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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天慢慢亮了，烟台峰周围布满了晨雾。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杨西中尉很清楚他的E连被包围了。他们整夜都在向周围的志愿军射击，但是双方都没多少损失。“这些中国人行动很小心，他们就像是坐在门里的摇椅上一样。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所以谁也不出声，都在静静地等待。”

云雾中突然有人吹响了一支军号。山顶阵地上没几个陆战队员，距离很近，杨西不必提高嗓门，大家就都能听见。

“提高警惕，看到目标再打。”

大家都向前俯下身，扫视阵地前沿，希望能比志愿军早发现对方。“我们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然后就能看见他们的橡胶鞋和袜子。然后浓雾散去一些，显出了志愿军战士们的身影。我们立即开火，将他们一串串地打倒。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干净利落地打仗。”

吹来一阵凉风，晨雾终于消失了。山顶上的陆战队员发现了紧急情况：一队志愿军占领的他们与河边指挥所间的地盘。卡尔·温斯洛军士（Sergeant Carl Winslow）回忆道：“到处是志愿军士兵。”韦伯·索亚尔少校（Major Webb Sawyer）说：“我们被魔鬼包围了。”

詹姆斯·斯坦普尔中尉（Lt. james Stemple）是A连的一位排长，他们正在道路东面阻击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他们不断地攻击我的战地，我猜他们是磕药了。我向一名冲过来的志愿军打了4枪，都打在胸部，我看见棉花从他背后的弹孔中飞出，但是他还不倒下，直到扔出他的手榴弹。卡宾枪的威力不如M1步枪。任何人被M1步枪击中后，都肯定会被打倒的。然而4发卡宾枪子弹却无法挡住。”这天上午大约8点左右，志愿军终于决定撤退了。

一等兵维辛特·依斯特（PFC Vincent Yeasted）是一名自动步枪手，他将斯坦普尔中尉叫到他的位置上，这里是左翼，面对河。中尉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群身着黄绿军装的志愿军正从698高地的北坡上跑下来，向铁路冲去，准备撤退。

“苏阿军士，”斯坦普尔回头叫道：“把你的机枪转移到这里来。”马拉雅·苏阿军士（Sergeant Malaya Sua ）和机枪手们立即在这里架起两挺机枪。“准备好就开火。”斯坦普尔命令道。苏阿的机枪随即便开始向河对岸聚集成一团的志愿军扫射。

下士罗伊·培尔从另一个角度目睹这一切。他听到有人喊叫道：“注意看这边！”培尔这时和戴维斯中校一起站在路边，听见喊叫声便向别人所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队志愿军，排成两列纵队，在光天化日下沿着铁路向北行进。培尔回忆道：“他们距离我们只有大约100码，但是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突然我们的机枪向他们开火了，其他武器也加入进来，这也有我的一份。正当我杀得性起，觉得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玩够了吧，培尔，’中校对我说，“赶紧回到你的岗位上去操作步话机。”

约瑟夫·欧文中尉说：“当我听说志愿军正在向铁路附近行动，就抓起一个步话机赶到一个观测点，指挥炮火。一会儿我们的小型原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志愿军的头上。我们称60毫米迫击炮是机会武器，告诉你，这是次绝好的机会。炮弹像张了眼睛一样，咬住志愿军不放，不论他们跑到水沟里，岩石后面，小山后面，还是在河床上。在60毫米迫击炮面前，他们无处藏身。”炮击停止后，陆战队员们看见最后几名活着的志愿军正疯狂地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去，试图离开这个绝望的地方。当他们接近步枪最远射程时，狙击手们漫不经心地将这最后几个目标消灭了。

弗里德里克·道萨特中校是利兹伯格上校的副手，他是这样总结在水洞附近的战斗的：“志愿军发动了协调良好的营级攻击，但是在连队和以下级别的单位中却缺少领导和智谋。我看见机枪在铁路附近打死半个连的志愿军，纯粹的屠杀，但是当一名志愿军军官吹响哨子，幸存者又开始列队前进，我们的机枪就又开始向他们扫射，直到最后剩下大约10到15人疯狂地四散奔逃。中国人不重视人的生命，也不重视自己人的生命。跟他们作战，我们需要特殊的战斗条例。”

战斗结束后，杨西中尉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他躺在地上，点燃一支烟，环视四周。一等兵詹姆斯·哥拉赫正好走过，杨西便和他谈起挽救阵地的英勇行动，杨西问道：“是什么让你这么干的？”哥拉赫笑了笑，对中尉坦率地说出了他的解释：“我妈妈从小教我不要做胆小鬼。”

斯坦普尔中尉还记得当A连下山之时，利兹伯格上校站在山脚下，端着一罐咖啡，在每一个路过的陆战队员背后拍一巴掌。上校的绰号是白色大牧师，他通常不表露自己的情绪，但是几天，他对手下的这些步枪手，迫击炮手和机枪手们的表现非常满意。他想起斯坦普尔中尉曾经是他身边的一名参谋，坚持让他停下来，同他一起喝口咖啡。“你说，斯坦普尔，我们是不是该向他们撒劝降传单了？”他轻蔑地说道。

“我觉得他们没全被消灭。上校。”

“对，但是至少他们能让我们清闲几天。”

“是的，长官，希望如此。”

罗伯特·高尔特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通常很少提及：他和他的助手负责处理战死者的尸体。利兹伯格上校总是在四处寻找称职的人，一天他注意到这名黑人陆战队员做事非常仔细，严谨，就问他是否愿意负责丧葬处的工作。来自印第安纳的高尔特，平时沉默寡言，做事稳重，接受了团长的命令。

“这个工作没正点，”他回忆道。“我们不停地来回运送尸体。我们一共5人，有一辆卡车。到达前线后，我们就停下车，徒步走到阵地上，那里陆战队员就会告诉我们死尸在哪里。我们将狗牌拿下来，然后将一块拴在脚踝上，一块拴在手腕上。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做这些工作，死者的朋友可能就在附近观看，希望我们能尊重死者。然后我们将死者的名字，军衔和序号登记入册，然后打开他的背包和口袋，寻找信件和其它遗物。有时狗牌在爆炸中被炸飞了，死者有没有家信，周围又没有认识他的人，因为他是刚到前线的补充人员。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搜集他的指纹，然后交给后方，让他们对照指纹，搞清楚死者到底是谁，然后给他的家人报死信。”

参谋军士凡·维克尔负伤后被运到营包扎所，在被运往咸兴以前，他的朋友常来探望他，向他祝福。他虽然很感谢前来探望的朋友，但是由于伤痛却难以和他们交谈。在一次反击中他的肘部被打中，失血很多。以至于当凯瑟尔中尉前来看望他时，还以为面对着一具死尸。“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苍白的活人。”

李周恩中尉也在同一座帐篷中焦躁地等待军医，他坚信军医检查了他的伤势后，一定会将他送回B连，那里就象是他的家一样。在帐篷的一角，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二等兵，他将脸埋在双手中，默默地在哭泣。这场景对李触动很大，“你在这里哭什么？”他问道。“你伤在哪里？”

年轻的陆战队员抬起头，啜泣道，“我看见我的好朋友被打死了！”

李站起身，用左手扶着负伤的右臂，大步走到他的面前。“让我看看你的伤。”

但是这名二等兵却无法满足李中尉的要求，他的心理受伤了。就象乔治·巴顿将军在二战中遇到的类似的难堪事件一样，李觉得他对此无法忍受，对这名失去斗志的步兵没有一点同情。站在这名畏缩不前的二等兵面前，他用没受伤的左手比划着说：

“看看你的周围，这里的人都受伤了。比如这边这位，一块弹片打进他的腹部，那边那位，肩膀被子弹击中。你听见他们哭泣了么？”

李没有象巴顿将军那样打他耳光，他只是宣称这名已经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二等兵不是真正的陆战队员，给陆战队丢脸了。

“从现在开始，”李说道，“你闭上嘴，别出声，以表示你对这些勇敢的陆战队员的尊敬，听懂了么？”

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眼里还闪着泪花。

几分钟后营属军医检查了李的伤情，坚持认为他要到咸兴的野战医院去养伤。李中尉极力对，却无法改变军医的决定。欧文中尉还记得他满脸怒容地爬上救护车，向南开去。李拒绝向战友们告别，坚信他将很快返回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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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1月3日，夜晚的到来标志着陆战队和志愿军之间的第一场战斗结束。志愿军124师所属两个团的残部后撤3英里，在通往黄土岭的道路两侧构筑阻击阵地。山路十分狭窄，坦克无法通过，后来陆战队的工兵拓宽了道路。这意味着北韩第344坦克团的T34只能留在山脚下。坦克兵们想方设法伪装坦克，希望能躲过第二天开始慢慢向前推进的陆战7团。（陆战队员们发现这些坦克兵近似于疯狂地保护他们的坦克，现在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平壤的英雄纪念碑上。）

陆战队的侦察兵在山谷中顺着铁路前进，很快穿过真兴里，来到窄轨铁路的尽头——三巨车站。这里有一座缆车，通向位于高原上的那个孤独的小村——古士里。下士约瑟夫·麦克德姆特（Corporal Joseph McDermott）是7团的尖兵，在路弯处发现一堆十分不协调的灌木和稻草。带上一等兵华尔特·科尔（PFC Walter Cole），他离开道路，前去搜查。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他们艰难地前进，走到一半他们就看出这是一辆T34坦克。麦克德姆特从后面接近坦克，掀开一些伪装，从后面爬上坦克。他先试着打开舱盖，但是没成功，就用枪托将潜望镜砸入装甲，然后莽撞地从缝隙中朝里看，不料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打了出来，擦着他的脸皮飞过去。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拉下保险拴，从潜望镜的开口处扔进坦克。

沉闷的爆炸声中喷出一团烟雾。过了一会儿，坦克的马达突然启动，象一头愤怒的巨象向前冲去。麦克德姆特急忙抓住把手，才没被甩下坦克。但是他也无法再掏出手榴弹，无奈之余只得跳下坦克，连滚带爬地跑到躲在一块巨石后的科尔身边。坦克转了一圈，又在他们附近停下了。科尔冒险的机会来了，他飞身一跃，跳上坦克，将一颗手榴弹塞进坦克，然后赶紧低头躲藏。又是一声沉闷的爆炸，火焰和烟雾从炮管和潜望镜中喷出。马达哼哼了几声，坦克又向前窜动了几英尺，然后就没了声息。

在公路上，唐纳德·沙龙中尉（1st Lt. Donald Sharon ）看见路边的一座草房倒塌下来，露出一辆T34坦克，它的85毫米炮管正咄咄逼人地向公路上行进中的队列转过来。陆战队员们赶紧散开到路两边，躲藏起来，并立即呼叫支援火力。不一会儿，反坦克火箭筒小组，无后座力炮和空中火力纷纷加入攻击。很快就将4辆坦克击毁。至此，北韩的第344坦克团全军覆没。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一幕幽默的喜剧却在后面上演了。戴维斯中校还记得昨天晚上，一辆孤独的坦克冲入阵地，让他措手不及。为了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他从反坦克连那里要来几颗反坦克地雷，装在麻袋中，放在自己的吉普车上。11月4日上午，他听说前面发现敌人的坦克，立即将他的传令兵一等兵瓦特森（PFC Watson）叫来。“我让他在路边的水沟中隐藏好，这里的陆基收缩，道路狭窄。我交给他一个地雷，告诉他‘假如坦克过来了，你就将地雷放到履带能压着的地方，懂了么？’”几分钟后，戴维斯又来到这里，看看瓦特森是否准备好了。“他显得很紧张，我猜他肯定是没弄清自己的任务，所以我又仔细地向他解释了一遍。他用心地听着，我注意到他的前额上冒出大颗的汗珠，当我向他解释如何逃脱时，他松了口气，说‘我的上帝啊，中校！’”

“‘怎么回事，瓦特森？’”

这个年轻人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说，他原来以为我要他抱着地雷，将它送到坦克转动的履带中。“换句话说，”戴维斯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以为我要他象日本神风特攻队那样，用自杀攻击的方式炸毁坦克。我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瓦特森，我不记得他的家乡在哪里，但他是一名优秀的陆战队员。”

11月6日，天黑以后，陆战11团的炮兵名向志愿军124师的残部发射了一系列密集的炮火。利兹伯格上校在后来的谈话中，就像一名商人一样地总结道：“当我们消灭了124师作为预备队的那个团，标志着这个师被彻底击败了。”

史密斯将军的评论也很温和，“一场鏖战”，他说。

迫击炮手约瑟夫·欧文的评论更尖锐，“我们把对手打得满地找牙，证明我们和在南面战斗的5团一样强大。”

陆战7团化了5天的时间肃清了在水洞周围的志愿军，不管他们是占据在高地上，还是躲在山谷里。7团的3000名陆战队员中大约50人战死，200人受伤。志愿军则在战场上留下大约1500具尸体。

满地的死尸对那些新兵来说是新奇的（但是对那些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来说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很多新兵在战场上巡视一番，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遍地密集的尸体，然后才继续向北面的山口进发。志愿军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的棉军衣和军裤，戴着边上镶有毛皮的护耳军帽，少数穿着镶着毛皮的靴子，绝大多数都穿着带橡胶底的帆布鞋，陆战队员们通常称之为网球鞋。情报人员打开他们的背包，发现里面装有大约四至五天的给养，有大米，玉米，黄豆，都已经炒熟了，这样可以因避免生火做饭而暴露目标。每个士兵带有大约80到100发子弹和几颗木柄手榴弹。

