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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my

外国人看主旋律电影：《孔繁森》

上课那天，托马斯不在。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只要没有他添乱，别人都好对付。要是这堂课上，谁敢再提“焦裕禄是否要继承老贫家的遗产”一类的问题，我就请他看三遍《红河谷》。

正想着，门开了，罗伯特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我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没开始之前，当一回中国教授的小学生，允许吗？”

“欢迎系领导光临指导。”

罗伯特朝我点点头，坐在托马斯的位置上。

位罗伯特教授以研究..文件版本闻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见过他。此公在文革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声望日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忆超群，长脑瓜就像计算机，两只灰眼睛就像高清晰度的扫描仪，他对1966—1978年间的..中央文件烂熟于心，随便你提出哪一篇，他都能马上告诉你文件的编号、主要内容、有几个版本以及毛主席在上面的批示。他还有一大爱好——专门研究人家不研究的问题。在那次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江青更年期的变态心理》。他来听课，我大大欢迎——他的特长在我这里成了特短——他从来不看新时期电影。

我们围桌而坐，索菲娅换了衣服，肚脐装改成了Ｔ恤衬。魏安妮还是一身休闲，费米穿着一件圆领衬，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看着他的电脑。

“你们都看了吗？有什么感想？”我问。

索菲娅：“我和魏安妮一起看的，我们都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书说‘你嫂子’——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

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是什么意思？”

Ｔ恤盖住了她的肚脐，我的思路敏捷多了：“‘你嫂子’的意思就是‘我老婆’。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同样的道理，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你大哥’，她的意思就是‘我丈夫’。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索菲娅困惑地扬起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能举个例子吗？”

“手足关系，也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这样说的前提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是他的弟弟，当然这种兄弟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费米来了兴致，放下二郎腿，身体前倾：“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就成了梁山好汉吗？我去过山东，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都是兄弟。就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请注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用阶级方法分析问题。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很清楚，梁山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宋江搞的是修正主义，李逵是继续革命派。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宋江是科级干部，是政府官员，他的屁股最后还是要坐在统治阶级一边，李逵是贫下中农，家里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妈，他属于被统治阶级，所以他的屁股就要坐到革命派一边。”罗伯特不失时机地炫耀了一下他的幽默感和记忆力。

费米对罗伯特的引经据典毫无兴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愿意与被领导——司机、秘书结成兄弟？他们不是同志吗？同志变成了兄弟，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你看看，刚走一个不省油的灯，就又出来一个。不用托马斯费心培养，费米就成了接班人。

我想了想：“这跟进步退步没有关系，它只能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

费米不依不饶：“旧中国人与人之间常常称兄道弟，尤其是国民党队伍里，《南征北战》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那时候并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很亲近？难道同志不更亲近吗？不止一位中国诗人，在诗里歌颂‘同志’。”

“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根本不是个人习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我从首都机场上飞机的时候，箱子超重了三公斤，当时我说了一句：“小兄弟，帮帮忙。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不知道，下次保证不超。”那位工作人员挥了挥手，让我过去了。要是我管他叫“同志”，他肯定会认为我是从那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乡巴佬，非罚我不可。

幸亏罗伯特救了我：“我看，称呼的改变，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费米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

索菲娅却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假如听话的人也有嫂子，不是会发生误会吗？”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

魏安妮站起来：“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这种称呼属于哪一种？”我被问住了：“这种称呼既不是谦称，也不是敬称，更不是爱称，它们只能算是……昵称——表示亲密的称呼。”

魏安妮：“我可以用它们跟中国人聊天吗？”

“可以。”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这些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地跟国人聊天，我的后脊梁就一阵阵发冷。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孔对司机、对秘书长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的大哥。作为地委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叫他们小张老李或者是同志？”

费米：“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人家都得叫他孔市长、孔书记。魏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

魏安妮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叫孔市长19次，叫孔书记82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2。”

她举起笔记本转身朝着同学们，笔记本上画着四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的一行都填写着官衔——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最下面一行是总数。

没见过这么看电影的。

她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学过社会语言学，我的目的是要通过统计数字，从电影里面看出中国社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我指着她的本子：“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魏安妮扶扶眼镜：“我的结论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

嘿，这个小丫头还真有一套。我好奇地问：“《孔繁森》你看了几遍？”

她张开两手，伸开五指：“十遍。”

突然，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十遍。”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吓了一跳。

罗伯特：“再看十遍的意义是，弄清楚叫孔书记的人属于党内还是党外，也就是说，是藏族老太太这样叫他，还是地委领导班子这样叫他。”

魏安妮：“这有什么区别吗？”

罗伯特：“1978年12月18日..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英委员112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罗伯特又得到了一次卖弄党史知识的机会。

魏安妮：“你是说……。”

罗伯特：“我是说，按照..中央文件，阿里地委领导班子应该管孔叫同志，而不能叫他的官衔。而老百姓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因此，你还需要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

魏安妮：“这并不难，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

罗伯特：“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

魏安妮糊涂了：“谁？谁要求我这样做？”

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

教室里沉静了几秒钟，随即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有我无动于衷。

笑声中，托马斯悄悄地溜进来，坐在费米的旁边，奇怪地看着他的同学们。

费米收住笑，拍拍托马斯的肩膀：“你有嫂子吗？”

