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杜先生好，此帖我已转发到天益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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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梅茗 于 2009-1-17 14:58 发表


祝贺于先生成功登陆。祝新年快乐~~

**谢谢！

ys1937

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9-1-20 19:06 发表
问好于先生，新年快乐，也来发贴呀！

**则看到。
  问杜版好。
  《五十多看前事》发于天益和真名，还没发完，梅版和杜版可能已看到。这是可能两面讨骂的文章，不知会给燕谈惹祸否？
  http://www.zmw.cn/bbs/thread-92512-1-1.html

   顺向两位贺年了。

ys1937

在浏阳之白龙庙与天主教堂
　　
　　在今浏阳嗣同路与人民路交叉的西南路口，曾经是一座古老的龙王庙，比南市街龙王庙的规模要小，故称少白龙王庙。
　　一棵古樟从屋角里冲出参天的树冠，使庙宇藏在一片浓荫之中。树身臃肿有硕大的疤瘤，疤瘤中央形成窖洞，很像龙的眼睛。树蔸的虬根裸露，向外延伸的小根又扎入土中，恰似龙爪。树冠的绿叶中，伸出光秃秃的开叉的大枯枝，与龙角的造型无异。
　　因此，古樟像龙的化身，成为龙王庙的天然配衬。庙内没有香火设施，完全是荒废的空房子。假日，我们也到阁楼上去张望西门一带的零落景象。
　　五十年后，在原址建筑了一进之开的仿古寺庙，更龙王庙名为问津古寺，也是浏阳佛教协会所在地，香火较盛。“功德无量”的匾额高悬佛殿，五百罗汉栩栩如生。
　　然而，伴随龙王老庙的古樟，历尽沧桑，现已与新庙分离在路口的瓦砾之中。那光秃秃的龙角占据树冠一半，另一半是稀疏的枝叶，面带饥色，很有独立寒秋之感。况且，古樟西侧正深掘屋基，建筑醴浏大厦。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多给予关爱，不要厚彼庙薄此樟，能厥振雄姿，分枝布叶，露爪提根，还斯昔日风貌。
　　沿龙王庙侧的人民路向东走到东门口，今城关医院对门，有一幢欧式建筑，即是浏阳天主教堂。我在浏阳读书时，从未进去看过，对它有一种神秘的肃穆感。
　　忽一日，浏城传着“罗宝田”被驱逐国境的传闻，罗宝田是意大利传教士取的中国名字，说是在教堂的后院，挖出了电台发报机和枪支，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又说他是个全才人物，具有测绘建筑、骑马射击和医疗诸方面的技术。
　　后来我参观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内容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的图片和实物。五十年后，我专去了一次这个教堂，大脑中又浮现出一个罗宝田。但与之交谈的已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姓刘的教主。他说财经困难，无力重建教堂，还是这老样子。这些给我的印象是“红十字架”和“博爱”的标志物。
        我在浏师只读了一年半书就离开古城浏阳。1958年以后的坎坷岁月里，我很少有机会瞥上浏城一眼。故以上九个方面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是在回忆走访中，得以重现。这是能假天年，尚能执笔涂鸦，留下几滴墨水。既是幸运，也是劫后余生能补上的一幕镜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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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湘潭之癸巳年夏
67、在湘潭之湘潭师范
68、在湘潭之冯树珍与周树鑫
69、在湘潭之欧阳城与言长一
70、在湘潭之五分制
71、在湘潭之粮食定量
72、在湘潭之肝炎太流行
73、在湘潭之暑假
74、在湘潭之十八总
75、在湘潭之韶山实习


在湘潭之癸巳年夏
　　
　　1953年的癸巳岁，癸为水，巳属蛇，应该是条水蛇，简称之为蛇年。接近放暑假了，班主任唐政老师宣布了浏阳在下期并入湘潭师范的消息，从此结束了在文庙的一年半学习。告别了老师，告别了初中部的家乡同学，也告别了大成殿的牌位——孔老夫子了。
　　临别前一天，祖父在黄昏前赶到了学校，扛着韭菜叶子形的木扁担，并挽上一把绳索。晚上挤在我的木板床上睡下。次日大早，祖父把棉被篾簟卷好放在龟纹篾篢里，上面压上衣服枕头等。那口被日军戳伤的木皮箱装满书籍文具，箱上放着提水桶和洗漱用品。
　　祖父挑起这个六十多斤的担子，对他这个五十九岁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轻的负荷，何况还要跋涉九十余里的翻山越岭。祖父不让我背东西，他要吃这个苦，因为他对我怀着很大的希望。他说湘潭他也熟悉，他曾经在那里做过染匠。下期开学时他要送我到湘潭去上学。
　　我知道他在吃苦，我无法表示对他的心疼。一路踏着原来的老足迹，同样在石洞岺搭中伙，到黄昏时才回到那个大地坪老屋。祖父实在很累，但不发输气，一切为了我。祖母望穿了眼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少不得煎豆腐、蒸鸡蛋、火焙鱼及丝瓜汤。这是祖母的拿手家常菜。这是祖父的第六次担龟纹篾笼子和木皮箱。至今心疼已极，终生无法报恩。
　　下期开学临近，祖父筹备着经济，祖母准备衣服被盖，他们在苦心筹划着。我心里也在向往着那个十八总的湘潭，并且向往那个大长沙。这次要下省（俗称去长沙市叫下省，到浏阳叫上县），还要坐气划子（舵船），只等那日启程了。
　　祖母请雅裁缝（万雅宋）用机子做两件一梭罗衬衣。这种一梭罗是祖母用一兰一白的棉纱相间织的纯棉布。外衣是青棉布做的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袜子也是棉纱针织的，棉布鞋棉帽子，从头到脚都是家织家纺的土产品。我不觉得土气，我很喜欢祖母用心血做的衣服。
　　祖父挑着那担老行头走在前面，一路说出所经过地方的名称。我死死记住了。沿着捞刀河顺流南下，从老家出发，经由龙伏市、新开市、焦家桥、寄马市、沙市街、鸡公山、莲水塘、毛公桥、邹家塅、丰裕山、伍家渡、峡山口，一路到永安市，这是从龙伏到永安的老路。到1962年，我才最后一次走这条老路，这是劳改释放回家的那年。现在的永社公路就由社港镇、沙市街直经北盛仓到永安。
　　到了永安就站在马路边等浏阳开往长沙的客车了。这种客车就是货车一样，人货混装，两边摆风。碰了运气就挤上去了，搭到长沙市天心路。然后赶到大西门航运码头去买好了船票，住在附近饭店里等天亮。船票是四角钱一张，相当八两猪肉的钱。长沙到湘潭有九十里水路，早上五点钟上船大约下午四点能到达湘潭码头。
　　第一次坐船，很新奇。分不清水往哪方流，只看见山和屋往后面走，船后面的水成了漕，船不时叫几声，像杀猪时的猪叫，水上的竹筏木排延绵几里长，奇怪为什么不落沉。小船上的大黑鸟会捉鱼。船一上岸，祖父挑起担子过了跳板就上坡，沿着长街反方往北走就到学坪，左拐进入一座文庙，就看到了湘潭师范学校的门楼。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3-25 19: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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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湘潭师范
　　
　　写着“湖南省湘潭师范学校”横额的校门，两边是门卫室，负责保卫传达和收发文件报刊的职责。这个门楼很像原文庙的某门楼改建的，因为它前面的地坪叫学坪，意味着学宫前坪。由校门往前是一条百多米的通直大道，两边布满树木花草，很像文庙的神道。
　　直道尽头是一栋宽敞双层三开的古建筑，没有槅门和挂落装饰。青砖铺地，中间是大圆木柱支撑着。檐下高悬着写着“丽泽堂”镏金字体的大匾额。这个丽泽堂是学生集合的场所，具有礼堂的作用。这里的舞台等任何设施，由厅堂后墙的木板梯可通到楼上。
　　我们男生宿舍就在这木楼上，通风良好，干燥无潮。前有木窗棂，上有木顶棚。上下双人床把木楼塞满了，仅有单人通道，拥挤嘈杂。厅堂的后面是女生宿舍，我从没进去过，不知此禁区是何结构。
　　大道的右边是红砖砌的教学大楼，一层是办公室，二层是教室。外墙体是石灰勾缝的清水墙，当时没有甩沙子和贴瓷砖的装饰，清水墙算是很规范的外墙风格。直道左边的后勤区，学生洗漱吃饭都在里面。这里的房子简陋，都是临时性的搭建场所。丽泽堂的右边是老师住所，再左边就是运动场所。操坪一侧有个大池塘。
　　我在这里读了两年半书。一直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或是什么旧址。我根据学坪这个地名，估计可能这里曾经是什么书院或文庙。直到四十年后的1992年，才以校庆纪念册上知道这里原来是“昭潭书院”。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苏松太仓道员湘潭县人袁树勋捐资在省城长沙文襄祠首创。由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兼管湘潭县速成师范学堂，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湘潭人在昭潭高等小学堂举办小学师范讲习所。至民国元年（1912年），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创办，这才是湘潭师范学校的前身。
　　1953年下期，秦文兮奉命复办湘潭师范学校。这个矮瘦个子的女教师秦文兮被任命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秦被划右派后，另一个瘦高个子的女教师唐泽映，从教导主任青云直上后任校长。其他资深教师委伯平、周树鑫、冯树珍、言长一、欧阳城等，后来均在政治运动中遭劫丧命。
　　1953年复办湘潭师范时，把浏阳、平江、湘阴、临湘、攸县、株洲、湘潭、望城等县的师范班的学生合并于该校，在此基础招生扩建。以后又经迁建、停办、复办等，不知所终。
　　1978年校址为湘潭师专占用，即迁往姜畲重建，1983年撤消，1985年复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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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冯树珍与周树鑫
　　
　　我编在第七班，班上的同学来自好几个县，各讲本县的方言。特别是茶陵和攸县话，很难听懂。因为这种障碍，全班同学很难融洽成一个整体，仍然分割成多个小团体。
　　这个班分来的浏阳同学很少，所以我和李德良走得很近，任何课外活动都是形影不离。他的成绩很好，有很强的记忆力，但表达能力很弱，是个典型的内向人。
　　毕业参加工作后，我直到一九八几年才在沙市镇李家大屋找到了他。他住在大屋里的土砖房子里，没有看见他的家人。他的表情很冷漠和木讷，简陋的房子里杂乱无章，比一般农户的场面还要差。从他微弱无力的谈话中得知，他划了右派，受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体质每况日下，家境亦不景气……他那蜡黄而消瘦的容颜，猥琐的形体，完全不像三十年前的李德良同学。
　　同病相怜我是当然的，我没有问及过去的一切，我怕引起他无限的痛苦。他用抖颤的手端出一碟炒黄豆，我很认真地嚼了一些，以表示我衷心的接受了他的招待。他送我出门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回到九中去听陈天树老师的物理课去了。到本世纪初，听说他在沙市卫生院排队挂号突然去世了。
　　班主任冯树珍是个体形魁伟的男老师，戴一副高倍近视眼睛，理着平头，常穿半新的中山装呢上衣，皮鞋的龟裂皱纹也很显眼。眼神严肃而又慈和，言谈轻缓而平易，一种浓厚的学者风度使我敬而畏之。有时他找我个别谈话，我常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民革杂志，因此我猜测他是民主党派。他兼任我们班的语文课。教学非常规范认真。
　　班长及各委员等的学生官的姓名我没有一点印象。我只记得我当了一个组长，也参加班级干部会。虽然我的成绩很好，在作文与美术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我是那些大男大女们不很重视关注的小鬼。他们成双成对上街，我和李德良就跑新华书店，或野外写生。他们的春心早已蠢动，而我和李德良还是两个麻木不仁的顽童。
　　有一次，李德良提议试一试写爱情信，就合伙写一封递给了一个最小的叫李红楼的女同学。李红楼就把信交给了管女生的黄博文老师（浏阳去的）。次日，班主任冯树珍就把我俩叫去，批评我们是搞恶作剧。从此我们和李红楼之间处于一种尴尬关系，越来越陌生起来。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李红楼，直到三十年后的1990年 4月，我参加浏阳学雷锋讲奉献报告团去长沙市作报告时，她坐在前排听报告，会后邀我去她家坐了三十分钟。过去那幼稚而滑稽的一幕，未必烟消云散了，可是她不知道李德良已经死了。
　　毕业后，我与冯老师常有书信联系。整风反右后，老夫子的处境也是可以预料到的。1992年的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用框框围住。我很害怕这个框框。我在讣告上常看见已死的后嗣名字也用框框围住，注上“不禄子”三字。古书上称“士人死曰不禄”。由此可知班主任已“不禄”了。至于是何原因“不禄”的，是可想到，也可不必去想到的事了。
　　教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老师叫周树鑫，据说是国立师大毕业的。又说他当过教育厅的高级官员。不过从他的仪表看，很像个有学问的文职官员。一身黑色中山装制服，长期保持菱角分叉的烫迹线，笔挺威严。穿着黑色发亮的皮鞋，踏着方步，发出有节奏的咯咯响声。
　　他的发型也特别讲究，随时保持乌黑发亮，并且风吹不乱。同学们开玩笑说：如果涂了米汤加猪油，恐怕苍蝇蚊子来会餐！ 当时没有咖喱水、摩丝、发胶这些洋产品，怪不得同学们关注和猜测。
　　他讲课很严肃认真，也耐烦解答提问。只是他一口江西话，和攸县茶陵话一样，难以听懂。我们把长沙话说为湖南的普通话，把株洲、望城、湘潭话说为改良长沙话。因为还没推广正宗的普通话，在教学效果上带来很大障碍。
　　忽一日，学校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传出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是周树鑫老师被抓去了。他的夫人胡善坤老师随后也再未曾露面了。学校没有向同学们公布这个消息。直到毕业离校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传闻。
　　直到1992年，同样从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也是用框框围住，当然也是“不禄”了。如何盖棺定论，也和冯树珍老师一样，不得而知。
　　在那个时代，大多的知识分子，大难难逃，归於一劫。连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都多遭此劫难，何况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其他还有语文老师娄伯平，工会主席刘声达，美术老师欧阳城，生物老师言长一等的大名也在纪念册上用框框围住，应该也是“不禄”了。只有大难不死的秦文兮女校长近年才去世，纪念册上有幸没有被框框围住，并在首页提了一首七律，落款为：秦文兮1992年 7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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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欧阳城与言长一
　　
　　欧阳城老师是个清瘦高挑的男老师，蓬乱的自然发型下面一双大眼深陷，面部轮廓线条明显，镶有一颗闪亮的金牙齿。他常穿中间色调的夹克，没有周、冯两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教授风度，倒是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他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据说是华东美院毕业的，也是湘潭市美协成员。
　　我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或者说有一点美术爱好。所以很期待着每周唯一一节美术课的到来，而欧阳老师的教学方法使我有很大的进步。第一，他不是照葫芦画瓢的临摹式偷懒教学，而是先讲画法，在示范教学。第二，他提出要认真仔细观察客观世界，对客观存在要有准确而清晰的认识。要下笔如有神，就要胸中成竹。第三，他很重视基本功，必须长期练习素描与速写，既有快镜头也有慢镜头。
　　因此我非常认真听他的课，也非常认真完成习作。由此引起他对我的重视和关心。在课外美术活动中，我的习作常受到同学们的垂青。每期美术专刊上，都有我水墨画出现，如草虫鱼虾和花卉等。为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美术课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的业余美术爱好，既害了我，也救了我。害了我，是葬送了我的前程，在大鸣大放中，我为别人的鸣放材料作了插图，画了漫画。结果二一添作五，写的画的都是划右的铁证，各打八十大板，都划为极右，获个二十年的悲惨处境。
　　说也救了我，是在监禁劳改的绝境中保住了一条性命。1958年至1962年间，官方发现了我绘画才能，经常提监参加县级的展览图片绘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也避免了苦力的折磨。有幸没有成为班房里的饿殍，有幸没有被苦力折磨牢死。从这一点上，我应感谢欧阳老师。《寻找家园》一书中的高尔泰也是画画救了他，从戈壁滩夹边沟捡回了一条孤伶伶的生命。
　　但划右派我不能埋怨他。因为我本来就是划右的摸底对象，何况读书会一案在监视侦查，大限已到，劫难难逃。
　　1958年的被捕入狱劳改及划右监管，已彻底毁灭了报考美术学院的梦想。1964年我把“关于文字美术化”的样稿寄给了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回函是“这类书籍不准备继续出版，请另找出路。”于是，我又寄给了欧阳城老师，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我已预感到他可能已被卷入到划时代的风暴漩涡里。后来我责骂自己太天真幼稚，这样一个浪漫型的美术老师，不可能不被政治漩涡卷去。“不禄”的可能性很大，劫后余生的可能性很小。后来也是从校庆纪念发现了欧阳城确已“不禄”了。难怪我寄去的信稿无消息，或丢了废纸篓里。“不禄”的人是永远收不到这个邮件的。
　　关于生物老师言长一，也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不拘仪表的浪漫风度，常与一些大同学打成一片。都说他言谈风趣，平易近人，没有周树鑫、唐泽硕那样威严可畏。他讲课是一口长沙话，很生动，容易接受。
　　他讲遗传与变异时，引起了我对米丘林学说的兴趣。因此我与临湘的姜雁秋同学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成为我唯一的一个外县学友。上世纪末，才找到了他的下落，有过书信电话联系。知道他没受打击，就职于乡文教办。
　　上世纪末我建立蹉跎坡柑橘园时，把所学生物知识派上了用场。该园成了龙伏中学的实习基地。这里我应感谢授业的言长一老师，可是他也在大风大浪中“不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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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五分制
　　
　　当时的学制是学苏联，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师范也一样。考试样子不是以往百分卷，而是五分卷计分。而且段考和期考不另安排考试。而是根据平时小考成绩的稳定和进退情况的分数来评定段考和期考成绩。这样就制约了一些突击应考的学生。有的学生平时懒读书，考时开夜车。前天晚上一个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一夜书，就应付次日的考试。他们的经验是，趁热打铁能记住，临渴掘井火力强。
　　平时的小考试无可准备的，必须靠平时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才能考出好成绩。一般小考安排的一堂课的开始或结束，很少中间穿插。有时老师在讲课之前说：上次我们说到某某地方，同学仔细回顾一下，请大家把课本收进屉子里，准备考试。
　　于是老师把小试卷分到各组。第一个同学，依次传到最后一个同学。大约考十分钟，又由最后一个依次传到第一个同学，收好交给老师。这种试卷小巧玲珑，只有五个题目，全对计五分。有时安排在课尾小考，老师说今天上课讲到这里结束，请把书本收起，还剩十分钟考试。
　　段考评分是根据平时考成绩而定。如果三次小考成绩依次为 4分 5分 5分，则评 5分。依次为 3、3、5分，则评 4分。如果依次为 3、3、4分，则评三分。期考成绩是根据前段与后段两次分数来评定。，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进步中求稳定。
　　其他科目如时事及音体美之类就没有小考只有期考。时事新闻靠看报纸来掌握国内外新闻，当时只有《新湖南报》和《建设报》，课余可到报栏里去摘录。体育考试男女达标标准有别。根据 100米跑、跳高、跳远、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的时速、高度、远近和次数决定分数。美术方面根据素描、写生、命题、水彩、图案等分数评定。音乐课只考脚踏风琴和唱歌，没有作曲指挥课，只由两次分数评定。
　　师范课程特别多。除开设中学的所有课程外，加开教育学、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毕业时还有实习课评分和教案设计评分。但这么繁杂的课程并没有影响到我上图书馆、跑新华书店和野外写生的课外活动，并且毕业成绩除音乐和时事评 4分外，全部评上 5分。
　　我在湘潭市一家“求古书店”发现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植物图鉴》。这里应感谢公安局和红卫兵高抬贵手，没有在后来的浩劫中抄走，至今还是我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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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粮食定量
　　
　　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实行。社会市场上没有了粮食市场，一时粮食供求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套购和私人卖买粮食的行为可构成犯法。粮食问题由粮食部门统筹安排，随之而来的是按人定量供应。
　　我们学生由每月三千元市斤逐步减到三十斤，并且还要搭配玉米黄豆、番薯片等杂粮。据说这是营养专家们，通过精密计算，对各个不同工种，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群，每日所需的热量卡而进行合理安排的。
　　据我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拟定的有关热量供给的指标表明，在校学生属于中等体力劳动者，男生每人每天热量的供给量是3000千卡，蛋白质供给量是80克。女生为2800千卡热量和75克蛋白质。
　　而每100克籼稻米的热量是353千卡，我们每人每天供应大米1市斤。即应产生1765千卡，距离3000千卡热量尚少1235千卡，需350克大米才能补足。搭配的红薯片的供热量更少，每100克只能供应热量127千卡，只相当于100大米供热量的36%。再加上菜类的供热量，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体脑消耗所需的供热量。
　　我们感到有饥饿感。三个开餐时间的钟声鼓响，即蜂拥跑进食堂，木饭桶已围得内外三层，最内层出不来，外层的进不去。我们这些弱校同学只能等潮水稍退才能搞到一钵带有木味的米饭。女生是打扫战场的。慢动作的人，桌上的菜食也剩下不多了。
　　如果吃米粥，或蒸的稀烂的鲜红薯，去挤粥缸薯饭的人就会一副狼狈相，不是鼻子上粘了薯，就是衣上糊了粥。女生是不会去挤的。斯文公子们也不会去挤。最难忘的就是一个株洲籍一个姓邓的学生，体形粗壮，脸色黝黑，我们叫他马牯卵。他就是披件旧衣服，不管粥缸薯桶，钻出来，一身浆糊，谁都不敢碰他，也不敢惹他，他是球场上的黑冲锋。
　　这种混乱局面引起后勤的注意，于是把饭食分到各席，由席长分饭分菜。这样，对弱小同学和女生是有利的。对马牯卵一类来说是只能吃到本分，无便宜可占。
　　晚餐时间是下午五时，下晚自习是晚上八时，肚子里开始打官司，等到次日早操和早自习之后，1765千卡热量耗尽，肚皮占了背上，只等待早餐的钟声鼓响。
　　后来，晚餐后就到街上，吃三分钱一碗的猪肉或5分钱一碗的汤丸，或1角钱一碗的光头面。这样来缓解晚上的肚皮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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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9-3-26 13:47 发表
于兄辛苦，前两天有点忙，多谢于兄帮忙搬运。

