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孙维世传奇

李旧苗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 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GCD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出台演戏，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零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征求家长的意见。看爸爸拿姐姐也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的叫。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你想想延安来的土八路在北京上演一出苏联老大哥的洋戏，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又由她的新婚丈夫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还由金山的前妻张瑞芳（后来演电影《母亲》、《聂耳》、《李双双》而名声大噪）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时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就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有人小声议论：孙维世现在真够大度的，也不在乎舞台上的保尔和冬尼娅已经进入热恋状况啦。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记录，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大伙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而任意自由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回家睡到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个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涅伯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上海剧团、蓝苹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来看。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州。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窜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因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就无理取闹；同时她一会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一会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寂寞的时候，找小李琳聊天，没想到小李琳也应付了两句，就借故离开。这大明星可动了肝火：连这小孩子居然也敢冷落我。
　　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一来，也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周恩来问明情况就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她俩在延安成了最亮丽的两朵花。
    ◆延安“大小姐”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叫江青的绰号：“二姨太太”，叫孙维世的绰号：“大小姐”。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中国从来没有那种“独立检察官”。
　　这类事情属于隐私范围，除非“小超妈妈”非得对簿公堂不可，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当时在延安，“革命”就意味着破坏旧制度，和旧习俗彻底决裂。所以在男女交往方面空前地开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中国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邓颖超主动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乾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朱德为让兄弟在天之灵安心，把孙泱调来做自己的秘书。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莫斯科、林彪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孙维世转头上马，去找毛泽东。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又能好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zhonggong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 指挥员是林彪，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
　　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张梅虽然文化不高，也相当忍让，一看林彪不高兴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孙维世一来，林彪什么毛病都好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二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孙维世说：是毛主席、周恩来送我来上学的，我还得在这里学四年，现在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就想继续学习。
　　林彪说：好吧，我先回去了，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同时回来的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和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到了哈尔滨，孙维世自然住在南岗的李立三家。她听说林彪就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三年就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他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莉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zhonggong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这个宴会比当时党中央宴会的规格不知高了多少倍。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活泼、开朗女郎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小脸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的挟了一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的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朵花走了以后林彪接着大发脾气，叶群说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的话，林彪就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孙维世离开哈尔滨去河北看周爸爸、小超妈妈。叶群越想越气，就用李莎的名义给孙维世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不能再回哈尔滨。孙维世莫名其妙。后来，她见到李莎时问起这件事，才弄清楚这是叶群的移花接木之计。
　　孙维世一笑了之。
    ◆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在西柏坡周恩来见到孙维世，非常高兴，连毛泽东也说：这孩子大了。当领袖们去开会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孙维世说：你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孙维世说：我不着急，等全国胜利以后再说吧。
　　江青见孙维世就问：过得怎么样？还对她说：回来你就知道了，这里坏人很多，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你是周恩来的女儿，我是毛主席的夫人，咱们要团结起来好好收拾他们。
　　孙维世觉得她心理一直有问题，就有意回避她，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江青很气，说：
　　“孙维世人小架子大。”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
