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所有严谨的学者都深为服膺的一个道理。说李敖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几乎可以从嘴皮上一滑而过，说者一般无需担心遭到别人质疑；而要说李敖是当代惟一最伟大的人物，工作量立刻上升为天文单位。因为那意味着，说者对于当代知识界人物的状况，包括因机遇或政治原因尚未得到世人公认的那些潜在人物，都已有了全面了解和通盘掂量。

这类全面了解和通盘掂量，若非奇才命世，通常非人力可为。

说大话需要胆量，胆量也有真胆假胆之分。哪怕事有蹊跷、毕竟有理可循，说不定属于真胆；把说者的能力（包括潜力）最大限度地拔高三倍都不可能够得着的领域，就只能是假胆了。布鲁姆说过一句话：“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他说得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啦。他所谓经典性，当然也就是伟大性，包括伟大的惟一性。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海上笑笑生在2007-2-3 0:21:00的发言：哈哈，不得不佩服周兄一贯风格的“名人名言”引用大法。看上去，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 事实上，周兄这种方式的以暴制暴，未必能轻易地服人。

甚至还无法判断，对方若未能够理解周兄例举的“名人”背景，这又该如何双方沟通呢？

普通读书人，都有这样的“青春期”现象：一方面是绝对偏激地否定经典与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无条件的偶像崇拜。

轻李白，重李敖的口水，不过如此。

若真要按照周兄的判例，那么，当代“伟人”的认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再看传媒上的名人排行榜，或学术与文科、理工科的诺贝尔奖，岂非是当下时代的儿戏一场。（诺贝尔奖项可是明确要求颁发给活人的。两代的长寿目标还不是现代人的科学追求吧？）

海上兄的帖子，恕我直言，似是而非之处多，似非而是之处少。本帖又是一次集中展示。赵元任先生的“说有易，说无难”，正确程度已经达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地步，与其说它是一个观点，不如说它是一个公理。引用这样的话，不存在拉大旗做虎皮。至于引用布鲁姆的说法，只是提供一块他山之石而已。而且，假如海上兄当真明白布鲁姆的“背景”，你后面的话就十足外行了。布鲁姆说的经典性，特指文学，即使要扩散，也只能扩散到人文领域，与“理工科的诺贝尔奖”何干？如果指的是科学家，由于科学以进步为鹄的，文学则不以进步为标志，故经典一说，天然与科学无缘，那本来就是一个人文概念。牛顿力学可能被更新也应该被更新，荷马史诗则永远不会被淘汰。另外，有谁说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可以免检地成为经典大师？那还是两码事。颁给活人的奖，自有其激励作用，而文学或人文世界的经典性，从来不会与任何世俗奖项保持同步。以经典性为例，被瑞典文学院遗漏的经典作家，远远多于被他们选中的人，这事早已为人周知，难道海上兄恰恰成了一个例外？

周泽雄

呵呵，刚刚看到，清营兄有趣得很。不过，我的原话分明只是假设他人的口吻，而非表达我自己对李敖的看法。至于我本人，我只是听说李敖读书极多，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但对于他在学术上有何突出贡献，则毫无了解——好像也不太听人提起。人们提得最多的，只是他那讨厌的“五百年”，还有他的读书多。他蔑视别人的主要资本，好像也是读书多。在我看来，仅仅读书多，是没有资格蔑视他人的。

至于我对李敖的评价，在《齐人物论》里有过表露。该书中关于李敖的两段文字，正好都出自拙笔。就他那部闹哄哄地表示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而言，我和老童惟一可能有争执的地方，在于他能进前1000名，还是在1000名以外。读小说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像他写得这么傻的。在《齐人物论》里，我说他连写小说的门都没有找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意见。

中国式的人物审美中，历来有欣赏疯疯道人的一路传统，李敖在台岛和大陆如此腾嚣，恐怕主要与这路传统有关。谢天谢地，我侥幸逃离了这个传统，而且，我最不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自我吹嘘来衡量其价值；同样，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根据一个人的自我谦抑来评价他。对文人来说，除掉他的文本，一切都没有说服力。