**好说，反正俺无事忙，到处逛。
  这搬运工的苦差就让给俺吧，总要给燕谈做些事哈。

ys1937

在湘潭之肝炎大流行
　　
　　这是1954年的秋末，农历甲午岁。操场四周的白杨树被风吹到哗哗作响，地上的落叶一天天在增多，我和李德良坐在围墙角的废砖头上闲聊。深深感到凉气袭人，加上灰黄色的暮云从天边慢慢逼近，我们抖颤着身子回到丽泽堂的木楼上添加了一件棉布夹衣，就匆匆走进教室。
　　这时，晚自习已经开始，教室里也充满着深秋的凉意，很少有人说话，都在翻动着自己的书本，也有操笔在写什么的。这晚，我没有顺利完成计划中的学业，心里感到作腻恶心，一股油气味不时向我袭来，头重脚轻，感到非常乏力,勉强地度过了这段自习时间，觉得很难熬过这个萧飒的秋夜。
　　次日，李德良也说心里难受，身体疲倦极不舒服。也发现不少同学都有同样的症状。两天后，感到难以支持下去，只得请假去找校医何老师。以前何老师总是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说：多喝开水，拿几片 ABC去吧！因此常叫他开水医生，或 ABC医生。
　　可这次看病，他不是漫不经心的嚼着槟榔，不是悠悠的吞云吐雾，而是从这些症状相同的学生中发现了什么似的，认真检查了我们的舌头和眼睛。根据这些厌食厌油和恶心症状，根据这些蜡黄的面孔和眼睛，他初步诊断是黄疸病。
　　不几天黄疸病全校蔓延，教学瘫痪，引起了湘潭市和医疗防疫卫生机构的重视，学校立即采取隔离治疗的紧急措施。我也住进了隔离宿舍，此时已确诊为急性流行性肝炎引起的黄疸病，是因气候，体质和营养不良引起的，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我睡在下铺，每天接受医生的检查，特别是小便和血液的化验很频繁。厌弃油腻不能进食，只能喝白糖水和稀粥，给些药丸也是应急缓解方案。这个隔离宿舍是个大房子，保温条件极差。在一片呻吟声中，病情恶化，睡在我上铺的周友志同学很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病室中的空气趋向紧张而恐惧。
　　我支撑着身子，有气无力的向医生哀告：我祖父没有儿子，我是过继做孙子的，请医生一定救救我。我死了，我一家就完了。医生看看我蜡黄的眼睛里流出了的泪水，轻轻说声：不要害怕，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学校于是采取紧急措施，在医生安排下，全部转入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住进医院时，已是冬天，透过窗玻璃可看到窗外飘的雪花，结着冰冻。这个医院的条件较好，前身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钢丝床上还能看US的痕迹。自住院以后，只吃丰富营养的流质，体质有所恢复。医生规定不准下床行走，只能轻轻翻动身子，大小便由护士处理。
　　医生再三嘱咐治肝必养肝，少动多睡才能把被伤害的肝养好。肝胆相照，肝恢复了正常功能，胆才能随之发挥消化作用，慢慢由流质过渡到软食。肝胆正常了，才能进硬食。治养结合才能有预期的效果。
　　这次医治方案是中西结合。西医治标，严格配合护理和检验。中医治本，根据阴阳虚实和五行生克的辩证原理，服用中草药浓缩液。通过一段治疗，化验结果表明疗效显著，我的体质和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并且食欲有增，不再想吃流质。后来我向护士借来了高尔基的《童年》等通俗读本，来调剂这足不出户的“监禁”生活。
　　快近年关了，没有染病的同学，通过严格检疫后都回家过年。我很想念祖父母，很想念那热闹的拜年活动和三十日的团年夜饭，可是我不能。我很羡慕那些有亲人来探望的病友，我想祖父能否来看我呢？
　　一天祖父终于来到医院，他只能站在老远从窗口里看见我，我也只能远距离看着衰老忧愁的祖父。这是医院严格隔离的纪律，谁也不能越雷地一步。
　　后来祖母对我说：你阿公看见你的面肌坨有了肉，还红酣了，好欢喜呵。他说如果你坏了事，他就冇命了，一下倒在湘江河里不回家了。过了一关就要增寿的。搭帮政府救了你命，菩萨也保佑了你。祖母这番话很是疼心动情呵！
　　我在医院里过的春节。学校老师和医院领导都来病室慰问了病友。只是想起在家乡的祖父母，一定会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滋味了。
　　开春后，大地仍冰冻厉害，并且是多次形成的滑油冻，路上很少行人。我痒滋滋的想出去体味我儿时的冬天，很想象在灵官嘴一样，在冰块追逐摔倒，可我不能。我只能从窗口看到医护人员的鞋子上缠着草绳，在冰路上试探着徐行。汽车的轮子也上防滑铁链条。
　　出院后，学校把我们安排住在一个单独的院落里。另外开营养餐。仍坚持多静少动的疗养原则。带回的药丸依法服用。不准外出活动，只能打扑克牌、下棋和看书。最后通过医生检查化验，证明肝胆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体质和精神都已恢复。我们也恢复学习活动，我也很认真地把所缺课程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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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暑假
　　
　　上学期很快结束，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放暑假。只想一下飞到祖父母的身边，让俩老惊喜一下。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很有把握登程回家。于是还是沿着老路线，从湘潭码头乘上气筏子到长沙市大西门上坡，一路来到乘汽车的老地方。
　　可是这里已面目全非，一片汪洋隔断了归路，只好坐上渡船才到了张谷岭。好容易乘上汽车，被洪水冲洗的简易马路，到处泥沙淤积，到处是水凼，颠簸的汽车就是松骨机。到永安镇下车后，没有任何水路交通工具了，必须靠徒步八十华里才能到家。大家都作了一个月夜行军的方案。
　　在永安吃了一顿便饭，喝足了茶水，大家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北上的老路。开头，还是有讲有笑，能看清被洪水冲坏的路面。太阳落山后，月亮刚从东山升起，月色朦胧中很难辨别路面的虚实高低，不时有摔跤出现，好容易挨到了邹家塅大桥的晒谷坪边。
　　有人说，“十、八、九，坐地守”，要等月光逢顶才好走路，于是就在晒谷坪里躺下来。上有露水下有地气，谁也睡不着，加上蚊子的叮咬更是难受。我用毛巾遮住脑壳，但蚊子还是要钻进耳朵里嗡嗡叫。手和脚是蚊子集中叮咬吸血的地方。在疲惫状态下，迷迷糊糊不知喂了多久时间的蚊子之后，已是“皓月当空”，但没有“乌鹊南飞”。
　　大家又披星戴月徐行，走得非常缓慢。这时却发现时有蛛丝网在脸上。有人说这是蜘蛛布网时飘忽的飞丝，于是都手持短小树杈，一边晃摆一边徐行。走过毛公桥、鸡公山、莲花塘一带的丘陵山冲，东方已显露了鱼肚白。来到沙市地段，已是大天大光的早晨，其时肚子里已经大吵大闹造起反来了。但我们很有信心坚持，因为隔家只有三十华里了，90分钟可以回到久别而温馨的家里。
　　从松江桥到焦家桥一段，一路看到被山洪冲垮的石板桥，崩坍的河堤，冲毁的稻田，还有部分倒坍的民房和淤积的道路。很明显，家乡被山洪冲洗破坏程度比平原的淹没更为严重。上午回到家里，两腿伸直，等祖母做好午餐，饱吃之后，洗澡睡下了。
??接着是向祖父母汇报患急性肝炎和治疗康复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倾听祖父讲述夏季发生的严重水灾情况。祖父说，太和塅是淤没了水稻，冲垮河坝，而灵官嘴的大山里穿了好多地炮（泥石流、坍方），我们曾经住过的染房都被冲走了，好几个油榨房也被冲走了。
　　大坡口崩了半边山，堵住了杨须漕口上的河水，淹到了白杨坪。我们塅里人都到河边去捡树，捡家具，有的人还捡到猪和牛。东岸石田湾还走了龙，一座山裂成两边，中间一条两丈宽的巷，龙就随着水跑了。凡是“穿地泡”（即滑坡造成的山谷裂变）的地方都是走了龙，说起来神乎其神。
　　1957年夏天，我和祖父去游石柱峰时，路过石田湾，看到了这个走过龙的石巷子。后来在农村监管劳动时，多次担竹担树从这里经过，总喜欢在这里歇口气，卷个喇叭筒，爬到走过龙的石巷子里去看看，回味着祖父讲走龙穿地泡的往事。
　　五十年后的本世纪初，浏阳民俗文化街的生肖牌坊上的百年大事记中载：“1954年、甲午、6 月17日至 7月，连续七次洪水泛滥，7 月25日，第七次洪水，七个小时降雨量达 519.6毫米柱，下午 1时30分，宝盖洞水库溃坝，造成严重灾害，伤数千人。政府拨巨款衣服物资，及时安排灾民生产生活。”
　　洪水过后，网江就会改变原有的面貌。一是出现一些新水凼，或把原来的老水凼加深加宽了，成为儿童打泡泅和捉鱼摸虾的好地方。例如三联坝凼的水面比以前宽一倍，水的深度可达八、九米。莲子凼、岩子凼也略有移位，并且河堤冲垮后冲出一个金刚凼。
　　二是洪水冲积出新沙滩，也扩大一些老沙滩。这是山区穿地泡送来的泥沙，长出青草后变成了放牛的场所。农民们忙于修砌河堤和清沙造田，还有三联坝和麻田坝的水渠进口被泥沙淤死，亟待疏通。自1958年修建了洞庭黄水库，洪水被控制和调节灌溉，网江水位低落，儿时的那些水凼长满了水棉，很多水蛇出没，孩子们不敢去打泡泅了。时有麻鸭来此觅食，成了又臭又浊的污水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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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十八总
　　
　　湘潭师范位于市区北端，隔湘江铁路桥很近，门口的学坪就在湘江边上。学坪以北没有繁华的街道了，沿江建筑都是七零八落的。除有时到铁桥下写生外，很少去逛步。从学坪往南走，是一条十里长街，一直走到汽车站下面的轮渡码头才是尽头。据说这个地方就是湘潭市的十八总。从这里坐轮渡过河就是工业区。下聂司发电厂及钢铁厂和机电学校所在地。我只去过一次，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
　　北面的湘江铁路桥，是当时连通两岸唯一的桥梁，单层，没有人行道。学校组织去参观河东的纺织厂时，是从铁桥上步行去的。跨着枕木步行很不协调，因为步距一般是 0.5米，跨一空有多，跨两空不够。从枕木间的空隙里能看清从桥下穿过的船只和拖开的水橹，很是害怕掉下去。有几个患有恐高症的同学，是匍匐着身子爬过铁桥的。所以返程时改坐渡船过江。
　　祖父以前也说过湘潭十八总，很多老人也提起湘潭十八总。可能十八总就是十八个船码头。这十里长街就是靠近湘江的。过去陆上交通不发达，水上运输是主要的交通途径。应该每个码头所处地段就是十里长街中最繁华的地段。
　　我在湘潭的两年半中，一直没有弄清这十八总的具体位置。询问湘潭籍同学，都说十八总听得很熟很多，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是流传下来的一个笼统地名。
　　“醴陵的瓷器湘潭的伞，益阳的女子不要拣（挑选）。”这是流传着的一句话，意味着向湘潭的手工制伞业很发达。十里长街确有不少纸伞铺面。我在劳改期间也去湘潭新生伞厂参观过，女犯人都监押在这里劳改，故称新生伞厂。
　　十里长街的槟榔店铺也很多，湘潭人最喜欢嚼槟榔。“一口槟榔一口烟，边嚼边吹赛神仙”。湘潭人把一瓣槟榔叫一口槟榔，口用作单位词。蘸上一点白色物质的槟榔叫石灰槟榔，对口腔黏膜有很强的刺激性。可湘潭人把槟榔和香烟同时发给造访的客人，这是最常规的招待。
　　湘潭街上的中草药店也很多。说药材不经过湘潭就不灵。所以湘潭成了中草药材的集散地。中药铺的柜台上都有一块竖式的木排，上写着“杏林”两个大字。据《神仙传》载，“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种杏一株，号董仙杏林。”
　　出学坪往南跨过一座石桥就进入长街。桥下是雨湖与湘江的水流调节通达。因为雨湖的位置受着湘江水位的影响。好像长江与洞庭湖一样，城陵矶成了水流调节的咽喉。当时的雨湖没有水源，靠天花水和生活废水充其内。莲菏芡实水草杂生在活泥中，没有澄清荡漾的湖面。当湘江涨水时，洪水从桥下涌入湖里，才有湖的景象。现在开辟成雨湖公园，成为市内的休闲地带，雨湖路纵贯南北。
　　现在的十里长街由几座公路桥与河东工业区连通起来，工商融为一体，更加繁华热闹。但十八总这个古老的名称可能慢慢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直至消失。
　　我自离开学校以后，再没有过这十里长街。五十多年转瞬即逝，而湘潭十八总这个悬念没有在我脑子中消失，于是记之为“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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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韶山实习
