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反革命”成了诨名
　　
　　醴陵社教工作队的老潘借宿的那户人家，也是姓潘，贫农成分。算是扎根于贫下中农，又是老家门。茶钱饭后扯起谈来，离不开“荥阳望郡”。特别是西晋潘安仁种桃于花县的典故，“掷果盈车”使妇女多么羡慕这盖世美男子。但他绝不提起北宋那个潘仁美，好比陈姓人不提陈世美，秦姓人不提秦桧一样。只有正面人物才光宗耀祖，才脸上有光。
　　可老潘选择扎根的住户中，竟有一个叫“反革命”的人。他很惊讶地发现，出集体工时，大家都叫这个迟钝的小伙子“反革命”，而家里人都叫他异伢，或富伢。为了不走错阶级路线，他郑重其事地私访了一些人。
　　这个“反革命”，偏矮略胖的个子，嘴唇外翻而厚，眼神迟钝，个性孤僻，语言不流畅。大跃进时随离弃的生母远奔江西，故名异籍。其父的第三任妻子生下三个儿子，依次名号贵乔、长乔和命乔。为了完整富贵长命这个吉祥词语，于是就把异籍改为富乔，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雅号啊！异籍的称呼就淡化，只有他继母偶尔叫他异伢。
　　“1966年 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选57人代表出席地区会议。4 月 9日至29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毛著和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当作至高无上的知识”（中共浏阳地方史第 129-130页）。没有人知道学毛著高潮正是文革的前奏，即将拉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潘富乔正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他的“反革命”外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冕的。没有人去追究具体原因，喊的人多了，喊的时间久了，似乎“反革命”喊成了习惯，就取代了原来“富乔”这个雅号。潘本人听得多了，也听习惯了，无形中接受了这个外号。回应起来是那么麻木，是那么无所感觉。似乎这个“反革命”的称呼没有一点政治色彩，嗅不到一点阶级成分的气味。从冷漠的眼神，到戏谑的口气，似乎看不到人性之所在。
　　尽管富乔一直默认着这个“反革命”的外号，我总是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而时人总是这样麻木不仁地叫着令人心惊胆颤的“反革命”，很少人去反思这个时代产物的来历。
　　2008年，“反革命”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和我前妻的女儿是同年出生的。看到他，我就想起夭折的女儿也该五十一岁了，因为祖母说大办食堂时她在幼儿园负责看管两个孩子，就是富乔和我这个女儿。
　　我在“旧梦”组稿时，选定“‘反革命’也成了外号”这个小题目，于是怀着难以抑制的心情走访了他。
　　这年冬天，我在他烧木炭的土窑旁见到了潘。他正在掏出炭灰，满身灰尘，手脸乌黑，比以前老了不少。他还是那样迟钝，走起路来还是向左侧着身子挪动。
　　我问他还做临时工吧？他说，身体吃不消了，这几年替人烧木炭，从装窑到出炭窑一个星期时间，从前每窑收二十元工钱，现在要四十元了。东西都涨了价，我也要涨点价。守了这个窑也算半个家务。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说：敬辞了，冇钱吃烟就不吃了。好得办了一个低保本子，自己立了一个户口……。
　　我和他同坐在一堆树筒上扯起了“反革命”的事。
　　“我那年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校长是余成林（原教委招生办主任），教导主任是寻民恢（原社港区文教办工会主席），班主任是寻课录。有一天发现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就怪是我写的。我确实冇写，硬说是我写的。就开全校大会，站在台上挨了一餐批判，就把我开除了，从此冇读了书。在生产队出工，开头只算半个劳力工分，后来才平女劳力。”
　　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后来都叫我反革命，冇人喊我富伢了！很久后，有个姓张的学生（隐名）用农药闹（毒）了鱼，被发现了，他在写检讨时就交代了在厕所里写过反动标语的事，才证明我冇写。不过学校没有来过问这件事，就这样背个“反革命”名声！后来我去教革办找过几次沈利国（教革办主任），也没什么答复……。”
　　我深知那个年代发生的那个事，学校不抓出一个人来作处理，是脱不了身的。搞了个替罪羊就结了案，就不管你富乔的死活了。无情的光阴流逝了三十多年，阳光依然很难照射到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你烧你的木炭，一脸灰尘，“反革命”的外号还是经常有人戏谑地喊着啊！

    引者注：此篇中，‘反革命’名为异籍。按当地人习惯，在二个字内取一个，再加上‘伢’字后缀，就是平时称呼了，因此，又称为‘异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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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口崖下的冤魂
　　
　　我的岳家保寿山所在地浏阳县山田乡，原是 106国道上的一个自然乡，现在已经合并到淳口镇。山田塅西面的陡峭山崖叫天口崖。枫林峡谷水从崖下静静地流淌着，只有从崖下那座彭家坝向岩下潭冲泄时才发出可怕的声音，溅出的水花在坝潭里随着漩涡消失。
　　自 106国道在崖下修通后，我和妻子不知多次从这里坐在车上经过。但不敢面对这峥嵘的坝石和阴沉的坝潭，更不忍听那凄戾的流水冲击声，只好掩耳面壁，痛心地躲过那一段叫彭家坝的可怕路段。因为往事未如烟，触景生情，一幕永不能忘的凄惨景象涌上心头，锥心刺肺，不堪回首。
　　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属相，丁未年是个红羊之年。虽不遭兵燹之难，但人祸却降临岳家。一个阴沉的早春上午，社员们都在翻犁绿肥稻田。我扛着板锄刚走到田里，准备去灌水犁田，路上就碰上从山田来的堂妻弟戴腾龙，说是到我家找陵姐有事。他的突然到来，我顿感不祥。无事不登三宝殿，必然是岳家出了突然事故。
　　二人刚近大地坪老屋，妻子很惊恐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妻弟说四婶（即我岳母）病了蛮严重，马上回山田去看看四婶吧。这时妻已有身孕，于是一行三人马上往山田进发，身重脚轻，心急如焚，三步当作两步走。一路很少讲话，心事沉沉，硬是在中午前赶到了保寿山。
　　穿过古老的官厅大屋就到了保寿山，庙门外有一小群人围在山门右边的屋檐下，檐下用竹晒簟斜搭在墙壁上，晒簟下的台阶上傍墙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很快认出这是一具瓦棺材。妻子捧着大腹冲到台阶上，一眼看到躺在瓦棺中的就是心爱的母亲，哇的一声伏在瓦棺上抚着妈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把妻子拖开，因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了三十里路，已是非常疲惫了，又这样涕泪交加痛哭一场，给她的身体和精神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突然的打击她是难以承受的。
　　她想起妈妈为她“辍学从师”、“参师进厂”和“三过铁树坳”、“抱养外孙女”等大恩大德，却没有给妈妈半点回报，没有尽到一点孝顺之心。妈妈无私地操办了自己的出嫁，自己却没能帮助改变娘家的生活，使妈妈无法走出窘境，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无法报恩于九泉之下的妈妈。
　　岳家本是出自“二礼家声”的大户人家，现蜗居保寿山，何谈及遵礼丧葬呢？！生不能厚养，死不能厚葬；只能陈棺阶檐之下，不可陈棺庙堂之中；不能鼓乐闹奉，惮其“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吾母，生我劳瘁”之词。
　　是夜，我和姨夫姨姐妹们带着小舅子守坐山门内外，春雨霏霏，寒气袭人。屋檐水的滴答声打破死亡般的寂静，在幽咽地倾诉殁者的窘境和存者的悲哀。
　　次日早上，草草把岳母安葬在对门山上。送葬时，我看到十二岁的小舅子穿着麻衣，扶着桐杖的情景，更是心痛。
　　原来，有人看见岳母朝天口崖下的河边走去，以为她是去拔小竹笋；不谅她投在彭家坝的水潭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四十四岁。
　　后来妻子后悔莫及地对我说，“妈妈走这条无情路，实在走投无路的生活窘境下造成的。除紧张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因素外，我们子女们也有责任。”
　　“当时祖母年高，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改锹子。生下的第十胎才是个弟弟，也是个秋瓜，还只十一二岁。大姐嫁出去了，夫家也是地主成分，自身难保，也是牵挂的；大妹孟林自己找了对象也飞走了，小妹孟熊不肯在我家过日子也回来了，我能赚点钱也出嫁了。剩下的五个人，没一个劳力，也没人赚钱，生活怎么过？没有一点指望的情况下，她走这条路，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家的社会关系都是高成分，连姨爷也划了右派，她是想不通的；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很要强，又无法支撑这个家。以前地方都称她易生娘（岳母姓易名依庭，淳口易应龙之次女），后来喊她易嫂子，又后来直呼她易婆婆，最后喊她地主婆了。她在内外压力之下能支撑住这五口之家吗？！”
　　“她一共怀了十胎，其中两胎是男双胎，共十二个，但其中的四男三女都夭折了。剩下五个又飞走了三个女。自己身子拖垮了，却得不到一个护阵兵……。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交代一句话，就这样走了，真是冇得救星了。假使有人发现救起了她，一定会劝她的。”
　　妻子这样痛心疾首地哭诉着。
　　“假使我们注意关心了她的苦楚，或她被人救起了，我一定把她接到龙伏我们家来过生活！”我说。
　　“你这是董永婆娘打天讲。她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吊起来喝西北风吗？！治保主任能准地主婆逃避管制吗？！何况我是地主子弟，你是右派分子！这是走到绝境，天不绝曹也要绝！妈即使活下来，也是活受累，打活磨头的。反悔的只是不该出嫁，该多帮她几年，等老弟大一点，经了力（成了年），生活有了指望，也可能救了妈妈的命！”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妈去了就莫想她！希望在你弟弟这个“秋瓜”上，想通些！想远些！你急坏了身子，我们也不得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写这文字时，“秋瓜”已五十二岁了。虽还未到“双柑风味”的晚景，但已露了“二礼家声”的端倪；也是托了祖荫，岳母含笑九泉吧！