托马斯诧异地摇摇头。

费米：“现在你有了一个——我老婆。”

托马斯对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兴趣，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他的黑本本，一字一顿地：“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孔繁森不说藏语，而只说他的家乡话。”

大家都被问呆了。

托马斯接着说：“贵国的顺治皇帝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提前一年学习藏语。我不知道皇帝先生的藏语学的怎么样，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孔繁森受藏民欢迎，不仅仅因为他为那里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说明他的藏语水平一定很高，足以跟当地人交流。可是导演一方面让他高唱藏歌，另一方面，又让他大讲山东话。

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吗？”

托马斯扶扶眼镜，合上本子，拿出录像带，来到录象机前——他肯定又发现了什么。我看着他倒带子，心想，这家伙不如改行当编剧，专编“继承遗产”一类的荒诞故事。

托马斯终于找到了他想说事的那一段。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大雪铺地，一只黑色的帐篷在风中颤抖。
孔繁森进门，一缕阳光射进屋里。

孔：老人家，老人家，大妈。一只水壶冒着微弱的热气。

藏族老太太认出来是孔书记，扔掉怀中的小羊，从床上滚下，爬过去，倒在孔繁森的怀里，大声呜咽起来。

孔抱着老太太，慢慢地蹲下。

铜制的酥油灯，微微跳动的火苗。

孔站起，一张空荡荡的床。老太太的哭诉声。

孔坐在空床上，抽泣起来，地上，那双又脏又破的解放鞋再一次提醒人们：那个生病的藏族老太太曲珍已经去世。

老太太伏在孔膝上哭泣。

那只小羊羔站在地上，抖动身体，叫了一声：“咩。”

孔背起老太太，走出帐篷。

厚厚的积雪，趟雪的脚，背上的老太太。

孔将老太太扶坐到马上，脱下皮大衣，给她披上。

老太太抽泣着，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挂在孔的脖子上托马斯抓起炭素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大写英文——ＭＯ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ＴＯＰＨＯＲ。

我认大写的英文特别慢，总得在心里把它们变成小写，才知道是什么。我刚认出“蒙太奇”，托马斯就翘着红胡子，演讲开来：“这是电影学的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就是……隐，隐，隐……”

他找不到对应的词，有点尴尬，幸亏魏安妮把“快译通”递过去，他获救似地叫起来：“对对，隐喻！隐喻！这是一组蒙太奇，用隐喻方法表现的蒙太奇！孔繁森与藏族老太太的关系，就是人与小羊羔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一方是拯救者，另一方是被拯救者。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羊羔！”

托马斯气势汹汹地看着我，好象我是三Ｋ党。

教室里一片沉寂，人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事情明摆着，托马斯要报上节课的一箭之仇。

要命的是，这个挑衅者在这一点上还真不外行。看来，他根本没去学辩证法，而是琢磨蒙太奇去了。

我有点后悔——怎么给他们看这部片子！这不是给我添堵，给国产片抹黑吗？

不行，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罗伯特给我解围：“托马斯，这是个敏感的问题，……”

托马斯轻蔑地看了罗伯特一眼：“这是教室，不是外交部。我们谈的是艺术，不是宣传。我请中国教授回答问题，没请你来替他说话。”

罗伯特耸了耸肩膀。

我看着这位“后红卫兵”：“我不谈它，是因为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错，这个段落是隐喻蒙太奇。但它并不是表现民族关系，而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孔繁森代表政府，藏族老太太代表人民，那个羊羔隐喻的是人民。这并非中国人的首创，《圣经》里早就这样说了。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选择，美利坚是美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是贵国同胞的选择吗？”托马斯眨巴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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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

这是俺的老哥吴迪先生的文字，出自《中西风马牛》。我原来在文化艺术版贴过不少。

一本具有“洛阳纸贵”潜质的书，因策划、销售不力，竟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真是丧气。——当然，与一般读物的印数相应，也算相当不错了。

云的南方

周大哥坐沙发。楼主居然没有介绍作者何人！想来楼主并不注意这些。[em07]

psyzjs

这个THOMAS虽然言辞很让某些国人受不住,毕竟表现了某些西方学人治学的风格.[em05]

kiki_y

这本书很有趣. 可惜真正有趣值得读的书总是畅销不起来.

emmer

用一双陌生的眼睛，常常能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中看出新鲜来。

迅弟儿

原帖由 emmer 于 2007-10-7 00:47 发表
用一双陌生的眼睛，常常能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中看出新鲜来。

就仿佛从刚果人的眼里看到国人的常识一样

小手冰凉

http://www.cnblogs.com/skyiv/archive/2005/11/07/wudi.html

周泽雄

小手冰凉提供的，也只是局部，不是足本。
这本书出版时，也经过了一些删削。我的电脑里倒是有足本的，未经授权，不敢转贴。喜欢看书的朋友，还是去买一本吧，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腆着脸自吹一下，该书腰封上的赞语，还是我写的呢。因人微言轻，写上我的名字也构不成促销，所以出版商就把小名省去了，做得很对。不过，腰封上只是一句话，我完整的介绍，在卷首的“编辑絮语”里，我抄在这里：
这是一本竭尽狡狯之能事的异书，叙述之洗练老到，台词之精彩尖新，均属骇人听闻。在国语的嗫嚅和洋言的无忌之间，是一片机锋洋溢的智性空间，读者能听到刀剑相交的声音。一卷读罢，我们见到大量战死的观点，它们化为尸骸，横陈于读者的眉锋之间，而在眉锋之上，新的观点又开始凝结。
吴迪教授在送我的书上，即兴写了一首诗，对于了解作者的真正用意，不无益处，俺首次披露在此：
熙清皇朝赖把关，
防民之口胜防川。
痴呆嗫嚅归国语，
真率无忌付洋言。

