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帆老人

85，巴别尔：《骑兵军》、《敖德萨故事》

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一个男人活在世上，应该受过大苦，享过大福，干过大事，打过大仗，坐过大牢，当过大官，赚过大钱，经历过伟大的爱情，然后堂堂正正地死去，这样才算资历完整，不枉到世上走一趟。巴别尔活了46年，受过大苦，打过大仗，坐过大牢，没享过大福，没当过大官，没赚过大钱，堂堂正正地死去了；至于有没有经历过伟大的爱情，对巴别尔并不重要，因为文学是他的爱人，终生不渝的爱人；他的一生只发表过很少的文字，几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战时日记而已，不知算不算大事？当然是，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享过大福，当过大官，赚过大钱？他们中谁写出过《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这样的传世杰作，让后人永远的记住，永远的赞叹，永远的怀念？

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幼聪慧，爱好阅读和幻想，曾在敖德萨商业专科学校和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学习，1915年前往彼得堡，后结识高尔基，在高尔基建议下，他深入民间生活长达七年，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1920年从波兰前线返回敖德萨后，开始撰写《敖德萨故事》，接着又创作了《骑兵军》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一举成名。《骑兵军》发表后，引起原第一骑兵军高级将领的强烈不满，军长布琼尼写文章用粗鲁的语言激烈抨击巴别尔，高尔基出面为巴别尔辩护，引起一场风波，为巴别尔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巴别尔在30年代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只发表了零星的小说随笔和两部剧本。1939年被捕，全部手稿被没收，下落不明。1940年1月27日（一说1月15日）被枪决，终年46岁。

1920年，戴眼镜的敖德萨知识分子、犹太青年巴别尔作为记者随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见证了苏联红军从胜利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如实地反映在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中，震惊了天下。在读到《骑兵军》之前，中国读者印象中的苏联红军第一骑兵军是一支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统帅的铁血队伍，金戈铁马横扫白军的传奇部队，军纪严整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的胜利之师，《骑兵军》完全颠覆了这种印象，巴别尔还原了真实、活生生的、不是被美丽的谎言包裹起来的第一骑兵军，也还原了被苏联官方长期隐瞒的那场苏波战争的真实面目。

必须承认，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骑兵军》的精妙，关于这部“全世界流行八十年，禁而不绝的奇书”，只能用“深不可测”四字形容。这八十多年来，全世界数不清的读者、学者、评论家们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恨不得把每一个言外之意，每一个画外之音都梳理清楚。确实，《骑兵军》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战斗的惨烈、恐怖，双方士兵对犹太人的杀戮，对无辜平民的侵犯，哥萨克士兵的勇敢、豪迈、粗鄙和野蛮，红军高级军官的众生相，宗教的冲突，阶级的对抗，民族的仇恨，人性的阴暗，奔放的情欲，理想的幻灭，加上诗意盎然的景物描写，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简练的文字，类似蒙太奇的结构方式和画面效果，一个个高潮迭起的故事，一个个过目不忘的人物……

《骑兵军》三十几个篇章，每一篇都精彩，每一个人物都令人难忘，每一个细节都回味悠长，每一个故事都非同凡响，值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细细品味。这些故事中哪一篇最优秀？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巴别尔的朋友爱伦堡在《人 岁月 生活》中特别分析了《战马后备处主任》和《基大利》，另一位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则认为《盐》和《基大利》最应该为后人保留。还有更多的人喜欢《我的第一只鹅》、《普里绍帕》、《一批马的故事》、《寡妇》、《契斯尼基村》……对我来说，后来增补进《骑兵军》的《吻》非常令我感动。

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这样描写他对巴别尔的第一印象：“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穿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同时又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肖像文学》），巴别尔就是用这种嘲弄的眼睛观察战争，他的《骑兵军》超越了苏波战争这样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借用当下批评家常用的术语，他用“人道关怀和悲悯意识”洞穿了人类所有战争的本质。《骑兵军》里常见的手法是把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诗意盎然的浪漫场面糅合在一起，造成尖锐的对比效果，以表达巴别尔强烈的精神向往，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说：《骑兵军》“虽然时常充满失去理性的残酷，但它们仍然表现出一种信念，即欢悦和幸福必然存在，即使只存在于想象中”。

《骑兵军日记》（王若行译，东方出版社，2005；《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迟至1990年才公开出版，这是一部幸运保存下来的珍贵记录，巴别尔在戎马倥偬之隙写下的这部战地日记，比经过修饰的《骑兵军》更加真实，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可看作是原始版或者浓缩版的《骑兵军》。很多人初看《骑兵军》会觉得线索凌乱，脉络不清楚。我以为研读《骑兵军》最好经过这样的程序――先找一本讲述苏波战争史的书籍（目前没有特别合适的，第一选择为王天兵先生的新著《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把苏波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前后经过理清楚，然后再把《骑兵军》和《骑兵军日记》逐篇对照琢磨，这样才会豁然开朗，大致可以明白巴别尔数不尽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每有所思，都会掩卷长叹，向巴别尔的在天之灵致敬。

在我喜欢幻想的年轻时代，总是对异国风味的海滨城市充满了神往，我想象将来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那里有港口、灯塔、沙滩、歌剧院、博物馆、书店，还有绵延的海岸线、充沛的阳光、古色古香的建筑，葱绿的街边树木，宽敞干净的街道，以及街边的咖啡馆，咖啡馆里幽闲的市民，大海上远去的轮船、海边散步的美丽姑娘......现实中或许有很多这样的城市，不过肯定没有一个像黑海城市敖德萨那样充满了梦幻版的文学的魔力，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卡达耶夫的小说和爱森斯坦的电影里，我们已经领略了敖德萨的迷人风貌，而把真实的敖德萨刻划得入木三分的作品莫过于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

《敖德萨故事》是巴别尔从前线回到敖德萨后构思创作的一组短篇小说，讲述敖德萨犹太黑帮的传奇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题献给高尔基，讲述巴别尔的童年和成长岁月。这两个系列不像《骑兵军》那样有名，但一点也不比《骑兵军》逊色。在这些故事里，巴别尔怀着温情记载或者塑造了他记忆中的敖德萨――物欲横流的繁华都市，陷于生存困境的犹太人，犹太黑帮的仇杀内幕，流氓的发迹和衰落，以及一个少年眼中五光十色的敖德萨城市和敖德萨人，成长历程中经历的种种怪诞、恐怖而又有趣的人和事。以《敖德萨故事》为开端，巴别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一特色在《骑兵军》和《我的鸽子窝的历史》中延续下来并发扬光大，而他最被赞赏的作品是感人至深的《德.葛拉索》。

对中国读者来说，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含《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历史》及其他散篇）是一个了不起的礼物，书里不仅收集了《骑兵军》外几乎所有的巴别尔小说，还收集了一组精美的老照片，看到这些20世纪初的敖德萨美丽景物，令人越发神往当年巴别尔、帕乌斯托夫斯基、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这些意气风发的敖德萨文学青年和他们经历的那个充斥革命和战争的浪漫时代。此外，东方版《骑兵军日记》中附录的一组小品书写和回忆文章也是应该仔细研读的精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巴别尔传记跟中国的巴别尔爱好者见面。

巴别尔没写成过长篇小说，他的短暂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比纸面上的小说还要惊心动魄。如何评断巴别尔作品的价值？我以为《敖德萨故事》封底所引用的一句评论最为传神：“巴别尔文集是一本传世之作，你会终生反复阅读，然后留给你的孙子，否则，就带进坟墓”。

《骑兵军》（孙越译，花城出版社，1992；戴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敖德萨故事》（戴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红色骑兵军》，傅仲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本文还有10节左右有待完成，因近期俗务繁忙，不得不暂停连载一段时间，敬请谅解。谢谢各位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6-30 16:31 编辑 ]

德方

很多很熟悉的书呀！

老木匠

[quote]原帖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6-24 20:39 发表
这个帖子我已经看晕过去好几回了。

谢谢老木匠的饕餮奉献。 [/quot

抱歉，出差回来首次仔细翻看这个贴。

情缘应该感谢的是数帆兄呀！

老木匠

数帆兄的评论好像是为平面媒体准备的？假如更多一点细节、或者是某个瞬间的感受，大概就更能够打动人了。

目前阅读过前苏文学作品的网友太少了，经常上网的人一般都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每次到图书馆借书（比如昨天），在俄苏文学那几大架子前留步的师生真的太少了。

首先从引发大家的阅读兴趣开始，来深翻这片荒芜的阅读土地，或许可以更有意义吧！

冰是睡着的水

跟着这个帖子到了这里，数帆老人对翻译家草婴了解多吗？

数帆老人

【本贴在6月底因故中断，延宕至今，深以为歉。临近岁末，不好意思拖到下一年，即日起勉力撰写余下数节，争取在元旦前完成全贴，请各位朋友继续批评指正。谢谢！】

86，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

1989年，《生存与命运》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之后数年又出了其他几个不同的译本，引起中国读者的注目。那时正是东欧苏联局势动荡的历史性时刻，眼睁睁地看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眼看着老大哥苏联也行将不保，风云突变如此神速，看得人眼花缭乱，摇头叹息。在那些惶惑的日子里阅读《生存与命运》，仔细品味书中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大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苏联已经烟消云散的今天回过头重新审视《生存与命运》，仍能感受到那种欲摧毁主流价值体系而后快的神秘力量。

《生存与命运》让中国读者切切实实地受到了一次震撼教育，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格林斯曼是何许人，大家对苏联居然出现这样一位无畏级的作家深感诧异。其实，老一代读者对格罗斯曼并不陌生。早在民国时代，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格罗斯曼就曾经风靡过一时，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有茅盾和海观两个译本，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发行过多个版本。1949年，上海大东书局出过一套“苏联名作家专辑”，精选了五位苏联代表作家，其中就有资浅的格罗斯曼。50年代初，格罗斯曼的多部中短篇小说继续在中国出版发行，直至他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遭到批判才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

格罗斯曼（1905～1964）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卫国战争爆发后作为《红星报》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报道，见证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大部分历程。战后，格罗斯曼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年发表后深受评论界和读者好评，不料却遭到《白桦》作者布宾诺夫的阻击，此君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为了正义的事业》犯了所谓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说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告状信，斯大林指示真理报发表批判格林斯曼的文章），眼看一场文字狱即将展开，却因斯大林的突然去世而不了了之。

1960年，《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集《生存与命运》完稿，随即在寻求出版过程中被安全部门查抄了手稿。格罗斯曼不服，直接向赫鲁晓夫陈情，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苏斯洛夫召见了格罗斯曼，不仅拒绝出版《生存与命运》，拒绝归还手稿，还口气强硬地威胁格罗斯曼――出版这部小说想都不用想，也许两三百年后才能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郁郁而终。1988年，苏联的老牌文学杂志《十月》分四期连载了《生存与命运》，之后又出了单行本，此时距手稿被查抄不过才28年而已，距离苏斯诺夫“两三百年”的预言差得很远。格罗斯曼生前虽然未能看到它的出版，但他应该有自信写出了一部足以傲视时代并流传后世的惊世之作。

《生存与命运》沿袭了《战争与和平》的风格，以一个家族的几个人物为线索，全景式的描写写了苏军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浴血奋战和胜利大反攻，德军保卢斯重兵集团的覆灭，前线的激烈战斗，后方人民的；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德国战俘集中营的黑暗，以及苏联劳改营和安全部门的内幕……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场景拼贴出一幅苏联军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完整画像。构成这幅画像的主要人物有苏军政工人员克雷莫夫、坦克军长诺维科夫，核物理学家施特鲁姆，以及跟他们相关的几位女性柳德米拉、叶尼娅，此外还设计了其他众多各式各样的人物――斯大林和希特勒，战场上的双方统帅叶廖缅科、崔可夫、保卢斯，视死如归捍卫六一大楼的苏联军官格列科夫和他手下的士兵们，德国战俘集中营里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依、苏军军官叶尔绍夫，老孟什维克切尔涅佐夫，苏联劳改营里的革命家囚徒阿巴尔久克……格林斯曼细致地描写他们在卫国战争最险恶时期的际遇，以及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对这些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活动做了洞察入微的描述，试图把整个苏联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战争时代蒙受的苦难都归纳在这些人物的个人经历里。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可以真切地领悟到自《战争与和平》以来俄罗斯战争文学那种独特的悲怆意味。