ys1937

语录袋、主席像和忠字牌楼
　　
　　自1966年 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全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和 4月 9日至29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搞得轰轰烈烈。四卷红宝书分发到了各户，各户均在自家墙壁上钉了宝书台，宝书整整齐齐放在上面，以表示对几个伟大的“忠于”。
　　我们是黑五类，是不能有红宝书的，不要每天背诵老三篇。出工和收工时，也不要站在晒谷场去搞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出工听钟响，绝对服从队长的安排，接受社员的监督就是。但我在学毛著运动中，也做了一些关系到学毛著的事情，在申报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时，被列入改造表现好的材料，认为是我老实改造，立功赎罪的表现。
　　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沈略超要我夫妻俩这几天不要去跑乡工做衣，准备缝制语录袋。布料是用大红洋布，尺寸按宝书的长宽厚度，还要编制带子做背带。另外为了取放宝书方便，不做盖子。带子的长度是从左肩斜跨到右髋骨。袋子要缝得不松不紧，既不能现褶皱，又不能现瘪皮。要使宝书装进去显得严严实实，又要取出放进畅通无阻。
　　按他的铺排，我们先缝制了一个样袋，交他审定。他认为蛮好，只是背带的长短要做成两个尺寸，因为个子有高有矮，手臂有长有短。就这样我俩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诚惶诚恐地完成了他指定的数目。
　　缝制时，妻子慎重地交关我，袋里要来回缝夹线，袋口要缝倒针。因为这是社员要背着宝书到田里地头做工的，一旦语录从袋底溜出来掉到烂泥里，就惹了大祸，脑壳上的帽子就要加秋啊！
　　还有一次，治保主任沈干成要我到临近大路的墙上和柱头上画毛主席像。这个任务就比缝语录袋的难度大，而且政治风险特别大，很容易戴上污损领袖形象的帽子。真是“仙人难倒了凡人”，我不能不想办法来做好这件事。
　　于是我从沈略超那里找到了一个印在语录本上的黑白头像，按比例放大到一块硬质纸板上，用小刀雕空黑色部分，头像有效宽度不能超过六市寸（因为青砖柱头宽七寸二分）。把样板端正固定后，再用红漆涂刷，稍干后才取板，恐防走板污染了头像线条。
　　这样，从软桥组而上到长兴组，再到和瑞组，三处路边的柱头上和墙上都被我涂满了主席头像，并且在头像上面还有“最高指示”四个字。大队干部说这个方法又快又好，头像与语录上印的一个样子，冇走样。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改造表现，表了一个“扬”。
　　后来，治保主任要我写“防火防盗防破坏”的警示标语，我也是照这个刻板涂漆的方法完成，不过这个标语是要刷到各个屋场显眼的地方。
　　语录袋和主席像刚完成，第三个任务又来了。
　　一天，社教工作队的老邱说，上级指示在大路边建块忠字牌楼。现在选了地方，是江美学校的操场边上，又当大路又显眼，到圳边洗衣的妇女一天可看好几次。要立即行动，文字和头像交你负责，其他劳力由队长安排。
　　于是那个分肉只要颈圈肉的尾砖匠（沈略超之父沈尾芦）就带着砖刀挂尺（垂线木尺），系着围裙刨开路边松土下了毛脚（基脚），沈福厚和沈皆遂（拖楼梯一节中那两个和我一起常年辈发配拖楼梯的地主子弟）担砖抄石灰。我就搞文字图像设计。上午用潮湿的土砖砌了个土牌坊，不等缝泥干固，下午就粉刷石灰。
　　尾砖匠不冷不热地说：这是做空事，土砖干了一缩，粉的石灰就成了一块空壳粉皮，搞不长久就要落个精光！吃了饭冇事劳空神！但是任务很急，上面就要来检查。等不得墙体干燥硬化，我就必须在墙面顶部刷上红色主席头像，中间做个黑体大红忠字，再写上三忠于四伟大的条条。右边是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是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片红色，富丽堂皇。
　　工程完成后，老邱来亲自督办和验收，说是速度快，工效高。比邻队的忠字牌坊还要雄伟些，上面来检查的一定会很满意的。
　　不料完工后到十天，土砖干燥后一收缩，石灰墙块真的开了坼。几块石灰粉壁落掉了，“忠”字也不忠了！几场雨水的冲洗，裸露的土砖解体，倒在路边的水圳里。不过因为响应了号召，迎接了检查，倒就倒了，老邱也没说什么。
　　后来出工时，大家笑话尾砖匠的墙砌不正，打平水不准，粉的石灰就落了粉皮壳；这是不忠于……。他就认真了，发起脾气，“砌的湿砖冇干就粉细泥，细泥冇开鸡脚坼就粉石灰！要吃急火饭就搞不长久！就要落粉壁！下回再要砌‘忠于’，去喊别人，我怕落粉壁。还怪我不忠于，去喊会忠于的人来砌……！”
　　也奇怪，尾砖匠这些牢骚话，一般不会惹事，可能是他阶级成分好。现在还记得这个老砖匠去世时，我写的挽联中就有“老牌砖匠，地道农民”的八字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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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踏老路上蕉溪
　　
　　前文写到“赴考过蕉溪”是上世纪初的事，隔我写这段文字时，已相距五十余年了，但这条老路并不陌生。洞庭滩的铁匠铺，黄荆坪的石灰窑，石洞岭的茶水店，蕉溪岭下的高家饭店，蕉溪岭上的仙人脚迹……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只不过以前是学生身份，这次是五类分子；以前是赴考求学，这次是改造罚工。
　　要修通蕉溪岭这条公路（今 106国道），石方土方工程相当大，没有机械操作，全凭锄头扁担；科学一点的是燃引线用爆破。这样大土石方工程任务全部由北区农民来完成。我们龙伏公社分在南坡皂荚湾一段，公社下面各大队的民工分开驻扎，各立食宿单位。
　　通过几个月的披荆斩棘，肩挑手挖，终于完成了路基。农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北区与县城、与东南西三大区的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劳动报酬是队上按高于同等劳力记工分。民工们赚了工分又赚了饭吃，比在队上出工要强一点，也都愿意去，也很有积极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就要建立后勤班子，办个临时食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小铁锅盆罐、蒸笼饭甑等全套炊具和起首的大米蔬菜都必须先行送到皂荚湾。这个任务由在治保主任监督下能出工劳动的五类分子去完成，我是其中一个，也最年轻的一个。
　　沿着这条老路走去，队伍很不整齐，死气沉沉的，路上很少有人说话，速度慢得像散步一样，因为徐霍霞、沈玉堂、潘宝仁等确系年龄很大的老龄五类分子了。我虽然也修炼了几年“三皮”，但担这七八十里路的担子，也是第一次。
　　这个场景，既不像“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也不像薛仁贵的火头军。一不像逃难二不像躲兵，中午才到达黄荆坪，打了中伙，休歇了一下。
　　霍猫狸（徐霍霞）一边卷喇叭筒一边对我说，“还是土改解押去火官庙时走过这里，老样子冇变！”。玉老堂（沈玉堂）说：“这是烧石灰的地方，我也是和章天师五个人一起解浏阳时走过。不过现在老了难走了，少钦和水山是精壮劳力，担子也重些，说以前来这里推石灰，一车推得三百斤。这次只担几十斤还累人。”
　　改造组长说，短途担陡力，长途担耐力。我说以前去浏阳读书是祖父担行李，自己走空手也累死人。
　　治保主任于是就说，“不要翻旧事，越坐越不想动身。晚饭前必须送到皂荚坑，还要临时打灶托蒸笼。下午中途不歇气，不怕慢只怕站，屙尿的时间可走二三里。讲话不影响走路，边讲边走还轻松些！要吃烟的，也要边滚边走边吃！反正路上不停，早到早休息！”
　　黄昏时才到皂荚坑。晚餐是在邻队食堂吃的，虽然只是萝卜白菜粉皮汤，倒也吃得舒服。是夜，挤在地铺里睡得很深，连噩梦也不做了。
　　次日早晨我打量一下皂荚坑这地方，发现居然是个曾经来过的熟地方。回忆起在火官庙服刑时，姚麻子带我们来这里砍过大松树，是为了技术革新做土水泵。不由得心潮起伏到“火官庙”的日日夜夜，恍惚听到了那“黑夜梆声”。
　　活干完了回到大队上，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改造组长宣布：“这次送伙食担子的人占多数，下回送电影担子就不摊你们的义务工了。要这次冇来蕉溪岭的人去送，如果分子是老弱担不得担子，要屋里子弟代送！”
　　组长叫陈醒狮，是前文“绥和乡长陈闲僧”的儿子，现年高八十，还健在。其余的五类分子们，除了我之外，都早已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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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房袋在屁股上
　　
　　社员在稻田里擂禾（用脚除草）时，手里撑着擂禾棍，肩上挂上装着红宝书的语录袋；也有人用语录袋装着收音机播放着；也有人边擂禾边背诵老三篇的。有时遇到困难功夫，就大声朗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是学毛著的高峰阶段，也是田间一道划时代的风景线。
　　当此时，那个老邱又来要我完成一个特大任务。他说这是一个特大政治任务，非做不可。具体做法是要把楼里屋场正厅的神龛拆除，用土砖砌成新墙体，用石灰粉好后，画一个主席彩照像。他说砌忠字牌坊是其他大队都能做到的，画大型主席像的就蛮少。工作组已经决定画一个，硬要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再三表明我是接受改造的右派，犯罪就是这支笔画了漫画。画不好就会戴个罪不可赦的政治帽子……！“不能推托，明天就开工！”老邱不由分说，撂下这句话就去找队长安排劳力了。
　　于是，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去问贫农组长明老星，他说不要太怕，只要照模子（主席彩印）搞，不走样就是。这个阿公说的真是轻松！
　　第二天，又是沈皆遂等几个人做小工，陪着尾砖匠砌墙。“尾师傅呀，这回再掉了粉皮壳，就要掉脑壳的。这回是去画主席像不是写忠字呀！”有人戏谑着。
　　“要吃急火饭就要掉粉皮！怪不得我！”尾砖匠带着一丝火气说，“砖干了缝干了再粉细泥，细泥里多拌些草筋；等细泥开了鸡脚坼再粉石灰，多压几次盪子，保证不掉粉皮壳！又要快又要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去要别个搞！”。
　　皆遂是我读书会时的难友，他也特地来提醒我：“社港镇街口的牌楼上，画了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俩伟人。是右派吴忠荣画的。有人提出他恶毒污损伟人形象，挨了好几次斗争！我们都是受政治迫害的人，不能重蹈覆辙。画主席像是最危险的事，是把脑壳提在手里，是把班房袋在屁股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办法推托开，单纯去挨死力气，安全得多！”
　　我听了他的提醒，更加诚惶诚恐，不寒而栗了。明知洞庭湖翻了船，为什么还要过洞庭湖呀！我整夜都在做噩梦——被捆在台上挨斗争！
　　老邱把一张彩印主席像递给我，说这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招手的样子，左手夹着正燃着的纸烟。要原样子放大，颜色也不能变，既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有和蔼可亲。墙已经干了，就开始画起来，不准推诿。这是改造的表现！也是忠于毛主席的表现！
　　我在脚手架上整整画了七八天才算画完了，但是不是画好了，要等工作队来检查验收了才可以放下心来。我的心一直在随着架子的摇摆而打鼓，家人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惹出祸来。
　　队上的明老星阿公，每天都站在厅堂里看我画像。一边吧嗒着旱烟筒，一边提出些意见。他说做的怕看的，只要没画走样就可以了。老邱每次来看，都拿着样板仔细对比，提些意见。
　　最后检查验收，得到了工作队的认可，还特别说这个不算做义务工，要队上按同等劳力给我记工分。
　　后来三忠于的热潮降了温，醴陵工作队也不知何时撤走了。虽然这个庞大的毛主席像没有掉粉壁，但也没能维持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被拆除了，至今能记起的人也不多了。只是我有惊有险经过了一场关煞，总算是把提在手里的脑壳放回了脖子上，也没关进袋在屁股上的班房里！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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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山
　　
　　1956年夏天，我和皆遂去橙桔峰（见前述第七章《扫盲与教书》文字）是从白荆源经香炉山的羊肠小道而去的。三十年后我又坐在香炉山的土塝上，用笔画下了白荆源全景图。香炉山于我虽不是个陌生的地方，真正识破它的真面目，还是社教后期住在香炉山下的时候。那时身在香炉山中，挖石砍树，垦发杉木林地，也是大队长陈间如在香炉山丧命那年。
　　60年代的某天，龙伏公社决定把香炉山开垦为杉木林基地的任务分摊给各大队去完成。香炉山的地貌形状并不很像香炉。它是由橙桔峰经大湾岭蜿蜒而下的一座山，并不险峻。东麓有个纵深很长的山冲，西麓属画眉大队辖地。向南延伸到黄桥一带的山体越来越低，形成红壤丘陵，土质酸性，树木稀少矮小而老化。
　　选择香炉山垦发杉木林基地是这一段山体有深厚的变质岩风化疏松土壤（俗称石子土），有良好的排水保水性能。同时，气候温凉（昼温夜凉），湿度均宜，并且没有夹杂大面积旱土。植被以混合林为主，山麓有零星竹林，山腰为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树混合成的茂密植被，山顶以杉林为主。
　　这种自然环境，完全适合杉林的生态生长，因此选择在香炉山开垦杉木林基地是有可行性论证依据的。可是后来却命名为白荆林场。香炉山并未因林场而出名，香炉山还是那个香炉山，只是白荆大队尾巴上的一个小地名。
　　来这挖山的民工由队上挑选精壮劳力，以民兵和干部为核心，能劳动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弟都要去。社员和分子同工同酬，食宿都在一起，以大队为伙食单位。大部分人都住在食堂附近的香炉山徐姓聚居的屋场里，一切行动听大队长陈间如的喊叫和哨声。
　　上山时，每人肩上扛一把二号大锄，锄口五公分左右宽，既能挖土，又能斩断树根，俗称二能锄。由于库孔大锄柄粗，锄体厚实，具有很大的杠杆力，很适合撬出树蔸下的石头。这是我们唯一的工具，不用带其他肩挑工具，所以来回非常轻便。但也有私带砍刀的，是为了就地取材弄条扁带或锄把的，但只有社员身份的人才敢这样打个私主意。
　　晚饭后，有打扑克的，有到附近走亲访友的，少数人抽着喇叭筒轻声细语。食堂对面那个小山冲叫桦冲。几个大队农村剧团的干部和基干民兵（也有女的）都住在那里一户姓首的赤脚医生家里。晚上，那里倒是别有一番景象，弹出吹拉，热闹喧天。
　　我这个五类分子不能去那里现世，被子里才是我休息和回味往事的地方。这样的晚上，让人思绪万千，一时想起十几年前和皆遂去橙桔峰下考察“古橙桔寺”和“古银杏”，那时是何等的壮志满怀……；一时想起自己这个右派身份，不方便去附近大姐家走走，感到潦倒平生亲也疏的窘境……；更惦念着在家唱独角戏的妻子和年老担惊受怕的祖母……。我只好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同时暗自祈求安全无事回到家里。
　　三十年后我在龙伏中学教书时，有兄妹两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他的爸爸姓首，做赤脚医生，住在香炉山对面的桦冲。我听了后，虽然没有讲出我在香炉山开挖杉木林基地的往事，思绪却马上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浮想联翩的夜晚。这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在网络世界里，可能会发现“香炉山”这个熟悉的地名，从中也会知道他的老师曾经在这留下过足迹和忧郁。
　　我们挖山的安排次序是一字排开从山脚挖起，挖除所有杂木杂草，进度基本一致；劳动时，怕倒树和滚石伤人，劳动强度并不大，因为陡坡挖掘，只能慢慢挖，既怕伤己又怕伤人。遇到难挖的树蔸和石头都互相帮忙，或者坐下卷个喇叭筒。大龄人喜欢翻陈事，年青人喜欢开玩笑。
　　我是第一次在深山老林里享受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种气氛中，我也忘记了一切。但说话和劳动还是特别谨慎，怕将来总结大会来个秋后算账，冷狗屎发热烧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有一天，挖到一丛灌木蔸下，忽然发现伸在我额头上的枝条缠着一根艳绿色的绳子，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条小蛇，虎视眈眈，一动不动，口里吐着很小而开叉的针（舌头，也叫信子）。大家说这叫青竹篙，蛮毒的家伙，赶快打死它。皆遂跑过来一看，也说这是青竹篙，就是青竹蛇。又说古书里有“青竹蛇口毒，黄蜂尾上针，世上万般毒，最毒妇人心”的诗句来描写奸妇的阴毒狠辣。我后来在中学制作标本时，曾想起这条青竹篙是做保护色动物标本的好材料，可后来一直再没找到青竹篙。
　　大队长陈间如本是做老式裁缝出身，搞农业也是半个改锹子。当大队长是社教时的事，算是一个本真老实的人。这次挖山，他只要安排指挥就可以的；可是他从不空手进山，手里总是有把挖锄的。
　　一日，大家正挖到半山腰，他却在山脚边检查加工漏挖的地方。一块石头劈里啪啦滚下，在大家的喊叫声中，把他打伤了。因为伤了脑壳，抬回家就咽了气。丧事极简单，善后处理是工伤事故，没听说做了多大的经济补偿。对于垦挖这块杉木林基地，唯他作了血的贡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理应写下这一笔的，此志纪念。

ys1937

冰天雪地上关山
　　
　　这关山，指的不是广义的关山，而是社港大洛的关山水库。因为水库的堤坝建在关山杨家大屋上边的峡谷口地段，故名关山水库。库区不是狭长水面，而是像猪肚子近似椭圆形；东面一直淹没在夜合山的潭口和西面的镜山脚下，北至与平江相邻的小界。原正东面的大洛坪徐家大屋和徐氏宗祠均已淹没。
　　这座水库的主要水源来自夜合山之上的周洛洞，周洛横洞至周洛坳的小溪是石柱峰西坡的水源汇集而成，周洛的正洞溪流是由石柱峰北坡下的桂花峡至北斗庵的水流汇集而成的，两溪在火石桥汇合入夜合山峡谷，出潭口入库区。
　　关山水库的堤坝特点是坝身高，坝体宽，坝幅短，非常险要。溢洪时，飞瀑直下，吼声如雷。水流咆哮而下，经鲁家坪、渣石塅到花桥的关山嘴急转南流，形成捞刀河主源流。这是捞刀河的正源，主源头即周洛正洞。
　　关山水库堤坝下的关山杨家大屋坐落在关山峡谷的台地上，大屋周边有平坦的旱土和稻田，五进的正屋向两边展开，形成一个厅巷交错的建筑群。虽然不很完整，犹见当年杨氏家族的恢宏气势。
　　社教期间一个冰天雪地的暮冬，龙伏乡（或社港区）的五类分子被要求集中到这个大屋里集训，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在这市主上催着要寒衣，队上催着要投资的关键时刻，我只能忍着妻子唱独角戏的痛苦，挑着被盖和撮箕扁担，随着黑色队伍在泥雪混合的路上向北挪动着艰难的脚步。
　　中午才到达杨家大屋，住在大地主杨建安的偏屋里，只有杨的遗孀带着小儿子住在这里，大儿子杨培基杨培元兄弟均在外工作，但隔着海峡，天各一方。
　　我们围着火炉烤火时，那个小儿子喜欢坐在一边拉京胡，且弓法指法很到位，拉“苏三起解”时更使人浮想联翩。据说在改善两岸关系后，他家成了台属，杨氏兄弟（不记得哪一个了）几次回乡探亲祭祖，当然政协和统战部门会来邀请座谈，以上宾礼遇之。
　　其实这次到偏僻的关山来集训，对加高堤坝没有多大的贡献。扒开冰雪挖出的泥巴是稀泻的，倒在堤坝上是一堆牛屎，只能耙平一下，无法打夯压实。这种“泻泥糊塘坝”的操作应是隐患多多的无用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工程人员当然很清楚这种湿漉的雪水泥土，在低温下会形成冻土，会造成蜂窝架空。所以每天上堤坝劳动的五类分子并不很多，由各大队多少派出一些分子来画卯应个点，表示集训人员在关山水库劳动改造。
　　总之，这不过是个政治工，连治保主任也未必愿意来这里受此风寒之苦。根据往常的敏感猜测，突然把五类分子集中到某偏僻地方，一是可能有台湾反攻大陆的风吹草动，二是可能道县事件的余波未息。所以这次集训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集中管制便于应急处置。
　　在这大约呆了一个星期。除第一天在正厅里听了一个老调重弹的报告外，大多时间都是坐在一间大偏屋里烤火。不干不湿的柴火总是烧不旺，加上吹喇叭筒的枪手不少，烟雾缭绕，涕泪交加，就像薰黄鼠狼一样。
　　杨家寡妇地主婆不时来调理一下茶水摊子。我们这堆五类分子则一边烤火一边按治保主任的安排进行集训活动，还是几个老节目，首先重温报告认清大好形势，其次是背诵五要十不准，自我检查写交心书，最后一天是写改造规划。
　　我在谭家山煤矿劳改时，也习惯了围着煤堆烤火。这次烤柴火的人都是老五类，似乎有一点家乡气息。每次讨论交心总是东扯西扯，有时离题万里。淮驼牯（陈湘淮）扯到做牛生意时流着口水好起劲，霍猫狸（徐霍霞）讲起开斋房就发线缝（来劲），只有几个女五类分子不太做声。
　　治保主任于是说，总是几个原人发言，干劳动也是几个原人；有的人虽然老了搞不得劳动，发言又不是担担子，石匠凿猪槽—撬口不开。只是吃几天饭，烤几天火！还谈什么改造？！
　　其实，五类分子里有不少文盲，会写会算会讲的只有几个人。发言记录由组长写几页文字就交差了。交心书和改造规划也是对准五要十不准写几个条文就呈上了。每年如是炒剩饭，炒到己未年（1979）三月，全县10380 人全部摘除四类帽子，改称社员，取消监管措施。1980年，浏阳全县 561个右派全部平反改正。
　　写这些文字时，我走访了几位关山当地人，都说杨家大屋不复存在了。可惜了那些雕梁画栋，可惜了那些花隔挂檐。我不悔恨那次冰天雪地上关山，那是我唯一一次到关山，留下了这个轮廓印象。那个拉京胡的地主小少爷，现在也该年过花甲了。那些日子里他留给我“苏三起解”的悲惨音律，犹弥耳际。