阿尔蒙德将军来到战场视察，一不小心又在陆战队面前出丑了。他注意到陆战队18门榴弹炮的炮口朝天——这样可以让炮弹落在反向山坡上——就对利兹伯格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还有高射炮。”这对陆战队来说已经是很滑稽的事，但是假如他们发现军长认为水洞的战斗是不值一提时，肯定会觉得胆寒不已。当陆战队在山谷中和志愿军奋战时，军长的战地日记上记载的却是：“检查了为第十军参谋人员准备卧车和大巴。”

在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尔劳比依然认为中国仅派了少数自愿者来到朝鲜，参加战斗，他于11月3日宣布，可能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到三万四千名中国士兵在朝鲜抗击美军。这个估计和现实相差甚远。这时第九兵团的12个师已经像洪水一样漫过中朝边境，前来迎战第十军，与此同时，林彪的第十三兵团已经在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面前展开。此时此刻，大约有三十万志愿军进入了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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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7团D连的上等兵阿尔·布莱德肖是后备兵，他谈起上前线的过程：“我在邮局工作，突然收到入伍通知，转眼就到了一个叫真兴里的朝鲜小村，向7团人事处报到。他们派我去道路西侧的山头，问E连要不要我。等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爬上山，E连的军官对我这个样子不感兴趣，认为我没有什么潜力。他们让我去D连去试试运气，这意味着我必须下山，跨过公路，然后再爬上路另一侧更高的山峰。在我的家乡圣路易斯，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山峰，不骗你。”

“在山脚下，我遇到了一点意外。突然有人喊道，‘注意！’我看到不远处站着一名志愿军，肩膀上挂着一枝步枪，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就像是在站岗放哨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他有武器，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名志愿军。我立即抬起M1步枪，和另一名陆战队员同时射击，将他撂倒。可能这个可怜的人只是想投降，但是谁能知道呢？”

“到了D连，他们将我分配到苏达中尉的排，等我在战线上落下脚，发现我的邻居也来自圣路易斯，叫埃尔·德门特（Irl Dement），他可是个人物。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打枪。第一天晚上，寒风将一张纸从我们面前吹过，他抬手就是一枪。第二天一早，连长密尔顿·霍尔上尉（Captain Milton Hull）就过来察看，问道：‘昨晚谁开的枪？打着谁了？’

“‘长官，我想打中一张飞过的纸片。’

“‘那好，现在就把纸片捡来给我看。’

“我和德门特赶紧爬出散兵坑去找，上尉双手抱在胸前，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在山坡下大约30英尺的地方找到那张纸片，拿上来给他看。

“‘好啊，’他说。‘上面怎么没有弹洞？’很明显，上尉不喜欢手下人无缘无故地向一张纸片开枪，更糟糕的是，埃尔·德门特居然没打中目标。

“这天晚上，我站在散兵坑边撒尿，突然听见左面有人在搬动枪机。我吓得魂飞天外，立即趴下，躲进自己的散兵坑。也许往战地套餐的空罐头里撒尿不是件很舒服的事，但是这也比挨德门特一枪好得多。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见德门特得意洋洋地朝我笑。

“‘我猜你昨晚肯定看见那个中国兵了。’

“‘埃尔，你这个疯子，那不是中国兵，那是我在撒尿。’

“‘噢。’埃尔有点吃惊。

“埃尔和我在圣路易斯时就是好朋友。”布莱德肖最后说。

这天夜间，从黄草岭山口那面不断传来号角声，刺耳的音符在山谷中回荡，经久不息。11月7日夜，志愿军突然消失在崇山峻岭中。

对于124师在水洞的意图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北韩的水电站，因为它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满洲提供电力。也有人认为，这是在保护中国的国境线。史密斯将军认为124师在黄草岭山口的任务是滞缓美军的推进，同时在北面完成大部队的集结。虽然陆战队在水洞赢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史密斯却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仍在思考着一个不解之谜——志愿军第42军的另外两个师现在躲在哪里？

在三巨车站旁，被击毁的T34还在那里冒烟。道路从这里突然变得陡峭起来。尼克拉斯·特拉普尼尔中尉（1st Lt. Nicholas Trapnell）回忆道：“陡峭的山路将我们引入一个神秘的东方帝国，没准食人的巨兽就隐藏在怪石突兀的地平线上。”

通过山口的道路崎岖狭窄，宛转悠长，一共大约8英里。路的右侧是山崖，左侧是深沟，很多弯道难以通过，卡车必须脱开后面的拖车，才能勉强通过。队伍不慌不忙缓慢向高原推进。在西面，凉风中野火在燃烧，空气中掺杂着淡淡的草木烧焦的糊味，就像温和的烟草一样，闻着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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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奥立佛·普林斯·史密斯，55岁，假如有一类人能称为典型的的陆战队将军，他肯定不属于他们。他是一位平静的思索者，常叼着烟斗，没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华丽的绅士。他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渡过童年。就学于伯克利大学时，他四处打工（多数是护理花园的工作），加入陆战队后，于1917年成为一名少尉，后来到法国战争学院进修，在二战中参加了新不列颠岛，贝里琉岛和冲绳岛的战斗。

他有些小心翼翼，却并不胆小怕事。11月7日，他与阿尔蒙德将军会面，向军长陈述了他的目标和部队日益分散的现实。“我向他指出，陆战一师是一部强大的战斗机器，但是现在力量分散，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这时部队分散几处，相距远达170英里：普勒的1团在元山，默里的5团在新兴里，利兹伯格的7团在水洞以北。

“我再次劝说军长，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以及山地对供应造成的困难，希望他考虑暂缓前进。阿尔蒙德同意集结陆战一师的部队。”史密斯听到军长这么说，刚松了口气。但是阿尔蒙德随即命令陆战一师越过黄草岭山口，穿过古士里，占据长津湖以南的交通枢纽——下碣隅里。

史密斯开始担心他毫无掩护的左翼，阿尔蒙德向他保证第十军的特战连将到那里去巡逻，保护他的左翼。军长的保票却不能让史密斯放心，他早就听说军部的这些所谓的特战专家打起仗来像狗熊。11月2日，一名特战军士搭乘一辆陆战队的卡车来求救，他说大约有300名志愿军在攻击他的连队，情况危在旦夕。陆战队第一坦克营恰好就在附近，立即派出由三辆坦克组成的巡逻队，前去援救。但是他们仅仅在文川以西大约1英里的地方遇到小股敌人，“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驱赶到山地中。”史密斯后来说。“特战连在战斗中的表现很差。在长津湖战役中，陆战队还将多次碰见这种表现不及格的陆军部队。”

师行动部长阿尔法•布斯尔上校回忆道：“我们陆战一师是第十军的进攻矛头，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已经注意到这个矛头正在原地踏步。我们故意地原地打转，想尽一切方法延缓推进的速度，希望在部队更加分散以前能发现志愿军的踪迹。同时我们沿途建立起供给站，屯集物资。”

李周恩中尉被运送到位于咸兴的陆军第121转运医院，他不是一个温顺的病人，陆军的卫生兵也不喜欢他。右臂上的伤痛不时刺激他的神经，折磨着他的思绪。他认为在后方的逗留是“绝对令人厌烦的，周围的人不期望我做任何事，我没有义务，没有责任，没有目的。”

无比失望的李默念道，“我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

参谋军士威廉·凯勒（Staff Sergeant William Keller）是一个81毫米迫击炮班的班长。他的大腿受伤，也在这里养伤。平静的生活也让他象李一样坐立不安。

“我要出去散步，中尉，你陪我么一起去么？”

在室外，两人在院落内漫无目标地闲逛着，凯勒走路一瘸一拐，李扶着疼痛的右臂。不知不觉中两人来到医院的停车场。

凯勒发现一辆吉普车的钥匙还插在车上，两人会心地对视一眼，都露出了笑容。在院子的另一角，几名陆军的司机围着一个铁桶在烤火。李悄悄地爬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凯勒也坐上车，启动马达。听见马达声，那些司机不约而同地转头向这面看，其中一人高声喊叫起来。但是太晚了，在轮胎刺耳的尖叫声中，吉普车飞快地开上了街道，向北飞驰而去，背后留下一排目瞪口呆的司机。快开出镇子时，李回头看了一眼，想知道是否有宪兵在后面追赶，却发现有三辆救护车紧跟在后，这让他大吃一惊。

“有人跟着我们，凯勒。开快些”

他们两人无法理解这三位司机怎么反映如此迅速，但当时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赛车开始了。他们时而穿行在郊外的森林中，时而奔驰于稻田间的路基上。李不断回头张望，发现救护车越追越近。

“再开快些！”李喊叫道。

“长官，再快的话——”

就在这一刻，道路突然向左转。这时车速太快，有翻车的危险，所以凯勒不敢猛打方向盘，但是也无法将吉普车维持在道路上。

“我们就像飞机一样飞离公路，”李回忆道，“平稳地落在一处干硬的稻田上。”吉普车向前滑行了一段，停了下来，后面的救护车穿过这个转弯，继续向水洞方向开去。“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在追我们。”颠簸的道路让他们的伤口疼痛起来，不由地又呻吟了几声，随后两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来到前线，李步履蹒跚地爬上阵地。欧文看见身材矮小的中尉又回来了，老远就用沙哑的声音向他打招呼，但是李假装没听见。又看见李的那张表情严肃，不以为然的面孔，B连的官兵都很高兴，慢慢聚集到他的身边，李简略地向他们一一点头问候。连长马荣·威尔考克斯上尉也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摘下眼镜，用手指按摩着鼻梁，对李说：“这是医院把你释放了，还是你自己想回来看看我们？”

“长官，我向你报到，听说格拉伯中尉被炸弹震伤了。”

上尉点了点头。

“我希望能接手他的2排”

“就交给你了。”

2排的陆战队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沮丧。他们知道李周恩中尉对手下要求严格，和威廉·格拉伯中尉完全不同。约瑟夫·欧文说：“李做任何事都遵循条例，比如说挖散兵坑，尺寸必须符合规定，还一定要有放手榴弹的小洞。他将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直到一切都无可挑剔。”

李来到后勤帐篷领取武器和给养，开始系统地准备下一场战斗。

“我不知道这样从医院逃跑是否为自己赢得了任何的荣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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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利兹伯格上校很担心没有任何保护的左翼，他决定派人去荒无人烟西北方向巡察一下那面的情况，然后再进入地形狭窄，适于伏击的黄草岭山口。巡逻的路程长达25英里，一路可能很危机四伏，为此他命令在全团寻找志愿者。

上等兵拉尔夫·波尔克（PFC Ralph Boelk）来自于7团1营的重武器连，他回忆道：“当上校说需要志愿者时，全团来了大约200人，有人想去击退志愿军，有的是闲着没事，想打仗，还有几个只是想运动运动。我属于第一种人”利兹伯格让他的三个营长每人推荐一名中尉，作为巡逻队长的候选人，让他挑选。威廉·高金中尉（1st Lt. William Goggin）最后被选为队长。利兹伯格后来解释道：“我挑选他，是因为他有办事仔细的声誉。一名军官可以富有攻击性，但是同时也应能细心关爱手下人的生命。”雷蒙·戴维斯中校为巡逻队布置了任务，最后对高金建议说：“假如你们迷失方向，就一直向东走，一直走到峡谷，然后下到公路上。”沿途有八个站点，巡逻队的代号叫“漂木”。

11月8日天气凉爽，但是雾气朦胧。15人组成的巡逻队中午出发，先向西面进发。第一段路程沿着一条山间小溪，大约3英里长。因为山地的阻挡，高金中尉在第一和第二站点都无法和营部联系。下午，巡逻队转向北，开始攀登陡峭的山坡，这段路也有几英里长，一直通向高原。到此为止巡逻队还没发现志愿军的踪迹。

天黑以后，高金决定停下休息几个小时。午夜时分，负责放哨的罗伯特·曼蒂奇下士（Corporal Robert Mandich）听见山坡下面有脚步声。听声音，像是有几个人在向他们接近。他便用美式语气向这些盘问道：“站住！那里是谁？”他们立即停下，转身吵闹地跑了。包括波尔克在内的几个陆战队员认为这只是几个无辜的平民，但是高金中尉却认为最好假设他们是一队志愿军。他带领的是巡逻侦查队，不是巡逻战斗队，所以最好立即收拾行装，继续前进。

等他们到达位于山顶的第三站，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发白。陆战队员们爬上树木生长线，回头一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狭窄的东西走向的峡谷，长津河从古土里西侧流过。波尔克会议道：“我记得天空还挂着一弯即将落山的残月，这是第一次打霜，原野被白色的冰霜覆盖。这是一个奇特而美丽的景观。山下有些简陋的房屋，炊烟从烟囱里冉冉升起，屋外拴着一些马匹。”

河对岸，一些平民在水中淘金。这对陆战队员们来说并不奇怪，他们使用的日文版的地图上标明这一地区有很多金矿。波尔克说：“一名志愿军走出房屋来撒尿，我们立即全体卧倒。等他进屋，我们又开始前进。没走几步，一条狗开始向我们咆哮起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卧倒。几名志愿军从屋子里出来查看，其中一人发现了我们。他们又跑进房屋，又喊又嚷，然后提着步枪出来了。我估计他们有三四十人。我们赶紧向东跑去，希望能赶紧离开这里”

双方对射一阵，高金中尉的手被击中。卫生兵詹姆士·华尔士爬到他身边，为他清洗了伤口并包扎起来。志愿军突然停止射击，将行李袋放上马背，向古土里方向撤去。巡逻队按原定计划在第四站——1413高地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监视四周的交通，但没发现任何其他动静。九十分钟后，陆战队员们继续前进，到达1328高地，这里可以俯视荒无人烟的古土里。波尔克回忆道：“等我们离开那里时，附近的灌木丛中突然窜出三四只梅花鹿，把我们吓了一跳。”

