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审视弑师血案,真相到底是什么?

28日晚上6点40分左右,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室内,该校法学院教授程春明在上课前,被一个手持菜刀冲入教室的人砍倒,随后不治身亡。据该校目击学生称,嫌疑人为该校政管学院大四学生。(10月29日《北京青年报》)
又一位老师喋血讲台,殁没于学生的凶器之下。之所以说是“又”,是因为就笔者目之所及,仅就10月份以来,已发生三起弑师血案,另两起一是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名年仅23岁的班主任郝旭东,被自己的学生李某揣着三把利刃、连捅四刀而死;一起是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盘溪中学31岁女教师潘伟仙被自己的学生丁某掐死,起因是丁某因逃课怕家访。老师接而连三地死于学生之手,不免让人悲从中来。任何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何况这种死亡发生在有授业与受业之谊的师生之间。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惨案发生后,有学生网上发帖称,程春明与付某女友有暧昧关系,导致血案发生,由此引发网上很多跟帖对程春明抱以奚落乃至咒骂,而对犯罪嫌疑人却不乏同情和理解。但校方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程春明与行凶者女友关系暧昧纯属流言,一切真相有待警方调查。
  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警方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尚无法得到定论,但无论如何,一条生命的消逝,都值得怜惜,都不应该受到侮辱和咒骂。审视命案,须褪去身份、符号等。以中国政法大学这起血案为例,不管这么多年来,教授的口碑如何,都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讲伦理底线地认为教授该死,不能因为有所谓的绯色传闻就带着感情色彩对待死案。
  其实,在审视这几起命案时,我们也不必过分突兀老师、学生这些字眼。实际上,血案虽然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实际上反应的问题不止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比如,郝旭东被自己的学生李某杀害一案中,李某的家庭背景值得关注,其父母感情不和,常吵架,李某称,“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在潘伟仙一案中,丁某是问题少年,据报道,今年17岁的丁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学校老师的印象里,成绩不算好的丁某性格孤僻、内向,不合群,曾多次逃课上网,还打过架。我们不能故意突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人为地造成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已经矛盾深化、形如水火了。
  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流逝了,让人扼腕不已。痛定思痛,关注弑师血案,既要关注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更要跳出老师和学生这些身份符号,让血案还原为一起正常的刑事案件,不能因为死者是老师就充满感情色彩,也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是学生,就失去底线地同情。任何人即使有再充足的理由,也不能未经法定程序就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们在思考评判这些问题时要有起码的法制观念和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否则我们就难说自己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按照法律判决。
所谓公正,就是一码归一码,不能混淆
即使下地狱,也要微笑的表情,只为你放心。
其实,我觉得以前的血案也不少,只不过现在讯息发达,旮旯的地方出个P大的事情都能够知道。

回想俺小时学校发生的事,不止一个放到胡联网上炒都会全球皆知。
原帖由 Sophie 于 2008-11-6 22:57 发表
按照法律判决。
所谓公正,就是一码归一码,不能混淆
我也希望能公正裁决。

可在大陆现实之中,这种期望未免是种奢望。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主贴所列几宗血案,其实都很觉得蹊跷。如果非要查找其中的共律,我觉得,教师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与学生发生如此极端的感情性冲突,以致酿成不弑命不足以平息自己的怨恨。

说下去,即使是感情性冲突,也未必一定导致命案或别的什么报复;而此类杀人,往往是施害方自觉羞辱,不施以极端报复,无法解脱自己的精神绝境。而此中,情杀是常见的命案,足见这是发自人的尊严本能,而本能是不能以道德做评价的。只要女友遭夺依旧是受揶揄,男子汉的方刚血气就是坊间英雄。

要知道,以价值而论,尊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当自己的命都能所不惜,关爱他人的生命,不过是旁观者自诩的清高罢了。
大苗前辈,就怕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啊...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莫称”前辈“,莫称”前辈“。俺还很年轻,或者,至少还想挺年轻。
要知道,以价值而论,尊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当自己的命都能所不惜,关爱他人的生命,不过是旁观者自诩的清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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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典型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传统思维。
在文明社会,生命的价值永远高于一切,对生命的最大尊重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为何那些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西方人质,不管他们在电视上如何痛哭流涕,屈辱求饶,一旦获释,大家还是如迎接英雄凯旋一般对待他们。
抛开文本来说哈,就是说这事太残忍(本身也很屈辱),我不愿后面的说法跟它有联系,就是说,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不要羞辱屈辱者(相对意义上的)”的确也是文明社会的“至理名言”,其实这不能说是“中国传统思维”。