ys1937

刎颈惊魂
　　
　　大地坪老屋西横厅内侧，住着寡妇陈氏母女俩。陈氏的丈夫是地方有名的好篾匠，解放前凭着一把篾刀置了两三亩水稻田，生活自足有余。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大跃进饥荒席卷农村时，老篾匠做了饿鬼，陈氏母女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偏偏这个秤砣女又是个偏弱智的女孩，只能拿到半个劳力的工分，眼看成年了也没能嫁出去。母女俩人的基本口粮加上工分口粮合起来，勉强能解决肚子问题。陈氏代人纺棉纱和做点废棉布也能挣到几个油盐钱，母鸡下的蛋也要作为小收入来帮补生活。
　　出集体工时，青年男女逗笑的主题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毛弹事（下流事）。有的说女大了不嫁就会发虫。有的说出嫁时要送一件玻璃衣一条玉石裤，脚手转不得弯，新郎公看得到肚脐眼下边。有的说办回门饭要送蚊子脑髓蚂蝗汤……。尽管大家拍手大笑打呵呵，她还是低着头干活，轻声回答：要嫁嫁你们！发虫就发虫！
　　她后来出工，腰上总是系着一条青布大围裙。这是普通的事，保护衣裤不容易脏，用不着去想个什么理由。虽然爱打扮的青年男女一般是不系围裙的，宁愿换洗衣服，也不搞老太婆的装扮，谁也没想到这围裙下暗藏春秋。
　　一天黄昏过后，夜幕袭人。我俩和往常一样，抱着孩子，背着尿片屎裤袋匆匆赶着回到大地坪老屋。漆黑的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一点点昏暗的油灯光焰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上面微微晃动着。
　　我俩顿时惊恐疑惑地跨进厅侧的屋子里，惊魂未定就去问祖母，祖母怕惊醒孩子，对着我们耳朵说：“她肚子里袋了小人，天天出工冇人发觉，难怪都说她系个大围裙遮着肚子啊！今天被陈婆婆逼着她自己用菜刀割断了喉嗓，就死在后面小巷边的那间细房子里。”
　　“下屋里那个冇良心的家伙做的好事，害得红花闺女去了一口命，还有肚子里一坨货。其实陈婆婆知道女儿拐了肠（出了丑事），本可随汤下面，干脆就嫁给那个偷花惹草的家伙吧！他年纪又比女的大几十岁，陈婆婆不肯，就硬要逼着自己这个女儿用菜刀割喉割死了！”
　　我俩听完祖母的叙述后，就去做夜工了。做衣的房子就在大正厅西边，只隔一板木墙。脑子里已经知道，那黑乎乎的东西肯定是一幅瓦棺材了，瓦棺材里是血淋淋的孕妇……。突然隔壁厅里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样凄惨钻心割肺。我们不敢开门出去劝这个逼女自尽的老寡妇，只好闷头赶夜工。
　　她的声音越哭越低，最后只能听到呜咽的抽泣，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她架走了。随着呜咽的消失，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那一盏油灯在无力地微微摇曳这光焰。
　　我们从后门到大枫树的必经之路是那条雨天滴酱油水的脏巷子。自从在巷子边的那小房里发生自刎割喉的惨剧后，我俩再也不从这抄近路了。悲惨的哭声，漆黑的瓦棺材，血淋淋的菜刀，昏暗的小房子……这些令人窒息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迁建蹉跎坡芸香居时才慢慢淡化，却总是无法从记忆中消逝遗忘。
　　这事并没引起刑事纠纷。据说肇事者只出了一幅瓦棺材钱就不了了之。后来陈氏进了五保，去世时由队上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了结了她的一世。她过世后，生产队拆掉了她的房子，材料建了队上的厂房，算是忌物利用吧。
　　写这些文字时，不由想起这样的恶性结局，是由强奸？还是私通？还是风流等原因造成的？还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呢？是属民事还是属刑事呢？
　　重提旧事也是旧事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冇事人在茶前饭后、街头巷尾扯起谈来也总结了一些流行词语，说底层人物的不当男女关系是偷野老婆、偷婆娘、偷野老公、偷男子、偷女子；稍正经一点的说是蛮乱、作风不正、乱搞两性关系。说中层人物是红杏出墙、外遇、婚外情、玩弄妇女、私情、私通等，说偷香窃玉的很少。说未婚青年是偷食禁果。说高层人物是金屋藏娇、包养情妇、养小秘，女的傍大款，文人是风流才子等。
　　像李隆基等领袖人物就堂而皇之冠以风流天子风流人物，其实杨玉环本是李隆基的儿媳妇，却被豪夺过来成为妃嫔；如果李隆基是普通老百姓，就称之为乱伦和扒灰老子了；但因为他是大人物，就称风流天子，无可厚非也；但风流天子却由此带来了马隗事变，十年国难。古鉴既遥，今鉴未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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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结子
　　
　　叫他滋结巴也好，滋结子也好，滋老也好，反正他都不生气。扯起谈来也是一些不上油盐的陈烦琐事。抽起烟来，也是一个薄膜袋里装着废纸条和草烟丝，卷个喇叭筒，划根火柴就吞云吐雾。做工夫也是头顶草帽，高脚扎裤。他与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与他父亲也没什么不同。只是他父亲是叼着长杆旱烟筒，他父亲能扯（拉）琴吹唢呐。
　　他的妻子也做裁缝，和我俩夫妻同行，所以彼此也划得来。为了减轻机架重量，我替他做了个木架子（缝纫机架）。他说我是多面手，是个不错的改锹子。他说他不能算是真正的改锹子，是从小跟着父亲在泥巴里滚大的；现在丢官回了老家，算是返老还“农”。
　　一天，他送来一把从湘阴县带回的烤烟叶给我。他说这是做纸烟（香烟）的原料，筋细味道正，只是用煤火烤出来的，怕有些上火。以后，我们来往密切，成了忘年之交。其实也是难友（大家都是右派）。自土改后，我一直未见过他，只听说他在湘阴县法院当了官。有人说是当了秘书。我很惊奇，当文秘要是个笔杆子蛮行的官，滋结巴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政界文人？！
　　原来他父亲丁老鼠（陈丁才）是个彻底的贫农，在生计维艰的情况下，他作为长子也无法从泥巴里走出困境，就由人介绍到龙伏简熟陶先生那里学谱师，因此有缘与文字打上了交道，从刻字排版到印刷装帧，学到了文字的偏旁结构和文字组合词句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并且简先生结交了地方的商绅政要人物，从他们的言谈中滋结子也领悟到很多知识。作为一个谱牒学徒，只能眼明耳聪心里记，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中，他没受风寒雨晒之苦，却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
　　然而，命运并没有让他走上谱牒行业这条路。土改运动的到来，简先生就地划为地主，接受改造。作为被剥削者的学徒当然要解放出来，于是他回到老家务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为贫协成员，并被推举当上了太和村（今石江村江美片）的秘书。他是贫协中唯一有文化基础的人，是政府培养的对象。这时我还是儿童团，并不知道他后来从政升迁到 政法部门，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湘阴县法院工作时被划为右派的。
　　后来他全家遣送原籍落户后，他也成了和我一样专职拖楼梯的专业人才。但他没有像我一样跟着妻子李氏学会缝纫，返老还农算是半个改锹子。他虽手中很拮据，但他的两个男孩都很聪明可爱，一家人和谐相处，苦中有乐。
　　他可能后早就摘除了右派帽子，只是双开了，所以不参加我们的五类分子改造活动。他的身份应是摘帽右派，右派的阴影依然与之形影相吊。直到右派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才回到原单位，恢复了工作。上世纪末，他的两个孩子虽已成家立业，可妻子去世，使他晚年凄凉。他很怀念家乡，每年回来看看亲属和邻居乡亲们。
　　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子里，上下相邻。为避忌政治嫌疑，关系也不能过于密切。相遇只能是扯谈抽烟，应付。但在社教运动即将结束时，大队安排我和他为“社教运动成果展”作文字与绘画工作，才相处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地点在驻队工作队的住户里，由一个在职老师（极左分子）监督主管。他负责文字书写，我负责画图设计。谨心慎为，依葫芦画瓢，皆是惊弓之鸟，不敢作出山之泉，幸甚没出差错麻烦。这是和他相处时间最长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最后，要说出的是，滋结巴就是陈滋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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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陈明兮
　　
　　为了搞这个“社会主义教育成果展览”，一要数据二要事实，才能通过文字和图表体现出来。我和滋老只能信官唱喏，照字刊经。大队发动社员搜索了关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人和事，如劳力自由支配，不服从安排，偷工躲懒，有劳不劳，多吃多占，阶级报复，弄虚作假，不服管教……等，罗列了一大本材料纸。
　　滋老从别人交来的这个本子里慢慢总结出条文，我根据条文内容用图画出来。单线平涂，彩墨相衬，还算明快清晰。图下由滋老填写解说文字。每张都由那个主管老师审查落实。由于都是人物画，我要非常慎重处理人物的形象和个性。主管人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有精深造诣的，所以惊弓之鸟复惊弓！滋老在文字的措词也很考虑分寸，比我更老到。
　　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和传统革命教育，大队召开了一个“关于陈明兮烈士生平事迹”的座谈会，凡是当时知情的男女长者都到烈士家属陈同乐（烈士儿子）家里座谈三天，写出座谈纪要。我祖母是当时的妇联委员，也去座谈了，讲起来绘声绘色，如做事一样清楚。我们根据纪要提出要点，按时空顺序写出脚本，再根据脚本画出图片。
　　摆在当头最大难题，是如何恢复烈士的形象，要画一个类似照片的素描半身像排在首页。但是没有他的任何照片，于是，只好放大烈士儿子的照片，再让座谈的长者们提出修改意见，才落实了烈士形象。至于杀害烈士的主谋继烂皮（陈继纯）及其凶手们我都见过，且印象犹深，特别是土矮子（陈启发）常和我一起开改造分子会。
　　我首先把几个人物头像特征画出作为模特，再画各个情节场面就不困难了。因为纸张质量很差，还是单线平涂，浓墨淡彩。全部画完后，干部们再三审查通过了。图片下的脚本文字由滋老再三斟酌写上，图中的对话文字也根据座谈纪要中的情节和人物个性填上。所以，这个社教成果展是包括了以上两部分内容的。
　　展览在江美小学的大礼堂展出后，引起了各校学生来观看展览，以及祭扫陈烈士墓的传统革命教育活动。学生们对有关主要人物印象很深，特别是凶手争功请赏的口气和姿势。四十年后，有个学生打电话提起对这些图片的印象很深，是否还保留了？可惜这些图片早已离散了。我交给大队的座谈纪要也离失了。前几年有个市政协委员来要烈士资料，我写的介绍烈士生平的报告是为了在参观和扫墓时讲的，早交给大队书记（已去世），现在也已无法找到。
    关于陈明兮烈士，谨提供以下资料，以资补遗。
　　我在座谈会上听长者说，明兮是个牛高马大的人，拳头有饭钵大；样子与同乐（他儿子）有点相像，只是鼻梁边有点不明显的疤痕。力气蛮大，推石头可推五六百斤；从大江村推到三联坝，单手打吊索（一只手扶车杠手），还可以一边打山歌。他本是继烂皮家做长工，大革命时红军占领了白区，他组织农民成立农协会，成立地下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杀了继烂皮的猪，还把继烂皮戴高帽游了乡。
　　闹革命之外，他的最大功劳是领农民修了从塘尾冲到软桥潘家的排洪沙圳，保护了太和塅的水田不受山洪冲洗。农民协会就设在石江陂的云公祠，他也住在祠堂西边那间房子里。
　　革命冇搞好久，许克祥反了水，发生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到处清乡屠杀革命同志。绥和乡派了团勇，继烂皮组织了心腹杀手。一个夏天的中午，明兮打个赤膊正睡午觉，云公祠已被团团围住。一梭镖把他杀醒了，他才摸条扁担与十几条梭镖对打，一边打一边退到祠堂的地坪里。扁担断成两截，寡不敌众，被凶手的梭镖从腰部杀进去，他被杀伤倒下。凶手举着大拇指说：“平起刀口进侧起刀口出，这一梭镖才杀劲。”
　　明兮的妻子朱氏带着几岁的儿子（陈同乐）是夜摸黑逃到杨源的石子坑躲开了，这才没斩草除根。土改时，陈同乐为烈属……。凭此补述，或许对陈明兮其人其事有所裨益，是为记之。
　　公社认为江美大队的社教成果展搞得蛮好，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典型。于是公社宣委就把我传去了，说要完成一件政治任务，就是公社要办社教成果展览，现已找到几个有绘画写作特长的人给我协助。但要我为主，先作出方案，批准展览材料后就动手。不要怕，这也是改造，也是立功的表现。
　　宣委提供的三个帮手是：恶霸地主（已镇压）的儿子游家春（民办教师），会写不会画；地主右派焦显志，华中美专毕业，原为教师；地主右派徐家举，华中美专毕业，教师。这三个人都是成分不好且受管制的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就成了四位一体，烂菩萨倒在一堆。虽似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只能诚惶诚恐地去做这种冒风险的文墨差事，时时怕打入袋在屁股上的文字狱班房。
　　根据几个烂菩萨的实际特长，老游的文字倒是可以承担所有的文字功夫；而焦徐二位，虽是美专毕业，却读的少爷书，只学了山水花草的写意画，对现代人物建筑的绘画很难开弓。所以我承担了画图设计，他俩只愿搞些帮杂工夫。就这样四人把个展览图片完成了，每天赚了餐午饭，得了个小本子。惶恐地度过了这段日子，冇惹麻烦，冇过蕉溪岭，算是上上大吉，人天共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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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棚李下话诗文
　　
　　农历八月初十日，是岳父大人戴敏树圃先生的寿旦，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时候。我们加早打点行李，安排了祖母的柴水菜食之后，就带着孩子匆匆向山田走去。妻子怀里抱一个孩子。我挑一担皮箩，一头是人，一头是行李什物，虽然已练就了“三皮”，而担这头重头轻的长途担子也是很吃力的，中午才磨蹭到了保寿山。
　　保寿山还是老样子，并没有丹桂飘香，靠左侧的地坪，不足方丈之地。周边有菜地，菜地里的丝瓜藤沿着李棍攀爬而上，交织在坪顶的草绳布片上，形成一个凉棚，这便是瓜棚。瓜棚下的小方桌是吃饭喝茶的临时地方，岳父喜欢在这里吧嗒水烟筒，也在这里和乡亲邻居们闲谈家常。
　　太阳也从瓜棚的空隙里送来鹅卵鸭蛋。旁边的古樟树上时有小鸟鸣叫，凉风吹动树叶，奏起无名小曲。岳父一家在这环境里，倒还惬意清幽。保寿山的仙人老爷，虽不能显灵保国寿世，似乎也在保民寿身（庙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
　　我们的到来，岳家都很欢喜。岳母忙个不停，既要办伙食，又要抱外孙。岳父更高兴，因他喜欢谈论诗文，发挥抑郁的雅兴。以前我步韵和的七律，也是首次班门弄了斧。虽然他刷了我的浆水，但我总觉得自己冒昧露了锋。岳父的诗文功底很扎实，四平八稳韵味深沉。我觉得隔他有百步之遥，但又想再献朴弄斧，便做了一首七律呈示，以表祝寿之情，随时就景写了这首不恭且劣的七律：　　
　　  桂花开在腊梅先，只为吴刚庆寿筵。
　　  半纪春秋成泡影，万般心事化风烟。
　　  瓜棚草舍迎乡客，陋室寒庐诵古篇。
　　  既卧东山无悔恨，聊将衣食寄南阡。　　
　　岳父看了只打个咪笑，当时没作任何评点。后来听妻子说岳父很生气，认为我挂了首联祝寿的题，其颔联颈联有奚落挖苦之意，尾联有教训的口吻，乃不恭犯上之作。从此我不敢班门弄斧了，自己也举得委屈，立意并非挖苦，而是想岳父面对现实，躬耕南亩，敞开抑郁之心扉，苦中寻乐吟雅韵，乐聚天伦，平平安安度过晚年。
　　无情的时光送走了五十个春秋，戊子岁的夏天才找到离失的岳父的《唱酧录》。我的那首不恭之作也被岳父收藏了。我悲喜交加，难以言表。我很痛心疾首岳父的潦倒处境，又很懊悔自己的不恭弄斧，但更增添了对岳父的崇敬之心。同时感谢他堂侄戴田农先生的珍藏保护。我把岳父的遗墨带回了浏阳本宅，准备整理打印问世。妻子用熨斗盪平原稿，过塑保存。原稿包括三个本子，都是用毛笔写在备课笔记上。分别为“唱酧录”，包括吟友彭梅开、戴亚儒俩先生的诗作和他的唱和，互有点评；其次有“随意录”和“拾遗录”，还有对联祭文等另纸单页。
　　特别令我悲伤怀念的是在“唱酧录”最后一页留下一首未完成的七律：
　　  潦倒穷途病若痴，风尘仆仆觅生机。
　　  清霜玉露迎行早，明月疏星护我归。
　　  素位自矜贫贱乐，…………………。
　　  …………………，…………………。
　　在诗的右侧，另直书“半、年、乐、岁、总、号、啼”七字。
　　从格律来分析，这可能是放在尾句落啼韵。放在第六句是不能与“素位自矜贫贱乐”相对的。但如用上这句，就重了一个“乐”字，当是岳父在考虑如何续完此诗而推敲着。仔细察看墨迹和笔力也不是岳父所写，况且语气也不相符。而且格律是平起入韵，与首句仄起入韵的通则不符；故这另外直书的七个字与岳父诗无关，不再论及了。
　　从此五句来看，岳父当时的处境是贫病交加，精神状态木讷呆滞，但还是要冒着风尘去谋生计，要踏着清（青）霜玉露早早出门，要借着明月疏星的微光照护他回家。我历来是谨持贫穷自在苦中有乐的理念，但苦难生活的现实又是如此沉重……
　　由此可见岳父的心理状态是痛苦的，家庭肩负是沉重的。到他病危时，未能续完这诗页，相信他也是更加痛苦的，怎能“聊将衣食寄南阡”？！真是“遥寄黄泉留此恨，唯存墨迹寄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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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指文化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我一直不知文化革命这个不见经传的新鲜词语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室操戈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民和国家。
　　我既不能隔岸观火，也不知谁是纵火人，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举着红旗，套着红袖章，背着红宝书的人群在村子里串来串去。所听到的是陈赞黄是“红色造反者”头子，黄觅仙李掌珠是“湘江风雷”头子，又说刘全斌是“工联”、沈喜生是“农联”，还听说寻扬名是响当当的烂洋瓶……有时还听到一些关于“工人赤卫队”与“高校红卫兵”发生武斗的马路消息。
　　总之，我是麻木的，真正担惊受怕的是怕“道县事件”。也考虑过一旦道县事件重演，如何逃命求生……。后来又听说红卫兵搞拉练，全国大串联，坐车吃饭不要钱到北京去看热闹，到全国各地去闯世界，一个难得的观光机会。到后来又听说成立了革委会，搞大联合，搞斗批改……。
　　以上我听到的这些词语，不但辞源辞海里找不到，连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词语小词典也找不到。新词典里只有“追星族”、“弱势群体”、“首付”、“纳米”、“老外”、“彩民”、“回归”、“双开”等新鲜流行词条。尽管如此，新老辞目都是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
　　四十年后，文革所创造的特殊词语，并没有消失，而是铭刻在活人身上。我的表弟叫张拉练、黄红卫，我的学生叫张文革、黄卫兵，我的邻居叫沈农联、沈文化，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大名台甫是一场历史浩劫的产物呢？
　　仅仅十年，只一声令下，就把一个文明古国戳得百孔千疮，遍体鳞伤，付出了多少文物古迹湮灭的代价，付出了多少生命消逝的代价。
　　正当疯狂的文革在神州大地乌烟瘴气时，我们几个五类分子在洞庭黄水库筑堤坝。休息时也曾议论过文革是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有的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有的说帝王之心、谋在王霸之业，有的说万丈深渊有底、五寸人心难测，有的说管他阴谋阳谋、不关我们这些担土人的事，吃饭做工夫，休问天下事。不过，最后都认为是一场政治演习。
　　己丑岁之夏，在浏阳市图书馆坐了三天冷板凳，从《中共浏阳地方史》第 131-136页中看到：
　　“1966年 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达，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要求“必须同时批判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开展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处理过的人事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8 月 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公布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实际上已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份灾难性的浩劫临头了。
　　我夹在这场革命的缝隙里能有幸劫后余生。见到的是芝麻小事，听到的是道听途说，接触的是黑五类。只能写点小事小消息小人物。或许能管窥一斑，或许是能遐想联翩。后人或有裨益，孰是记之。