　　
　　从十八总的汽车站乘车往西驶八十华里，便到了韶山。这是1955年下期，也是在潭师读书的最后一期。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到韶山去实习，时间是来去一个星期。以前也在市区几个小学实习过，再安排来这里实习是有双重意义的。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进行革命教育。
　　我们住在毛氏宗祠，这是一座二进三开的砖木结构的小型祠堂，中间是地坪。有关祠堂的对联匾额我没有一点印象。毛氏在中国百个大姓排在第76位，虽人口不多，但古代名人辈出。最熟悉的有赵国平原君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故事中的毛遂。有汉代衍传研究诗经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有汉宫廷画师毛延寿等。
　　我没有去看清这个毛氏的祖宗牌位，不知是出自河南毛氏还是出自陕西毛氏。反正都是出自姬姓，周文王之后。
　　那里的招待所不很大，更不豪华，我们就在招待所进餐。第一天午餐后，我们在招待所前集合，听取当地负责人关于韶山情况和毛泽东故居的介绍，随即去参观了故居。
　　年轻的讲解员对室内图片和实物都作详尽的解说。有些苏联人也杂在其中参观。我很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的脸部和体形，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
　　参观出来后，我立即来到屋后的竹林中，认真观察周边的环境，看看这块风水宝地像不像传说中的“天子屋场”。曾经听说平江县有个天子屋场，后有龙盘虎踞的脉山，前由芼架形的面山，还有龟蛇两将守头关。
　　我没读过风水祖师爷刘基老夫子的书。我凭直觉知道韶山地境是个纵横交错的山冲，有肥沃的田垄，有清澈的溪流，有清翠起伏的山丘，有朴素的民居农舍，还有那高耸的韶峰。坐落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殷实农户，竟出了一个开国枭雄，应该是时势造了英雄。
　　毛氏宗祠附近，还有一个规模更小的公鉴祠，应是毛氏宗祠的支房公祠，我没有进去看。又说毛泽东的祖坟坐落的附近山坡上，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这是道听途说。老师没有阻止我们去参观，或许那里是风水宝地。
　　离故居不远的对面有座韶山学校，说是接待贵宾的住所，我们不能进去参观，只在门楼左右停留一下。大概这是未来的韶山中学或大学，当时只是当时作为接待场所用。
　　围绕故居周围有韶东、韶南、韶西、韶北四座小学。老师安排我分组去听课，去试教。这个环节是来韶山的重点，即是学着当老师的实习过程。我们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及教学法等，要做一次实质性的应用和检验。
　　当时按苏联的教育模式，按五项步骤写好教案，由该校老师审查指导和修改后，签字认可才能登台授课，并在听讲记录本上签署评语。实习结束时，实习校方对每个实习生作出实习鉴定。回校后由班主任评定实习分数，记在成绩册上。
　　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我选择了去登韶峰。这是个秋收季节，当地农民忙于到山上打毛栗子。大部分送到湘潭市去销售，零售每一竹筒（茶杯大）能卖五分钱，也有煮熟出售的。这也是一宗机不可失的收入，好比家乡收油茶一样。随时能碰到背竹篓的妇女上山，也是兜售毛栗的老婆婆。总之是一番秋收的忙碌景象。
　　韶峰是由红岩构成的山体，岩石的缝隙处才有脊薄的泥土，除杜鹃外都生长着毛栗树。毛栗树是丛生的灌木，从刺猬样的毛栗球中裂出的毛栗子都跌落在石缝的低窝处。我们一边登山一边捡毛栗，衣袋裤袋都装得鼓鼓的。
　　我热的大汗淋漓，把身上的背褡脱下夹在腋窝里，好容易才爬到了顶峰。山顶有一座破庙，只剩下颓垣断壁和石质庙门。庙内杂草丛生。据说韶峰是湘潭、宁乡和湘乡三县的分水交界处。由此推定韶山一带是在湘潭的西陲边境，是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回到毛氏宗祠，无非是分一些毛栗给未去韶峰登山的同学，也要留一部分回去分其他同学。大家都有一种分享的喜悦和享受。晚上更觉秋意凉气袭人，才想起加背褡的事。才发觉我的背褡在伸手捡毛栗时，不知何时从腋窝溜下。这是我留在韶峰的纪念品，这也是我做了一件“猴子掰玉米棒”的蠢事。
　　回校后，我一直想起这件背褡，因为这是我祖母亲手为我纺织和缝制的。我不能把她的心血丢在山野荒郊。哪怕翻了花，我也应珍惜。
　　此后，我再没有到过韶山。据说韶山已成了观光旅游的圣地，据2000年出版的《长沙万象》第217页文载：
　　“到韶山，永远是条热线。以前是叫‘拉练’、‘串连’，现在是叫‘旅游’、‘观光’。以前是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顶礼膜拜，培养赤胆忠心，现在可以在伟人故居思考人生，寄情励志，在山水之中养性怡情，探求风水，甚至简单的只为到毛家饭店饕餮一顿肥腻冒油的红烧肉。以前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不爱红装爱武装。现在是西装革履，旗袍短裙，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拉练”、“串连”也罢，旅游观光也罢，路线还是那条路线，韶山还是那个韶山。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不同吗？
　　五十年后，我是能记住从十八总汽车站出发到韶山那条路线，还是能记住那丢掉背褡的捡毛栗的地方——韶峰。还是时而涌现那幼稚天真的面孔，还是能记住那故居中的图片照片、床柜书桌以及米房中的斛筒斗筒，干成、风车、碓臼等，还有那古朴的毛氏宗祠。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拉练”什么叫“串连”，我也没有去观光旅游。为什么？我的同龄人或长辈们都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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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扫盲之序曲
77、扫盲之永和市和菊花石
78、扫盲之铁屎山
79、扫盲之上山之客家人
80、扫盲之蒋埠江
81、扫盲之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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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之序曲
　　
　　1955年冬，乙末，我在湘潭师范毕业了。一纸毕业证书发到了我们手上。这是一张约 38cmX32.5cm的黄底蓝花边黑字纸，上方有五星国旗，盖了校印和校长秦文熙的签章。另在“公元一九五六年元月”字样上盖上“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公章，学生相片上盖有教导处蓝色椭圆形公章。
　　这种毕业证很像一张奖状，不像现在红本本上鎏上金子那种气派，只能称是实而不华，走上未来新生活的学历证明罢了。这张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由祖父帮我把行李挑回老家，这是祖父为我读书挑第八次行李了。这年他已是六十一岁年逾花甲的老人。虽然他还很健康，其实他是在吃苦承担这桩长途跋涉的苦差事。为了家里出个先生，他付出了很多。这是我无法报答的，至今我一直很内疚。
　　回家只住了四天，就沿着几年前走过的老路去浏阳县教育科报到。教育科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很快分配了工作。只有罗锐华、宋庆贤少数人分到了司法部门。有对象的女同学随丈夫去了外地工作，如谢灵和寻尹军去了北京，其他统一分配到各小学。
　　我就分到了社港完小。每月定工资为25元 2角 5分。教育科即发了元月份的工资给我们，相当于50斤稻谷的价值。我第一次拿到工资，非常激动。我想一年能赚到6000斤稻谷，相当于十多亩田的收获产量（当时只有一季中稻，每亩产量四至五百斤之间）。
　　教育科又召我们开会，宣布年前到农村去搞扫盲工作，我被分派到永和区。要求先到区上报到，再由区上分到乡上去参加扫盲工作，去锻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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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之永和市和菊花石
　　
　　从浏阳县城溯浏阳河向东四十里，便到了古港镇。一路轻装步行，我很关心古港周边的自然环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的高湖尖和右侧的癞子山。范家岭的小茶店和饭铺绕在高湖尖之下，高湖尖四周为开旷的田野，使它更为兀突高耸。因为光秃的山体由云母砂岩构成，只生长着一些稀落的小灌木和荆棘，风化的沙砾不断滑积在高湖尖的周边地段。
　　到本世纪前后，随着建筑行业和烟花企业的快速发展，这里成了采砂场，我担心高湖尖很快会从古港消失。
　　右侧的癞子山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体，没有茂密的植被，裸露的岩石呈斑驳的花纹，恰似癞皮疙瘩。传说它与高湖尖是被张果老一担挑着，从古港过身，听到金鸡啼晓就放下担子走了。故有“高湖尖，癞子山，神仙老子一担担（挑）”的传闻。癞子山现在也早成了古港水泥厂的石料加工基地，已是千疮百孔，失去原来的风貌。
　　从古港再沿河而上，要经过十五华里长的河东大塅。这是东乡最大的水稻田原，也是最大的粮仓。后来在这里建立了河东农场，成为水稻种子培育基地。
　　我沿着河东大塅的田间大道走到了永和市（当时称市）的桥头，过桥跨过浏阳河就是永和市。这是一座依山面水的古老集镇。曾经有一段繁华的景象。据祖母说，祖父在永和做染工时，她就住在靠河岸的半边街，祖父常到河里去漂洗布匹。
　　号称“全球第一”的菊花石就产在祖父漂流布匹的浏阳河底。菊花石相传发现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近有“蝴蝶岭”，故取名为“蝴蝶采菊”。
　　菊花石是生长在 2.7亿年前，（早泥盆世），下部底层中的一种岩石。它由天然的方解石或天青石矿物构成花瓣，花瓣呈放射状对称分布组成白色花朵。花朵中心由近似圆形的黑色燧石构成花蕊，形成盛开的菊花，故菊花石。
　　菊花石的基底为灰岩或硅质灰岩。由于浏阳东乡一带是浅海，所以灰岩中偶尔会有蜻蜓、螺类及珊瑚化石。几十年后，我从永和学生那里得到了螺的化石和菊花石原石，充实了我的奇石（传）古架。
　　清《浏阳县志》和《故宫博物馆院刊》都有关于浏阳菊花石的记载。1915年在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浏阳菊花石雕荣获金奖和评委“全球第一”的美称，永和也随之名扬四海，誉贯全球。迄今为止，我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出产菊花石的国家。
　　由于菊花石雕的不断发展，现在永和河底已没有继续开采菊花石。改在山上开采，计重出售石料，石商没有选择余地，靠碰运气获得菊花石原型。
　　我到永和区政府报了到。区政府分派我一个人去铁屎山以上的客家山区检查扫盲工作，这也是个年终总结工作。次日，我就带着扫盲检查工作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几个乡由近至远依次进行。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个扫盲工作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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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9-4-6 21:38 发表
遵嘱，编辑到第一个帖子里了，这里也保留，于gg辛苦