[ 本帖最后由 流星雨 于 2008-11-13 09:59 编辑 ]
这也是为何那些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西方人质,不管他们在电视上如何痛哭流涕,屈辱求饶,一旦获释,大家还是如迎接英雄凯旋一般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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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不要羞辱屈辱者”的一个实例,的确不是我杜撰的哈?西方确实存在这个文化传统。
我在布道吗?明天起改行当牧师算了。阿门!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8-11-13 09:31 发表
要知道,以价值而论,尊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当自己的命都能所不惜,关爱他人的生命,不过是旁观者自诩的清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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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典型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传统思维。
在文明社会,生命的价值永远高于一切,对生命的最大尊重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也是为何那些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西方人质,不管他们在电视上如何痛哭流涕,屈辱求饶,一旦获释,大家还是如迎接英雄凯旋一般对待他们。
呵呵,典型的确是典型,但未必只是中国。为感情而决斗,也是欧洲骑士们的气质,或者是欧洲人曾经有过的气质。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8-11-13 10:26 发表

呵呵,典型的确是典型,但未必只是中国。为感情而决斗,也是欧洲骑士们的气质,或者是欧洲人曾经有过的气质。
有公平的游戏规则的决斗和突袭谋杀性质完全不同哦。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8-11-13 03:08 发表
莫称”前辈“,莫称”前辈“。俺还很年轻,或者,至少还想挺年轻。
可惜“岁月不饶人”啊...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原帖由 psyzjs 于 2008-11-13 11:34 发表


可惜“岁月不饶人”啊...
就非得提这壶毛尖?就不能换盏乌龙给俺喝?
要知道,以价值而论,尊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当自己的命都能所不惜,关爱他人的生命,不过是旁观者自诩的清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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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把尊严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个人的价值选择。但是从公共伦理道德价值的次序来说,尊重生命原则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不可置疑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尊严剥夺他人的生命,否则,就是不道德。尊严是什么?是个很不确定、可大可小的东西。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8-11-13 11:48 发表

就非得提这壶毛尖?就不能换盏乌龙给俺喝?
大树穷啊...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原帖由 流星雨 于 2008-11-13 09:56 发表
这也是为何那些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西方人质,不管他们在电视上如何痛哭流涕,屈辱求饶,一旦获释,大家还是如迎接英雄凯旋一般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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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不要羞辱屈辱者”的一个实例,的确不是我杜撰的哈?西方确实存在这个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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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尊重生命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要羞辱屈辱者”,也是西方人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可见,他们对个人尊严也是看的非常重的。
那么,从个人价值的选择上,我是赞成大苗“晚辈”的看法的,也就是人生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意义。在西方价值观念里,他们也是以追求和实现生命的意义为生活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轰轰烈烈的生,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苟且偷生,像行尸走肉般活,他们更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乎活的意义。在尊重生命的原则里,既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也包括对死亡的接受。在西方,一个屈辱者接受屈辱的事实,还能活下去,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宁愿自行了断,也不愿活的没尊严。
这跟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可杀,不可辱”和“舍生取义”是相通的,没有冲突,而如今,我们太缺少这样的精神和勇气了。把无赖、无耻当作了荣耀,恰恰是悲哀的。

只有当个人的价值与公共伦理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让位给生命的价值,这才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那么,从个人价值的选择上,我是赞成大苗“晚辈”的看法的,也就是人生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意义。在西方价值观念里,他们也是以追求和实现生命的意义为生活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轰轰烈烈的生,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苟且偷生,像行尸走肉般活,他们更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乎活的意义。在尊重生命的原则里,既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也包括对死亡的接受。在西方,一个屈辱者接受屈辱的事实,还能活下去,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宁愿自行了断,也不愿活的没尊严。
这跟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可杀,不可辱”和“舍生取义”是相通的,没有冲突,而如今,我们太缺少这样的精神和勇气了。把无赖、无耻当作了荣耀,恰恰是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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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黄女士对西方社会还是基本不了解。如果不是非常事件,比如绑架的发生,西方人也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哪来轰轰烈烈的生死。对特定环境下的忍辱负重的理解那是对人性求生本能的尊重。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无端受辱,完全有讨回公道的权利和渠道,用得着“舍生取义”吗?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8-11-13 21:07 发表
那么,从个人价值的选择上,我是赞成大苗“晚辈”的看法的,也就是人生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意义。在西方价值观念里,他们也是以追求和实现生命的意义为生活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轰轰烈烈的生,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苟且偷生,像行尸走肉般活,他们更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乎活的意义。在尊重生命的原则里,既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也包括对死亡的接受。在西方,一个屈辱者接受屈辱的事实,还能活下去,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宁愿自行了断,也不愿活的没尊严。
这跟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可杀,不可辱”和“舍生取义”是相通的,没有冲突,而如今,我们太缺少这样的精神和勇气了。把无赖、无耻当作了荣耀,恰恰是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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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黄女士对西方社会还是基本不了解。如果不是非常事件,比如绑架的发生,西方人也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哪来轰轰烈烈的生死。对特定环境下的忍辱负重的理解那是对人性求生本能的尊重。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无端受辱,完全有讨回公道的权利和渠道,用得着“舍生取义”吗?
施MM,我说的个人价值选择,当然有前提的,那就是”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我所说的“轰轰烈烈”也是对个人来说,你认为别人平平淡淡的生活,别人可能认为是“轰轰烈烈”的,这个感受要以选择者自己的感受为标准。
在西方人的个人价值观念里,人们愿意选择自己喜爱的事去做,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中体会到乐趣,也就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我上个学期给学生讲《小王子》的作者圣埃絮佩里,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一生热爱飞行,最后死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当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生和死的意义全在里面,我指的是这个。