1986年,在出版《生存与命运》英译本时，西方学者就称之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后来出苏联版时，好几位苏联评论家沿用了这个说法，不胫而走，几成定论。从艺术角度看，《生存与命运》视野广阔，场面浩大，整部作品确实如史诗一般宏伟，只是格罗斯曼对史诗型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还不能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人物线索过多，结构庞杂，导致叙事紊乱，多少影响了情节的顺畅和揭示主题的力度。

引起争议的焦点倒不是这些，而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议论段落，这些段落自始至终比比皆是，其中有出自叙述者的夹叙夹议，有借助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还有整章整节的论说文，在这些议论文字里，格罗斯曼无所顾忌地阐述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包括对战争进程的探讨，对战争的起源的反思，对统帅层、高级将领们表现和应付责任的评论，还包括对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权体制、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政策、个人迷信的批评和斯大林本人的抨击，甚至把斯大林政权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这些负面评价和苏联官方一贯的宣传口径完全背道而驰，锋芒直指苏联主流话语系统无法回避的核心要害，其尖锐和犀利，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仔细品读《生存与命运》中的议论文字，即便是我们这些不甚相干的中国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格罗斯曼强烈的激愤之情，感受到他的屈辱、痛苦和愤怒，还有他对苏联政权、苏联领袖和苏联军队的复杂感情，感受到他那不可抑制的倾诉欲望，他要倾吐对卫国战争的真实看法，对苏联人民蒙受战争苦难的悲愤，对苏联前途、民族未来的忧虑，对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情，这些浓烈的情绪掺杂在一起，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已经顾不上叙事形式的严谨与合理。有些评论者以这部作品种种艺术上的缺陷为理由，试图贬低《生存与命运》的文学价值，进而抹杀其思想价值，这是毫无道理的。格罗斯曼的观点虽然与当年的苏联主流抵触，但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民间的声音，种子埋在地下，不等于不存在，苏联当局不是打压这些潜在的种子，就是装作看不见，一旦破土而出即束手无策，继而束手就擒。治标不治本，封杀一部《生存与命运》有什么用？

1988年，《生存与命运》被封杀了28年之后光荣地回归，苏联读者总算见识到了这部历经磨难的传奇作品，在若干文坛中人的强力推荐和媒体的炒作宣传下，一如预期地引起巨大的反响。嗅觉灵敏的中国出版界很快注意到了《生存与命运》的价值，不到一年时间即同时出版了两种不同的中译本，之后又有两种中译本陆续问世，工人版的严永兴译本之外，还包括《生活与命运》（王福曾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风雨人生》（力岗译，漓江出版社，1991）和《生活与命运》（翁本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交相辉映，可谓盛极一时。遗憾的是，或许是当年斯大林插手批判风波的影响，中国出版界可能抵制了《为了正义的事业》，经过多方查证，没有发现当年曾经公开翻译出版过这部作品的迹象，今后恐怕也没有机会再出了。

《生存与命运》（格林斯曼著，严永兴、郑海凌译，工人出版社，1989；译林出版社，2000）

下期计划：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1-30 20:45 编辑 ]

数帆老人

老木匠兄，谢谢您的建议。本贴不是给媒体准备的，纯粹是自娱自乐，与同好抒发一点怀旧之情，无甚章法可言，请继续批评斧正。

冰是睡着的水兄，草婴是我素所景仰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都是一时之选的译本，特别是《被开垦的处女地》，非常优秀。

老木匠

热烈欢迎数帆兄回来！！！

德方

35，盖达尔：《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我记得是《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也许时间太长了。还有《铜雀》《短剑》《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了看到，真是找到天涯海角了。

[ 本帖最后由 德方 于 2008-12-2 18:09 编辑 ]

数帆老人

87，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用很俗的词汇来说――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曾经辉煌一时，取得过巨大的荣誉，又曾经历经磨难，所言所行备受争议；他在卫国战争时代作为青年军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却在临近胜利时被捕入狱，原因不过是在友人书信中议论了几句最高领袖；他曾经罹患癌症，濒临死亡的边缘，又神奇地起死回生；他以文字做长茅，唐吉诃德一般向着苏联风车冲杀不已，却在流放异域二十年衣锦还乡时愁肠独悲，觉昨是而今非。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以文学家扬名立万，却一生与政治纠缠不清，当他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恐怕也心中惴惴：给我的是文学奖，还是政治奖？

1917～1991年的苏联期间，一共有五位俄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萧洛霍夫外，其他四位――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都是不被苏联官方认可的作家，其中尤以索尔仁尼琴最为抢眼，反苏言论最鲜明，反苏行动最坚决，经历最复杂，姿态最张扬，争议最大，生命历程也最长。如何评价这位显赫的人物，历来存在者截然相反的观点。反索派认为，索尔仁尼琴以创作反苏反共作品起家，坚持反动立场，肆意诋毁苏共、苏联政权和苏联人民，甘愿充当西方颠覆苏联的棋子和工具，其作品恶意扩大甚至编造事实，陈词滥调，水平低下，艺术格调不高，其人品也很可疑。挺索派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斗争体现了人类良知的力量，他是俄罗斯的良心、圣徒、无畏的斗士、新世纪的先知，他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承载者和继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20世纪俄语文学的最高水平，等等。随着苏联的垮台，这种分歧并没有消弭，只是反索派从主流变成非主流，挺索派从非主流变成主流而已。

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作品中，以成名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最为出色。1962年11月，在需要深入揭批斯大林罪行的背景下，经过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特别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震惊了苏联文坛和苏联社会，在苏联读者中引发史上最严重的轰动。索尔仁尼琴，这位“具有稀有才能”的作家一炮而红，而且迅速红到了中国。1963年2月，仅仅四个月之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中译本即以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蓝皮书，比黄皮书的控制更严），动作之迅速甚至与苏联本地的单行本同步甚至更快，这说明在中苏交恶的局势下，我方依然密切关注苏联的动态，充分意识到了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价值，快速地推出中译本，供内部人士参考批判。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这样一部作品：第一次阅读即被震撼得哑口无言，令人心悸不已，再也不忍读第二遍。我第一次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在70年代后期，这是我在1980年之前读到的唯一一部文革前出的内部苏联小说。书里的很多细节让我感动之极，比如：

“舒霍夫把手伸到贴身得衣服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得那块半圆形的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面包皮去擦钵底和钵边上吃剩的粥浆，然后再用舌头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下来，他就这样抹了舔，舔了又抹。最后他把个粥钵舔得像洗过那样干净，连粥留下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这个场景让我感同身受。70年代前半期，在我居住的那个偏远地区，细粮极其紧张，平常吃的都是粗粮（高粱米、小米、玉米面），每月只定量供应少量大米和白面（我记得好像是每人每月各一斤）。我家里每月煮一两次大米粥，给全家人打打牙祭。对我这个长身体的少年来说，大米粥的那一天就像过节一样，我的吃法跟舒霍夫一模一样，只是我用来舔大米粥的“面包”是用玉米面做的大饼，饭碗被舔得被刮得干干净净则是丝毫不差。什么是文学？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来自真实生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能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类似喝粥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舒霍夫怎么吃面包，辛辛苦苦留下面包皮做刮粥用；怎么喝汤，汤里飘荡的鱼骨头和马铃薯；怎么砌墙，砖头与灰浆间的愉悦与美感……这些细节连同一连串场景的描绘，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心理活动以及相应景物的描写，每一处都有血有肉且别具意涵，共同构成了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作为苏联集中营题材的第一部杰作，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并没有以受害人的刻骨仇恨尽情渲染苏联政权的阴暗一面，而是以平静和克制的口吻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在险恶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人的尊严，朴实无华的风格反而让作品更有动人的力量。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政治面的兴趣远远大于艺术面，当世人对苏联政权的是是非非不再那么关注的当下，回头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更容易发现和领会其非凡的艺术成就。

1963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蓝皮中译本收集了四篇发表在重要报刊中上的名家书评，作者为西蒙诺夫、叶米尔诺夫、巴克兰诺夫和迪姆希茨，从这些火辣辣的吹捧文字里，多少可以领略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轰动效应和索尔仁尼琴一朝成名睥睨当世的风头。可惜这样的风头并没有持久，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新领导层开始调整政策，索尔仁尼琴发表作品越发艰难，他的使用价值褪色，与当局的矛盾越发尖锐，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终于撕破脸。被驱逐出境之前，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公开发表的作品只有几部中短篇小说和随笔而已，其他几部重要的长篇作品《第一圈》、《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都未能在国内出版，一直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比苏联读者幸运的是，从索尔仁尼琴刚一出道，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读者的视线，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期出版的《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4）收集了《马特辽娜的家》、《克列切托夫车站上的一次事件》、《为了事业的利益》三部早期短篇名作，文革后很快出版了《癌病房》（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以及《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第一圈》（景黎明译，群众出版社，2000），还有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及其他短篇小说。在苏联读者望索兴叹时，中国读者至少提前七八年透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见识了苏联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关于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评价，历来有不同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享有盛名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固然很不错，但还称不上是杰作，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已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用尽，又或许是他驾驭长篇的功力尚有欠缺。至于备受推崇的《古拉格群岛》，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被看作是揭露苏联政权以及苏联安全部门黑暗史的百科全书，也被公认为其文学性较差，读者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激情，很难耐下心来读完。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享年89岁。这样一位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痕迹的大人物离开了人世，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各大通讯社和各大传媒迅速报道了消息，各路名人也依例发表了各自的感言，当然说了一大堆好话，各取所需地给往生者带上了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也不管合不合适。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公开说话，暗地里恐怕腹诽不已，或者咒骂，或者庆祝。不管持什么观点，所有关注索尔仁尼琴的人，包括他祖国的同胞，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读懂过他，包括他自己。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作家出版社，1963）

下期计划：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2 20:14 编辑 ]

老木匠

这次数帆兄弟的排版好像有点问题。

当时中国方面迅速的翻译内部出版这些索尔仁尼琴的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吧，意思是这样反动的书也在出了，赫鲁晓夫在大张反动分子的气焰。

至于80年代初的出版，又是为了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把索尔仁尼琴当作了批判苏修社会现实的资料。

老木匠

确实如数帆兄弟所言，后来的几部书文学性并不强。《癌病房》的议论太多了，常常成为政论文。《古拉格群岛》本身是报道文学，已经无关文学性了。

数帆老人

35，盖达尔：《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我记得是《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也许时间太长了。还有《铜雀》《短剑》《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了看到，真是找到天涯海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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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尔有两个流行的中译本，桴鸣译本的书名译作《铁木尔及其伙伴》（民国时期）和《铁木尔和他的伙伴》，任溶溶译本译作《铁木尔和他的队伍》。比较而言，任溶溶译本更流行一些。

数帆老人

8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以“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之前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风靡全球。1965年，英国导演大卫连恩拍摄了气势恢弘的大片《Dr. Zivago》，让日瓦戈热上加热。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个时尚青年拎着砖头录音机招摇过市的年代，邓丽君之外，若干种从香港流传过来的轻音乐系列也备受追捧，其中以“阿波罗乐神之音”和“格兰披士之声”最为流行，就是在这些转录来转录去、音质破损不堪的磁带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齐瓦哥医生”，优美宽广的旋律令人动容。当时只知道这是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音乐，至于电影的背景和来历就不甚清楚了。到了1986年，《日瓦戈医生》开始风行，才明白原来“齐瓦哥医生”就是“日瓦戈医生”，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事，才了解这个人这本书这部电影竟然如此的出名，来头如此的大。DVD时代开始后，终于看到了大卫里恩的电影《日瓦戈医生》，从电影音乐到小说再到电影，与《日瓦戈医生》的缘分以这种不正常的次序延续了20余年，这种不正常是《日瓦戈医生》本身奇特命运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气氛的变迁。