拿李敖与鲁迅比，惟一可比之处，大概只在杂文领域。即使鲁迅读的书没有李敖多，鲁迅那两本学术著作，也足以让李敖瞠乎其后，永世不得翻身；至于小说，如果只说艺术地位，李敖连替鲁迅提靴子都不够格。

周泽雄

回清营兄：这话不是我引用的。就我而言，我大概永远不会引用这句话，不管在什么场合。尽管，我觉得鲁迅这句话写得真漂亮。

关于茶兄的联想，我倒不觉得与想象力有关。在我眼里，有些东西是缺乏可比性的，比如感冒与艾滋病，比如现代集权统治下的勇敢与除此之外所有制度下的勇敢。在索尔仁尼琴眼里，做沙皇的囚犯与蹲斯大林的大牢相比，前者简直快接近天堂了。同样，在英国人统治下进行绝食，与在古拉格群岛进行绝食，前者（比方说甘地）几可视为旅游和上电视做脱口秀表演了——请相信，我没有丝毫贬低甘地的意思，我只是区别两种绝食的本质不同。同理，一个在蒋介石治下蹲过大牢的人，虽然难能可贵、值得尊敬，一旦他想借机展示勇敢，并认为自己与大陆不幸人士相比可以拥有若干道德优越感，我立刻就会生出“少年不识愁滋味”之感。——虽然，侥天之幸，由于生得晚，我本人没有劈头撞上那个五千年一遇的恐怖时代。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夏加坤在2007-2-6 18:42:00的发言：

想不到这个帖子这么热闹。

呵呵。可是李敖的书你们真的都读全了么？

李敖大全集不读三遍以上，对李敖没有发言权。

这是我的观点。

回小夏先生：抱歉，别说三遍，一遍我都懒得读。但是，假如（只是假如）我有志写一本李敖评传，说不定就要下这么大的功夫了，就像李敖评论蒋介石一样。这只是做学问的高级规矩，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如果志不在此，评论每个人之前都要把他的全集读上三遍，就只能是荒唐了。比方说你小夏先生，你或许也会在论坛上批评别人，批评之前你能确保对被批评者的文字都读了三遍吗？再比方说你树为榜样的李敖，他批评了余秋雨，还把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数落了一遍，你认为李敖不仅把余秋雨的全部文章都通读了三遍，还把大陆所有知识分子的文章都分别读了三遍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把李敖援为特例，你的“三遍”论仅仅适用于李敖的批评者，其他批评（包括李敖对他人的批评）则不受此限，那就更加荒唐了。

批评有很多种，可以全面论述，也可以蜻蜓点水，有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未必不能采纳，而且，如果被攻的那一点恰恰具有核心或练门的价值，攻其一点就足够了。

在我眼里，李敖是一位极有特色的文化人，他的若干长处甚至无人能及，但这并不能构成他免于批评的理由，他也无权对批评设立苛刻的门槛。何况，他自己先已触犯了自己设立的标准。李敖有了不起之处，但他不是特权人物。事实上，一个人物越“公共”，他遭到批评的门槛反而应该越低，而不是相反。大人物批评小人物，应该谨慎，小人物批评大人物，不妨放胆。兔子尾巴最好少惹，老虎屁股不妨多摸。何况，世事还有个对等原则，一个人对他人的冒犯越大，他就应该同时具备足够的雅量，准备迎接他人的反驳。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夏加坤在2007-2-8 20:08: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7-2-8 12:37: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夏加坤在2007-2-6 18:42:00的发言：

想不到这个帖子这么热闹。

呵呵。可是李敖的书你们真的都读全了么？

李敖大全集不读三遍以上，对李敖没有发言权。

这是我的观点。

回小夏先生：抱歉，别说三遍，一遍我都懒得读。但是，假如（只是假如）我有志写一本李敖评传，说不定就要下这么大的功夫了，就像李敖评论蒋介石一样。这只是做学问的高级规矩，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如果志不在此，评论每个人之前都要把他的全集读上三遍，就只能是荒唐了。比方说你小夏先生，你或许也会在论坛上批评别人，批评之前你能确保对被批评者的文字都读了三遍吗？再比方说你树为榜样的李敖，他批评了余秋雨，还把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数落了一遍，你认为李敖不仅把余秋雨的全部文章都通读了三遍，还把大陆所有知识分子的文章都分别读了三遍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把李敖援为特例，你的“三遍”论仅仅适用于李敖的批评者，其他批评（包括李敖对他人的批评）则不受此限，那就更加荒唐了。