“一个人无端受辱,完全有 讨回公道的权利和渠道”,那我只能认为,你对“屈辱”二字看的太轻,
了,法律意义上的公道,真能抵消所受的屈辱吗?
“一个人无端受辱,完全有 讨回公道的权利和渠道”,那我只能认为,你对“屈辱”二字看的太轻,
了,法律意义上的公道,真能抵消所受的屈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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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个人的屈辱感受看得比法律意义上的公道还重要,那岂不是要么自杀,要么杀人?
中国文化容不下失败者,似乎总是倾向于给失败者施加“重振”、“继续向上”的压力,以至引发多少精神崩溃也在所不惜。这就不像西方,似乎把失败看得更平常,由此引发的困兽斗也就相对少了许多。我们这里的很多“屈辱”感,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失败的挫折感,可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屈辱,我理解大苗的意思可能是指向这一层意思,就是说,应以平常心看待和对待失败,中国人的思想中确实缺少这根弦,很“本能”、“自然”地嘲讽、讥笑而不是安慰、释解失败者基本上应是中国生活的一种常态,话说不体谅人,如此而已哈?
中国传统没有心理学的概念,自古似乎就一条筋:存天理,灭人欲。呵呵,即便有所谓的“萌芽”,“心理学”也只是“母爱”的“专职”、本能“范畴”,何曾走出过“私家”的范围?甚至,1949年以后,连“母爱”也干脆“灭私”了,几千年来能够被容忍的最后一块心理蔚籍的领地也被“摧枯拉朽”了,一拼到死就成了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的唯一的一种选择,寻求心理支持?那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人告诉你:这叫懦弱!死惟有死才是男人的唯一选择!
西方人论证成功好像很简单:我每成功一次都会经历九次以上的失败、挫折。中国人论证成功要从娘肚子里开始:1、出生之前该娘作了一个非凡的梦;2、出生之日天象异常;3、出生之后禀赋异常;4、……呵呵,反正,不吓死人不算成功。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8-11-14 09:26 发表
“一个人无端受辱,完全有 讨回公道的权利和渠道”,那我只能认为,你对“屈辱”二字看的太轻,
了,法律意义上的公道,真能抵消所受的屈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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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个人的屈辱感受看得比法律意义上的公道还重要,那岂不是要么自杀,要么杀人?
呵呵,法律不允许杀人,可是它没有规定不能自杀.
据我所知,西方世界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厌世.
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挑战\冒险中享受生命的终极意义.
原帖由 黄馨 于 2008-11-14 12:36 发表



据我所知,西方世界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厌世.
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挑战\冒险中享受生命的终极意义.
由“屈辱”到“厌世”,很跳跃的思维哦。有不少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的人,东西方都有,也选择了自杀----大都因为患忧郁症。
喜欢挑战/冒险的人并不是喜欢自杀,而是对死亡的危险性有心理准备,高回报/享受自然伴随着高风险。
前几年有个法国富翁,花几百万玩热气球周游世界,结果掉在澳洲附近的海域里,澳洲政府动用了纳税人200万大洋展开营救,海军,飞机都出动了。那家伙在一条翻掉的小舢板下坚持了近一个星期,最后得救,还把自己的故事卖了100多万。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8-11-14 14:22 发表

由“屈辱”到“厌世”,很跳跃的思维哦。有不少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的人,东西方都有,也选择了自杀----大都因为患忧郁症。
喜欢挑战/冒险的人并不是喜欢自杀,而是对死亡的危险性有心理准备,高回报/享受自然伴随着高风险。
前几年有个法国富翁,花几百万玩热气球周游世界,结果掉在澳洲附近的海域里,澳洲政府动用了纳税人200万大洋展开营救,海军,飞机都出动了。那家伙在一条翻掉的小舢板下坚持了近一个星期,最后得救,还把自己的故事卖了100多万。
那我倒是想问问抑郁症是怎么产生的呢?总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吧?人为什么会厌世?它跟屈辱难道无关吗?
我也没把挑战和冒险等同自杀,我是说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享受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就是时刻接受死亡.这是尊重生命的另一个内涵。
你说的救援活动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我赞同的公共伦理道德价值里的尊重生命的第一原则,这个行为是属于公共伦理的范围.我谈论的是个人价值选择。

