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硬球，是如何玩的（连续）

李大苗

硬球，是如何玩的

 

 

1964年10月12日 皮聪大

 

10月的莫斯科，最多只算初寒。尽管莫斯科有六个月的冬天，可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凛冽。第一书记且身兼部长会议主席向中央告假，离开莫斯科，去皮聪大休假。

 

苏呼米，如今归属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是一个大地名，也是一个小地名，皮聪大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岬角。这个驰名的避暑和避寒胜地，背倚壮观，面向辽阔，半陆半屿，海岸蜿蜒山貌逶迤。

 

黑海容积博大，盛夏，能徐徐吸纳而不热；严冬，淡淡析出而无寒。百多年前这里曾是土耳其人围猎的边地，比东正教的斯拉夫地带，漫散着穆斯林的异域气息。

 

皮聪大、索契等地方最为有闲者惬意。比照波罗的海的匆忙与繁华，黑海的时空是滞缓的，在那个时代，那一片海岸，更为政要熟悉。斯大林的出生故地，满面扑过过来的，曾尽是领袖少年的传奇。

 

赫鲁晓夫把一身慵懒偎进了圈椅，旁边是藤编的桌几，上面放着一部高频电话，兴许就是传说中的“红机子”？院子里盛开着天竺和牡丹，美人蕉婷婷落落，袭起长风婀娜，而不觉人声悄寂。

 

别墅距海不过十米。从阳台望去，晚秋时节的皮聪大，别有心仪。身后山峦迭起，云游云乱，擦拭着夏日的余迹，峰端日见危立。临海遥望，波光粼粼、烟色浩渺。此刻，早上的阳光初起，紫霞还慌在自己未妆的迷离。

 

今天去阅读1964年的这个日子，人们依然搞不懂为什么赫鲁晓夫执意在这个季节到这里休假，而且还预定了四个星期。几天后，米高扬赶来陪伴。几个月前，他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中央的日常机构，曾经叫做“主席团”。斯大林时代最后一届时达25人，时至1964年，只剩3人在政，其中之一是苏斯洛夫，1902年生人，时年62岁。“主席团”还附有“候补”11人。在政的只剩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而其他人已经陆续这样、或那样地离去。

 

25人的主席团中，内设一9人组成的“执行局”。至此，只存留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兴许近似的阅历茧起相同的知感，抑或共同的利益依偎，抑或相互的感情亲昵。总之，在皮聪大，是米高扬与赫鲁晓夫在一起。

 

一盏秋阳，两位老人，三把交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李兆苗

兆苗半身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等着村长的续篇......[em05][em05][em05]

李酒苗

现在么，恰似地理风光片，景色秀丽得没有一丝火气，阴谋诡计应该悄悄酝酿成熟了。续篇呢？

李大苗

米高扬，阅历要更悠久。赫鲁晓夫第一次有幸旁听全苏党代会时，人家已经入座主席台。1919年，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吧，他已经出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执行局的会议。

 

从第一个伊里奇的列宁开始，直到再一个伊里奇的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既银杏般地古老，也银杏般地俏立。

 

哈萨克斯坦的早上，拜科努尔放飞了一颗飞船。这次放飞没有特别的震撼意义，但由此开始，宇航员们不必再在太空穿着宇航服。另有一说是有了科学家加入，不再独由驾驶员开在太空划圆。

 

高科技，尤其高国威科技，总让赫鲁晓夫的肾上腺抽筋儿。但凡能拔美国头筹的刺激，哪怕再小，第一书记也兴奋不已。即使在皮聪大，休的是身体，心力依然不息。按照惯例，赫鲁晓夫和宇航员通了致贺的电话。

 

“……，我要把麦克风交给米高扬了，他想要从我手里把它抢走。我没法再拒绝了。” 最后这句话，常被后人评说，觉得暗叠着谶语或者别的什么玄机。

 

这句话，最复杂：难道真有人和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较暗劲么？这这个意思，赫鲁晓夫在两天后愤懑地抢白说：是你们不诚实；这句话，最简单，与米高扬，他自己的确觉得有着极特殊的亲密。

 