ys1937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一个阴沉的下午，远天师（章天师之子沈远谋）带着两个偏矮而壮实的中年人来到大地坪老屋。在小客厅坐定后，远天师就指着他们介绍说，这是你的老同学，黄桥的黎书图。这是南岭（达峰村）的焦复楚，可能是新相会……。我握住书图的手说，真久违了。自在浏阳文庙读书一别，快二十年了。有幸重逢，一言难尽呵！又握住复楚说，久闻大名。先生的祖辈焦达峰都督和父辈焦传统老先生，都是名人呵！名人之后一定宏图大展。
　　我没有把喇叭筒拿出来招待他们。家里没有什么点心水果，妻子送上茶水之后，就煮了光头土面以表剪韭之意。互相简单叙说了一番过去和目前的一些情况后，没有久坐就走了。此后，再未见到过黎书图，而焦复楚倒是见过几次。这次不速之客的到来，没有人密报有“特务”来了，没有惹出麻烦。可能是远天师带来的生人，不会是特务，疑心的好事者也没去反应的缘故。
　　以前我在浏师师十一班读书时，黎在中十一班读书。两个教室相邻，都设在文庙两边的走廊上。因为都是本地老乡，又与焦七海同为黄桥人，所以很熟。但相处只有半年，1952年下期他就毕业分配到外地参加了工作，直到这次才重逢相见。
　　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凭亲友资助和学校助学金才读完了初中三年书。因为父亲黎尚元（县兵役局长）和祖父黎易达（豪绅地主）都在镇反时被镇压了。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下，有志青年都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
　　但到了社教和文革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清洗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进行劳动改造。而老家已打壁无土扫地无灰，只好寄居篱下过着凄苦的独身生活，与远在徐州大黄山的妻子孩子也断了联系。搞劳动是改锹子，也赚不到全劳力工分，同时每次批斗游乡，也要被推上草台表演和带高帽游行。
　　他想起当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政策，自己并没走错路，选择参加革命工作的光明大道。而今天的现实是一个被清洗出来遣回农村的异类。很多场合使他觉得不堪羞辱，让他觉得无地自容。
　　焦七海这样介绍过他的情况，同时叹着气说，我们当五类分子受打击，但毕竟还有个家，有个栖身之地，有一点家庭温暖。而他是东一餐西一餐，没有固定的住所。这种处境不知要挨到什么时候，才有个重见天日，才能回到徐州与家人团聚呵！
　　文革接近尾声，听说书图走了，回徐州了。但不知他是凶是吉，是祸是福，音信杳无。不久我突然收到他的信，说是回到了原单位，恢复了工作，是在徐州市大黄山矿山工程专科学校任教。我复信要他回来看看关心过他的乡亲和列祖坟墓，并说我儿子在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工作，有空去那走走，对我儿子指导关心为盼。他果然去了矿大，说他很想念浏阳豆豉。后来儿子送豆豉去大黄山看了他，说他老是唠叨着过去在家乡的老同学老熟人，但不愿再回家乡了。说他不愿再看到哪里的一切，特别是那些狰狞的面孔。
　　1998年我在矿大儿子那里住了一段时期，提起去大黄山看他的事。可儿子说听到过他被人杀害的消息，即电问该校，书图的确被人谋财杀害。想起这位老友的不幸结局，不觉唏嘘叹息！是祸躲不脱！
　　关于焦复楚，虽是地主家庭，但其祖父焦达峰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父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一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在文革时期，他是湖大的在校学生。他的个子不高，和书图一样敦实。只是个性刚强，说话大嗓门，好辩不畏场合。于是成为首当其“铳”的出头鸟，清洗出校遣回农村接受监督。在游乡队伍里，一样戴着高帽示众。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在浏阳八中教数学课，与曾受过打击的戴渔舟结了婚，后调长沙市某高中任教至退休。听说他为索赔祖父在长沙的遗产打了很久官司，得了小额补偿。不过听说他换了几任妻子。
　　二十多年未见他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比他年长很多的老头儿。去年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蹉跎坡旧梦”连载很是赞赏；希望能有机会到达峰村老家去聊天叙旧。
　　写到这里再重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面对文革的疯狂现实，这些高知地方子弟是身不由已，逼得无路可走，何选择之言哉！

ys1937

三台与万人大会
　　
　　三台这个词自古有之，四川人最熟悉四川盆地偏北的三台县。搞文史的都知道有关三台的很多注脚。《邺都故事》：“曹操击败袁绍之后即营建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北，北周大象二年战乱焚毁，民众南迁），修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天文志》“三台星名，谓上台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六星两两相比在斗魁之下。”
　　《国礼疏》“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三公亦称三台。汉成帝时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哀帝时，太司马、太司徒、太司空为三公。光武帝时，司徒、太尉、司空为三公。后有三公上应三台之说。又《晋书》：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五经异义》：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小说影视戏剧里，常看到有镇守边境的节度使称藩台，称知州、刺史、州牧的知府叫府台，那些提刑法官叫宪台……钧座台座皆仕宦之称。古今百姓取名三台的大有人在。
　　我说的这台那台，今台古台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都是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我目历身受的三台却不能从史书中找到，不能从新旧辞书中找到辞目中的内容。此台不是彼台，为挨批斗的五类分子搭台、上台、拆台之三部曲，合称三台也！
　　三台往往是为公社的万人大会和大队的社员大会服务的。不管什么大会，都得在会场的显眼中心地方搭个台。因为那时没有礼堂，就没有舞台。打个临时台子是会前的场地准备，也是黑五类为自己上台挨斗的地方。每有派到搭台的义务工，就知道要开大会，开大会就一定有人挨批斗，就预告一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即将到来。
　　查《中共浏阳地方史》（P139-142）：1969年 4月 1日—24日，九大召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1970年 2月10日至29日，县革委传达“准备打仗，全面跃进，誓师大会精神，全面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同时挖防空洞。四月下旬开展一打三反（扩大化，后平反）等。
　　传达、发动、开展、誓师等等名目的大会上，总是要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总是要有人上台挨批斗，也总是有人陪斗。搭台的人既是上台挨斗的人，也是批斗会结束后负责拆台的人，算是三台专业户人才。
　　万人大会是全公社的，大多选在新开学校外面的露天会场，台子搭在操场里。去过两次，三台都没分，坐在油茶树下沉默着，惊恐着。在龙伏公社的岳王庙岭上去过一次，只搭台拆台，没有上台，但要陪斗示众。在石江刘氏宗祠也只陪斗示众。每当此时，外表呆若木鸡，内心透明并不麻木。我心里只求家人平安清吉，自己受这屈辱是处之泰然的。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想想开国功臣们的悲惨下场。这样的心态使我能生存下来，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摧残。后文“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一节专有记述。
　　凡去参会的成年人都去得很齐，因为能记同等工分。明老星和孝老经等长辈都不缺席。老者肩上背着椅子，手拿蒲扇，头戴草帽子，喜欢坐在会场周边树荫下。青年男女们挤到会场中心看斗争，还有不少孩子们追打吵闹着，啼哭着。高音喇叭里的嘶哑声音，远处的很难听清说的什么内容。何况交头接耳讲闲话的人似乎不很关注这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来赚工分还是赶热闹，每个人都心里有个谱。基干民兵都在主席台的周边和中心地带，很难管好这露天旷野的会场秩序。
　　散会了后，背着椅子的，摇着扇子的，撑着洋伞的，顶着草帽的，抱着孩子的，衣着不同的男女老少流向四面八方蠕动着。只有被斗的和示众的人不敢乱动，由各大队民兵押着回去。
　　如果大队不通知我去开会，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去割牛草，也不少赚这几个工分。到那几个老地方去割草，回味童年时的情景，也觅一点无聊的雅兴，倒是从幽静寻乐。
　　几十年后，在一职校任教的某老师，还常善意调侃我的“三台”。因他父亲是我在南普寺的老同学，很熟知我的情况。

ys1937

红火钳挟睾子
　　
　　《中共浏阳地方史》有这样一段记载（P137-138）：
　　“1968年 1月，47军驻浏后，举办学习班，搞大联合，革筹和革联停止活动”
　　“6 月，由县大批判指挥部，办学习班……”
　　“9 月14日，全县统一行动，把五类分子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抓起来，游斗几天，关押几天”
　　“9 月17日，浏阳革委会成立。”
　　“10月 4日，办 <一零·四> 干校，600 多干部赴张坊（镇）劳动，开展斗批改，原县长李兴映扣上假党员罪名，逼供自缢。”
　　为了响应 9月14日的全县统一行动，各地治保主任就必须遵照上级命令采取突击行动。
　　在一个寂黑的晚上，全大队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到偏僻的马头源开会。原来是每月轮流到五类分子家里开改造学习会，可这一次是在一个新任青年治保主任家里开会，我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大家都围坐在一堆柴火的周围，在半明半灭的火光照亮下，只能看见那些套上冬鞋的脚在裤脚下哆嗦着。窗台上的煤油灯更显得昏暗阴沉。大家的头低得藏在帽檐下，双手都套在袖筒里，鸦雀无声，听着治保主任的训示：
　　“你们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只能绝对遵守五要十不准。要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群众的管制。谁要起‘拱子’（乱说乱动）谁就该死，就叫你自取灭亡！”气氛更趋向紧张，不知下文唱的是什么戏了。
　　他从火塘内抽出火钳（挟柴烧火的铁挟）晃动着警告：“红火钳（烧得赤灼的火钳）挟睾子（土音卵子），你们要默起火神（全神戒备）！”
　　我不由想到商纣的炮烙苦刑。真是毛骨悚然！男人的睾丸受到外力打压时是疼痛难当的；如果受到红火钳的挟烫，就是受炮烙之刑了。可能大家听这句警告，都在“默起火神”，恐防“红火钳挟睾子”。
　　三十年后，很多场合，我与这位当年警告我们的治保主任常在一起开会。他很热情，讲起话来像老朋友谈心一样。虽然我没介意他，但那句“红火钳挟睾子，默起火神！”的警告总是浮上心头。
　　散会后不久的某一天上午，五类分子都集中在云公祠（陈氏宗祠）关押了几天。干部批准了我的请求，同意我去做衣。说是社员要冬衣，队上要投资兑现。或许我是五类分子中的第五类，从轻发落了。不过“班房时刻袋在屁股上”，1971年春，我还是被突然传讯来过云公祠。（见后面有关专题文字）。

ys1937

冰城遗恨
　　
　　沈访霞是宝乔房裔的一位族兄，是解放前宝乔房唯一进浏阳县立中学（一中）读书的人，是岭背地主沈雅祥的长孙。其父是从文齐房出继入祧的。论血统关系，他应是没出五代的堂兄。
　　也是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下，他从县中毕业后，即在师资速成培训班学习了半年之后就转入了岳阳师范，不到一年就调往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可见当时师资力量贫乏，到处需要人才。对他而言是寻找出路的大好机会。如果呆在老家，一个地主子弟的身份是少不了的，后景也不堪设想。所以他北上时，毫不犹豫地就背着祖父给他的一床烂棉絮带走了。虽然祖父是最疼爱他的人，但祖父去世时他也不敢回来，他父亲也怕他回来容易再走就难。
　　同去东北的一共三个老乡，另两个半路打了退堂鼓。沈日初一到武汉就被吓回来了，听说要去东北就不想去吃苦受冻。另一个老乡戴村正虽然到了东北，但很快离队返家。这两人都是家庭成分好，无后顾之忧。回来后一个当了教师，一个当了医生。而访霞兄就只能破釜沉舟了，终了奉献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奉献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当了化学系的副教授，退休后因老年痴呆客死哈市。膝下的两个女儿是第三任妻子丁氏所生。他的一次信中说丁氏是一位中学教师，因患糖尿病先他去世。他的晚年由两个女儿照顾。
　　我一直不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来，是从他女儿朝晖那里电话得知的。女儿说他晚年很想念家乡和家乡的老熟人，常重复翻阅我写给他的信件。
　　我大儿子说他1988年去南京开会路过徐州，到矿业大学找到了他，往返徐州都住了一夜。那时头发苍白，谈吐就不很流畅，家乡的土话已经很难说了。所叙陈旧都是与我相关的事情。现存电脑的唯一照片，就是他与我儿子在矿大的留影。幸有这仅有的纪念。
　　文革后他回来过几次，主要是牵挂家里的老弟。因其弟偏向迟钝体弱，就把生产安排和汇款计划使用等事交嘱我照顾关心。每次回家都要到蹉跎坡本宅叙旧谈心。我把黎书图的事介绍之后，他说天下老鸦一般黑，只是在哈尔滨工作的人，有阶级成分问题也不随便遣回南方。因为都不想到东北工作，特别是黑龙江。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也下放到大兴安岭的林场去劳动改造一段时期，后来落实政策还是回到哈师大。
　　他说他的婚姻和家庭最不幸。第一任妻子廖氏，没生育，因长期分居，就离婚了。提起第二任妻子，就泣不成声。
　　原来，他的第二任妻子叫刘应梅，是原上源村梅树坪刘执玉之女。我以前就很熟悉她的。也是地主子弟，算是门当户对，龙凤相配的。他俩婚后生下一男孩，母子住在岭背老宅里。一天我特去看望她母子二人，她萎居在一间昏暗的斗室里，没有多少家具，简陋得很。她说很难我来，来了就要坐坐喝碗茶，没什么吃的也打打讲。我只得边吹凉茶水边听她说：“孩子快四岁了。家里虽然只两人，半升米也算是个家当。一日三餐总要过的。访霞远隔千里，回来一次很不容易。我两娘崽生活也有困难，带着孩子赚不到半分钱，现在准备到哈尔滨去住，今年就去那里过年。”不料这就是我她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相见了！她真的带着孩子冒着严寒北上了。一去魂飞关外，命丧冰城！
　　腊月北风呼啸，万木萧飒。一个夹雨夹雪的天气里，我和妻子正在本地上门赶做冬衣。有人说访霞带着两个人匆匆回到老家之后又赶到梅树坪岳家，然后匆匆离去，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看来是凶多吉少！
　　原来刘应梅母子北上出关，来到这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是难以承受这恶劣气候的，只是闭门不出，躲在室内烤火做饭，日夜呆在这个小天地里。谁料，夫妻团聚，父子相会，还有她肚子里即将面世的孩子，只有短短几天的缘分，一场大祸就发生了，本事不该发生的祸事降临了。访兄下班回来，见母子倒在床上，脸色惨白，气息垂危。而炉子的煤火依然在燃烧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煤气还在散发着。经抢救无效，这可怜的三条（胎儿在内）生命竟然被夺去。查其凶手，就是煤气。访兄实在难以承受这沉痛的打击。一度消沉，不堪回首这痛心疾首的惨剧。但他后来还是在悲痛中振作起来，与第三任妻子丁氏结合重建了家庭，带来了温馨，留下了两条可爱的根—朝阳和朝晖。
　　访兄为了感谢我对其弟的关心，常有书信往来。且每逢万象更新一声除旧的春节到来之际，便要邮来挂历作为祝贺之情。他选择的画幅内容，都是随我所好，中我所爱的山水、盆景、奇石和玉器珠宝之类。虽然他已离世十多年了，可他寄来的鸿笺书札和丹青墨宝均已收藏。后来我在教初中化学时，又寄来《中学教师化学手册》等参考书籍。每翻到这些书和画，就浮现出他西装革履，上梳头发，露齿微笑，说话“这个这个”偏多的情景。
　　耳际犹弥的一句话，是对我很有受益的“汝大器当晚成，良工不以朴示人”。唉！魂飞关外，命丧冰城，何其遗恨也！