小手冰凉

能不能把足本的传给俄看看呀，心痒不已啊

小手冰凉

昨天搜索到半夜都只有那几篇，再多没有了，倒是独角兽那里有多出两篇来，可也就多两篇而已

小手冰凉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拿东西出来跟你交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会让你也心痒的东西哦

周泽雄

回小手：还是去买吧，真不贵，当当上打66折。等你买下，读过了，如果依旧对足本感兴趣，我试着去征求下吴迪教授的意见，他同意，我就把足本传给你，如何？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910761

小手冰凉

急啥啥的遇到慢郎中料，俄闪～～～

周泽雄

这是我过去在真名贴过的两段《中西风马牛》里的文字，转过来，为小手服务一下：
7，日本人的逻辑（一）
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八点半，八点四十进教室，九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八点四十五进教室。奇怪的是，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我冲了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拉米对雪的感觉》。
九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好生纳闷，说好了这堂课上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录像带和文字材料上礼拜就发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抗议我选的片子不合口味，集体罢课？还是不约而同地生了病？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地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说话:“Good morning, Professor, please allow me to have your lesson.（教授，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他们解释，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了。他们的大学已经放暑假了，听说我这个班一直上到七月第一个礼拜，他们深感幸运。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他们以为我出去郊游了，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安娜问我，我这个班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两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Midsummer（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与施洗约翰节和五朔节合为一体。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和他的中国妻子陈宁祖。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隆德，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几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按动PowerDVD。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对不起，因为我们怕讲不清楚。”
我：“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吴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儿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
    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吴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

    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确切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的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比日军多。”
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明白了无数次鞠躬后面的用心。哈哈，好呀，想跟我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把戏，行！有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看在一衣带水一桅可航的面子上，我教你们几招。
我起身为他们各冲了一杯咖啡，不用说，当杯子递给他们的时候，我又领受了第N次的起立鞠躬。同时，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谦逊地弯腰回礼。然后，我清了清嗓子，调动面部肌肉，酝酿出售楼小姐式的微笑，以最柔和亲切的语调说：“对于你们的苦心，我深表理解，它让人感动，更让人怜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们不远百里，从哥德堡跑到隆德，千方百计地找到我，给我看中国电影，中国史书，并且不断地弯下大和民族尊贵的腰，给我起立，向我鞠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印证你们的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很多中国人投降了日本军，人数超过了侵略者。根据这一点，你们想说明，日本侵华史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你们就可以洗刷日本的战争罪行，对不对？”
日本男女表情肃穆地盯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缓缓地站起来，又向我深深地弯下了他们的弹簧腰。当他们直起的时候，高树发话了：“很抱歉，您只说对了一部分，需要纠正的是，我们并不想掩盖罪行，只想寻找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亏他说得出口！
“你们知道，电影是虚构的，想用虚构的艺术来证明历史，这种努力很可敬，但恐怕缺乏说服力。有一部日本电影《望乡》，你们肯定看过。
高树和完田用疑惑的眼神互相看看。
我起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望乡”两个字，他们还是摇头，直到我把“乡”字改成了繁体，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边点头，一边吐出一串日语。
“这个影片是日本著名导演熊井启拍的，两位日本最红的影星田中绢代、栗原小卷出演，讲的是南洋姐阿崎婆的故事。”我一边说，一边把人名用繁体写在黑板上。他们不断地点头，表示他们想起了这部电影。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马来西亚的山打根有一片南洋姐的墓地，所有的墓碑都是背朝着日本。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日本女人都仇恨自己的祖国？”
两个日本男女惊异地看着我，想反驳，却说不出来。
我乘胜追击：“今村昌平拍过一部影片，叫《日本昆虫记》，把日本人比喻成虫子。如果我根据它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是低级生物。你们感觉如何？”
高树站起来，整整头发：“我不认为……”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完。”我示意他坐下，接着说：“我看的日本电影不多，但全是获奖片。我发现，这些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间有情妇不在少数，至少有一半。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日本至今保留着多妻制？”
“我们认为，你不了解日本人，没看懂这些日本电影。”高树说。
    “同样，我也要告诉你们，你们不了解中国人，没看懂那些电影。比如说伪军，《地雷战》里的伪军是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请你们再好好看看片子。为什么那个伪军军官一会儿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说：“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比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军官更知道土八路在什么地方吗？很显然，他是在迷惑在敷衍日本人。你们没看懂片子，就拿它当证据，就想从中寻找真实的历史，是不是有点冒失？
高树的脸由红而白，完田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接着说：“更重要的是，你们对人民电影一无所知。”
完田：“什么是人民电影？”
“人民电影指的是49年到66年的电影，它的宗旨是宣传。西方人一听到这两个字就皱眉头，认为违反了文艺本性。其实这是他们的无知，任何文艺作品都在宣传，只不过有巧有拙，程度不同罢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拍的电影，哪一部不是宣传？宣传东三省是日本的新土，宣传中日亲善，团结一致搞大东亚共荣。《地道战》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拿来说事的“二百多伪军，一百多鬼子”上面，它宣传这样一个思想：旧中国政府腐败，社会黑暗，迫使一些中国人当了汉奸。同时，它也告诉人们，日本政府的政策不得人心，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给军国主义卖命。也就是说，它用一句简单的对白，揭露了两国政府的罪恶。人们会由此得到结论：这个国家应该改造，这样的政府应该推翻。历史证明这种宣传是正确的，你们看，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军国主义被民主制度所代替。
高树：可是，影片把中国人说得比日本人多起什么作用呢？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除了宣传之外，人民电影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既然要教育，就要告诉人民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地雷战》里把伪军说得比日本侵略者还多，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促使人民反思国民性。我想，这种勇气是一面镜子，那些不辞辛苦为自己国家掩盖战争罪行的人的通过这种镜子照照自己。”
我不知道这番雄辩起了什么作用，反正他们不停地擦汗，不停地喝咖啡。
快到中午了，两个日本人请我吃饭，我谢绝了——中国人连对日赔款都不在乎，还希罕一顿饭吗？