出道早矣！党内斗争和“大清洗”的经历，又得他人所不逮的机遇，两个人年龄和阅历已非当下同僚可比。哪怕苏斯洛夫，佼佼者，小上个七八岁，也是晚于战后脱颖而已。从清除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的举止就不再受到钳制。或者说，自废黜朱可夫后，再也不觉暗中威胁。

 

赫鲁晓夫已经听说关于密谋的消息。有告发说，一场阴谋正在克林姆林际会，甚至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这两个隶属于自己乌克兰人脉的嫡系也都影在云里雾里。

 

听了儿子的转述，赫鲁晓夫吃吃嘲弄道，怎么听，怎么都是个风来风去的离奇。转天，他戏谑地对儿子说：怎么样，谢尔盖，今天我问了波德戈尔内。人家说：怎么啦，尼基塔，这种神话也让你着急？

 

十几天前的这个的情节，听着像卡通，想着也像卡通，问得更像是卡通。这等事理，再诡谲、再扑朔，怎又会惊悸出来希区柯克式的昏迷？不过，按照规矩，赫鲁晓夫还是让谢尔盖，也就是他的儿子，向米高扬做了备案处理。

 

有板有眼、有凭有据，再歹毒也只能算是阳谋。阴谋，是不证不据的。证据，是用来清算的。证据越不真，阴谋越骇闻。这道理，至少，赫鲁晓夫曾经很娴熟。早在乌克兰的时候就搓得润手，且经且验，拿捏怡然。非此，孰能在斯大林身旁侧立。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优雅的政治荣誉，再繁忙也是玩主，而且专玩国家礼仪。“常青树”能及“五朝元老”，惟有米高扬。在对流层的政治高空，能持续盘旋四十多年，米高扬应该更谙青萍之末的谲幻。

李酒苗

在我，轻松读史是件快乐的事，不过，可资征信的史料出处呢？也让我读个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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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苗

在皮聪大，曾否与米高扬再谈及这宗阴谋或者告发？没见到赫鲁晓夫有再多的言词。也没见到任何来自米高扬的相关说词。自受理告发起，半个月过去，米高扬的悠哉闲哉是至今仍然不解的谜案。

 

用证据确信事实，只得放过三千而不误伤一人；用事实确信证据，那就错杀三千而不放过一人。而如今，赫鲁晓夫和这两则都不搭边。“成败在于细节”，是时下的说法，而对于这段历史呢？兴许是，细节缘于成败。

 

国际、双边关系、华约、经互会、国际共运和地区危机，还有工、农、商、学、兵、政、党、组织、宣传、国法、党纪、科研、文化、交通、贸易、运输、电力、计划、预算、工资、住房、福利、救济、视察、出访、礼仪、会议……，年届70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已经管住一切，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心力。

 

万事待决，百事待议。那时候的苏联，言路拥挤，文字超载得厉害，心思甚至要散装到文题。瞧瞧，农业部长隆隆驶来的这辆重载：《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

 

累，累极了，很多时候看不清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靠旁人用语音编辑。皮聪大，会海无澜，可文山依然叠积。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在精密设计着关于农业的问题、关于农业的组织问题，关于新宪法中如何镶嵌一幅无亘的富庶，在皮聪大，赫鲁晓夫开凿着通向远景的隧道，挥汗如雨。

 

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水韵淡去，山色浓来。皮聪大，希腊语，松林的意思。鸟儿在归巢，丛密中籁啼倦索，时偶有振翼扑起。傍晚时分，沿着曲径，两位老人向林间步去，身影渐疏渐远。

 

大约是在这时候，赫鲁晓夫接到莫斯科的来电。一说是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打来的，另一说是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可能既有苏斯洛夫，也有勃列日涅夫。但内容只是一个，要第一书记回来，因为大家“全都到了”。而且，即使第一书记不回来，日程依然。

 

每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已是惯例，无需另做预备。11月全会的议题，半年前已定，讨论农业和修宪。而来电话中说，大家对这次农业问题有异议，现在需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此时已经10月中旬，收获季节已过，农业问题已断无时令的紧急。会议，为的就是不同意见，意见不同，何以为急？更何况，召开重大事项的紧急会议，第一书记是当然的召集人，而且，至少总要提前提议并列出议题。