批评有很多种，可以全面论述，也可以蜻蜓点水，有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未必不能采纳，而且，如果被攻的那一点恰恰具有核心或练门的价值，攻其一点就足够了。

在我眼里，李敖是一位极有特色的文化人，他的若干长处甚至无人能及，但这并不能构成他免于批评的理由，他也无权对批评设立苛刻的门槛。何况，他自己先已触犯了自己设立的标准。李敖有了不起之处，但他不是特权人物。事实上，一个人物越“公共”，他遭到批评的门槛反而应该越低，而不是相反。大人物批评小人物，应该谨慎，小人物批评大人物，不妨放胆。兔子尾巴最好少惹，老虎屁股不妨多摸。何况，世事还有个对等原则，一个人对他人的冒犯越大，他就应该同时具备足够的雅量，准备迎接他人的反驳。

       泽雄兄:

         我上面所说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和有分量的批评, 您所说的批评是普通的广泛的批评.

          李敖对蒋介石的批评是前一种,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后一种.

          这两种批评都是合理的.

          李敖是自由主义者,怎么会反对批评呢? 他甚至写过一篇文章<<把敌人出版>>,把批评他的文章写在他自己文章里面.

          如果泽雄兄要写一个有价值的<<李敖评传>>,光把<<李敖全集>>读一遍恐怕还不行, 在此之前恐怕还得写个<<老毛评传>>,否则您的<<李敖评传>>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

           兔子尾巴最好少惹，老虎屁股不妨多摸。这种精神我也很欣赏, 重复引用一遍,与泽雄兄共免.         

      

呵呵，我在假如后面特地用括号补充说明“只是假如”，加坤兄还是要揪住不放。看来，连“假如”都得谨慎使用了，那就把话说得直白些：我不可能写《李敖评传》，首先是远远没那能力，其次是远远没那兴趣。

不过，加坤兄的逻辑实在让我不敢恭维：为什么有人想写《李敖评传》，就非得先写《老毛评传》呢？你怎么如此热衷于给事情设立门槛？一会儿是读三遍李敖全集，一会儿又弄出一个《老毛评传》来。瞎猜一下，李敖未必认同你的这个建议，因为你等于排除了别人为李敖立传的可能性，李敖对此会高兴吗？

李敖敢于公然对抗蒋介石，这份胆量人人钦敬，我也从未有过不敬。但如果你认为他对抗蒋介石与国人公然对抗老毛，属于相同级别的事，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李敖若在大陆，他连公开反抗的机会都没轮到，说不定就那个什么了。老蒋与老毛的区别，约等于沙皇与斯大林的区别。——这在我眼里，几乎就是常识。两者不宜盲目比较，在我眼里同样是常识。

在公共论坛上，我要求自己尊重别人的权利，尤其是尊重别人“不作为”的权利。恕我直言，如果我们依旧热衷于用激进的道德来随意挞伐他人，我们在意识上只会距民主和平等理念越来越远。真正勇敢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嘲笑别人不够勇敢；退一步说，即使要嘲笑，也不会选择在公共论坛上，用隆重彰显自身的方式来进行。——坦率地说，这根本不是勇敢。

言重了，很抱歉。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pommy在2007-2-9 19:08:00的发言：

实话说，乍一看，心里还不服气，你李敖不就坐了几天蒋介石的监狱嘛，口气也太大了，但仔细一想，他说的对。

如果从人格上说，李敖说的不错，因为，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很少有人格的，但还能出现鲁迅那样特有骨气的几个代表，然而自从“反右”后，仅存的那么一点人格也荡然无存了。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对，至少不完全对，其中，知识分子就彻底趴下了！