到现在为止,讨论已经离题了,我不再继续讨论了.
自主性强的人,更容易抑郁,更容易厌世,更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撑,这在心理学上应该是有依据的,这和为人父母者在日常生活中比之子女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在心理机制上是一致的,和屈辱的关系的确不是很直接,但有一种环境,能够带给人尤其成人太多的以至无所不即无所不在的屈辱感,它和因自由带来的压力感在机理上并不一样,一个是因自由而生,或说是自由的必须代价吧?而另一个却正好是因不自由而生,自由带来的是压力,不自由带来的才是屈辱。

[ 本帖最后由 流星雨 于 2008-11-14 15:20 编辑 ]
原帖由 流星雨 于 2008-11-14 15:14 发表
自主性强的人,更容易抑郁,更容易厌世,更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撑,这在心理学上应该是有依据的,这和为人父母者在日常生活中比之子女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在心理机制上是一致的,和屈辱的关系的确不是很直接,但有一种环境,能够带给人尤其成人太多的以至无所不即无所不在的屈辱感,它和因自由带来的压力感在机理上并不一样,一个是因自由而生,或说是自由的必须代价吧?而另一个却正好是因不自由而生,自由带来的是压力,不自由带来的才是屈辱。
最近偶对你越来越刮目相看,卧虎藏龙啊!

据说是真相

政法大学弑师学生经历的隐痛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大学论坛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03922


三联周刊




“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

记者◎王鸿谅

 惊变:张扬行凶者

付成励的两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颈部右侧大动脉上。他没有给老师留任何生机,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楼201教室的19名同学眼前完成了这起张扬的凶案,然后拿出手机报警自首。此后,再也没能返回9号楼他的宿舍。
9号楼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唯一一栋在校外的宿舍楼,以前是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间,楼下还有独立的餐厅食堂,条件比校区里其他宿舍楼都要好。2005年付成励考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时候,正好被分到了这里。昌平校区并不算大,9号楼虽然在校外,但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10月28日凶案前的下午,付成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度过。他睡了一个很漫长的午觉,从午饭后一直到15点多,事后朋友们相互回忆求证,这似乎是当天付成励唯一的异常。他向来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时间也很短。其实,在凶案之后想接近付成励的朋友们并不容易。这些在校大学生们的情感天平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生与朋友的双重身份,让他们陷入双倍的悲伤和困惑。他们会忍不住上网,看到各种版本的传言和猜测,如果与他们了解的事实不符,又忍不住义愤不已。双刃剑般的传播效应,让他们在缄口沉默和接受采访之间更加犹豫不定,他们不希望再伤害到悲剧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师,还是命运未卜的付成励。
“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可能舆论的淡忘是对当事者家属最大的安慰,也允许我自私地淡忘这件事。”在拒绝采访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的情绪至今难以平复。小武和付成励同一个宿舍,两人床对床,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在凶案后深深自责,觉得是自己最近忙于考研,对好朋友过于疏忽,没能发现一点端倪。李乐心中同样百味杂陈,她和付成励在不同学院,两人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公关部共事时结识,这个有男孩子般活泼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励因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辗转找到李乐的时候,她同样也在忙着准备“大四”后的出路。犹豫后,李乐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理由很简单,只是希望付成励也能得到媒体公允的描述。
李乐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经给付成励打过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经常如此。而且因为忙着准备考试,李乐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付成励通过电话。可打过去没人接,快16点了,付成励才给她回复电话过来,解释说自己中午在睡觉。李乐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种刚睡醒的低沉。付成励还在电话里约李乐当天“一起在学校吃晚饭”,说好久没见了。可李乐在市区上考试辅导班,最快也要周五才会回昌平。于是付成励一如既往的热心,在电话里耐心解答李乐的提问,告诉她怎样换乘公交车才是从辅导学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线。
此后大约1小时,李乐又跟付成励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付成励打过来的,说自己刚刚洗澡回来,看到手机上又有她的未接来电。李乐则解释说自己没再打电话,可能是误拨。这次的通话比较短,闲聊几句就挂断了。凶案之后,李乐认真查过通话记录,最后这通电话是当天的16点53分。后来朋友之间相互询问,确认这是目前所知付成励在朋友圈子里最后的通话记录。朋友们当然会追问电话内容,李乐想了又想,还是不能从这两通电话中找出任何异常。从最后通话的16点53分到18点40分的凶案之间,只有不到两小时,李乐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还约我一起吃晚饭的……”