**谢了，这里的删了。
  读这个帖子，脑里常常浮起电视剧《湘西往事》——写抗日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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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之铁屎山
　　
　　我只身往东走了约十华里来到铁屎山。这里是铁山乡所在地，稀稀落落的铺面，生意零落，没有一点蓬勃的气氛。乡政府也没几个人办公，房屋都很简陋。我递上扫盲检查的介绍信后，办公室随即把这事交由一个搞财会的青年负责，让他带领我到基层去开展工作。
　　白天没什么事，主要是熟悉环境。找一些负责扫盲的基层干部，一般是会计等。从他们报来的摸底数字里，了解到本村文化程度情况。如总人口，中学生、小学生，原有文盲和半文盲，脱盲等人数写在本子上。
　　到了晚上就到指定村组去开扫盲会。一个厅堂里，中间方形饭桌上点着暗淡的煤油灯。前前后后要等个把钟头才到齐人数，这些男女青年，都一直把埋着炭火的竹笼子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两边。我很难清晰看清周边陌生的面孔，大概参会的扫盲对象女的多于男的，而且年龄都不小。
　　我讲话的内容当然是学文化的重要性，似乎他们没有多大反应，可能他们不完全听懂我的北乡土话。然后抽查脱盲对象的认字情况。这就是所谓扫盲检查工作。人生地不熟，第一次下乡做这种群众工作，我感到很别扭。至于那抽查的脱盲对象是真文盲还是冒名顶替的假文盲，只有村干部才知道。由此想起我老家有个邻舍叫潘富乔的青年，本是中学肄业，只是形象迟钝，服饰不整，于是多次被安排做脱盲抽查对象，使村组能评上扫盲先进村组。
　　我在铁山乡的几天里，安排在农民家吃饭，每餐付给二两粮票和几角钱。我也喜欢东乡人做的蒸菜。东乡的水源偏碱性，饭桌饭甑都清洗得显出原木纹路，很有清洁感觉。蒸菜都是碗底斋，不很丰盛，但味道清香可口。
　　山里人很仁义朴实，接待尽其家当。白天与他们交谈时间多，日子容易度过，但晚上就糟糕了，一到晚上，村民把我送到井泉塅的卜氏祠堂去住宿。
　　这是一个五开三进的祠堂，空荡而阴森。一间村办公室里，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外，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些公文表册。我把门闩上，不敢吹灭那盏煤油灯，躺在床上，也不敢闭眼。儿时在大地坪里乘凉时听到满阿公讲的聊斋故事中的狐仙野鬼，在脑子里拂之不去。在疲惫的迷糊中，我还是度过了一夜。
　　次日，他们夸我胆子蛮大。一个人敢在卜家祠堂睡。他们说这里是土改时的法庭，临时班房里死过犯人，有吊颈鬼。又说祠堂外也枪决过犯人。
　　我回到铁屎山，一天坐在乡政府旁边的茶铺里和老婆婆闲谈，说起睡在卜家祠堂的事。她说，不要怕，胆子是吓大的。我们这里是苏维埃，死了很多人，国民党捉了红军都是要杀脑壳的。我的丈夫也是红军，也把脑壳砍下来了，还把绳穿着脑壳挂在我的胸脯前，鲜血滴在我身上。一连游了几天乡，脑壳生了蛆。我现在孤身一个人生活，也活到现如今。我是个烈属，政府关心我，每年发些优待。我听了她的诉说，很是同情她的遭遇，想起马日事变的血雨腥风是多么恐怖。
　　我发现铁屎山附近的所有道路上，房前屋后和山边荒野的泥土里，有裸露了很多灰黑色的铁屎渣被行人踩得光滑发亮。有的沟圳也铺块铁屎当桥。我从这里走到横山乡的十里山路上，仍然能看到铁屎。我又在住地附近发现很多铁屎堆成的小山丘，铁屎渣中长出很多灌木荆棘。
　　我很惊奇，推断这里曾经开过矿炼过铁。我便询问当地老人，都说这是朱洪武打陈友谅时，在这里炼铁打造兵器。我说山里还有开过矿的洞子吧！老人说洞有是有的，但林深树密，不敢进山，怕掉进隐蔽的坑洞中。这些传说总归只是传说，我没从县志中找到文字根据。
　　但到上世纪中后期，这里不叫铁山乡了，改为七宝山镇。因为这里勘测出复合矿床，开发出七宝山硫铁矿，成为省级直属企业单位。工人云集，厂房宿舍林立，交通便利，商店及配套服务行业相应齐全，形成热闹繁荣的工业集镇。到本世纪初，厂矿改制停产，很多工人下岗，这里的热闹景象又走向低谷。
　　不过我自那次检查扫盲之后，没有去过七宝山。却仍很清楚地记住了那些铁屎山丘，那铺有铁屎的山路，和那位挂着丈夫脑壳游乡的老婆婆。我没有忘记铁屎山——铁山乡这个地名，而七宝山在脑子中是个模糊的印象，只是听说而已。
　　离开铁屎山时，我捡了一个小铁屎和一坨闪光发亮的矿石带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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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的客家人
　　
　　从铁屎山向大山深处就是十几里远的横山，板坑与豆田。这些崇山峻岭的偏僻山区，都是大革命时的苏区，也俗称上山，住的以客家人为主。本地俗称客姓人，客家话又俗称客姓话。
　　据说明朱元璋征剿陈友谅时，湘鄂赣受乱兵的劫难，人口骤减，有广东潮惠移民填补大举迁徙的史实。故这里的客家人都说他们的祖籍是广东潮州、梅州等地，一直传承着祖籍的方言。本土人称之为广东声（土音为shāng （一声））。
　　我在横山检查扫盲便到了板坑，再由板坑到了豆田，其程序也和在铁山乡一样，白天走访，夜里开会宣传，抽检验收填表。豆田位于湘赣边界，翻过黄茅岭便是离文家市不远的孙家塅。
　　我住在一钟姓的农民家里，两夫妻带个小孩。村干部把我安排在他家食宿，是选个卫生一点的小家庭照顾我，认为人多的家庭很麻夫（不卫生）。老钟给我一个火笼，我很不习惯，没有接受夹火笼的招待，生怕烧坏裤裆，并且火气冲在裤裆里很不舒服。我伙食也是少而清的蒸菜，没有很浓的油水，吃得倒也舒服，从未患过肠胃病。
　　白天都是妇女在外边劳动，上山打柴是妇女的事，男人是松散的 生活习惯，喜欢串门闲扯。客家人内部讲客家话，对外都讲浏阳东乡本土话。但本土人讲不好客家话。我向老钟学了从一到十的数字发音，只有二念（yǔ）、三念（sá）、四念（xí），五念（én）外，其余都与本土音相近或相同。三个人称代词中的我念（éi）。方位词中的上念 （sháng）、下念（há）。
　　我问起客家的风俗习惯时，他说婚嫁与本土人很不相同，男方要向女方打三十六个或三十八个包封（红包），最重的一个“离娘米”包封，要二千多块折。最尊敬的是头包，打给女方父母及外公外婆的。打给平辈的是姊妹包。其余是各种名目的包封。女方打给男方有剃头包等。至于丧事就与本土人相差不远，按礼文备录的儒教，履行烧香、客祭、家祭和陪祭，但没你们北乡唱夜歌的风俗。
　　白天我去山林观察，想发现有什么新奇树种或珍贵树种。只发现一株松柏科杉树，与普通的用材杉树不同，叶片柔软无刺状叶针，色泽铁青。树形不很高大，既不像挺拔的云杉，也不像秀气的紫杉。询问客家老农，说这是绸杉树，是做扁担的特殊材料。
　　在豆田呆了两天，我就去了蒋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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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埠江
　　
　　蒋埠江并不是江河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名。它离半坑很近，是这块山区的边缘地带。两山高峻险隘，形成一道陡峭的峡谷。峡谷没有谷底，只有一条奔流直下的溪流。出口处窄狭得像一条巷道。峡口悬岩之巅，建有一座观音庙。透过疏林地隙缝，能看到庙的屋脊和部分墙体。由于我要赶回家和区政府交差汇报，没有去瞻拜慈航普度的观音菩萨，所以对观音庙的印象只是模糊的概念。
　　溯这溪流而上即到了小河乡，再上便是张坊镇。溪流的源头在张访镇北陲的七星岭。张坊镇与江西铜鼓交界，铁树坳的茶铺就是两省分界线的吴楚咽喉。张坊是非常偏僻的山区，好比我国的**一带。日军五犯浏阳时，只有张坊没有被日军侵扰。这里也是苏维埃驻地，红军活动的核心地区。
　　水流从七星岩的山涧汇集而形成的溪流，直奔蒋埠江峡谷，澄澈的溪流在浏阳城附近汇入浏阳河。人们习惯把这条溪水叫小溪，源头在大围山的溪流叫正溪。正溪与小溪的汇合处，称双江口，也称渡口。因为双江口的地名太多了，很容易混淆，所以说起渡头，就知道是小溪与正溪的汇合处。
　　自从建立株树桥水电站后，蒋埠江观音庙已成为株树桥水库的库容区。水雾山峦把观音庙装点得更加神奇飘渺，很有南海观音的仙境感觉。后来把株树桥水库改称为浏阳湖，开发为水上娱乐的旅游景区。摩托艇和游船可达观音庙山岩之下，舍舟登临，鸟瞰山光水色，阵阵吆喝和熙攘之声。蒋埠江也随之声名日震，打破了昔日的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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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程
　　
　　回到永和古镇，向政府交差汇了报，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已是年关在即，其他同学都早已回家去了。我只身一人又在永和呆了一夜，按教育科规定的时日，我要不折不扣地到明日才能走上归家的路。此前已写信告诉了祖父我归家的准确时间，不谅祖父竟于此日来永和接我。
　　我沿着河东大塅直下古港镇，再经三口塅老茶亭，北折进入江田坳。从这里起的路途全部是山区，要走三十多里的山冲小道，并且逐步抬升，一路只有一些稀落的民屋，行人很少。午后才到达额头尖下的黄土岭。
　　记起祖父说过这里曾打过劫，我心里顿时紧张和害怕起来，不时反过头来观察身后的动静。麻着胆子翻过了黄土岭，来到枫林洞，就是石柱峰东麓的枫林峡谷，这是孔戴两姓聚居的地方。一路经过太子庙、中院塅、马尾皂、佛岭、山田、泮春、龙伏，下午黄昏时才赶到了家。
　　刚进门，祖母就问我看到阿公吗？阿公早就出发来永和接你。我说肯定是路上错过了。从古港到三口到江田坳之间有很多岔路，特别是三口老茶亭是块大油茶林，一定在那里错过的。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弄得都不开心。我非常难过，害得祖父白跑来回160里的路，真难为辛苦他老人家。并且年关了，路上也不安全。祖母看到我不安的表情，说不要紧的，永和是阿公的熟地方，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明天这个时侯会到屋的。
　　第二天黄昏，天气更显阴沉。祖父拖着疲惫而沮丧的身子到家。他只说了一句应该在永和等他，怕生路走错。晚饭时他才正式说话，到永和一问，说你昨天早上就走了。该当！两头都是一条总路线，只怕是在老茶亭错过了。只要你平安到了屋，我空走一趟也不要紧。过年的料当都有了。
　　我知道祖父是非常爱我疼我的，而且疼到了极点，能忍受一切劳苦地去疼。他说的过年料当，指的是腊肉和鲜鱼，指的是油豆腐和在永和带回来的京白菜、红萝卜（胡萝卜）。他手上的一点活钱，是在农活之余，碾石踩布赚来的辛苦钱。盘到我毕了业，平安地回来过年，他是很高兴的。并且明年就要去社港完小做老师，总算出了个先生。他更高兴。他的好客和好胜，地方人都了解的。
　　然而，两年后的年夜饭，是我与他共进的最后一次团圆饭。沉痛的1958年，我入了冤狱，他进了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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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在社港之社港完小
83、在社港之花桥完小
84、在社港之东山漫游
85、在社港之读书会
86、在社港之橙橘峰
87、在社港之前妻刘氏
88、在社港之祖师岩
89、在社港之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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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港完小
　　
　　社港完小位于浏阳县社港镇中心的周家祠堂内，祠堂下进、上进被当作礼堂开会场所，原两进之间的院落则辟为操场。周围有围墙，东侧有一道小门通入街市，社港人称为下市。祠堂周边的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没有一间是规范化的，完全是因陋就简改装而成。靠近校长室（办公住宿兼用）的一间房子是老师集体办公的地方。
　　这时的社港完小，即原来的浏阳第三十八完小。因为社港区公所（当时不称区政府）立在社港镇，故社港完小为社港区的中心完小。校长聂能发兼管全区的教育工作，相当于后来文革时的教革办主任，及以后的文教办主任。
　　全区的老师开会都要到这里来。最远的枫林小学和黄浒洞小学的老师要吃天亮饭，走三十多里路，才能争取按时到会。下午则提早散会，照顾远道老师在天黑之前赶回学校。全区老师的工资，也要每月到这里来领。因此边远学校的老师每月必须要跑社港完小一次。我分到这里来教书，也感到是幸运的，回家只要下行十华里也就到了。