请POMMY兄再仔细想想。试以二战时的日本军人为例，几乎每一个与日军交过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仅就鬼子的战士品质而论，日军确实非常勇敢，但为什么“小男孩”往广岛一扔，日本军人突然集体丧失了抵抗意志，再也不能表现出此前的战士品质来了呢？勇气当然不会一下子遁形的，原因只能归结为：他们遇到了一股超出个人意志可以承受的非凡力量。同理，指责某个时代、某个区域的人突然集体变得不勇敢，原因也一定不可能是由于造物主的促狭，突然安排某一部分人集体成为精神上的侏儒，我们仍然只能换个角度想想：他们是否集体遇到了一种超出个人意志可以承受的重压，与这种重压相比，任何别的重压都突然显得失重，就像与原子弹的威力相比，任何别的战争失败突然都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关于鲁迅，不是有个著名的传说吗？即鲁迅如果活在毛的时代里，他只能要么闭嘴，要么呆在监狱里。如果认为这个传说有点可信度，那么，拿鲁迅的勇敢来比附别人的软弱孱头，都是不合适的。

我这么说，并非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辩护，我完全没有为他们辩护的热情。我只是想说，仅仅指责别人不够勇敢，痛快固然痛快，但如果不想想其中的原因，所谓痛快，也只是一时之快而已。甚至更糟，只是口舌之快而已。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俄罗斯人在沙皇时期能涌现优秀的十二月党人，而在斯大林时期，这些人物突然集体消失了呢？（据我所知，斯大林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并不表现得比中国人优秀多少）。原因几乎一样。

只有一种情况，这类指责才是可能成立的。即指责者彻底相信，一旦我当年处于同样的处境，哪怕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都成了混蛋，我也一定会成为那位惟一的英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9 19:31:20编辑过]

周泽雄

回POMMY兄：最后一条我没有异议，我确实试图说明“指责的条件”，前两条概括我还不能承认。

我根本就在否认李敖的说法。我没有否认李敖本人的勇敢性，但凭他曾经有过的勇敢，是不够格把除自己之外的人全都贬为懦夫的。如果他心存此念，则他已有的那点勇敢，都会变得可疑。如果有谁在整天忙着表明自己有骨气，再没有比李敖更典型的了。

关于二，虽然表明自己有骨气，总比表明自己没有骨气来得好，但通常，我对在公共论坛上安全地展示自己的骨气，不感兴趣，我也一直警惕着不要这样做。前帖所云，自以为并没有太多地结合自己，我说的只是观点及一些客观性的评判方式，即论世必须结合知人，或反过来说，只有知世，才可以论人。几天前我还提到过甘地绝食的例子，表示，我虽然对甘地无比敬佩，但谁要拿甘地的绝食事迹来教育中国知识分子之懦弱，我只会对他的不通世事产生同情。

就是说，我更感兴趣的，就是兄归纳出的“最后”：“指责的条件”。离开了指责的条件，无论是否展示骨气，在我眼里都意义不大，而梳理了指责的条件，“骨气”云云，也许都有点多余了。论坛在我眼里主要是个说理的地方，通常，我根本就懒得去展示什么骨气。

周泽雄

哦，既然POMMY兄坚持认为：你“说了这么多”，最终也只是“附和了我的说法”，我无话可说了。

再回迅弟儿：我前帖关于日本军人的说法，想想，是有表达不确之处。我知道日本人的“一亿玉碎”，但我也知道，有些事，是连所谓“钢铁意志”都会化为齑粉的。我前帖提到日本人时，内心其实想到了丘吉尔的一段话，当时他正在与杜鲁门总统讨论是否要使用原子弹：

“当时，我们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去攻击日本。我们想到了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牺牲精神，誓死抵抗；他们不光在阵地战中如此，在每一个洞穴和沟濠中也是如此。我心中还记得冲绳岛上的景象：好几千日本人不愿投降，在他们的首领庄严地剖腹之后，他们排成一排，用手榴弹炸死自己。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一寸地征服他们的国土，可能要损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能把更多的人运送到那里的话，损失还要大；因为我们两国决心共患难。现在所有这些恶梦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的光明而美丽。我立刻想起自己一向很钦佩的勇敢的日本人可以因为这种几乎超自然的武器的出现而找到一种借口而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使他们不用再肩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