从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风波至今，《日瓦戈医生》经历了50年风风雨雨。且不说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的针锋相对，就是在中国，从1958年人云亦云地跟着人家大批判（我相信当初批判的人中没有几个人真正看过原著），到1986年的突然解禁一纸风行，再到20年来被奉为经典，几成一门显学，这50年来起起落落的坎坷令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1986～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下，一批所谓“反动作品”重返苏联，《日瓦戈医生》自然名列其中，当苏联文学界出版界为《日瓦戈医生》热身的时候，中国出版界已开始冲刺。1986年11月，《小说界》杂志率先刊出《日瓦戈医生》第一至四章（童宪刚、刘同英译），接着漓江出版社的力岗、冀刚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蓝英年、张秉衡译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顾亚玲、白春仁译本在半年之内接连问世，媒体也发表了不少介绍文章，推波助澜之下形成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日瓦戈热”，余绪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这20年世事的洗涤，《日瓦戈医生》经受住了考验，长销20年至今不衰，成为少数几部仍在影响中国读者精神生活的苏联小说之一，加上电影的广泛传播，大家对《日瓦戈医生》的时代背景、人物、故事已是耳熟能详。

大概是出于相似的背景，中国的知识阶层与《日瓦戈医生》似乎有一种心理上的契合，兴趣特别浓厚。粗略检索文献后发现，这20年来关于《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文章竟有数百篇之多，在这些文章里，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者们对《日瓦戈医生》做了全方位的剖析，特别是对其主题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解读，诸如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命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艰难抉择，人性的尊严和革命的冲突，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暴力带给人民的苦难，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基督教圣徒精神和人文关怀，等等。总的来说，尽管个别人还有不同意见，《日瓦戈医生》的经典地位已不可动摇。

为破解《日瓦戈医生》的密码，多数评论者以主人公尤里和拉拉的人生故事为轴，从革命和爱情这两条主线入手，考察革命洪流中的爱情和爱情光谱中的革命，从革命和爱情的交错中可以一窥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风云变幻，也可以一窥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浪潮的惶惑心境。与其他主流作品中浪漫的革命加恋爱故事不同，《日瓦戈医生》更多的是从爱情角度审视革命以及革命浪潮中的人。以拉拉和三个男性的情感纠葛为例，帕沙是个革命者，这类人为了革命成功不择手段，革命成功后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变得更加残忍冷血。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反革命者，这类人在革命前享尽荣华富贵，革命后既不甘心失去巨大的既得利益，又没有本事夺回失去的政权，要么完蛋（如沙皇），要么滚蛋（如克伦斯基）。尤里是个爱国的不革命者，与革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试图冷眼观察革命的大时代，保持一点点灵魂的独立，这类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被裹挟而去。拉拉和尤里之所以在艰辛动荡的岁月共同谱写一曲爱情的交响曲，多少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的共同态度，也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立场。

《日瓦戈医生》内容之庞杂、涉及面之广常令读者理不清头绪，读者慕名而至，往往第一章没有读完就读不下去了，叙事节奏的缓慢拖沓、叙事结构的松散凌乱让他们困惑，是读者水平不够，还是作品名不副实？对此，美籍俄苏文学评论家斯洛宁在他的名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917～1977》中作了清楚的解释，可以厘清读者的困惑：

“《日瓦戈医生》是以一系列场景、对话、描绘和思考作为结构的，共分十七个部分；它故意避免心理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代心理分析潮流的一种反动。它还打破了那种经过精心构思的‘流畅叙述’的传统。那些冒充内行的小说评论家们给这部既有启示性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有象征性、又是印象主义的，既支离破碎、又是高度统一的小说弄得既迷惑又苦恼。他们想给它贴上某种老标签而招到失败，因为《日瓦戈医生》有它自己的形式，它把独特的戏剧性事件和抒情的语句、简单的词汇和复杂的感情、诗人的幻想和深奥的哲理结合在一起。它是一部通过个人的命运所写出来的社会史，具有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闪耀着的那种光辉，那种‘通过抒发感情取代现实描写’的艺术。这就说明了作品中精确的描述为什么同浪漫的激情相互交替以及故事为什么会从现实转到想象的原因。如同所有的伟大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不同于任何其他小说，而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

自从《日瓦戈医生》热潮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其他作品随之进入中国，其中以《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三联书店、1991；另一译本《追寻》，安然、高韧译，花城出版社，1998）中的两部回忆录最为出色，这些自传体随笔以诗意的笔触笔伤时感世，风格典雅凝练，实为俄语散文的超一流文字。诗作方面，有《含泪的圆舞曲》（力岗、吴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选》（顾蕴璞译，花城出版社，1990）、《生活，我的姐妹》（刘伦振、曾正平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毛信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等若干种诗选问世，篇目多有重复，基本上包括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精华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是以诗人著称于世的，并与勃洛克、叶赛宁、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大诗人一起撑起了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不过或许是《日瓦戈医生》的光芒太过耀眼，又或许是翻译的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并没有获得中国读者更多的关注。 倒是他的生平轶事和八卦传播甚广：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和青少年时代，留学德国马堡时期的失恋，光彩照人的青年诗人时代，与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交谊，与两任妻子以及红颜知己伊文思卡娅的情感纠葛，斯大林请教诗作的电话，援救曼德尔施塔姆的行动，诺贝尔奖风波的前前后后，孤苦郁闷的最后几年时光……

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教养和天分，本不应该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在时代的大潮中挣扎、思考、创作，努力保持独立的艺术人格，《日瓦戈医生》凝聚了他的阅历、才华、感情和思想，是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激荡年代生活过的见证和记录，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交代。一个艺术家一生能有这样一部书留给人类历史，足矣。

（《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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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89，费定：《城与年》

前些时逛书店，在一排人民文学版的“名著名译插图本”中发现了苏联名作家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让我非常惊讶。《城与年》是20年代的名作，迟至1947年才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50年代初再版了多次，之后就在中国的书店里消失了踪迹，不想却在50年后重现江湖。

仔细查阅了“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中的其他苏联文学作品，发现入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可称为经典，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极其有影响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童年 人间 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一类是文革后窜红的主流经典作品，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草原与群山的故事》；一类是不被苏联官方认可的非主流经典作品，如《日瓦戈医生》、《大师和玛格丽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只有这一部《城与年》算不上哪一类的经典，属于隐姓埋名50年后出土的古董，放在这些“名著”中显得有点尴尬，其实以费定的显赫地位和当年的好评，《城与年》绝对当得起“名著”之名。

费定（1892～1977）出身于萨拉托夫一个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商业学院经济学系学习，1914～1918年旅居德国，1918年回国后开始文学活动，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参加了著名的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20～3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得到高尔基的赏识和栽培。卫国战争期间同其他作家一样多次出入前线，撰写报道政论，战后成为苏联文坛的领导人，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其地位类似于我国的茅盾巴金，德高望重，为人景仰。

《城与年》等早期作品大多有浓郁的异国色彩，无论是内容或者手法都迥异于正统的苏联小说，这与费定的德国经历密切相关。1914年，费定大学毕业后前往德国进修德语，不想刚好碰上一战爆发，他在回国途中被作为敌侨扣留，被迫滞留德国达四年之久，直至一战结束才回国加入苏维埃新政权的行列，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他可以用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描写战争时期的德国和革命后的俄国，而流落德国期间的大量阅读使他深受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影响，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城与年》中。

《城与年》直接取材于费定的德国经验，设计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框架，讲述德俄两国的几个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的经历和情感纠葛。主人公安德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战前到德国留学，与青年画家库尔特结为好友，并与贵族军官舍瑙的未婚妻玛丽相爱，战争爆发后被留置德国，得到推崇库尔特艺术的贵族军官舍瑙关照，而库尔特在前线被俄军俘虏，后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十月革命后，安德烈返回俄国，与库尔特共同工作，并抛下玛丽另结新欢，玛丽来俄国寻找安德烈，无力回天黯然离去，最后的结局是安德烈为报答旧情，私下放走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舍瑙，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库尔特处决。

从上述简单的故事梗概即可以了解到《城与年》的另类――离奇耸动的故事，紧张刺激的情节，颠倒时序的叙事结构，紧凑明快的叙事节奏，这些结合在一起让全书充满了戏剧张力，爱恨情仇如武侠小说，悲欢离合如言情小说，悬念丛生如侦探小说，把战争、革命、骚乱、饥荒，还有爱情、友情、背叛、凶杀等元素融为一炉，与同时期其他按传统风格创作的苏联小说大不相同，苏联的土产现代派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费定对小说艺术的小小革新让习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一时无法接受，有些读者因此批评《城与年》故弄玄虚，矫揉造作，这显然过苛了。

《城与年》的形式很有实验意识，主题却相对简单，无非是表现知识分子扛着旧时代的抱负过渡到新时代的心理冲突、妥协和磨合，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学者布兰宁娜所说，费定“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来机械地补充布尔什维克的毅力和纪律”，布兰宁娜在她论述费定的论文中用一堆时代词汇解读了《城与年》：“严峻的、壮丽的顽强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斗争的气氛”、“全书风格是痛快淋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奏出了严峻的，激情的，充满了巨响和杂音的‘革命的乐章’、战斗的乐章，捣毁旧世界的乐章”、“对扫除一切障碍、消灭一切胆敢反抗革命风暴的革命自发势力的无限崇敬、欢欣若狂――这是小说的动人心弦之处”，等等。我以为，以费定当年的觉悟和见识，不大可能配得上这些革命式的溢美之词，倒是作品中那些直观描绘革命后社会景象的段落才是真正动人心弦之处，如主人公安德烈归国途中所见一九一八年的俄国：

“大家都像吉普赛人似的，带着妇孺老弱，带着包锡的碗盆和破食具，住在杂草丛生的荒废的战壕里。  产妇在小土屋里大声喊叫，害伤寒病的人在三轮车下说胡话，一个两岁的肮脏的小姑娘在车上的干草里玩耍。  一个半裸的女人，吊着两只空布袋似的乳房，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一个没有腿的士兵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用节节疤疤的树枝把孩子们赶开。  人们像一群可怜的幼蜂，拥在篝火周围，在地上，在被战壕割裂、被炮弹炸开，被玷污、被亵渎的土地上，诞生，死亡，爱着，在悲愤中寻找洁净的新地。”

且不论这个极具现场感的画面有什么实质意义，我相信这一满目疮痍的画面是从国外归来的费定亲眼所见，用精确、明晰、朴素的文字留下的忠实记录，一个历史的瞬间。《城与年》中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这些历史的记录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费定长期身居高位，为人却很低调，善于在纷乱的政局变化中保护自己，除了曾受命介入过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事件外，以及对持不同政见作家不太友善外，他的一生事迹没有多少话题性。费定的大部分作品也跟其人一样低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被读者和评论家忘记。斯大林掌权后，费定跟上了时代步伐，与左琴科、卡维林、伊凡诺夫这些谢拉皮翁兄弟渐行渐远，技巧越发娴熟，内容越来越带有斯大林时代的色彩。他的七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译成中文，除《城与年》外，还有《弟兄们》（沈立中、根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著名三部曲《早年的欢乐》（左海译，作家出版社，1961；《初欢》，文化工作社，1952）、《不平凡的夏天》（主万译，作家出版社，1961；文化工作社，1953）、《篝火》（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早年的欢乐》三部曲是费定的代表作，完整地描写了从1910年到1941年的俄苏历史，艺术上几乎无懈可击，是不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则见仁见智，至少关于托洛茨基的章节是有疑问的。

费定的早期作品除了得到高尔基赏识外，也深受鲁迅的好评，鲁迅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果树园》，并委托曹靖华收集到版画家亚历克舍夫为《城与年》作的插图，并根据曹靖华撰写的概略亲笔为每幅图写了说明，因等不及中译本问世而计划先行出版《城与年》的插图，可惜未及出版即与世长辞。后来曹靖华与许广平在鲁迅的遗物里找到了这套插图，与《城与年》中译本合二为一，了却了鲁迅的憾事。

在新近出版的这部《城与年》中，可以完整地看到由鲁迅题写说明的28幅精美木刻插图，此外还附有科列斯尼科娃的《俄国普及本序》，曹靖华的《译后记》和《怀念费定》，费定的《作者自传》和《关于小说<城与年>》,鲁迅的《城与年插图小引》，曹靖华女儿曹苏玲的《余音》，可称至今最为完备的《城与年》中译本，值得阅读收藏。