 

也许觉出那个事情正在发生。赫鲁晓夫对米高扬说；“你知道，阿纳斯塔斯，他们那儿并没有什么急不可待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同谢尔盖对我们说的那件事有关。”

 

天黑了，穹空中的星星愈发烁亮。皮聪大的夜也有沉不住的底气。风，从漫山的松林间拂过，枝叶喧动着一片片哗变。

平头百姓大非

写得好，演义体有趣、耐看！赞一个！[em17]

李大苗

1964年10月12日 克林姆林宫（上）

 

“中央主席团委托我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同志打电话与赫鲁晓夫同志联系，向他转达主席团业已形成的意见和关于请他回来出席今年10月13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决定。”这是见诸于正式的说法。

 

没有人证实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打过这样的电话，可电话的确需要他们的名义。一位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打理包括农业的国民经济；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党务体系，编排党的农业组织，也就是“农业党”的难题。

 

“灰衣主教[1]”，国人亦有混淆作“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梵蒂冈教门注册的序列，表示献身者的功名资历，早已和勘定教义没了关系。“灰衣主教”，另有出处，意思是君王沙发后面的弄臣，也和发行正典、迷踪解惑之类的意识形态无缘。苏斯洛夫被喻作“灰衣主教”，其实是晚至1970年代的事情了。

 

苏斯洛夫，是斯大林失去日丹诺夫后的替代品，匡正意识形态的模具，从主编《真理报》开始，直至掌握国家宣传和国际共运的理论布局。到了1960年代中期，已有了小二十年的高精度轨迹。此时的苏斯洛夫，看起来是大哥，年龄是，姿态更是大哥。而赫鲁晓夫、米高扬呢，已经很大爷了，年龄大爷，资历也大爷。比照苏斯洛夫身后的继往开来，赫、米老矣，可尚在饭口。

 

对马列主义，苏斯洛夫是现世中的最高解释者。理论者，虚也，放四海能其测皆准。骛远者，为高、为境界。老话有“眼高手低”，意思是，眼高不妨手低，手低才能眼高。手若低至无做，视野最为辽阔。

 

做事必缠于具体，时偶就会出错。露错则伤威，饰错必失信。只说不做，谨言而无行。苏斯洛夫就高踞这般地势。

 

书记，尤其第一书记，少干事是上品，不干事是精品，不干且还能生事，是极品。政治正确，也只有政治正确，方能令高祖有思想、文宗做理论。个中道理，可第一书记就是未得其秘。贸然卸了布尔加宁的官印而自兼。

 

这是自废其掌！仅做第一书记，若国民经济结霜，给总理过电，民众的心里就热起来几个度数。兼了总理，横等于在电椅上坐了自己？给部长过电么？当然可以，可忙得过来么？

 

两个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抓治政；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忙经济。经济乱了，搞治政；治政乱了，搞经济。于是，政治正确之事，就不得不交由苏斯洛夫捻张去了。

 

中央集权、事无巨细、上下错综、条块纠缠，简直时时都要出错。此时的苏联，早已走得前无古人，故步步都要试错。一旦纠错为当务之急，理论则必国是所举。

 

后人总结制度优越性时说，关键是能否焕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赫鲁晓夫遭遇的就是这个抉择：是应当政治正确还是应当经济正确？他选择了经济正确，而且，在经济正确前提下，他还又选择了民生经济正确。经济正确，更准确地说是民生经济正确，后来的经验证明是还商权以民，不仅要放权于地方，也更要舍权于市场。而这些恰恰违背乃至否定政治正确，也必为政治正确所不容。

 

但赫鲁晓夫追求的是集权式的民生经济，是一种更极致的集权。制造业要抓到螺丝钉，人民生活就要抓到灶台。而以往，政治正确，不过把嘴巴张得很大，现在呢，经济正确，就把碗造得很大。于是，米就觉得很少。然后，米多了，又觉得肉少；肉多了，再觉得菜少。一旦革新，一旦新政，盘子就给大一圈。盘子换大了一圈，放下叉子上炕，又开始骂爹……

 

新气象的时候，苏联的工业很兴奋。重工业、轻工业，或者民生工业、军事工业都很兴奋。但农业依然乏力，尤其是农业中的畜牧业最乏力。经济很严重，政治很生气。一道道令牌发下，关于谷物的、关于土豆的，关于长肉的、关于蔬菜的、关于奶乳的……

 

这些都是很难过的事情。自打放出和平竞赛的口风后。比照电器加厨具的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为社会主义做了香喷喷的比喻，这就是后来“不须放屁”的那个“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可几年过去，土豆越来越珍稀，牛肉也愈来愈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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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y Eminence

逍遥亦南

虽看过不少正传,但看这个更觉有趣.