ys1937

半夜抄家
　　
　　在田间劳动或在市主上做衣的时候，我们夫妻俩特别注意别人的交谈，因为从中可分析到已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叫闻到一点风声。这完全不同于马路消息的道听途说，而是要把听到的暗话或尾声通过分析推理再作判断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有很大的准确性。根据这判断做出思想考虑就有了心理准备，才不吃眼前亏，才不受到突然打击或不可避免的损失。出门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何况对付这红卫兵是无理可讲的。
　　估计今夜，红卫兵有来抄查黑五类的可能。大地坪老屋里只有一个地主子弟皆遂和一个右派分子我是抄查的对象。一般抄查行动是在晚上突然袭击。
　　收工后我把消息告诉了皆遂。要他仔细把书本清理一下，怕有什么纸条文字夹在里面。我常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那时凭几个字就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一不反动二不迷信，一没暗藏大洋铜板，二没刀枪子弹，实在没什么可查！查也好，不查也好，反正两个肩膀加把嘴。
　　我说不能这样大意，也怕别人把字纸夹在书里，或是原来的老纸条，或是书中打了批语等，清一下又不花本钱，谨慎为好，避免麻烦。无意和有意，善意和恶意，可任人界定加罪的。明清两朝的文字狱，都是欲加之罪。反右斗争中“指桑骂槐”和“含沙射影”这两个成语出现频率最高，派上用场最多，能辨说得了吗？！你得承认“骂了槐”、“射了影”，你奈得何吗？！
　　我家的书籍经过1958年县区乡三级政法干部的多次抄查后，剩下的只是课本教本和练习本了。其余是几本芥子园画谱和东风画刊。前次红卫兵抄走了“石谱”说是可疑图形，其实是画山石的各种技法。抄了一本“秘术海”，说这秘字是有秘密的，其实是有关修理制作和治病等的民间小窍门。还抄走了中华五岳山形图，说是符咒。但凡线装小说，如说岳全传和七侠五义、女子四书等都一概抄走。所以这次突然抄查，真没有什么油水了。而我的缝纫机工具箱才是隐形书箱，长年都在市主家里流动。
　　我和妻子睡在床上等待红卫兵的到来。已有心理准备，并不感到突然。
　　急促的脚步声和刺眼的手电光，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红卫兵叫开了门，一班人马鱼贯而入，只有一部分守卫在厅室里。问我还有旧反动书迷信书吗？我说都在书桌（写字台）抽屉里。只有两三个翻了一下就走了。出门时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都是课本和美术杂志，好像准备我们来检查一样！我说1958年大清查几次，上次又清走一些，就只剩下这点了！有人催促到别家去查，蛮夜了，快点搞一下。
　　几天后，说这次抄查出来很多的铜壶和几块银元铜板，是地主土改疏散的胜利果实。说一些老书（其实是康熙字典和中医药）是老封建老迷信。还说从软桥地主潘体仁家里查出了他儿子写的什么文字，是一本变天账，于是他在八中读书的学生（潘申国）就被开除回家，上台挨了一场批斗。
　　抄查的实物据说是上交公社特派员那里。书籍是集中焚毁。中国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曾经遭受过五次严重焚毁，是为“五厄”（隋书牛弘传）
　　一、公元前 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
　　二、汉末王莽之乱，宫室图书，悉皆被焚。
　　三、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董卓之乱，典籍荡然无存。
　　四、西晋八王之乱，西晋秘阁藏书二万九千余卷尽毁。
　　五、南北朝时，北方长期动乱，七万余卷典籍，毁于一炬。
　　又明朝胡元瑞在《少室山房笔丛》补论自隋以降典籍的“五厄”：
　　一、隋文帝时藏书颇丰，不久即毁于炀帝之手。
　　二、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但毁于“安史之乱”。
　　三、唐末战乱，典籍再度被毁。
　　四、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至“靖康之变”，则毁于金兵之手。
　　五、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再盛于嘉定，至元兵“绍定之祸”焚毁殆尽。
　　明清以后，典籍文献的焚毁，更是惊人。据统计，仅 1774-1788年短短14年间，清朝下令焚毁图书达24次之多，总计焚毁书籍 13862部。
　　还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焚毁了“永乐大典”。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日军进攻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书518000余册，均被焚尽。
　　“五厄”又“五厄”，至明清两朝的焚书事件已是惊心动魄，足以构成毁灭千古文明的滔天罪行。这种中华文化遗产的悲惨损失，任何真命天子的仁政，不管来多少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是无法补偿再造的。前车之辙，引以为鉴啊！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化浆处理的典籍，无法统计。据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记载：仅河北通县造纸厂院中，当时便堆放了17垛300 立方米的大书堆，约两万吨，大部分都化了纸浆。
　　且不必统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的其他地方的焚毁打浆的书籍数量了。这个两千万吨的数目，仅是一个通县造纸厂收存的书籍，与之“十厄两朝”的焚毁数量相比，恐怕远远过之而无不逊也！
　　不以为鉴，反而甚之。炎黄子孙付出了这个文化遗产的沉重代价，是民族文化之极大悲哀。

ys1937

牧叟刘蔼姿
　　
　　我在党上刘家市主家里做缝纫时，常看见这个老头儿为生产队牧鸭放牛。头上顶着个草帽，上书“牧叟刘蔼姿”五个墨笔字。明白表示他是个牧鸭放牛的和蔼的姓刘的老头子，就是一张草帽形的名片了。牧鸭时手持扎着红布条的细长竹竿，插在有庄稼的地方，警示鸭儿不敢跨雷池一步。自己带着小板凳坐在田埂上注视着鸭群的动向。间或撒一把稻谷搞奖励饲养，也控制鸭群不远离放牧范围。放牛只是早晚两个时辰，则手持竹梢赶着牛到河边草地，同样是坐在随身带去的小板凳上关注牛的走向。
　　所以这个“牧叟刘蔼姿”既是鸭司令又是牛司令。一身两任，倒是清享自乐。可他脑子里也没闲着，喜欢打些七古八怪的腹稿——不是对联，就是顺口溜一类的杂货。有些毛气的人看着他，就要叫几声：“放牛赚坐，放马赚骑，放鸭无事翻屌皮。”故意逗他发几句气！
　　他幼时家境贫寒，只读三年旧书就辍学去浏城学生意。在当店员的生涯中，练就一手好珠算，也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算得上写算俱全的掌柜人。他常出手为商家书写招牌，成了浏城小有名气的一支笔。与商绅各界的人士接触越来越多，应酬频繁，势必步入绅士的圈子。据说他在县教育会、育婴院、孤儿院都供过小职员。就这样都尊称他刘先生或刘本荣先生，至于“本矮子”的称呼也只是背地里这么喊他。
　　到土改时，刘本荣不知划了个什么成分，反正他属于黑五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管改造，是政治运动中阵阵不离穆桂英的“台上”人物。再也没人称他刘本荣先生了，当面都叫他本矮子。而他自书的帽子名片“牧叟刘蔼姿”是“莫笑刘矮子”的谐音。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原意，应是莫耻笑我这个戴着“帽子”（个人成分）的刘本荣矮子呵！
　　他确实个子矮壮，颧骨较高，下颌方正，眼神灵而犀利，说话喜拐弯力而暗藏棱角，故都说：“矮子鬼点子多多”。
　　他的儿子是从一个朋友（乡绅）那里入继的，故名友生。他的孙子叫必得，号其寿。我看见他家墙上用毛笔这样写着，应是取自《幼学》上的“不凡之子，必异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寿。”这两个联句中。我前文“送号”中提到的小雅、大雅、风雅、颂雅、好逑等地方上孩子们的名字，也是他从《诗经》上取的。
　　他邻居生了个女孩子，他给取了个中药名字—寄奴（姓刘）。这是治刀伤的金疮药呀！好得他们不知道刘寄奴是南朝宋高祖刘裕的小名！刘裕弑安帝立恭帝，篡位后复弑恭帝，成为梁陈两朝弑王夺位的作俑者。我好奇他为何要给人家取这个名字，开玩笑说若是有人揭出这个老底，你本矮子就要斗矮三寸啊！
　　他家的小客厅里摆着两张太师椅，正面摆着八仙桌和书卷形摆案。摆案上有一对青花瓷帽筒。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倒有一些书香门第的气息。除青花瓷帽筒送我作为画像（我为他画水墨像）之酬劳外，其余尽皆无存。文革红卫兵从他家墙缝里抄查出一个字条，上写着一串顺口溜：
　　“本人今年六十岁，只看时刻冒落气。一条死蛇任你打，侭打侭打不如意；××偷了公家谷，××扒了××钱。自己屁眼流鲜血，莫为别人诊痔疮；上源（村）死个四类（分子），个个人心大快。帽子轮流转水，将来你们有戴……”。
　　其中扒钱偷谷的事，帽子轮流转水之言，激怒了某些人，惹来了祸。结果是老先生挨了几场场恶斗，几度服毒未遂。
　　我们在党上刘家大屋做衣时，如果是雨天，我最怕他托着水抽筒坐在缝纫机前扯谈。一则耽误做衣的时间，二则他喜欢出难题为难我。上次我猜中了那个“软”字（谜面前文有记述），他不罢休，又提出一个问题：“雀与鹊同类同音不同字，是何缘故？”
　　我又不是汉朝的许慎能说文解字，有点烦人，只好这样跟他解释：雀从隹从小是体小尾短的小鸟如麻雀，黄雀，燕雀之类的鸟。鹊从昔从鸟，可通鹊可从昔从隹。昔是古远之意，鹊应是古远的鸟，如喜鹊之类。
　　不等他对这个回答是否表示满意，我紧接着就问他：陈继纯家里做七十大寿时，你以绅士身份在那里帮忙陪客接待，平江陈氏族人送的“望重太丘”那块匾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只读了三年旧书，知道一点古典也是剽学的，真的不知“望重太丘”是出自那个典故。
　　我这样故意刁难他一下，他以后就很少打扰我了。妻子说，打屁要屎交。一天里工夫不能少做，要保住市主，就少扯乱谈。今后不要惹那本矮子，他是冇事人！
　　写这文字时，已是四十多年的事了。后来我平反后在龙伏初中教书时，他来造访过两次。其目的是以文会友，我们算是忘年之交了。第一次送来用行草写的两页诗联，书法气势为龙飞凤舞，且工整有序，动中有静，狂而不乱，故收藏在档，兹录如下：
　　“博爱老师赐鉴：昨日猜复隐句，只因灵台多乱，尚未详加思索，以致未获如愿，希谅！昨在隐句中拟就几句请高才对好：
　　行年五十，请易经二句首，千字文两句末，大学之道，仲尼平安，万般下品和平首。”
　　当时因教学和农事都很忙，我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此联。并且上联涉及到古籍古人，下联的分量也要相匹配，同时上联出现重字，下联也需考虑，因此不敢动手而搁下未复。
　　他同时以我的名字附上了一首嵌名联：
　　  博学之，好徒载酒问奇字；
　　  爱我者，善生如春眼垂青。
　　此联虽很不符联律要求，但却表示了他的过分谦逊和对我的奉承。根据落款时间为“古，葭，朔”来看，那时应该是农历十一月初一日，正偶合我的生日。
　　另一页是题为“一生遭遇飘零怀感”的七律：
　　  本命出生甑结尘，竹篱茅舍自甘心。
　　  童呼庚癸终无补，塾读两秋搭三春。
　　  五湖寄跡淘公业，四海交游晏子风。
　　  玉在椟中求善价，舌耕梅树度寒冬。
　　从诗中才知道，原来他后来在梅树坪刘氏家族中教私塾，无聊中写点抒怀的诗以示寄托而已。虽用词句还很流畅朴实，并且押韵涉及“真侵东冬”五个韵部。只读了几年老书，能写得一首好字又能做诗对，应是很成功的“牧叟”。
　　看来自摘除五类帽子后，他是很兴奋的，乐于“以文会友”。然而识者寡矣，我这样半瓶醋也无法应酬，他只好孤芳自赏罢了。
　　他第二次来校找我，是专程为那对青花瓷帽筒的事。他说送给我不单是酬劳画像，更重要的是作个纪念。只有我才能珍惜古董，才能保存得好。本世纪初，我和妻子跑了不少博物馆和文物市场都没发现这种造型的帽筒。每看到它，就浮现出那个写着“牧叟刘蔼姿”字样的草帽和那个老头儿的形象。
　　从诗中“庚癸”两字推算，那时他应是七十岁了。此后再未见过他，据他孙女说，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

ys1937

龙五
　　
　　自1969年九大召开后，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无限上纲。随着阶级敌人的增加，五类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每年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势必成立一个规范化的伙食团来承担后勤工作。自原来开集训会的文秀祠堂拆除建了新开完小之后，新开完小就成了固定的五类分子集训场所。该校由四合院组成，可容纳三十几个班上课。不仅场地很宽，且周边与民屋远离，独立清净，很适合搞阶级敌人集训。
　　原来文秀宗祠的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我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不如改成“所斗在此，集训于斯。”文秀祠堂消失了，对联留在记忆中。新开完小没有对联，可“龙五”却留在记忆中。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永远坚持，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集训会就要一直开下去。于是伙食团专门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作了永久打算，并有专人管理，在所有的炊具用具上，用大红瓷漆写上“龙五”字样。
　　所谓“龙五”，就是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的简称。
　　看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心里有了底。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着：看来“龙五”已经成了一个单位名称，老“龙五”死了，难道有新“龙五”接替补充吗？阶级斗争扩大化，陌生面孔不断出现在这个队伍里，“龙五”会变成“龙六”“龙七”了，还有“龙二十一”。
　　有个姓游的分子对我说：“当时一看到“龙五”字样，心里就冷了半截，好像帽子要戴进棺材。如果那样，管制是永远的，怎么改造也没了希望！”
　　在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中，浏阳全县共划右派分子 561人，其中小学教师划右 452人，占总数的80.57%，占教师总数的 18.2%。浏阳三中24名教师划右16人，占该校教师总数的66.67%。后来陆续摘除右派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后来右派得到改正纠错，四类分子摘帽，浏阳全县共 10380人。
　　在大队申报摘除我的右派帽子时，不仅要整理上报改造表现的材料，还要开社员会讨论签名。有人告诉我，会上大家都认为你劳动改造和写写画画都是认真的，是老实改造的表现。只有一个大队领导举起右手说：“大家同意摘就摘吧，不过帽子在我手里，只要他一不老实，就是这样一下罩死他！”说到这里，这个干部右手下划，做了一个狠狠扣帽子的手势。
　　到文革结束后四类分子全部摘除帽子时，少数贫下中农也是想不通难以转这弯子的。队上有个姓潘的说，如果都摘除帽子成为社员，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这种坚持极左路线的人已习惯于搞斗争了。似乎得了神经过敏症，时刻看到敌人，时刻想到斗争！
　　如惊弓之鸟的“龙五”们，在摘除帽子以后，都心情开朗，都积极出工，都积极搞家庭副业。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状态也大大改变，一般生活水平都在中等以上。并且教育后代遵规守法，认真读书。我所在的江美大队共有十几名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学生进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还有子弟当上村长、木工厂长等，政界、商界、企业界、新闻教育界的都有。这是一种发愤图强，扬眉吐气的精神动力促使着龙五的后代们向上进取的结果。
　　自然死亡和摘帽平反，使“龙五”这个名称在社会的复兴时代消失了。这样带来的是社会更和谐，人心更凝聚，人民更安定，国家更强盛。并没有“不知多少人头落地”的惨剧发生。
　　现在的新开完小，已经改建成了“长沙市直属机关希望工程”学校。原来“龙五”的集训场地不复存在。标上“龙五”的炊具什物老早处理了。原划过“龙五”的人快离人世，最年轻的我也接近耋年，下一代将不知“龙五”是什么？龙五，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历史中消失了。