 反差:校园热心人

李乐过来的时候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绕成的手链,这是付成励旅游拜佛时给朋友们带回来的礼物。这饰物并不贵重,一串只有几块钱,难得的是心意。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特别热心而又懂得分享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每次回学校,不管是从天津的家里回来,还是从外地旅游归来,总会带上各种小纪念品,分赠给朋友们。这佛珠也是这样,见者有份。李乐一直戴着,在付成励出事后也不愿取下。
“真诚、热情、直率、简单、一根筋。”这是朋友们在描述付成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他总是能从生活里找到简单而美好的东西,昌平校区与十三陵水库相邻,阳光灿烂的日子,付成励就会突发奇想,邀李乐骑单车同游十三陵,享受阳光。李乐有时候故意以不会骑车为由拒绝,付成励并不在乎,一口承诺自己骑车带她,还张罗着再邀上其他朋友。这些都与凶案后政法大学校方的评语“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大相径庭。事实上,校方的评价对于付成励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他们尊重逝去的程老师,但同样珍视昔日好友,希望犯了罪的付成励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付成励关系并不算亲近的萧寒(化名)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只比付成励高一届,但她喜欢用“这孩子”来称呼这个学弟。这种身份上的距离感,除了年龄或许也源于两人在社团中的不同职位。2006年4月和付成励在社联公关部共事的时候,她是部长。以前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分散的各种社团,后来才出现了社联这样的组织,由校团委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社团,和学生会一样,有着官方性质,可以在未来各种选拔和求职中“加分”。在各社团中活跃的一般是“大一”新生,而社联看重的则是“大二”、“大三”的学生。社联公关部有两种职能,外联和礼仪。礼仪是负责各种大型活动的礼仪接待,而外联则是整个社联最核心的部分,负责拉赞助。萧寒觉得,其实公关部是一个“很费力不讨好的地方”,“整个社联钱的压力都集中在公关部,能拉来赞助,是应该做的分内事,而拉不来,就是没能力”。
拉赞助并不容易。学校附近任何一家新店开张,小餐馆也好,饰品店也好,都得在第一时间过去磨嘴皮子,以在社联刊物上发布广告作为赞助款的交换。公关部因此成为公认最能锻炼人,也最能和社会接轨的地方。虽然很能凸显个人能力,但能持续留下的人并不多。付成励“大一”就加入社联公关部,李乐去的稍晚一些。到了萧寒接手的时候,最初的10多个人已经减少到只剩3个,付成励和李乐都留了下来。萧寒当然明白拉赞助的难处,“每次能拉来一两百元就很高兴了,500元就顶了天了”。付成励一直显示出他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幽默,总是能和周围的店主搞好关系,而且拉来过几笔大的赞助,算是名声在外。萧寒对付成励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刚好赶上社团文化节的前期招标,这工作跟公关部无关,他是公关部唯一义务过去帮忙的,感觉很有能力很能张罗”。
在萧寒成为社联副主席之后,付成励也被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可任职没多久,就在200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被撤了下来。萧寒告诉我,这是因为领导层都感觉付成励“后来心思就不在公关部了”。可李乐一直替自己的好朋友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付成励之所以被撤,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任主席并不喜欢他”。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不喜欢做表面功夫的人”,他不喜欢写那些格式严谨页码颇多的计划书,但并不等于心思不在工作上,可这种随意在领导眼中更像是破坏规则。而且付成励很多时候也有些太随便,“社联开会的时候,还会穿拖鞋过去”。种种细节叠加,让李乐和公关部的其他人都清晰感觉到,“主席不喜欢付成励”,可让李乐惊讶的是,“只有付成励自己傻乎乎的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付成励还拿着手机跟李乐说,自己在跟主席发短信开玩笑,李乐“当时心里就很崩溃”,可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提醒他。
被撤掉部长职务后,离开了社联的付成励义务做了许多事情,帮助李乐适应公关部的工作,甚至还会主动跑出去联系好赞助,然后通知李乐去接手。昌平校区的商家赞助到后来越来越难获得了,付成励后来需要坐车到市区才能发现新目标,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功劳不能记在自己名下。这也让李乐始终觉得,付成励是那种最没有心机,也绝对不会算计别人的人。相反,他特别仗义,“能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去做”。还有同学见证了他的好人缘,“夸张到一次跟他一起横穿学校,他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手就没放下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小敬(化名)眼里,同班同学付成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独生子女群体里,能像他这样总是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并不多。虽然在班级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大学三年下来,他不仅包揽了宿舍里所有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的活,而且“班上只要有同学生病,陪床的就一定是他”。
这种对于感情的真诚,单纯得未经污染,还有很多事例为证。比如“大一”第一学期,班里有同学夜里突然患病,被送到区医院,晚上他回来比较晚,听说之后执意要赶去医院,可宿舍楼下的大门也已经锁了,结果他从三楼跳窗出去赶到医院。早上5点同学醒来看见他趴在床边很惊讶,知道详情后感动得哭成泪人,这也是这个个头1.80米的男同学在大学里唯一一次流泪。李乐生病时也被付成励这样细致地照顾过,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母亲都很惊讶,“怎么还会有这么热心的人?”