李大苗

解读蛮夷的烟火，总有中国式的想象。“土豆烧牛肉”，半道炖煮、半道杂烩，色不及红烧亮丽，味不抵清蒸丰腴，但曾几何时，却是一道最名胜的政治纨绔。这般挖苦，即使如今有人依然乐为调侃，却不觉当时刚刚渡过“严重的自然灾害”。讥言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殊不语红旗迎风飘扬，赤国遍地饿殍。

 其实，很多正典绝句都大可做些疑虑。“土豆烧牛肉”就是一例。“土豆烧牛肉”之所以惹得历史性恶怒，并非仅是农民文化过年式的想象，更是故意的回唾。此名言出自赫鲁晓夫对匈牙利人提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解答，意思是社会主义就是天天能吃上这等好吃的。这是1959年的话语，回放当时的国际共运动态，这句话还另有底气，意思是，社会主义不是“大跃进”，不是要搞得大家没有裤子穿。

 “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所用的词指的是匈牙利的一道菜品“古拉什”。出于疑虑，又检索了一下这个政治典故。“古拉什”的英文格式作“Goulash”，感谢Google，它给出了将近二百万条相关资料。这道菜，在匈牙利至少有千年传统，风靡欧洲也有了百多年。1989年的一份调查中，“Goulash”跻身美国前五大菜肴。

 “古拉什”，若粗放烹制，大凡块状的牛肉在瓦罐中文火炖烧，加之青椒、胡椒、洋葱、大蒜、醋料等等，是居家拿手的绝活；若精心打理，先要用培根煎炒洋葱至透亮，添汤煮沸后加入按部位精选的牛肉，小火烹调几达4个小时。青椒须是匈牙利的甜Paprika，还要配以桂树叶、丁香、香菜籽、黄油、酸奶酪等等小20种辅料，是一道欧洲宫廷的珍馐。

 “古拉什”，可以加土豆，也未必加土豆。加入土豆，不过为得收汤而浓汁。正宗的古拉什，绝对不得加番茄，也肯定不加土豆，因为这些印地安菜系都是很晚才传入欧洲的。而讲究的吃法，“古拉什”中不加土豆，土豆则用做一道搭配的素菜汤。照此比兴，烹调可口的罐焖牛肉，大概都可赞许作“古拉什”。

 以“古拉什”做局，还竟能鄙化起势不两立，大要叹为历史之观止。细心回看这个故事，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个土豆引发的肉案。

 阅读赫鲁晓夫的言行，如今依旧颇有动感。他有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不错，可倘若用大油抹一抹，会更好。”这当然是恶搞。可惜，其原文不大好找，可俄罗斯好像更偏好的应当是黄油。按照我的语言能力，“黄油”的阶级应该比“大油”的阶级更阔绰、更潇洒些许，备不住另有一个恶搞。说过来，即使是“黄油”，这般轻挑，在意识形态的“非化”或者“去化”的今天，依然是当下练胆所不及。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从坟墓里爬起来，他们会嘲笑这些书蛀虫和引经据典的人。这些人不去研究现代社会和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条关于如何处理拖拉机站问题的语录。”如果前面的那句名言还算是无所实指的抽象，赫鲁晓夫这般言锋所向，怎不令苏斯洛夫陡生暗怒呢。

 执虚避实，寡欲拒利，除却企望能在理论与马列齐肩外，苏斯洛夫俭朴和廉洁无人可比，其道德境界崇高、人格魅力无限。日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时，裙带飘逸、贪贿风行，独苏斯洛夫居污而无染，可见其身心定力。