8，螺丝钉精神
    两个日本人搞得我心情很坏，又没处倾诉，你能跟瑞典朋友说这些事吗？人家忙着日光浴，即使不去晒屁股，也不会关心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找同胞？这个小城里的中国人比瑞典人还忙——没移民的忙着移民，移了民的忙着度假。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出国的孤独和寂寞。我炖了一锅红烧肉，大快朵颐之后，骑车到四十里之外的古教堂参观了一通。回到公寓已经天黑了，开门进去，发现地上一封信，肯定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打开一看，里面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英文：“我们看不懂《离开雷锋的日子》，能否提供一些辅助材料？谢谢。”署名是“瑞典中国电影爱好者评奖委员会秘书处”。从笔迹上看，这个纸条出自索菲娅之手，她用左手写字，所有的字母都大写。
我略感失职，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就得让他们知道雷锋何许人，他的事迹和影响，我也带了《雷锋》的录像带和材料，可是，前几堂课让我心里不痛快，敷衍了事的心情油然而生，不想费神给他们提供资料。这不是，害得人家找上门来，赶紧亡羊补牢吧。我翻出《雷锋》的录像带和两本书——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雷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交给系秘书。
为了表示敬业，我连夜写了一个雷锋的生平简介——
       雷锋（1940-1962），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湖南省望城县人。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打残致死，哥哥在机械厂做工，被机器轧伤，不治而死。 三岁的弟弟被饿死，母亲被地主强奸上吊自尽。七岁成了孤儿。四九年八月家乡解放，新政府送他上学。学习刻苦，积极参加土改斗争。高小毕业后在乡政府当通信员，后调望城县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加入共青团，1960年 1月入伍，同年11月入党。在部队期间，他努力学习毛著，自觉改造思想，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他真正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而从不留姓名。如，1960年他把省吃俭用节余下的二百元钱寄给灾区，带病参加抗洪抢险，奋战七天七夜。战友的母亲病了，他也寄钱去；路上遇到别人有困难，他主动帮助。为人又谦虚谨慎。受到了从部队到地方的多次表彰。被评为“节约标兵”， “模范共青团员”，当选为抚顺市人大代表。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62年8月15日，在指挥战友乔安山倒车时，汽车将一电线杆刮倒，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因公牺牲。他的事迹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他的事迹。总政，团中央，妇联，总工会，发出号召向他学习。他所在的抚顺和望城县建立了“雷锋同志纪念馆”。1963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题词表彰。
此后，中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各条战线涌现了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为了号召大家向雷锋学习，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雷锋》，三十年之后，拍摄了《离开雷锋的日子》。这两部电影在中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第二天一早，我到系里复印雷锋生平，刚打开复印机，索菲娅来了，手里拿了两本中文书。她告诉我，因为找不到我，她就去找托马斯。托马斯放假时回了一趟德国，特意从家里带来了关于雷锋的书。她想把它们复印下来，与费米和魏安妮共享。她还说，托马斯对雷锋很有研究，并且对这个中国英雄一直深怀敬意。
我看了一下她手中的书，一本是《共和国英模谱》，人事出版社1997的版本。一本是《雷锋日记》，1964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两本书里都画满了黄的和红的道道，有的书页上还用德文写着眉批。看来，索菲娅所言不虚，这个德国红胡子不但早就关心雷锋，而且多年来持之以恒。
回到办公室，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让托马斯主持这堂课？这样既可以省我的事，又可以让他去治治那些捣蛋鬼。对，来他个“以夷治夷”！拿定了主意，我拨了托马斯的电话，电话那边的托马斯好象还没睡醒，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之后，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了两句假装谦虚的话之后，应承下来。我不禁暗自得意——你们老说中国人窝里斗，这回，我也让你们斗一把。
学生都来了，只差托马斯。我坐在托马斯的座位上不停地看表，担心红胡子变卦。八点四十五分，门开了，托马斯进来了。哇，这小子简直变了一个人——西装革履，白衬衣黑领带，头发理过了，乱蓬蓬的红胡子也经过了精心修剪，连他的眼镜似乎也比以前明亮。
托马斯目不斜视，径直来到讲台前，扫了一眼下面，开始他的就职演说：“中国教授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决定在瑞典的讲台上搞一个大胆的教学改革——让一个德国人，一个喜欢抬杠的学生来主持这堂课。从一个客座学生升为客座教授，我实在有点诚惶诚恐。但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像雷锋先生那样，做一件好事呢？”