在峡谷边，负责操作步话机的唐纳德·汉密尔顿下士终于和营部取得了联系，这时是11月9日，下午2时47分。波尔克回忆道：“我听到步话机操作员叫戴维斯中校等一下，他去叫高金中尉过来。我听到中尉向中校汇报说，‘长官，我们在顶峰附近，马上就在会出现在地平线上，向你们挥手。’他担心下面的陆战队员会将他们误认为志愿军，盲目地向他们射击。下面的陆战队员们也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

高金中尉和志愿者们用了26小时完成了长达25英里的山地巡逻任务，路途虽然不算遥远，但是地势险峻，道路曲折。他们监视了东西走向经过古土里的道路，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物资。

在接下来的路程中，给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带来麻烦的仅仅是一只不友好的黑熊，11月9日夜，它咆哮着来到G连1排的宿营地，将几名睡袋中的陆战队员吓得半死，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爬上缆车。10日清早，7团又开始前进，戴维斯中校的1营走在前面，尖兵就是李周恩中尉的2排。部队终于缓缓地穿过黄草岭山口，进入高原地带。利兹伯格上校给史密斯将军发去一条简短的信息：“今日占领古土里。”

戴维斯中校的参谋将7团1营的指挥所安排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火车站。缆车在这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窄轨铁路。当戴维斯中校看到指挥所被安排在这里时，他否决了参谋的计划。他说：“这里是小镇的中心，但是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在指挥所四周增加了岗哨，然后将指挥所转移到几百码外的一处峡谷中。”然后戴维斯中校就在长津河中洗了个澡，河水从这里转向北流，10英里后在下碣隅里附近流入旷阔的长津湖水库。戴维斯在清凉的河水中清洁着身上的污垢，根本没意识到这已是深秋的最后一天了。

1950年11月10日是陆战队建军175周年纪念日，各部队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举行了庄严的纪念仪式，长官向大家发出生日问候，傍晚在师部餐厅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庆典仪式。在高原上，戴维斯中校向大家高声宣读了陆战队手册中指定的章节，然后用从北韩军官那里缴获来的一把剑切开生日蛋糕，第一块给在场最年长的陆战队员，第二块给最年轻的。

戴维斯说：“那天晚上，下面带来一位志愿军的逃兵，一个小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很饥饿，我们给他加热好战地套餐，他狼吞虎咽地都吃了，外加一块生日蛋糕。我们给他一个睡袋，他倒头就在营部里睡着了。等他醒来，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很多他的战友都想投降，他想进山去把他们都带出来。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让他带上战地套餐，香烟和加热药片，将他送出营地。他爬上山，回头向我们挥挥手后就消失了，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这里先介绍一下雷蒙·戴维斯中校的来历。他是乔治亚州人，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在芝加哥的一个后备营的总教官。他的中校军衔是11年前得到了，这样长期地得不到提升在陆战队并不少见，只有那些苦心训练，在考验中证明自己价值的军官才得到提升。

戴维斯的第九步兵营于清晨5点坐火车到达潘德尔顿军营。陆战队员们整齐地站在铁路边，面前就是101号高速公路，偶尔有车飞驰而过。这里他们被分成75人一组，在黑暗中离开了，训练他们的军官和教员再也没见过他们。“这天清晨，我的后备营在黑暗中被如此草率，毫无秩序地解散了，我觉得很愤怒。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庭，突然被迫分散开来。在陆战队，我们做事一般都有条不紊。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北韩军队突然袭击，都快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了，假如我们要挽救南韩，就一定要快速行动。我知道这一切，但是。。。”

“‘你死到那里去了？’这就是当我向利兹伯格上校报到时他对我的问候。‘给你5天时间组织本团的1营，然后将他们带上船。’他只给了我3名军官，都是少校，我们立即开始组建部队。正好有几辆卡车从巴斯都军需仓库送给养来，我们立即将他们全部劫持。然后我们几位军官一人开一辆卡车，在基地里转悠。一看见有路过的陆战队员，不管他们是在干活，训练还是无所事事地闲逛，就拦下他们，问是否有人愿意跟我们走。去海外打仗是陆战队的传统，所以我们一会儿就将卡车塞满了。”

“在这以后的4天中，我们只有时间在潘德尔顿的山区举行一次野战演习，我们在野外一直干到整个指挥系统能够运行。最困难的是利兹伯格上校坐在直升飞机里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通过步话机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为了对付上司，我不得不派出监听哨，一听见直升飞机的声音就发出警报。等上校飞到我们的头顶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假装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

“一天晚上，熄灯号吹响前，我向全营讲话。‘我们要去打仗，我们这个营将是全师最优秀的。在工作上，我们要比7团其他部队更努力，在战场上我们也要全力奋斗。这里没有懒虫的位置。我们的任务艰巨，即使没人偷懒。我们即将登船出发，假如你们谁的家就在附近，可以请假回家和亲人告别。’”

让我们再回到1950年11月，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山区，气温骤降，预报显示更寒冷的天气即将到来。

史密斯将军回忆道：“我立即命令军需部分发冬季服装，这些大约占据半条货船的物资已经运来，都存放在兴南的沙滩上。但是和弹药食品混在一起，要费不少精力才能把这些急需的物资集中起来，送上前线。我们最先给7团送去，因为他们已经进入高山地区。这些物资包括山地睡袋，带羊毛里子的风雪大衣，防风裤，厚羊毛袜子和山地靴。这些风雪大衣是海军的那种，又长又大，适于那些在船上站岗放哨的士兵，在山地间长途行军的陆战队员觉得很不合适。那些山地靴适合野外狩猎，在陆战队员的脚上却很容易造成冻伤。”

利兹伯格上校知道志愿军很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隐藏自己，避免被侦查机发现，所以他不相信志愿军已经离开这一地区。在水洞战斗前，陆战队的侦查机也没发现124师7500人的任何踪迹。约瑟夫·欧文说：“我们都怀疑在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无数的志愿军，在悄悄地等着我们。”
（第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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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很明显，麦克阿瑟将军对志愿军在11月初发起的攻击不屑一顾。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和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分别在西线和东线向鸭绿江挺进。等他们到达江边——也就是中朝边界——这场5个月以前开始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麦克阿瑟的如意算盘。

但是志愿军却不这么想。假如战局的发展象宋时轮将军预测的那样，陆战一师将很快分散在真兴里，古土里，下碣隅里和柳潭里。宋将军的部队就可以包围这些孤立的单位，炸断在黄草岭山口的桥梁，然后一点一点地将陆战一师吃掉。这是志愿军的期望。

一个典型的志愿军师有大约6500到8500名士兵，有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三个师组成一个军。（由于山地，缺乏汽车，以及害怕美军空袭，宋时轮将大部分炮兵留在后方。）志愿军士兵穿着棉军衣，一面是黄绿色，一面是白色，戴着镶有皮毛边，带耳罩的棉帽。就像在水洞遇到的志愿军那样，他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后来的志愿军有穿半皮的军鞋，也有穿全皮军靴的。他们的通讯系统相当落后，团级部队才有无线电，营级以下几乎没有电话，在连级几乎只能靠通讯员，号角，哨子，信号弹或手电筒来传递信息。连级指挥员在几乎没有任何战术上的灵活余地，一支部队只会僵硬地执行战斗计划，直到将弹药消耗光，或者持续攻击敌人防御最强的地方。志愿军喜欢在天黑以后发动攻击，这样可以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极点——战斗精神，隐蔽和数量。同时避开他们的弱点——容易受到空袭，缺少车辆运输和有限的火炮支援。在志愿军这边，没有什么叫光荣退伍；当一个农民加入这个队伍，他的下场只有三种选择，战死，被俘，或者因伤重而无法继续战斗。

他们中一些年长的军官和士兵经历过长征。1934年10月，毛泽东的红军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困，长途跋涉6000英里，跨过18个省，越过24条河流，平均每天行军24英里，连续235天。从江西出发时大约有十万人马，到达目的地延安时还剩下大约两万人。（宋将军42岁，在长征途中指挥一个团。）到了1950年，解放军的步兵大概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年秋天，宋的第九兵团带着双重任务进入朝鲜半岛东北山区，此时第十三兵团已在朝鲜西北部部署完毕，面对着毫不知情的美第八集团军，九兵团将保护他们的左翼，并同时在长津湖地区消灭陆战一师和其他属于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美第十军的部队。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将第十军深深引入朝鲜东北部的崇山峻岭是宋时轮的战略关键。

尽管阿尔蒙德向史密斯将军保证，他的陆军将帮助陆战队看守沿途设立的军需站，但是史密斯却怀疑陆军有能力将承诺变为现实。他在真兴里安置了一个守备队，现在又必须在古土里留下部队，以保证继续向前进发的陆战7团没有后顾之忧。史密斯很不原意让部队冬季战役，因为缺乏后勤准备工作，而且军部要求也不现实，他不得不延缓部队的进展，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地步。

志愿军也许暂时离开了战场，但是现在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出现了。这就是冬季的严寒，在水库地区它将给交战的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比双方用枪炮造成的伤亡都要多。在11月初，这里的气候就和威斯康星州的季夏一样，但是现在夜晚是寒冷的，清晨雾气朦胧，连晴朗的蓝天也一去不复返。11月9日夜间，下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将荒凉的山岭染成白色。第二天，气温骇人地在几小时内降低了二十多度。到10日晚上，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2摄氏度，风速高达三十节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人觉得更加寒冷。

中尉亨利·利特威（Lt.(jg) Henry Litvin）来自海军，是营级军医，他回忆道：“我一直很忙，没注意到降温，直到那天吃早饭时才发现。我们没有餐厅帐篷，所以我只能站在寒风中将那被称为炒鸡蛋的东西尽快地塞进肚子。味道恐怖，我只想赶紧吃完。我将金属咖啡杯放在一根木桩上，准备饭后享受一下。但是当我端起杯子时大吃一惊，杯子冰凉，我的手指被粘住，咖啡的表面已经结上了冰。这时是我在整个战役中第一次意识到天气的变化将给部队带来麻烦。降温对前线的陆战队员影响很大，有很多陆战队员因为震荡症失去战斗力，其实都是突如其来的严寒造成的。我们赶紧架起保温帐篷，点起炉子，为大家提供能加热战地套餐的热水。”

中校戴维斯叙说：“情况很糟糕，我赶紧和参谋们出去巡查部队，发现谁脸上或手脚上有蜡白的斑点，就让他去烤火取暖，因为这是冻伤的迹象。”

7团F连的卡尔·文斯路中士回忆道：“我一醒来就觉得混身快冻僵了，赶紧起来生火烧咖啡。前一天晚上我收集了些细树枝，正好用来点火。我戴上连指手套，划燃火柴，但是风太大，总是将火柴吹灭，虽然我用披风挡着。狂风中，我的披风随风狂舞，发出巨大的声响，吵得我什么别的也听不见。”

下士罗伊·培尔说：“我在明尼苏达州长大，所以我这样的气温不陌生，但是来得如此突然，让我很吃惊。我看到几个来自南方的战友都给冻哭了。我们从被炸毁的房屋里拿出些木板，浇上些煤油，点起篝火。我们的战地套餐被冻得硬梆梆的，即使放在火堆边也化不开，因为风太大了。”

阿尔蒙德于11月11日到达咸兴，将军司令部转移到这里。他立即命令史密斯将军派一个陆战队连队过来，为司令部提供警戒。史密斯认为这是对兵力的严重浪费，因为在咸兴和兴南地区有2000多人的后勤部队；即使如此他还是派出5团C连去军部，连长是杰克·琼斯上尉。这件小事又一次表现出第十军军长如何拙劣地使用他的兵力，不懂得如何节俭。同一天，阿尔蒙德将军蛮横地命令陆战一师继续向鸭绿江进发。史密斯在地图上量了一下距离，发现从黄草岭山口到中朝边界有大约150英里。

13日，天灰蒙蒙的，史密斯乘直升机到达真兴里。5团3营在这里看守军需物资，向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借了辆吉普车，他便开始向山口出发。史密斯回忆道：“道路都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大部分是单行道，曲折弯转，每隔几百码就有让车线。旁边的峡谷有大约400到1000英尺深。”

在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在上坡的这面有一个水电站，4根巨大的管道从这里经过，连接着深谷中的发电厂。在下坡的那面有一座水泥桥梁，桥下是无底深渊。史密斯说：“在我上山的那天，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路上不少地方都结了冰。我们发现山上的气温比咸兴那边低十多度。”在战后和历史学家马歇尔（S. L. A. Marshall）的一次谈话中，史密斯总结道：“长津湖地区不适合军事行动，即使是成吉思汗也不会去占据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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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李周恩带领着尖兵火力组小心翼翼地跨过长长的混凝土桥梁，桥下是湍急的长津河。气温是摄氏零下20度。陆战7团终于到达下碣隅里，小村位于长津湖水库南端，这个巨大的人工湖覆盖着蓝色的冰面，厚度已经可以支撑一辆吉普车。道路在这里分支，向左通向西北方的柳潭里，距离大约14英里。向右则靠着湖岸向北，根据年代久远的日本地图，一直通向延绵不断的山区。

一等兵阿尔·布莱德肖述说道：“桥上扔着一些破烂垃圾，我担心这里设置了诡雷。恐怖的感觉让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直等我走下桥，来到村子的道路上才放下心来。上面的命令是别管小孩和老年人，但是把遇见的所有中青年人都监管起来。来到村子中心，我们开始工作，我们轮流地闯入路边的房屋，搜寻目标。等我们来到一座像是学校的房子时，轮到我往里面闯了。里面有几间教室和一个礼堂，和下碣隅里这样一个小村很不相乘。礼堂中有一个讲台，后面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可能这个小兵不认识金日成）。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讲台旁边有一扇小门，不知为何，一下子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