（《城与年》，费定著，曹靖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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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5 23:29 编辑 ]

数帆老人

当时中国方面迅速的翻译内部出版这些索尔仁尼琴的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吧，意思是这样反动的书也在出了，赫鲁晓夫在大张反动分子的气焰。

至于80年代初的出版，又是为了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把索尔仁尼琴当作了批判苏修社会现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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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兄高见。60年代的内部书控制很严，大概是因为对内反修防修的真实需要，70年代上海出的那一批控制较松，等于半公开发行，大概是对内反修防修的需求不那么迫切。到了76年之后，一夕翻转，苏联只有外交斗争的重要性，以前在意的修不修不那么重要了，像《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之类的出版，估计上层根本不在意，而是出版单位的自主决定。

数帆老人

90，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一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界精英因为持不同政见，或者无法适应革命后的生活，被迫流亡国外。其中的一部分人终生不与苏联政权和解，宁愿老死他乡，知名的有作家蒲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夫妇，音乐家夏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等等；也有一部分人耐不住思乡和孤寂之苦，毅然回归祖国，这些人归国后多数并不顺遂，只有少数几人青云直上，被捧为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享尽荣华富贵，其中最知名的有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以及作家爱伦堡和阿.托尔斯泰。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83～1945）是20～40年代的苏联文学家的头面人物，跟那位更著名的本家列夫.托尔斯泰相比，同样是同样出身贵族家庭，同样有伯爵的头衔，同样才华横溢，同样著作等身，同样有长篇巨著传世，不同的是他们对各自时代的解读以及与各自统治者的关系。据有关资料记载，回归苏联后，阿.托尔斯泰“不仅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写作活动，而且也广泛地展开了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参加过多次国际性的保卫文化、保卫和平的大会，由于对苏维埃国家的杰出贡献，他曾荣获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荣誉勋章，并三次荣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阿.托尔斯泰对得起苏维埃年代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交出了一份可观的成绩单：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彼得大帝》和歌颂斯大林的名作《粮食》（《保卫察里津》）。

《苦难的路程》是阿.托尔斯泰的第一代表作，也是在中国硕果仅存的几部红色经典之一，之所以成为经典，自然是因为具备足够的分量。苏联小说中以革命和内战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论知名度和影响力，《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同样是反映普通百姓在俄国历史巨变中的命运，《静静的顿河》以描写哥萨克自由农民和中下阶层民众取胜，《苦难的历程》则锁定了知识分子，深受《怎么办》、《父与子》、《樱桃园》等熏陶的中国读者对这类题材的小说更有兴趣，更容易接受，更能引起共鸣。

阿.托尔斯泰把《苦难的历程》的主题确定为“失去了的和又重新得到的祖国”，他说：“《苦难的历程》就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苦难的历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卡嘉、达莎两姊妹，捷列金和罗欣，可以看作是阿托尔斯泰和他同时代人的缩影，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自由知识分子从如诗如画醇酒高歌的战前白银时代，骤然进入一个血腥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白军和红军的内战厮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巩固，一直到斯大林执掌最高权力、工业化集体化建设，大清洗，卫国战争的爆发，这个风云变化的大时代，其血腥、严酷为俄国历史所仅见，远远超出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老一辈先进知识分子的想象，卡嘉达莎们遭逢这样的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真的很难说。

作为正宗的斯大林时代主旋律文学，《苦难的历程》揭示沙皇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下，最终自愿认同了在革命和战争中获胜的价值体系，认同了胜利者所代表的祖国。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说法，《苦难的历程》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以达莎、卡嘉和她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幸福”。在苏联政权存在的年代，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当苏联政权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浮出海面，可以确定的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并不如《苦难的历程》表现得那么简单。

《苦难的历程》的创作并不顺遂，从第一部《两姊妹》（1917～1921）、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7～1929）到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39～1941），长达20余年，如此漫长的创作历程，整部作品的结局与原始构思相比恐已差之千里了。总体而言，第一部的前十三章讲述主人公风花雪月的战前生活，小资意味较为浓厚，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有趣的是第三部的最后一章，四位主人公齐聚一堂，在莫斯科大剧院聆听关于国家电气化的报告，罗欣小声地为卡嘉指点在场的列宁：

“就是那位穿黑大衣的－－瞧，他在急匆匆地写什么东西，这会儿他在抬起头来了，把一个纸条撂过桌子去……那就是他。……还有那位坐在边上的－－个子瘦瘦，蓄着黑唇胡的－－就是斯大林，就是那摧毁邓尼金的人。……”

如此巧妙的谄媚，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想象，阿.托尔斯泰是如何煞费苦心诚惶诚恐地写下这段近乎肉麻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年代并不稀奇，当斯大林的神话破灭后，再读这些则有几丝苦涩的味道，因此我宁可领会成一本正经中暗藏的几分戏谑意味。如果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权力争夺中失利，这段文字是不是就该改成：“……还有那位坐在边上的――个子瘦瘦，蓄着山羊胡的――就是托洛斯基，就是那缔造红军的人。……”？

阿.托尔斯泰与斯大林的文学联系并不仅限于此，在“三部曲《苦难的历程》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阿.托尔斯泰坦言，他“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众所周知，“保卫察里津”是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唯一亮点，是他日后争夺最高权力的资本。在创作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时，斯大林的地位尚未稳固，因此阿.托尔斯泰完全忽略了“保卫察里津的意义”。为了弥补这个错误，阿.托尔斯泰不得已采取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除了在第三部《阴暗的早晨》中加进了“保卫察里津”的材料，还另外创作了中篇小说《粮食》，又名《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面包》，俞荻、叶函译，神州国光社，1950)，全面彻底地恭维了斯大林的丰功伟业。因为《保卫察里津》是如此“不得已”的产物，口碑如何可想而知。

阿.托尔斯泰从初入文坛时的诗歌和诙谐幽默的中短篇小说，到去世前没有完成的《彼得大帝》，他的创作生涯多姿多彩，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无所不能，讽刺小说、科幻小说、儿童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现实小说，样样拿手。粗略查一下他的作品中译本，数量相当可观：《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第一、二册，焦菊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里基达的童年》（韦丛芜译，文化工作社，1950）、《阿爱里塔》（刘德中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加林的双曲线体》（费明君译，泥土社，1952；《大独裁者》，王忠亮、王育伦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2）、《亡命者》(李忠清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流亡者》，邦媛、明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女演员》(李鹤龄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美丽的妇人》（焦菊隐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美女》（贝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妄自尊大的人》(朱雯译，平明出版社，1952)、《爱情》（冯南江、郭家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跛老爷》(贝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布拉基诺历险记》（陈佐洱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论文学》(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数量之多，族繁不及备载。阿托尔斯泰作品中美誉度最高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大概是因为远离现实政治性争议而又全面展示了艺术才华，《彼得大帝》深受后人好评，在苏联解体后问世的文学教科书上，往往有专门章节评述《彼得大帝》，对《苦难的历程》则不置一词。

很久以前，我曾经浏览过一个老三届的笔记本，里面抄满了各式各样的格言名句，其中有一句出自《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的最后一章：“岁月会流逝，战争会结束，革命会沉寂下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长存的――那是你那柔和的、温顺的、亲爱的心。”现如今斯大林时代已经远逝，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已成烟云，世界性的革命大潮已被宣布“终结”,如此优美的句子仍然不失魅力，《苦难的历程》这样的斯大林时代名著仍有阅读和流传的价值。

《苦难的历程》（朱雯译，平明出版社，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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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7 20:19 编辑 ]

数帆老人

91．爱伦堡：《解冻》

正在热卖的《莫斯科1941 战火中的城市与人民》（布雷斯维特著，新星出版社，2008）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卫国战争爆发后，“在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眼里，1941年苏联文学的泰斗是阿列克西. 托尔斯泰和伊利亚. 爱伦堡，斯大林下定决心，至少这两个人必须保护下来，不允许过于接近战场”。在德军步步进逼，苏军节节败退的危急时刻，在莫斯科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面临极大精神压力的斯大林竟有闲心亲自关照这两位作家的安全，而在那个国家民族遭受严酷考验的时刻，苏联的作家们几乎集体出动，或者作为普通士兵流血牺牲，或者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报道，几乎每一位的生命都在危险中，其中不乏文豪级的大人物，只有阿托尔斯泰和爱伦堡两人的安全得到斯大林本人的关怀，可见这两位的分量非同一般。

阿托尔斯泰和爱伦堡独蒙厚爱理所当然，他们都是迷途知返的海归派样板，高尔基去世后的文坛领袖，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极受当局重视（斯大林文学奖金设立后，前三年的第一名被他们两位包办，分别是1941年的《彼得大帝》、1942年的《欧洲的陷落》和1943年的《苦难的历程》），在他们两人中，爱伦堡的影响更大，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介绍，他是苏联的国宝，“面向西方的最有影响的代言人”。

爱伦堡（1891～1967）是一个奇人，他的传奇一生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是少年革命家、青年文学家、中年新闻记者，几乎目击了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重大事件，历经大风大浪；他是诗人、小说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出的书数量之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他是流亡者、观察者、思想者、记录者、宣传鼓动者，希特勒要杀他杀不到，斯大林想杀他不敢杀，风雨一生毫发无伤，他是旅行家、美食家、咖啡馆爱好者，大半辈子周游列国，广结人脉，阅尽名山大川，享尽美酒佳肴，这一辈子过的，怎一个“爽”字了得！

爱伦堡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著述极丰。他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热爱写作，别人写作很吃力，他下笔又快又好，毫不费事，可惜，他早期的诗集和小说（如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没有中译本，无法领略青年爱伦堡的风采。50年代，爱伦堡作品的中译本有二三十种之多，几部小说之外多是散文集、通讯集、政论集、文学评论集和游记之类。

从1908年出逃法国，到1941年战争爆发，爱伦堡一生的黄金时代大部分在国外度过，不是流亡就是做驻外记者，除了歌颂斯大林建设成就的中篇小说《第二天》（邹用九、裘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和《一气干到底》（李世茂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之外，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国际题材，如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几部长篇――《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以苏联观点写二战前后的国际事件，视角独特，内容丰满，很有诱惑力，这几部作品在70年代的地下读书圈子里都是极受欢迎的硬通货。

《巴黎的陷落》(徐迟、袁水拍译，文光书店，1951；侯华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写的是30年代的法国风景，绥靖主义导致二战的爆发，以巴黎的陷落结束。《暴风雨》（罗稷南译，时代出版社，195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王佐良等译，文化工作社，1951）写的是二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和盟国军民的斗争和牺牲，以一个法国女青年和一个苏军军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巨浪》（侍桁、千羽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第九个浪头》，施蛰存等译，文化工作社，1953）写的是战后西方势力针对苏联掀起冷战，破坏世界和平的故事，这部书是我一个同学的家藏，封面上有很大的“原名『九级浪』”字样，我们觉得“九级浪”这个书名远比“巨浪”气派，因此一直习惯地称之为《九级浪》。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触到他更重要的作品――内部发行的《解冻》和《人 岁月 生活》。无论在整个苏联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的苏联文学阅读史上，这两部作品都是划时代的。在苏联，《解冻》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在中国，《人 岁月 生活》是60年代一小群精神贵族的圣经，后继的平民读者们读到它简直像是在朝圣。

《解冻》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这部作品之所以开了时代先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953年3月2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30年来，苏联人民已经习惯了由这个巨人照管指导他们的生活，遭逢巨变一时茫然失措。在最初的惊悸过去后，也有人意识到一个新时代也因此而拉开序幕。“春江水暖鸭先知”，爱伦堡充当了文学界的先知者，他敏锐地发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微妙变化，于是坐下来写《解冻》――“我想表现巨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小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想表达我的解冻感、我的希望”，也许是满足了读者大众巨变之后读者大众的集体饥渴感，《解冻》发表后一纸风行，引起极大轰动，也引起极大的争议。