教室里响起一片笑声和叫喊声。
索菲娅朝托马斯喊道：“这种好事我也能做！”
费米翘着二郎腿，双手抱着后脑勺：“在瑞典搞改革为什么不用瑞典人？我要向教师工会反映！”
魏安妮朝他们嚷嚷：“听托马斯的！”
我不动声色，静观托马斯的表演。
托马斯示意安静：“你们懂吗？这叫民主集中制。瑞典人负责民主，中国人负责集中。德国人不过是集中的产物。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提意见，中国人可以不听，德国人却不得不讲。好，现在，上课。”
托马斯扶了扶眼镜：“请各位说说你们所知道的雷锋，不要讲从书上看来的，讲你在中国听到的看到的。比如，你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雷锋这个名字的？”
没人吭声，我暗自高兴。
托马斯只好身先士卒：“我第一次听到雷锋这个名字是在台湾，那时我在台湾学中文。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是神学院的讲师，狂热的基督教徒，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有一次，我们说到宗教。他说，如果到大陆讲学，他相信会有广大的听众。我说，大陆是无神论的天下，他不会有什么听众。他反驳我说，大陆人比台湾人更有宗教情结，雷锋就是一个代表，比起基督教中的十二圣徒来，雷锋的献身精神和思想境界一点也不差。大陆持续不断的学雷锋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信徒，宗教的基础是同样的，因此，让这些人转向基督教是很容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雷锋这个名字。此后不久，我到书店里买书，书店的老板悄悄问我，要不要禁书。我问他是什么禁书。他说，是大陆出的书。我很好奇，请他把书拿出来看看。他把我带到地下室，那里的存货可真不少，有鲁迅的杂文集，有中国党史，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雷锋日记》。我买了《雷锋日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雷锋的书。后来，我到了北京，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司机跟我聊天，说他的公司号召大家学雷锋，他认为，这是瞎扯蛋，雷锋要是活着也早就不当雷锋了。”
托马斯的以身作则勾起了大家的兴趣，魏安妮和索菲娅都跃跃欲试。托马斯请魏安妮先讲。
魏安妮：“我第一次听说雷锋这个名字，是在中国。有一次，朋友给我看中国的报纸。报纸上说，一天晚上，一个军官被汽车撞倒了，受了重伤，可是开车的逃走了。这个军官请求过路人把他送到医院，过路人跟他要钱，他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了过路人。过路人把他送到医院后，就扔在医院的长椅上。一个护士看见了，问他，他说来看病。护士跟他要挂号的钱，他说没钱。护士和医生坚持先交钱后看病，他拿出自己的工作证，说明自己是少校，医生这才把他收下。可是他还是死了——因为流了太多的血。中国朋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连雷锋的领导撞伤了都没人管。我问他，雷锋是什么人，他说，雷锋早就出国了。我问他到了哪个国家，他说去了美国。”
索菲娅：“我也听人说过雷锋，那是我在湖南旅行的时候住在一个宾馆，第一天晚上就听服务员说，那天下午有个孩子掉到河里，快淹死了，岸上的人围了一大群，没有人救那个孩子。孩子的妈妈请求他们下水救孩子，那些人向她要钱。一个过路的人把孩子救到岸上。那个妈妈却叫了一辆出租车抱着孩子走了，救孩子的人躺在岸上没人管。宾馆的服务员说，这年头不能当雷锋。我问他雷锋是怎么回事。他说，雷锋是个傻瓜。……”
费米打断索菲娅：“你们说的都是中国人的牢骚。其实雷锋不可能出国，也不是傻瓜。……”
索菲娅和魏安妮几乎异口同声：“用不着你说，我们早就知道！”
托马斯：“费米，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雷锋的？”
“我是在一次争吵中知道雷锋的，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知道得很少。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同学问我，‘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怎么翻译。我说，我需要知道这个短语的语境，于是他们拿来一本《雷锋日记》给我看。我十分震惊——日记是给自己写的，怎么能随便在媒体上公开呢？我问他们，雷锋的亲属是否同意这样做？他们很奇怪，跟我解释，中国的媒体有权力发表任何人的日记，不用取得写日记的本人或者他亲属的同意。其中一个同学还补充说，雷锋没有亲属。另一个同学否定这种说法，他认为雷锋有亲属。俩个人吵起来，后一个同学拿出《雷锋日记》来证明——雷锋说，他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给了他肉体的母亲，一个是给了他灵魂的母亲，前一个母亲生了他，后一个母亲救了他。生他的母亲死了，救他的母亲还活着。这个母亲同意媒体发表儿子的日记。前一个同学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两个母亲的说法只是雷锋的比喻，后一个母亲与雷锋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事实上的亲属。后来，为了翻译‘秋风扫落叶’我看了《雷锋日记》。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难以思议的观念。比如，日记里说，‘只要人听党的话，车子就会听人的话。’这句格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车子，无论是什么车，与政党有什么关系？在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我对社民党不感兴趣，它的高福利政策养了大批懒人，它的高税收挫伤了有才能的人的积极性。