 后人说，身为第二书记的照勃列日涅夫，每日的工作表示，早上给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二把手打电话致意，下午要在办公室里酣睡两三个小时。与其慵懒、懈怠相比，赫鲁晓夫不过算是多动症。若无个人恩怨，苏斯洛夫未必签发许可。可“灰衣主教”就是颁下了明晃晃政治执照。

 电话中说“全都到了”，可是这些“大家”不是主席团成员就是书记处书记，基本上就在克林姆林宫的一层层和一间间里守职。所以，更精确的意思至少是，大家全都到会议室了。明白了这个，就晓得道岔已搬动，进程始徐徐。

 这电话，若确实是苏斯洛夫所为，那个傍晚，他着的定是一身黑衣。电话隐瞒了正在甚至已经召开了会议，一个比“紧急会议”还迫切的会议，以至来不及短言。猜测苏斯洛夫会这般自慰，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就爱是啥就是啥了。这个说法，如今左派归纳的文言来得更简练：过程正义要服从结果正义。

 没有留下任何名分，人们至今不知如何称呼这个会议，但做就了《关于因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的远景国民经济计划而出现的问题》。瞧这死签的名份，吭吃地哼唧。

 由莫名的会议作决定，历史上大有案例可查。但，“碰头”、“生活”或者“务虚”之类奇妙的会议作决定，翻翻历史，屡见不鲜！

 既然这个莫名会议决定了“紧急会议”，当然也就必然设计了议题、方式、进程以及结论或决议，以达到目的。也就必然预防跑题、失据、夭折，乃至无法预见的意外，以及最不得已。

 倘若出现意外，那么，将如何收官？如何最终裁决？许可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么？或者中止会议待第一书记处理？决定这个莫名会议的人，若没有底数岂能召开会议？即使一切顺利，可是，倘若第一书记拒绝这个莫名会议，也总应该有所预计，以及如何处理。

 是上午还是下午开始的这个会议？没有更详细的提及，简而言之的说法就是大家“全都到了”。除赫鲁晓夫、米高扬外，重病中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也未到。莫名的会议，有否资格禁忌？正版的“主席”和正版的中央书记，还有候补的“主席”，此外还有谁？不得而知。

 有的“主席”和书记是一担挑，其中如，赫鲁晓夫，而且还是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是第二书记；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也是书记。还有专职的书记，比如日后拔萃而出的安德罗波夫，此时他刚好50岁。

  “候补”是一个模糊术学。政治博弈中，旁听权、建议权、发言权，表决权？当会议为莫名的时候，又会如何呢？

 莫名会议不做任何记录。这样，也就不会有参会登记，更不大会有会议通知的存档。关于会议的说词，大约都是二十年以后的回忆，情景早已久远，说法也就颇有差异。所以，究竟还有谁参加了会议，最先和最后的到会，如今全无凭据。

 似乎没有细节被保留下来，只好假设。比如，每一个人都要明确表态；也比如，回答每一个疑虑或担心；再比如，每一个人都要承诺保密。总之，每一个人都明白，第一书记已经束手待黜。

 回过头来，前面那句细节在于成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 0:10:52编辑过]

猪头猪智慧

等着看续集。

李大苗要是当了编剧，吾辈没有饭吃了。

李大苗

1964年10月12日 克林姆林宫（下）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他还留守在最后的昏厥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特别会议。其决议中立下规矩：党务、政务、国务，分而治之。这指的是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时的格局里，由马林科夫主掌部长会议。

 按照这个规矩，比较其他两位，属第一书记最闲在。毕竟理论不能天天新，任免无需日日变。最有权者，最无事，也最无聊。最有权且无事者，最好升妃。否则，不升妃则生非。回望历史，大抵如此。当然也有例外，列宁既没升妃、也少生非，革命成功之后没几年就忙着去生病，国家也就万象刷新，一派猛进。纵然那病是革命所没齿的花柳，却是群众不言的福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工作安排之后呢？叫党干啥就干啥，或者哪里有困难、有问题，党就占到哪里。此时，农业既有困难也有问题，这样，部长会议主席拼单产增效，第一书记搞开荒增产。相竞争、互抵牾、两算计，以致路人皆知。这故事颇杂，暂放下不谈。简言之，其结局是安分的布尔加宁出任了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有着绝对威权和冷酷手段，依然都觉得党政两立碍手，所以担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于双肩，还插上国防部长一腿。1958年，第一书记最终兼了部长会议主席。这出自历史的积习，也缘于制度的机理。合治之后，新病尚不及医，痼疾日渐复辟。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第一书记，说是“集体领导”，三驾一套的模样。可拍案一问：谁是真的领导。部长会议主席晕菜，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傻眼。别说拍你个初刻惊悸，到二刻、三刻你还得惊悸。