　　社港镇，位于浏阳北乡捞刀河最上游，离源头周洛只有三十华里，离平浏接壤的黄泥界只有七华里，离小长沙（长沙县）界的金盆坦（灵官嘴一节中写到）也只有十六华里，应是浏阳县西北边陲集镇。大跃进时亩产红薯三十四万的特大卫星也就发射在该镇所辖的黄浒洞山区。据说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到那里装了几箱黄土去化验，企图发现什么骇世惊人的元素，后来没有听到科学家们发表什么论文。只是公社人在大跃进年代里，出了一个“吹肥皂泡”的名。
　　另外，我在写“人荒马乱”一节中，曾提到的莲溪镇，也即是社港镇。1944年日军进犯社港时，维持会就立在社港镇。在上市与中市之间有一条小溪穿过，在其汇入捞刀河的地方有座莲溪寺，寺边有高大的古枫，古枫上有日军架着的钢炮（平射炮），威胁着周边的中国同胞。国耻难忘，刻骨铭心。
　　架在莲溪寺附近的一座古廊桥，把上市、中市连成一体。社港人称它为桥亭子。因为桥体全是木结构，且上有盖瓦檐角，下有木柱板凳，是摆摊歇息的地方，故称廊桥才合适，此桥在文革时破四旧运动中拆换成了水泥桥。
        社港完小的教员大多是江山易手时接收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其中也有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吏职员，如徐仁风、孔奂伦、王田连、聂能发等。另外还有喻正仁、林重义、寻额丰等老人，都是年龄偏大的本地老大派。以上这些人都是该校的权威，似乎谁也不敢惹他们。
　　带着水烟管进教室，学生们自习时吧嗒吧嗒抽起来，这是几个老大们的习惯。另外，他们的语言不很斯文，任何粗痞下流的话都可相互比拟。
　　我在这一群体中间似乎是鹤立鸡群。一则我刚满十九虚岁，二则我在语言上还没有入俗随流，三则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这样，我的生活是很孤独的。在他们眼里，一个新出茅庐的师范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我初步感觉到社会是多么深不可测，是多么难以融入啊！
　　我担任全校的图画课和一年级的算数课，企图把学过的教学法和五个环节的标准教案用于实际。可我没有做到，发现理论与实践还是存在距离。这时，开始推广汉字拼音和汉字简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应付全区的考试。为此，我感到时间紧张，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
　　学生年龄偏大，六年级的女学生有的年龄比我还大，如妇联主任邓开花就是已婚的妈妈学生。还有王旋姿，寻绍连也是够婚龄的女学生。有些老师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如徐仁风就与在校女生寻绍连在祠堂大厅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后来，这种师生婚恋之风，好像成了时髦。
　　这时二哥沈阳希在街上打铁，我也去看看。因为他是在纵合厂做工，计件发工资，不能打扰他，后来就很少问津了。由于粮食定量，晚上感到饥肠难受，就从后门出去，花一角钱吃一碗粗糙的光头丐。这种艰苦的生活越来越紧，感到难以支持下去。
　　校长聂能发是浏阳西乡的普迹乡人，十分肥胖，都称他聂胖子。任社港完小校长，监管全区教育工作，仪表严肃，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我很少与他交往。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没受到打击。但在肃反中，据说（那时我已被捕）他做过国民政府巡官，于是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不知所终。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学校组织老师跋涉五六十华里到小长沙金井完小，搞了一次联谊活动。金井完小办在一幢民居大屋里，据说这里原来的主人是某个官僚地主，厅堂院落由走廊巷道连通，教室都是改装而成。像这样利用民居做学校非常少，大多是利用祠堂庙宇。联谊活动的项目是观摩教学、篮球赛、茶话会和文艺晚会。
　　金井完小在金井古镇上，位于小长沙的东北角，在平江与长沙市之间的交通干线上。街市是古老的麻石路，铺面小而密集，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特别是棉花土布的生意很兴旺，曾有一片繁华景象，当地人称是小南京。
　　小长沙与社港的交界山岭叫金盆坦。这里有座古庙，一条古道从庙前盘旋而过，行人都在这里驻足歇息。墙上用木炭写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文字。有的写上“不要乱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都是鬼画糊涂”等。
　　记得祖父说过：大革命时，小长沙那边山区是苏区，浏阳这边是白区，铲共义勇队队长张永麻子带了团勇乡丁住在这古庙里，常下山抢劫杀红军，连摇篮里的孩子也不放过，都说他是张屠夫。
　　站在金盆坦往下看，山下有九条一字型的丘陵和一座山包。当地风水先生说这是“九棍一拳头”，是出强盗的地方。金盆坦两边附近的村民，关系往来密切，有很多跨县联姻。这边的杨源人经常挑着土产品去山那边换谷换米。
　　从社港镇出发进入廖家洞、朱家洞、深坳再到这条洞（冲）的尽头，是一个叫做倒坡的地方。倒坡只有唯一的一户人家，是廖姓，其主人叫廖福隆，就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父亲。廖福隆是有名的开明大地主，占有周围很多山林旱地，稻田则都在小长沙地界。
　　我从这里经过时，也驻足看到了一排排残存的粮仓和油（茶油）仓，打听到其房屋都在土改时分给了贫农，主人的家属也都在外地了。倒坡附近的廖家祠堂也是廖福隆的家庙，1949年后在这里改建成倒坡小学，一直到文革时才撤校拆毁。这是地方唯一一个由一个户头建立的祠堂。
　　到90年代社港撤区建镇时，廖静文女士才回来看过一次老家。这时她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可能这里于她而言，也只有儿时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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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港之花桥完小
　　
　　忽一日，聂校长通知我到花桥完小任教。因为那里的唐淑贤老师要调走，到东北她丈夫那里去。唐的丈夫徐赋选，是我在永兴庙高小读书时的数学老师。
　　从社港沿河北上七华里，便到了花桥，捞刀河在这里的关山嘴崖下向东九十度大拐弯。溯流而上，经沙石塅、关山坳、大洛坪、潭口进入夜合山峡谷，过火石桥就是周洛，捞刀河的正流源头就在周洛之正洞的十八盘山涧之中。
　　花桥是浏阳北乡的一个河谷地段，土地肥沃，盛产桃李之类的水果。这里聚居王、寻两姓。王家大屋是这里最大的民居。花桥有条小街道，有南杂、屠店和中药店等，没有合面的店铺，是一种走廊式的半边街。隔小街不远的古樟旁边，有一座“成头古庙”，这就是花桥完小所在地，本地人把成字发因为shan。
　　花桥古樟有约七米的胸围，我非常喜欢其裸露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盘根，古樟覆盖的荫面有 600多平方米，是夏季乘凉嬉戏的好地方。捞刀河从古樟南面流过，一条古道也从河边蜿蜒通向远处的关山嘴。
　　古樟的北面是操场，西面是学校。庙门即校门，门楣上用红漆写着“花桥完小”四个大字。庙门两边的房子改为教导处和教室，内坪两边的板楼改为教室，上进空荡荡的殿堂做礼堂用，两边都是教室，教室宿舍安插在四角的小房子里。
　　我一到这个环境，不由想起自己从读书到教书，都是与在祠堂庙宇里生活，都是与祖宗与神仙老爷打交道。其中唯一能与文化教育相连的就是孔庙。
　　学校的校长是邓彰明，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教导主任熊达璋，是旧职员，也还谦和。同乡付月窗很随便，教我抽水烟筒。还有一个姓陈的同乡兼同学，因为专搞外调审干，提着黑色公文包很威风，也就格格不入，心照不宣，既无同乡感情，更无同学感情。在反右和肃反运动中，他成了干将，我成了阶下囚。
　　我的课程是接唐淑贤的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全校的图画和一年级数学。每周总共有二十余教时，改作文最花时间。因此我没很多时间来搞自己的学习。加之晚上还要搞家庭走访或社会中心工作宣传。所以晚上时间也很紧张。学校还办了一个夜校扫盲班，大家轮流去上课。
　　花桥上行三华里是与平江交界的黄泥界，所以有很多平江学生到这里读书。该校有很多大龄学生，如喻义花、王杏仁、寻丽华等是最大的女学生，后来成了校长夫人和师母。而王奠邦、王绍阳、寻快然等男生则与我年龄相当，外人常把我当学生看待。其中王绍阳、王奠邦兄弟是地方子弟，很聪明手巧，课余做些木工活，为我做调色板和写字架。因此我与他俩关系很好。我常到他家寻找古书，或和他高度近视的父亲聊聊诗书之类的话题。
　　邓校长因为学校宰杀了一头自养的牲猪，挨了批评，到乡政府写了检讨，撤了校长职。因为粮油肉食计划供应，学校杀了自养的牲猪改善伙食的做法就是犯了大错误，好像触犯了法律一样严重。惹了好大的风浪，会上点名批评。虽然当时也请了村干部吃了一顿肉饭，但也无济于事，任谁也不便为邓校长说情。
　　学校食堂里，每月定量是29斤大米，三餐饭由大师傅寻和鸣盛好后，饭罐里一点都不会剩下。如果来了客人，就要早通报大师傅加客餐，由会计在工资中扣除客餐钱粮。我的肚子很难填饱，加之我喜欢打篮球，晚上更加肚子饿。好在花桥街上的墨鱼、豆腐很便宜，且有现货供应。于是每晚备完课后，大家就统一吃夜宵，每人一钵墨鱼豆腐，这是乡村的传统配料，吃得很舒服。
　　后来墨鱼货源断绝，夜宵就改为吃红薯粉做的粉皮，老师们轮流去买来，大师傅在粉皮里撒上胡椒粉，味道倒很香辣。这种粉皮夜宵没能维持多久，就进了萝卜运，开始吃萝卜夜宵，吃得肚子像只鼓，不到半个时辰就变成了瘪气球。
　　再后来就没有夜宵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到学生家里走访，运气好能吃到一碗粗面条。而我在篮球场结识了一位从浏阳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他住在花桥街上，从家里搞来一些扁豆和木炭，晚上煮熟后我们搞扁豆夜宵，可是这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每周六下午，在附近沙石塅教书的陈及老师，常来学校叫我一起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一同来学校。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些炒熟的米粉可用开水冲泡成糊充饥，或嚼茹片玉米等。陈及比我长二十岁，划右后恢复了破产地主的成分，和我一起划入黑五类，我们常在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和五类改造会，我和他也常代替其他五类分子写改造规划和坦白交心材料，成了改造小组的特殊文书。
　　我们老师的年龄差距很大，对热量的需求量当然也很悬殊。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还热衷于打篮球和野外活动，因此每月29斤大米是完全不够的。每月 25.25的月工资，除每月上交的 7.5元的伙食费，剩下的12元钱，都花在了订杂志和购书方面，有时连邮寄费都无法凑齐。记得有两次想去长沙参观美术展览，也只好落空。
　　两年来，我没添加什么衣服，只给家里买过一次茴香饼和几斤猪肉。所以我在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是无能去购买副食品补充热量的。
　　1957年我与前妻刘氏结婚后，经济就更加捉襟见肘，几乎难以支持下去。倒是1958年入狱后，牢狱之灾取代了经济和粮食的困难，不用再考虑温饱问题了。
　　那粮食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我认为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的硬性摊牌任务和当时的粮食亩产水平低下。虽然当时粮价是每 100市斤 5.1元，猪肉价是每市斤0.48元，但国家限制供应，粮少猪少肉就稀。
　　邓校长撤职调走后，学校换了一个潇洒的卜校长，教导主任是林思成，并调来一个唐训庭，加上原来的邓全胜，都是1949年前的浏阳县立中学的同学。这个关系密切的三人帮，亲如兄弟，成了左右学校的核心。
　　不久卜校长就离弃了发妻，来了一个砍竹遮简，把五年级女学生寻丽华猎入怀抱，结为伉俪。相继唐训庭效尤，与六年级女生王杏仁结婚。这是当时一种时髦——师生恋。但1958年，卜唐二人相继入狱，婚姻自然解除了。这起风华韵事，自然在当地也惹来物议，而这些大龄女学生们，或许认为能当校长夫人也是件“荣幸”的婚姻。
　　到了1957年，我的课更重了。除一班语文外，还教一班五年级数学，一班六年级自然，不过这也是我喜爱的科目。记得在制作鼬鼠标本时，曾得到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杰的书信指导和帮助，关于空气成分的实验也很成功。
