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泡人先生,李森的文章只能到刊物上找了,我家里应该是有的,但现在我对“鲁迅与胡适”问题的兴致已不很高,加上这里的讨论充满了火药味,已经脱离了思想的交流,不喜欢,因此也无意去查找翻阅了,歉歉。 但我仍然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的各抒己见,不论文凭高低,学问深浅,说起来大大小小至少也该算半个知识人吧?这里既没有黑砖窑的窑主,也没有苦大仇深的死敌,何必把一腔的义愤填膺发在这里呢?观念的异同可以讨论,可以争执,但最好不要涉及其余。不论是谁,尽量不要给别人的人格下定义,这样的工作风险极大,而收益往往极小。打住,不再谈这方面的问题,回到李森的文章上。 小文《一篇没有根据的评论》在99年第六期上刊出,不长,原文1300余字,后删到900,且最后一段的文字引征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后经读者指出,颇觉惭愧。我这里没有刊出后的文档,只有原文,也好,本来可以“小哂”,现在不妨哈哈大笑。小文登出后,也遭到一些批评,尽管我并不全部同意批评者的观点,但我觉得批评本身很重要,能使自身的认识更加明晰。 拙文: 一篇没有根据的评论 《读书》98年第9期关于《人间鲁迅》的谈话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于是就有了今年第1期李森先生对这个谈话的评论。可是综观全文,却使人感到这个评论充斥着严重的主观推测和臆想。 1. 关于林贤治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座谈会中的内容,《人间鲁迅》一书中基本没有从正面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寻找林贤治所持理由,从书的字面上大概很难找到,但读过此书的读者,不难理解林的这个提法。如果对他的观点产生质疑不能仅仅依据座谈会上的发言。 2. 关于王富仁“走群众路线”的评价。王富仁说胡适没能“获取群众”,获取群众是否一定等同于“走群众路线”?此其一;走了群众路线后又是否一定是“集体专制”?此其二。作为读者很难明白李森是如何将着三句不同的话当作同义语的。“文革”离我们还不算太远,有兴趣者不妨将这三条放在其中试试看。 上述二点是李森针对座谈会而言的,下面还有几条则是他在对鲁迅与胡适比较中的几个问题。李森说对胡适的评价至少不能低于鲁迅,做为一家之言未尝不可,但他究竟是以什么做为自己的根据的了?我们不妨看一看。 李森说“把鲁迅划到胡适的对立面,正是鲁迅被长期利用的出发点”鲁迅思想与胡适思想确有不同,而且也确实被长期利用过,但这并不是鲁迅被“长期利用”的唯一依据,甚至都不是主要依据,鲁迅之所以被长期利用是因为企图将他作为专制文化的代言人,以此来棒杀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在鲁迅面前,被禁锢的难道仅仅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吗? 李森认为“与胡适之相比,鲁迅在政治、经济是个看不到前途的人”。鲁迅从来就不是政治家,更不是经济学家,然而,并不等于他看不到前途。他高度赞扬苏联,讴歌苏维埃政府,他的政治立场在晚年尤其是明确的。尽管当时苏联社会的种种时弊是他未曾料见的,相反正说明他对未来充满了热诚的理想。这一理想实际上是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是他自己勾勒的图画,高度体现了他作为自由主义战士、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崇高襟怀。本质上讲鲁迅的反抗是对专制文化最彻底的反抗,反过来,以胡适所谓清晰的“自由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这里我无意归咎于胡适个人),大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如果我们还不打算忽略世界文明潮流的话。鲁迅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到底应该怎样,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李森还说“如果仍把鲁迅置于胡适之上,那么我们仅仅只是批评了周扬所代表的那个过去”这使人不禁要问:哪个“过去”是周扬所代表的?中共确立鲁迅地位的是下述三个文件:1. 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1936年10月22日发给许广平的唁电;2.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3.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三个文件构成了鲁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和周扬个人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以周扬的历史地位、个人境界以及和鲁迅之间的冲突,是代表不了“那个过去”的,他本人也不过是“那个过去”的牺牲品。至于胡适是否比鲁迅拥有更多的青年,同样,历史也做出了回答。 当然,我不能以此怀疑李森“激动”的真诚,也无意更多地讨论其论点的正误,但李森数千字文章中所摆出的论据基本上是不可靠和站不住脚的。 附批评文章: 大胆的假设 杨宏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鲁迅与胡适都参加过新文化运动,都是对现代中国有大影响的人物。在大陆,对鲁迅一贯是“捧”,近年来已有人开始“骂”了;对胡适一贯是“骂”,三中全会以后有人开始“捧”,近年来胡学更成为一门显学。大陆学术界给胡适和鲁迅待遇的这种变化,说明大陆学术界正在趋向于理性和冷静,说明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正在淡出。李森指出:“任何把鲁迅划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立面的行为都是可怕的。事实上,把鲁迅划到胡适等人的对立面,正是鲁迅被长期利用的出发点。”(参见《读书》1999年第一期126、127页)这真是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确是近年来少有的极具见地的观点。李先生又说:“我们今天对胡适的评价至少不能低于鲁迅”。这一观点引得南京的读者***很冒火。他撰文批评李森先生的文章是“一篇没有根据的评论”(《读书》1999年第六期152页)。我认为,李森先生的观点有无根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等于、甚至高于鲁迅这一“怪论”。胡适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说:“假设愈大胆愈好,求证愈小心愈好”,“有了怀疑的态度就不会上当”。我尽管不一定完全同意李森先生的观点,但我认为,要比较胡适、鲁迅的高低,离开了怀疑,离开了大胆的假设,不打破对鲁迅的崇拜,是得不到真实的客观的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