 在西方，就说分了“内阁制”和“总统制”。只要总理是选的而不是总统招聘的，或者总理拿总统不好好当相片挂，之间的关系，永远是高热度的摩擦区。在东方，没有总统，是人民的自豪；不坐皇帝，是领袖的谦虚。

 第一书记，若只披党风不着国威，没法国家礼遇，冷战时代，要想摸摸这仪仗时的心跳，只能到小弟兄家里串门。党的领导人上一次做西游记，好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唉，想起那乱人偷渡仍从容的日子，就心中万端。逃难与流放齐晦，伟人共浪汉一舍，嗯，说的就是列宁，那时候，老人家在外国，瞪来尽是局子里的注目礼。

 不得不承认，国家间的事务，还是要最终权力者面对面来摆平。签定条约、切磋公报，总要讲究个对等和有效。党，若不驻议会，不过就是个民间社团，与流氓团伙的差别呢，人家称“大哥”，这里叫“书记”。都有天王盖地虎，各设宝塔镇河妖。个中道理，不必问啥么哈！么哈！

 三套三驾的政治马车：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猛烈脱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中途瘫架，以及之后的勃列日涅夫、科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最终散伙。

 大雪覆盖着伏尔加冰河，自打封冻那天起，就惦着跑上三套车，可为啥这忧郁哼得那么悲伤，唉，只剩下那匹传说老马，拉着一辆敞篷的天堂。

 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此举，坏了规矩，也自废诚信。而所以可以如此，其直接原因在于他自己，可背后呢，大有同僚、追随者的真诚和阿谀。

 若都归于个人品性，不能通解历史。熟稔共运历史的会说，勃列日涅夫最终没有兼任后来也改口叫总理的部长会议主席么！是，这说的没错。他兼任的是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习惯的说法是，此公嗜好热闹而怠于活计。

 赫鲁同志是勤于做事儿的晓夫，而勃列同志呢，怠惰的日涅之夫。涅，《说文》做奴結切，透黑的意思。这等八卦，当是国学，权可不训俄。

 1935年，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州第一书记，四十岁刚刚有余。领袖那开始注意到他，还直接用电话找他说话。这第一次的托付，是全莫斯科的公共厕所。他没有、相信领袖也没有想到，最后一次的托付，是整个革命事业。从局促的茅坑到辽阔山河，相差大约18年。

 将来，人们一定这样地记忆：伊里奇——约瑟夫——尼基塔……。

 这个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六十岁挂零了。更年期已退市，荷尔蒙正在摘牌，若不是身居高位，人生正该打烊。本以为呢，人生就那么几个跌停板了吧。忽然间，原来还可以另一次豪迈。

猪头猪智慧

“都有天王盖地虎，各设宝塔镇河妖。个中道理，不必问啥么哈！么哈！”

没看过样板戏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

“将来，人们一定这样地记忆：伊里奇——约瑟夫——尼基塔……。”这老哥仨姓名的的前三个字，能记忆的人，肯定没有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多。

萧雪

总算知道了“土豆烧牛肉”的渊源，原来只当是旧苗嫂的拿手绝活。

老西安

今天先粗看一哈，明天慢慢品。好文要顶起来。

袁灿兴

今天先粗看一哈，明天慢慢品。好文要顶起来。
老西安 发表于 2012-12-18 01:06

感谢老西安硬顶

施国英

第一次拜读，有趣好看得紧~~

老西安

12d" /> 感谢老西安硬顶
袁灿兴 发表于 2012-12-18 10:18

沙里淘金，好帖得硬顶。

老西安

都神马水平？也没人接班顶一哈，看来还是得俺亲自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