《解冻》以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社会为背景，描绘了一群变革时期普通苏联人的肖像――厂长茹拉甫辽夫和妻子莲娜，工程师索科洛夫斯基、科罗捷耶夫和萨夫琴科，女医生薇拉，老革命普霍夫的女儿索尼娅，画家小普霍夫和萨布罗夫……爱伦堡用平静舒缓的素描笔法描写这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们的工作、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命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心态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望和努力，同时隐晦地提及斯大林在世时的若干阴暗面，借此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预示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可能急于表达压抑已久的情绪，《解冻》的构思和创作不够严谨，人物线索太多，情节发展显得凌乱，结构也没有章法，与其是小说，更像是一篇报告文学式的人物速写，这些人物的微型传记自然朴实，他们内心独白和感触时有动人之处，洋溢着热情温暖的气息，见不到斯大林时代文学作品中塑造虚假英雄的陈词滥调，这让习惯了革命文学、英雄文学和斗争文学的斯大林时代遗民大为恼火，明枪暗箭一起指向爱伦堡，其中《共青团真理报》的专论《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火力十足，指责《解冻》里没有“真正先进的、强有力的、朝气勃勃的苏联人”，为以后潮水般涌来的批评奠定了基调，若干文坛领袖人物也亲自上阵，加入了批评《解冻》的行列，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评《解冻》的读者来信。其实，无论是批判斯大林时代，还是呼唤赫鲁晓夫时代，《解冻》都是点到为止，非常克制，爱伦堡至死都不明白《解冻》何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多年后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们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

这就清楚解释了批判《解冻》的由来，也解释了为何苏联官方从不承认“解冻文学”的说法，为何在教科书里回避评论《解冻》，他们无可否认的是，《解冻》是斯大林时代文学的终点，也是赫鲁晓夫时代文学的起点，如同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张时的《班主任》、《伤痕》，为一场历史变革吹响了号角，尽管苏联的变革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

有意思的是，爱伦堡的回忆录《人 岁月 生活》确是稍许影响了中国读者的精神变革，1962～1964年，为了研究爱伦堡这个“自由化的一面旗子”，中国翻译出版了《人 岁月 生活》的前四部，文革后又补齐了后两部多次再版，《人 岁月 生活》同《新阶级》、《带星星的火车票》、《斯大林时代》这些传说中的内部书一起，成为这几十年开放时代精神资源的源头之一。在迄今所见到的苏联自传作品中，还没有那一部如《人 岁月 生活》这样厚重，这样引人入胜，不仅是爱伦堡个人历史的总结，书中众多名流个人历史的总结，更是半个世纪俄苏血泪史的总结。这30年来，《人 岁月 生活》大概是我从书橱里拿进拿出最频繁的一套书，随便翻开一页，不管是哪一章节，都让人肃然起敬，就像斯洛宁先生形容的那样――“激动人心”。时至今日，爱伦堡的小说虽已少有人读，《人 岁月 生活》的新版本仍摆在书店的畅销书台上，爱伦堡优雅的背影继续在影响着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解冻》（爱伦堡著，钱诚、沈江译，作家出版社，19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漓江出版社，1997）
《人 岁月 生活》（爱伦堡著，王金陵、冯南江等译，1962～19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海南出版社，199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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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10 10:52 编辑 ]

数帆老人

92，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70年代末，我旁听过一次老三届同学的聚会，在座的几位前辈都是从文革逍遥派到下乡知青再到七七级一路走来的精英人物，也都是俄苏文学的爱好者。按年纪，我这个后生晚辈当然只有敬佩末座的份儿，听他们聊了一下午文革十年的读书回忆，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高谈阔论，眉飞色舞，让我眼界大开。关于他们最欣赏的作家和作品，俄国部分相当分歧，苏联部分则不约而同指向同一个人同一本书――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70年代初，他们这个圈子传阅过《金蔷薇》，这几位前辈几乎读过文革前出的所有世界名著，却被这样一本小册子所征服，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金蔷薇》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资产。一晃30年过去了，那几位50年代初出生的前辈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转眼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他们中有身居高位的，有离乡背井的，有声名显赫的，有默默无闻的，不管他们的境遇如何，我想都还一直记着《金蔷薇》，记着《金蔷薇》给他们年轻时代留下的感动。

时至今日，《金蔷薇》已不再是老三届那一代的禁脔，从1980年开始，《金蔷薇》的两个中译本持续地再版加印，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在《金蔷薇》的熏陶下成长，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指引下领略了“广阔而又明朗的艺术天地”，这些年来，收集阅读坊间的相关评论也是我的乐趣之一，而多年来向《金蔷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致敬的文章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从知名学者刘小枫先生到年轻的天涯网友守慈，为数众多的爱好者发表感言，倾诉他们对《金蔷薇》的热爱，表达他们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仰慕，读这些文章是莫大的享受，每每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愉悦和快感。

《金蔷薇》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如此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青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金蔷薇》现象。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本人创作经验和过程的总结或文学创作基本原理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分析、文学大师们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评述，帕斯捷尔纳克用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理念，恣意挥洒而又严谨透彻，诗意盎然而又深入浅出，其深度和广度令人叹服。《金蔷薇》是文学青年的启蒙教科书，更是广大读者心灵的补药。

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我更倾向于把《金蔷薇》视为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结晶，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延续，这一部晶莹如玉的散文集可以看作小说，里面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巨大身影；可以看作诗歌，里面有普希金、勃洛克、叶赛宁的青春与爱情；可以看作风景画，里面有列维坦的伏尔加河和希什金的白桦林；可以看作交响乐，里面有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田园诗般的美妙旋律。《金蔷薇》揭示了俄罗斯艺术精神的真谛，告诉我们只要用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他人，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人生的美就无处不在，既在大自然里，也在人的心灵中。

对我而言，我无比感激那几位老三届前辈，在无意中给我指点了一本好书，一个值得终生崇敬的伟大作家。80年代初，终于等到了《金蔷薇》的再版，一见钟情，钟爱至今。这么多年来，《金蔷薇》是我阅读生活中最重要的作品，陪伴我捱过一个个苦闷的日子，我把它视作私人的后花园，远离尘嚣的避难所。那次聚会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帕乌斯托夫斯基和《金蔷薇》，是我迷恋《金蔷薇》、成为一个标准帕迷的起点。

自从迷上《金蔷薇》，我即开始热衷收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巨细靡遗，坚持不懈，买别人的书或许要掂量一下钱包，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书则从不吝啬，凡是能找到的统统收入囊中，找不到的则列入清单以待他日。现简单整理一下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中译本的资料，提供给各位同好参考。

下期计划：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续）。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10 23:39 编辑 ]

数帆老人

93，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续）

1，《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文岚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83）。这套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集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入斯大林时期的三部中篇小说代表作《卡腊－布迦日海湾》、《科尔希达》和《森林的故事》，下册收入一组短篇小说，包括《雪》、《雨蒙蒙的黎明》、《夏天》《十月的一夜》、《一蓝枞果》等名篇。文革前出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还包括《卡腊－布迦日海湾》和《科尔希达》的其他中译本《卡腊－布迦日海湾》（海观译，时代出版社，1950）、《卡拉布格海湾及其他》(韦丛芜、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0)和《科尔奇斯》（韦德培译，文化工作社，1951），短篇小说集《雪》（徐泽人译，商务印书局，1951）、《十月的一夜》（杨镇华译，永祥印书馆，1951），儿童文学作品《海外归来》（黄维荣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可爱的夏天》（马加、高原译，中国儿童书店，1953 ）、《宝石戒指》（张劭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2，《烟雨霏霏的黎明》(曹苏玲、沈念驹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这是现今流行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集，小说部分大多与《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下册的篇目重复，另有几篇散文选自《金蔷薇》。近年出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小说与散文选集还有《在千年尘埃之上》（袁林、张晓爱译，北京出版社，1996）、《散文的诗意》（王士燮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译》（潘安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002年，广西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家园的故事”丛书，其中有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普里什文的合集《太阳的宝库》、《森林的故事》和《寻找植物》。

3，《猎犬星座》（李济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收入一组中篇小说，包括《北方的故事》、《春汛》、《塔拉斯.谢普琴科》、《伊萨克.列维坦》、《猎犬星座》、《查理.伦瑟维的命运》、《奥列斯特.基普林斯基》、《湖滨防线》、《梅肖尔地区》，基本上囊括了30～4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其中《北方的故事》另有一译本《北方纪事》（朱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祖国的炊烟》(李济生、松培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这部长篇小说反映几个知识分子在卫国战争中的命运，创作于1944年，因手稿遗失，20年后才出版，跟其他中短篇名作相比略显逊色，另有一中译本《玫瑰与雪》（非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5，《面向秋野》(张铁夫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2008）和《文学肖像》(陈方、陈刚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这两本书可以看作《金蔷薇》的续集或者姊妹篇。《面向秋野》选取了《金蔷薇》之外的两组散文，一组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另一组是对前辈作家的研究札记和同辈作家的回忆文章（即《文学肖像》），其中有对外国作家巴尔扎克、爱伦.坡、雨果、莫泊桑、安徒生、席勒和外国前辈作家契诃夫、勃洛克、高尔基、库普林、蒲宁、普里什文的研究，有对亚历山大.格林、巴格里茨基、弗拉叶尔曼、盖达尔、费定、布尔加科夫、巴别尔、爱伦堡、阿托尔斯泰的的回忆和评述，我以为这一组关于其他作家的随笔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特别是关于弗拉叶尔曼、盖达尔、费定、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这些跟他有密切交往的友人，写得真切动人，为后人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创作留下了第一手的史料。

6，《金蔷薇》。《金蔷薇》有两个中译本，李时译本出版于1959年，1980年、1987年两次再版，1997年的漓江版由薛菲增补了作者修订改写的部分。戴骢译本是现今流行的版本，初名《金玫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后更名《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孰优孰劣见仁见智，比较而言，我更接受带给我美好回忆的李时译本。

7，《一生的故事》（非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另有一简写本《生活的故事》（童丹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由《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漫游的书》六部分组成，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回忆录，从作者的中学时代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以一个个生活片断串连起来，讲述作者的成长、行迹、见闻、心境、交往以及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文笔不脱一贯的散文诗风格，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爱伦堡的《人 岁月 生活》齐名，可以并称为苏联文学回忆录的扛鼎之作。《一生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毕生的心血之作，在苏联文学退烧的21世纪，《一生的故事》中译本的出版给中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爱好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中译本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种类甚多，惜篇目多有重复，主要作品基本齐备，但也漏译了不少作品，如早期的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闪烁的云彩》和30年代的中篇名作《黑海》，一直未见踪影，恐成遗珠之憾。据说帕乌斯托夫斯基逝世后，他的作品被编成九卷本文集行世，流传至今。这个九卷集原版并不难找，以我国出版社的实力，版权转让也不是问题，在此恳切地呼吁有识见的出版界同仁赶快行动起来，尽快推出一套中国版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一定会大受欢迎，众多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粉丝绝对会解囊支持，共襄盛举。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一生横跨沙皇俄国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斯大林统治时期、卫国战争、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直至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在一次次时代的冲击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世事的变迁，他与政治若即若离，从不阿谀统治者；他热爱旅行，足迹踏遍了了俄罗斯大地；他热爱大自然，俄罗斯的山川河流在他笔下美不胜收；他热爱艺术，始终以唯美的眼光欣赏着万千世界，他的一生几无瑕疵，不仅以作品赢得读者的厚爱，更以旷达宽厚的人品赢得读者的尊重。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50～60年代，每当其他作家遭到官方批判时，他每每出来为之辩护。帕乌斯托夫斯基以他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俄罗斯的艺术家。

80年代末，在情绪低潮的日子里，我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里找到了慰藉，阅读这些优美、睿智、理性、豁达的文字，我领会到了和大师隔着时空交流的幸福感，即使在寒冷的冬夜里，心里也不觉得冷了：

“冬天开始统治了大地，可是我们知道，假如用手扒开地上的复雪，那么在松软的积雪下面还找得到生长在林中的鲜花，我们知道，火焰总会在火炉里毕剥作响，我们知道，山雀会留下和我们一道过冬，而在我们看来，冬天也像夏天一样美。”