ys1937

打不死的程咬金
　　
　　程知节，济州东阿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军，归唐后从太宗，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常先登，功封卢国公。其实他本名叫程咬金，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故事脍炙人口。而“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话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至于程咬金为什么要挨那么多打？为什么打他不死的原因就不去查史考证了。要说的是文革时期本地也有个“打不死的程咬金”！对龙伏公社太白生产大队的人来说，这是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他是太白董头湾人，姓刘名武成。无后，入继兄子为嗣。历年的“龙五”集训会，我都看见他在队伍里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知他戴的什么名分的帽子，总之是受监管的五类分子。五短身材、性格好强、善谈好辩、眼神犀利、下唇微突。从外表看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人。冬天，鸭舌帽檐低压，乌黑的脸容很难完全暴露。
　　落实政策摘帽后，他以学生家长名分请龙伏中学几位老师去吃过饭。他出示的证件本我也没看，一直不知他的详细经历和个人身份。但对“刘武成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倒听到很多人是这样说。也未曾打听过为什么要挨打，为什么打不死等。
　　后来听他的族弟福桂说：文革爆发后，他跑到北盛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湘江风雷”，扬言要报复曾经多次打过他的大队干部。可他作错了用神，以为红卫兵会帮他的忙。殊不知红卫兵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蒋司令和郭叫鸡（浑名）把他带到社港镇，派供销社某干部趁夜到太白报了信，太白干部马上派民兵突击把他抓回来，关在大队部。
　　第二天就在大队部捆绑吊打。跪在板凳加压棍，有的用四个竹尾巴捆个把子抽，背上鲜血淋漓像剐了皮一样。有的用扁担打，有的把草灰塞在眼睛和嘴巴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只有奄奄气息了才收场。由他胞兄用土车子推回去的。这么多人打，打得这样恶，也没有打死。真是经得打，“打不死的程咬金”外号就这么出来了。
　　富贵说，没想到这个“程咬金”不但没被打死，最后居然活到九十多岁，刘武成一次对他说：打过他的人有几十个，都没活过他的寿年。其中陈刘沈等几个干部打他最多最狠最恶，可是他们都早死了，都去吃了他们的烂肉（哀筵），只差一个人还冇吃他烂肉……
　　可是就是这个仇家，他也还以他特别的方式惦记着。
　　一次同乡沈汉喜对我说：“上次路上碰到刘武成，八十多岁了，他说准备去买个猪脔心，搭车到中医院看望个人。××在那里住院，是最恶最冇良心的人，当年只想用扁担打死他。他准备去送个猪脔心换下他心肺，因为打他的仇人都死光了，只差还冒吃这个家伙的烂肉啊！”
　　八十多岁，还这么英耀（强壮），挨了那么打，反而添了寿，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一次我到龙兴寺，扯起“程咬金”，几个堂弟就说：“解放前武成在云南卢汉部下当文书，解放时，卢汉在云南起了义，他就属于起义军人。1958-1959 年还在干坑源小学教书，后来说他是兵痞划了坏分子，就成了五类分子受管制。他也有靠山，县监委宋某的妻子就是他作的媒人。据说他打报告告翻了××人，又为坳上塘争鱼的事出了主意，占了上风。所以，这些人耿耿于怀一直要搞垮他，认为划成分时把起义军人划成兵痞，就给他戴上了紧箍咒。没想到他命大打不死，活到九十多岁。后来还落实政策，晚年能拿到津贴。”
　　我五二年在浏阳读书时于北斗街碰到过这个程咬金。他说他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和平解放浏阳时迎接过解放军。
　　后来很久未见到过他，2005年冬我在黄桥遇见他，他仍是把鸭舌帽低压着，只是穿件旧式棉大衣，走路很精神。他很兴奋地说：“今年八十七了，程咬金是打不死的。增了寿年，政府有钱发下来，生活倒安逸。”去年因修浏醴高速路老家拆迁的事回乡住了几十天，才听说他于2008年正月夜间外出时，失足倒在池塘淹死了，享年九十岁。
　　兵痞也好！程咬金也好！幸而大难不死！这个老人家最后还是安然度过了晚年！只留下了“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长名古记。

ys1937

怀中的官印
　　
　　1966年10月26日，浏阳县委组织1600多名学生代表和 100名教师代表，去天安门接受检阅。从此红卫兵开始全国性大串连，浏阳县设立接待站安排食宿。在大串连鼓动下，浏阳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树旗帜，以观点划线，分别成立“革筹会”、“革联站”，派性泛滥。
　　1967年 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波及长沙，浏阳党政机关被夺权，工作瘫痪。同月，中央派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出台后，约束了混乱局面，抑制了局势的“恶化”（以上据地方史）。
　　在文革形势的背景下，红卫兵在公社和大队的夺权闹得火热。我所看到的是马源的陈赞黄为“红色造反者”头头，和瑞的沈喜生是“农联”的小头目，上源的刘全兵是“工联”头领。但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湘江风雷”，龙伏的头头是李掌珠、黄觅仙、刘定一、寻扬名等。听说红卫兵夺了权，在任干部就交出公章。红卫兵坐了办公室，原干部就叫“靠边站”。不管夺权还是被夺权，也不管运动搞得如何轰烈，我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不出工就缝衣，为着生计在劳动在奔波。
　　一日，我的堂伯父突然来到，一番闲谈之后，他严肃和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从纸包里亮出一枚“浏阳县龙伏公社”的公章，说“我是‘湘江风雷’的，大家推举我坐办公室，我们夺了权，干部已靠边站了。”我顿时想起此前我们几个五类分子在洞庭水库堤坝上议论文革的一番话：文革是一场政治演习，发动文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伯父以前是喜欢摇唇鼓舌、谈论历史故事的，而且是声调高亢，有时口气咄咄逼人，有时哈哈大笑。这次来的目的按说应该是亮一下当前的身份，说明已踏上仕途，走上官运。
　　但他神情异常，似乎并不显得如何得意，没坐多久就走了。他出门时只说了一句：不管什么组织的红卫兵，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
　　没多久就听到锣鼓响，队上的男男女女都跑到大路边去看游行。这次队伍里被示众的人是“湘江风雷”的大小司令、五类分子以及从边地清洗回乡的地主子弟邓某。大家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嘴里喊着“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的烂洋瓶等自我打倒的口号。从龙伏出发，经石江、黄桥、南岭、坪上、焦桥、新开、春田等地，绕道做了一个大圈子，约有二十多华里路。看游行的人很多，大家都是等着看热闹，看高帽子。
　　我堂伯父自然也在其中，他没有走上官运，倒是赚了一顶高帽子戴了，也赚到续娶老婆的几句教训和羞骂。骂他老不自爱，还去文什么革，造什么反。风雷风雷风了一个高帽子，是上了“觅仙司令”的死当。
　　不过伯父虽然没有“风雷”出什么名堂，也算是上了一个当。但不能怪“觅仙先生”，觅仙先生也应是无数上当者的一个而已。但伯父和觅仙先生、刘定一先生却因“湘江风雷”结成了朋友。
　　伯父于1985年 3月 4日去世，享年68岁。治丧期间，我为他扩绘了一个遗像作为纪念，撰写了一副灵联作了评说。而他的“湘江风雷”造反派朋友们，更重义气。黄觅仙先生前来悼唁撰奠挽联，刘定一先生送工扎了一栋灵屋。这也算是特殊时期结下的历史友谊吧。
　　有关伯父，可回眸前文“保长们”一节，以深其印象。

ys1937

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009年春节后，为了找到浏阳法院对“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原判判决书，我特地来到石江村村主任沈思之家。沈思之即读书会一案我的同案犯沈皆遂之子，他说好像看见过，便到一间潮湿发霉的杂房里，翻箱倒柜，对所有书报文字进行了详细清查，没找到我需要的原判书，却找到了他父亲的履历表，还夹杂了他要求平反的上诉报告、个人自传毛稿及未完成的正稿。
　　我这个早已在11年前去世的难友，在这份自传草稿里的第七页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七零年三月十一日，我正在和社员们在田埂上干活，突然有人喊我去大队部‘有事’，说什么我又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坚定地表示，我如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反革命嫌疑没有向党交代，可以与他们同罪，甚至可以立即枪毙。”
　　“可是无情的绳子套上了胳膊，我被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武忠国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对我和我五岁的孩子进行了非人的迫害。甚至让孩子站在大雨中淋湿，逼得可怜的孩子从阴沟中的泥水里爬进关押我的房间里来找爸爸。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务员竟有如此的残酷！结果呢？随随便便抓来，三十一天后又随随便便放了。并威吓我不准上诉，上诉了就与陈朋飞一样，送茶场，受大会批判。”
　　“回到家里，我打开上了锈的房门，看着生了绿苔的房子，我又伤心地哭了。好心的邻居老人劝说我好好抚养孩子，慢慢过。我抹掉眼泪又出工去了。”
　　在另一页正稿第一页，也记述了上面的事：
　　“七零年春，我和五岁多的孩子，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我对莫名其妙的被抓，又不了了之的释放，痛不欲生。因可怜五岁多的孩子举目无亲，才未自尽。”
　　沈皆遂于1999年 3月27日因病突然去世，去世时我借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还开卷摊在他床头的书案上。他留下的上述文字所幸未化为纸浆灰烬，为我写本文提供了可靠证据。而我给他写的灵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子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苦不回。”　　
　　我写文字时，离他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而离他“无故关押三十一天”的1970年 3月11日就已隔四十年了。往事未如烟，我清楚地记住了我被传讯却未抓捕的那一天，也就是这同一天（1970年 3 月11日）。本是阳春三月柳暗花明的好时光，然而老天对人间有所感应，却很阴沉，似有不祥之兆即将降临。
　　早饭不久，队上还未敲钟出工。治保主任板着脸闯进门来，严肃地宣布：“到石江陂云公祠去开会，有重要事，可能要蛮久时间，把中饭一起带去！”
　　我提着妻子装好的饭袋，瓷盆里的米饭上放着煎鸡蛋饼，竹筷子横在瓷盆上。我走出大地坪老屋，沿着去云公祠的老路，走在前面。我没有问及去开什么会，心里已感到“来着不善”。但我没有想到此去是“传讯”，是面临一场无风起浪的“政治”迫害。
　　治保主任把我带到云公祠东边的仓房那边，有人已在等着我的到来。
　　“最近外出了吗？到过些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一连串的讯问我要老实交代。
　　“出工和做衣是外出了！出工在队上，做衣在市主家。出工是和社员在一起，做衣和妻子在一起！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证明！”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讯问。
　　然后他们指着关在仓房里的人说：“与这几个人有往来吗？和他们一起去做过什么事吗？”
　　“我与他们几个人从来没有交往。只皆遂是邻居，每日都见面，但没同他外出过！关于我的行踪，请查队上的记工簿，并可到市主上去调查。”
　　传讯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我回去，说有事再传我。他们先去调查一下。
　　我提着饭袋回到家里还未坐定，祖母和妻子就围过来惊恐万状地问：“看来今天的情况不同，治保主任的神色很可怕，到底开什么会？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看见传来的几个人都是地主子弟，陈朋飞、陈不凡、沈长美，还有皆遂等。他们都关押在云公祠，只放我回来了，说再去调查，有事再传我去。要我不出远门，只准出工做衣。
　　云公祠的仓房又派上了用场，恢复了土改时的班房，私立法堂。吊打捆绑闹了几天之后，皆遂父子另外关押在石江学校，陈朋飞等送到三里坪茶场强制监管。
　　但几十天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人都放了。既未送到火官庙去判刑劳改，也未公开解释被抓原因，更没有补记工分赔偿道歉。反正“不准上诉！”，就这样“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四十年后，陈朋飞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尚健在；皆遂也是退休老师，已去世；沈长美是能源办的沼气池技师，停工在家养老；陈不凡孤身一人，进了养老院。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但回忆这起莫名其妙的关押和不了了之的释放，以及所受到的迫害和摧残，仍记忆犹深。
　　2008年秋，为了写“沈载得轶事”一文，我去陈朋飞那里查阅陈氏族谱，顺便问起他们在四十年前关押在云公祠的始末情况。
　　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周洛买楠竹，顺便去石柱峰看看风景，却被人密告是搞反革命组织。在云公祠和石江学校关了个多月，又不敢判刑，最后就放了我们。我要求补记工分，就把我送龙伏茶场劳改，茶场回来又挨斗争。长美被吊起来挨打，鼻子都打出了血。受几十天迫害也冇办法，下面是无法无天的，胡搞乱搞的。他们私立法堂就是违法的。”
　　“不过他们这些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讲你也晓得。政府还是明，后来落实政策救了好多受难的人。我现在每月能领二千块钱退休金，算是个好结局。皆遂更好，儿子入了党，当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了大学。我陈朋飞还是原朋飞，沈皆遂还是原皆遂。硬要把好人打成坏人，真是地方无鬼不遭瘟呀！”
　　五十几年前反右，我和皆遂等几个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送到火官庙判刑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证据之一，就是去石柱峰的东山之游，被密报成反革命测量据点活动。而皆遂和陈朋飞他们几个人这一次文革中的无妄之灾，又是因为去石柱峰看风景，被人密报成反革命活动。
　　石柱峰是我故乡的祖山，本书开头的序言里，我曾经多次写到站在大地坪老屋里远眺石柱峰的景象。倘若祖山有灵，看到这种接二连三上演的悲剧和闹剧，不知会作何感想。

ys1937

偷三只鸡走了
　　
　　我获得社会上的一些秘密消息，是靠做耳朵生意的，当然算是马路消息了。因为多在做缝纫和出工的时候，也可称市主消息和田园消息。这种做耳朵生意的小道消息，当然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芝麻蒜皮。
　　住在大地坪老屋东横厅的成生是中共党员（社教时入党），贫农成分，历任生产队长。因与他是童年时代的玩伴，又因都喜爱木工。朝夕相见，往来密切，算是合得来的人。明摆着我是五类分子，他却不怎么介意。有时把按照政治路线不该对我说的消息也透露出来。一天，他在开完公社党员大会回来后，便轻声对我说：林彪死了，坐飞机摔死的。这个消息只下达到党内，还没有向社员宣布。
　　我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感到特别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十大元帅中排名“探花”（第三）的元帅，不久前还是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号称为副统帅，定为大宝的接班人。不管是亲密的战友还是亲密的朋友，他步入了接近登峰造极的地位，为什么要坐着三叉戟飞离祖国摔死在国外的地盘上呢？到底是“君不仁臣逃国外”还是“臣不忠叛逃国外”呢？我觉得这是难以说清的国家级事件。
　　这个消息当夜我只跟妻子说了，她也不敢相信最最最亲密的战友会这样突然外逃。直到后来这消息从秘密到公开，从党内到党外广为传开了。这是十一月初才向群众传达林彪事件的时候，距 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已是五十多天了。到12月才下达三批林氏集团的材料，批判清查，肃清影响。1972年 4 月，浏阳联系文革再次批林，8 月开展批林整风。1973年 7月12日全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用大寨精神学大寨，把浏阳建成大寨县。
　　一般社员听了大会传达，都知道林彪坐飞机逃走摔死了。但弄清是坐第 256号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草原的就不多。很多老百姓去开会只是为了赚工分，不考虑听清楚和听懂大会传达的中心问题。有的说林彪坐三只飞机走了，有的说林彪坐三叉机走了。越传越走样，邻人有个口齿不很清楚的中年男子，就把林彪事件说成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还炆汤芋喝了。这样就把三叉戟说成三只鸡，把温都尔汗说成“炆汤芋喝”了。因为他土改时当过民兵班长，他把民兵发音为“门崩”。每次他来了，就有人喊：门崩（民兵）班长来了，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这又把民兵班长和林彪搅合在一起了，硬要取笑别人，惹得大家拍手打个“呵嗬”才收场的。
　　几十年过去了，门崩班长也早已辞世。可是“林彪逃走的时候还偷了三只鸡”的笑话，还是偶尔能够听到。
　　据说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各个战役中，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无论历史最终如何定论，林元帅若泉下有知，听到他死后被人当做“偷三只鸡炆汤芋喝了”的小毛贼，想必一定会啼笑皆非。