我不但不会听它，还要反对它。问题是，我的车子不管我赞成还是反对，都会听我的话。还有，日记里还说，‘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讨厌个人主义。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没有个人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法西斯才害怕个人主义。敌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残酷无情呢？难道你可以把他当成野兽，当做一棵树一根草吗？我问中国同学，他说，雷锋的某些思想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比如，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文革时发展成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他对敌人的态度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内函。他还告诉我，中国的医院里贴着‘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这就是说，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没有了人道的革命主义。这个同学的父亲和哥哥都死在文革中，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愤怒青年，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嘱咐我，不要把这些思想告诉别人。”
费米说完了，端起杯子，把所有咖啡一股脑灌进肚子里。
托马斯摸着他的红胡子：“你们的经历让我羡慕，它对理解中国很有帮助。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雷锋会产生在中国，而不是日本，不是印度，更不是欧洲？”
费米用力地嚼着口香糖，嚷嚷：“为什么你不问问中国教授？”
托马斯看着我：“请中国教授替我们解答这个难题。”
我摆摆手：“我想听听大家的说法。”
“我们应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雷锋如果活到现在，将是什么样子。”魏安妮严肃地看着托马斯。
还没等托马斯表态，费米就大声反对：“他根本活不到现在，他离不开毛主席。他不断地说，他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毛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愿意为恩人做一切事，要一辈子听恩人的话，按恩人的指示办事，你们想想，这样的人突然失去了恩人，听不见恩人的指示，他怎么活下去？再说……”
索菲娅打断费米：“费米，你根本不理解雷锋——恩人没指示他自杀，他怎么能死呢？所以，他一定会活着。因为他发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有机器存在，螺丝钉就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魏安妮得到了女伴的支持，也转过脸来反驳费米：“我认为，雷锋会活到现在，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会被累病——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而占他便宜的也会很多。因此，他会成为中国最穷的人，同时也是最累的人。第二种可能，他会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理解周围的变化，中国变得太快太大了。因此，他可能会得精神病。不管哪种结果，他都会住进医院。”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你不觉得你犯了逻辑错误了吗？你刚才说，没有钱医院不给看病，既然雷锋成了最穷的人，他能住进医院吗？他如果真的生了病，会像你刚才讲的那位少校军官一样，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死掉。”
魏安妮：“你不要忘了，雷锋是毛主席题过辞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对于这种人国家会给予照顾的！”
费米：“如果总统题辞可以代替医疗保险的话，那末，总统首先应该给他的老婆孩子题辞。”
托马斯不想听他们打嘴仗，他敲了敲黑板：“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什么感想？
索菲娅：“这个电影使我知道雷锋是个很可爱的人，在很多方面与我一样——因为我也经常做好事。我从雷锋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他所做的事，我都做过。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并不把我做的好事记到日记里。”
费米摆弄着电脑，讥讽地：“因此你成不了英雄，于是就没有大人物给你题辞。”
索菲娅抓起一块口香糖，毫不犹豫地扔到费米的脸上。
费米不动声色：“雷锋受了委屈绝不啃声。”
索菲娅“哈哈哈”大笑。笑完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和魏安妮认为，论年纪，雷锋应该是我们的爷爷，可是要论水平，我们可以做雷锋的奶奶。”
费米又不阴不阳：“就凭这一条，你们就只能算是雷锋的孙子——雷锋从来不自我表扬。”
教室里又是一阵笑闹。
……
    下课的时候，托马斯走到我跟前，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深鞠一躬：“托马斯愿意继续为阁下效劳。”
    “谢谢，谢谢，你主持的这堂课很成功。”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是：“以夷治夷”并不好玩，下回还是“以夏治夷吧”。