下期计划：《第四十一》、《红帆》、《十二把椅子》及其他。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12 22:16 编辑 ]

周泽雄

终于可以插插嘴了。
《金蔷薇》也是我的至爱，不过，前不久重读《面向秋野》时，突然不再有当年的激动，甚至，有些地方还意识到作者的滥调。因想，《金蔷薇》多半也有这种情况，为了守护心灵里的那方圣地，我都不敢再重温它了。
在《金蔷薇》之前，国内读者当时能够看到的类似书籍，主要是秦牧先生的《艺海拾贝》，两相比较，秦牧先生确实相差甚远。

李大兴

《城与年》是文革里读的，当时觉得很好看；《苦难的历程》则絮叨得多。费定、阿托尔斯泰的译本，文字都不错。

数帆老人

94，《第四十一》、《红帆》、《12把椅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到斯大林掌握权力前，20年代的苏联文学享受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光，现在盘点起来，苏联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大多创作于或开始创作于20年代，那个年代如阿格索诺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说：“文化被革命所炸破，所以文化展现并发挥着自己丰富的艺术潜力”。以下这几部作品都出自20年代，正是“丰富的艺术潜力”发挥的结果。它们的作者拉夫列尼约夫、亚历山大.格林、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组合，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或许不如费定、阿.托尔斯泰、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些显赫的大师，这几部作品的品质和重要性则丝毫不弱，在中国亦是脍炙人口的绝好作品。

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有一个红色的神射手接连射倒了四十个白匪军。但，第四十一个她却没有射中，他被俘了。在押运途中，人人都死掉了，只剩下这个白匪军和他的女看守。他们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就发生了爱情。‘我只想说，我感到很幸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这场恋爱力图抹煞‘阶级矛盾’。后来，终于来了一只白匪军的小艇，当第四十一个想逃走的时候，他也被击倒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到底是她作为女党员在开枪呢，还是作为绝望的情人。”

这是一位西方观察家眼中的《第四十一》，这是一部享有高知名度、影响深远的作品。回首民国时期，哪一本苏联小说影响最大？我想《第四十一》应该名列前茅。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24年，1928年7月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第一个中译版本是1929年由北新书局发行的未名社版，之后有多少个版本流行，恐怕谁也搞不清楚。曹先生多次提到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蜡版油印本，他说，在严酷的抗敌斗争中，这本小册子与革命战士的生命和枪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对此，曹先生这样解读《第四十一》：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正因为此，这部作品才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以特殊的方式流传，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我想，时至今日，集“鲁滨逊”式的荒岛历险和“色戒”式的情爱冲突于一身的《第四十一》，已不能沿用传统的价值体系来评判，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对不起作者拉夫列尼约夫的苦心孤诣。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6）早年是个诗人，后以剧作家闻名，《第四十一》兼有诗的浪漫气息和戏剧的结构与情节发展，整部作品要言不烦，每一笔都恰到好处，精准得犹如手术刀一般，直刺读者的心脏，就算白匪军卷土重来的今天，《第四十一》提出的诸多话题仍给读者提供了继续探讨的空间。《第四十一》曾两次搬上银幕，1927年的第一部电影现已难以看到，现今流传的DVD版是电影大师丘赫莱依于1957年拍摄的，除《第四十一》外，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也都是苏联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亚历山大.格林：《红帆》

“一艘扬着红色帆蓬的大船向岸边驾驶来，在火红的朝霞，湛蓝的海水，悠扬的乐声，鲜亮的红帆组成的这幅绚丽画面中，阿索莉与格莱幸福地结合了。”

80年代中期，苏联老作家亚历山大.格林的名作《红帆》重新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除几个单行本之外，还多次收入各种作品集中，90年代至今，又多次再版。与《红帆》同期的《小王子》、《夏洛的网》都有一批固定的爱好者，我想《红帆》也不会例外吧，我有一个朋友多年来自号“阿索莉”，在网上招摇过市，据说这个幸运的名字能带来期待中的奇迹，让生活不再平淡乏味。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红帆》是“一部坚信人类精神力量的长诗，对生活的爱，对年轻的心灵的爱，对人在幸福的激情中可以亲手创造奇迹的信念，就像清晨的阳光一般，洒满了整部小说”，确实如此。

亚历山大.格林（1880～1932）是19世纪的80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青年，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形成固定的风格和价值观，不大容易随着时代起舞。在苏联作家中，格林的风格独此一家，算是彻底绝对的另类，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笔下没有战争、革命、布列斯特、布尔什维克、白匪军，与现实全不相干，写的是“美丽的岛屿、汹涌澎湃的海洋、覆盖着灌木的沙丘，以及暖水海湾岸边洁白围墙的城市、可爱的仕女在那里和船长与诗人们相会，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在古代贵族的宅第周围，在轮船公司庄严的办公室里，奇异的冒险正在等待着游客。异国的天空、在吉他和小提琴声中寻找爱情、罪恶的术士和强暴的抢劫者的阴谋，忠诚与巧合所创造出的奇迹，以及最重要的，对自由、快乐和美丽的幻想――对大地和海洋所蕴藏的珍宝的赞歌”。有人指责格林的作品“不真实”，这实在不敢苟同。到了今天，《红帆》仍在流行，当年那些“真实”的作品又有几人还记得？而那些在尘世中纠结现实中所谓“真实”的人又有几人能看清内心的“真实”、看清世事的“真实”？

《红帆》之外，格林著有四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孤女奇遇》（郑海凌译，漓江出版社，1988）和《踏浪女人》（郑海凌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作家出版社，1998。《红帆 凌波仙子》，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

在前文“卡达耶夫”一节曾经提到过，20年代中期，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瓦连京.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故事：革命前夕，某富有的贵妇把一生积蓄的财富藏在十二把椅子中的一把，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神父和女婿，两人各纠集一帮人马展开寻找椅子的争夺战……卡达耶夫很忙，没空写这个好玩的故事，于是发包给他的弟弟叶夫根尼.卡达耶夫（笔姓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找来朋友伊利亚.法因济尔贝格（笔姓伊里夫）合作，说好完成后由卡达耶夫修改统稿，共同署名。岂知彼得罗夫和伊里夫的才华更加横溢，完成初稿交货后，识货的卡达耶夫掂量再三，自忖不如，干脆决定退出著作署名，把荣誉让给弟弟和伊里夫，这就是《十二把椅子》的由来。

在苏联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每当讨论到20年代的讽刺文学时（20年代以后的讽刺文学基本无甚可说了），总会把《十二把椅子》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晒晒，习惯性地分析它的思想内涵，“嘲笑了同新世界道德原则相违背的种种事务”、“描述了新社会里黑暗势力道德上如何崩溃的重要过程”之类，这些分析没什么意思，《十二把椅子》的好处在于“好看”，“好看”是个宽泛的概念，大体有以下要素：人物要独特有趣，不要面目可憎；故事要紧张刺激；不要故弄玄虚；情节设计要严谨有逻辑，不要莫名其妙；对话要幽默风趣，不要陈词滥调；结局要出人意料，不要老生常谈；节奏要明快，不要罗里罗嗦；文字要晓畅明白，不要废话连篇，这些要求说起来简单，绝大部分小说却做不到，但《十二把椅子》少见地做到了，读起来痛快，舒服，很痛快，很舒服。

合作完成《十二把椅子》一举成名之后，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又写了续集《金牛犊》，评价依然很高（我很想读这部作品，尚不知是否出过中译本），两人合作了十余年，并一起出国访问（爱伦堡在《人 岁月 生活》中记述了他们两人在国外的轶事），制定了远大的写作计划，可惜没有时间完成，伊里夫（1897～1937）英年早逝，享年39岁；彼得耶夫（1903～1942）被聘为苏联情报局面向西方报道的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在一次临近前线的飞机失事中牺牲，享年38岁。《十二把椅子》的构思者卡达耶夫（1897～1986）熬过了战争岁月，得享高寿。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苏联文学界对小说和散文这两个术语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把小说也称作散文或叙事散文，散文和小说是一家人。这样一来，我们习惯上视为散文的作品也应该当作苏联小说的一部分。由于赶时间，有几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来不及详加介绍了――伟大的普里什文，别尔戈丽茨和《白天的星星》，阿利卢耶娃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柯罗连科和《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等，本贴将来若有机会修订时一定予以补充。

《第四十一》（拉夫列尼约夫著，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5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红帆》（亚历山大.格林著，张佩文译，重庆出版社，198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陈珍广,、张梅丽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刘煜卿译，译林出版社，2002  ）
《十二把椅子》（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著，费明君译，泥土社，1954；安郁琛、钟鼎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徐昌翰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张佩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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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帆老人

95，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去年开始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曾经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交流过苏联小说的话题，这位朋友对苏联文学基本上是陌生的，以他的教育背景很正常。不过他说，他对一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静静的顿河》。

这个回答并不意外，无论在哪里，《静静的顿河》都是苏联文学的第一名著，苏联小说的代名词。俗话说，不怕不时货，就怕货比货，在《静静的顿河》面前，《钢铁》、《铁流》、《毁灭》这些名著都不免相形见绌。《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不仅穿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抗住了时代变迁的考验，就连一向擅长政治操作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巨大存在。

60年代初，西蒙诺夫曾经撰文回忆他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的情景：“在我少年时代，肖洛霍夫就以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走进我的生活，当肖洛霍夫出版长达四部的史诗的第一部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当我读这一部书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这部书的内容我并不全懂，但是它以无比的力量吸引了我，这种力量始终推动着我，使我欲罢不能，甚至推动我去攻读书中那些由于年龄关系我还难以理解的段落。”巧合的是，我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也是十二岁，同样由于年龄关系难以理解作品的妙处。

那一年，正是我们这一班人热衷读小说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破破烂烂的苏联小说，天南海北无所不读。有一次在学校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有一位同学不屑一顾：《钢铁》算什么，《顿顿的静河》才叫厉害！回家后我问哥哥看没看过《顿顿的静河》？哥哥瞪我一眼：什么《顿顿的静河》，《静静的顿河》！太深了，你这娃娃看不懂！我不信邪，千方百计借来一套，勉勉强强看完了第一部的头两卷，果然看不懂，过于繁复的人物、故事和舒缓的叙事节奏不是我那个年纪所喜闻乐见的。

过了几年，再读《静静的顿河》就不一样了，那些难以理解的段落多少可以读懂一些，此后随着心智成熟和历史知识的增加，每次翻阅都有不同的感受，越来越体会到这部作品的博大精深。读到玄妙处，越发明白过来什么叫做力透纸背，什么叫做“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

《静静的顿河》的人物、故事内容和艺术特色，坊间的相关介绍俯拾皆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即争议不断，有人民内部的争议，也有敌我的争议，这里简单抄录两部权威的著作，看看不同的阵营是如何做出不同解读的：

“《静静的顿河》非常充分地表现出革命前和革命后哥萨克的生活、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的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的那条艰难险阻的道路。”（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

“《静静的顿河》描写顿河哥萨克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苏联拥有广大读者，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简明大英百科全书》）

“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和“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显然风马牛不相及，针对同一部作品，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见《静静的顿河》之复杂和高明。对一次大战前的哥萨克历史和苏联革命史、内战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自然能领会出作者到底倾向于“走向革命”还是“争取独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静静的顿河》反映了肖洛霍夫的愤怒与不平，换一个角度看，《静静的顿河》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审判，从战前诗情画意般的哥萨克乡村生活，到历经十年的战争、革命、离乱、饥馑、杀戮，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俄罗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谁对人民不起，谁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会成为文学的被告，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政治层面上看，《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作品，肖洛霍夫一反“为胜者讳”的潜规则，基本上不加掩饰地再现了1912～1922年的俄国历史，从书中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一部明显与主流体系不符的作品居然能够突破封锁，顺利出版，而且被“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着实让人不解。据说，斯大林之所以容忍《静静的顿河》，是因为肖洛霍夫通过哥萨克暴动事件揭露了托洛茨基的罪行，反衬了斯大林的功绩，因此放了肖洛霍夫一马。如此说来，《静静的顿河》之所以大放异彩，流芳后世，反而是斯大林的功劳，是斯大林对苏联文学的最大贡献。