“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觉得后面有东西，原来门后有人，被我挤到墙角。他右手里拿着一只手枪。我用刺刀顶住他的肋骨，下了他的枪，将他赶出屋子。我正准备将他送到收容站点，没想到这小子撒腿就跑，转眼就绕过街角，不见了。我赶紧跑到街角，端起枪向他瞄准。正好他回头看见，知道再跑就要吃子弹，于是聪明地趴到地上。我跑过去，踢了他一脚，抓住他的领子，将他拖到收容点。‘放了这个混小子，’埃尔·德门特建议道，‘看他还敢不敢跑。’”

“‘搞什么鬼？’

“‘这样我就可以试射我的步枪。’

“‘你这个神经病’”

这时在铁灰色的云层下，7团2营还在前往下碣隅里的路上。新到的营长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正在调试他的望远镜。“对远距离的目标放大效果很好，”他回忆道。在望远镜中他看到路西侧400米外有一座矿井，铁门紧闭。罗克伍德派出一个火力组前去察看，带队的下士回来后告诉营长他们只发现那里有没来得及洗得碗筷，还有浓烈的大蒜味。罗克伍德说：“我们继续前进，风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用手套护住脸，或者转过身，倒退着向前走。”

霍默·利兹伯格上校是很受人尊敬的团长，但是在他手下工作不是件容易事。在阿尔法·布斯尔的印象中团长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荷兰人，喜欢和别人激烈争论，不能接受批评，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手下的军官要求很高，这是好事，但是他有些欺负手下军官，尤其是那些中校，吃不消他的态度。”但是有一位中校和他针锋相对，却没有被他搞垮，他就是兰德福·斯考特·德维·罗克伍德中校。他是哈佛的高才生，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罗克伍德11月9日来到古土里向利兹伯格报到。上校恶意地盯着他看了会儿，矮胖，两颊粉红，脖子上挂着两副望远镜和一个相机，觉得他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头脑简单，作战勇敢的军官，虽然他知道罗克伍德受过很好的训练，积极上进，才智过人。

“我看你的体重超重了，”上校刁难道。

罗克伍德笑嘻嘻地反驳说山地作战将很快让他的体重降下来。

“我将2营交给你指挥，”利兹伯格命令道，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选择，罗克伍德的军衔比韦伯·索亚尔少校高，所以理所当然应当由他接替指挥权。“不过，先告诉你，我可是个严厉的监工。”他略微带着点威胁的语气说。

“别担心，这个我听说了，上校。”罗克伍德回答说。

罗克伍德将指挥所安置在车站的机车车库，这里也是缆车的终点。然后就端起他的莱卡相机，在四周拍照。这项业余爱好能让中校暂时忘记苛刻的顶头上司，但决不会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等兵乔治·克洛茨说：“我们班在一条支线上发现一节车厢，就进去避风休息，我被指派去收集些点火的树枝。下碣隅里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是块贫瘠的不毛之地。轨道边是仓库，里面堆放着不知要运往何处的麻袋，装着碎玻璃或旧鞋子。在这里我找到一包筷子，特别适合点火，回去的路上我看见连野战餐车后面有一罐草莓果酱，路过时我顺手牵羊将它拿上。回到我们班时，大家简直拿我当英雄。我们用筷子点起篝火，然后再加上些大木块。糟糕的是烟太大，要么我们在外面会给冻死，要么在里面给熏死。我们在下碣隅里没住几天就转移了。这就是陆战队员的生活，今天还在这儿，没准明天就离开。”

兰德福·罗克伍德回忆道：“在这个贫困，几乎被战火摧毁的小村里，我们开设了一个小卖部。那里有鞋油——简直不可想象——还有雪茄和糖果。我来到柜台前问道。‘听说你们这里有雪茄，什么牌子的？’

“‘长官，我们有红点牌，5美分两支。’

“‘我要两包。’

“‘对不起，长官，但是雪茄限量供应，一名陆战队员一天只能买一支。’

“‘你的价格是两支5美分，我没法只买一支，怎么办？’

“‘这很简单，你每隔一天来买两支就行了。’

乔治·克洛茨也记得下碣隅里的小卖部；“那是轨道边的一个帐篷。他们卖雪茄，鞋油和糖果。我从来没抽过雪茄，那天也尝试了一根，那时我才18岁，脸上还没什么胡子，昂着头，嘴里高高地叼着雪茄。等我回到我们班休息的车厢，看见大家都在整理行装，满脸的不高兴，因为新来的中校发布命令说，每个人都要到防御阵地上去，监视敌情。小道消息说中校将再也不让我们回到室内休息。”

陆战队员和当地的居民几乎没有接触。F连的格雷登·戴维斯和他们班另外两名陆战队员和当地人有一次短暂的交流。“我们走进一间当地人的茅草房避寒，并借用炉灶加热战地套餐，顺便吃顿热饭。女主人在那里做饭，她的孩子流着鼻涕在墙角玩。烟囱从地下走过，所以屋里很温暖，我们好久都没享受这样的环境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人吹了几声口哨，是一首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一段，没想到这引起了女主人的注意。她立即让她的孩子出去，几分钟后，将男主人领回家。全家人站在那里向我们笑。我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坐在那里发愣。男主人从一堆土豆中翻出一本破破烂烂的赞美诗集，然后一家人排成一排，给我们唱赞美诗，我立即明白过来了。”（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北朝鲜是传教士们在亚洲收获最大的地区。）

11月15日下午，陆战7团完成在水库南端的集结，第一工兵营的推土机已经开始修建飞机跑道。这天晚上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6度。罗克伍德回忆起当时奇特的气象现象：“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夹带着细微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在四周，气温计中的水银柱也不断下降。第二天，湖面上粉状的雪花被狂风卷起，就像水蒸气一样笼罩在湖面上。午夜时，冰面已经厚到能支撑一辆满载的卡车。”

在下碣隅里短暂的停留给杨西中尉和他的战友一个了解二等兵斯坦利·罗宾森的机会。“他是一个特例，”下士詹姆斯·克雷普尔回忆道。“我是在圣地亚哥的码头上船前第一次见到他的。宪兵将他和一组犯人押运过来。我看见他们正走上舷梯。我不知道罗宾森为什么能避免在朴次茅斯的海军监狱服刑，他几次擅自离队，被认为是无法挽救的。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师里缺少人手，四处搜罗能打仗的人，于是就让罗宾森选择是进监狱还是上战场。他是个高个子，很瘦，看上去像是个14岁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698高地上他表现英勇，中士卡里奥迪受伤后，他接替指挥，现用手榴弹打退志愿军的攻击，后来又用白磷手榴弹消灭一个机枪阵地，并只身占领阵地达几分钟之久。”

克雷普尔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在和罗宾森的接触中慢慢地了解到他的问题。“在下碣隅里，通过和他的谈话，我了解得到他擅自离队的背景。他结婚了，年轻的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但是不知家里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他运气很好，加入杨西的排。杨西大概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陆战队员，但是他也非常热心帮助别人。他和罗宾森谈了5分钟，就了解了罗宾森的情况，而那些海军精神病医师花了几个月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罗宾森被告知现在他将向排长，副排长和连长负责，一夜之间他就转变为一名一流的陆战队员。他就像一个失意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事实上他不会干别的，只会打仗。几年后，我听说他在与科罗拉多州的国民警卫队的冲突中被打死。”

“陆战队的座右铭是“永远忠实！”。在战争时期，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小学生都知道，现在没人会理睬它。但是对陆战队员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概念。象罗宾森这样的年轻人在陆战队找到了知心的战友，并将忠实地和他们战斗生活在一起。”

“在下碣隅里时，他和我还有过默切的配合。一天，在小镇边上，我们一群人坐在火堆边烤火取暖，走过来一名朝鲜男子和一名大约8岁的小女孩。虽然有语言的障碍，但是年轻的陆战队员都很高兴有孩子在身边。和其他成年的女性不同，这个女孩一点也不怕周围这些军人。那名男子站在火堆旁，对我们微笑点头。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不像是个农夫，也许因为他不到四十，表情紧张。我抬头和火堆另一侧的罗宾森对视了一下，同时站起身来，抓住这名男子，对他搜身。然后带他过桥，送到宪兵的收容点。那些被怀疑是间谍或同情共产政府的人都被送到这里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其他人正在给小女孩喂战地套餐，设法逗她笑。”

“后来这天下午，利兹伯格上校坐着吉普来到这里。在排这一级，我们很少见到营长，更别说团级军官了。所以就像一位知名人士来访问一样，我们都站起身，盯着他看。原来他听说罗宾森在698高地上的英勇表现，想让他作自己的贴身保镖。团长将罗宾森叫过去，上下打量了一番，就吩咐他去收拾自己的行装，上吉普跟他走。”

杨西和其他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罗宾森了，很不情愿地看着他离开，但是他们没想到，斯坦利·罗宾森后来又再次擅自离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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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1月15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再次保证美国没有任何将中国卷入战争的意图。他说到：“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并且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敌对行为在远东继续蔓延。”

同一天，麦克阿瑟命令阿尔蒙德改变第十军的行动计划。陆战一师的任务改为占据长津水库西面的柳潭里，然后越过太白山脉，占领55英里以外的交通枢纽武坪里。史密斯将军对部队过于分散的担忧现在更加剧了，因为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将从下碣隅里向西进发，默里中校的陆战5团已经通过黄草岭山口，正在向长津湖东侧前进。从表面上看他们能保护7团的右翼。但事实上由于距离太远，没有任何效果。普勒上校的1团还在50英里以外的后方。

准将爱德华·克雷格（Brigadier General Edward Craig）是副师长，他回忆说：“在阿尔蒙德将军离开我们的司令部前，特别强调要迅速行动。我们已经到达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他要让利兹伯格去占据西北方14英里外的柳潭里，默里沿着湖东岸向北前进。阿尔蒙德最后说：‘我们必须快速向前推进。’史密斯将军立即表示反对，但是阿尔蒙德假装没听见。他走后，史密斯将军私下对我说，‘在部队完成集结和飞机场完工前我们那儿也不去。’”

部队的过于分散和上司的置若罔闻让史密斯焦躁不安。为了试图改变现状，他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手段——越级申诉。他亲自给陆战队总司令克利夫顿·凯特斯将军写信，详细地阐述了当前的形势。

信中说：“虽然志愿军向北撤走，但是我没有逼迫利兹伯格快速前进。我们的左翼没有任何保护。第八集团军距离我们最近的部队在利兹伯格西南方80英里处。。。从咸兴到中朝边境只有一条山路，长达120英里。我不想让我的陆战师在这崎岖山路上排成一字长蛇阵。。。我们这里和利兹伯格那里的气温有明显差别。昨日9时，这里的气温大约摄氏零下8度，而下碣隅里的气温却是摄氏零下18度。。。虽然前线的陆战队员年轻气盛，装备齐全，有风雪大衣，山地靴和山地睡袋，但严寒的气候依然对他们影响很大。。。我对第十军军部缺乏信心，他们战场判断能力差，制定计划不切实际。在执行任务时，部队不断被分散开，使他们都成为孤军。我多次试图告诉军长，一个陆战师是一个强大的战斗单位，但假如被分散开，它的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我的任务依然是向中朝边境开进。而在西南方80英里外的第八集团军却将在20日才开始进攻。很显然，没有第8集团军的协同我们不应该继续推进。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完全突出的孤军。我确信在北朝鲜的山区进行一场冬季会战对于美军士兵和陆战队员们来说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情，并且在冬季的这种地形条件下，我也对补给部队的保障供应的能力和撤退伤病员的能力表示怀疑。”

第二天，史密斯乘坐一辆有暖气的旅行车离开位于兴南的师部，向北开去。在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超过一辆敞篷吉普，他认出车上坐着的是少将菲尔德·哈里斯（Major General Field Harris），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史密斯在路边停下，请哈里斯少将上车和他同行。

哈里斯抬起冻僵的脚走下吉普车，爬上温暖的旅行车。“好家伙，这么舒服，你是不是还有一辆这样的旅行车？O。P。”

“我还有一辆，为什么？”

“能借给我用么？”

后来史密斯告诉历史学家罗伯特·莱克伊，这个小小的恩惠换来巨大的回报，哈里斯的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在陆战一师被志愿军围困，濒临全军覆没时，给与他们最大的支援。

菲尔德·哈里斯儿子威廉·哈里斯6天前刚任命为7团3营的营长，自豪的父亲正赶往下碣隅里向他祝贺。父子会面之后，哈里斯又找到史密斯，二人开始在附近寻找“一块足够修建5000码跑道的平整开阔土地。”他们在村子的西南侧找到合适的地点，工兵们立即开始工作。陆战队第一工兵营的D连使用5辆履带拖拉机开始在冻土上开凿跑道，低温中，泥土冻得和混凝土一样坚硬。随着气温持续降低，施工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工兵不得不在推土机前面焊上铁齿，这样才能挖开坚硬的土层。

这天最好的消息是默里中校的5团已经接近利兹伯格的位置了，哈欧德·罗伊斯中校指挥的2营已经通过山口。

7团B连开始翻山越岭，向水库西侧的小村柳潭里进发，李周恩的排走在最前面。李中尉的胳膊还掉着纱布，一动就疼，同时他的膝盖也开始不舒服了。“我的膝盖不能锁定，总是打弯。当然我没告诉任何人。”这些痛苦让他的脾气更加暴躁。半路上，他看见让他惊讶的一幕：B连的陆战队员在地平线上行进，彻底暴露在敌人狙击手的眼前。这是步兵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和扎堆一样糟糕。果然不出李的预料，突然从几百码外传来一声82毫米迫击炮发射所特有的闷响。地平线上的陆战队员停下脚步，等着看炮弹的落点。可是炮弹正落在大家最不希望的地方，炸伤几名陆战队员。这门隐蔽的迫击炮调整的角度，又发射了5发炮弹。正当炮弹飞过来时，迫击炮排欧文手下的一名叫弗兰克·彼福尔克下士见情况危急，情不自禁地向站在身边的那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喊道：“李！快趴下！”一排炮弹爆炸了，幸好没伤着人。但是李中尉却恶狠狠地转向彼福尔克：“你刚才喊什么？”