　　在花桥完小，还去参加过两次联谊活动。一次是去平江县城八关完小，另一次是去平江司村完小。到平江县要步行五十余里，到司村则要步行三十华里。因此两次的篮球友谊赛都中了对方的逸战劳之计，以失败告终。校长安排了几个大女生同行，是为了应付文艺同乐晚会，倒是开心。我只关心山水，唯一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是冒称成我校学生上场，幸未露马脚。但两次活动往返一百六十华里，累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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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漫游
　　
　　那时，我的同乡兼同学沈皆遂在湘潭师范病休回来了，也常来花桥完小玩。1956年暑假，我俩商量搞一次东山漫游，其目的是欣赏山水，了解自然和采集一些植物标本。本地习惯把周洛、百崖和石柱峰一带统称为东岸大山，即我们的漫游目标东山。
　　我俩从花桥出发，沿河溯水而上，直奔大洛坪。途径之地皆为红岩结构的山体，没有高大的乔木层，坡墈和石缝里生长着灌木林。山冲的溪水澄澈见底。直至午后，我们才到达大洛坪。
　　周洛源头的水流冲出夜合山的潭口后，形成了一块冲击小盆地，是为大洛坪。这里土地肥沃，成为徐姓聚族的居民中心。徐氏民居和徐氏宗祠都在盆地边沿的缓坡上。曾任国民政府浏阳县县长的徐才士（飘鹏）住过的小洋楼，也在这里。
　　大洛坪对面的石山叫镜山，县志上有“圆如镜，平如砥”的记载。我们去镜山下的石洞里看了一下，因为不是石灰岩结构，所以没有发现石钟乳，可是有很多夜明砂。听来名字很雅致，其实这是中药师给蝙蝠粪冠上的美名。洞中充满了蝙蝠和它的粪粒发出的混合臭气。小时候，大人就教我们称它为檐老鼠,可见祖宗们早已认清了蝙蝠是兽类而不是鸟类。
　　大洛坪的水流从潭口流入，从关山流出，奔流直泻到花桥才平缓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关山这个峡口上筑了大坝，锁住了这条水龙，大洛坪就淹没在汪洋之中。从此，大洛坪所淹水域成为关山水库的库区，徐氏族群迁移他处，聚族而居的大洛坪徐氏民居不复存在。
　　从镜山到潭口很近，相距不到三华里。所谓潭口，是周洛的水流经过夜合山从山口奔流而下，落差使水流的冲击力把山下的泥石冲走，形成一个大水潭，其上的山口和其下的水潭合称潭口。银白如泻的瀑布，震耳轰鸣的声音及弥漫渐飞的水花，构成潭口的一道景观。
　　这是非常自然朴素的景观，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现在的水潭淹没在关山水库水面之下，只有在“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枯水季节，才能显露出那圆圆的潭面。可潭口早已面目全非，山口架桥修路时滚下去的山石，几乎把潭体镇平，而且库区沉淀的泥沙淤满了周边。其上的夜合山口，也早已架上了钢筋水泥平板桥，一条马路经这里进入周洛。早已被现代交通和水利设施掩盖的潭口，五十年前游历时的风光不再。
　　从潭口左侧进入夜合山峡谷，抬头能清晰看到两边的山崖峭壁向外倾斜，有顷将倒下之势。峭壁上的岩石凹凸排布，对应吻合，似张开的犬牙。传说这座山原是一座整体，自皇帝用御笔拖开后，白天打开，晚上合拢，故称夜合山。
　　从山口上走四华里就是火石桥。这一段峡谷除两边山崖下的竹林灌木外，只有布满被水流冲磨得光滑的巨石，有的像香炉，有的像渡船。溪水从石缝中奔腾冲刷，形成不少水潭，如鹅颈潭等。
　　我们在这段峡谷中找到两种常绿小灌木，是既可观赏又可入药的大罗伞和南天竹。大罗伞是紫金牛科植物，累累的小红果实要到下次开花时才落。半革质的竹子茂密长绿，是观叶观果的盆栽观赏植物。南天竹是小蘖科植物，全革质叶片，叶干丛生易老，露根盘曲，宜于地栽。这两种植物生于高山边沿地带，具有很强的抗旱抗寒性，属半阴性植物。现在，它们在蹉跎坡庭院中安家落户。
　　近年，这四华里长的峡谷中的石头被吊车吊走，水潭也被填实，开发为漂流区。可叹，有限的经济利益破坏了无价的自然环境，峡谷溪流中的香炉和石船是无法复制的神工鬼斧下的杰作，所有石头的圆润与光滑都是亿万年的自然造化。
　　大石桥是峡谷的上游终点。从这里起，沿正溪两岸有开阔的田野，屋舍密集，周边的梯田别具一番风景，除陈家大屋外，其余都是众姓杂居，是为周洛的核心地带。
　　周洛人把大石桥以上沿溪两岸叫正洞，大石桥以下的北坡叫南洞，大石桥以南至周洛坳叫横洞。周洛人种植的单季稻称麻壳粘，米粒细长。周洛人用水磨舂出来的米，比上等机米还要柔熟。这种米煮的饭，不要菜也能吃几碗。
　　我们在正洞没呆多久就过大石桥进入横洞，从陈家祠堂附近的石板路直奔石柱峰（这个祠堂后来幸运的逃过红卫兵破坏，雕刻精美的神龛至今保存完好），沿着盘旋的石板路漫步攀爬，边走边关注两边的树种和花草。山麓是混合林带，草被层很不茂盛，只有稀疏的藤本植物和匍匐草本。我们将发现的肺形草制作了标本，一路上到烟坪地段。这里是针叶林，山腰里也种有水稻，住着几户罗姓人家。
　　在烟坪冰凉的水氹里，我们发现了黑背红肚皮的蝾螈。这种动物外形像蜥蜴，容易被误认为是爬行动物，因为皮肤裸露无鳞甲，且用腮呼吸，故属两栖动物，应是从两栖类到爬行类的过渡型。以前听说只有浏阳县城附近道吾山的井里有蝾螈。地方人传说它是龙的祖先，所以称之为龙，并没有人叫它蝾螈。
　　从烟坪以上，针叶林逐渐稀少，出现大片的茅草植被，显得格外荒凉，草丛中的乌头开出蓝色花朵，打乱了过于统一的黄绿色调。石柱峰玉皇庙就建在这个海拔1053米的草本带。
　　玉皇庙是明代浏阳六观之一，原是婴母教的樱桃观，后以祈雨为名募捐扩建改为龙王庙。是座两进三开的木石砖混结构，两进之间由庭连为一体，内有天井，天井的泉眼称百汇泉，由明嘉靖二十七年县丞李潜命名。天井旁边的偏屋住着一户人家，维持香火。这晚就在庙里食宿，睡在过厅的阁楼上，蚊子叮得厉害，并且庙里响动频频，怀疑是猴子或老鼠作怪。总之，在朦胧中无法睡熟。
　　晚餐前，我俩在山涧的泉水中洗澡，只能轮流洗，留一个人用衣服赶蚊子。傍晚时的蚊子特别多，也特别饿，用手能抓住很多。这种山蚊很少吮吸到人血，所以来势特别凶猛。
　　洗澡后借锅做饭，采取从祖母那里学来的“齐水干”的做法。即在米水沸开后，舀去多余的水，盖好维持文火，闻到饭香看到黄色水汽外冒时，证明水尽饭熟。再炒一点辣椒萝卜下饭，比在家里的四菜一汤更有滋味。
　　次日早餐后，在茅草中的羊肠小道上往上攀爬三四华里，就到了石柱峰顶峰，峰巅一座不到五平方米的石庙，屋顶是青板石盖的，风吹不动。庙被荆棘茅草密密包围，要费劲才能钻进去。
　　我们站在庙顶上远眺，黄色的山丘，绿色的田野，银色的河流，灰色的农舍，四面河山尽收眼底。据浏阳县志载：站在这里“……晴日可鸟瞰洞庭……”，这当然是夸张的描述。
　　我们在草丛中发现很多紫菀，这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中药材。春天，开着紫色的簪形花，密生的匙形叶很具秀色，挖出它的块茎即可繁殖。另外，由于垂直气候的影响，生物的适应性表现特别明显。例如长在这里的紫穗槐（草本）就特别矮小，叶子只有指甲大小，不认真仔细观察，还以为它是别的物种。
　　石柱峰顶的北边可到袁侍郎墓地铁坟坪，沿起伏的山峰走四十华里可到祖师岩，东边可下到枫林峡谷。但我们都不准备去，因为钱粮有限，只能按计划路线回程。于是一起回到山腰上的玉皇庙，皆遂抄录好庙里的对联，我清理行李和植物标本就沿南坡石路下山来到百岩峡谷。这里比夜合山峡谷显阳光高亢，落差大而水路长，很适宜开发漂流业，但没有夜合山那种高峻阴沉的险峡气势。
　　我们计划在三个地方停留。
　　首先是高桥地段河谷中的钓丝潭，这里是落差较大的两个台地交界处。瀑布下的水潭几乎是正圆形，周边岩石被水流磨得非常光滑，在山林的掩映下，潭水呈深蓝色，显得特备阴森可怕。
　　传说潭水的深度有一约丝那么多长，这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又传说往潭里倒进糠头（谷壳），夜合山的潭口就浮出糠头。证明两潭之间有阴河相通。传说就是传说，不必去考究证实。不过，我还是涉水到了潭边，双足浸在那沁人心脾的潭水里，这是一次冒险的享受。我又投入一块大石头，根据回声的时间乘以水里的声速，估计不是很深。
　　下站是高桥陈家大屋。传说一个长工与一个讨米的姑娘幽合后结为夫妻私奔了。后来发了财，回乡起了两栋大屋，分给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高桥陈家大屋，一个是周洛陈家大屋。土改时其后裔都划了地主成分，这高桥陈家大屋充公办了高桥供销合作社。
　　我不能进入供销社这经济重地去看清内部结构。只能从外部看到走马吊楼和槅花窗门，肯定过去是个大户人家。我们在合作社的茶钵里舀碗凉茶水喝了后就出发，边走边考虑下一站的事，不觉就到了风门口。
　　五十年后，我和长沙市两位老干部应邀去周洛参加陈家大屋售票开业的筹备会。我才知道这大屋与陈氏祠堂一样，侥幸没被红卫兵捣毁，保存完好。由两进一过厅，两横厅，四天井，两火巷组成。上进倒堂里面的神龛完好无损，原来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家神榜旧貌依然，神柜里还放着枪靶棍锏之类的十八般器械。
　　从老家展示的族谱里知道是颍川郡的义门陈氏。又说他们的祖辈就是那个长工和讨米妇女，传承下来了那跟讨米棍和讨米袋。散会后，当地请我们三人到农家乐饭庄进了中餐，记得那天是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四处暴声轰鸣。
　　回到50年前，我们两人拖着饥渴的身子到了风门口。这里是百岩溪流的出口处，水流突然南折，经泮春到峡石武家汇入捞刀河。这道峡口又高又窄，由金石山和凤凰山对峙而成。山风从峡口出入，风速增大，故名风门口。山体由变质岩和云母砂岩组成，裂缝纵横，更显嶙峋可怕。一座三搭的石板桥架在峡谷下的急流之上，一条羊肠小路从东岸的金石山崖下蜿蜒而出。
　　我们从西岸过桥到了羊肠小道上，回头北望百崖峡谷和石柱峰，有很好的深远和高远视觉效果，保存几十年的钢笔画就是站在小道上画的。在桥东的关门石下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们便下山涉河到对面的石牛砦，这是此次东山漫游的最后一个景点。
　　从风门口向北经普洛、七娘山、桥头、双狮坪到潭口一带，是石柱峰一带高山的边沿带，形成断层。水源丰沛，气候温湿。这一线山脉自南至北由凤凰山、井冲岭、团湾岭、万佛岭组成，比石柱峰低得多。南被风门口切断，北被潭口切断，东边由周洛坳把它与石柱峰连起来。周洛坳就成了周洛与百岩的分水岭。故这一线山脉对石柱峰构成了朝拜关系。南北看呈I-) 形，东西看呈锚形。
　　而石牛砦则很像卧在凤凰山下的一条老黄牛。它是南北走向的独立山体，由红砂岩构成，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本世纪在西侧岩下修了一座人工湖，取名丹霞湖）。据传说朱元璋攻打陈友谅，血洗了浏阳，本地的周洛两姓族人据守在这山砦上得以逃生。故这两姓改后代称砦上子孙。有人撰文称这里为古战场，后来就把石牛砦改成石牛寨。因砦是指地形地貌，寨是指功能。
　　我们是从南端攀到一块非常平滑的红石台地上。上面凿有两排圆孔，共几十个，作为寨棚的础柱孔，据说这是当年安营扎寨的营房驻地。台石上凿了几条横间勾缝，是用来排水的。从这里往北，是一条极陡峭的石壁，无法攀登到牛背上。
　　我们只好从一条大石缝中，踩着树根，慢慢爬到牛脊上。牛背像一条鲫鱼背，两边悬崖，望而生畏，最窄处只有五市尺左右。过了牛背就安全一些，两边有巨石和长在隙缝中的灌木，形成一条巷道，是个隐蔽藏身的地方。发现这里有残存的鼓墩石（放战鼓的地方）和石灶台及旗杆石等。石壁也有游人刻的四言六句。其中一首七律抄录如下：
　　怪石蹉硪状似牛，
　　形容不老几千秋。
　　芳草纵多难入口，
　　长鞭任打不回头。
　　狂风刷体无毛动，
　　细雨淋身有汗流。
　　终朝屹立荒郊外，
　　疑是谁家牧未收。
　　此诗很有诗意，如把上联与下联换个位置，才合符了仄起入韵的格律。
　　在牛石的右后腿地方有个往下的缺口，踩着藤条下去，能看到石壁上有两个敞开的大石洞，光线很好，传说这是开会议事的地方。石洞下的下方是茂密的荆棘灌木丛,后来修建的丹霞湖就在山崖下面。北端的牛屁股上有一块巨石立在陡坡上。一面光滑平整，另一半倒在下边。传说这是试剑石，倒不如说是剑劈石更确切形象，但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要形象得多。
　　按原路回程是想找那只“牛角”，“牛角”是指石牛寨上一块突尖的石梁挑空而出。发现它并没长在牛头上，我们就失去了兴趣，沿牛背下到那块有础柱孔的营地，下山经孔家祠堂、泮春、龙伏，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结束了这次东山之旅。
　　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次东山漫游，后来居然遭到一位同行兼同乡的检举，说这是采测据点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被作为“读书会”一案的罪证，虽然法院最后没有把它写上判决书，亦可见检举者的无耻和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ys1937