《静静的顿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颇为复杂，1928年第一部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鲁迅委托贺非根据德译本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中出版（1931），并撰写了后记，向中国读者推介肖洛霍夫。贺译本出版后，读者赵洵、黄一然因等不及贺译的续集出版，自己动手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三卷，后又补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赵黄译本成为第一部的完整译本。由于贺译本和赵黄译本错漏较多，时在哈尔滨担任俄文翻译的进步青年金人开始根据俄文本重新翻译，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全本《静静的顿河》的翻译工作，1941年由光明书局出齐并再版多次。建国后，金人根据肖洛霍夫修订本做了全面的校改，至今，金译本是最流行的译本。另外，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了一套力冈的译本，很受好评，成为顿河爱好者的另一选择。多年来人们常把金人译本和力冈译本拿来比较，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交相辉映，互相参照确实别有一番乐趣，可惜力冈译本印了两次之后就没有续印，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然，更难找到的是民国时期由光明书局出的金人全译本，那个版本的译笔并不差，而且保留了后来被肖洛霍夫删改的文字，大有参考价值。经过多次修订，现今流行的金人译本跟1941年的金人译本已经大相径庭，差不多可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译本了。这里顺便提一下，《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的英译本把书名译为《顿河静静地流去》，我以为这个名字更有想象的空间，更有诗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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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16 22:58 编辑 ]

数帆老人

96，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续）

1928年，只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肖洛霍夫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个默默无名的23岁文学小青年一举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肖洛霍夫的创作步伐很稳健，1927年到1939年，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其间于1932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苏联情报局、《真理报》和《红星报》的记者撰写了大量政论、报道，最有名的是短篇小说《学会仇恨》。战后的作品不算多，1956年发表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9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长时间从事卫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写作，陆续发表了部分章节。肖洛霍夫的其它作品都有《静静的顿河》风格，即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所概括的――“高亢悲壮与诙谐幽默，史诗般的庄严瑰丽与充满激情的抒情笔触，深刻的哲理概括，典型化与令人信服的日常生活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与绘声绘色的写景技巧”：

《顿河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收录17篇短篇小说，选自肖洛霍夫早期的两部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大多以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为背景，这些作品略显粗糙，不过已经显露了作者贯彻一生创作的悲剧意识。有人统计过，在顿河系列的20个短篇中，10篇中的主人公死去，5篇中受到折磨或负伤，4篇中不得不去杀死亲人。《顿河故事》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的基础，不可忽视。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周立波译，作家出版社，1954；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2。第二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1930年肖洛霍夫中断了《静静的顿河》第四部的创作，为了响应斯大林集体化运动的新形势而另起《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炉灶，第一部完成于1932年，第二部的手稿在战火中焚毁，战后的重写稿迟至1960年才完成。肖洛霍夫在这部作品中发展出一种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的故事模式：一个高大全的先进人物，深入落后的乡村村，率领农民革除小龙意识，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领袖的号召和组织的支持下走上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在一段时间内，《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大过《静静的顿河》，一批土改和集体化题材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按苏联官方的主流观点，《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歌颂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典范作品，不过，后来有学者从文本中研读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发布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和下一年的第一天，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分两天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一举动引人瞩目，象征了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终结。这篇小说一一个人的遭遇浓缩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时代的文学清算。肖洛霍夫在写这篇小说时，在技巧上已经炉火纯青，写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苏联短篇小说的颠峰之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42年5月，在肖洛霍夫生日前夕，斯大林约他共进晚餐，斯大林指示说：“正在进行着战争、严酷的战争。最严酷的战争。胜利之后，谁会有声有色地来描写它呢？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名副其实……在您过生日的这一天，我想祝您健康长寿，写出极富天才的、涵盖一切的小说来，希望这样的书将和《静静的顿河》一样，既要真实地、鲜明地描写英雄地战士，同时也要描写英雄的统帅们，可怕战争的参加者们……”一年后，《真理报》刊登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片断，受到前线前线将士的热烈欢迎，报纸被读得出了窟窿，被磨成一块一块的，不忍释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广大读者热切盼望肖洛霍夫早日完成这部作品，据说，斯大林在胜利后不久曾召见肖洛霍夫，敦促他把小说写完。

战后的岁月，肖洛霍夫集中精力与时间创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按照他透露的构思，计划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核心，写成一部全面反映卫国战争艰辛历程的长篇三部曲。如果肖洛霍夫顺利完成这部作品，将足以与《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相媲美。可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战后几十年，肖洛霍夫只是陆续发表了若干章节，终其一生，全书始终没有问世，甚至不知他到底写了多少，写完了没有。这是肖洛霍夫创作生涯的一个谜，引起诸多的揣测。据阿格纳莫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1969年，肖洛霍夫在发表《他们为祖国而战》最新章节时，曾与勃列日涅夫见过一次面，在与总书记谈话之后得出结论，苏共当局不再需要他写战争与战前生活的小说了，于是烧掉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手稿。此说不知真假，尚待征实。

肖洛霍夫（1905～1984）的一生既辉煌又悲壮，作为一个作家，他少年成名，集所有荣誉于一身，风头之强劲可谓登峰造极，无人能敌。他的一生看似顺遂，实则凶险万端，内战时期从白军的枪口死里逃生，大清洗时期侥幸避过苏联安全机关的暗算。肖洛霍夫虽是一介文人，性格却如笔下的哥萨克骑兵那样勇猛剽悍，在农村集体化的高潮时期，他数次直接上书斯大林，为家乡农民请命，痛陈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中，相比其他作家的阿谀或者噤声，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实在难能可贵，可圈可点。

同样，跟其他作家洋洋大观的作品相比，肖洛霍夫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不过，一部《静静的顿河》足以让他傲视同侪，名留青史。有了《静静的顿河》，他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人，更对得起前辈。19世纪的俄罗斯，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了文学上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到了20世纪，白银时代那批作家尚算差强人意，之后就每况愈下了，文学的俄罗斯成了战争的俄罗斯、革命的俄罗斯、内乱的俄罗斯，整个苏联时期没有什么作品拿得出手，除了《静静的顿河》。我以为，《静静的顿河》是唯一的一部苏联作品，可以和19世纪巨匠的作品并列而毫无愧色。

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一步跨入文学大师的行列，这一步跨得太大，单纯就文学角度看，两部作品有不小的落差，这为找茬的人提供了借口。自《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置疑肖洛霍夫是否为真实作者的声音即不绝如缕，一些名人（如索尔仁尼琴）更以个人恩怨加入到反对肖洛霍夫的阵营中，让《静静的顿河》著作权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件公案，纷纷扰扰，至今未息。即便是计算机比对结果和手稿的发现已经证明了作者确为肖洛霍夫本人，还是有人相信真正的作者是所谓内战中阵亡的某白军军官。

《静静的顿河》的价值在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就算不是肖洛霍夫又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可能是肖洛霍夫，也可能是高洛霍夫、奥洛霍夫、法洛霍夫，但绝对不会是索尔仁尼洛霍夫。不管作者是谁，《静静的顿河》具有永恒的价值。几千年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后代子孙阅读《静静的顿河》，就像今天我们阅读荷马史诗一样。

《静静的顿河》（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82；力岗译，漓江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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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18 2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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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高尔基：《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总之，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你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从前所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只是你的绊脚石，这就是我所要跟你说的话。”
“这么说，也许我是老了，可我总是不忍看着人们在受苦，即使这是个无用的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敬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来就分不清楚，把怜悯丢掉吧！”
“镇压是必要的，这个我懂的，可某些地方的残酷是多余的，会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等等，等等，这是个生死的斗争！”

这段对话出自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70年代初，《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是仅有的两部公开放映的苏联电影，当时的娱乐生活乏善可陈，除了样板戏就是几部老掉牙的电影，这两部领袖片翻来覆去地放映，我等老百姓只好一遍遍地看，看得很高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啊？”、“让列宁同志先走！”、“为了列宁，前进！”――这些台词深深地刻入那一代人的记忆，影响极深。

“列宁在1918”中出现的高尔基则是我的第一个高尔基记忆。在电影的开头，高尔基为了援救一位被捕的教授以及争取作家学者们的口粮物资，上门向列宁求救，结果挨了一顿同志式的批评。这个场景在列宁片中不算经典，比不上“干嘛老缠着我啊”的幽默和“让列宁同志先走”的震撼，只是记得当时的印象：高尔基的个子很高，和列宁不成比例；高尔基的胡子很特别，特别像斯大林的胡子；高尔基听列宁的教导时畏畏缩缩，态度很好。我当时的年纪太小，听不大懂这些深奥的台词，很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才恍然领悟出这场对话背后的意涵。

70年代，我的高尔基记忆除了《列宁在1918》，还有中小学生琅琅上口的《海燕》、《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母亲》以及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一本文革前出的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印象最深影响也最深的是《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小人书是50年代到80年代少年儿童共同的记忆，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小人书岁月，我们那一代人生不逢时，70年代出的小儿书乏味透顶，不是老工人批走资派，知识青年斗地主，就是红小兵逮老特务，加上后来的批林批孔、儒家法家，故事拙劣，画得也很拙劣，毫无美感可言。如果没有高尔基三部曲，我们的童年时光就要荒废在那些没有营养的小人书里了。

1972年，林彪事件过后出现一个短暂的回潮时期，文化生活有了松动的迹象，高尔基三部曲的小人书应时而生，我们那一代小读者总算有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这一点点来自遥远俄国的食粮，足以填饱我们饥渴的胃口。我们在小人书里跟着《列宁在1918》里那个高大魁伟的无产阶级作家回顾他的童年，他在人间的种种际遇，他在喀山面包坊上的社会大学，故事好，画得更好，整个色调是灰色的，阴沉沉的，令人窒息。仔细研究了高尔基艰难的成长历程，我们这些跟小人书中的高尔基同龄的小读者，深深地同情小高尔基的不幸，敬佩他的坚韧，羡慕他能看那么多好书，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是多么幸福，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去绘图师家挨冷眼，也不用去轮船上洗盘子。记得当时我们渴望离开平淡无聊的学校生活，像高尔基那样浪迹天涯，可我们最远也就是去去郊外，看看火车看看花，天黑了就得回家。

让我们惊叹的是董宏元先生的画，画得实在太好了！每幅图都是精品，构思严谨，落笔细致，特别是笔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其中画得最出色的是外祖母、外祖父、轮船厨师、面包坊老板，其他小人物如格里哥里老头、表兄萨沙、绘图师家的两个母鸡，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各具特色，妙不可言。我想董先生一定很深入的揣摩了高尔基的原著，他的画面与故事珠联璧合，完全符合我们对高尔基以及19世纪俄罗斯的想象。这套精美的小人书让我们沉迷其中，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画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汝龙先生译的《人间》，因为小人书的关系，自然如获至宝，读过之后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仔细对照后，发现小人书省略的内容相当的多，比如玛尔歌皇后，小人书里用两页轻轻带过，而在原著中则是重要的人物，这位美丽又有文化的夫人在少年高尔基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部分内容中那些略带情色的描写文字，在当时的读物中万难一见，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当然，如放到当下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80年代初，终于有机会读到了全本三部曲，不过时过境迁，当时正在兴奋地沐浴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艳阳下，苏联文学只是翻翻而已，都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前不久为了写这个帖子，特别找来三部曲重读了一次，70时代的感觉又回来了，这么多年读了不少各式现代派的西式大餐，口味已经乱了套，反而觉得高尔基这类纯粹现实派的清汤挂面分外可口，一板一眼中自有修辞的美，中规中矩中可见简约的妙。三部曲是高尔基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之老到已臻化境，绝非浪得虚名。严格的说，三部曲中的《童年》、《在人间》都是十月革命前的作品，不能算作苏联文学，不过几十年来，高尔基三部曲一直被视为苏联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广泛流传，在我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即使在文革年代也没有中断。我们那夹缝中的一代人如果还保留了一点对得起前辈的气质，高尔基的影响功不可没。