“长官，我。。。”

李用手指着地面说：“到这边来，立即过来。”

彼福尔克从山坡上滑下来，又一颗82毫米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飞起的沙石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彼福尔克没敢站起身，坐在怒气冲冲的李身边。

“站起来！”

彼福尔克赶紧站起身，保持立正姿势，这是又一颗迫击炮弹落下，弹片和碎石四处横飞。

“你在注意听我说么？”

“现在我绝对听你的，长官。”

“你永远不许再用‘李’来称呼我，懂了么？”

“我全明白了，长官。”

又一颗炮弹落下。彼福尔克后来说他当时以为自己肯定会被炸死。

“你应当叫我李中尉，或者李先生。明白了么？”

“是的，长官。”

这段故事很快就传开了，凡事都遵循条例中尉在弹雨中教训目瞪口呆的下级，让他遵循军事条例。约瑟夫·欧文目睹了整个过程，觉得这是整个战役中最玩闹的一刻。李自己却不认为有什么好笑的，几年后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我知道那个可怜的人只是在考虑我的安全，即便如此我也没做错什么。”

烟尘散去之后，李坐下来抽起烟斗。（“我总在地图匣子里存放着烟斗和烟丝，战斗结束时可以享受一下。我从18岁就开始抽烟斗，因为我想培养些个性。

虽然没有任何敌人的攻击，陆战7团依然像蜗牛一样缓慢前进。（从11月10日到26日平均每日推进1英里。）阿尔法·布斯尔上校说：“我们集中精力囤积物资。最终目标是积累10个单位的弹药并将坦克运上来。第一工兵营的A连在下碣隅里以北建起一个锯木厂，为修理桥梁提供木材。请注意，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归功于史密斯将军的先见之明，最终挽救了数以千计的陆战队员的生命，也挽救了整个陆战师的命运。”

下士达罗·伯特(Corporal Darrell Burt)来自陆战11团，他回忆起24日清晨时的情形。“太阳升起来，天空晴朗，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冰霜，看上去就像是亿万颗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这片贫瘠的田野中却有如此美丽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还没到中午天就黑下来了，寒风怒号，雪花飞舞。二等兵派特里克·罗回忆道：“中午时分，一位兴奋的平民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一支志愿军巡逻队占据了Sinha-ri，那是下碣隅里8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子，他们将所有村民都赶出来，因为有一万志愿军士兵需要藏身之处。当时这个巨大的数字十分荒唐，没人相信。我们那时不知道志愿军有惊人的能力，可以将大批的士兵塞进一间朝鲜的小草房。”

这天下午，大家拿到了感恩节大餐的菜单。在这样近似于残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下，菜单上的美味佳肴显得十分不协调；前餐是虾仁色拉，正餐是火鸡，肉汤，曼越橘酱油，甜土豆，甜食是水果色拉，肉馅饼，还有橄榄和热咖啡。海军卫生兵威廉·戴维斯说：“肉汤最先结冰，然后是土豆。”

7团1营此时距离柳潭里4英里。雷蒙·戴维斯中校回忆道：“我们是最突前的部队，等火鸡运来时，它们已经冻住了，厨师没法将它们化开。我们最后将火鸡堆在帐篷里，点燃火炉，然后用雪压住帐篷的四周，防止热气流失。整整烤了一晚上，火鸡才化开，厨师才能将肉切开，准备晚餐。我们这一天让各排轮流从阵地上下来吃感恩节大餐。李中尉的排是全营的尖兵，传令兵忘记通知他们下来吃饭，他们每人只得到一杯奶粉牛奶和两片面包。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李中尉回忆起感恩节那顿单薄的晚餐，说：“虽然不很丰盛，但是味道好极了。”（一位李中尉的匿名崇拜者最近发现，即使是一杯淡水和一片发了霉的硬面包，李也会喜欢。）

戴维斯中校说，“那是我们最后一顿热餐，然后我们17天都没吃上热食，当然我们那时根本没预料到这些。”

感恩节的大餐挑起了官兵们的思乡之情，但是除了给家里写封信，别的什么也做不了。7团F连的劳伦斯·施密特中尉（Lt. Lawrence Schmitt）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

今天我们唱了些爱国歌曲，《星条旗永不落》，《美洲》，《我的祖国》。随军牧师为我们祈祷，然后上校发表了讲话。我有很多感激之情要表达：我美丽的妻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家，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信仰。希望天主能继续对我们慷慨。

最爱你的
拉瑞

在阿尔蒙德将军的感恩节餐桌上有28名客人，包括两名陆战队将军，史密斯和哈里斯，和两名上校，普勒和布斯尔。“这真是一次盛大的宴会，”布斯尔回忆道。“在宴会的安排十分完备，就像是在华盛顿一样。有酒吧，白桌布和餐巾，精美的瓷器和银餐具，还有座位标牌。”我们已经说过陆战队员以苦为乐。在如此奢侈豪华的环境下进餐，让这四名陆战队军官感到很不舒服。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很多感激之情要表达，陆战一师的3个团马上将要再次集结起来，同时在过去的10天中几乎没有任何伤亡。

第二天是11月25日，7团进入山间小村柳潭里。中尉约瑟夫·欧文回想起那段最后的平静时光：“柳潭里，灾难就从那里开始。”

Golf20

第十七章
为了参加第八集团军发起总攻的仪式，麦克阿瑟特地乘坐《巴丹号》专机从东京飞过来。“加入这次行动成功，”他对记者说，“我希望能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

前一天，他给前线将士写了份公报，分发到所有人手中。公报中写道：

联合国对在北朝鲜作战的新的赤色军的大压缩与包抄行动现正接近它决定性的努力。我们的空军在过去三周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完美的协调，有效地切断了敌人北面的供应线，严重削弱了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在东线，海军为我们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已经占据有利地形，对敌形成包围，将那里的敌占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将开始总攻，目标是包围敌人，消灭敌人。假如此战成功，朝鲜战争将就此结束，朝鲜半岛将恢复和平和统一。联合国军将迅速撤离，朝鲜人民将重新全权掌握国家主权，并将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这就是我们战斗的目标。

当天的军事行动却有点虎头蛇尾；没有任何抵抗。观看了发起总攻的仪式后，麦克阿瑟登上一架侦查机，命令飞行员先向北飞，然后再向东。五星上将想“依靠自己多年的军事经验，亲眼去观察分析战线后面敌人在干什么。”不幸的是他没看见一个敌人。“我眼前展现的一切，”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只有无边无际的不毛之地，险峻的山岭，无底的深渊和在冰雪覆盖下静静的鸭绿江。这是一片缺少仁慈的荒野。”

史密斯将军对麦克阿瑟的宣言的反应记录在11月24日的战斗日记上。“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往常一样，为即将发动的钳形攻势发布了措词华丽的公报，我们现在知道陆战一师是北面的分支。”

第十军命令陆战一师向西进发，这让史密斯的行动部长很扫兴。“这个愚蠢的命令，”布斯尔后来说，“让史密斯吓了一跳。”克拉克·罗夫纳（Major General Clark Ruffner）是阿尔蒙德的参谋长，他对这个命令的评价更尖锐。1979年他给历史学家埃瑞克·哈默尔的一封信中提到麦克阿瑟决定从长津湖水库向西攻击，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

李周恩的2排和往常一样，走在最前面。（李后来告诉采访者为什么他的排总走在最前面，“威尔考克斯上尉认为我的排是最可靠的，有最好的指挥。”）全排轮换着让三名陆战队员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距离大约是50码。“我一直走在最前面，没有替换，因为没有换班的需要。局势一直在我的掌握之中。”

作为一名陆战队的基层军官不意味着扮演代理父亲或者大哥哥的脚色；他是一名指挥员，为了能指挥手下人，有时需要一些粗暴的态度。一等兵卡尔文·格恩是尖兵组的一员，他总是落在别人后面。一天李走到他的身边问道：“格恩，我注意到你跟不上别人，为什么？”

“我的脚疼，长官。”

“真的？”李靠近他，用卡宾枪的枪托在格恩的脸上砸了一下。“看见没有？等我把枪插到你的屁股里你会觉得更加痛苦的！”从此以后，格恩再也不拖后了。

在战役的这个阶段，李注意到另一名陆战队员对他很关心。李回忆道：“他的名字叫阿迪利奥·鲁帕琦尼（Attilio Lupacchini）。他是一名自动步枪手。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参加陆战队是为了退役后能成为美国公民。在去柳潭里的路上我注意到他总是走在我身边，为我提供警戒。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保护我，他告诉我他已经指派自己为我的贴身保镖了。”

柳潭里是一个孤独的小村，四面环山，紧靠着长津湖水库最西端的一角。11月25日下午，7团的两位营长戴维斯和哈里斯已经将部队安排到周围的高地上。山谷中的平地被开垦成麦田，而不是常见的稻田，麦田刚犁过，但是还有小片的麦子还没收割，依然站在田地中。陆战队员们有条不紊地仔细搜索了村中的房屋和茅舍，没有发现一个村民。

这天晚些时候，戴维斯的行动处长，少校托马斯·泰和（Major Thomas Tighe）发现山谷中的一处茅舍中有人活动，便亲自过去查看。他带着一名翻译来到喊话的距离，让翻译叫茅屋里的人都出来。没人回答。泰和然后威胁说再过一分钟就要防火烧这间茅屋。一名志愿军士兵这才小心翼翼地从里面走出来，两手高举，后面还跟着两人。泰和将他们交给上尉团情报处长唐纳德·弗朗斯上尉（Captain Donald France）。这几名战俘非常友善，仔细地回答了弗朗斯上尉的问题。他们说属于20军的58，59和60师已经与6天前来到柳潭里。他们三人是60师的步枪手。

弗里德里克·道塞特是7团副团长，他回忆道：“这些战俘说志愿军将用一个师从北面攻击柳潭里，另一个从西面攻，还有一个师将切断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交通。第四个师将攻击下碣隅里，切断通往古土里的道路。第五个师将切断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的道路。等陆战队有两个团通过德洞山口——大约是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中点，就发起总攻。他们说攻击将于夜间开始，这样就能避开陆战队的空中支援。。。所有这些让人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怀疑普通的士兵能得到如此高层次的情报，所以我们不相信他们的供词。实际上，我们非常怀疑，认为这三名志愿军士兵是被故意安排在那里的诱饵，为了让我们得到虚假的情报。”

这天晚上一名兴奋的村民迈着沉重的步伐闯进3营的防线，也被送到弗朗斯那里。在审问过程中他说刚给一长队向西南方向行进的志愿军带路，正要回家。当问到队伍有多少人时，他回答说队伍有三小时长。他还说队伍中有牵引着火炮的马匹，也有骑马的军官。还有其他村民报告说在下碣隅里西南两面有大批志愿军部队。

史密斯将军说：“志愿军需要食品供应，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影响很大，他们被迫为志愿军带路，越过战线搜集情报。这些都表明志愿军兵力强大，并有切断我们的供应线和攻击我们的意图。”

11月25日晚，林彪的第十三兵团的18个师发动了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攻击。与此同时宋时轮的第九兵团也将在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带包围并试图歼灭陆战一师和进入这一地区的步七师的部队。然后志愿军将乘势歼灭步三师和步七师剩下的部队，以及顺着海岸线过来的两个韩军师。志愿军对第十军的行动将于11月27日夜开始。

假如志愿军从11月初和骑八团的战斗经验来判断，那他们就没有任何原因害怕美军。11月20日，66军司令部给每个战士分发了战斗经验公告。公告上说美军严重依赖火炮和坦克，但是他们的“步兵非常薄弱，士兵非常怕死，不敢勇猛攻击也不敢誓死坚守。。。他们通常白天行动。在夜晚逼近敌人就能抓住他的弱点。。。假如他们的供应线被切断，他们就丧失了斗志。假如切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将立即撤退。”

第九兵团的政治部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官兵。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很快你们就要在战场上和美海军陆战队交手。我们将消灭他们。等他们被击败，敌人的战线就会崩溃，我们的祖国将免受攻击的威胁。勇敢的战士们，就像在家里消灭毒蛇那样去消灭这些陆战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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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史密斯将军说：“我想做到的是延缓7团的推进速度，等5团和1团跟上来。直到11月26日我才成功。在那天，我将普勒上校的一个营安置在下碣隅里，一个在古土里，第三个在真兴里。他们负责守卫供应线。”在这天史密斯终于达到了一个月前的元山登陆就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将陆战一师集中起来。史密斯后来说，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陆战一师在“最恰当的时机”集中起来了。两个团在柳潭里，另外三个营分布在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这样陆战一师占据的战区比以前减小了不少，乘坐吉普车，只需一小时就能从一头开到另一头。

阿尔法·布斯尔回忆说：“即使如此，我们也是孤军深入，天寒地冻，被冰雪包围。整个第十军被拉成一条长线，大约65到70英里长，我们在最前面。”

副师长埃德伍德·克雷格准将对5团和7团依然没有回合感到十分焦躁。虽然他们已经比前几个星期时靠近了很多，但是此时7团在水库南岸的西头，而5团才到东头。第十军军部依然倔强地想将这两个先锋团分开，以至于在危机出现时他们不能互相支援，克雷格知道危机迟早后到来。他说：“我对当时的形势非常担心。当我和史密斯将军谈到这令人担忧的形势时，他仅对我说，‘这就是陆军方面想要的。’我认为整个行动计划很糟糕。”