ys1937

半夜焚书
　　
　　自《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抓黑帮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经处理了的事情再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的运动已由高层到基层，由城市到农村，纷纷烈烈深入到了每个角落。
　　一个阴沉的晚上，宝乔祠的上厅里召开大会。主题是批判三家村，着重是批判邓拓和抓小邓拓。会议由龙伏公社副书记宋继龙主持，他说混进党内、政府机关、军队里及文化界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叫黑帮，就要清洗，就要批判。三家村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黑帮，这三个人串联在一起就叫三家村。大黑帮已抓出来了，可是各地还有小邓拓，要把三家村散播的余毒肃清。就要发动群众检举暗藏的小邓拓。
　　他说邓拓写了一本书叫《燕山夜话》，就是邓拓把夜里在燕山讲的话写出一本书。书里都是通过故事来达到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如果私藏这本书不坦白上交政府的，如果有宣传《燕山夜话》内容的，都是邓拓的徒子徒孙，都是与邓拓一鼻孔出气的小邓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
　　这个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的运动，好像只是一个走过场运动。因为在这偏僻的农村，知道邓拓其人的很少，读过《燕山夜话》的就寥若星辰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本书。
　　与会者都感到这三个人物的名字很陌生，说从来冇听见过这样苦怪的名字。有的说邓拓夜里在燕山讲话的那本书也从未听过和见过，好像三家村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以夜话为书名的古今有之，如《围炉夜话》之类。前文满盈阿公和六老倌常在大地坪老屋纳凉时讲故事扯谈等就可说“乘凉夜话”。
　　只有坐在角落里的我和皆遂就有点触电。因为我俩对这三个人物略有了解，特别是皆遂已不知从哪里买了本《燕山夜话》回来，我们都翻看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俩虽坐在那里听会，但心里都在打着战鼓，回家后就商讨如何处置这本惹祸的“夜话”。皆遂认为这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书，都是一些有启发性的带知识性的内容，例如那篇写由一个蛋孵出的鸡长大后生下蛋，再孵鸡再生蛋，最后可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养鸡场，也是勤劳致富的生财之道呀！那一篇“姜够本”就是告诉你做不亏本只盈利的种植业呀！”
　　“你太天真了”我驳斥他：“硬要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戴上新资产阶级帽子也是容易的。因为你剥削母鸡下了蛋，又剥削它孵鸡。接着你可随意吃母鸡下的蛋和它孵的小鸡。当新母鸡接替下蛋孵鸡时，你又把老母鸡宰了。到后来你当上养鸡场的场长时，你又剥削请来的饲养员。如果当初把那个鸡蛋吃下了，就不会惹出后面的祸来。再说种姜不亏本，子姜不比老姜辣，也是有文章可做的。只有把“夜话”烧成灰，就发不出祸根芽了！”
　　他也觉得坦白上交，说不定反倒会惹出一个“小邓拓”来。于是同意烧掉。于是我们就半夜焚书，把这本《燕山夜话》变成了灰蝴蝶。
　　是夜，两人才睡了个惊魂稍定的放心觉。

ys1937

“卡农”与“坯分子”
　　
　　我一看到赵本山戴的那顶帽低压而走样的帽子，就想起村上的培天经（潘培根）。
　　这个干瘦的老汉常年头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只是黄颜色的帽布带些乌黑。背上背的油纸伞用布袋套上的，手里提着一串铁皮做的卦片，听到卦片的叮当声，就知道是培天经来了。
　　他很喜欢逢场作戏，翻些陈古八年的旧闻，说什么七军打八军的故事，说他是老红军，有时唱几句红军歌，有时讲参加地方自卫队打日本的事；有时也报导一些地方上下发生的美丑新闻。总是天经地经，嘴巴不停地唱着喊着和唠叨着，这就外号培天经的由来。
　　培天经壮年时能在队上做点篾工，捞点工分。不过他的手艺水平只能算半个篾匠，不能做市主吃百家饭。晚年就提着这一串铁皮打起卦来，进门喊几句伏羲，就把卦片摔在厅室上。卦片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钩沉们各据一方。判起卦来总是青龙合了头，白虎最有情，前朱雀后玄武，钩沉靠了边，盘盘是好卦。谁也不看好卦孬卦，给他几毛钱或半升米就打发他出门了。
　　地方都知道他的诨名叫培天经，可他的另外两个外号就不那么有知名度了。前文已写了“反革命也是外号”，培天经也有个成分外号叫“坯分子”。五类分子中排行第四的是坏分子，为何又喊出个“坯分子”？
　　据说培天经在土改时划了成分是“坏分子”（不过我们开五类分子集训会时，从来没有他的名字。不知是后来取了帽，还是土改时没有正式“录取”入册，总之他以前是穿过“棕背褡”（绳子捆）挨过批斗的）。据说治保主任把写上“坯分子潘培根”的牌子挂在他胸前，并头一个点名叫“坯分子”。从此，“坯分子”这个外号就传开了。有时他也自嘲他是做瓦坯砖坯的，打土坯的坯分子。
　　知道“坯分子”外号的人不多，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卡农”。据说有个工作队批评他不要“打卦送财神”，要到队上出工。问他什么成分时，他自报“卡农”成分。查阅“中国阶级成分大全”，也查不到卡农这个奇古八怪的成分。原来他做篾工是半工半农，搞农业又称不得全劳力。工不工农不农，上不上下不下，只得自号“卡农”了。
　　坯与坏的错写是笔误还是真正别写呢？当然是识字水平问题。由此又想起把文盲说成流盲这个笑话，到底是口误还是不懂文盲与流氓的含义呢！有个牛高马大的治保主任，一次在会上宣布：“现在不是搞跃进了，动作太慢，大家都要来搞飞跃。”而在坐的有个名叫“飞跃”的姑娘，于是满堂大笑，指着飞跃说要死了。该主任正色批评：“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虽然比不上你们读了书，认得字，我只是个流氓……”又是哄堂大笑……
　　余华的《活着》已改编成电视剧《福贵》与观众见面多年了。剧中有个着单装套红袖章的治保主任，老是说话霸蛮粗俗，甚至乱套道不合情理，这是文革中典型的治保主任形象。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少治保主任，不论文化素质和政治水平都很低。在疯狂的文革中，他们是盲目的急先锋，也是政治笑话的创造者。
　　以前有几次听到有人翻起治保主任的旧布袋，说有个素质很低的某治保主任在四类分子改造会上训话：
　　各位四类分子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学条语录。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我听他介绍这个训话，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细究起来，按照他们那套话来说，这番话“犯的政治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一、治保主任是专管四类分子的。口称四类分子为同志是敌我不分，以敌为友。
　　二、被专政的四类分子是不能发红宝书的，没有喊最高指示学语录的政治资格。
　　三、世界本是我们的，南征北战打出的江山怎能说是你们的呢？！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永远是我们的。这个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治保主任，显然忘记了与会者是阶级敌人。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这些政治笑话现在还在地方流传。说明在这畸形的历史时期里或有其事，或有其人。

ys1937

露天电影
　　
　　1949年前，我喜欢去看做道场，看道场中的“送食”、“串方步”和“结界”等热闹场面。灵堂里挤满了男女老幼，总是有人说“三天没戏看道场也好”。别说道场，连敬夜神、上锁等民间迷信活动也有很多人去看。不管是否有什么意义，都是看热闹。看人头攒动，看交头接耳，看拍手打呵嗬！
　　至于皮影戏，是殷实人家还菩萨的愿。因为以前祈求什么许了菩萨的戏愿是不能拖了不还愿的，所以有时也能看到皮影戏。老人看正本，妇女看登场耍戏。这个是比较难得的，有时要几年才能看到，附近村子的人都来赶热闹。
　　南普寺唱大戏（湘剧）是逢关老爷生日才唱，也不是年年生日开场唱戏。我只随祖父去过两次，看不懂什么人物，听不懂什么唱词。算是老鼠看筒车，感到无味。只好去看炸油食的摊贩，去看琳琅满目的玩具。
　　解放初土改时，办丧事禁止做道场，也禁止各种迷信活动，也没有人唱影戏还老爷愿了。可是有了农村剧团唱花鼓戏，跳秧歌舞，打金钱棍。“谁养活谁”、“翻身不忘阶级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歌曲唱翻了天，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气氛，很有一股子新文化文艺复兴的势头。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从破四旧到文化大革命，文学艺术领域就唱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悲剧。老百姓不能领会这社会舞台唱戏的真谛是什么。一翻文攻武斗之后，又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这时有电影队下乡巡回放映，但不是百花齐放，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势，清一色的样板戏。李玉和杨子荣、沙奶奶等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座山雕、刁德一、胡传魁的丑恶形象也深入人心。好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一样，唱的阶级鲜明，看的爱憎分明。
　　看电影的消息不贴海报，不发文件通知。一般是生产队长在下午出工时宣布：“吃了打，打了吃，今天这些工夫一定要做完，好早点收工洗澡，好晚上到楼底屋坪看电影”。另一个消息是有人看到邻村（大队）的四类分子送来了电影担子，证明消息确切。等到接近傍晚时分，晒场里挂上白色幕布，明眼的过路人也把消息传开了。
　　本队的勤快人，电影开始前还要挤出时间摸着黑种菜，硬要听到脚踩的发电机响了，才匆忙赶来，随便挤在那里看一下；然后提早回家煮猪潲，洗衣服等家务，生怕明天出工迟到扣工分。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最早背看椅子，扛着长板凳选在离银幕最近的较高的地方坐下。一边在招呼别的孩子，一边嚼着带来的土旱茶（炒货）。我家的老三老四带着老五喜欢扛着两条长板凳坐在在保管室的墙根下。说这地方站在凳子上不遮别人，背靠墙壁也很安全。老二牵着老祖宗（老阿婆）坐在躺椅上，我和妻子总是挨到最后才来，一是准备点炒玉米、豆子等给孩子；二是要捡场锁门。虽然没什么可偷，但还是要保住这半升米家当。
　　当银幕上亮了字幕后，大队干部就在喇叭里宣布当前的生产任务，必须如期完成什么任务，迎接什么节日，接着警示社员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坚决打击……。
　　当银幕出现“剧终”字样，人群向四面八方移动时，治保主任就宣布某某分子把电影担子送到××地方！
　　每当这时我很紧张，怕安排我去送担子，因为我已预约了明天做衣的市主。干这个义务工，一般是三个人，两人担放影机等东西，一人用土车子推发电机。我送过好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送到耙头岭下的鹰嘴洞，一夜要送出十来公里远。
　　祖母说她民国二十几年在浏阳看过电影，是黑白的无声的电影。只看见嘴巴动，听不到讲什么话。现在是红红绿绿，说话唱歌，开枪打炮像真的一样。飞机好像从脑壳上飞过丢炸弹，吓死人。
　　露天电影场并不宁静，喇叭筒吞云吐雾，青年们调情逗俏，孩子们大喊大叫，老年人喜欢打闲讲，有的因互相遮住视线而发生吵架纠纷。真正认真看戏的人非常恼火这种乱水蛤蟆。
　　看电影不像唱大戏唱影欢那样由主家点戏。只能唱什么看什么。那时只有样板戏，随你赶到哪里去看，除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革命传统戏之外，就不能看到别的剧目了。不过后后来为了迎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诗，加强激化阶级斗争，就把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搬上了银幕。这样“万众欢呼孙大圣”了。红卫兵也出现“孙大圣”组织了。可是孙大圣的本事是真正齐天的，也只能在唸紧箍咒的人的意旨下奋起千钧棒。
　　后来有人把紧箍咒改成紧箍帽，并演化成被专政对象头上的帽子。有个治保主任对分子们训话：“现在你们的紧箍帽可紧可松，谁不老实，就唸咒箍死谁。取了紧箍不要高兴，可随时套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电视机、VCD、DVD的基本普及，都坐在自己家里看戏看新闻。戏种戏目也有百花齐放的趋势，文艺将朝真正复兴的方向前进！
　　从露天到室内、从样板到多样、从封闭到开放，随着社会的变革，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底屋场的晒场上，那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场景只能留在老一辈的记忆中了。

ys1937

孝堂和灵堂
　　
　　我第一次看见灵堂是在橙桔峰下的烟竹坦，也是前文“沈载得”的老家所在地。那里住着几户姓沈的人家，我代替祖父跟着其他大人去那里当房族大陪东。我祖母说，你阿公不在家，跟着去吃烂肉也好！既然发“闻”（哀贴）请了，我们占一房人家，去了也不失去一个名目。
　　除看看做道场的热闹，听了半夜的夜歌外，我对于这个灵堂的布置，印象很深。它是用白棉布吊在竹牌坊上面，留着中间放灵柩，左右空间为通道。打文奠绕棺时，吊宾东进西出。横幅上面没有文字，只有纸扎的大白花。除灵柩前的灵联外，厅堂两边还有竖写的长副陪联，宾房也有门联，大门联虽不知道，一定是“哀扶桐杖，泪洒麻衣”的通用联，因为亡者是王氏阿婆。
　　听大人说，这种用白布装饰的牌坊叫孝堂。孝堂要保留三年才拆除，因为“守服三年容易过，思亲一刻不能忘”。孝服孝杖也一样等过了三年才与香灵屋（奉祀灵牌的纸屋）一起焚化。不过只有家庭殷实的孝家才扎孝堂，所以我那时仅看到过一次孝堂。
　　第二次看到孝堂是1949年，在龙伏春口田的沈邵三家。沈邵三当时是湖南省政府幕僚，其母周氏实施的治丧规模是属于官绅一类的大场面，那时我在南普寺读高小。能认识几个字，就很关心那些輓联祭轴了，对那黑白装饰的灵堂并不感兴趣。记忆犹新的是省长程潜和仇鳌等高官的祭轴文字是“母仪千古”、“阃范长存”。听说解放后沈邵三任湖南省建设厅长，后划为右派，死于狱中。
　　这时我知道了孝堂就是大灵堂。孝家在灵堂里贴挂的对联叫哀联。吊客送的对联叫輓联，吊宾送的祭轴俗称祭幛。我以为这种只写四个字的才叫祭幛，可现在的祭輓形式就很复杂了。除对联外，还有写诗词的，有的人还搞文字游戏，写上像谜语一样的各种回文诗。我很讨厌这种非正宗的悼念文字。有的母家用“借题发挥”和“敲柱头惊磉礅”或“只打鼓边不敲鼓皮”等文字来发泄对孝家的不满。这种非正面评判的挖苦文字也引起纠纷，甚至斗殴事件。
　　正当文革期间，治保主任的祖母死了，场面本很简单，不准做道场，只有两个原来农村剧团的几个老班子吹吹打打一下。最后一晚是要开个追悼会的。照样宣读语录，“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村里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不过这回就不同其他人家的治丧，治保主任安排我和滋结子两个人在前一天晚上布置灵堂。在煤气灯（大队的）的照耀下，像白昼一样。另外几个人根据我安排的尺寸，用竹竿架成一个牌坊架子，中间留的门洞能看到瓦棺的屋脊形棺盖。瓦棺前的方桌上有点燃的香烛和斋供，两边也留着拱形的门洞，然后把麦子粉煮成的浆糊刮满所有竹竿竹片，就完成了下手工夫。
　　滋结巴负责把废纸贴上打好底子后，要等稍微干固才能由我来做上手工夫，所以各自卷着喇叭筒休息一会。我心里很想主任能各发一包火炬牌香烟。不过没得到烟，还是各喝了几口“毒杂风”（金刚刺蔸酒）。
　　不过主任很细心，检查了报纸上没有主席头像和最高指示的红头字，其实滋结巴特别注意这一点，决不颠倒文字，有头像和语录的地方都已剪下，避免麻烦，深知自己是个摘帽右派。
　　我在牌坊正上方用白纸书写“寄托哀思”四个大字就占去了很大面积。灵联是“破旧立新办丧事，移风易俗寄哀思。”大门联是“哀哀祖妣，谢谢来宾”。门楣竖写“追悼会”，是半吊着可飘动的，不需动什么脑筋就边拟边写完成了这些粗俗的文字任务。剩下的空白地方，我就用兰、黑、黄三色相间、画些边角图案，点缀些花花草草就大功告成。这是我第一次接这样俗（速）成布置和装饰。不过在座的人夸奖我又快又好。我心里倒觉得这与挖土撬石头是一样，大脚大手大“写意”（简单的写意画）。
　　主任说这也是“多快好省”，一个夜工就扎好了孝堂。我们几个四类分子稍坐一会，吃了碗土面，喝了点“毒杂风”，就一边卷着喇叭筒各自回家了。灵堂里一片寂静，那盏菜油灯仍在瓦棺盖上微微摇曳着。只等待明夜宣读那条语录的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
　　1976年，丙辰岁。丙属火，排在南方赤帝的离卦上；辰属龙。一条赤色的火龙，即是朱雀抬头了。在周朱两开国功臣相继去世之后的 9月 9日（农历 8月16日），主席在举国三呼万岁声中溘然去逝，走完了八十三个春秋。并没有万寿无疆，只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六字遗嘱，离他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命丧朔漠的1971年 9月13日，整整五年的时光。真是永远健康不永远，万寿无疆对万寿。
　　9 月18日（农历 8月25），举国哀悼，浏阳县80多万人，汇集到 262个会场参加追悼活动，我所住的江美大队在对门屋场的正厅里（前文土改中设法庭打屁股的地方）设立灵堂，举行追悼大会。
　　这年，农历 7月28日，我拆除大地坪老屋准备起屋；在 8月25日（农历 9月18）这天，我家建房工匠都停工去参加追悼活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工地上劳作，一直到29日。这五天没有一个匠工进门了，社员们都沉浸在悼念活动中。
　　自大地坪老屋拆掉，到毛去世，已有二十四天了，主要工作是把木材和旧砖块运到地基上，以及整理新压的土砖，还要平整屋基。一切都在准备开工砌墙了。为了 9月18日的追悼会，大队指令我在前两天和滋结巴到对门屋场正厅里去布置灵堂。
　　灵堂全用黑色布装点，贴上白色的文字和白色的纸花，整个空间构成肃穆而沉寂的气氛。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在督导下进行，17日经公社干部验收后，我俩才放下余悸的心回家。
　　18日，我没资格去参加追悼会，只有两个大女儿去参加了。她俩回家说，满堂黑压压的，都穿黑衣服带黑袖章，低垂的脑壳只见黑发一片。主持人哭着致哀悼词，刘老阿婆也带头哭了，有的人用双手盖着脸皮，不知哭了没有，也看不到眼泪。
　　以后的几天，都在议论着谁真哭谁假哭，谁翻了身应多哭一些，谁用手遮住面皮低头看不到表情。
　　拆除灵堂的事，大队没叫我去。我每天都在屋基上劳动，准备起手砌墙了。