橙桔峰
　　
　　1957年，沈皆遂在画眉村的杉树坡初小代李南郅老师的课。因为这里隔橙桔尖（峰）不远，于是我们就计划暑假搞个西山之游——考察橙桔尖的古银杏。
　　橙桔尖，本地人叫朝脚尖。它位于大地坪老屋西边约二十华里的山区，在龙伏与赤马两镇辖地的交界处，离小长沙很近。阳坡的溪水经石船，桃花洞注入赤马湖（大跃进时叫红旗水库）。南坡有很多梯田，有沈、宋、俞三姓人家居住，这块坡地叫烟竹坦，亦是本地民间传奇人物沈载德最后居住和墓葬地。
　　从老家出发有三条山路可到橙桔尖。一是从干坑源上蛇嘴岭，翻越上崀后到达；二是从白荆源上香炉山经大湾空可到达；三是从螺丝坡（后改称画眉村）上山关越崀到达。我们选择了白荆源这条路线，计划返程由干坑源回家。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橙桔峰有株恨果树，“恨树大仙”很神很烈。恨果落满了一地，都不敢去捡，弯着腰去捡就直不起身子了。用手去指树根，手指就指着不能弯了。树上的角（气生根）向下垂着，越垂越长，一直长到地面，谁也不敢动它，有本事的处士才能锯下做量天尺。又说恨果树只结果不开花。传说一个绣花姑娘能绣出百花，很想看看恨果树开花，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看恨果开花，识破了恨果大仙的天机，姑娘于是就被害死了。
　　由于这些传说，当地人就称这株树为恨果树，采取敬而远之、敬而畏之的神秘态度。我后来学了生物课，才知道这恨果树叫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和白果树，是种子植物门，裸子植物亚门，单子叶植物纲银杏科幸存的古生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
　　古银杏生长在橙桔峰南坡的一块小坡上。坡下就是烟竹坦，银杏旁边有一座两进三开的寺庙，庙门上写着“古橙桔寺”四个正楷大字。庙内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就在庙内落脚和午餐。
　　银杏树下有一个不到三平米的牺牲祠，紧傍树建的，是用来杀牲的祭坛，都说这里是个神怪最烈的地方。我首先关注的就是那大枝上下垂的“角”，有20cm的直径，长70cm。角尖很圆润，角皮上没有枝叶和疙瘩。我从祭牲坛上爬到了那个长“角”的地方，用带来的锯子把它锯断。为了不损伤它的皮，皆遂在下面接住。
　　这种“角”是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造成生长过盛而产生的气根，好像榕树的气生根一样。我一直把它保存到1976年，因迁家而丢失了。后来我参观过很多古银杏，都没发现过这种“角”，所以，我一直为此而遗憾。
　　接着就是对银杏的生态考察。皆遂做了记录：胸径 3.7米，树高约21.5米（投影法），覆盖面积约 500平方米，树形是自然张开型。叶簇生，单叶扇形，雌株（银杏为雌雄异株），环境为向阳南坡，土质是变质岩和松散砾土。而果实一项只写成簇生浆核果。因为银杏的果实应是种子，外种皮肉质多浆，是假皮。内种皮呈白色核状，种仁是单子叶。由于生物等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做这样粗略的考察。除那“角”的收获外，还采了一些银杏叶片和果实作为标本。
　　下午四时许，没有走老路返程，而是绕过北山腰翻到蛇嘴岭，下到梅树坪，由干坑源出太和塅，回到大地坪老屋。虽然很疲倦，但觉得有收获。1958年，“读书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有些人传言这次西山之旅和东山漫游一样，也是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踩点行动。可了解我们这是为了考察活化石的人，恐怕是“知心能几人”！
　　此次在“古橙桔寺”上进的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块斜靠在墙角的石碑，碑石已经破裂，但没有离位，上刻文字清晰可见。全文如下：
　　“蓋問橙桔峰有異樹高十丈馀圍五人合無花結果似杏非杏似橘非橘其核白是約白果夙有绣姑子夜窺花而恨死之傳說故曰恨果由是神其樹眾姓集資於大明永樂年間建剎而奉之曰古橙桔寺 大清乾隆 （烂字）”。
　　从碑文可知，该寺建于明永和年间，是个五百多岁的老寿星。到大跃进时，橙桔古寺终被夷为平地，开掘成一块种红茹的旱土，该石碑也做了某处桥基石。
　　到文革时，赤马人也终于把这株古银杏树砍倒了。据说砍树时大家都不敢吭声，互叫假名假姓，突然袭击把树偷偷砍倒就完成了任务，甚至没有把砍下的木材运走，看来砍树者还是怕这个“恨树大仙”。此后，附近的几个地方子弟进山把无人敢动的银杏古树残骸运回来做箱制柜，倒是无人过问，因为这是神树。
　　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首先发现家乡都“亮化”了。九龙山下垂的马鞍形古树不见了；我捡苦楮子的几株疤脑树不见了；那株常有啄木鸟打梆筒的古樟不见了；还有我和童时玩伴凶牯里挖松油做蜡烛的老松树也不见了……总之，所有的古树，所有的风景林不见了。
　　乡人都叹气说，肚子都管不着，还有谁去管树木。首先是办食堂砍柴火，后来是烧木炭炼钢铁。人遭了劫，连树也遭了劫！而橙桔峰的恨果树，只因为成了神树，有古橙桔寺神灵的庇护，它本是躲过了那一劫的，但它终于没能逃过到了文革这一劫。因为红卫兵要砸破一个旧世界，要毁灭千古文明。连一个白马寺都要破坏，何况于一棵古树。这时不是为了柴火，不是为了烧炭炼钢，而是纯粹在执行一个“伟大”的命令——疯狂地举起大斧——破！
　　1989年，社港区组织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我所任教的龙伏中学派我参赛，其中一幅组画就是为这株古树而画的，题为《银杏之幸》，获得了二等奖。这幅组画还保留至今，也是我写此文的唯一根据。
　　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恨果树。于是我组织了十几个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和两个青年老师，搞了一次野外活动，目的地就是橙桔峰。我们带了十斤猪肉和大米蔬菜等，向螺丝坡进发，翻山越岭，上午十时就到了目的地。
　　此行主要目的是采集竹节虫、枯叶蝶标本和考察古银杏遗址。中餐在烟竹坦一家远房亲戚宋绍钦家里解决，宋很热情，为我们做了饭菜，香甜的焖锅红茹饭打抢风，南瓜萝卜豆腐大家都爱吃，可十斤猪肉炒了几大碗都不感兴趣。临别时，我们和东家合了影。同学们很积极，活跃得忘了疲劳，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和少量竹节虫之类的动物标本。
　　饭后，借了锄头砍刀去古橙桔寺遗址。尊重当地人对恨果树的迷信观念，我们不声不响地到了那里。古寺的痕迹荡然无存，从栽着红茹的土壤里发现了一些瓦片。而那古银杏的宿根没有死，发了很多丛生的银杏苗，都被荆棘的藤夹缠住包围了。我清除这些杂草杂木之后，发现古银杏树蔸周边的树皮枯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圆圈，中间是朽木和泥土的混合物。我想到彼时的生灵涂炭，真是国家的不幸，国人之灾难。
　　我们不可能经常来这深山老林进行维护它们的工作，为了保护和抢救这古银杏的劫后余生的后代，我宣布各挖一株小银杏回去栽在自己家里去，责任到人，这也是一个纪念古银杏的实际行动。
　　我也考虑到龙伏中学的变迁很有可能，今后的维护管理很难坚持落实，于是只挖了一株小银杏栽在学校里。三年后，龙伏中学迁建在三里坪新址，这株老校园里的银杏果然被盗挖，不翼而飞。但我退休后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反映银杏长到碗口粗大了。我听了很高兴，内心感到无比安慰。
　　近几年，政府发放了林补金，烟竹坦的几户人家都迁到外地去了，坡地的旱土都已退耕还林，橙桔尖的山林已茂密得进不得人，野猪兔麂频繁出没，成了一片葱茏郁茂的深山老林。那棵古银杏蔸根上萌发出来的一丛丛的新银杏，都已经长大成荫，形成了一片小银杏林，真是“银杏之幸”，劫后余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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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1937

