路, 雪之迷津。 无奈其来, 不怕其恶, 既在其中便挺胸。 身五尺, 已安于其所, 自认理应。
风光触目不惊, 问眼光是否已定型。 念旁观侧视, 平常神色, 哂言讪笑, 近来诗名。 灵台之诚, 轩辕之祭, 少作初衷俱自轻。 心万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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