　　“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这个传闻是不可能验证的，但当时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于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zhonggong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它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是叶剑英的女儿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邓榕的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只能说是一本好女儿写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少人写了《我的爸爸……》，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唯有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国诧叱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都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当时这样微妙的情感关系明明布满了定时炸弹，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江青后来刺她一句：说到底你还是个草包。意思是说，这么多名相大将都围着你的石榴裙转，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下嫁一个戏子？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可是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帮派：青红帮和共产党。上海青红帮老大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产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三二年就发展他入党。
　　后来人们给他的小老弟赵丹取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可比起金山“混”的本事，赵丹就差了行市了。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生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琛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他很快又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也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在这桂系军阀重金邀请下，率团南下广西。在桂林盛大出演，宣传抗日。金山得风借水，继续南下，先后到了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虽然一路异国情调大开了眼界，可是也被外国当局多方刁难，使演出不如金山希望的那样辉煌，使他扬威天下。可是他成功地向南洋富豪陈嘉庚等各地华侨为抗日募集了巨额款项。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对这次巡回给予大大的表扬，认为把抗日的风火点到了南洋。
　　王莹知道金山风流倜傥，又混迹江湖，早晚也不是她的归宿之地，毅然和金山分手，自去美国留学。她心比天高，不甘心就此沉沦在演艺圈里，一心想当读书人，于是和地下党员谢和庚先生，一起远走高飞。据说，金山为此也伤心了一段，但他决不可能长久的寂寞。
　　郭沫若的新剧《屈原》已经杀青，郭才子指定非要金山主演不可，王莹已经远渡，陈波儿、蓝苹等北上延安，于是选中了张瑞芳，由她扮演屈原的丫环婵娟。
　　第二幕是郭沫若的得意之作《雷电颂》，纵观郭沫若全集，资料不少，研究不少，真正如闪电般才华的光芒第一次闪现于他的长诗《女神》，第二次就在这个当年的绝唱——《雷电颂》中闪烁出夺目的华彩。
　　郭沫若有如此豪迈之文采，却没有同样豪迈的表述能力，只有通过金山浑厚的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才把郭沫若的梦想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演出，造成了更大的轰动，金山成了不可动摇的话剧皇帝。小报上又大肆渲染王莹出走的花边新闻，金山周围一下围满了各种女性崇拜者……据报导有一位有脸蛋没脑子电影明星因为追不上金山而自杀……。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芳坠入情网……他们闪电结婚。
　　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国民党派出众多“接收大员”从投降的日伪手中接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著名导演蔡楚生拍了部经典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描述一个原来向往革命者，后来因为混迹官场，腐化堕落，更当上了接收大员，一时得意非凡，数不尽的金钱、美女，他摇身一变，变成当代陈世美，电影结尾处白杨扮演的女主角伤心透顶，先是含泪托孤，然后就投江自尽……
　　很多人说，这就是金山啊。
　　原来金山真地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雄、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总导演孙维世又是众所周知的红色公主；另一播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今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隐藏了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这是金山名利双收，一生中春风得意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名星，真是麻秸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没有人会去弄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一切都在变化中，都在更新中，都在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被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吐故纳新嘛。
　　也就是差不多的时候，戏剧界的神童吴组光和演员吕恩也离了婚。吕恩到我们住的小院去散心，我们后院就住着当年上海滩的大漫画家张光宇，那时经常有北上的新知故雨在这里聚会。
　　五零年八月八号，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才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可同时也知道她必有所求。
　　原来，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
　　这时候，周终于明白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这是孙维世第一个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同时，张瑞芳却飞向上海，离开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金山一看，就尴尬的笑了。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正在这时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来了三辆汽车。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它人她都不认得。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见过这么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只有江青继续独自坐在沙发上冷落别人，自然被众人冷落。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俗话说：不打送礼的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说话。江青问：
　　“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
　　孙维世脸也变色了，但勉强忍住，一辈子一次的大喜日子，决不能为此扫兴。就顾左右而言它。
　　没人知道江青刺她这一招，是得到了快意，还是更难受？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钩花被套。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面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金山一激动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美貌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金日成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洒鲜血保家卫国，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把他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请示北京，要借金山之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金山关在北影隔离审查，先拉回青艺批判，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人，都义愤填膺……。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人们都愣了，金山的命太好了。如果换了江青或者什么别人，金山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一般人的天性，都会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如果因为金山伤透了孙维世的心，她要出这一口恶气，周恩来决不会袖手旁观。