端倪:少年心事

大学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迅速从指缝中溜走,今年9月份暑假过完,李乐和付成励都成了“大四”毕业生。这种标签般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在众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李乐和小武一样,都选择读研,但付成励打算就业,考公务员。
从初中到高中,付成励的成绩在班级中一直都很拔尖,天津东丽区他就读的两中学,老师们能回忆起来的印象,符合所有好学生的标准,聪明好学,成绩好,爱运动,乐于助人。尤其在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中的几次分班考试,付成励一直在实验班,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5名。不过进入大学之后,他自我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更看重社会实践,而不是功课。虽然成绩如今在大学里也成了个人隐私,不过因为关系好,李乐还是知道付成励的成绩很一般,“他不在乎分数,觉得只要能过就行”。
按照学校规定,“大三”暑假,学生们都要完成实习。他们有各种选择,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付成励和小敬都选择了报社,今年7月到9月,他们一起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版暑期实习生有四五十人,统一由记者部主任管理,每周几次选题会后,就分成不同的合作团队完成采访。主任记得这两个学生,付成励“很积极,也很努力,奥运会期间领衔做过好几条大稿子,还发过海外版头条”,不过他对小敬印象更深刻,“更有悟性,表现更突出”。主任现在能回忆起付成励的,还有“这孩子不太懂事”,连带也就想起“他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很愣很愣”。
这种眼神可能在陌生人看来是冒犯,可在朋友眼里,付成励就是这样,“看人直勾勾的”,“做人也不加掩饰”。李乐说,付成励并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不能敏锐察觉朋友们的心事,就像他不能察觉自己不受社联领导喜欢一样。不过,假如直接挑明了告诉他自己遇到麻烦或者情绪不好,那他就会实心实意地送上关心。可当他决意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太过排山倒海,有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虽然会用夸张的语气抱怨一下付成励关心人时的用力过猛,但回忆起这些,李乐都会不自觉地笑,传递出她所感受到的温暖。
可李乐也觉得,热心的付成励并不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也许是他总挂着招牌式的笑容,所以朋友们很多时候也会忘记,这个简单通透的人也会有心事。李乐意外发现过付成励的一次异常。某天上午,她也是突发奇想给付成励打电话,结果付成励说自己正在14楼。那是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最高的一栋主楼,14层已是顶层。李乐很讶异,赶紧追问,而付成励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奇怪,说自己在这里想些事情。李乐觉得不对劲,让他下来,不然自己就马上过去找他。结果付成励说不用了,约她在食堂见面,一起吃饭。李乐在10分钟内赶到约定的食堂,没多久,付成励也来了,看到她,依旧是招牌式的笑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你算是救了我一命”。李乐大惊,斥责他没事胡思乱想,付成励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再后来,两人的话题就在用餐中扯到了其他地方。
这异常李乐也仅发现过一次。后来的付成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古道热肠。“大四”开学之后大家各自为前途忙碌,只有他依旧那么公益,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就业信息,比如公务员招考之类及时发邮件或短信告诉朋友,怕他们错过了。朋友们不会写求职履历,他甚至还会帮着做一个模板,给别人参考。李乐很努力想回忆起这个时间,但记忆还是像碎片一样很难缀联起来,更何况这一天前后都那么普通。仔细想了又想,她只记得是在今年夏天,“5月份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到7月份去实习之前的某一天”。