小手冰凉

这两段就是我在独角兽看到滴，谢谢周大人哈，不过您的这回转贴米有对俄产生边际效应的说～～～

周泽雄

对不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内容，是我首先贴出来的，当时以西翁的ID，在真名贴的。小手感兴趣，可到真名去查。西翁这名字我自己才用了五天，就永远废弃了。
好，为了增加你的边际效应，我一会儿再找一段出来贴上。

小手冰凉

周泽雄

这段没见过吧？顺便泄露一下，该书原来的书名不叫《中西风马牛》，而叫《异邦观点》。我个人更喜欢《异邦观点》。顺便说明，我贴的内容，与书上的不完全一致：
一、        我是您的儿子
开课的头一天，教室里只有四个人，索菲娅、魏安妮、费米和托马斯。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心里不大舒服——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心情破坏了记忆，我精心准备的英文开场白马上忘掉了一半。其实没忘也白搭——我刚说了两句，所有的人就都起来抗议。
索菲娅用中文朝我嚷嚷：“我知道你会说英文，可我是来听中文的。”
魏安妮也怪腔怪调地跟着凑热闹：“系秘书说，这门课用中文讲。”
费米搂着托马斯的肩膀：“我们相信你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
他奶奶的，本想到国外好好练练英文，没想到又跌到中文里去了。这帮家伙不出国就练了中文，太便宜他们了！心里不满，嘴上还得改说中文：“我很高兴，你们选修这门课——中国文化与中国影视。在开课以前，请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讲一讲选修这门课的想法和要求。”
索菲娅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魏安妮、费米也如法炮制。三张纸迅速地集中到我的面前，在我低头研究他们的中外国名字的时候，托马斯大摇大摆地走到前面，在黑板上写了一行中文：托马斯——司徒苏华。
他敲敲黑板：“托马斯，是我的德国名字，司徒苏华，是我的中国名字。托马斯在德国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很多人都叫托马斯。但是，我相信，司徒苏华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尽管系秘书给我介绍过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厉害，我还是有些吃惊。
“你为什么选择司徒这个姓？”
“它表明了我的职业和爱好。司徒的意思是管理学生的人，也就是教师。这种职业很适合我。”
“那你为什么叫‘苏华’呢？”
“苏代表苏联，华代表贵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关心苏联和中国，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又用了五年的时间翻译这两个国家的书，又用了五年讲这两个国家的课。我想，苏联和贵国都不会反对我用这两个字作我的名字。”
托马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是不是认为你是中国和苏联的老师？”
托马斯摆摆手：“正相反，苏联和中国是我的老师。”他敲敲脑袋：“这里面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和苏联给我的。”
“能说说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吗？”
“我刚才说了，因为我关心中国。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你对讲这门课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占上课的时间给我们看电影，请把录像带事先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在下面多看几遍，为上课讨论做准备。当然，这一次可以例外。”
    看来，这个红胡子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少理他。我把目光转向索菲娅。
不用我请，她早就按捺不住了：“我选这门课有三个原因。”
她竖起三个手指，我发现，她的手指甲上好象写着字。
“第一，我正在写博士论文，想受点启发。第二，我希望有人跟我说中文，听我说中文，并且纠正我的错误。第三，我爱中国，我喜欢中国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我们经常通电子信。”
她举起手，伸开五指，八个指甲上写了八个汉字——难得糊涂？恭禧发财！两个小手指上面分别画着问号和惊叹号。字是黑的，写在白色的指甲油上，格外清晰。
费米等人围过来，费米惊叹道：“真漂亮！这字是谁写的？”
索菲娅得意地：“当然是我！”
托马斯虎着脸：“你相信‘难得糊涂’吗？”
“我的中国朋友相信，他说，这是一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这位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最大问题就是想把事情弄明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明白’是上帝设计的陷阱。所以，人类应该学会糊涂，但是糊涂是最困难的事。因此，战胜这个困难的人，将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人。”
我暗自惊讶：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洋妞居然还懂得郑板桥。
托马斯不依不饶：“那么，它和发财有什么关系？”
索菲娅：“我的中国朋友相信，只有‘难得糊涂’的明白人，才能发财。我无法理解这种东方的神秘哲学。可是，它很好玩。不是吗？”
“是的，它很好玩，但是并不神秘。它不过是无可奈何的牢骚，是……”托马斯想不起来对应的汉语，说了一句洋话。
我一头雾水。
托马斯抓起魏安妮的电子辞典，查出来了中文，他指着屏幕念道：“犬-儒-学-派。对，它不过是犬儒学派的表述，这个学派产生于古希腊，它算得上神秘吗？”
托马斯的说法让我讨厌，我倒宁愿他们把郑板板看成是神秘主义哲学家。我明里打圆场，暗里替国粹说话：“索菲娅，你能不能把你的作品保留到明天？我想给它们照张相。中国人一定会为此而骄傲——你看，东方神秘主义已经传播到了北欧！”
索菲娅高兴了：“我已经照了，我会送给你的！”
托马斯不屑地回到了座位上。
下面轮到费米了。“我选这门课，因为我研究的就是中国传媒——电影、电视、报刊。我有一些问题，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
“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不过你要是允许我转录你带来的录像带或者光盘，我十分感谢。”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用我带来的录像带，跟你换瑞典电影的录像带。怎么样？”
“没问题！”费米高兴了。
我转向魏安妮。
魏安妮：“我的中文说的不好，希望你纠正我的发音。”

阿弥陀佛，这个沉重的开场白总算结束了。承蒙托马斯开恩，允许我在上课时放电影，我的计划是，先给他们讲讲中国的主旋律——英雄模范题材。让他们了解中国，受受教育。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文故事梗概和英文语言点发下去，十分钟后，把录像带塞进录放机，教室里突然安静了，八只洋眼睛都盯住了屏幕。
   
   《焦裕禄》放完后，我宣布休息。可这四个人没有一个动弹。费米按上手提电脑，忙着查什么文件。托马斯翻一个黑皮本本，魏安妮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索菲娅在旁边看着，两人还不时地嘀咕着什么。
    我刚刚宣布上课，托马斯就站了起来，他扶了扶眼镜，扬起一脸毛绒绒的红胡子，首先发难：“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
我有点发蒙：“你……是不是没看懂？”
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更像孙悟空。他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的一段，按了一下PLAY。