　　金山被押回北影，孙维世给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送去。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上级也明白孙维世的心意，可能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了，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回到了家里，向孙维世负荆请罪。他死里逃生，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夹着尾巴做人”。
　　等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里的古建筑里，这个大院也住着雷平等青艺的领导。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总理有时候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就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学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探索，自编、自演、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术才能。
　　一九**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功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的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终于查清了孙维世的下落。江青乾脆以攻为守，先发制人。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生天。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
　　“和周恩来说过什么’ｘ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象吴晗那样的高干，或为象孙维世那样的格格或阿哥们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zhonggong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zhonggong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明。

李旧苗

温相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周恩来、邓颖超把她认做养女。
    这里我们先来引用一段现成的孙维世的简历：“中国话剧导演。四川省南溪县人。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14岁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后由周恩来派送延安学习。在延安参加演出话剧《团圆》，获得热烈反响。1939年春，受派去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立戏剧学院，完成了5年戏剧导表演艺术课程。1946年秋，孙维世回到延安，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活动。她导演的秧歌剧《一场虚惊》，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优秀演出剧目之一。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 1954—1956年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如米·戈尔卡柯夫《导演教程》等；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作为训练班演出剧目；培训了一批专业导演骨干。1956年夏，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是在导演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之作。1964年春，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 孙维世曾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
    但是，孙维世的上述这份简历中漏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在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的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后来整死孙维世的一个主因。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新闻，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金山这处用的是曲笔，江青真正要关心和了解的绝非什么军国大事，因为在毛泽东那里，江青了解的军国大事实在不少。
    1、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当然，也会有人问，也许江青就是要了解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孙维世没有回答江青的提问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导致江青对她后来那么残酷的报复？而在一些文革史料里面都把孙维世这次拒绝回答江青的提问作为江青整死孙维世的开启，可见这次提问的实质远非中苏国际间的某些问题那么容易引起江青的极度关注。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素来不错，据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热的问过孙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戏谑的称呼孙维世是“草包”，江青还亲口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维世写过很多信，可是这种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绝迹。然而，即便是这样，江青在孙维世的婚礼上仍旧跑来，送上一份厚礼的同时还不忘跟孙维世热烙的扯上几句。江青真正的发迹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青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孙维世的“通天”的背景上寻找答案吧。
    孙维世的“通天”本领在当年就有不少人为之艳羡。据介绍，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随意到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还可以带人去中南海进行参观，还可以吃上一顿两顿便饭。（参看《话剧皇帝－金山传》276页）中南海是zhonggong中央办公所在地，更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可谓禁地森严。内中等级分明，像陈伯达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作为八届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区，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级别摆放，比如陈伯达的家里的窗台只能摆放四盆，毛泽东的窗台则能摆放八盆。不管这个记述是否属实，中南海的规格之高却是举世无双的。（后来八十年代曾经短暂的开放了部分地区供群众参观，但不久又关闭如前。）
    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属于最高领地的地方，孙维世不过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何以能够随意出入呢？显然来自于她的不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周恩来夫妇在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的，而且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定低级、工资向低标准靠拢。邓颖超作为党内杰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没有额外的沾上一点周恩来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据这个情况看，周恩来没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凭空给一个干女儿如此惹眼的特权呢？这不但不符合周恩来的一贯的作为，也不符合实际。
    如此看来，孙维世的这个“特权”只能来自于另外的领导人，而摆在周恩来之上的主要领导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和孙维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