 成长:初恋的忧伤

  爱情就和专业课一样,差不多也成了大学里的必修课。这是个甜蜜而又让人困扰的话题。从女生的角度,李乐抱怨昌平校区里男女比例过于失调,以至于“姐弟恋”在政法校园里成了传统。同样从女生的角度,她注意到热情的付成励其实是一个感情上很羞涩的人。“他可以主动交很多朋友,但如果让他去追一个女生,他绝对不会主动。”她也疑惑地问过付成励,得到的解释很青涩,似乎是付成励以前有心仪的女生,主动试探时候遭到拒绝,此后就很退缩,害怕再被拒绝。
羞涩的付成励还是恋爱了,初恋,时间是2007年。女孩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保送研究生,比他大了近3岁,成绩非常好。恋爱后付成励和李乐的联系一度变得少了,她因此也取笑过他,“甜蜜起来就忘记了朋友”。据李乐所知,付成励和女孩是经朋友介绍的,“认识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研究生了”。李乐强调这段感情“是女孩主动的”,女孩喜欢叫付成励“弟弟”,也会发来短信说“想弟弟了”。付成励会拿给李乐看,证明女孩已经喜欢上他。可李乐会泼冷水,提醒他“对方也许只是把你当弟弟”。付成励不这么觉得,他举出更亲密的例子,某天女孩送他乘公共汽车回昌平,在车站的时候“亲了他的脸一下”,李乐也就不再打击他。中国政法大学分成蓟门桥和昌平两个校区,研究生在蓟门桥,这段恋爱谈得有些辛苦,李乐说付成励“经常要跑到市区去,路上要花近1小时,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女朋友一次”。或许也因为如此,朋友中见过这女孩的并不多,女孩有时候也会过来昌平校区,和付成励的室友们吃过饭;而付成励去蓟门桥校区的时候,也见过女孩的一些朋友。
作为好朋友的李乐并没能见过这个女孩。有一次,付成励特意带她去跟女孩吃饭,两人坐车从昌平赶到蓟门桥,原本已经说好了,可等他们到了,女孩怎么也不肯下楼,“就说自己累了,不想下来了,也不让付成励把带给她的东西送到宿舍,说放在楼下传达室就可以了”。李乐因此觉得这个女孩性格有些奇怪。面对这种冷遇,付成励却不介意,李乐只好自己分析,“也许他已经习惯了”。李乐还见过晚上付成励在网上和女朋友聊天,经常是“他在不停地说,可他女朋友偶尔才回应两句,等付成励不说话了,就说早点休息吧,还发来一个笑脸,让人很崩溃”。这段感情,至少在李乐看来,和自己理解的恋爱太不一样。
而更多隐情,她也是在今年初两个人闹分手的时候,才有更深的了解。不善于倾诉的付成励还是选择了向李乐诉说部分心事,这心事过于隐秘,以至于李乐也觉得,付成励之所以会说,实在是因为内心太过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女朋友,对方才肯接受”。李乐听来的故事,带着伤痛。女孩是法学院的,初入大学不久,还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她被程春明老师所吸引,“和程老师发生过关系”。从时间上推算,那是2003年左右,那时候的程春明还在第一段婚姻里,或者说第一段婚姻的尾声。这段师生纠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人后来也分开了,但这段经历让女孩陷入了某种心理上的困境。虽然她并未因此恨程春明,但此后也没有交过男朋友,付成励是她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李乐无法确认这故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听到付成励的转述。但她从女性的角度,觉得不可能是编出来的,“没有女生愿意这样抹黑自己”。
付成励是一个在感情上很传统的人,他当然被这隐秘的往事所震撼。可他的回应并不是放弃,而是“一定要娶这个女孩”。李乐后来才知道,付成励听过女朋友的倾诉后,2007年的国庆长假,迅速把女孩带回了天津的家,告知父母,这就是自己未来要娶的人。李乐也疑惑于付成励的举动。可付成励执著地认为,既然女朋友连这么隐秘的往事都告诉了他,证明了对他的信任,自己因此“必须肩负起责任,一定要娶她”。这逻辑也让李乐“很崩溃”,她劝过付成励,也许对方未见得需要他承担这个责任,可付成励执拗地认为,“不承担责任就不算个男人”。
可在付成励的描述中,女孩的反应更让李乐疑惑。女孩那一方的情感在直线降温,“说出往事以后,付成励对她越来越好,可她反而越来越冷淡,到后来基本上就不搭理付成励了”。