陆军的部队陆续来到水库的东岸，和陆战5团换防，最先到来的是费斯中校（Lt. Col. Don Faith）指挥的步七师32团1营。戴维德·巴尔将军（General David Barr）指挥的步七师状态不稳。战争突然开始时，步七师兵力严重不足，被认为需要补充8000南韩平民。（为了让情况变得更糟，还有大约1000名步七师的下级军官被抽调去充实其他陆军师。）巴尔将军后来在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些被强迫参军的南韩人都很年轻，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被推上战场。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转变惊呆，不知所措，军旅生活让他们疲惫不堪。巴尔将军被普遍认为能力低下，所以在长津湖战役期间，副师长亨利·霍兹准将（Brigadier General Henry Hodes）负责在前线指挥部队。

26日上午，霍兹来到费斯中校的指挥所，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威廉·莱利中校指挥的31团3营和雷·恩伯利中校指挥的第57野战炮兵营正在上山途中，很快就会和他们回合。阿兰·31团团长麦克拉恩上校将负责指挥这支混编的部队。

一名陆战队军官被分配在费斯这里，他就是埃德华·斯坦福上尉，负责指挥一个三人火力联络小组。他们的任务就是指挥海军的炮火支援和空中支援。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陆战队就发展了一套火力支援的技术，在朝鲜战场上被陆战队运用得炉火纯青，最终上升为艺术。后来的战斗证明，能和他们并肩作战是陆军部队的福气。

斯坦福回忆道：“开始我们不忙，我将手下三人安顿好以后，就和随军牧师布容纳特开车回下碣隅里参加弥撒，然后访问一位朋友，奥拓·斯珀尔神父，他是11团的随军牧师。我还记得斯珀尔神父对将派往内陆作战很不满，认为这是在误用训练有素的两栖作战部队。”

5团团长雷蒙德·默里中校和费斯会晤后，就开车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向西北方的柳潭里开去，那里是5团此次战役中的最终目的地。默里回忆道：“后来我才发现此行的意义，当时我只是在欣赏沿途的风景。在位于两地之间的德洞山口，我注意到一名亚洲人高高地坐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监视着下面的公路。他就像一座雕像一样，在刺骨的寒风中一动不动。他肯定是在那里为志愿军收集情报。”

史密斯将军说：“到26日，在水库东岸的5团和陆军31团完成了换防。这些陆军部队匆匆忙忙地分批向北开进。由于行动仓促，他们只带了很少的帐篷和炉子。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合适的冬装和其他御寒的器材。”史密斯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一名陆军军官向他要冬季服装。“这些陆军31和32团的可怜鬼到我这里来要大衣的里子和其他御寒的衣服。我只能无奈地对他们说：‘你看，我们这里一人只有一件风雪大衣。’”

11月25日，星期六，在山下的真兴里，气温是摄氏零下22度。在35英里外的柳潭里，气温更低。

在西线，第八集团军比原计划推进得快，占领了大片地盘。华尔顿·沃克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非常自信，以至于让部队在没有侧翼保护的情况下贸然前进，很多先头部队也开始在火炮掩护范围外活动。

在落日时分志愿军开始行动，他们发动的突然袭击首先摧毁了南韩第二军的部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整个崩溃。志愿军然后攻击劳伦斯·凯瑟尔少将的步二师，激烈的战斗立让步二师损失4000人，并丢失了所有的火炮。在柳潭里的陆战队还没来得及发起攻击以前，麦克阿瑟的规模宏大的圣诞攻势就已经结束了。

陆战一师原定的任务是配合第八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并歼灭大批敌军。第十军军部认为很有必要让陆战一师迅速越过太白山，减轻志愿军对第八集团军右翼的压力，但是那些部队已经开始在混乱中向南逃窜。后来史密斯将军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一个试图包围敌人的行动，需要一支部队吸引敌人，并坚守阵地，然后迂回的部队才有机会包围并歼灭敌人。在这场战斗中，守军是第八集团军，他们在11月25日就已经开始撤退，而等到作为迂回部队的陆战一师在11月27日开始攻击时，第八集团军已经在全线撤退了。所以我们的进攻根本不能改变第八集团军面临的危机。而且陆战一师自身也陷入与志愿军第九兵团的苦战之中。”

一直等到11月26日晚，阿尔蒙德才得知圣诞攻势已经被志愿军粉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遭受猛烈攻击，损失巨大，已经开始撤退，在志愿军的围追堵截下，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溃逃。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消息，阿尔蒙德和第十军军部却没想起应该通告前线的陆战一师。

Golf20

第十九章

11月26日一早史密斯将军就坐直升飞机来到柳潭里。雷蒙·戴维斯中校正好在着陆点附近，当他看见直升机“象一块石头一样从10英尺高处落下来”时，不由得为师长的安全担心起来。幸好史密斯和飞行员都没受伤，只是被震得晕头转向。走下飞机，史密斯向戴维斯点点头，以他特有的谦逊态度询问利兹伯格上校的指挥所在哪里。

“就在那边，将军，您没事儿吧？”

史密斯说了声“没事儿。”就迈着大步走向那顶被寒风吹得啪啪作响的帐篷。

我们只知道史密斯和利兹伯格会面时告诉他默里中校的5团将接替7团先头团的位置，向西进发。生性好斗的利兹伯格听到这个命令时，肯定很不高兴。

当史密斯飞回兴南时，天气寒冷晴朗。从水泡形透明的机舱内，他扫视了下面的山野，在冰雪覆盖的山坡上没有发现任何敌人活动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平民向陆战队提供情报，说附近有大批志愿军部队。为了验证这些信息，利兹伯格上校决定向柳潭里西南方派出一支强大的巡逻队。26日上午，巡逻任务交给了7团A连，连长是中尉尤金·霍瓦特。他们的任务是判断敌人的力量，组成和意图。行动计划是沿着山脊向西南行进大约三千到四千码，然后走下山脊，顺着山谷中的道路返回柳潭里。

前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所以在山脊上行动很困难。陆战队员们觉得他们每时每刻都受到监视。接近黄昏时分，弗兰克·米奇尔少尉（Lt. Frank Mitchell）在前面加快了行军速度，迫使后面的人小跑着才能跟上。这样的行军发出很大噪声，霍瓦特不得不亲自赶到前面，告诉米奇尔降低速度。等他赶上尖兵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米奇尔和他的尖兵火力组正好来到山梁的尽头，正好俯视着山下一片房屋，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的Hangsan-ni。不一会儿，尖兵向后传话说，几个陌生人——原话就是这样的——正在下面的房屋间走动，谈话，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动武。霍瓦特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就准备和翻译一起走下山坡，想和这些没有武装的“陌生人”交谈。

霍瓦特问翻译下面这些人是不是中国人。

“是的，他们是中国士兵。”

霍瓦特中尉说：“我告诉翻译让他对下面的人说我们要下去和他们说话，并要他们保证不向我们开枪。金翻译用中文和下面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听懂了我的要求，并保证不开枪。我们就开始向山坡下走，尖兵火力组在上面掩护我们。还没等我们到达谷底，弹雨突然向我们袭来，又自动武器也有步枪。金翻译和我立即趴下，看见密集的子弹不断将身边的树枝打断。金不幸被击中了。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的射击减弱了一些，我乘机抓住金，将他拖上山坡。”火力组长杰威尔·寇卡特下士（Corporal Jewel Coquat）和他手下的自动步枪手也被击中。

天渐渐黑下来了，在混乱中华尔特·欧戴下士（Corporal Walter O’Day）掉队了。巡逻队后撤，将这三人丢在山坡上——他们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战斗已经发展得越来越激烈，在黄昏的黑暗中四处都能看见枪口的余焰。突然霍瓦特看见米奇尔少尉又冲了上去，抓起被打倒的自动步枪手的武器和手榴弹，开始了他的单人营救行动。上士杰西·斯瓦夫德（Staff Sergeant Jesse Swafford）说：“米奇尔就象是装了发电机一样，有使不完的劲。他用自动步枪向志愿军猛烈射击，直到打光子弹，然后又扔出几颗手榴弹，直到他被一支苏制冲锋枪打倒。这家伙打起仗来不要命。”

一等兵帝米·克伊林（PFC Timmy Killeen）听见旁边有人说，“米奇尔真是脑子有毛病。”

没人愿意接受弗兰克·米奇尔少尉战死的这个事实。A连的迫击炮手威廉姆·戴维斯大概是唯一一个对米奇尔的死信不觉得很惊奇的人。他们两人在从釜山到元山的航程中分享一个舱室，米奇尔吐露了自己的心事，他预感到自己将死在北朝鲜。

虽然手下的排长认为应该留在这个地区，以便第二天早上寻找尸体，但是霍瓦特担心伤员受不了夜晚的寒冷。克伊林回忆道：“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的星星，就像是圣诞卡上画的一样，满山的积雪和松柏。但是寒风瑟瑟，能冻死人。”

霍瓦特说：“陆战队总以他们尽力抢救伤员和收回战友的尸体而自豪，所以将米奇尔，寇卡特和欧戴扔在野外让我很痛苦；但是假如我们去将他们找回来，肯定会造成新的伤亡，我认为那是很愚蠢的。我们第二天肯定会将他们找回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11月26日入夜时分，气温再次下降到大约摄氏零下十八度。北风在冰冻的湖面上怒号，鞭打着岸上的每一个陆战队员和其他军事人员。在柳潭里西面，一座密不透光的帐篷里坐着几名军官，他们是5团2营营长哈欧德·罗伊斯中校和手下的三位连长，正在讨论第二天向西行动的路线。三位连长分别是上尉萨米尔·史密斯(Samuel
Smith)，沃尔·皮特斯(Uel Peters)和萨米尔·加斯科尔卡（Samuel Jaskilka），他们得知行动将于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5团2营将穿过7团的战线，为全师开路。中尉威·里查斯（lst Lt. Wayne Richards ）的工兵排将支援先头营，航空队也将派出一架轻型侦查机，为陆战队提供情报，指挥空中支援。

营级军医亨利·利特威不知道5团2营即将成为全师的开路先锋。他回忆道：“当时我完全是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我只知道这个地方比别的地方更加荒凉。我整天都忙着工作，都没注意到东面那块巨大的冰面。那是个水库么？叫什么名字？我对军事一窍不通，这不是因为我太笨或者太天真，这是因为我根本没接受任何军事训练。”

“当我们准备在仁川登陆时，一名后勤军士交给我一支卡宾枪，一把刺刀还有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盯着这些金属，塑料和木制的物体看了几秒钟，又把它们还给军士，开玩笑说我都不知道该用哪头指着敌人。他找出一把。45英寸手枪和枪套给我，并告诉我如何射击。这些陆战队员们对我很耐心。第二天一早，我注意到外面吵得不得了，等我爬上甲板向外一看，只见登陆已经开始了。

“‘医生，你跟第八波登陆。’

“‘我的天！’

“我想法记住这个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过道里站满背着沉重的背包的陆战队员，我只能在他们中间挤来挤去。我知道我的上司是2营营长罗伊斯中校，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只认识卡勒·瑟德尔中尉（Lt. Karle Seydel），在横跨太平洋的航程中我就认识他了。他是D连机枪排的军官，身材魁梧，留着胡须。他看出我不知所措，就把我拉过去，让我跟着他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他的关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准备好了。背着他为我打的沉重的行李包，摇摇晃晃地站在过道中。这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将从船舷的网梯上爬下去，进入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的登陆艇。我四肢无力，你知道，我从来没参加过体育锻炼。

“‘医生，翻过船舷。’

“瑟德尔中尉在我身边翻过船舷，帮着我一路向下爬。我紧张得不行，双手抓着一根横向的缆索，双脚踩着下面那根缆索，整个身子就像一袋土豆那样挂在网梯上。

“‘两手抓紧了，’他说。

“‘好的，好的。’

“‘现在把你的右脚收回大约6英寸。。。很好，医生。现在慢慢地将右腿伸直。。。好的。现在将将右脚踩在下面那根横向的缆索上。’

“我上岸后的第一个伤员的大腿上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前线的卫生员在在伤口下放了一个止血器。我当时紧张不安，眼前的伤员更让我心慌意乱，不过至少我还能工作。我看着周围的卫生兵如何工作，很快学会如何在紧张混乱的环境中抢救伤员。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总卫生兵努恩（Chief Corpsman Nunn），他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外面战场上的枪炮声还是不时打扰我。当我们的战列舰第一次开炮时，406毫米的炮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就像一列货车从天上驶过。我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将双手压在地面上，好像想要躲过它似的。努恩对我说，‘别害怕，医生，那炮弹听声音不会落在这里。’

“‘哦！’我擦了下额头的冷汗说。

“我曾经在费城总医院实习过，你无法想象仁川的一个包扎所和医院的大手术室之间的差别。这里没有手术无影灯，唯一的光源是旁边卫生兵手中举着的手电。伤员就四处躺在地上。除了吗啡和纱布外，别的器具都没有消毒。不过至少我可以将他们送到后方去。但是在柳潭里我们被志愿军包围，无法将伤员向后方转移。很多卫生兵在通往汉城的路上战死，以至于海军不得不抽调军舰上的卫生兵来填补空缺。

“朝鲜战争中很多事情我终身难忘，其中一件事是这样的：当我们在仪政府时，一天晚上来了两名年轻的，满头金发的卫生兵。他们刚从船上下来，问我哪里需要人手，我送他们去了F连，因为最近那里伤亡严重。这两个年轻人是好朋友，二话不说，立即出发去上尉沃尔·皮特斯的指挥所。没想到，还没等到天亮他们两人就阵亡了。