    金山回忆过，孙维世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毛泽东访苏期间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这说明孙维世与毛泽东之间并不陌生，孙维世不仅有着和江青交往的历史，和毛泽东也有交往的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述及，我们也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的罗嗦，因为查考历史最重证据。
    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还继续谈谈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2、康生为何给孙维世写信？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披露，康生曾经在五十年代给孙维世写过信，而且是长信。信的内容据金山说那就是“对封建文艺做了疯狂的吹捧”。
    我们都知道，康生在五十年代郁郁不得志，正是他一生“养望”的时期，这时候的康生在党内地位甚至不如陈伯达。也就是在这时，我们注意到康生放下当年煊赫一时的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架子倾心和一些人密切交往，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他和田家英的过从。
    三联书店出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对田家英与康生的交往做过描述：“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zhonggong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
    康生当然不会如此平白无故的交结田家英，因为在五十年代（除却1959年后），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无疑是相当走红的秘书，他的言行有时甚至左右毛泽东的意见，康生厚结田家英的醉翁之意还是在渐渐恢复他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康生的“亮点”。所以，一旦在田家英失宠后，康生与田家英的交往也就结束了。诚如《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说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
    由此益见康生和田家英的来往并非他康生真的愿意与田家英保持师友的名义，也并非康生酷好金石乃至忘我。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田家英的地位侧面的打动毛泽东。一俟田家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他在康生的视野中也就很快消失殆尽。上面那段文字中透露的时间是1962年，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zhonggong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已然给补选为zhonggong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走回政治舞台，他也就更不需要走上下坡路的田家英了。
    3、康生写信不可能因为周恩来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康生写给孙维世的长信难道是为了巴结周恩来吗？当然不是。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五十年代，周恩来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受压的地位。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饶事件发作之前，毛泽东已经有意把斗争的矛头再度指向周。毛泽东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亲笔签发了1953年3月24日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周恩来原来负责的政府系统工作除了外事方面还由周恩来作主外，其他的都划归给他人，其中高岗担过来的部委就有八个之多，包括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高岗所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故有“经济内阁”的外号。而高岗从延安时期就是毛的亲信，当年跟随高岗的工作人员承认，高岗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早就有人向毛做过汇报反映，但都被毛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1958年的南宁会议又成了毛专批周的斗争会，在力平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中的362页中明确的写道：“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能够感到。……但如果直接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对抗，因此，周恩来在1958年6月9日的zhonggong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的提出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虽然事后毛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假意挽留周继续留任，可周则必须再进行一次不得已的痛苦的自诬。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道：“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从范若愚的这段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周恩来在那种大背景下的无奈与痛楚，毛泽东对其凌逼之甚于此可见。试想，周恩来处在这样一个境地中，康生会借助孙维世来结好周吗？不仅范若愚如此回忆，周秉德在她的专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专门引用了一个周恩来起草的请示报告，为了一个水库的事宜，周恩来不得不向彭真做汇报请示，以周1956年八届zhonggong中央副主席，历史上的最高三人团的首脑之一的地位竟然沦落到此，康生难道不知道吗？以康生的精明、势利，他会如何对待周恩来，岂不是明摆着的？就算不落井下石，可也不至于格外巴结周吧？
    周恩来颇有自知之明，他对王稼祥说过，他就适合干跑龙套的工作，当不了主角。而洞察党内风云变幻的康生宁可巴结田家英，也不会主动示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至少在五十年代如此。（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康生更加不用巴结周恩来了）
    金山说康生在给孙维世的信中对封建文艺进行了疯狂的吹捧，虽只有这么一句，可也说明了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明了康生交结孙维世的程度。
    我们都知道康生此人虽然十恶不赦，可也颇有些真才实学，例如他在书法、金石方面的造诣，完全可以说得上党内独步，关于这一点，康生本人也当仁不让。据知情者说，康生曾经在背后议论过毛泽东的书法，他认为毛的书法根本不属于上乘，充其量不过是在势道一处下了点功夫，言外之意相当明显。康生的这个学问毛泽东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几次公开的对康生的本领加以赞赏，他评价党内几个文化方面的专才，其中还把康生与董必武并列。而党内一些大秀才也不在康生法眼之内，例如他根本瞧不起胡乔木、陈伯达，他还给陈伯达起了一个外号，称他们是毛泽东身边的书呆子、不达时务，特别是他对陈伯达的评价后来不幸言中。
    在康生休养期间，登门拜访专门就学问请教康生的党内著名秀才不在少数，像邓拓就是其中一位，邓拓不但和康生切磋学问，还把康生请到家中赏玩古董，以致于邓拓自杀后，康生明确告诉有关部门在查抄邓拓家里的时候务必要手下留情，也就是要把邓拓自己的古玩如数的转交给他康生收存。
    在康生而言，能和他畅谈古今文化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者党内寥寥可数，而今他居然屈尊就驾给一个年纪不过三十岁上下的小字辈的孙维世写去长信大谈什么封建文艺的得失，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吗？
    康生这么做的结果和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要结好孙维世，结好孙维世的目的则是利用孙维世去结好一个更大的更有来头更能左右他康生未来政治命运的重金属。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党内，康生刻意维护和交结的女人无外乎江青、叶群，男性不过是毛、刘、林三人。而这五个人无一不是对康生的前途命运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么孙维世呢？为什么康生对孙维世如此垂青呢？
    4、孙维世·林彪·叶群