伤痛:撕裂的青春

付成励的家在天津东丽区的一个小村庄。东丽是天津外环线外的郊区,从天津到塘沽的津塘公路和轻轨并行,从村里穿过,把村庄分隔成南北两半。便利的交通条件,也让这里成为东丽经济开发区所在,土地已经被大规模征用,林立的厂房也吸引来许多外地打工者,村里人不再靠土地谋生,而是寻找与开发区相关的副业。
付成励的父亲十几年前就从黑龙江来了东丽,他有一门修车的手艺活,也靠这个在天津扎下根来。付成励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母亲从黑龙江逊克农场一起来了天津。网名叫“东京冬天”的小学同学还记得,付家刚来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一开始我家里人还不叫我和他玩”。可后来,付成励的爱学习和乖巧迅速赢得了邻居们的喜欢,家长言语间就变成“你学学人家孩子”。付家陆续搬过几次,大约在2000年付成励读初二的时候,搬到了现在的村子。这对夫妻留给村里人的印象是“朴实、本分”,夫妻俩凭借自己的勤劳2000年前后也在村里买下了一处平房。早年村里的平房可以买卖,房子不大,花了大约5万多元。村里常见的四合院式建筑,院墙围起来,进院门正对着的是一个“福”字照壁,绕过照壁就是主屋,三间房子,全部加起来不过30平方米。进门是客厅,左右两侧分别是付成励和父母的房间。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卫生间,公厕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口,风过,异味刺鼻。
买房置业后,付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父亲依旧在厂里修车,而母亲换过很多工作,“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打过三份工”。至于付成励,转到村里初中之后,成绩依旧很好,他爱踢足球,也迅速融入了新环境。2003年中考时候,考上了东丽区第一百中学,这也是东丽区最好的一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能从村初中考过来的,每年不超过10个。2006年之前,第一百中学可以招收外地生源,叫做借读生,但学费高昂,每年要1.5万元。付成励虽然跟随父母到了天津,但他的户口还在逊克。他的求学,和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一样,有各种门槛。但付成励很争气,几乎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这也是校方为优秀借读生缓解学费压力的一种举措。
高中时期的付成励人缘一如既往地好,他也符合了家长们所有的期待,“孝顺、懂事,听话,学习好”。当付成励2005年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邻居们都不觉得意外。大学的学费比高中时的借读费少多了,付家的家境也开始逐渐有了起色。大约在付成励上大学之后,付家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挨着院墙,在院子里修起了4间豆腐块般的平房。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这些简陋的房间可以按每月100元的价格租出去。只是依旧没有独立的浴室和厕所。他的母亲也不必那么辛劳了,现在固定在一个肉类加工厂里打工,帮工人们做饭。村里人原本也觉着,还有一年付成励就毕业了,辛劳的父母看起来可以享享儿子的福了。
村里也有人去年国庆节见过付成励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付成励个头1.75米,白净瘦弱,女孩比他矮,看起来很斯文。女孩在付家待了一两天,后来邻居还在和付成励母亲闲聊的时候问到过这事。付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他的母亲一直以他为荣,也会和邻居们分享他的成长点滴,比如去报社实习,比如打算考公务员,交女朋友的事当然也不例外。根据邻居的说法,母亲对付成励的恋爱态度比较犹豫,听说是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在司法系统,她因此担心因为家境过于悬殊,付成励很可能被对方的家庭所嫌弃。只是父母也知道这是儿子的初恋,他们因此并不是过于担心,年轻也意味着充满变数。
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儿子的感情其实很不顺利。李乐说,按照付成励的说法,他对那女孩越好,女孩越觉得有压力,屡次提出分手,说自己配不上付成励。3月份时候两人就闹过分手,李乐劝他试试把感情降温,不要对那女孩太好,也许对方就不会太有压力,或者干脆分手。李乐也知道付成励的关心常常用力过猛,在朋友的角度都会觉得受不了。可付成励不这么想,他觉得“她已经受过那么大的伤害,假如我要是对她不好,就会让她觉得我嫌弃她”,更谈不上主动和女孩分手。
可今年5月的某个晚上,李乐接到付成励的电话,说他和女朋友终于还是分手了。电话里,付成励很郁闷,说女孩求他放过自己,他只能放手了。虽然在李乐看来,这分手更像是必然,但她还是耐心地劝慰付成励。说出这段隐秘的故事对李乐来说并不容易,她在描述时尽量保持中立和克制,只转述自己听到的,并不妄加猜测,也不做过分的评论。她甚至还会看着我的眼睛,很真诚地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个女孩不好的话?”她说,付成励很在乎这个女孩,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她。
虽然李乐与付成励有过如此密切的交谈,但她还是无法梳理出那天晚上付成励行凶的动因。毕竟对程春明的厌恶,付成励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有了。付成励并不认识程春明,也没有选过他的课,可在听过女孩的故事后,就对这个名字生出了本能的厌恶,李乐也受了一些影响。付成励觉得,虽然是多年前的往事,可这事情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女朋友,而程春明作为成年人,作为老师,行为上有不道德的地方。李乐劝过他不要过于在意,毕竟是以前的事,何况女孩自己都不恨程春明了,可付成励坚持认为程春明“做了不好事情,就是坏人”。
凶案发生的时候,李乐在市区上辅导课,晚上才从朋友的短信中获知,听到遇难老师是程春明,“心里当时就愣了一下”,她马上给付成励打手机,关机。发短信,没有回复。到了深夜23点,最终确认了行凶者就是付成励,当晚一夜不眠。第二天下午男朋友陪她回了昌平校区,校园的拓荒牛塑像前摆满了祭奠的鲜花和卡片,只有一张是给付成励的,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李乐说,她想了好几天,觉得付成励太傻了。这场剧变也让她明白,“这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很多是灰色的”。成年人世界里的普世原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却是在撕裂般的疼痛中才领悟。
李乐和付成励的其他朋友一样,陷入了双重的悲伤和困惑。逝去的程老师,就算曾经有过错,也错不致罪,而付成励,面对未来司法审判,也许要面临漫长的牢狱之灾,他的青春已经戛然而止。还有程春明的妻子,李乐说起来的时候,会陷入沉默,“我们后来才知道程老师又再婚了,妻子正怀着5个月的身孕,怎么可以宝宝一出生就没了爸爸?”付成励的父母在出事以后连夜赶往北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宾馆,后来去宿舍收拾付成励的行李时,有同学见到过,那场面让他们至今心酸:“他妈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没有当着同学们掉一滴泪,还安慰来送行的同学说,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学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也隐去了部分地名。实习记者徐菁菁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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