读书会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嗣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但读书会的始作俑者沈福厚，其实并没真正加入进来，《求知通讯》里也没有他的文章。因为此时他写的《小白兔》已在《少年文艺》上刊出，他认为已打开了进入文学殿堂的大门，就向教育科写了离职报告，并办了自动离职手续，准备自己去闯文学艺术之路。加之我们几个人与他的个性有些难以融洽，于是大家与他分道扬镳。
　　因此，在1958年 3月13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 6月 4日，浏（58）法刑字第 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1962年 6月13日，浏（62）法刑字第 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本案改判非法组织，以教育释放了结。1982年 4月14日，浏（82）法刑复字第 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 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复职，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永和中学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ys1937

前妻刘氏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后，祖父母认为对我的教读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应该是完成婚配任务，因为传统观念里，教读婚配是长辈了“子平之愿”的义务和责任。于是祖父母对来做媒当介绍的人就热情接待，祖父的眼睛笑眯眯的只现一条缝，祖母扭着三寸金莲端来一碗碗茴香茶，有时还留着吃中饭。只等我周六下午回家，进门就介绍情况，要我去看亲，急于抱曾孙，实现四代同堂的夙愿。
　　这年我还未满二十岁，对婚姻问题没有确切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处于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未来的打算。对未来的基本倾向在生物和美术两个方面去选择，未作最后决定。按规定，改行或深造也必须从教两年以后才有可能。
　　但为了顺应祖父母的心愿，我还是随着介绍人去看了几个农村姑娘。前几个都是吃碗茶就告辞了，男女双方没有说什么。介绍人似乎像个相牛相马的经纪人，三句不离勤快老实，粗细会做。有的说这是个招崽女的姑娘；有的则说，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知事懂事些，是治家的好内助。为了面子，我都没有做明确表态，都一样随时间的过去而拖过去了。
　　对门屋场的汪牛皮，是来我们串门闲坐的常客。他以前是手工裁缝师傅，后来学了些应酬，常出现在一些红白喜事场合。我在读初小时，他教会了我喊礼，我就成了小礼赞生。我第一次跟他学会“汉字的平仄”辨定方法，他还教我学会在祭奠时的酒词、香词中套用浪淘沙、混江龙等曲调的歌诗唱腔。解放后，他当了队上的记工员和会计，也算上地方的头面人物。这样我对他有一点感恩和崇敬。
　　1957年春，他来当介绍，说他的一个老亲戚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七岁，完小毕业，在沙市卫生院学医。很近，就是上个村的毛家嘴。一周后，他领我去毛家嘴刘家相了亲，这个姑娘中等身段，白皙面孔，说话声调和外貌很像她父亲。
　　她父亲是个地道的憨厚农民。其兄也是南普寺高校上两届毕业同学，当时在浏阳县政府五人小组工作，下有一弟一妹。其母潘氏是个端庄的妇女。原来她的叔父刘璧环先生是我的同事，说起来彼此都是比较熟知双方情况的。当时并没有敲定这桩婚事，汪牛皮说双方都再考虑一下，上下塅人容易了解。
　　回来把情况向祖父母汇了报。祖父说，快二十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自己考虑。祖母说，前世修来同船渡，本世修来共枕眠。婚姻是有个一定的。有个相当就要架势（动手），莫篮里选花，越选越差。
　　我听了也很进退为难，如果结了婚，有了拖累，前途必然到此止步。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满足祖父母的夙愿，甚至还要埋怨我不孝顺。我也想到，要找一个学问上有助于我的对象也很难，何况目前的教师队伍大多是解放初期接收下来的中老年。就这样我确定了这桩婚事。
　　端午节前后，祖父确定了办几桌婚宴酒席，花桥完小的老师都参加了。在大地坪老屋的上进厅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当时的猪肉供应紧张，祖父预先从几块地方零购收集来的。前前后后毫不新鲜，还有一股走味的臭气，故酒席吃得很不舒服。我也不能埋怨祖父，他费尽了心血，都是为了我，我只能感恩戴德。并且我没有钱交给祖父，我的工资除交学校伙食费 9.5元外，剩下的 15.75元都用在订购书刊和其它零星花费上。对于这个新婚的妻子我如何应对呢？我当时感到一片空白。
　　下期开学了，她提出不去沙市学医了，说是身怀有孕，就跟着我在学校住下了。我安排她到六年级去复读，草篓里抽出鱼，把老底子都丢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好像在糊里糊涂过日子。我的开支越来越大，根本没有一分钱给祖父母。
　　这时我开始悔恨自己不该结婚，不该讨一个不文不武的先生娘子。既不能有助于我的事业，又不能去孝顺祖父母。我感到力不从心，很沮丧。而祖父母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从未对我发过怨言。乌龟吃萤火虫，我也肚里明白的，只是感到内疚自惭，无法来报恩于祖父母。这样在敷衍着，想到祖父母已年逾花甲，还是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度晚年时，我真无地自容。
　　1958年 1月11日，她叔父刘先生到我家一起吃了早饭，登程往浏阳县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祖父为我办了丰盛的早餐，一只家兔也宰了。殊不知，这是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餐饭。这次诀别的早餐，使我永远难忘。
　　是年 3月13日，我被捕关在浏阳县磨石街的火官庙——看守所所在地。我从祖父托人代写的来信中，获知她生下一女婴，按原先交代的取名“一红”。她没有来信告诉我女孩的生长及死亡情况，也可能是看守所没有把信交给我。有的信看守所把某段文字用墨笔遮盖了，我只能猜疑着这墨汁下隐藏着什么神秘的避讳和不祥之兆，但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她和她妹妹来送衣服，我在看守所门口见到了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衣服回到了一号监房。之后，我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音信，只在一张小纸上作着1825天（5 年日子）的倒计时，干待着这个零日的到来。我真正悬念的是我的祖父母。
　　1959年10月 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刘少奇主席颁发了“特赦令”。浏阳司法部门在看守所内地坪里举办一个庆祝国庆十周年暨颁发特赦令的宣传大会活动，大会宣布了在押服刑罪犯符合被特赦的条件。我的同案犯沈皆遂在醴陵新生瓷厂服刑，这次就符合条件被特赦，安置在瓷厂就业。
　　在关押看守所的犯人坐在内地坪里外，俯首倾听，气氛很沉静。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送出的声音很严肃威风。另外，还有特邀来宾，记得一中的教导主任徐健德老师也发了言，还有少数犯人家属也被邀来了。我从管教干部口里知道，刘氏也在被邀家属之列，但会上我们没有见面。
　　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犯人都坐在内地坪看电影。司法干部安排我和她坐在前左边一起看电影。我当时没有把视力集中在屏幕上，所以对电影内容毫无印象，大概应是“开国大典”、“辉煌的十年”之类。我知道特赦是“皇恩浩荡”、“国运升平”的一种政治手段。大赦天下，历朝有了，何况特赦乎。
　　我和她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简单。我只问了她近来的生活境况，没有提起一九五八年老幼死亡的事，因为太刺痛心肝了。她提起她被大队长沈某奸污一事，表示很难呆下去的困惑环境。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以免影响她的前程。我说我的案情是否铁案定死，后事难以料定，还是马上离婚，你自谋生路，度过难关，我的事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很不放心，就是留在家里的祖母无人照顾。她表示不会离婚，一定等我刑满回来，祖母她会关心的。我接受了她的表态，当时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俩周围坐着的都是干警，所谈之事均限这些。电影结束了，她由干部安排离开看守所，我即回到生活组，一夜未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又在脑屏上出现……我预计到，最终守在大地坪老屋的，一定是扭着三寸金莲的老祖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为了生存等原因还是会走的……
　　1962年春，我在潭家山煤矿改造。忽一日，赵书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份离婚起诉书上签字。起诉人是刘氏，提出离婚理由是政治影响。我很能理解，不好的政治关系是生存的致命伤，何况她老兄现任永安公社副书记！我立即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推迟办理，代我关照祖母，数月后回来马上办理。”
　　六月三十日，我收到了离婚判决书。我当时感到很痛苦，不是婚姻上的痛苦，而是想起写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陈情表》。我非李密，不是陈情，也似陈情。我只好拜托几个释放回乡的难友，一定去看看祖母，并托付带去一点白砂糖和肥皂，以表孝心。
　　1962年 7月14日，潭家山煤矿矿部劳改科一位女干部把我传去，宣布了浏阳法院 6月13日改判教育释放的判决书。我于 7月17日就赶到了家里，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又到祖父坟前痛哭了一场，但不敢去找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女儿的夭坟。祖母不准我去，也不告诉我女儿埋在哪里。住在我原来洞房里的邻居也即搬走，我床铺前面的书桌上又堆满了文具书刊等，开始了祖孙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时，离我收到离婚判决书的 6月30日，只有四十七天。
　　回家不久，法院派李广政同志送来一点生活补助费。接着，法院又派向迈生和公社沈凤桃来处理婚姻问题。法院认为“因政治影响”判处离婚是错误的判决，愿意撤销原判，把女方找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悲欢离合是人间常有的事，既然离了婚，就离了，不再复婚。我影响了她的终身，只要她现在好，也是好事。我再重新建立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于是我在文书上签下：不再复婚，同意原判，并无异议，了妥了这件离婚案。
　　到这年十月间，刘打听到我已释放回家的消息，来找我，表示想从湖北回来。我没有把法院来落实签字的事情告诉她，只作了一些安慰，要她定下心来，好好奔向新的男家，培养好孩子。又说我的后景不知如何，只有朝一头奔才是打算。我并不责怪和埋怨你，是我影响了你的前程。现在有了新家，大家就都放心了。
　　1976年，她来蹉跎坡新居看祖母，我的续妻戴氏热情接待了她。午餐时挟菜请吃，下午戴氏又送她到了大路上，言以姊妹相称，说了一些安慰祝福的话。用餐时，刘氏向我碗里挟了菜，戴氏看在眼里忍在心里。以后戴氏向我发过火，认为离了婚，就是一刀两断的藕，不能再有丝连了。此事可能传出去了，刘氏再没来过。
　  刘氏离婚后，去了湖北武昌市山坡区的一个生产队，找了一个姓刘的汽车修理工，后迁往武昌市，有了孩子。听说近年丈夫去世了，年龄也快七十岁了，应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她老家的父母多年前去世，她应该很难回来看她出嫁时的押轿高亲——弟弟妹妹了。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1961年，辛丑，浏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6.2% ，粮食产量下降 50.1%，劳动力外流 15107人，水肿病患者25万多人，总人口减少四万多人，货币流通量与物资可供量由1957年的1：4.8下降为1：1.4。可见，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61年的解散公共食堂，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刘氏去湖北应是在1960年至1961年之间。
　　2008年，我特地去走访了老童年徐理国（理拐子），他也七十岁了，走访的目的是了解刘氏去湖北的事。我肯定地说明这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应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回顾了一些童年的事后，就进入了主题。
　　他说：刘去湖北大约在1960年与1961年，是他与沈汉喜一同送去的。因为汉喜的老姐海花在解放时就嫁了逃兵刘益方，是武昌山坡区某生产队，那里都姓刘，海花家就成了湖南女子到湖北的落脚点。他说他妹妹徐精喜最先去这个地方，相继去的有软桥组的潘龙英、和瑞组的陈连花、杜公塘的陈奖花两姐妹，还有桃源的徐竹兰，还有干坑源陈生才的老妹，均家坊的焦革兰等。其他地方也一样去了很多女子。反正不要任何离婚手续，找到男方就做婆娘，一样生儿育女。
　　我说去那边的女子的生活境遇如何？他说人少田土多，饭是有吃的，只是人身不自由，挨打骂受歧视。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半痴呆的丈夫，生了儿子，儿子长大后要她每天去放水牛，如不去放牛就不准吃早饭。后来丈夫死了，她再嫁给镇上的粮油管理员，才生活过得平稳了，可是她六十岁就病死了。
　　去的女子都已老了，已经死去很多，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算刘氏。因为她嫁的是个汽车修理工人，户口在武昌市，她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区。但是她的儿媳妇对她不好。今年她丈夫去世了，可能晚景不算蛮好。自从她娘家亲生父母死去后，她再也没回来了。
　　徐又说，他与汉喜把刘氏送到海花家里落脚，他就先回来了，一周以后，汉喜把刘氏嫁了骑车修理工刘某才回来。我当时空手回来，没得一点东西，是有意见的。他说打发的东西是米、鱼、肉、粮票和钱。至于打发多少，他不知道，都瞒着。
　　我说社教时，汉喜被划为“四不清”干部，挨了批斗，开除了党籍，你那次也去发言批斗了他，一起同去送女子到湖北，为什么要批斗他呢？
　　他说他是上了当，他同汉喜去送刘氏，一是多个帮手，二是他妹妹也嫁在那里。“我去送她，当然也想捞点打发，当时钱米好紧张。可是刚把人送到海花家，他就打发我回家，自己把油水全部私吞了，还说是我把她送到湖北的。当时他是大队长，我只能服从，无可奈何！所以后来四清时我批斗了他。”
　　理拐子心里渗透出一种不是滋味的表情。我很理解，我又申明不是为婚姻问题来回顾这件事，而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把话题转到了其它问题。这是2008年11月23日下午走访的始末，下雨转多云，气温10——12℃，应该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想这不仅是劳力外流的问题，而应是人口外流的问题。虽然不能算“君不仁臣逃国外，父不仁子奔他乡”而论，但毕竟是生活的逼迫。八仙漂海只好各显神通，只好各谋生路，本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妇女远奔他乡找丈夫，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丈夫不会阻止妻子去谋生路的。当时浏阳人口减少四万多人，除饿死原因外，妇女停止生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举家迁逃到江西铜古万载落户的也不少。如岭背的沈赏求等举家迁逃，至今未归原籍。据说逃到江西算是回老家，江西人愿意接收浏阳人。
　　三是孤儿孤女们逃到平江山区去做崽做女（后为媳妇），如沈开远、沈勤兵、沈康寿兄妹等。到1962年以后，本地生产不断恢复，生活有所好转，一般男孩又偷逃回来，成家立业，而女孩就嫁在外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也超过了湖北山坡农村的生活水平。那些留在山坡的妇女大多成为七十上下的老妇，有子有孙，血肉牵挂沉重，人情压力也难负担，所以很少回来探亲访友。更奇怪的是在湖北生的孩子们从未来浏阳看外公外婆，丈夫也不知岳家的大门朝东朝西，其心情是多么凄苦，我想刘氏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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