    我们在开篇中提及的那句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对话起因又是什么呢？是江青的心血来潮吗？为什么江青要在孙维世这件事上拉上叶群垫背呢？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林彪曾经追求过孙维世，虽然未果，可林彪对孙维世的印象一直不错。而就在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失踪之后，孙维世投告无门的情况下，第二时间里想到了林彪。她给中央军委去信请求林彪的援助，这封信落在了叶群的手中，而且也被江青得知。
    下面我们不妨多说几句叶群其人。叶群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应该说本能就不会对孙维世有什么好感，叶群的晋身之道大抵和江青类似，所以，越是这样她们才会对有可能的雷同的情况或者人物倍加注意。叶群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权欲熏心的伎俩不但破坏大局，而且还顺带着把林彪父子送进万劫不复之地，她那个自作聪明实则愚蠢的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看法（林办秘书于运深回忆那是叶群的主意）彻底给毛泽东整垮林彪提供了口头依据。但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公正的说，叶群不需要负有什么罕见的责任。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叶群的为人问题。林办秘书张云生以他和叶群的亲身接触曾经评价叶群虽然比较坏，可到底比起江青来还是要强，至少能和身边人做到好合好散。换言之，叶群的狠毒程度逊于江青。这里我们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薛明的境遇，谁都知道在延安时期，薛明出于组织纪律曾经对叶群的历史做过揭发，这点深惹林彪、叶群不快，成为后来林彪、贺龙交恶的一个侧重点，然而即便是这样，叶群并没有把薛明置之于死地使得薛明有了劫后余生。相比江青弄死王莹、章泯、囚禁秦桂贞这些绝决的做法显然有些区别。第二个例子是张云生本人，叶群曾经勾引过张云生，但是，张云生并不上当，叶群恼羞成怒把张云生赶出毛家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像这种“首长夫人”倒贴未果的事件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张云生很难全身而退，特别是在那个毛家湾说一不二的年代里，弄死一个区区的秘书，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张云生的虎口脱险的另一面也验证了他自己的对叶群的那个评价的不虚。
    江青在知道孙维世求助于毛家湾的同时很快赶到叶群那里，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不要走了眼的动机，也有把叶群绑在她自己战车上的起因。叶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随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紧跟江青，如今她怎么会为了一个既倒的孙维世得罪江青呢？更别说这个孙维世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殊的好印象。
    5、孙维世专案成员透露案件点滴
    去年，我们走访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他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维世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 ×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 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维世，她要孙维世帮助她整理话剧，孙维世没答应不说，还对江青的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维世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青拉拢孙维世未果的情况下，在江青看来又添新恨。
    孙维世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维世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这里我想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维世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试想，是什么原因能够导致让江青如此的仇视孙维世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维世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莹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青，章泯因为过去有和江青同居的历史急于被江青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青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维世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做如是看。
    6、挟私报复还是杀鸡儆猴？
    但是，仅凭这个孙维世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维世一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
    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新世兄长）、金山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了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这件事揭示了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青对孙维世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定位不准确。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青诬蔑的那样，孙维世何能给江青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维世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情节的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青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原中央警卫局的邬吉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江青未得毛泽东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青，毛的其他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青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青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
    我们知道，在孙维世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经被整死。孙泱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维世的，因为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的朱德看的很清楚。朱德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朱德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的逐渐的有目的、有步骤的政治打压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朱德一发言就被毛指责为隔靴搔痒，而后，毛还质问朱德是不是在会上举了半个手的问题。由庐山批彭引发的军委扩大会议，朱德更成了被炮轰的重点，林彪等人不断给朱德上纲，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人指使，林彪何能对朱德如此开炮？林彪点名批评朱德，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账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德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证据。朱德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不过，朱德还是被迫做了长篇检讨，朱德在检讨中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10月，经毛泽东批准，zhonggong中央将朱德的这份检讨印发党内。
    朱德生平最为讨厌个人崇拜，对日益被掀起的个人崇拜狂潮嗤之以鼻，毛非常不满，据李维汉回忆，1964年，毛泽东批评朱德说，此人一听反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文革中，朱德的厄运加剧，连戚本禹这样的小丑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孙泱的死应该说和打击朱德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7、周恩来的苦楚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佐良的这个回顾并不见于他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一书50页。