“太恐怖了。。。他们上岸来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看看朝鲜的山水风光，农舍和稻田就战死了。我让努恩将他们两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将纸片放进我的钱包，直到现在我还为这两名满头金发的年轻人感到悲伤。

Golf20

作者是在朝鲜战斗过的陆战队老兵，得过紫心勋章。我猜他肯定来自于陆战一师。不知道他的军衔，估计是尉级军官。

Golf20

第二十章

这是在柳潭里的第一个夜晚，5团2营的副营长约翰·霍普金斯少校（Major John Hopkins）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利特威医生冲动地打开自己的背包，拿出一瓶两盎司的药用白兰地，交给少校。少校又惊讶又高兴，要和医生分享美酒，医生婉言谢绝了。霍普金斯走到罗伊斯身边，这时他正在抽一支骆驼烟。（利特威医生说：“我很佩服罗伊斯中校，因为他总是那样平静和高傲。他从来不着急，只是接连地抽烟，也许你认为他心中焦躁不安，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时他也这么抽烟。”）霍普金斯将一半白兰地倒在水杯中，递给营长。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是我的生日，医生贡献点酒。”

罗伊斯举起杯子说：“为你的健康，干杯！”

霍普金斯举起酒瓶，凝视着西方崇山峻岭，想起明天即将向武平里进发，不由自主地说：“为了我们即将开始的最漫长的55英里征程，干杯！”

11月26日夜，陆战一师在水库东面只剩下一支小部队，没什么战斗力，他们就是上尉乔治·金（Captian George King）的工兵1营A连，他们在一处废弃的锯木厂露营，根据日制地图，这里叫泗水里。在下碣隅里以北两英里的地方，紧挨着湖岸，是个相对孤立的地方。

7团F连这时还在下碣隅里，中尉拉瑞·施密特（Lt. Larry Schmitt）是机枪排排长，在小镇西侧建立了一个简易射击场，用来测试在严寒气候下小口径武器的功能。他说：“M1步枪没问题，但是卡宾枪无法送弹。我们试着将弹簧拉长一些，这样枪栓就有更大向前的冲力。机枪也没问题。但是自动步枪有故障，多数是无法送弹，原因是弹夹里有脏东西。”

下碣隅里很平静。上尉本杰明·瑞德（Captain Benjamin Read）是11团H连连长，他们在小镇北侧露营，等待着下一个火力支援任务。清晨1时45分，枪械军士艾尔马·沃尔林（gunnery sergeant Elmer Walling）摇醒上尉，建议他听听连接各个炮位的电话网。喝了口急速冷却的咖啡，瑞德上尉抓起话筒，开始听，正好这时一等兵斯坦利·罗克维兹（PFC Stanley Lockowitz）开始了他的广播：“这是HOW广播电台，来自朝鲜寒冷的野外。现在开始播出《神秘的声音》，由中尉威尔布·赫恩顿的田纳西手搓嚼烟公司赞助。。。但是在我们听到神秘声音前，一等兵包曼（PFC Bergman ）将给我们唱一段圣诞歌曲，”西尔特·包曼是一名来自密西根的二十岁的小伙子，瑞典后裔，等掌声平息下去后，开始演唱《平安夜》。然后罗克维兹说：“现在让我们来听神秘的声音”他清了清嗓子，用浓重的鼻音宣布，这天晚上人和野兽都不适合外出。炮位上的陆战队员们要猜出他在装谁的声音。

“哈里·杜鲁门？”3号炮位上的人抢答道。

“回答错误。”

别人又试了几次，都猜错了，罗克维兹不得不提示一下，他说：“到圣诞节，你们和我一样都可以回家了。”这个提示太明显了，人人都知道这是麦克阿瑟将军，最先说出名字的人得到奖品。电话里又传出罗克维兹的声音：“你赢得了大奖，奖品是两发105毫米白磷炮弹，你可以亲自将它发射到你挑选的目标。祝你好运，再见。”回想起这段往事，瑞德说这表现出在灾难到来的前夜，虽然狂风怒号，滴水成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志愿军就埋伏在附近，但是陆战队员们的士气依然很高。这时在柳潭里，人人都能预感到志愿军即将发起攻击。

短暂的降雪后，气温开始骤降。在午夜时分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2度。站岗的陆战队员开始吃不消了，于是建立起轮换系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有火炉的帐篷里暖和暖和。很明显这时恶劣的气候已经开始影响部队的效率了，虽然对士气还没造成影响。（霍默·利兹伯格后来估算说，从摄氏零下18度（大约是华氏零度）开始，每降低一摄氏度，每人大约损失4%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在摄氏零下32度时，部队只有一半工作效率。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倍的人力去完成日常工作，比如说设立加热帐篷。）

11月27日黎明，柳潭里周围的山坡和谷地中到处可见身穿风雪大衣的陆战队员在跺脚，拍打双手，设法加快血液循环。不一会儿点起几处篝火，人们开始聚集起来烤火，加热战地套餐或加热冻僵的武器。虽然严寒冻得人手脚发麻，但是溶解在陆战师编制中的能量慢慢释放出来。（陆战队将军威克特·库拉克（Marine General Victor Krulak）说：“一个陆战队单位讨厌血液循环不畅。”）

罗伊斯的2营于7时30分开始向西面的不毛之地推进。走出村子大约一英里，地势变得越来越险峻，周围的山峰比陆战队员们在以前的战斗中遇见的都高出许多。观测机摇晃着翅膀飞过来，在路上扔下一个装着信息的盒子。F连是先头连，连长上尉沃尔·皮特斯拿到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写道：“前面有几道路障，无人守卫。”

一共有9道路障，由原木和巨石堆成。F连越过公路右侧1403高地的山肩，轻易地避开了这些障碍，后面的工兵将用推土机打通道路。看见皮特斯的连队转到路的右侧，罗伊斯派上尉萨米尔·史密斯的D连去路的左侧，加斯科尔卡的E连为预备队。

F连慢慢接近了这一地区的制高点——Sakkat山。山的东坡上有一排排的加固的火力点，显而易见。一开始志愿军的火力断断续续，但很快就能看出这里志愿军的兵力强大。火力很快加强，到中午时分志愿军已经不满足于延缓美军的推进，而是要彻底切断美军的前进道路。志愿军严守阵地，毫不退让。罗伊斯回忆道：“战局对我们很不利。我将局势告诉默里中校，他回答说，‘好的，停止攻击，我们明天早上再开始攻击。’”

这时是下午2时30分，5团2营前进了大约1英里。这样的进度肯定会让阿尔蒙德将军很不高兴的。

罗伊斯说：“这天肯定是神的意志才让我们没走很远。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在山地中向前多走一两英里的话，后面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当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时，一名叫罗伯特·约翰逊的一等兵走在全师的最前面。他走到两座陆战队控制的山头之间：左面是1426高地，右面是1403高地，都由7团3营的连队控制。在约翰逊面前是一条冰冻的小溪和一座石桥，远处是Sakkat山。当时没人意识到，小溪和石桥是陆战一师前进的终点。

李周恩精疲力竭地领先登上柳潭里南面的1276高地。他的胳膊上的伤还没愈合，依然疼痛，膝盖也有问题，同时还得了重感冒；总的来说，他觉得自己处于崩溃的边缘。李回忆说：“我没承认我有任何的病痛。但是威尔考克斯上尉看出来我的状态不对，就命令我休息一天。”这样他就没跟着B连去巡逻，他们的任务是去找回A连3位战死的陆战队员的尸体。

他们从柳潭里向东南方走了大约3英里，然后进入一道小山谷向西走了大约1个小时。约瑟夫·欧文少尉和往常一样，依靠传令兵下士罗伯特·凯利超强视力去发现志愿军的行踪。这次也不例外，凯利最先看见远处地平线上的志愿军。

“在哪里？”欧文问道。

凯利手指远方，说：“那里有很多，他们都穿着白色军装，站在大约500码远的山脊上，看见了么？”

“我看见了，赶紧通知连长，凯利。”

等凯利将志愿军的阵地指给连长看，威尔考克斯命令道：“回去告诉欧文，继续前进。”

志愿军身穿白军服，在积雪的山坡上隐蔽的很好。巡逻队继续前进，由于角度的变化，又看见别处也有志愿军。有一组志愿军正在半山腰吃饭，一边用筷子在碗里扒拉着米饭，一边看着巡逻队在山下排成纵队经过。

一等兵詹姆斯·基冈回忆道：“很明显我们很快就会遇到大麻烦。威尔考克斯上尉指挥我们登上高地，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上山时我看见附近的山脊上站着两名戴着白帽子的志愿军军官，就在这时他们开火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但是那可怕的声音，子弹不断击中我们周围的石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中士谢尔曼·里奇特（Sergeant Sherman Richter）说：“战斗一打响，大脑就停止思索，求生的本能支配一切。思维陷入混乱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向死尸不断射击的原因。”

约瑟夫·欧文少尉说：“志愿军越来越近，我们开始有人被打倒。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们远离基地，伤亡造成很大的麻烦：除去伤亡的损失外，还要加上抬担架的人，在这样的山区，需要4个人。这时我们被志愿军的火力压制住，我开始觉得紧张。在战场上我总能感觉到敌人射来的子弹在我身边散布着恐怖气氛。”

欧文手下的迫击炮手们架起一门炮，向南面斜坡上的一队志愿军打出一发炮弹。欧文看着这发带有尾翼的炮弹慢慢地升上天空，然后落入志愿军队列中。完美的一炮——但是没有爆炸——这是一发哑弹。欧文说：“有些炮弹外表长着绿色铜锈，我觉得这些都是哑弹。这些锈迹斑斑的炮弹表明陆军的后勤兵们不会保存弹药。这些狗东西！都不能在日本照看好他们的物资器材，我们大多数的弹药都是从那里运来的。过了一阵，我们看出志愿军想把我们彻底包围起来。汉克·凯瑟少尉正好就在我身边，在战斗中和我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志愿军不断逼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又突然改变攻击方向，最后实在把我惹火了。这时我极度厌恶那个指挥冲锋的志愿军排长。我决定将这个混蛋赶走，而不是打死他。”

欧文身高大约两米，脸上流着好几天没刮的胡须，从雪地中站起，凶神恶煞般地冲下山来，手中挥舞着上了刺刀的卡宾枪。但是他手下的陆战队员却先开枪将志愿军军官打死。（欧文说：“我当时的举动很愚蠢，但是我不在意。”）

上尉威尔考克斯的下额被子弹击中。剧痛让他无法说话，但是还能走动。他将指挥权转交给B连副连长约瑟夫·库卡巴中尉（Lt. Joseph Kurcaba）。

库卡巴说：“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在他的指挥下，B连先在山脊上建立起紧密的防御圈，然后通知大家天一黑就突围。同时还组织了运送伤员的4人小组。B连到现在还没见到A连丢下的3名战死的陆战队员，情况如此危急，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搜索。

一等兵詹姆斯·韦德（PFC James Veeder）说：“我们当时不断祈祷。”

一等兵约瑟夫·海德瑞克（PFC Joseph Hedrick）是库卡巴中尉的步话机操作员，看到天空上有几架陆战队的海盗攻击机，就立即用他的地空步话机呼叫道：“附近的一切飞机请立即支援我们。”

一名飞行员回答道：“我是‘色魔’”这组攻击机刚在柳潭里执行任务，正要回航空母舰，飞机上的炸弹和火箭已经用完，还剩下些。5英寸机枪子弹。韦德说：“第一架海盗机飞过来，紧接着我左面的积雪和泥土就被掀起来。天已经快黑了，飞机上的机枪喷射着火焰，看上去就像是一串节日的彩灯一样。我痛苦地意识到这两名飞行员错认为我们是志愿军了。他们转圈，准备再次攻击，就在这时我看见整次战役中最勇敢的举动：一等兵山姆·赖斯（PFC Sam Rice）站起身来，摇晃信号牌，试图告诉飞行员我们是陆战队战友。依靠天边最后一丝亮光，飞行员终于看见地面的信号，山姆挽救了我们。”

天一黑，B连就试图突围，但是志愿军预料到B连的行动，开火阻击。欧文说：“就像是有一大群黄蜂在追赶我们，不管我们朝哪里走。向东走了大约1小时后，我们看见前面有灯光。这时我们在柳潭里以南大约5公里的地方，开始我们搞不清这时怎么回事；后来才看出这是汽车前灯。”

这是戴维斯中校和几辆吉普车改装的救护车。他告诉司机打开前灯，引导B连顺路过来。跟随戴维斯来的还有上尉约翰·莫里斯（Captain John Morris）的C连，准备营救B连。

欧文说：“我们不需要营救。后来倒是运气不佳的C连需要营救——不过这是后话。”

一队卡车转过弯道，向柳潭里南开来。行使在布满车轮印的道路上，发出空洞的隆隆声，这表明它们是空车。戴维斯中校站在路中，挥手拦住车队。将受伤的陆战队员装上卡车，车队继续前进，开往22公里外的下碣隅里。这是在灾难开始前，最后一列离开柳潭里的车队。

库卡巴中尉带着满身泥土的B连回到1276高地上的休息区，莫里斯的C连则在柳潭里以南5公里的地方建立新阵地——这是利兹伯格亲自指定的，目的是保护主供应线。（这个阵地是1419高地，也叫火鸡高地，因为感恩节那天大批的火鸡骨头扔在山坡上。）没有人想到志愿军悄悄尾随B连，来到公路附近，正在准备攻击莫里斯的不满员的C连。对陆战一师的分割包围马上就要开始了。