这是影片中最感人的一段——

    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
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
起，歌手（据说就是李雪健）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洒遍一身还满。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
赵扛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
头躺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异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
您送点粮食和钱来，您们先用着。”
    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二十块钱。”老太婆感动
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下。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从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主
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
    那粗犷的民歌配合着画面将电影推上高潮。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他为什么要说是？”
“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随口答道。
“如果我想向你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势地给我鞠了一躬：“Father大人。”
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穿着肚脐装的索菲娅居然坐到了桌子上，那肚脐就像只没有睫毛的独眼，偷偷地瞧着我。
我有点走神：“不不，只有晚辈在长辈面前才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亲近。你我年纪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
托马斯似乎一定要当我儿子：“周恩来到邢台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邢台地震那年是1964年，周恩来66岁，那老人顶多70岁。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本想大鸣大放，这家伙却给鼻子上脸。我赶紧收回心思，转守为攻：“照你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是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老人的遗产吗？不用说，那个受灾的老人根本没了财产，就算是有，一个国家总理能为了那几间破房去当人家的儿子吗？不管是邢台的难民，还是兰考的灾民，都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周总理和焦书记的意思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
托马斯有点窘，脸由红而白。
索菲娅说话了：“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了父母官，官僚们也这样认为。请问，父母官是什么意思？”
“父母官的意思是，当官的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负责他们的吃饭和穿衣。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
索菲娅指了指她周围的几个人：“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
“根据呢？”
索菲娅示意魏安妮。
魏安妮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她用左手竖着写的一堆密密麻麻的蟹行文。在下面看片子时，她显然对这一点十分留意，积累了不少证据。
她格外注意发音，像小学生念书一样：“第一，焦带着通讯员下乡，路上碰见了一群干部正在打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农民被绑着。焦裕禄问怎么回事，干部说，那个农民偷了队里的红薯。焦裕禄问农民为什么偷，他说，家里的娃娃没吃的，快饿死了。焦命令干部给农民松绑，干部问焦是什么人。小赵告诉他们：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干部们害怕了，给那农民松了绑。那农民跪下，给焦磕头，说他是‘青天大老爷’。这句话他喊了三遍。”
索菲娅嫌魏安妮念得太慢，一把拿过她的笔记本：“第二，所有的兰考人，除了那个吴县长，都把焦看成是父母官，他们总是排着队，或者聚成一大群，为焦送行，替焦说话。像对待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费米接过了索菲娅的话头：“1991年，我在北京，采访过李雪健的朋友，他们给了我李雪健的创作谈。”
他把面前的手提电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让屏幕对着讲台。
“这是李雪健的原话，发表在贵国1991年第三期《电影艺术》第55至56页上，题目是《用心去拼戏》。请中国教授给大家念一念。”
我暗暗吃惊——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东亚系藏龙卧虎，居然还有李雪健的追星族。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还是你自己来吧，你的四川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懂。”
费米转过电脑，板起面孔，拿出一副宣读论文的架势：“李雪健是这样说的：‘焦裕禄是个县委书记,我没有当过书记，但我当过爹，有妻儿老小，……我把焦裕禄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是缩小至家，找到一家之长的感觉再扩展，根据片子的需要去贴近作为书记的焦裕禄，……面对那么多人没有吃的，逃荒、生病，他是非常紧迫、忧苦、着急的……他那份着急跟任何一个一家之长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天吃不饱时是一样的。’”
念完了，费米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边嚼边发表评论：“我认为，中国就像个大家庭，中央第一把手是最高的家长，下面的省长、市长、县长都是本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就是贵国所说的‘中国特色’。李雪健认为他能把焦裕禄演活了，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当家长的感觉。”
这在中国不过老生常谈，不过一个北欧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得上道行不浅。
同伴的发言给托马斯提供了弹药给养，他又跳出来：“家长就是父母，焦既然是老百姓的父母，那么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问题提得尖锐凶狠而且阴险恶毒，考虑到引蛇出洞，我示意他接着放毒。
“雷锋是中国人民吗？”
“是。”
“焦裕禄呢？”
“也是。”
“雷锋说，党是他的母亲。毛主席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焦裕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因此，他也肯定会把党当做母亲。而他们都属于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看做母亲的。可是焦裕禄却要做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焦裕禄有两个母亲，一个是党，一个是中国人民。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却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变成了那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托马斯扬起红胡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这个问题我以前似乎没想过，就算想过，也还是“难得糊涂”为好。可是，你能劝这位自以为是的家伙“难得糊涂”吗？你能在他面前把自己也变成犬儒学派吗？你能让他就这么得意洋洋地下课吗？不，不行！
爱国主义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托马斯先生，你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辑。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先补上这一课。顺便说一句，司徒是个官名，这种官不但要管学生，还要管理土地和百姓。”
我一边说，一边像外交家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7-10-7 13:27 编辑 ]

小手冰凉

你师兄是很强，故意站中宣部的立场然后玩一把贾雨村，如果一定要给这种手法写个总结的话，俄得说：所有的机灵原来全是被环境给逼出来的～～～～
当然，不是环境就能把机灵给逼出来滴，有的时候冒出来的是鲁迅式的文青，这现象贵论坛就有很充足的例证的说～～～～

小手冰凉

这段没见过吧？

今天凌晨刚读的，还带着露珠儿的说～～～

小手冰凉

俄也能洋葱料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ＣＣＴＶ，感谢剽悍人生双人组

安然

今天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