    孙泱何许人也？周恩来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德要清楚，那些来冲着孙泱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周恩来走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不愿和不敢的情绪的，说他不敢不上，那是因为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因为和毛的决裂意味着覆顶；说他不愿上来，是因为他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用“软顶”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
    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
    当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青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维世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恩来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8、江青与毛泽东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中曾经这样写到过：江青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有人突发奇想，要是把这段对话中的一位主人公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效果会是如何？
    ×××和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怎么样？有些毛骨悚然吧？
    当然，这种话是否存在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留在历史的印象中有一件事值得反复琢磨，那就是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历次和毛泽东作对的人都没有逃脱劫难，而和江青有过过节的人也经常横遭不测。总之，得罪这对夫妻的人在文革中鲜有幸免者。
    9、江青如何拉拢孙维世
    现在只要看看江青拉拢孙维世的几段谈话就可以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
    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江青对孙维世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敷衍了事。
    我们都知道，从1962年开始，上海的“好学生”柯庆施就已经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借助柯庆施的力量决定从文艺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应该说江青的这套做法不但毛泽东知道，而且也比较关注。其后，毛的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就是根据江青的整理材料作出的结论。而抓样板戏更是江青的一个突破口，从后来的发展状态看，毛为了在文艺界打开口子，不惜动用林彪出面给江青撑腰，一部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多次，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进去，而林彪奉命照发。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其实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独立王国”论的原创作者是谁。江青找孙维世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维世没有料到的。而江青谈话的宗旨也并非江青的独创，而是另有高人的指点。孙维世没有细想内中的缘由，在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按照孙维世专案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孙维世回到北京后去见了毛，谈的话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除了文艺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任务呢？会不会词连周恩来、朱德呢？也是不得而知。然而，孙维世并没有从这次谈话中获得新的转机，倒是危机步步逼进，从这个结果看，此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夫妻二人两次出面，孙维世都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执行，其令人悻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我们都知道江青抓样板戏的背后绝不是揭示文艺界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预谋，即以海罢事件为例（海瑞罢官简称海罢），江青事前找过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后才选定姚文元。而海罢事件的幕后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不难猜想的吧？那么这次话剧界的打破缺口从孙维世这里入手，后台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一样的吧？
    孙维世拒绝了一个前台指挥，又绝决了一个后台老板，这起政治事故比较五十年代的出访事件远要说明孙维世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的人应该何去何从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场已经说明了问题。
    10、王莹、李立三的死再度折射孙维世事件
    我们都知道，在文革里江青点名要整垮的电影演员中王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不过，王莹在遭到非人待遇后身体处于半瘫痪状态下还是在1973年11月被批准入院治疗，只不过这种治疗的效果几乎等于零，所以，王莹最后没有能够自救，但是，王莹仍旧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所以，目前文革史上通行的说法说王莹含冤而死却并非孙维世的惨死可以等量齐观的。
    而另外一个意外的插足孙维世事件的李立三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选择”了“自杀”，李立三说起来不过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澄清了一个事实真相而已，却因此遭到围攻，李立三死后，法医鉴定报告里连死者的身高、体重都搞错了，难怪李立三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始终质疑李立三是否死于自杀，按照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的观察，举凡在文革中所谓自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属于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所以，李立三所谓的服毒自尽也应做如是看。
    王莹、章泯都是江青必欲致其于死地的人，而遭受的折磨却远不是孙维世可比，孙维世入狱仅有半年的光景就给活活弄死，可见，如果江青是仅仅是出于泄愤将孙维世弄死，理由却也不够充分，至少力度不够。孙维世的死只有和政治上的最大黑幕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是露出冰山一角之际！
    11、结束语
    孙维世、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惨遭杀害之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诗，诗中的最后一句就是“莫将血恨付秋风”，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多年以后就把这句诗当作纪念孙维世的文章的题目，其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孙维世至今离世已经差不多四十年，而她死亡的全部真相仍旧没有权威的披露，这起文革中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之一的背后所昭示的黑幕远非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和理解的，其元凶可以说至今逍遥法外，不知道当我们面对历史的天空时，如何仰视孙维世那冤绝的眸子！
    孙维世死前对妹妹孙新世说过一句话：“江青最坏”，我想孙维世想要说的可能远不及此，而就是这句话在文革中也已经大逆不道，能让一个文弱的女性在生命的尽头说出这样的话的同时其所能够解读出来的内容不是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吗？
    我们可以淡忘一切，可以让一切仇隙和冤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沉默的血迹慢慢的从记忆中淡化开去，但是，历史能够淡忘吗？事实能够淡化吗？
    血写的历史终究要战胜墨写的谎言，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