1972～1976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仅二十一部，大多是友好国家的小说集诗集之类，苏联小说只有五部，高尔基独占三部――《人间》、《母亲》和《一月九日》（另两种为《钢铁》、《青年近卫军》）。如果不算内部发行的“皮书”，《母亲》无疑是那个年代分量最重的苏联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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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20 20:22 编辑 ]

数帆老人

98，高尔基：《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续）

《母亲》（南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以1902～1905年的俄国革命为背景，写的是“人民为摆脱经济、政治、和精神奴役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描写了那些把自己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们，描写了真正的人民，描写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活动”，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向来辟出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母亲》，《母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超级经典，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界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1906年发表后，迅速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广受好评，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直接推动了俄国的革命高潮，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但对70年代的中国少年来说，《母亲》太过严肃，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太过遥远，我们诚惶诚恐地试图深入阅读这部名著，却发现它的内容过于沉重，故事也不那么有趣味，以当年的觉悟和见识，暂时还无法领会《母亲》那种庄严的正义感。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人物、情节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反而是提到《母亲》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记得更清楚。

整个70年代看过的高尔基作品并不多：《秋夜集》、《旅伴集》以及其它几部忘掉名字的短篇集，剧本《在底层》，长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中篇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其中对《华莲嘉.奥莱淑华》（楼适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后通译做《瓦莲卡.奥列索娃》）特别有好感，这部作品篇幅不长，讲述一个大学讲师去乡村度假，爱上一个新时代的贵族少女，经过一番情场对峙，这位大学讲师败下阵来，落得不幸的结局。高尔基的文笔幽默风趣，简洁凝练地写尽了19世纪末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神气。看这部小说如果没注意作者名字的话，很容易误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很难相信《母亲》的作者也能写出如此温情脉脉的作品，小资情调的纯正甚至略在《罗亭》、《贵族之家》之上。《华莲嘉.奥莱淑华》在高尔基浩瀚的作品中默默无闻，以我个人观点，这部作品绝对称得上超一流水准，不应该忽视。

同样不应该忽视的还有中长篇小说《三人》、《忏悔》、《夏天》、《奥库罗夫镇》三部曲、《没用人的一生》、《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俄罗斯浪游散记》，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一生笔耕不缀，作品之多令人咋舌。高尔基是全能作家之首，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涉猎且成就不凡。总的来说，高尔基的剧本比小说出色，短篇小说比中篇小说出色，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出色，散文、游记和回忆托尔斯泰、契诃夫、列宁的篇章，以及数量众多的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专著也都具有极高的水准。

高尔基（1868～1936）从孤苦无依的童工流浪汉到蜚声世界文坛的大文豪，他的一生堪称神话。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他被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桂冠：“热情的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报信者、严峻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揭露人、炽烈的爱国主义者，列宁的忠实朋友”、“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公认的领袖……最高形态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表达者”、“一身兼有文学家的才华和革命战士的气质……俄罗斯文化的巨擘，伟大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这是来自苏联主流阵营的声音，是不是勾勒出了高尔基的完整肖像呢？显然是有疑问的。

疑问在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新政权漫长曲折的关系，在苏联官方刻意渲染的如蜜月一般的描绘中隐藏着难堪的史实。高尔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参与者、宣传者、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新政权采取的种种极端措施，他转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同情者和援助者，布尔什维克的质疑者、抗议者、反对者，最后成为无奈的流亡者，为了营救被逮捕的知识分子，屡屡亲自出面找领袖沟通，并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民请命，为知识界的尊严发声。尽管他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还是被视作绊脚石，1920年被要求“出国治病”，实际上是变相地放逐。1928年后，高尔基与掌控权力的斯大林和解，多次回国参观访问，1933年后定居苏联，被斯大林当局捧上文化神坛供奉。虽说回国后与斯大林的冲突不断，连最后的死因也是不明不白，高尔基的“晚节不保”还是给他日后的评价留下麻烦，也给敌人的攻击提供了空间，其中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攻击最为凶狠。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以他的成就和威望当之无愧地成为苏联文学界的掌门人，加冕了“文坛的沙皇”，这个虚拟的沙皇并不好干，职责相当重大：他要为作家们争取利益，要为文坛纷争做出裁决，要判断新作品的水准并予以推荐，要费尽心力地栽培新进作家。高尔基把沙皇的职责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对新作家的发现、培育、爱护和帮助，不遗余力，成就斐然，当时苏联文坛的后起之秀们或多或少地接受过高尔基的教导和关照，另一些同辈的老作家也在和高尔基交往中获益匪浅，从这些作家们回忆高尔基的文集《回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著，水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中可以了解到高尔基的口碑是多么好。高尔基逝世后，肖洛霍夫继承了沙皇的位置，不过他的口碑比高尔基可就差得太多了。

在中国，高尔基一直是最受重视的苏联作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中译本之多之复杂无人能比。粗略检索后得知，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译本，加上回忆和研究高尔基的各种著述，合计起来大约在千种以上，数量太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版过完整的《高尔基全集》，出版于1985年的20卷本《高尔基文集》是唯一一套算得上齐备的选本，收入了大部分重要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没有收入剧本、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作、回忆录等，更遗憾的是，《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没有收齐，这部代表高尔基晚年心境的小说集至今尚未见到有完整的中译本。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对高尔基作品的注意力多集中于《母亲》、《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三部曲、《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一些革命性格和批判性格较弱的作品相对不太重视，如此一来，读者眼中的高尔基只是革命文学家的一面，而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主将的另一面则不被大众所知，这对著作等身的高尔基并不公平。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高尔基作为苏联苏联文学之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他的作品在中国传播之广，对中国影响之大，罕有其匹，无人能及。过度的宣传使高尔基定格在一个设定好的崇高形象上，很容易造成集体性的误读――非无产阶级的高尔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知识分子的高尔基无人关注，或者被刻意忽视了。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上，不仅仅是给左翼文学提供了养料，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民众的精神走向，乃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会永远记得，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总会回荡着高尔基无所畏惧的那一声呐喊：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下期计划：伏尔加河上远去的灯火。谢谢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22 20:05 编辑 ]

数帆老人

99，伏尔加河上远去的灯火

日前，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投资出品的俄罗斯大片《高尔察克》，不出预料，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我对高尔察克以及苏联国内战争的印象和想象，印象中那位穷凶极恶、作恶多端的白匪军头目高尔察克一举变成电影中英俊挺拔、勇敢无畏的俄罗斯自由英雄。所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高尔察克形象的变迁也正是20世纪俄罗斯戏剧性历史的缩影，苏维埃政权一夕之间神话般的建立，又在一夕之间魔术般的消失，苏联当局退场的背影甚至还不如尼古拉二世一家，不如高尔察克、邓尼金们来得潇洒。

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2008年的进军格鲁吉亚，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内乱，内乱－革命－战争，俄苏人民历尽磨难，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几个轮回下来，俄罗斯大地满目疮痍。当年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的北极探险家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如果醒来，看见帝国版图四分五裂，后人靠出卖石油天然气过日子，就算他今日的电影形象再令他满意，怕也不会甘心吧？

在开始写作本贴时，特别起了一个副标题――“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意图增加一点历史感，写了十几节后即省悟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74年的苏联历史进程中，文学扮演的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不要说透视苏联的兴亡，连透视自己的五脏六腑值几斤几两都成问题。或许有人说，在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等人的大举回归是压跨苏联最后的稻草，这个结论不免太过武断，苏联的兴亡自有其命数，就算有一千个索尔仁尼琴的生花妙笔也抵不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苏联文学没有成为向理想社会前进的通行证，倒成了一个神圣梦想的墓志铭，当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指点着苏联文学的废墟大声叫喊：1984！动物园！古拉格！……对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光明文学的苏联作家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值得苏联作家们骄傲的是，苏联文学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和对中国的影响确是实实在在、源远流长的，如果从1906年出版的《母亲》算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超过一百年，种类以数千计，且从来没有中断过。自民国以降，苏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种说法恐怕并不为过。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次出版高潮，苏联文学成为几代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融进了中国读者的精神血液中，定然会在某一时、某一处发生不期而然的作用。

苏联小说之魂魄，扎根在了中国读者的心灵，苏联小说的阅读史就是几代中国读者精神的成长史，如孟来托娃女士所言，苏联小说的影响，已经内化在中国读者的审美、气质和观念当中。从苏联小说中，我们领略了理想主义的信仰和激情，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不向敌人低头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苏联小说教给我们做人的教养：“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诚然，苏联小说并未全是美玉，其中良莠并存，不乏虚假、伪善、乏味的作品，但是它的主体、它的精髓、它的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共同审美趣味，都有着永恒的意义。即使有人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诋毁苏联小说，但也不能诋毁这些基本的价值吧？没有这些，我们还剩下什么？

仔细清点一下，在中国读者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经典苏联小说至少有几十本，数量之多是其他国家的小说不可比拟的。

红色励志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海鸥》、《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

革命与内战时代的经典――《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城与年》、《早年的欢乐》三部曲……

斯大林时代的经典――《教育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幸福》、《收获》、《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从小要爱护名誉》、《叶尔绍夫兄弟》、《形形色色的案件》……

后斯大林时代的经典――《解冻》、《带星星的火车票》、《你到底要什么》、《滨河街公寓》、《生者与死者》三部曲、《鱼王》、《活着可要记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白轮船》、《岸》……

回归时代的经典――《日瓦戈医生》、《骑兵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生存与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大师和玛格丽特》……

青少年们念念不忘的经典――《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船长与大尉》、《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红肩章》、《雾海孤帆》、《小儿子的街》、《勇敢者的道路》……

中国出版界对苏联小说始终不渝的热诚令人感佩，而若干苏联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至今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亦颇令人牵挂，比如高尔基的《1922－1924短篇小说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义者》和其他早期作品，爱伦堡的《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列昂诺夫的《贼》，奥列沙的《嫉妒》，卡达耶夫的《冬天的风》、《为了苏维埃政权》以及文学回忆录，卡维林的晚期作品，尼古拉耶娃《征途中的战斗》，潘诺娃的回忆录，阿扎耶夫的《车厢》，涅克拉索夫的《在故乡的城市》，特里丰诺夫的《时间与地点》，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还存着美好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到这些被遗漏的作品中译本。

对我而言，苏联小说象征着我在70年代的一段难忘的阅读经历，这30多年来，随着外部世界和个人心境的变化，对苏联小说的兴致几起几落，不过始终保持着一份热忱，跟其他读者一样，我也有一份十大苏联小说的心水名单：1，《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2，《船长与大尉》（卡维林）；3，《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4，《叶尔绍夫兄弟》（柯切托夫），5，《骑兵军》（巴别尔），6，《雾海孤帆》（卡达耶夫）；7，《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盖达尔），8，《青春激荡》（安德烈耶夫）；9，《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罗沃尔斯基），10，《感伤的罗曼史》（潘诺娃）。另外还有一个散文类的心水名单：1，《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2，《人 岁月 生活》（爱伦堡）；3，《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4，《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卢耶娃）；5，《白天的星星》（别尔戈丽茨）。（这个名单只是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不具有普遍意义。）

70年代初，我随父母下放农村，在农闲的秋夜里，经常搬个小板凳跟着哥哥们去大队打谷场看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看得如醉如痴，尽管当时正是反苏反修的高潮时刻，苏联的形象在我们心中依然非常高大。当年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两部作品竟是为奉承斯大林而窜改历史的伪作，更想不到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竟目睹了苏联的消失。我们没有赶上一个时代的开始，却赶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回首西望，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已渐渐远去，不过，“火把向下垂的时候，火舌还是一个劲儿向上烧”，作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一代人，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不会忘记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中那句激励过无数前辈读者们的格言：

“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全文完。感谢各位朋友一年多来的热诚支持和批评！恭祝各位朋友圣诞快乐！――

[ 本帖最后由 数帆老人 于 2008-12-24 20:27 编辑 ]

老木匠

啊，数帆君心仪的这些书和我重合的很少

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斯大林格勒的战壕中，真正的人，活下去并且要记住，青年近卫军，小家伙，红湖的秘密，船长与大尉，教育诗，

周泽雄

谢谢数帆兄。一个宏大的计划，妙的是，竟然完成了，更妙的是，完成得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