Golf20

第二十一章

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手下３个步枪连中的两个——Ｅ连和Ｄ连——平安地到达柳潭里。当利兹伯格上校听说２营营长和Ｆ连以及重武器连和营部连都还停留在下碣隅里时，很不高兴。他叫来Ｅ连和Ｄ连连长，告诉他们在罗克伍德到达以前，他们由戴维斯中校指挥。戴维斯营长这时负责指挥５个步枪连，他立即将Ｅ连和Ｄ连派上柳潭里北面和东北面的两个邻接的高地。上尉华尔特·菲利普斯（Captain Walter Phillips）指挥的Ｅ连守卫１２８２高地，上尉密尔顿·胡尔（Captain Milton Hull）指挥的Ｄ连守卫１２４０高地。

７团Ｄ连的一等兵乔治·克罗兹说：“我们一字排开，控制周围的山头，从这里可以看见右面的水库，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溜冰场。在湖岸边我们看到一个烧毁的小村。太阳落山时传来消息，明天将派一支巡逻队去查看那些废墟，我们猜那里可能隐藏了些什么秘密。１１月２７日出了些乱子。首先，那个该叫醒我的人不负责任，等巡逻队准备好，快出发时，我才半醒，满嘴怪味，特想喝杯咖啡。更糟糕的是，胡尔上尉看见我在后面奔跑着追赶巡逻队，叫我赶紧跟上来。”

８５人组成的巡逻队下山后，有命令传到１２４０高地上的指挥所，要中尉鲍尔·穆兰尼（Lt. Paul Mullaney）立即去师指挥所报道。（在兴南的人事部突然发现中尉得了两枚紫星勋章，这时陆战师的政策时当你得到第二枚紫心勋章时，就可以不在前线服役。）问题是，穆兰尼的排走在巡逻队最前面，已经接近湖边小村的废墟。胡尔上尉决定暂时压下师部的命令。

一等兵阿尔弗雷德·布莱德肖（PFC Alfred Bradshaw）来自Ｄ连，他回忆道：“这里的自然景色绚丽多彩，有崇山峻岭，四处覆盖着积雪。我正欣赏着自然风光，突然在我右边大约２０码的地方出现几个身穿白军服的志愿军士兵，他们的步枪挂在肩头，吊儿郎当，好像随时准备投降。双方意外地相遇，好像他们不愿和我们发生冲突。我示意离我最近的志愿军士兵把步枪交给我，但是每当我向他走近一步，他就倒推一步。我们对视着，谁也不退让，几秒钟后，我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想让我跟着他走。所以我停下脚步。突然战斗打响了，我也加入射击，打倒了那位试图将我引开的志愿军士兵。战斗越来越激烈，山脊上的志愿军也开始向我们瞄准射击。我看见一组６名志愿军士兵试图从侧翼包抄我们，他们没看见我，所以我停止射击，一直等到他们走上开阔地。另外两名陆战队员同时向他们开火，将他们都打倒在地。”

一等兵克罗兹说：“射击停止时，战场上硝烟弥漫。好像双方都要暂停休息一下。。。有时你最想要的就是一支烟。这天我没吃早饭，也没顾得上抽支早烟。我才不管我们连队是不是快被消灭了，抽支烟是最重要的。我从内衣口袋中掏出压皱的烟盒——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中，我穿了很多层衣服，掏烟盒可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我却找不到火柴盒。我向最近的陆战队员借火，他将火柴盒扔给我，但是落在离我大约一米的地方，我爬过去，抓住火柴盒，然后赶紧跳回来。就在这时听见远处一声枪响，我身边这名叫尼尔的陆战队员叫喊道，‘噢，我的上帝，我被打中了。’我不知道这一枪的目标是我还是他，但是我觉得即慰藉又负罪。我不由自主地认为是因为我要借火尼尔才受的伤。子弹穿过他的两条小腿，没有伤着骨头。他的战斗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战斗又激烈起来，迫使我和另外两人躲到几间烧毁的农舍后面。胡尔上尉跑来跑去，鼓舞士气，很自然他发现我们躲在这个避风的地方。

“‘你们是哪个排的？排长是谁？’

“‘我们是中尉托马森那个排的，长官。’

“‘好的，那么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

“我和另外两人认为我们被志愿军的火力压制住了，所以我们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并没被压制住。他就像‘石墙’·杰克逊在马纳萨斯战役中一样跑前跑后，我们怎么可能被火力压制住了呢？

“‘赶紧到那座山头上去，’他的声音宏亮，盖住了战场上的枪声。‘３排在那里。’

“我跳起身来，抓起步枪和两盒弹药，和另外两名陆战队员出发了；但是战斗越来越激烈，假如我们不转身跑回到原地，我们肯定会被打死的。胡尔上尉刚气冲冲地，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他又回来了，又一次用恐怖的目光凝视着我们３人。他背后肯定有眼睛。虽然已经过了４５年，但是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事我依然吓得发抖。他拔出。４５英寸手枪，指着我们喊道：‘你们的选择很简单，是到山坡上去被敌人的子弹打死，还是在这里被你的连长爆头。’他是个残酷而光荣的杂种，这个胡尔上尉。

“我们跑上山坡，来到山顶一排树前，架起机枪向山下的志愿军扫射。最艰难的是看见托马斯·托马森仰面倒在离我一米多远的地方。看到他这样我很震惊，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不住地看着他。他是个爱好整洁的人，逍遥自在，同时也意志坚定。你也许听说过战场上陆战队下级军官平均存活的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很短。他们来了又走了，这些尉级军官。接受委任状的同时意味着要担当更大的风险。

“中尉穆兰尼冲锋时我们就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他走上山脊，高举起他的卡宾枪喊道，‘冲啊！陆战队员们。’我们这些幸运者呆在后面，向山下的志愿军阵地拼命扫射，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我看到穆兰尼中尉被击中，倒下。这是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第三次受伤了，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可以将这些经历告诉后人。我后来看见他在医院里的照片”

一等兵布莱德肖说：“我发现大约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志愿军机枪阵地。那是一挺英式刘易斯机枪，扁平的弹鼓装在枪的上部。当兰尼中士爬过来时我告诉他，‘我可以看见他，但是他还没看见我。’

“‘你指谁？’

“‘那个志愿军机枪手！’

“兰尼中士从他那里看不见，便对我说，‘好，布莱德肖，你还能看见他么？’

“这个机枪手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射击，我伸头一看，他还在那里。‘是，我还能看见他。’

“兰尼说：‘好，那就赶紧打那小子。’

“就像他们在射击场教的一样，我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瞄准，定位，然后慢慢地扣动扳机。这是轻松的一枪。结果却是惊人的：这名机枪手沉重地倒在机枪上，然后顺着山坡一路滚下来。我很满意，尤其是在班长面前露了一手。我卷起干得发裂的嘴唇，吹起陆战队军歌，看见兰尼中士脸上泛起笑容。”

胡尔上尉让他的排互相掩护，终于回到1240高地，志愿军追到半路。一共有16人伤亡，在志愿军的追击下运送伤员很困难。当陆战队员们回到他们的散兵坑时，太阳已经落到Sakkat山后去了。每一个人都很疲倦，饥饿——也对在被遗弃的小村发生的战斗感到震惊。

一等兵克罗兹说：“天快黑时，送来了我们等待已久的邮件，给这可怕的一天增加了些快乐气氛。由于战斗的刺激，肾上腺素依然在我的血液中，使我不由自主地胡言乱语。一等兵比尔·罗塞尔（PFC Bill Russell）正借着黄昏最后一丝亮光读一封家信，我不住地打断他，描述巡逻时我们的悲惨景象。最后他不耐烦了，转头对我说，‘别这么混了，好不好？’

“‘哦？’

“‘闭上嘴，克罗兹，你没看见我正在读信么？’

“很快我们点起篝火。后来我们才知道上面的命令是熄灭灯火，进入警戒，但是却没人将命令传达给我们。吃完饭后，我们将武器和弹药放好，这样在黑夜中可以快速地拿到。我脱下山地靴，拉下已经结冰的袜子，试着将上面的冰碴甩掉，不过最后我不得不将袜子塞进腋窝下，这样可以将袜子烘干，同时也让已经冰凉的身体更冷。

“晚上我们一个散兵坑里两人，一人睡觉，一人警戒，每隔两小时换班。我们两人中只有我有手表，所以我将手表借给先站岗的同伴，然后钻进睡袋，平躺着，凝视着天上的星星。我不知道这天晚上志愿军将攻击我们，但是下午他们围追不舍，让我们提心吊胆，睡着后我又梦见这些追赶着我们的志愿军士兵。”

1240高地以西800米的地方，是1282高地，上尉华尔特·菲利珀斯带领着7团E连守卫在这里。约翰·杨西中尉说：“我们背后就是柳潭里，前面是连绵不断的山岭。白天我们没看见任何志愿军的身影，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入夜时分，右翼的一名机枪手发现前面有动静，便扔出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后听到有人呻吟。等呻吟声消失后，机枪手拿着手电出来巡查，找到一具体温尚存的尸体，是一名志愿军军官，装备着指方规，绘图板和一大卷测距线带。在他衣服里证件显示他属于志愿军第79师。杨西说：“我的一名传令兵叫李奇·马荣，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这说明志愿军还不知道我们在山上，正在为迫击炮测量数据。”

罗克伍德的F连守卫在距离柳潭里大约11公里的德洞山口，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尉威廉·巴伯(Captain William Barber)几天前才来到连队。他来自肯塔基，参加过硫磺岛战役，当过排长，受过两次伤。

中尉劳伦斯·史密特（Lt. Lawrence Schmitt）说：“他刚从日本来到前线时穿着浆洗熨烫过的军装。而我们其他人在几星期的战斗生活后，都很邋遢。”巴伯德上任演讲也没有为他赢得多少尊重。讲演中的一句话特别让人觉得不舒服，他说：“也许我不知道多少战略，但是我知道很多战术，坦率地说，我是一名优秀的步兵军官。”

罗克伍德中校和巴伯上尉27日下午带着利兹伯格团长的命令，驾车北上，在德洞山口附近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立保护供给线的阵地。F连的陆战队员们此时在下碣隅里，站在尚未完工的跑道旁边，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两名军官在吉普车里沿着狭窄的山路向前行驶，巴伯最先发现德洞山的山肩最适于建立防御战地，德洞山是这里的至高点。

“那里看着很合适，中校。”

罗克伍德中校听从经验丰富的巴伯，停下车。（虽然罗克伍德也参加过二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他就驻扎在那里，但是他从来没经历过步兵战斗。）吉普车没有熄火，两名军官爬上山坡，察看地形。巴伯注意到这里有一段大约800米长的鞍部连接着德洞山，鞍部两侧的山坡很陡峭。

他说：“假如志愿军攻击，肯定从这里过来。”

罗克伍德表示同意巴伯的判断。

从地图上看，这里距下碣隅里较近，比柳潭里近大约1.5公里。罗克伍德回忆道：“距下碣隅里近是F连的优势，这样下碣隅里的炮兵可以志愿这里。”假如向北移动400米，就到射程之外了。部署在下碣隅里的炮兵是11团H连，阵地在长津河东岸的平地上，距离跨河的水泥桥梁大约1公里。

“我们走吧，”罗克伍德说。他发现时间不早了，F连还在11公里以外等待。

“长官，让我留下吧，我想研究一下地形，考虑如何安排我的步枪排和支援火力。”

虽然有些不情愿，罗克伍德还是答应让巴伯上尉留在山上。他回忆道：“当我爬下山回到公路边，遇见一名认识的军官，他停下车，和我谈了一会儿。我们谈到朝鲜的平民，说到在过去这两天他们对待陆战队员的态度有转变。从前他们会找我们要吃的，孩子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要糖吃。但是现在孩子们都不见了，我们很少看见平民，即使看见了，他们也尽力避免和我们接触。我们又谈论起另外一个类似话题：这个地区有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特别是鹿，最近经常象中了邪似的从高地上跑下来，好像是被人驱赶。我们同意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罗克伍德离开后，巴伯上尉在山上转了好几圈，计划防御阵地。很可能有志愿军士兵在监视他，这时周围的山上隐藏了很多志愿军。但是这时他没危险，因为山下的公路很近，而且交通繁忙。回到下碣隅里，罗克伍德却找不到车辆运送F连去德洞山口；中尉罗伯特·麦卡锡回忆道：“假如找不到车辆，我们就将于15时从下碣隅里出发，爬11公里的山路。大家开始忧虑起来。最后，F连的炮兵前线观察员少尉唐纳德·坎培尔给大家带来好消息。11团H连连长本杰明·瑞德上尉已经派他的9辆卡车过来了。很快车队就到了，每辆车上装载25到27名陆战队员，加上他们的武器、背包、睡袋、给养和弹药。”瑞德上尉的行动证明他是F连忠实的朋友。他慷慨地出借卡车，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还将为巴伯和他的F连多次服务。

一等兵理查德·郭甘说：“这是一段凄惨的旅程。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接近黄昏，周围我只能看到在路边有几间遗弃的破房和一个小喷泉，虽然气温在零度以下，但是泉水依然在流动。”巴伯上尉说：“有件事情让我考虑了很久：是否下命令让大家挖掘工事。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挖掘工事是苦差事。泥土已经冻结住，陆战队员们也很疲劳。我对自己说，见鬼去吧，今晚肯定不会有事；但是等到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随大家去抱怨吧！”

陆战队员们开始用手头的工具挖掘工事，大家都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今天巴伯毫不犹豫地说，假如他没下命令修工事，在那天夜里的战斗中，7团F连肯定会被消灭的。“无论怎样推断，我们都无法幸存。”巴伯总结道。

大约晚上9时，F连完成准备工作，一半人爬进厚厚的睡袋休息。银色的月光普照着山野。寒风吹动山坡上的灌木和小松树，沙沙作响。在这些噪声的掩护下，大队志愿军悄悄地接近美军阵地。

1小时以后，最后一队卡车开着车灯，隆隆地驶过；然后德洞山口寂静下来。
（第二十一章完）