ys1937

曾荷民
　　
　　1973年 7月12日，浏阳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批孔为纲，号召用大寨精神学大赛，把浏阳建成大赛县。
　　1974年 2月 5日，上面部署的批林批孔运动，均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取代。3 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批克己复礼》发表后，浏阳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4 月15日，浏阳城区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 [1974] 12号文件，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永兴寺就读高小时的一个同学，在浏阳八中任教的曾荷民老师，随中共社港区宣委王坚民，在这个时期一起住进江美大队。主要任务是批林批孔，住在我的堂阿公贫农明老星家里。
　　这时，我还住在大地坪老屋，老五出生快一年了，妻子进行节育手术也快一年了，我俩早已恢复吃百家饭的游击式手工业劳动。
　　一日我在堂阿公明老星家里看见了曾老师，他和以前一样随便、直爽，握住我的手问起阿婆还健在吗？还是1950年和几个学生为呈文交保喻民生校长的报告到泮春时，到过我家，还记得我的祖母呵！
　　他递给我一个超级草烟喇叭筒后，说等几日来我家看望阿婆；又说阶级成分和同学关系是两码事，原来关系很要好，现在还是一个样。
　　他是这样说，不过我还是不去密切接近他，怕他犯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政治错误而丢掉饭碗。
　　但一天晚上他真的来了，说我夫妻俩靠锄头把和针屁股来养活八口之家真是太艰难、太辛苦了。耐烦过日子，或许政策改变会有出头之日的。妻子早已磨好了糯米粉，就以油炸糯米团招待了他。他说又香又软蛮好吃，特别是这样边炸边吃围着灶堂更有风味，也是和同学边吃边读的难得机会。不然我在八中教书你在农村做衣，是很难相聚，这次来做驻社工作队，偏住在你们生产队，也是难得的机会。
　　“明晚我带你去买最好的草烟”，出门时他说，“今夜烦情了！明晚一同去找好烟！记住来喊我呀！”他似乎很不嫌弃我这右派同学，和以前一样的老调子。
　　次晚，购了草烟回来分手时，他说有个任务我要完成，只有我能完成的事，“不要怕，你来明老星家里我交关你就知道了！”
　　“你大胆做就是，不要你做义务工，人人要靠劳动赚钱吃饭，我叫队上记你同等劳力工分。”他继续说，“先去晒场的大道边上立块大宣传栏，上要遮盖，不能被雨水淋湿。这事由队上派人去做，你先来看看材料，然后准备纸张笔墨颜料，你会写会画，一定能搞得蛮好的。”
　　我看了一贴文字材料和漫画材料，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遭批的一个是主席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一个是历代儒宗万世师表孔仲尼，一个是相武王伐纣摄政佑成王的周公旦。
　　其中林彪偷三只鸡叛逃国外的事，都是很熟闻的事。而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和诛少正卯的事，社员就很难读懂这桩历史老案了。至于周公，老人仅记得三字经有“我周公，做周礼”两句，也不知周礼是什么东西。
　　完成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照葫芦画瓢，扩画不走样，文字不加不漏就是了，所用颜色特别注意红色的使用。完成后听曾王二位检查验收后就交了差。看来曾王二位也算是下队做了事，“批林批孔”的宣传栏很是醒目，但实际很少人关注这个内容，没有什么评论，收到的宣传效果只是搞些形式、造些空气而已。几场风雨把林彪、孔子和周公都批了个精光，很彻底，剩下一块光木板。后来也没补上的原因，可能是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浪给取代了。
　　另一个驻队干部王坚民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老熟人，不过那时他没有工作，只帮着兽医站做些管理药材的临时工，常在一起玩，也同情和帮助过他。至于他后来为何发迹当官的就不知道了。他这次来办队，就装作不认识我了，或者是他不是以前的王坚民了，必须严格划清阶级界线，但他也不找我的麻烦，应是个好人了。
　　一九八三年，我的老二老三在浏阳八中读书时，我去看了曾老师，想请他关照一下孩子的学习和钱米接济的问题。往后获得的消息，继王坚民患肝癌去世之后，曾荷民也得肝癌去世，我不能忘记这位直率有情的老同学，往八中去看望了他的夫人——左“书记”！

ys1937

照驼背树上
　　
　　据中共浏阳地方史（191 页），计划生育措施始于1963年，上环、结扎、人流、引产主要落实在党员干部身上，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下来。1980年 9月25日中央发出的公开信，1982年的宪法也把计划生育写了入了。
　　老四（男）出生后，生产队的妇女组长与祖母做计育工作。祖母说是我入继做孙辈的，上几代都是单传，还想再生个男孩，一个去种田，一个去当兵，内外有人。妇女组长说如果再生个女孩呢？祖母说硬是生了女孩，就慢慢来抚养，不过我给孙媳妇接生时看到脐带肠上有个小红色肉球，据以前经验，一定是个男孩。因那时计育工作只提倡不强制，生四至五胎的就很普遍，所以妇女组长也没再多说。
　　是年农历九月生下老五，是个男孩，祖母就说她斩嘴劲斩中了，如了她的愿。有一个种田的，也有一个当兵的，可她想的虽全面但不现实，她只知道种田是可以的，而不知道当兵是要严格政审的，她的后人是没有当兵资格的。
　　这时的计育工作已抓紧了，凡多胎的育龄妇女一定要结扎输卵管。我队就有六个妇女响应了号召，都在龙伏卫生院进行了结扎节育手术。妻子在结扎时，老五正哺乳期，并且生病发烧，只好由护理员抱着去就医和喂奶。
　　正值小阳春的初冬季节，冬修水渠如火如荼，我白天要在洞庭水库上工，只能晚上到龙伏卫生院去看妻子了。祖母带着老三老四留守在家，老大老二已进了江美小学读书。
　　手术顺利，一个星期就必须出院。我找人用两根竹杠套着躺椅把妻子抬回来，应是安静休养的，可是老大发了严重的肠胃病，疼痛得狂叫，在打针服药也未退下高烧的情况下，我只好找来土单方，用燕窝泥加扬尘拌蛋清调成粑，连续敷在腹部才得平缓疼痛，退下了高烧。这时的妻子要四处找单方，要喂奶洗衣等，根本无法休养。每天站排队购来的五角钱猪肝也只喝点汤水，肝片要分给孩子们吃。
　　真是命苦八字大，苦命人天照佑，半个月后，妻子身体恢复很快，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她就在家做起手工缝纫来。
　　按当时规定，结扎对象出院后要休息一个月，误工由生产队补贴 300工分，津贴营养费25元，算是很公平优待的。几个手术妇女都很满意，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这批结扎人数最多，都愿意结扎，积极响应了号召，而且手术顺利，没有出现医疗事故。
　　我队的几个结扎对象都是生育三胎以上的妇女，都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都说应该扎了，儿多母苦养不起，现在吃了定心丸，斩劲把人混大就是。但到年终结算的时候，队上并没有记补贴工分，也没发下营养费。
　　原来社员会上没有通过这个补贴规定。因为有几个人不同意，说如果要补贴工分和营养费，他们也必须照驼背树上，同样要生四五胎才去结扎。就因为要照驼背树上的理由，使结扎补贴搁浅了，一直不能发到户。但谁也不敢答应今后的育龄对象可以照驼背树上，可以生四五胎才去结扎。而已实行结扎的妇女也认为自己已积极响应计生号召，高高兴兴去顺利结扎，发点补贴也是政府优待政策的体现，政府硬是不肯发也无可奈何！
　　曾荷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即在社员会上宣布：能响应计生号召去实行节育手术的几位妇女是正确的，按规定搞点补贴也是可以的。以后要照驼背树上，生五胎是绝对不可以的。因此，工分一定要补记，营养费一定要补发。但驼背树绝不能上，政府的政策也不准上。多生多育是过去的事，计划少生优育是现在的事。
　　驻队干部这样宣布了，队上就照章执行，按规定记了工分，也发了营养费。再以后的育龄妇女就不可能上三胎的驼背树了，因为计生政策立为国策，计生干部定期对育龄妇女进行上环、引产等节育措施。违者可拆屋赶猪，抗拒者可抓人拘留。计生工作不力则一票否决任何政绩和评比。因此驼背树上不成，也很少有人再敢上驼背树做超生钉子户了。

    注：上驼背树是一种明知不可、偏要仿效的效尤行为。

ys1937

是天益的ys1937兄吧，问好。
showcraft 发表于 2010-4-13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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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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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
　　
　　妻子三十岁那年，是戊午岁，因戊己归土，色相属黄，该是一只黄色的躺马。正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年；也是准备打仗，全面跃进的那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到处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的那年。
　　就在那年的农历 8月28日，妻子生下老四，一个男孩。因前三个都是孙女，祖母喜得首个曾孙，十分高兴，三寸金莲扭来扭去，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接待了妇女们的恭贺，又在晚上接待了队上的送号恭维（什么是送号，参见本章《社教与文革》的第一节《送号》），队上写号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为孩子取个“亚檀”。红纸上没有派名别名，正中只有“亚檀”二个大字，前面写着“恭维黄老太君喜获曾孙”一行小楷字，最后落款是长兴组众赠字样。
　　在鞭炮声中升完号，社员们的恭维之声使祖母笑得合不上嘴。我俩忙于招待，发烟沏茶端早茶，厨房里煮面食。这样的接待虽没有低于一般水平，但遗憾的是没有白酒，酒毕竟可以助兴。
　　托堂弟益友跑了几处供销点，只搞到一斤白酒，就是被人戏称“毒杀风”的用野生植物酿成的酒。堂阿公明老星说只有一斤酒，就莫用它了，喝个不尴不尬反而不好。打恭贺的散场回家后，只剩下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还坐着扯谈闲聊。我堂阿公就提着这个酒招待了他们，拜托他们原谅一下，因为物资紧张，实在搞不到酒！
　　不料等到次年农历 3月11日晚上，离前年送号那晚，时光过去 227天了，队长成木匠突然送来一个“好消息”，他说“大队决定明天开批斗会，罪名是‘拉拢干部’。因为有人反应你去年送号喝酒，只招待了队上几个人，群众没有喝上酒。不过你也不要怕，反正站在台上听一下就是。安排我也要发言批斗你，这也算是冇办法，只好讲几句。今晚你可去请示两个大队干部，如果同意可以不挨批斗，或者就免了这场灾……”
　　我于是去请示大队干部沈××，他说你去问问潘××，我是同意可以不批斗你的。潘××硬性回答：“这是根据社员的反映决定的，不好改变……”。
　　这夜，很难入睡，一直捉摸着明天上台挨斗的事。妻子安慰我说，没犯丢人格的丑事，挨斗也无所谓，只是明天已经预约了去市主陈礼寿家里做衣，现在怎么办。不过估计礼寿也会来看斗争的，我看到他会告诉他改期后天去。另外若是上午斗完了，下午也可再去做衣。
　　次日早饭后，男女老幼都背着椅子涌向宝乔祠大厅里，妻子也照样去看丈夫上台挨斗的场面，何况也能赚几个工分。祖母蒙在鼓里忙着家务，我在大地坪里徘徊着。孝经阿公背着椅子去开会，问我今天怎么不去做衣？
　　“不去做衣，要去挨斗争，只等民兵来传我！”我只好这样回答。
　　“怎得了呀！爸爸要挨斗争！”六岁的大女儿这样叫着奔到身边，我说不要紧，别管大人的事，回家跟老祖母吧，她低着头回去了。
　　大地坪离宝乔祠会场不到一百米，能清楚听到会场的动静。听到主持人的讲话结束后，一片嘈杂的声音，或许是议论着今天上台的活靶子。
　　两个基干民兵把我带到宝乔祠的一间小屋子里，五类分子都在那里了，我是最后押来的一个。治保主任说了几句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斗争之类的话后，由那两个民兵押着这些“运动员”依次入场，迎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做无情的斗争！”
　　“不老实认罪，就是死路一条！”
　　“……”
　　大队书记宣讲了当前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情况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以后，治保主任接着宣布上台，挨斗的站在台上前方示众，陪斗的分子一字排开站在台下，只准低头，不准东张西望，要态度老实，唯唯是诺。
　　我是安排在最后一个被斗的。我站在台上，看到江美小学校陈老师在做记录，扫视台下形形色色的脑袋，没有找到妻子的脸孔，可能她坐在最偏的角落里了。我很认真听着发言人的批斗言词：
　　功老三：“社员来送号，有酒只给干部喝，是拉拢干部的手段，想把干部拖下水的可耻行为。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右派分子服务的；我们要擦亮眼睛，揭穿阶级敌人的恶毒阴谋。只有站稳阶级立场，才不会上你们右派分子的当。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张士贵：“……你婆娘离婚走到湖北的事，还怪我送去的。你坐了牢，她自己要走的……还有，你婆娘生了四个还送号，这是违反计划生育的……群众反映有一次你说‘草鞋冇样边吃边等’，本是‘草鞋冇样边织边像’，你硬要改成‘边吃边等’，这是挖苦大跃进冇饭吃，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
　　瘸手：“我当副队长时，安排你去养蜂你不去，摆客观原因，还是做你的裁缝。这就是不服从安排，劳力自由支配。等我今年没选上副队长，你就问我今年开展那些副业门路，这不是挖苦我吗？！这就是打击干部……。”
　　木匠：“那晚送号我也来了，既然只搞到一斤酒，就不该只招待我们几个人，社员当然有意见。螺丝不像厣像，说你拉拢干部也说得上，是辩不脱的。社员都喝了酒就冇事，都冇得喝也冇事，这是你自己惹来的……。”
　　于是宣布斗争结果，一阵口号声把分子们送出了会场。治保主任训告分子们各自回家，不要乱说乱动。
　　我离家最近，几分钟就进了门，正在收检裁缝担子。妻子也散会回家，进门就要我心情静下来，不要着急，搞运动是要“运动员”上台的。说散会时正好碰上陈礼寿，要我俩去他家赶中饭，下午也可做半天衣，你能去吗？我说既然约好了，半天时间也要争取，我已收检好行头，就可以出门。
　　“亚伢（老四）真多难”，妻子叹口气说：“怀上了他，捧着八九个月的大肚子出工，也受气，还要在团山嘴晒谷场换批判，说地主子弟、右派家属有劳不劳。其实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啊！等生下来送个号，又因喝酒害你挨斗争，硬要求菩萨保佑他成人成才啊！”
　　夫妻俩挑着裁缝担子出门，在路上碰见熟人，问我为何下午才出门；我毫不掩饰回答“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后来常有人叨着这两句顺口溜，夸我心态好，把世事看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